第一篇:如何理解《合同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它常常稱為是債法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稱為“帝王原則。”
一、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同時,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具體來說,誠實信用原則具有如下內容和功能:
1、確定誠實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等行為規則;
2、誠信原則要求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
3、解釋法律和合同的作用。
二、在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的各個階段,甚至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后,當事人都應當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一)合同訂立階段。在合同訂立階段,盡管合同尚未成立,但當事人彼此之間已具有訂約上的聯系,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負有如下附隨義務:(1)忠實的義務。當事人一方應如實向對方陳述商品的瑕疵、質量情況,同時應如實向對方陳述一些重要情事,如財產狀況、履行能力等,總之要終于事實真相,不得作虛偽陳述。(2)誠實守信,不得欺詐他人。(3)相互照顧和協助的義務。任何一方都不得濫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和其他手段爭取不正當利益,并致他人損害。依據誠信原則產生的訂約過程中的附隨義務,隨著當事人之間的聯系的不斷密切和發展,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這些義務而給另一方造成信賴利益的損失,應當承擔締約過失的責任。
(二)合同訂立后至履行前。合同訂立以后,尚未履行以前,當事人雙方都應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嚴守諾言,認真做好各種履約準備。如果一方在履約前因經營不善造成嚴重虧損,或者存在著其他法定情況,另一方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暫時終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對方提供履行擔保。但是另一方在行使終止權時應嚴格遵循誠信原則及法律規定的條件,不能因為對方支付能力出現暫時的或不嚴重的困難,便借故終止合同的履行。如因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而行使終止權,給對方造成損失,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履行應當嚴格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遵守誠信原則:
1、要求當事人除了應履行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以外,還應履行誠信原則所產生的各種附隨義務。這些附隨義務主要包括:相互協作和照顧的義務、瑕疵的告知義務、忠實的義務等。
2、在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內容不明確或欠缺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應依據誠信原則履行義務。
(四)合同的變更和解除、終止等過程中的誠信原則。(1)當事人在合同訂立以后,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的原因而發生的情事變更,即使合同存在的基礎發生動搖和喪失,且導致當事人利益的嚴重失衡,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應允許當事人變更和解除合同。在情事變更時,變更和解除合同應嚴格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如在長期的繼續性合同中,任何一方依據合同規定的條件而解除合同,應當提前通知對方,使對方有充足的時間做好準備。一般而言,如一方違約后,如果違約并沒有給非違約方造成重大損害,依誠實信用原則,非違約方不得提出解除合同。(2)在合同關系終止后,盡管雙方當事人不再承擔合同義務,但亦應根據誠信原則的要求,承擔某些必要的附隨義務。在合同的用語含混不清、意義不明時應依據誠信原則對合同條款予以解釋。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解釋合同,需要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確定合同的內容。(3)在合同發生爭議以后,當事人雙方都應當依據誠信原則,妥善地處理爭議,避免給對方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無論是實行替代性購買還是替代性銷售,都應依誠信原則進行,不得高價購買,低價變賣,損害另一方利益。
第二篇:淺談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
淺談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項基本道德準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法律規則,同時也是我們貫徹黨中央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一種具有道德內涵的法律規范。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一向重視誠實信用這一倫理標準。“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沿襲下來的一個道德信條。到了現代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歐美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準則進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帝王規則”、“吾臨法域”,可見誠實信用原則之重要性.誠實信用原則兼具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雖然不是一項具體的制度,但作為一項抽象的原則,對于一切民事主體的一切民事行動發揮著制約作用。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在實施民事行為時,應當講究信用,嚴守諾言,不把自己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上,應當在不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什么是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做人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現了“誠信”一詞。《商君書?靳書》把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并稱為“六虱”。但一般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起源于羅馬法,但在當時僅有“善意”的概念,并未明確確認誠信原則。中國有學者認為,古代羅馬法中的誠信契約是現代誠信原則的淵源。在羅馬法上,誠信契約是嚴正契約的對稱。在誠信契約中,債務人不僅要承擔契約規定的義務,而且必須承擔誠實、善意的補充義務。就誠信契約發生的糾紛按誠信訴訟處理,在誠信訴訟中,審判者不受契約的字面含義的約束,可根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對契約進行解釋,并可根據公平原則對當時人的契約進行干預,以消除某些契約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標準增減契約義務。羅馬法的“一般惡意抗辯”與“誠信契約”都反映了道德與倫理的要求,體現了衡平與公正的精神,因此可以說他們都是現代誠信原則的最早起源。總的來說,誠信原則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羅馬法、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三個階段:
(1)羅馬法階段體現了商品經濟對法律的一般要求,當事人的誠實信用是履行契約的可靠保障。
(2)近代民法階段,資產階級基于法治國的思想,保留了對當事人的誠信要求,但剝奪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誠實信用原則被限制在債法的適用范圍內,或規定為合同履行的基本準則,盡管如此,也為以后的立法奠定了基礎。
(3)現代民法階段,誠實信用原則的誠信要求與自由裁量權定向統一,承認了法官的能動性,對發展和補充法律起了很大作用,還規定了任何人都必須誠信地行使權利并履行義務,標志著現在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
誠信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轉的內在需要。在市場活動中,誠實信用的基本含義就是要求人們要誠實、誠懇、講究信用、守信、有信,反對隱瞞欺詐、反對偽劣假冒、反對弄虛作假,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一些客觀原因,誠信原則在我國的社會經濟中處于嚴重缺失的現狀。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一個歷經市場洗禮而沒有倒下的三鹿倒下了。在這場奶業大地震中蒙牛、伊利等耳熟能詳的品牌無一例外牽涉其中,整個行業形象大受損害。事情雖已過去,但母親懷中啼哭的受害嬰兒,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事實上類似的欺詐事件還少嗎?染色饅頭,瘦肉精事件,蘇丹紅鴨蛋,地溝油事件,大頭嬰兒事件、、、。這些不法企業的非法制品充斥我們的生活,使人們不禁產生了“我們還能吃什么”的感嘆。
這些不合格的產品之所以流入我們的生活,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企業自身誠信原則的缺失。
二、法理制度的相對缺失。因此不僅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也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
江澤民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法制經濟。良好的社會信用是建立規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保證、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條件,是現代經濟金融正常運行的重要條件。”這段講話深刻闡明了誠信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良好的信用,能夠推動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反之,如果言而無信,信用失范,就會影響甚至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一.誠信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基礎性的行為規范,市場行為主體只有堅守誠信才能使自己的活動遵循市場規則,才能使自己的逐利行為保持合理性、合法性,才能有效避免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的發生。誠信原則是對交易雙方合法權利的維護和尊重,每一個市場主體,只有講誠信,才可能獲得牢固的伙伴,才可能樹立品牌形象,才可能獲得持續發展。
第二,誠信是市場經濟活動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交換的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只有大量商品的交換才可能形成市場,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雙方信用的交換,沒有信用為前提,是無法完成交換的。因為市場是復雜而多變的,使得交換過程變得復雜,風險加大,交換雙方遵守誠信就越有必要,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市場秩序的規范。因此,誠信觀念的基本作用就是規范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把阻礙合作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總之,誠信對于市場經濟尤顯重要,沒有誠信,就沒有健康良好的市場秩序。
第三篇:小議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適用
小議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適用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實體法中被奉為“帝王條款”,但民事訴訟具有嚴格的規范性和較強的程序性,在民事訴訟中應否適用該原則,并如何適用該原則呢?現代西方法治國家大都承認誠實信用原則不僅適用于民事實體法領域,而且適用于民事訴訟領域,并在法律中對此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那么中國是否也應該如此呢?
一、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
通常所說的誠實信用原則屬于道德規范。在民法中可以理解為當事人在市場活動中應講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含義可以分為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和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指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進行訴訟行為時(行使訴訟權利或履行訴訟義務),以及法官履行國家審判權進行審判行為時主觀上應誠實善意。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意指法院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必須維持當事人雙方利益平衡和當事人和當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平衡。
二、在中國,誠實信用原則應否在民事訴訟法中適用
1、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中,已有一些反映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比如民事訴訟法的第102條、第129條、第130條的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頒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中,規定了更多的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如第7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2、誠實信用原則是實現民事訴訟法內在價值的需要,既公正和效率。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以誠實善意之心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同時誠信原則的實質在于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承認法官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誠實信用原則要求訴訟主體誠實的進行訴訟行為,減少不誠實可能引起的訴訟反復,減少訴訟成本。
3、解決民事訴訟實踐中已經暴露的問題的需要。
在民事訴訟實踐中經常出現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甚至法官不誠實信用的行為,但我國并沒有規定相應的處理辦法。例如我國采用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的模式,由于對當事人舉證的時機未作限制,一些當事人即借助此程序上的空檔。在法官、對方當事人及律師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提出始料不及的證據,發起突然襲擊,使得對方當事人不能有效質證。即使是虛假的證據,對方當事人在此種被動情況下亦無從揭露,這對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造成障礙。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沒有規定如果證人不出庭將如何處理,導致不誠實信用的行為屢屢出現。
三、如何在民事訴訟法中適用誠實信用原則
(一)、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對不同主體的要求及法律效果
1、對當事人:
(1)禁止當事人采用不正當的訴訟行為。如果當事人使用不正當手段(該手段違反法律或違反公序良俗)制造出能夠適用有利于自己的訴訟法規或者能夠回避適用不利于自己的法規的情形,可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否定他所期待的法律后果,或視為該狀態未發生并承擔相關的費用。
(2)禁止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如當事人違背真實義務,致使訴訟程序延滯的,應負擔因延滯而產生的訴訟費用。禁止當事人舉證中的不當行為禁止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反言。禁止當事人作虛假陳述。
2、對法官:
法官有自行回避的義務。法官應當公開自己的自由心證,即法官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應當尊重當事人的程序權利,給當事人充分的陳述機會,不得實施突襲的審判。禁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律規定的數量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成反比,法律所作規定越多越完備,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越小,這也要求加快制定民法典的步伐。
3、對其他訴訟參與人
(1)對于證人。一是證人的證言必須客觀真實,這樣才能證明案件事實。二是證人有出庭作證的權利和義務,證人不僅應當真實客觀的陳述自己的所知事實,而且應當出庭作證。
(2)對鑒定人。因鑒定人故意或過失作虛假鑒定而蒙受損失的當事人有權要求賠償,并且該鑒定意見不予采納。
(3)對于代理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必須在代理權限范圍內行使代理權,不得濫用和超越代理權。
(4)對于翻譯人員。由于翻譯人員一般是法院委托或指定,因此當事人有權提出更換作虛假翻譯的翻譯人員的請求。
根據法理,法律原則是法律規則的指導思想,法律規則是法律原則的基礎與支撐。離開了原則的統領,法律規則之間就難以協調和統一,離開了規則的支撐,法律原則只能是法典中的宣言式規定。原則與規則的協調問題正是我國目前立法中難題,立法中的許多原則缺少相關規則的支撐,只能成為書本中的法律,而難以貫徹在實踐中,極大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誠實信用原則進入民事訴訟法后,應當進行怎樣的調整來落實這一基本原則,自然是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前提問題。
舉例來說,誠實信用原則在審判前階段必須有以下規則支撐。禁止不當的訴訟狀態形成。不當的訴訟狀態是指一方當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惡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使用不正當手段妨礙對方當事人有效地實施訴訟行為,從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損害他人的訴訟狀態。例如,為了爭取有利的管轄法院,利用不正當手段變更義務履行地或修改合同簽訂地;以不正當的理由獲得財產保全等。針對這種情況,在民事訴訟法中應確定禁止的規定。一方面,對方當事人可以對不正當訴訟狀態的形成提出異議;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否定一方當事人已經惡意實施的不正當訴訟行為。
當然對于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問題還在爭論中,將已
經是私法基本原則的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只是理論上的探討,能否真正起到其理想中的作用還需要司法實踐的探索和檢驗。但誠實信用原則不是孤立存在也不是萬能的“帝王條款”,它必須和民事訴訟法其他基本原則以及民事訴訟法的具體法律條文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它的作用。
第四篇: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上的應用
[內容提要]
信用的缺失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社會的巨大危機。這種現象在民事訴訟領域也日益嚴重。為了重建訴訟信用,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是必要的。誠信原則具有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權與限權的雙重功能,并有節約訴訟成本的功能。在訴訟中,誠信原則適用于訴訟當事人和法院三方。訴訟當事人和法院三方都應該遵守誠信原則所要求的義務,違反誠信原則所要求的不同的義務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本文共11809字。
誠實信用原則理論在近代經歷了兩次擴張。一次是誠實信用原則在私法內部的擴張,即該原則由債權法原則上升為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這次擴張以瑞士民法典在總則中明確規定誠實信用原則為標志。第二次則是誠實信用原則向私法外的其他法律領域的擴張。這一過程正在進行之中,主要表現在誠實信用原則向民事訴訟法、行政法甚至刑事訴訟法領域的滲透。與第一次的順利實現擴張不同,這次擴張在理論上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是在立法上很快得到了回應。德國于1933年修改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訴訟當事人的真實義務,韓國1990年的民事訴訟法在第一條中明文規定了誠信原則,這是誠信原則向民事訴訟法擴張的重要標志。今天,“無論是學說還是判例都不再懷疑在民事訴訟中信義原則的可能性了”,“誰也不會否定信義原則作為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一的存在價值”。
過去我國對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研究較少,近來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討論誠實信用原則的文章多了起來。論者或從實體法向程序法的滲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授予、控制當事人濫訟等出發,肯定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的必要性,或從民事訴訟的誠實信用原則要以現代民事訴訟程序的建立、尊重訴訟當事人的主體地位以及程序主導作用為前提立論,認為民事訴訟領域誠實信用原則的引入有“后現代意味”,在我國職權主義模式下引入此原則很有可能會陷入“時代錯位”這一危險境地。那么,中國民事訴訟到底是否應該引入誠信原則?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功能、使用范圍和方法是什么?本文首先論證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的必要性,然后探討誠信原則的功能與局限性,最后說明它的適用范圍和方法。
一、誠信原則為何能適用于民事訴訟法
誠信原則起源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中有兩種誠信,一種是訴訟法領域的誠信,另一種是適用于債權法領域的誠信。訴訟法領域的誠信表現為裁判官運用自己的權威解決疑難案件的“裁判誠信”過程,當然裁判官在這個過程中也必須遵循誠信原則的正義與公平的要求。訴訟中解決疑難案件的結果,確立了實體法中的裁判規則,這就是程序法產生實體法的過程。這些規則要求當事人以其行為忠實地履行其義務,恪守客觀誠信。債權法領域的誠信是一種當事人確信自己未侵害他人的權利的心理狀態,即主觀誠信。實際上,從發生上看,不論是主觀誠信還是客觀誠信都是裁判誠信的結果。在現代民法中,由于法律的重心早已由程序法轉向實體法,在多數國家裁判誠信被作為主觀誠信和客觀誠信的訴訟運作方式而失去了其獨立的存在。所以在現代訴訟中,裁判誠信就成為主觀誠信和客觀誠信的結果。誠信原則的訴訟法起源所賦予它的屬性盡管被從程序到實體的法律重心所遮蔽,它最終仍然暴露出來。如在瑞士民法中,第2條第1款規定了客觀誠信,第3條規定了主觀誠信,第4條規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實質上就是裁判誠信。由于誠信原則已經無可置疑地規定在民法典中,這一規定必然意味著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及要求法官遵守公平正義標準,這樣裁判誠信也就如影隨形地存在著。“歸根到底,誠信原則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訴訟問題”。
誠信原則之所以在大陸法系受到高度重視,還與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傳統密切相關。成文法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后性等局限性,無論成文法的規定如何周密,都不可能覆蓋所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會出現模糊地帶和空白地帶。訴訟法也是如此。在模糊地帶,需要法官基于誠信原則秉承正義理念去加以澄清或劃清界限;在空白地帶,則需要法官根據誠信原則去創造規范。可以說,成文法有對誠信原則的天然的依賴性。
近代社會的發展也凸現了對誠信原則的需求。近現代以來,訴訟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公害訴訟、環境訴訟、以大企業為被告的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等逐漸增加,這類訴訟中當事人的地位存在差別,要公平地實施訴訟程序,訴訟雙方遵守誠信原則就顯得很重要了。同時,由于經濟的發達,時間的價值也在增加,人們越來越重視糾紛解決中的時間的經濟性和訴訟的效率性,希望以盡量少的時間和財力去解決糾紛。但是隨著法律的普及和律師業的發展,造成了當事人雙方過分的訴訟攻擊和防御活動,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纏訟和濫訟現象。要對這些現象進行處置,訴訟法的明文規定顯然無濟于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富有彈性的誠實信用原則。特別是戰后以來,所謂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受到了社會團體主義的矯正,要求個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得對社會利益給予適當關注,現代民事法制由個人本位轉向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結合。在民事訴訟上,發生了民事訴訟觀念從相互對抗的自由主義訴訟觀向公平論戰的訴訟觀的變化。在訴訟中,要求當事人真實陳述、相互協作,不得以欺詐等為手段妨礙他人和社會,誠信原則在訴訟中的作用得到了凸現。所以,“信義原則的觀念得到了很大的重視,而對該原則在各個領域具有的特殊性的認識已經逐漸淡薄,從而對橫跨公私法領域的民事訴訟法解釋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從誠信原則產生上看,由于裁判誠信的存在,使得誠信原則本身就成為一個訴訟問題;而且我國作為成文法國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不可能覆蓋訴訟當事人的一切行為,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地方,需要誠實信用原則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同時,在我國民事訴訟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審判實踐中出現了當事人以不正當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訴訟狀態,故意拖延訴訟,作虛假陳述影響法院對案件事實的正確判斷,提供虛假證據等信用缺失現象,導致一系列弊端的產生;在我國社會有重視團體本位的傳統,要求當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兼顧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誠信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中應該成為基本原則之一,這不是“歷史的錯位”,而是有著現實的必要性與價值。
二、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功能與局限
從誠實信用原則的起源以及它與成文法的淵源可以看出,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功能就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予。誠實信用原則的授權功能源于其內在的性質。誠信原則內容抽象,又有高度的彈性和包容性,必須在具體的適用中才能表現出自身的內涵,因此學者稱其為“白紙規定”,即表示其內涵和外延都不確定,含蓋范圍很廣,其模糊性遠遠超過一般的原則規定。在適用該原則時,需要法官根據具體情形進行分析,決定其適用的內容。“立法者正是通過這種空白委任狀,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 ,使之能夠應付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 19世紀成文法國家對法律完善無缺的信念早已隨著歷史而破滅了,明智的立法者承認,法律不可能制定地完美無缺,不可能對一切需要調整的行為給出詳盡而又確定的答案,法官也不是孟德斯鳩所謂的“自動售貨機”,他需要在法律不完善時進行創造性的司法。民事訴訟法不是簡單的操作規程,它包含訴訟程序、法院職權、當事人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的規定,需要進行深入理解和適用。在實踐中,當事人濫用訴權、惡意拖延訴訟等行為多種多樣,大量出現。這些行為在民事訴訟法上并不是都能夠找到明確的解決辦法,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實踐中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以緩和法律的刻板性。從歷史上看,一些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的倒置,就是以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方式完成的。如20世紀工業化的到來,大量出現了污染、醫療、產品責任等侵權案件,在審理這些新型案件時,如果按照傳統的舉證責任分配辦法,則顯失公平,法官在此過程中就運用誠信原則,在訴訟中要求侵權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從而在訴訟法上誕生了舉證責任的倒置。
如果只看到了誠信原則的授權功能,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誠信原則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暗含了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時候,必須基于公平正義的理念,本著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公平兼顧的原則去發展和創制規范。這是誠信原則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內在限制。誠信原則要求法官從立法者的角度出發,去探求立法者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處理;同時,法官在創造性的司法活動中,這種司法處理活動逐步積累和增加,就會逐漸地明晰該原則適用的范圍、邊界和具體的內容,并借由判例對以后的類似行為產生影響,形成對某類行為的具體處理方式的類型化,使原先具有創造性適用的司法活動得以穩定化。這種誠信原則的具體化、類型化的處理方式構成對法官司法活動的外在限制。這也是誠信原則的客觀化或稱外化的過程。當這些判例的具體處理類型成熟時,通過修改成文法加以吸收和消化,把它上升為體現誠信原則的法律規范。
正是由于誠信原則對法官的授權和限權的雙重變奏,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有了安全、確定的外觀,從而把法官造法的活動以靜態、樸素的形象表現出來,使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獲得了正當化的支持。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即使法官在法無明確規定而運用自由裁量權造法的時候,仍然使“審判神話” 不至于破滅。
誠信原則還有降低民事訴訟成本的功能。誠信原則要求訴訟主體在訴訟活動中本著誠實善意的心意進行訴訟活動。它要求訴訟當事人真實陳述自己的主張,不欺詐和偽造證據,不惡意地濫用訴權,拖延訴訟,雙方相互協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要求其他訴訟參與人善意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從而迅速、公正、經濟地尋求糾紛地解決。誠信原則要求法官嚴格公正地遵守和適用法律,不隨意延誤案件的受理、審理,不故意拖延判決的執行等。通過訴訟參與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保證訴訟活動公正有效順利地完成。這樣就能夠節省物力、節約時間,大大降低訴訟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在以前的研究中,學者們只注意了誠信原則的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功能,而沒有看到它降低訴訟成本的功能,從而低估了誠信原則的價值。
除了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之外,還可以借助誠信原則對民事訴訟法的理論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如運用誠信原則探討判決的既判力、論證舉證實效的正當性等,形成了對訴訟理論與實踐的新貢獻,因此具有理論認知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存在著作為說明概念的誠信原則和作為實踐概念的誠信原則。
與任何原則一樣,誠信原則具有過大的靈活性和模糊性,它通常并不是對訴訟行為進行直接規范。它往往作為一種精神或者思想指導,滲透到具體的條文中,通過具體條文的運作體現和實現自身。一般情況下,人們遵守具體規范也就實現了誠信原則的要求;法院往往也不會直接適用誠信原則,而是適用體現該原則的具體規范。從這個角度而言,誠信原則總是補充性的,第二性的。它只能在法律缺乏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不適用它就不能正確解決案件的情況下起作用。當存在體現著誠信原則的具體條款時,這些條款應該首先得到適用。如果適用這些條款所得出的結論與法律的目的性背離或者違反了公平正義的社會理念時,才能排除這些條款的適用,應用誠信原則去創設新的規范。這是誠信原則適用的特點,也是其局限性之一。另外,由于誠信原則集授權和限權于一體,而限權主要通過法官的正義觀念以及的誠信原則的外化來實現,如果這兩個因素之一欠缺時,誠信原則就會成為法官濫用誠信原則的合法外衣。
三、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和法律效果
誠信原則必須對訴訟當事人和法院三方都適用。因為在民事訴訟中,法院、當事人雙方三極構成三角關系,在這個三角關系中,以其中一個頂點針對另一個頂點實施某種行為時,當然會對另一個頂點產生影響。另外,作為實踐概念的誠信原則具有裁判規則和行為規則的雙重屬性。它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去澄清法律規范的邊界和內容,彌補法律所未規范的地域,對訴訟參與人的行為進行評判,在此意義上是裁判規則;它要求訴訟參與人真實陳述,相互協力,要求法官本著公正地理念從事審判工作,不拖延審理和受理、執行,公平地對待雙方當事人,在這個意義上又是行為規則。作為裁判規則,當然適用于法院;作為行為規則,它既要適用于法院,也要適用于訴訟參與人。過去有些學者對誠信原則是適用于當事人之間還是當事人和法院之間還是兩者都要適用存在不同意見,其根源就在于沒有認識到誠信原則的裁判規則和行為規則的雙重屬性。
在民事訴訟法上,違反誠信原則可能產生兩種效果:實體法上的效果和程序法上的效果。在訴訟中的行為也是法律行為的組成部分,所以也必須接受實體法的評價。如果構成侵權行為,則產生損害賠償責任。此外,訴訟法上的行為同時也要接受程序法的評價。此時,誠信原則就成為判斷訴訟行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判斷標準。在一方的行為就能夠產生訴訟法上效果的情況下,如果該行為違反誠信原則,將被判為無效,已經產生的效果也應該被撤銷或者無效。在雙方的行為相互結合才能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情況下,例如向法院提出申請的情形,如果被認定為違反誠信原則,法院就會直接駁回申請。因為訴訟行為要受到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雙重限制,另外,由于處分原則和辯論主義也是現代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訴訟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要謀求自己的個人利益,完全貫徹誠信原則也是不可能的,強加給當事人許多責任限制未免過于苛刻,所以各國在規定違反誠信原則行為的法律效果時都比較慎重。例如在規定當事人違反真實義務的效果時,奧地利法律只規定了實體上的效果,即對故意或過失者視情形令其承擔損害賠償義務或者依據刑法判處罪行。德國法則只規定了訴訟法上的效果,即對于違反真實義務者令其承擔訴訟上的不利益,如承擔因為其行為而產生的訴訟費用。匈牙利雖然規定違反真實義務的當事人要承擔實體法和程序法雙重效果,但是其規定的訴訟法效果只是課處一定數量的罰款。可見各國對違反誠信原則的行為比較寬容,基本上是以訴訟法上的效果為主。
四、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主要類型
經過長期的司法實踐,法院在適用誠信原則解決案件的過程中,逐步把一些適用結果類型化、固定化。下面從法院和訴訟參與人兩個方面進行說明。
對法院而言,誠信原則既是裁判規則又是行為規則,因此對法院的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
作為裁判規則,在民事訴訟過程中,誠信原則的作用是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證據的審查和判斷,二是分配證明責任。
不論我們是否承認,在審查和判斷證據問題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客觀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幾乎沒有國家采用絕對的法定認證制度和絕對的自由認證制度。因為首先證據問題十分復雜,法律的規定不可能覆蓋實踐中的全部問題,此時通過誠信原則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非常重要。另一方面這種自由裁量權也不能不受限制,各國都設置了拘束這種裁量權的規則,誠信原則就是這種限制的方式之一。首先,它要求法官在審查和判斷證據時應當堅持同一證據規則,即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證據,不論由何方提出,法院都應當將其作為審查判斷的對象,也就是說,法官必須堅持公正的理念,排除主觀偏見、個人好惡及其他主觀因素的干擾。無論哪一方提出的證據,也無論證據對誰有利,法官都應當給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所偏私。其次,在具體審查判斷時應該遵循一些符合誠信原則的客觀性準則,包括邏輯和概率準則、自然規律準則、人類行為準則及其他普遍準則,使法官的判斷能夠符合經驗和常識。因此,是否符合誠實信用原則就成為法官自由認證行為的標準之一。法官對證據的審查判斷不符合誠信原則的,當事人可以此為由提出上訴。
在分配證明責任問題上,誠信原則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根據為現代證明責任問題畫上“休止符”的德國學者漢斯·普維庭的理論,這里把證明責任界定為客觀證明責任,即當事人因為裁判所依據的事實未被證明,案件處于真偽不明時而應該承擔的不利的訴訟后果。如果案件事實得到了證明,問題不會存在,只有在案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法官又必須做出裁判的情況下,法官才必須決定真偽不明的責任由何方當事人承擔。由于民事立法傳統和便利的原因,大多數法律規范并沒有明確規定證明責任的承擔問題,只是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了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極少情況下明確規定分配的特殊規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根據這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這是證明責任承擔的一般原則。在法律沒有規定具體的證明責任時,大多數情況下,法官都可以根據此規則作出判決。但是如果機械地適用這一規則,可能會造成顯失公平現象的出現或者與一般的社會觀念、社會價值目標不符。此時,法官就要行使自由裁量權重新分配證明責任。此時,誠信原則就成為法官的工具和武器,通過適用該原則為證明責任的分配提供理論依據,以實現所追求的社會價值。如德國法院為了保護乘客的利益,在判決中依據誠信原則,要求客運部門對乘客落車受傷的原因不是因為車門未關緊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這種做法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經得到了法院的承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明確肯定了誠信原則在分配證明責任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消費者有權要求雙倍賠償。欺詐作為雙倍賠償的要件之一,應該由誰承擔證明責任呢?許多法院在判決中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傳統認識,認定由消費者承擔證明責任。由于欺詐屬于主觀構成要件,消費者證明比較困難,因此這一條在實踐中所起作用不大。如果從誠信原則角度考慮,經營者應該誠實善意地進行經營,有義務把好商品的質量關,對消費者負責。如果經營者沒能證明自己沒有欺詐,只能說明在經營中沒有履行誠信原則所要求的注意義務。在事實真偽不明時,即使經營者主觀上沒有欺詐的故意,讓其對消費者承擔一定責任也未嘗不可。所以根據誠信原則可以推定立法者在該條中把對欺詐的證明責任分配給了經營者。當經營者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欺詐故意,案件真偽不明時,由經營者承擔責任。這樣有利于處于劣勢地位消費者保護自己的權益,也促進了經營者誠信經營的意識。
(二)禁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作為行為規則,誠信原則可以約束法官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所謂自由裁量權指法官酌情作出決定的權利,并且這種決定在當時的情況下應該是正義、公正、正確和合理的。可見這里所謂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不是法官的恣意,而是要以遵守誠信原則為前提。誠信原則雖然賦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權,但是它本身也構成對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時候,必須本著公平正義誠信的理念,以善意的心態去行為。為此,誠信原則首先對法官的素質提出了要求,給法官應該具備公正、節制、善良的品格,其次在根據誠信原則形式裁量權具體處理案件的過程中,要做到第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立足于案件事實(based on facts),這是法官進行自由裁量的基礎。第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依法進行(guided by law),這是對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約束和限制 ,也是對自由裁量的引導和指導。第三、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乃是在特定情勢下對正義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權(equitable decision)。這是設定自由裁量權的價值目標。如果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則構成違法,在特定的情況下應該成為當事人上訴的理由;如果給當事人造成損失,還應承擔賠償責任。我國《國家賠償法》也規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違法采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賠償。
(三)禁止法院在民事訴訟中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職責以及違法履行職責的行為
作為行為規則,誠信原則對于拘束法院正確履行職責也有重要意義。它要求法院認真對待當事人的請求,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具體體現在:
1、法院不得與一方當事人共謀或者辜負當事人的信賴而損害其利益。在司法實踐中,曾經發生過法院因為重大過失保管不善遺失原告提交的用于證明被告借款的借據原件,致使原告無法證明被告借款的事實而敗訴的情況。由于法律對此類情況沒有明文規定,原告無法獲得任何救濟。如果根據誠信原則,法院辜負了當事人的信賴,則可以要求法院承擔責任。
2、判決書應該說明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和依據的法律規則。
3、采取強制措施時應該考慮案件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及時正確地作出處理。
4、不得故意或者過失形成不利于雙方訴訟或者有利于一方的訴訟狀態。如無故拖延受理、審理案件和執行判決;不給當事人以合理的辯解機會;在指定訴訟期間的時候,故意有利于一方當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當事人等等。
5、當明知自己與一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可能影響案件審理時,應該主動提出回避等。
可見,法院接受誠信原則的約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國家機關要保衛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維護人民的權利,法院有權要求當事人遵守誠信原則,同時法院自身也必須做到誠實、公正、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法院的司法權利才有良好的運作環境。法院是國家機關之一,如果其不遵守誠信原則,法院的司法也就失去了權威,人民就會產生對法律的不信任感,進而產生對整個國家制度的懷疑,動搖國家的民眾基礎,阻礙法治建設的發展。所以公法學者拉邦德說:“誠實信用原則,一如其在私法的領域那樣,可以支配公法的領域。茍無誠實信用,立憲制度似乎不能實行,誠實信用為行使一切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亦同)之準則,同時亦為其界限。”
對訴訟參與人而言,誠信原則只是行為準則,要求訴訟參與人在民事訴訟中誠實、善意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法官則基于誠信原則對訴訟參與人的行為進行裁判。誠信原則對訴訟參與人的適用類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要求訴訟參與人履行真實義務
所謂真實義務,蔡章麟先生認為它是指當事人以及訴訟參與人在民事訴訟上,應負真實陳述的義務。日本通說則認為真實義務是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上不能主張已知的不真實事實或自己認為不真實的事實,而且不能在明知對方提出的主張與事實相符時,或者認為與事實相符時仍然進行爭執。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德國、意大利的民事訴訟法都規定了當事人的真實義務。真實義務起源于羅馬法,并與宣誓制度聯系在一起。在古代科技手段不發達的條件下,物證手段極少,當事人的陳述是法官認定事實的主要依據,強調真實義務是勢所必然。現代民事訴訟的真實義務則是誠信原則的必然要求。實際上,正是因為真實義務的規定,學說和判例逐漸把其一般化,從而產生了更廣泛意義上的誠信原則。今天人們往往把真實義務作為誠信原則的主要表現方式之一,再也沒有人單獨討論真實義務了。在自由主義訴訟時代,人們認為訴訟是雙方當事人在對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所以當事人可以使用法律所容許的一切手段,并且不會與法律的一般原則相抵觸,即使虛偽陳述也無妨。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由主義訴訟觀念向社會協同訴訟觀念轉變,學者們主張:誠實信用原則之支配民事訴訟法,實與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國家決不應該給予不正之人或無良心之人,以一種工具。在實踐中,如果當事人故意作虛偽陳述,一方面導致訴訟程序復雜和訴訟遲延,增加法院的負擔;另一方面也給對方當事人反證帶來了時間和費用的浪費,增加了無關的訴訟費用。因此,在民事訴訟法上規定當事人的真實義務還是有必要的。
當事人違反真實義務,要產生實體法和程序法兩種后果。如果當事人做了虛偽陳述,在程序法上,法官應該根據誠信原則決定不采信當事人與之有關的主張;如果因為其虛偽陳述導致訴訟拖延,當事人應該承擔與之相關的訴訟費用;在實體法上,如果因為一方的虛偽陳述造成了對方的損失,對方當事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由于現代民事訴訟以當事人辯論主義為基礎,這與民事實體法上當事人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不同,要求當事人貫徹徹底的誠信原則不太可能。所以各國對違反真實義務的法律后果規定比較溫和,正如前文所述,在規定當事人違反真實義務的效果時,奧地利法律只規定了實體上的效果,德國法則只規定了訴訟法上的效果,匈牙利雖然規定違反真實義務的當事人要承擔實體法和程序法雙重效果,但是其規定的訴訟法效果只是課處一定數量的罰款。
(二)排除當事人舉證妨害行為
所謂舉證妨害行為,是指在民事訴訟中故意使舉證不可能或者舉證困難的行為。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為了謀求自己的利益,有時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使舉證責任人的舉證成為不可能或者有困難,如故意毀滅證據、對于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拒不提交、不告知自己明知的事故目擊者的住所和姓名從而進行隱瞞等。這些做法違反了誠信原則要求的誠信、協力和促進義務,行為人不能通過此行為使舉證者處于舉證不能的狀態來牟取利益,應該得到制裁。舉證妨害行為的法律后果,判例和學說出現了兩種立場,一種是轉移舉證責任,二是法官根據自由認證確定舉證者主張的證據事實為真實,即在發生舉證妨害的情況下,法官是根據整個證據材料,并結合相對方妨害證據的事實,按照自由認證制度把舉證責任者所主張的事實認定為真實。根據轉移舉證責任說,即使是由于過失引起的舉證妨害行為,舉證責任也要由相對方負擔,從而產生敗訴的后果,顯然過于嚴厲。因此,大多數國家還是采取自由認證說,即法官在此種情況下根據自由認證決定給予妨害者以不理的評價,認定舉證者的相應主張為真實。這種做法在韓國民事訴訟法第320、321條、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44、446和453條都有明確規定。如韓國有這樣兩個判例:在建筑物采光訴訟中,法官為了確認被告的使用部分的范圍進行現場勘驗,被告把建筑物的門鎖上后隱藏起來,造成沒有做成現場勘驗的情形,被法院判為違背了誠信原則要求的協力義務,認定原告的訴訟主張為真實。在另一個以醫療糾紛中,醫師有變造醫療記錄的行為,由于醫師在治療記錄上的記載對認定事實和進行法律判斷有重要地位,所以法院認為如醫師不能提出其變造有相當合理的理由的話,則違背了誠信原則,屬于舉證妨害行為,患者的主張應被認定為真實。
(三)訴訟法上的禁反言
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講求誠實,不得出爾反爾,在訴訟法上形成禁反言制度。所謂禁反言是指禁止當事人或訴訟參與人之間實施前后自相矛盾的訴訟行為,從而損害相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訴訟中,由于一方當事人先行實施了一定的訴訟行為,而令相對方當事人對該行為深信不疑并實施了相應的訴訟行為后,實施先行行為的當事人一方又做出與先行行為相矛盾的行為時,就可能危及后實施訴訟行為的當事人的利益。對此,法院便可以依據誠信原則否定先行行為人后來的矛盾行為的效力。訴訟禁反言制度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存在。大陸法系禁反言原則的條件是:當事人有矛盾行為、對方當事人有理由相信該矛盾行為的先行行為;矛盾致使對方當事人受到損害。在英美法系,禁反言原則主要有兩種形態:判決遮斷意義上的禁反言和裁判上的禁反言。前者適用于對爭點有利害關系的非當事人,如果其行為引起了判決的信賴,此后就不能再主張該判決無效。后者適用于當事人,與大陸法系類似。按照美國學者和判例的解釋,裁判上禁反言的適用對象包括:附宣誓證言的主張、宣誓證言、被法院認定為真實的主張。因為這些主張和證言與作為裁判認識前提的事實和權利義務關系有實質聯系,所以訴訟中不允許出現前后矛盾。
(四)禁止濫用訴訟權利
濫用訴訟權利是指違背對方當事人的信義,以損害對方的利益或者拖延阻礙訴訟為目的惡意行使訴訟權利。各國對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都做了明確規定。英國法院很早就根據其權限,以簡易程序結束毫無根據的,折磨人的訴訟。前者指為了和法院開玩笑而提出的訴訟,它浪費法院的時間,后者指由于案件不可能進行爭辯,僅為了使人為難而提起的不可能勝訴的請求或者防御方法的訴訟或者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的不正當利益的訴訟。法國的判例則有對于沒有合理依據的只有微小利益的非金錢訴訟不予受理的判決。濫用訴訟權利主要表現在:
1、濫用程序異議權,如明知沒有合法依據但是為了拖延訴訟而提起管轄權異議、執行異議等;
2、濫用請求回避權,如為了拖延訴訟沒有正當理由要求法官回避。
3、實施證據突襲,即在訴訟過程中沒有合理理由提出了在起訴或者答辯時沒有提出的證據,新的證人,令對方措施不及。實施證據襲擊被普遍認為是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性公正,有悖于訴訟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訴訟行為。在訴訟推理過程中,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提出訴訟資料、質證、答辯的機會和條件是程序公正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一方當事人未經合法程序即用隱蔽的訴訟證據向另一方當事人實施突然攻擊,使該當事人沒有進行防御的機會,而在訴訟中處于劣勢,這是最明顯的缺乏誠意的不當訴訟行為。
4、濫用起訴權,如為了耗費對方當事人的時間和精力而提起的微小利益的訴訟,如德國有以缺少合法利益駁回小額債務訴訟判例,被告已經支付了總數為294.41德國馬克的債務中的294馬克,債權人就剩余的0.41馬克起訴,被駁回并被判決承擔訴訟費用;另外在德國,如果原告未違背誠信原則為了追求不正當利益而提起訴訟也會被駁回,如原告提交給法院飾以政治標志紋章 的訴狀,利用起訴狀所載內容的送達來散布反憲法的宣傳、為了從法院得到法律建議而起訴等。
(五)訴訟法上的失權
民事訴訟法上的失權是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原本享有的訴訟權利因為某種原因或者事由而喪失。當事人一方在訴訟中怠于行使自己的權利,以至于相對方有理由相信其不會在行使該權利,并作出了相應的訴訟行為后,當事人才開始行使其訴訟權利,并造成了相對人的損失,此時,法院應該根據誠信原則否定該訴訟行為的效力。
(六)誠信訴訟代理
誠信原則對其他訴訟參與人也要適用。律師的誠信代理就是重要內容之一。它要求律師在民事訴訟代理中要誠實守信,善意地維護委托人的利益。這在我國的律師法以及律師職業道德規范中都有規定。
一個法律原則的引入或許并不能對法律實踐產生多大影響,有時學者們可能夸大了誠信原則的作用。它過大的靈活性和模糊性限制了其作用的發揮;法官也僅僅是借助于它為自己的判決增加正當性。但是即使作為一個心理暗示,它也會對法官和訴訟參與人的行為產生影響,對他們的行為提供指導。而且,誠信原則適應了社會的整體性和利益一致性的發展趨勢,在利益衡量的天平上更好的協調了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平衡,與國際上民事訴訟領域接近正義的潮流也是一致的,因此,把誠信原則適用于民事訴訟法意義重大。
第五篇:論誠實信用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
確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承認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框架”概念,通過法官對這些“框架”概念的解釋和適用,以處理應對各種難以預料的社會現象。就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來看,我國法律并沒有明 確賦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即法官通過司法活動直接造法的行為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我國彌補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法官對法律作出相應的解釋,并以之來調整相關的社會關系來實現的。因此,對作為“框架概念”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過程。
第三,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這是由于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彈性規則和強制性、補充性規則[10]的特點所決定的。立法者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來的“框架”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確,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乃屬白紙規定 ”,“無色透明的”。[11]也就是說,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在民事活動中,其具體體現為: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而且必須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并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于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講,誠實信用原則是當事人進行任何民事活動時,所享有的民事權利的當然組成部分。法官在審 理民事案件中,首先應尊重這種體現為民事權利的私權,并當然地適用作為私權表現形式的誠實信用原則,不須以當事人是否明確作出意思表示為標準。因此,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
第四,法官適用誠實任用原則在實質是發展了現行法。成文法的局限性決定了補充性規則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同時,也決定了這些規則只能處于補充性地位,這種補充地位是相對于其它現行法規定而言的。這就決定了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只有當現行法律規定沒有規定如何處理,或者若依據現行法律規定處理,會造成當事人之間實質上的不公平或使社會利益遭受損害的情 況下,法官才可以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并依據某種價值觀念、判斷標準對其作出相應解釋后,繼而作出裁判。因此,法官司作出這種判決的實質依據是某種價值觀念、判斷標準,而不是已有的法律條文。而依據這些價值觀念、判斷標準所作出的審理結果,無疑是不可能依據其它已有法律條文所能達到的。總之,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無論是在審理依據上還是在審理結果上都不同于適用其它現有的法律條文,并且在審理結果上應優于現有法,否則有背于誠實信用原則的立法目的。
二、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條件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的本質決定了其對于彌補現行法律規定之 不足、實現個案審判結果之公正等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這不并意味著,誠實信用原則可以代替其它一切法律條文而被任意適用,否則只會導致法律虛無主義的再現,背離法律價值目標的實現,本人認為,從其本質出發,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遵循以下幾個條件:
1、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案件“隱性違法”為前提。所謂“隱性違法”,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當事人行為的“隱性違法”。指當事人的行為在客觀上符合法律規定或不違反禁止性規范,但其行為在事實上會給他方當事人或社會的合法利益造成損害。二是司法行為的“隱性違法”。指對于一些特殊的 民事案件,法官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處理時,會造成案件處理結果實質上的不公平,客觀上表現為,使兩種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和社會之間的得益關系處于失衡狀態。這兩種“隱性違法”行為,無疑都有背于現代民法的價值目標的實
現,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這是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最根本的任務。如何判斷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和社會之間利益關系是否失衡,筆者認為除考慮民事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民事責任的合理分擔外,[12]還應綜合考慮行為的時間、地點、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因素,并從中立人的心理態度來分析,作出決定。
2、適用 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法無明文規定為客觀標準。只有對現行法律中沒有提供處理依據的案件,才能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對于那些已有法律規定,即使其是錯誤的“惡”法,也不能棄之有用而適用誠實信用原則,這是誠實信用原則作為補充性規則的具體表體現。有的學者指出,誠實信用原則可以排除現行法律規定,而直接依據某種價值觀念和判斷標準進行裁判,[13]筆者以為不妥。因為一方面,我國尚未明確允許法官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創制判例法,[14]法官造法仍未被法律所確認。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法官的素質,以及執法情況也不適合法官可以直接排除現行 法律規定,而直接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目前我國法官的素質普遍不高,而且司法腐敗現象的大量存在,這些都極其容易導致誠實信用原則的濫用。可以想象“上至最高法院,下至鄉鎮法庭,數十萬法官都按誠實信用原則自由地解釋法律并據此判案,那將是一片什么樣的場景”。[15]因此,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法無明文規定為客觀標準,誠實信用原則并不能對抗現行法律規定。
3、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實現個案處理結果實質上的公正、正義為價值目標,必須遵守誠實信用原則的根本精神。首先,從宏觀上進,實現個案處理結果實質上的公平、正義,是由現代 民法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所決定的,這也是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發展現有法的根本原因。此一內容,在前文已有論述。其次,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結果體現為,使有關當事人承擔沒有為以前制定法所規定的或當事人約定的義務,直接涉及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遵循誠實信用的根本精神,合理分擔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絕不能濫用。
三、其它的相關問題
1、關于程序。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是以判例法為主,法官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但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現象并不多見。究其原因,主要是英美法 系國家在司法實踐中重視程序對自由裁量權的制約。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完全相信,只要遵守細致規定的、光明正大的訴訟程序,就幾乎有把握使案件獲得公正解決。高度發達的正當程序規則迫使英美法系的法官收斂濫用自由裁量權之心,不得不做個好人。[16]完善程序,加強程序控制,對于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現象,實現誠實信用原則的公平和衡平價值十分重要。程序不應被理解為法官實施實體法行為,而應當是體現為以中立為核心的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機制。在這個機制中,法官應被設計為一個始終不折不扣的中立者,不帶有任何的私欲和恣意。同是,法官應確保 為當事人提供平等、全面、徹底對抗的機會,并力求其發揮至極至。最后判決必須明確詳細,包括事實認定明確,適用法律準確,對法律條文和原則內容的解釋與本案事實是相符的。但就目前我國的民事判決的情況來看,往往對所引用之條文不加任何說明,似乎其含意十分明確,有的對法律規定和本案事實沒有對應的分析,讓當事人從判決書中摸不到頭腦,這種判決即是很難被當事人接受。[17]這些顯然是不符合程序的本質意義的。
2、關于判例。盡管目前我國仍沒有判例法,但判例對司法實踐的指導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對于這類適用法律彈性較大的判例,對幫助司法人員理解、掌握誠實信用原則實質和精髓以及其適用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理論和實
踐意義。但目前我國在這一方面的工作仍不夠。以合同糾紛的判例為例,截止1999年4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合同糾紛的判例僅有4起,[18]這對于指導各地司法機關適用誠實信用原則辦理案件來說是明顯不足的。
在增加判例數量的同時,應加強對判例適用的研究,促進成果向法律規則的轉變化。法律原則或規則的形成是在司法實踐中逐漸發展和完善的,司法機關在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促進制定法解釋適用妥當性的同時,應加強對逐漸 增多的判例進行分析總結,抽象總結出其共性,促進個別法原理以及具體規則的形成,進而在這一方面替代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這樣,一方面發展了個別,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也相對減少了司法人員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范圍,促進司法公正。
3、關于法官。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司法原則,其在司法過程中的適用是由法官來完成的。法官人格的好壞是決定誠實信用原則是否會被濫用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需要正義的法律,但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同時需要正義的法官。再正義的法律如果沒有正義的法官來執行,不僅達到原本的立法效果,甚至還不如沒有法律存在 來的更好。這不僅需要司法機關不斷加強對其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更需要法官自律、自省和勇于犧牲。同時,還必須加強對法官的監督和制約,因為沒有限制的權利必然導致腐敗。要建立并嚴格執行一套切實行為可行的內外監督機制同時,尤其是要增強社會透明度和公開度。同時,要保證法律正義、公平目標價值之實現,僅僅寄望于法官的高貴品格是不夠的,法官還必須要有正確實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誠實信用原則從最初的商業道德規范,發展成現代民法的基本原則,有其深刻地歷史原因,也有與現代民法精神相適應的深刻地歷史內涵,只有結合現有的規定以及道德、習慣等多種因素,才能把握領會其實質和精髓,進而正確適用。這并所有的法官都能勝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