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內容提要：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正確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合同糾紛是指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民事欺詐是指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合同紛紛民事欺詐行為

一、引言

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據有關方面統計，在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僅為64%，合同履行率僅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案件占全部詐騙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見，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不僅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擾亂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因此，正確認識合同詐騙罪有著重大意義

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難點

我國關于利用合同詐騙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過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79條曾規定了不忠實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該刑法大綱草案一直沒有付諸實施。1979年刑法對利用合同詐騙的犯罪行為沒有規定單獨的罪名。

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詐騙罪規定為獨立的罪名，使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罪一樣，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合同詐騙罪時經常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問題，如在處理合同詐騙案件時不能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錯誤地把合同詐騙罪認定為合同民事欺詐行為或者錯誤地把合同民事欺詐行為和合同糾紛當作合同詐騙刑事案件處理，甚至錯誤地將合同詐騙罪簡單地認定為詐騙罪。出現上述問題除了極少數執法者主觀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詐騙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論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糾紛是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均與合同的簽訂、履行相伴而生，兩者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糾紛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現形式下，實質內容卻大相徑庭。

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在實踐中，可以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目的、方式、過程、履行合同的準備、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等等，進行綜合判斷。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主觀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糾紛即可以表現為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而合同詐騙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時就已形成合同詐騙的故意，屬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過程都未產生詐騙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為避免損失或者覺得有機可乘，產生將以對方財物據為已有或歸自己所有的意圖而不履行或不繼續履行合同，屬于事中故意。

2、主觀目的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為人意圖永久地排除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使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處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狀態。合同糾紛行為人雖然也有侵犯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權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

3、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合同詐騙罪綜合考察以下幾個因素。（1）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在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罪是沒有履行能力的。（2）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是否有欺騙行為。合同詐騙行為人往往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3）行為人簽訂合同后是否實際上履行合同。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取得對方的貨物或貨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4）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去向。如果行為人將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騙手后即行揮霍或者轉移潛逃，即可以初步認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擔責任，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時，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還來對抗對方當事人的權利主張的，則可以初步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確定行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觀限制還是主觀不欲。如果行為人一方享受了權利但不履行義務是基于自覺地愿意，則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和合同糾紛行為各自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民事法律關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則。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和解、協商等方式使合同繼續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是屬于違反我國刑事法律的行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在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對對方當事人的民事責任。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不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和解、協商。

四、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法律雖然詳盡，也難以將其囊括其中。縱然已有明確規定，因執法者認識不一，也容易造成錯判漏案。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定與處理，一直就

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外觀相似，難以區分，同時由于各執法機關在處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況處理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影響法律的嚴肅性。

廣義的民事欺詐行為包括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和侵權法上的欺詐。前者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此種欺詐即狹義的民事欺詐，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后者是行為人通過欺騙或者隱瞞等手段，故意從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其主要涉及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自己沒有履行能力而虛構、隱瞞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對方產生錯覺，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詐是為了用于經營，借以創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詐行為以誘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并與其訂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只希望通過實施欺詐行為獲取對方的一定經濟利益，而合同詐騙罪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即看行為人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承擔擔保責任的能力，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擔部分擔保責任的能力。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在簽訂合同之后，行為人總會以積極的態度創造條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觀因素不能實際履行，也會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合同詐騙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在合同簽訂后，財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揮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點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象征性的“虛晃一槍”。三是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民事欺詐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欺詐方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或提供勞務等經濟勞動取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一般無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對合同標的物質量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合同詐騙行為人，為了達到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會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當事人上當，這種手段一般包括：

1、無中生有，編造虛假事實。如根本沒有對方需要的貨物、貨源，卻謊稱有貨，而且價格優惠，且能及時供貨；自己根本沒有經營資格和條件，卻設臵集資合營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假象。

2、有意隱瞞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證明、授權委托書等手段假冒廠長、經理、采購人員、促銷人員，甚至打著政府官員的招牌欺騙對方，通過偽造工作證、介紹信、銀行憑證和印章等使對方確信而上當。四是行為人對標的物的處臵情況。在行為人已經占有轉移的財物后，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義務，那么當行為人對其占有的財物的處臵情況，一定程度反映了行為人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合同詐騙罪行為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積極、努力的創造條件來履行合同。五是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民事欺詐行為人，在發現自己違約或經對方提出自己違約時，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辯解，但不會逃避承擔責任。在自己違約確鑿無疑之后，通常有承擔責任的表現，并有一定承擔責任的行為。而合同詐騙行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當然也就無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糾紛發生后，行為人想方設法使自己逃避承擔責任，使對方無法挽回其遭受的損失。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的特征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

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地，在簽定、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犯罪的構成來看，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合同詐騙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地。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使對方當事人“自愿”地與自己簽定、履行合同，而騙取對方數額較大的財物。

（二）本罪的構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秩序，同時也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

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具體表現為：

其一，合同主體身份虛假。即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定金、購貨預付款、材料費或者工程預付款等財物。

其二，擔保虛假。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做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從而得以簽訂經濟合同并騙取財物。

其三，履行虛假。即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取信對方后，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最終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其四，收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貸款、預付款或擔保的財產后逃匿的。

其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如行為人通過訂立聯銷合同，騙取中間單位或個人的巨額財物；在報刊、雜志、電視、廣播上打虛假廣告，引人上鉤，或發行虛假信息小報到邊遠地區等利用媒介進行詐騙；等等。

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客觀上還需要具備“數額較大”的要件，才能構成犯罪。何謂“數額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69條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5000元至2萬元以上的；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數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詐騙中“合同”的含義

合同詐騙罪既然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內涵與外延，對于合同詐騙的司法認定必然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其第2條規定了“合同”的定義，即“本法所稱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因而，這一關于“合同”定義的規定，應當作為合同詐騙罪之中“合同”含義的重要標準。根據這一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包括所有書面形式的經濟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見多用的債權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等物權合同，不直接發生債權但確定共同投資、經營和分配盈余等方面關系的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以及行政法法上行政合同、勞動法中的勞務合同和國際法上國家合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正確界定“合同”之義，還需要從這樣幾個因素入手：(1)合同詐騙罪被納入刑法分則第三 1

章破壞市經濟秩序罪之第九節“擾亂市經濟秩序罪”，因此，該罪中所謂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市場秩序。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各種“合同”、“協議”不在該罪“合同”之列。（2)在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考慮懲治犯罪的最大需要。雖然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在淵源上為經濟合同，但立法淵源不應刑法的目的解釋。換言之，只要除利用經濟合同外，還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進行詐騙且足以擾亂一幣場秩序，而在刑法上將之解釋為合同詐騙罪又有“可預測性”的，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則上都屬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3)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罪刑法定原則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需要能夠證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證據，是最起碼的要求。合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來說，口頭合同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但是應當注意，隨著社會的發展，實踐中出現了攝影、錄像等合同形式，這些合同屬于新的書面合同形式。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現為這些形式。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

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兩者的區別：

1.主觀目的不同。這兩種行為故意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

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則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

2.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在行為方式上，合同詐騙罪都是作為：而民事欺詐行為則不僅表現為作為，還有相當一部分表現為不作為。(2)從欺詐的程度看，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已達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來調整；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仍應由民事法律來調整。(3)從欺詐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而民事欺詐行為中仍有民事內容的存在。(4)從欺騙的手段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須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是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

四、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二者的區別

對合同詐騙罪進行認定時，主要是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二者的區別如下：

1．主觀故意不同。

合同糾紛體現為雙方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通過簽訂合同，確認雙方權利和義務，雙方均無非法占有另一方財物之目的，不能履約也確有理由，且出現了不能履約的情形后，能夠及時通知對方。而合同詐騙犯罪中，行為人抱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具體表現有：

（1）當事人明知自己只有部分履約能力，卻仍與對方簽訂經濟合同，并拒不履行的；

（2）當事人明知自己無實際履約能力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履約，仍誘騙對方簽

訂合同以騙取財務的；

（3）當事人虛構主體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資格的；

（4）行為人在簽訂經濟合同時，使用偽造、變造的無效印章、印鑒或其他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簽約時雖無明確、明顯的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之后也履行了合同的部分義務，由于

各種原因或客觀因素，無力繼續履行全部合同，從而在主觀上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轉移或隱匿了他人財物的。

2．簽約手法不同。

即簽約時有無欺騙性。經濟糾紛中所簽訂的合同真實、有效，雙方當事人所簽訂的合同是

基于經濟權益的互補，并非一方想無償占有另一方的財物。而合同詐騙是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法簽約。在進行經濟往來中，有時為了促進交易成功，一方會夸大自己的履約實力，對于這種情形，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認定為詐騙。如果行為人確實出于履行的目的，而無惡意占有的故意，在實際履行中也確實能努力履約的，不能認定為詐騙。

3．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不同。

從行為表現上，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都通過一定的途徑設法履行義務，互惠互利地實現各

自的經濟利益，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后，基本不履行合同義務。合同交易中有時會出現一部分履行的現象，對于部分履行，也可以從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上區分經濟糾紛和詐騙犯罪的性質。合同詐騙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其部分履行的行為只是作為誘餌或代價，以便取得對方的充分信任，最終騙取他人的財物；而合同糾紛的當事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希望能夠履行合同的，只是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自己的履行能力估計不足，或是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使合同無法繼續履行。

4．財物的處理不同。

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是將對方財物進行正當的運作，去向清晰，如將對方貸款購買原材料，組織生產、加工制作等，所以即使到期末全部履行也不能定為詐騙。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將對方財物或用于為自己 還債，或揮霍、攜款潛逃，并隱瞞財物的真實去向，表現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合同詐騙罪與其它罪形態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與想象競合犯的認定

對于詐騙犯罪，我國刑法采取了“罪群”立法方式規定，即除了在侵犯財產罪章中規定經濟秩序罪中規定了若干特殊詐騙犯罪。①（注：為了便于在稱呼上清晰地區分各種詐騙犯罪，本文將刑法分則侵犯財產罪中的詐騙罪（刑法第266

條）稱為“普通詐騙罪”。）具體而言，包括集資詐騙罪（刑法第192條）、貸款詐騙罪（第193條）、票據詐騙罪（第914條第1款）、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4條第2款）、信用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詐騙罪（第196條）、有價證券詐騙罪（第197條）保險詐騙罪（第198條）、騙取出口退稅罪（第204條第1款）和合同詐騙罪（第224條）。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雖然和普通詐騙罪一樣也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但主要破壞了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等社會土義市場經濟秩序。普通詐騙罪與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當行為人的詐騙行為符合包括合同詐騙罪在內的這些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時，不應以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而應根據其詐騙方法和對象依照特殊詐騙犯罪定罪處罰。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共識。

問題是，當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其他特殊詐騙犯罪時，即行為人的一個詐騙行為同時符合的構成均是特殊詐騙罪的構成時，如何定罪處罰呢？比如，行為人通過偽造購貨合同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的，究竟怎樣定罪處罰？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態。②（注：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但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特殊詐騙罪之間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必然的競合。）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應當從一重罪從重處罰。考察刑法的規定，刑法對合同詐騙罪與其他各種特

殊詐騙罪的法定刑設置，均以詐騙“數額較人”、“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和“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為各個量刑檔次的依據。如果撇開各種犯罪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不論，其中在“數額較大”、“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兩個檔次中，合同詐騙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法定刑都要輕；在“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中，除了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和信用證詐騙罪規定有死刑外，合同詐騙罪其他特殊詐騙罪的上刑相同。因此，對于合同詐騙和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想象競合犯，通常都應以相應的其他特殊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釋對各種特殊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作出統一規定，而假如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又低于其他各種或其中）幾種特殊詐騙罪，則對想象競合犯形態究竟以何罪定罪處罰，應在對合同詐騙罪、與之競合的其他特殊詐騙罪中與行為人詐騙犯罪數額和其他情節相對應的法定刑進行比較后，才可決定；假如合同詐騙罪數額標準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對就更輕，對想象竟合犯自應認定其他特殊詐騙罪。③（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各種金融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人”和“數額特別巨人”的標準，就采取了不同的標準。如貸款詐騙、個人保險詐騙以1萬元以上為“‘數領較大”的標準，以5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的標準；個人票據詐騙、信用卡詐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各單位款物折合人民幣19.0666;萬元；采用簽發空頭支票的手段，騙取D公司空調機1臺，折合人民幣8200元。

（二）連續詐騙情形下的數罪認定

對于“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處罰？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

中存在爭議：有的認為，應當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理；有的認為應當按照行為人的上行為定性。①（注：轉引白陳為鋼：《辦理金融詐騙犯罪案件 待解決的法律問題與思考》，載《上海檢察調研》2000年第4期。）筆者認為，當行為人的數個詐騙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的詐騙犯罪時，最為可取的做法應是實行數罪并罰。上述第一種觀點，首先將這種形態認定為牽連犯是錯誤的；其次，按照這種觀點的主張，當行為人觸犯的各種詐騙犯罪之中有兩種以上犯罪的刑罰輕重相當時，便無法選擇罪名，而即便在刑罰輕重有別的情況下擇一重罪處理，那么，行為人觸犯的其他詐騙的犯罪數額是否均計入該重罪的犯罪數額？不無困惑。按照上述第三種觀點，當各種方法的詐騙行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難分主次時一定性發生無法解決的困難；而即使有豐次之分的，犯罪數額的歸屬，也如按上述第一種觀點那樣成問題。筆者認為，“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不失為連續犯。連續犯通常是指行為人基于連續犯罪的故意，實施數個相互獨立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態，但是，如果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各罪亦可視為同種性質，成立連續犯形態②（注：參見姜偉著：《犯罪形態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頁。）那么，對犯罪方法各異、觸犯罪名不同的連續詐騙犯罪實行數罪井罰，是否違背連續犯從一罪處斷的原則而不合理呢？筆者認為，理論上歷來主張連續犯是實質的數罪而處斷的一罪，只考慮到了連續行為所觸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況，而沒有把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連續犯（要否拓展“連續犯”的范疇，另當別論）納入研究范圍。這在很人程度上是由過去刑法所保護的各種社會關系本身相對單純，同種罪名細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連續犯也只存在數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決定的。而如今，由于社會關系的日趨復雜，刑法采用罪名體系、“罪群”性的罪刑規范設置方法也已相當普遍，③（注：如除了詐騙犯罪外，對于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走私犯罪，賄賂犯罪等，都存在“罪群”立法。甚至偽造印章犯罪、招搖撞騙犯罪都分立了不同罪名。）固守罪名不同的連續犯只能從一罪處斷，顯然是不智亦不可行的。實際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有關司法解釋中也認可了特殊情況下對連續犯實行數罪并罰的做法。即最高人民檢察院1998年12月2日《關于對跨越修訂一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指出：“對于開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

及法定刑己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根據這個《批復》，如果行為人連續行為跨越修訂刑法施行前后，而同時修訂刑法對這些行為的定性與修訂前刑法的規定不同且將其罪數由一罪變為數罪的，對該連續犯就應當實行數罪井罰。比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一直從事偽造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印章的犯罪行為，修訂刑法施行后只偽造國家機關的印章的，按照修訂前刑法行為人本只構成妨害印章罪（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印章均為該罪對象所包括）一罪，而在修訂刑法施行后，按照《批復》的規定，應當以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對行為人偽造印章的連續行為實行數罪并罰。再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后分別實施利用合同進行的詐騙犯罪和一般欺騙手段的詐騙犯罪的，也以合同詐騙罪和普通詐騙罪是數罪并罰。《批復》的上述規定無疑有助于司法實踐解決實際問題，也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值得贊賞。在實踐中，將這一《批復》的精神加以發揮，對于非跨法犯性質的“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均應實行數罪并罰。

與“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相關的問題是：在連續詐騙行為中，當包括利用合同詐騙在內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以及普通詐騙行為，分別依照各種特殊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未達起刑標準），而將其詐騙總數額等按照任何一種詐騙犯罪的定罪標準都可構成犯罪：或者有的詐騙行為數額上達到定罪標準可以認定為普通詐騙罪或各種特殊詐騙罪，而其中有幾種行為構不成其詐騙方法對應的特殊詐騙犯罪時，應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應當堅持如下原則：(1）各種詐騙方法的詐騙行為，首先分別以其對應的詐騙犯罪的起刑標準為基準，考察能否構成該對應的詐騙犯罪（包括普通詐騙罪和各種特殊詐騙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的，不得對行為人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分別根據行為特征認定其不構成犯罪，而應當把這些詐騙行為作為有機整體看待，將這些無法認定為特殊詐騙罪的詐騙行為，連同本來以普通詐騙方法實施的詐騙行為，以刑法第206條為基準，進行罪與非罪的評判；構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按照前述(1）對有的詐騙行為己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的，須對行為人以普通詐騙罪和已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第206條的普通詐騙啊罪，在構成上并不完全排斥各種特殊詐騙罪中的客觀行為方式，當行為人實施的特殊詐騙行為數額等情節未達定罪（特殊詐騙罪）標準的，該未達定罪標準部分的詐騙行為卻可能構成普通詐騙罪。

參考文獻[1]黃京平，刑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4]肖中華.刑

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5]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案例大全.沈陽出版社，1991.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一、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1、本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它既侵犯了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在這雙層客體中前者的社會危害性更為突出。

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的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行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本罪客觀方面五種犯罪行為形式: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這里所稱的票據,主要指能作為擔保憑證的銀行資信證明, 金融票據,包括匯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謂其他產權證明,包括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以及能證明動產、不動產的各種有效證明文件;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例如西藏某公司與內地某公司在簽訂合同后,內地某公司 履行一小部分合同,誘騙西藏某公司繼續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將一部分款項匯入內地某公司,內地某公司達到目的后便以種種理由不再履行合同, 該內地某公司的行為就是合同詐騙的行為。此案經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潘曉剛無期徒刑;受收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 物。這里所說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過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種方法以外,以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為手段,騙取合同對方當事人交付貨物、預付款、貨款或者定金及其他擔保財物的行為口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是一種高智商的犯罪,犯罪人往往會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或從事的某項 專業來行騙。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個人和單位。

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必須以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為目的。具體的內容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根本不想履行合同, 而故意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欺騙對方當事人與之簽訂合同或者進行虛假擔保,或者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少騙多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即犯罪人從簽訂經濟合同時起,就以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非法占有為目的,其行為主要表現為騙取財物后,席卷而逃。間接故意,即犯罪人在簽訂合同時,根本就不考慮合同能否履行,能履行就履行一些,不能履行就侵吞口其行為主要表現在,合同訂立后,在拿到貨物或價款后,對合同的履行采取放任的態度,甚至肆意揮霍對方的現金、定金或貨物,或者把定金或貨物等財產用于合同規定的范圍 以外的事項。

二、合同詐騙罪的特點

利用經濟合同誘騙犯罪,是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的經濟詐騙犯罪,這種發生在經濟領域內的犯罪,與傳統的財產詐騙犯罪相比較,具有以下特點:

1、犯罪主體已經從原來的個人發展到了以群體單位為本位。犯罪

人往往以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代表出現,不僅有工商注冊,銀行帳戶(但多數為虛假的資信證明)而且還有上級機關的批文等,以此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甚至有些犯罪分子還成立專門的經濟組織行騙,導致集體責任與個人犯罪交織在一起,案發后,互相推諉,難以認定。

2、詐騙對象已由針對個人財產的單一化,轉而指向所有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個體工商戶、中外合營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組織和單位,詐騙對象的范圍很大。

3、犯罪多以商業活動的方式進行。利 用合同詐騙多以提供先進技術、緊銷商品或以開發項目等為誘餌,簽訂虛假合同,騙取財產。

4、詐騙的數額,一般都很大。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上千萬,還有上億元的大案。其后果是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社會危害十分嚴重。

三、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認定合同詐騙罪,最主要的是應當劃清經濟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經濟合同糾紛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有具體履行合同的主觀目的,簽訂合同后, 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合同內容無法全部或部分履行,無法歸還對方當事人已經交付的財物或者其他的爭議。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主要區別在于:(1)簽訂合同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簽訂合同為手段,從而達到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而后者不具有這種目的,主觀上是為了履行合同。(2)采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虛構事實,設計騙局,簽訂合同是假,騙財是真;而后者簽訂合同則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3)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同。

前者根本沒有履行能力,或者有履行能力也不想履行合同;而后者則有全部或者部分履行能力。(4)合同所得財物去向不同,前者往往將騙得的錢財大肆揮霍，或者將錢挪作其他非法經營之 中;而后者則用于正常性經營。(5)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行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而未履行;后者則是由于出現了行為人意料之外的原因而未能履行。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的界別認定

內容摘要 合同詐騙罪是新《刑法》修訂后增加的新罪名，而且被立法者歸入擾亂市場秩序罪，是擾亂市場秩序類罪中極重要的一個罪名，因為市場秩序的基礎與根基就是合同行為的公平、誠實、信用。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什么是合同詐騙，什么是合同民事欺詐，什么是合同糾紛等等往往存在認識上的分歧。本文通過比較的手法，詳細闡述了與合同詐騙罪容易相混淆的一些違法行為的區別認定。首先對合同刑事詐騙與合同民事欺詐進行了比較闡述，詳細區分了二者在主觀意圖和目的上的不同，二者欺詐的內容及手段的不同，二者所欺詐財務數額的不同以及二者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的不同；然后闡述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之間的區別，區分了二者在理論上的界限和實際中的不同；其次闡述了合同詐騙罪與一般詐騙罪的界限，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的界限，合同詐騙罪與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罪的界限，合同詐騙罪與偽造、變造、買賣國家公文、證件、印章罪的界限；最后闡述了合同詐騙罪既遂與未遂之間的界限。通過以上的比較從而能夠認真把握它們之間的性質和具體特征。有助于我們更好的懲治違法，打擊犯罪，準確高效地司法，推行我國法制建設的盡一步發展。關鍵詞：合同詐騙 合同民事欺詐 合同糾紛 合同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務，數額較大的行為1。但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罪容易與合同民事欺詐，與合同糾紛等違法行為相混淆。下文就對它們分別進行比較闡述。

一、合同刑事詐騙與合同民事欺詐 合同欺詐行為以其性質上來劃分有兩種情況：即具有非罪性質的合同民事欺詐與具有刑事犯罪性質的合同詐騙。二者在特征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在實踐中又交織在一起，極易將二者相混淆，因此將二者加以區分界定，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新的統一合同法中，并沒有合同欺詐概念的規定或闡釋，但是，一般認為，合同刑事詐騙與合同民事欺詐的最根本的區別是法律性質上的區別：合同刑事詐騙屬刑法調整范疇，而合同民事欺詐屬民法調整范疇。一般地，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數額達到較大的，是刑事詐騙，數額未達到較大的，是民事欺詐。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具體應從以下四方面考察：(一)二者的主觀意圖或目的不同合同民事欺詐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主要是欺騙他人為錯誤意思表示并與之訂立合同，欺詐人再通過履行所簽訂的雙方權利義務不平等的合同，實現其非法獲取對方一定經濟利益的目的。因此，欺詐人在為欺詐行為之時，其本身有履行所簽虛假合同的意思，而合同刑事詐騙的行為人雖然也有采取欺詐手段與他人訂立合同之目的，但這不是欺詐人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簽“虛假合同”為掩護；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謂合法形式騙取對方的信任，以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可知，合同刑事詐騙人對其與他人簽訂的“虛假合同”毫無履行之意，而且也根本不準備履行，只是利用此合同實現詐騙他人財錢的目的。[!--empirenews.page--](二)二者欺詐的內容及手段不同合同民事欺詐的內容，一般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者對合同標的質量等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等，并且手段比較簡單而且傳統，多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詐騙的內容，除此之外，還有精心設計的前后矛盾條款，或者是不易識別的模糊條款，特別在合同條款的擬定上顯得十分認真與仔細，以表現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誠意，并以此誘人上鉤。在手段方面，合同刑事詐騙的行為人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或多人的合伙欺詐，其手段也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比傳統的欺詐手法更難識別。(三)二者欺詐財物的數額不同合同民事欺詐行為人所獲得的不法利益，僅限于所履行的“已簽合同”的范圍，其數額也不過是以劣充優或有瑕疵標的物與正品標的物之間的價格差額，且數額一般較小，而合同刑事詐騙行為人以所訂合同為掩護，所騙取的非法財物之數額(如預付款、定金、質保金等)少則數萬元，多則幾十萬元或上百萬元，甚至還有上千萬、上億的。(四)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民事欺詐之法律后果，如當事人之間無爭議，可以有效。如雙方產生糾紛，可允許被欺詐人行使追認權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銷權而使其無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責任。而合同刑事詐騙的法律后果，因欺詐人的行為本身，既符合民事欺詐的特征及構成要件，同時又觸犯了刑律，因此欺詐人要負雙重法律責任，即刑事責任附帶民事責任。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合同刑事詐騙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時，其行為人應負未遂的法律責任，而合同民事欺詐則不發生未遂的法律后果2。

二、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別認定 新的統一合同法中沒有合同糾紛的概念規定，但是，一般認為：合同糾紛，指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義務，實現各自合同權利的過程中，因一方違反合同規定或另一方對合同權利的實現有異議，從而使雙方間的合同關系處于矛盾化、緊張化或激烈化的一種不正常狀態。合同糾紛是一種因違反合同或對合同有異議而引起的民事糾紛。根源一般是當事人有重大誤解或履行合同會顯失公平。劃清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對于分清罪與非罪的界限與及時、正確并有力地打擊詐騙犯罪活動，有重要意義。(一)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界限的理論標準 關于劃清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界限的標準問題，一直是理論上與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目前，在這個難題上惟一可以依據的是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答(試行)》(以下簡稱《解答》)。該《解答》對劃清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界限的標準上主要有以下幾點規定： 第一，明知自己并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擔保，以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詐手段與其他單位、經濟組織或個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應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個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擔保，雖經過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應按合同糾紛處理。第二，國營單位或集體經濟組織，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以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詐手段同其他單位或個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給對方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應按詐騙罪追究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如果經過對方索取，已將所騙財物歸還的，可以在量刑上從寬。[!--empirenews.page--] 第三，國營單位或集體經濟組織，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取得對方信任與其簽訂合同，合同生效后，雖為履行合同作了積極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應按合同糾紛處理。按照《解答》的上述規定，是把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標準，其主要是：(1)無履行合同的能力，欺騙對方的以合同詐騙罪論處；(2)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為了簽約獲利，夸大自己的履約能力，最后未能完全履約的，以合同糾紛處理。但在實踐中對這兩者往往很難劃清，如以“一定貨源作詐騙的誘餌”與“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如何劃清；有的無貨源(即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簽訂合同后，積極尋找貨源，設法履行合同，是否構成詐騙? 本人認為，僅以“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這一客觀標準來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是不全面的，因為不考慮欺騙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屬純客觀主義，與我國刑法上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認定標準相違背，易產生不正確的客觀歸罪結果。因此，劃清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界限的標準，應是主觀意愿與客觀能力相結合并相統一的標準。合同糾紛[1][2][3]下一頁(包括有效的與無效的合同糾紛)，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由于合同當事人之間對已確定權利義務發生爭議而產生的。但從主觀上看，當事人有履行合同的愿望，不想無償占有他人財物，而是希望通過實際履行合同而獲得利益，因而在客觀上表現為當事人有積極履行合同的行為，并通過其實際履行能力履行合同義務。而合同詐騙則不同，它是一方當事人主觀上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也就是說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只想利用合同這種形式騙取對方的信任，以達到無償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所以在客觀上，詐騙人不會積極履行合同，即使詐騙人有某種履行合同的表現，其目的也是以做做樣子的假象騙取對方的信任，最終還是要達到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因此，合同詐騙所產生的糾紛與真正合同的糾紛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二者雖然都被合同糾紛的外衣所掩蓋，但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主觀故意的目的與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及積極行為，則是兩種行為的本質區別，同時也是劃清二者界限的標準3。(二)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的實踐標準 上文中論述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本質區別與理論標準，司法實踐中應注意以下四點： 1．看行為人有無履約能力。履約能力指合同的當事人有按合同的規定履行合同義務的能力。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只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卻與一方或數方簽訂大大超過自己履約能力的合同，那么行為人簽訂合同的主觀目的往往是為了騙取對方財物。而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一般都具有履約能力，即使在履約能力上有某種程度的欺詐，也是以具有大部分履約能力為前提條件的，只是對其履約能力有一些夸張而已。判斷行為人有無履約能力，不能僅看簽約時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客觀實際條件。有時行為人在簽約時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條件，但在合同履行期內有一定的生產能力和經營收入，或者第三者提供幫助，能找到確實可靠的貨源或資源，同樣應認為具有履約能力。但是，這些因素必須是確實可靠的，而不是一種動搖不定的虛假的可能性。讓我們看一個騙取預付款的合同詐騙罪案例：被告人韓某1984年12月底，受開發總公司經理王某的委托，為該公司辦理業務，被告人韓某明知該公司根本沒有鋼材卻對某市企業公司業務員張某謊稱可以為其提供鋼材，并與張簽訂了1份200噸鋼筋的供貨合同，騙取該企業公司預付貨款人民幣20萬元，從中提出現金1．5萬元，據為已有4。這個案例中的謊稱許諾就是一種動搖不定的虛假的可能性。[!--empirenews.page--] 2．看行為人有無履約行為。合同雙方都是通過履行各自的義務，去行使各自的權利，以實現各自的經濟目的。如果不履行自己的義務，而只想行使自己的權利，從而獲得某種利益，那么這種利益的獲得就是不正當的。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就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騙取對方信任簽訂合同后，他的精力就用在怎么樣把合同定金、預付款或合同標的物騙到手，一般不去為履行合同作努力，即使有一些履行合同的行為，也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決不是誠心誠意地按合同規定完全徹底地履行合同，履行一小部分合同的目的是為騙更大的錢財作掩護。而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在簽訂合同后，一般都是積極認真地去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即使在簽訂合同時有某種程度的夸大其履約能力的欺詐行為，但在合同簽訂后，往往是想方設法，盡各種努力去履行所簽合同。即使作了種種努力仍不能履行合同，這也不是行為人的本意，行為人是想通過履行合同來達到一定的經濟目的，決不是想非法占有對方財物。3.看簽約后財物的流向。一般來說，合同糾紛的當事人一旦依照合同的約定取得標的物，或者對方給付的預付款、定金之后，當事人都會把它們投入正常的經營活動之中，為在合同期限內履行自己的義務作努力。而對于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來說，他們把簽訂合同看做是騙取財物的一種手段，他們簽訂合同的著眼點就在于騙取對方的貨款、貨物或者定金和預付款。因此，一旦他們取得對方的款物，就會將它們用于非正常途徑，根本不會把這些款物用于履約行為中去。犯罪分子往往把騙到手的款物挪作他用，或者供個人大肆揮霍，甚至用于拆東墻補西墻的連環詐騙當中。有些行為人雖然也把款物的一部分花在履約行為中，卻將大部分的財物挪作它用，其目的還是為了敷衍對方，以掩蓋其騙取財物的真正目的。4.看行為人事后是否真正愿意承擔賠償責任。行為人的事后態度，也是區分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無詐騙故意的重要標志。一般來說，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在因自己的過錯而使對方遭受經濟損失的情況下，一般不推卸責任，會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來減少對方的經濟損失，或適當賠償對方的損失。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人，則不管其行為給對方造成了多大的損失，決不會主動積極地采取措施來彌補，而是編造各種借口搪塞，或者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敷衍了事，或者干脆攜款潛逃5。本人認為，區分“先小后大”的合同詐騙與有部分履約能力的合同糾紛，關鍵要看部分履約后的后續履約行為、財物流向以及事后態度。“先小后大’’的合同詐騙履行了小額合同后，再無后續履約行為，而有部分履約能力的合同糾紛雖事前夸大了履約能力，但履行了小額合同后，想方設法找貨源找資金履行整個合同；“先小后大”的合同詐騙在大額財物一旦到手即將它挪作它用或大肆揮霍，而有部分履約能力的合同糾紛在大額財物得到后，積極將之用于履行整個合同，以賺取商業上的合理差價：“先小后大”的合同詐騙在被對方當事人發覺或起訴后，百般推卸責任，甚至攜款潛逃，而有部分履約能力的合同糾紛一般能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或退賠對方財物。[!--empirenews.page--] 此外，本人認為：只要案件已被法院受理，且確成立為合同詐騙罪，在受理到宣判期間，無論當事人雙方應如何愿意私了或犯罪人有補救退賠行為，都應判決為合同詐騙罪，但可以從輕處罰。

三、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罪的區別(一)合同詐騙罪與一般詐騙罪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與一般詐騙罪都屬于詐騙罪的范疇，從新舊刑法的規定對比看，一般詐騙罪的規定就是原來的詐騙罪的規定，只是為了便于區別其他特別形式的詐騙犯罪，才將原詐騙罪稱之為一般詐騙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合同詐騙罪從屬于一般詐騙罪。兩罪有許多相似之處，如行為人都以騙取對方財物為目的，客觀方面都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等。盡管如此，兩罪畢竟屬于不同性質的犯罪，具有以下明顯區別：1.兩罪侵犯的客體不同。一般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簡單客體，即侵犯的只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因而在犯罪的歸類上屬于侵犯財產犯罪。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物所有權，而且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國家的合同監管制度，是性質相對更為嚴重的一種犯罪，因而在犯罪歸類上劃入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2.犯罪的客觀方面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必須與合同有關，即行為人實施的欺騙行為必須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而一般詐騙罪在客觀方面則沒有這種特殊限制，無論是什么時間、在什么地點、在什么事情上，行為人只要采取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方法，騙取了對方財物，即可構成本罪。3.犯罪主體不同。一般詐騙罪的主體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成為犯罪主體；而合同詐騙的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在實踐中多數表現為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4.認定兩罪的數額標準不同。一般來講，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較大、巨大和特別巨大的標準要高于一般詐騙罪6。(二)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上一頁[1][2][3]下一頁，雖然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對方財物的欺詐性犯罪，但兩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1.兩者侵犯的客體不同。盡管兩者侵犯的都是復雜客體，且都包括侵犯了財產所有權，但側重點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合同監管制度；而貸款詐騙罪侵犯的客體則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2.兩者發生的場合不同。合同詐騙罪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而貸款詐騙罪發生在行為人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過程中。3.兩者侵害的直接對象有所不同。合同詐騙罪直接侵害的對象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或者貸款；而貸款詐騙罪侵害的對象是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在法條的規定內容中有包容交叉之處，即法條競合的現象。遵循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由于貸款合同相對于一般合同是特殊合同，所以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詐騙罪，相對于合同詐騙罪是“特別法”，二者法條競合時，優先適用貸款詐騙罪。如：以錢某為首的犯罪團伙，為了騙得一筆巨款逃往國外，偽造一個擔保合同，以某市經濟開發區股份有限發展公司的名義，向某合作發展銀行申清貸款。由于銀行工作人員審查不嚴，同意了錢某獲得20萬元巨額貸款后即逃往國外。在這個案例中，以錢某為首的犯罪團伙，其行為既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又是用欺騙手段騙取了銀行貸款，因而同時觸犯了刑法有關一般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的規定，產生了法條競合現象。對錢某等人的行為，應以貸款詐騙罪論處。[!--empirenews.page--](三)合同詐騙罪與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罪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與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騙罪在基本犯罪行為方面都是用欺詐方法，但是兩種犯罪在以下幾個方面卻有本質的區別：1.侵犯的客體不同。前者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秩序、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物所有權；后者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正常活動秩序和信譽。2.犯罪對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對象只限于公私財物；后者侵犯的對象除了公私財物之外，還包括榮譽、地位、職務、愛情等等。3.主觀目的不同。前者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后者以謀取某種非法利益為目的。4.客觀行為方式不同。前者是采取合同欺騙方法，將公私財物騙歸已有；后者是采取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的方法進行詐騙。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別人簽合同以騙取他人財物的，其行為既觸犯了合同詐騙罪，又觸犯了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罪，在這種情況下，冒充行為是手段行為，簽約行為是一種中間階段的目的行為，二者具有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按照通說的牽連犯的處斷原則，從一重處斷，按合同詐騙罪從重處理。(四)合同詐騙罪與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的界限。合同詐騙罪與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有密切的關系。實際犯罪中常常交織牽連，但兩罪的區別是明顯的：1.兩罪的犯罪客體不同，前者的犯罪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監管制度和公私財產權，而后者的犯罪客體是國家機關正常的管理活動和國家機關的信譽。2.兩罪的犯罪客觀方面不同，前者是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采取隱瞞事實、虛構真相的欺騙行為，而后者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偽造、變造、非法買賣國家機關的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3.兩罪的犯罪主體不同，前者的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而后者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是已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4.兩罪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的犯罪目的是為了利用合同詐騙財物，后者的犯罪目的是為了非法獲得國家機關的公文、證件、印章以利其他 犯罪(不一定是為了詐騙財物)。在司法實踐中，常有行為人為了實現詐騙財物的目的而采取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手段來進行犯罪的情況，這屬于刑法理論上所說的牽連犯。本人認為：當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等行為已經完成，但合同詐騙行為尚處于準備階段或者剛開始實施即被發覺，合同詐騙罪的性質和危害尚未充分地顯示出來，合同詐騙犯罪的證據還不夠充分時，對于此種情況，按照既遂行為吸收未遂行為的原則，以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論處較為合適；如果行為人的合同詐騙行為已經終了，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騙到財物或者沒有騙到主觀上所希望騙取的數額較大的財物，就應當適用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原則，以合同詐騙罪的未遂論處。[!--empirenews.page--]

四、合同詐騙罪既遂與未遂的界限 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確認犯罪是否既遂，應當以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否具備了刑法分則規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為標準。若完全具備了某一種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為犯罪既遂；若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沒有完成該犯罪的行為狀態，為犯罪未遂7。合同詐騙罪也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態。因為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人在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過程中，必定要經過起意、準備、實施、完成的過程。意外情況的發生、對方當事人的“警醒”等各種原因，均可導致犯罪分子所預期的結果難以得逞，這些未完成的犯罪形態就是犯罪未遂。合同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不僅要實施客觀要件規定的行為，而且必須產生一定的社會危害后果，才能構成犯罪既遂。基于合同詐騙犯罪屬于結果犯，它的犯罪既遂與未遂應以法定的犯罪結果發生與否作為區分標志。合同詐騙“未得逞”，是指犯罪人著手實施詐騙行為，誘騙對方簽訂、履行合同后，尚未能實際騙得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我們主張，“是否實際獲得對方當事人財物” 是區分合同詐騙罪既遂與未遂的根本標志。這是因為：只有行為人實際獲得對方當事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才能說明行為人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已經達到，其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的行為具備了合同詐騙罪規定的全部構成要件，產生的危害后果足以觸犯刑律，構成犯罪既遂；若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沒能將對方當事人財物實際獲得，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即將達到而沒能達到，則為犯罪未遂。比如合同的履行是通過銀行轉賬的結算方式進行時，犯罪分子只有從銀行取出了貸款，犯罪才告既遂，否則只能是未遂(但犯罪分子已能自由控制轉賬或能以支票、匯票、信用卡消費的，應是既遂)。犯罪分子在先行占有他人財物的情況下進行詐騙，詐騙行為實施終了，并且造成了被騙人錯誤認識的，應是犯罪既遂，如果雖然實施了詐騙行為，但未造成被騙人錯誤認識的，當屬犯罪既遂。綜上所述，盡管與合同詐騙罪容易混淆的違法行為很多，但它們之間仍有明顯的區別。在以后的實踐中，我們首先應當從本質上去區分，把違法和犯罪區分開來，其次再從基本特征上去比較，分析行為人簽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騙程度、履約態度、處置財物的方式等。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實踐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們的法學理論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能用死的理論來作為評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據，我們必須不斷發展我們的法學理論，進一步分析與合同詐騙罪易混淆的違法行為之間的相似相異之處，為司法活動提供更加準確的評判標準，推進我國法制建設的進程。參考文獻：1 趙秉志 新刑法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524頁。2 馬忠勤 履行合同中的法律問題(M)中國檢察出版社 第275-276頁。3 王作富 經濟活動中罪與非罪的界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245-246頁。4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案例大全(M)沈陽出版社1991年版 第495頁。5 現代法學(M)1997年第5期。6 張介玉 新刑法與市場犯罪(M)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7頁。[!--empirenews.page--]7 高明暄 刑法學原理(M)（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311頁。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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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http://s.yingle.com 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2017

數額認定是合同詐騙罪量刑多少的關鍵因素，那么，根據我國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合同詐騙罪的數額如何認定呢?下面，贏了網小編馬上為您具體介紹，希望我們的解答對您目前面臨的問題有所幫助。

根據《刑法》第224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的數額是否較大，是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即合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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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騙取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其行為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而合同詐騙的數額是否巨大、特別巨大，則是對合同詐騙犯罪分子判處較重刑罰的必要條件之一。

對合同詐騙“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標準，刑法未作明確規定，目前也沒有明確司法解釋。各地在審理合同詐騙案件中，常遇到定罪量刑數額或者具體犯罪情節如何掌握的問題。

目前我省公、檢、法會同有關部門，經調查研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針對合同詐騙的犯罪數額、情節，提出如下意見：合同詐騙罪的個人詐騙“數額較大”為1萬元以上不滿5萬元，“數額巨大”為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為50萬元以上;單位詐騙“數額較大”為10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數額巨大”為50萬元以上不滿20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為200萬元以上。

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目前市場主體及整個社會的經濟條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這個規定的意見是否與形勢發展的客觀現實相符合?因此，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應對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準盡快作出明確、具體的司法解釋。此外，在作出解釋規定時還應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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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人合同詐騙犯罪與單位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區別開來。

區別的原則是：個人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應低于單位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

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對合同詐騙的數額，不能以合同標的數額來認定，而應以行為人實際騙取財物的數額(既遂)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財物數額(未遂)來認定。但合同標的數額的大小反映著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因此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加以考慮。

第二，對于合同詐騙犯罪的共犯，應當以行為人參與共同詐騙的數額來認定其詐騙數額，并結合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的數額等情節，判處適當的刑罰。

第三，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是判處輕重刑罰的量刑情節，但不是唯一的量刑情節。犯罪數額未達到巨大的、特別巨大的程度，但有“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可以判處較重的刑罰。

第四，將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人騙取的物品折算成貨幣數額時，應以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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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騙行為實施時該物品所處的價格體系中的實際價格為折算依據，有國家指導價格的，以指導價格折算;無指導價格的，以同類產品當時的市場平均價格折算。

以上就是我們關于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的法律解答，從上文可知，對合同詐騙的數額，不能以合同標的數額來認定，而應以行為人實際騙取財物的數額(既遂)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財物數額(未遂)來認定。如果你對此還有其他疑問，歡迎你隨時咨詢我們贏了網，我們將盡快為您詳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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