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認定？[范文]

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認定？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朱潔清

合同詐騙罪是指，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對合同詐騙罪罪狀的表述中可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合同詐騙罪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屬于該罪的責任要素。也就是說，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詐行為時，所希望達到的結果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即構成合同詐騙罪。

然而，對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認定，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一方面是因為“非法占有目的”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難以準確把握其真實狀態；另一方面，主觀意志須以客觀行為來表現，如果使用“客觀歸罪”的方法來認定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很容易陷入對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錯誤判斷。行為人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過程中，使用了一定欺詐手段，但是主觀上始終沒有非法占有目的時，絕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直接關系到罪與非罪的界限。《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關于對合同詐騙、侵犯知識產權等經濟犯罪案件依法正確適用逮捕措施的通知》中明確表示：“各級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工作中，要嚴格區分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的界限，尤其要注意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違約、債務糾紛的界限”，也反映了合同詐騙罪與一般經濟糾紛容易混淆，因此在偵查階段正確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對區分罪與非罪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對金融詐騙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進行了討論，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據此，結合筆者在工作中的認識，筆者認為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以達到圍繞在案事實、證據與法律，合理地界定行為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效果：

一、合同簽訂前行為人有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 在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時，首先要考察行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規定的欺騙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騙手段的，原則上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結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規定和《紀要》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方法，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前，隱瞞沒有歸還能力的真相，虛構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原則上都應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因為此類行為是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而與行為人簽訂合同的原因，正是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的前提條件。

二、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

履約能力包括履行合同的現實性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考慮市場風險的不可測因素和市場經濟行為的風險投資因素，經濟合同的履行是具有一定風險的。但是行為人如果連履行合同的可能性都不具備，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實踐中，行為人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可以推定其沒有足以抵付債務的固定資產及其他可靠的擔保，在這種狀況下仍作虛假擔保，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詐騙行為屬于充分不必要關系，也就是說，如果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然會實施詐騙行為，但是行為人實施了詐騙行為，并不意味著行為人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情形之一，原則上應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如果行為人有可以推翻“非法占有目的”之推定的充分證據，應不予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

簽訂合同后的實際履約能力同樣包括履行合同的現實性和可能性，但是由于時間節點是在簽訂合同后，行為人此時應承擔履約義務，因此有無履約能力的判斷取決于行為人實際履約行為。一般而言，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地創造條件去履行全部合同義務，即使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合同目的，行為人也會承擔違約責任。在刑事案件中，行為人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攜款潛逃的，將取得財物隱匿的??這些行為表明行為人虛假地、象征性地履行部分合同，或者根本不去履行合同，不具備履行合同的現實性，甚至喪失了履行合同的可能性，足以推定行為人沒有履約的誠意，由此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

行為人履行合同的原因難以說明，或者“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的真實性難以辨別時，根據行為人對其所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也可以推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為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主觀心理態度，對標的物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當行為人具有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或者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應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行為人在取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之后，才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將財物占為己有之后，并沒有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使對方免除其債務的，屬于單純逃債的行為，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當然，如果行為人收受了對方并未轉移所有權的財產后逃匿的，則可能成立侵占罪。

綜上所述，認定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具體的分析。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定性合同詐騙罪的關鍵因素，行為人的辯護律師應正確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方法，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標準為行為人進行辯護，盡力避免法院出現“客觀歸罪”的失誤判斷，即單純以財產有無歸還、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實際上的后果有無損失來判定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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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作者： 邵慶洪 湯向明發布時間： 2007-10-19 14:32:

31案情：

2007年1月16日，曹某冒用他人的身份證、戶口本和駕駛證，到某汽車租賃公司租用了一輛轎車。辦完手續后，曹某將小車開到自己投宿的賓館停車場停放。當晚11時許，曹某前往停車場取車時被公安民警抓獲。曹某向公安民警供述，他欲取車到桂林旅游。后來，公安機關以曹某涉嫌合同詐騙罪向檢察院提請批捕。

分歧：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對曹某主觀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存在不同看法，導致對該案的定性存在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曹某使用欺詐手段，利用偽造的證件租車，在取得汽車后欲一走了之，其主觀上非法占有汽車的意圖明顯，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二種觀點認為，曹某主觀上明顯具有欺詐的故意，但欺詐的故意并不等于他有非法占有汽車的目的。曹某在租車當天被抓獲，租車合同還在履行期限內，因此不認定他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財產的故意，其行為難以認定合同詐騙罪。評析：

筆者認為，本案中認定曹某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其關鍵是認定其在承租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該汽車的目的。如何認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筆者從合同詐騙的概念、特征進行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特征：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體特征。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合同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合同詐騙罪使合同詐騙罪及其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成為侵犯他方當事人財物的不法手段，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刑法單設此罪以保護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僅僅是詐騙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觀特征。從本質上講，合同詐騙罪屬詐騙犯罪的范疇，在客觀構成上完全適用詐騙犯罪的構成模式。即：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獲得財產→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或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這里的虛構事實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現形式主要為：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3、主體特征。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實踐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而且，這兩點之中，利益歸屬的團體性應當優先考量”。對那些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而實際犯罪謀取的利益歸屬直接責任人員的合同詐騙犯罪一律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4、主觀特征。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過實施行為實現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犯罪目的僅存于直接故意中。因此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

二、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的必備要件，對認定合同詐騙罪的罪與非罪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合同詐騙罪目的的“非法占有”，是指行為人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意圖全面剝奪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或者剝奪他人對財產的控制、使用和收益權的故意。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只是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債務無法償還的，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因此，如何正確理解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理論和實踐部門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學術界一般認為，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詐手段的，原則上均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當然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幾種客觀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種含有欺詐因素的行為是否是合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條所規定的行為類型外，還

必須看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

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盡管人的主觀心理活動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并非完全不可把握。目的，作為行為人意欲實現某種結果的心理態度，只有外化為客觀的行為，才能成為法律評價的對象。作為有意識的理性的人，其主觀心理決定其客觀行為，其客觀行為又能反映出其主觀心理狀態。因而，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行為人之行為特征，判斷出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并以此來對其行為進行定性。但是，僅僅以客觀表現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應當根據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實際履約行動、對標的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等方面的客觀因素進行全面、綜合考慮。

三、本案中對曹某是否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曹某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其行為已經符合刑法中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客觀表現行為，但是有該行為并非就構成合同詐騙罪。只有在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又實施欺詐行為，才可以認定其構成合同詐騙罪。那么如何認定行為人的主觀要件，也就是說如何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必須對行為人曹某作出以下分析：

１、對其使用他人證件的原因

并非使用假冒他人的證件簽定合同一定就構成合同詐騙罪，必須對其假冒他人證件原因進行分析，行為人由于自己沒有承租汽車所需的相關證件，而不得已使用他人證件承租，那么其不一定具有詐騙的目的，當然行為人自己有承租汽車有效證件，卻仍使用假冒證件簽定合同，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承租物的目的。

2、所被假冒使用證件的來源

曹某使用假冒證件簽定承租汽車合同，如何其所使用假冒證件是其親友的，不能認定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當然，如何其所使用的證件來源非法，比如是偽造的證件、盜竊所得的證件或拾得又使用的。

3、承租后的客觀表現

行為人假冒他人證件簽定取得財物后，是否按照合同使用。曹某與汽車租賃公司簽定汽車租用合同，雙方對汽車的使用應該存在約定，也就是說從曹某使用汽車方式來看包括其所說的“欲取車到桂林旅游”是否是合同約定的使用范圍之內，如果是符合合同約定，不應認為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可以可以作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參考情節。

4、行為人的日常表現

行為人日常生活的表現也是判斷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重要參考條件，一般來說，行為人有詐騙前科或有類似的犯罪前科，可以認定其使用假冒他人證件簽定合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則不應認定。

5、行為人的自我陳述

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只能從其客觀行為表現來判斷，當然，行為人自己承認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么與其使用假冒證件的行為相結合，可以認定其構成合同

詐騙罪。當然，即使行為人不承認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非就不能認定其沒有該非法目的，可以參考行為其他行為情況給予判斷。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一、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1、本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它既侵犯了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在這雙層客體中前者的社會危害性更為突出。

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的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行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本罪客觀方面五種犯罪行為形式: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這里所稱的票據,主要指能作為擔保憑證的銀行資信證明, 金融票據,包括匯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謂其他產權證明,包括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以及能證明動產、不動產的各種有效證明文件;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例如西藏某公司與內地某公司在簽訂合同后,內地某公司 履行一小部分合同,誘騙西藏某公司繼續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將一部分款項匯入內地某公司,內地某公司達到目的后便以種種理由不再履行合同, 該內地某公司的行為就是合同詐騙的行為。此案經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潘曉剛無期徒刑;受收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 物。這里所說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過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種方法以外,以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為手段,騙取合同對方當事人交付貨物、預付款、貨款或者定金及其他擔保財物的行為口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是一種高智商的犯罪,犯罪人往往會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或從事的某項 專業來行騙。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個人和單位。

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必須以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為目的。具體的內容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根本不想履行合同, 而故意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欺騙對方當事人與之簽訂合同或者進行虛假擔保,或者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少騙多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即犯罪人從簽訂經濟合同時起,就以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非法占有為目的,其行為主要表現為騙取財物后,席卷而逃。間接故意,即犯罪人在簽訂合同時,根本就不考慮合同能否履行,能履行就履行一些,不能履行就侵吞口其行為主要表現在,合同訂立后,在拿到貨物或價款后,對合同的履行采取放任的態度,甚至肆意揮霍對方的現金、定金或貨物,或者把定金或貨物等財產用于合同規定的范圍 以外的事項。

二、合同詐騙罪的特點

利用經濟合同誘騙犯罪,是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的經濟詐騙犯罪,這種發生在經濟領域內的犯罪,與傳統的財產詐騙犯罪相比較,具有以下特點:

1、犯罪主體已經從原來的個人發展到了以群體單位為本位。犯罪

人往往以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代表出現,不僅有工商注冊,銀行帳戶(但多數為虛假的資信證明)而且還有上級機關的批文等,以此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甚至有些犯罪分子還成立專門的經濟組織行騙,導致集體責任與個人犯罪交織在一起,案發后,互相推諉,難以認定。

2、詐騙對象已由針對個人財產的單一化,轉而指向所有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個體工商戶、中外合營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組織和單位,詐騙對象的范圍很大。

3、犯罪多以商業活動的方式進行。利 用合同詐騙多以提供先進技術、緊銷商品或以開發項目等為誘餌,簽訂虛假合同,騙取財產。

4、詐騙的數額,一般都很大。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上千萬,還有上億元的大案。其后果是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社會危害十分嚴重。

三、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認定合同詐騙罪,最主要的是應當劃清經濟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經濟合同糾紛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有具體履行合同的主觀目的,簽訂合同后, 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合同內容無法全部或部分履行,無法歸還對方當事人已經交付的財物或者其他的爭議。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主要區別在于:(1)簽訂合同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簽訂合同為手段,從而達到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而后者不具有這種目的,主觀上是為了履行合同。(2)采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虛構事實,設計騙局,簽訂合同是假,騙財是真;而后者簽訂合同則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3)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同。

前者根本沒有履行能力,或者有履行能力也不想履行合同;而后者則有全部或者部分履行能力。(4)合同所得財物去向不同,前者往往將騙得的錢財大肆揮霍，或者將錢挪作其他非法經營之 中;而后者則用于正常性經營。(5)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行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而未履行;后者則是由于出現了行為人意料之外的原因而未能履行。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內容提要：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正確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合同糾紛是指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民事欺詐是指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合同紛紛民事欺詐行為

一、引言

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據有關方面統計，在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僅為64%，合同履行率僅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案件占全部詐騙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見，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不僅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擾亂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因此，正確認識合同詐騙罪有著重大意義

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難點

我國關于利用合同詐騙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過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79條曾規定了不忠實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該刑法大綱草案一直沒有付諸實施。1979年刑法對利用合同詐騙的犯罪行為沒有規定單獨的罪名。

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詐騙罪規定為獨立的罪名，使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罪一樣，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合同詐騙罪時經常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問題，如在處理合同詐騙案件時不能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錯誤地把合同詐騙罪認定為合同民事欺詐行為或者錯誤地把合同民事欺詐行為和合同糾紛當作合同詐騙刑事案件處理，甚至錯誤地將合同詐騙罪簡單地認定為詐騙罪。出現上述問題除了極少數執法者主觀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詐騙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論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糾紛是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均與合同的簽訂、履行相伴而生，兩者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糾紛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現形式下，實質內容卻大相徑庭。

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在實踐中，可以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目的、方式、過程、履行合同的準備、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等等，進行綜合判斷。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主觀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糾紛即可以表現為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而合同詐騙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時就已形成合同詐騙的故意，屬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過程都未產生詐騙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為避免損失或者覺得有機可乘，產生將以對方財物據為已有或歸自己所有的意圖而不履行或不繼續履行合同，屬于事中故意。

2、主觀目的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為人意圖永久地排除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使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處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狀態。合同糾紛行為人雖然也有侵犯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權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

3、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合同詐騙罪綜合考察以下幾個因素。（1）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在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罪是沒有履行能力的。（2）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是否有欺騙行為。合同詐騙行為人往往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3）行為人簽訂合同后是否實際上履行合同。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取得對方的貨物或貨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4）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去向。如果行為人將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騙手后即行揮霍或者轉移潛逃，即可以初步認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擔責任，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時，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還來對抗對方當事人的權利主張的，則可以初步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確定行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觀限制還是主觀不欲。如果行為人一方享受了權利但不履行義務是基于自覺地愿意，則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和合同糾紛行為各自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民事法律關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則。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和解、協商等方式使合同繼續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是屬于違反我國刑事法律的行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在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對對方當事人的民事責任。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不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和解、協商。

四、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法律雖然詳盡，也難以將其囊括其中。縱然已有明確規定，因執法者認識不一，也容易造成錯判漏案。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定與處理，一直就

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外觀相似，難以區分，同時由于各執法機關在處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況處理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影響法律的嚴肅性。

廣義的民事欺詐行為包括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和侵權法上的欺詐。前者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此種欺詐即狹義的民事欺詐，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后者是行為人通過欺騙或者隱瞞等手段，故意從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其主要涉及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自己沒有履行能力而虛構、隱瞞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對方產生錯覺，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詐是為了用于經營，借以創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詐行為以誘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并與其訂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只希望通過實施欺詐行為獲取對方的一定經濟利益，而合同詐騙罪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即看行為人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承擔擔保責任的能力，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擔部分擔保責任的能力。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在簽訂合同之后，行為人總會以積極的態度創造條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觀因素不能實際履行，也會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合同詐騙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在合同簽訂后，財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揮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點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象征性的“虛晃一槍”。三是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民事欺詐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欺詐方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或提供勞務等經濟勞動取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一般無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對合同標的物質量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合同詐騙行為人，為了達到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會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當事人上當，這種手段一般包括：

1、無中生有，編造虛假事實。如根本沒有對方需要的貨物、貨源，卻謊稱有貨，而且價格優惠，且能及時供貨；自己根本沒有經營資格和條件，卻設臵集資合營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假象。

2、有意隱瞞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證明、授權委托書等手段假冒廠長、經理、采購人員、促銷人員，甚至打著政府官員的招牌欺騙對方，通過偽造工作證、介紹信、銀行憑證和印章等使對方確信而上當。四是行為人對標的物的處臵情況。在行為人已經占有轉移的財物后，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義務，那么當行為人對其占有的財物的處臵情況，一定程度反映了行為人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合同詐騙罪行為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積極、努力的創造條件來履行合同。五是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民事欺詐行為人，在發現自己違約或經對方提出自己違約時，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辯解，但不會逃避承擔責任。在自己違約確鑿無疑之后，通常有承擔責任的表現，并有一定承擔責任的行為。而合同詐騙行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當然也就無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糾紛發生后，行為人想方設法使自己逃避承擔責任，使對方無法挽回其遭受的損失。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的特征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

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地，在簽定、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犯罪的構成來看，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合同詐騙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地。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使對方當事人“自愿”地與自己簽定、履行合同，而騙取對方數額較大的財物。

（二）本罪的構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秩序，同時也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

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具體表現為：

其一，合同主體身份虛假。即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定金、購貨預付款、材料費或者工程預付款等財物。

其二，擔保虛假。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做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從而得以簽訂經濟合同并騙取財物。

其三，履行虛假。即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取信對方后，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最終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其四，收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貸款、預付款或擔保的財產后逃匿的。

其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如行為人通過訂立聯銷合同，騙取中間單位或個人的巨額財物；在報刊、雜志、電視、廣播上打虛假廣告，引人上鉤，或發行虛假信息小報到邊遠地區等利用媒介進行詐騙；等等。

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客觀上還需要具備“數額較大”的要件，才能構成犯罪。何謂“數額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69條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5000元至2萬元以上的；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數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詐騙中“合同”的含義

合同詐騙罪既然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內涵與外延，對于合同詐騙的司法認定必然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其第2條規定了“合同”的定義，即“本法所稱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因而，這一關于“合同”定義的規定，應當作為合同詐騙罪之中“合同”含義的重要標準。根據這一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包括所有書面形式的經濟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見多用的債權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等物權合同，不直接發生債權但確定共同投資、經營和分配盈余等方面關系的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以及行政法法上行政合同、勞動法中的勞務合同和國際法上國家合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正確界定“合同”之義，還需要從這樣幾個因素入手：(1)合同詐騙罪被納入刑法分則第三 1

章破壞市經濟秩序罪之第九節“擾亂市經濟秩序罪”，因此，該罪中所謂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市場秩序。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各種“合同”、“協議”不在該罪“合同”之列。（2)在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考慮懲治犯罪的最大需要。雖然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在淵源上為經濟合同，但立法淵源不應刑法的目的解釋。換言之，只要除利用經濟合同外，還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進行詐騙且足以擾亂一幣場秩序，而在刑法上將之解釋為合同詐騙罪又有“可預測性”的，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則上都屬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3)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罪刑法定原則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需要能夠證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證據，是最起碼的要求。合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來說，口頭合同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但是應當注意，隨著社會的發展，實踐中出現了攝影、錄像等合同形式，這些合同屬于新的書面合同形式。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現為這些形式。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

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兩者的區別：

1.主觀目的不同。這兩種行為故意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

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則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

2.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在行為方式上，合同詐騙罪都是作為：而民事欺詐行為則不僅表現為作為，還有相當一部分表現為不作為。(2)從欺詐的程度看，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已達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來調整；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仍應由民事法律來調整。(3)從欺詐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而民事欺詐行為中仍有民事內容的存在。(4)從欺騙的手段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須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是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

四、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二者的區別

對合同詐騙罪進行認定時，主要是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二者的區別如下：

1．主觀故意不同。

合同糾紛體現為雙方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通過簽訂合同，確認雙方權利和義務，雙方均無非法占有另一方財物之目的，不能履約也確有理由，且出現了不能履約的情形后，能夠及時通知對方。而合同詐騙犯罪中，行為人抱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具體表現有：

（1）當事人明知自己只有部分履約能力，卻仍與對方簽訂經濟合同，并拒不履行的；

（2）當事人明知自己無實際履約能力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履約，仍誘騙對方簽

訂合同以騙取財務的；

（3）當事人虛構主體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資格的；

（4）行為人在簽訂經濟合同時，使用偽造、變造的無效印章、印鑒或其他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簽約時雖無明確、明顯的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之后也履行了合同的部分義務，由于

各種原因或客觀因素，無力繼續履行全部合同，從而在主觀上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轉移或隱匿了他人財物的。

2．簽約手法不同。

即簽約時有無欺騙性。經濟糾紛中所簽訂的合同真實、有效，雙方當事人所簽訂的合同是

基于經濟權益的互補，并非一方想無償占有另一方的財物。而合同詐騙是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法簽約。在進行經濟往來中，有時為了促進交易成功，一方會夸大自己的履約實力，對于這種情形，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認定為詐騙。如果行為人確實出于履行的目的，而無惡意占有的故意，在實際履行中也確實能努力履約的，不能認定為詐騙。

3．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不同。

從行為表現上，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都通過一定的途徑設法履行義務，互惠互利地實現各

自的經濟利益，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后，基本不履行合同義務。合同交易中有時會出現一部分履行的現象，對于部分履行，也可以從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上區分經濟糾紛和詐騙犯罪的性質。合同詐騙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其部分履行的行為只是作為誘餌或代價，以便取得對方的充分信任，最終騙取他人的財物；而合同糾紛的當事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希望能夠履行合同的，只是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自己的履行能力估計不足，或是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使合同無法繼續履行。

4．財物的處理不同。

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是將對方財物進行正當的運作，去向清晰，如將對方貸款購買原材料，組織生產、加工制作等，所以即使到期末全部履行也不能定為詐騙。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將對方財物或用于為自己 還債，或揮霍、攜款潛逃，并隱瞞財物的真實去向，表現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合同詐騙罪與其它罪形態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與想象競合犯的認定

對于詐騙犯罪，我國刑法采取了“罪群”立法方式規定，即除了在侵犯財產罪章中規定經濟秩序罪中規定了若干特殊詐騙犯罪。①（注：為了便于在稱呼上清晰地區分各種詐騙犯罪，本文將刑法分則侵犯財產罪中的詐騙罪（刑法第266

條）稱為“普通詐騙罪”。）具體而言，包括集資詐騙罪（刑法第192條）、貸款詐騙罪（第193條）、票據詐騙罪（第914條第1款）、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4條第2款）、信用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詐騙罪（第196條）、有價證券詐騙罪（第197條）保險詐騙罪（第198條）、騙取出口退稅罪（第204條第1款）和合同詐騙罪（第224條）。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雖然和普通詐騙罪一樣也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但主要破壞了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等社會土義市場經濟秩序。普通詐騙罪與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當行為人的詐騙行為符合包括合同詐騙罪在內的這些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時，不應以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而應根據其詐騙方法和對象依照特殊詐騙犯罪定罪處罰。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共識。

問題是，當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其他特殊詐騙犯罪時，即行為人的一個詐騙行為同時符合的構成均是特殊詐騙罪的構成時，如何定罪處罰呢？比如，行為人通過偽造購貨合同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的，究竟怎樣定罪處罰？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態。②（注：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但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特殊詐騙罪之間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必然的競合。）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應當從一重罪從重處罰。考察刑法的規定，刑法對合同詐騙罪與其他各種特

殊詐騙罪的法定刑設置，均以詐騙“數額較人”、“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和“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為各個量刑檔次的依據。如果撇開各種犯罪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不論，其中在“數額較大”、“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兩個檔次中，合同詐騙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法定刑都要輕；在“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中，除了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和信用證詐騙罪規定有死刑外，合同詐騙罪其他特殊詐騙罪的上刑相同。因此，對于合同詐騙和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想象競合犯，通常都應以相應的其他特殊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釋對各種特殊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作出統一規定，而假如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又低于其他各種或其中）幾種特殊詐騙罪，則對想象競合犯形態究竟以何罪定罪處罰，應在對合同詐騙罪、與之競合的其他特殊詐騙罪中與行為人詐騙犯罪數額和其他情節相對應的法定刑進行比較后，才可決定；假如合同詐騙罪數額標準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對就更輕，對想象竟合犯自應認定其他特殊詐騙罪。③（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各種金融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人”和“數額特別巨人”的標準，就采取了不同的標準。如貸款詐騙、個人保險詐騙以1萬元以上為“‘數領較大”的標準，以5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的標準；個人票據詐騙、信用卡詐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各單位款物折合人民幣19.0666;萬元；采用簽發空頭支票的手段，騙取D公司空調機1臺，折合人民幣8200元。

（二）連續詐騙情形下的數罪認定

對于“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處罰？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

中存在爭議：有的認為，應當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理；有的認為應當按照行為人的上行為定性。①（注：轉引白陳為鋼：《辦理金融詐騙犯罪案件 待解決的法律問題與思考》，載《上海檢察調研》2000年第4期。）筆者認為，當行為人的數個詐騙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的詐騙犯罪時，最為可取的做法應是實行數罪并罰。上述第一種觀點，首先將這種形態認定為牽連犯是錯誤的；其次，按照這種觀點的主張，當行為人觸犯的各種詐騙犯罪之中有兩種以上犯罪的刑罰輕重相當時，便無法選擇罪名，而即便在刑罰輕重有別的情況下擇一重罪處理，那么，行為人觸犯的其他詐騙的犯罪數額是否均計入該重罪的犯罪數額？不無困惑。按照上述第三種觀點，當各種方法的詐騙行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難分主次時一定性發生無法解決的困難；而即使有豐次之分的，犯罪數額的歸屬，也如按上述第一種觀點那樣成問題。筆者認為，“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不失為連續犯。連續犯通常是指行為人基于連續犯罪的故意，實施數個相互獨立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態，但是，如果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各罪亦可視為同種性質，成立連續犯形態②（注：參見姜偉著：《犯罪形態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頁。）那么，對犯罪方法各異、觸犯罪名不同的連續詐騙犯罪實行數罪井罰，是否違背連續犯從一罪處斷的原則而不合理呢？筆者認為，理論上歷來主張連續犯是實質的數罪而處斷的一罪，只考慮到了連續行為所觸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況，而沒有把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連續犯（要否拓展“連續犯”的范疇，另當別論）納入研究范圍。這在很人程度上是由過去刑法所保護的各種社會關系本身相對單純，同種罪名細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連續犯也只存在數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決定的。而如今，由于社會關系的日趨復雜，刑法采用罪名體系、“罪群”性的罪刑規范設置方法也已相當普遍，③（注：如除了詐騙犯罪外，對于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走私犯罪，賄賂犯罪等，都存在“罪群”立法。甚至偽造印章犯罪、招搖撞騙犯罪都分立了不同罪名。）固守罪名不同的連續犯只能從一罪處斷，顯然是不智亦不可行的。實際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有關司法解釋中也認可了特殊情況下對連續犯實行數罪并罰的做法。即最高人民檢察院1998年12月2日《關于對跨越修訂一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指出：“對于開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

及法定刑己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根據這個《批復》，如果行為人連續行為跨越修訂刑法施行前后，而同時修訂刑法對這些行為的定性與修訂前刑法的規定不同且將其罪數由一罪變為數罪的，對該連續犯就應當實行數罪井罰。比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一直從事偽造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印章的犯罪行為，修訂刑法施行后只偽造國家機關的印章的，按照修訂前刑法行為人本只構成妨害印章罪（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印章均為該罪對象所包括）一罪，而在修訂刑法施行后，按照《批復》的規定，應當以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對行為人偽造印章的連續行為實行數罪并罰。再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后分別實施利用合同進行的詐騙犯罪和一般欺騙手段的詐騙犯罪的，也以合同詐騙罪和普通詐騙罪是數罪并罰。《批復》的上述規定無疑有助于司法實踐解決實際問題，也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值得贊賞。在實踐中，將這一《批復》的精神加以發揮，對于非跨法犯性質的“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均應實行數罪并罰。

與“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相關的問題是：在連續詐騙行為中，當包括利用合同詐騙在內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以及普通詐騙行為，分別依照各種特殊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未達起刑標準），而將其詐騙總數額等按照任何一種詐騙犯罪的定罪標準都可構成犯罪：或者有的詐騙行為數額上達到定罪標準可以認定為普通詐騙罪或各種特殊詐騙罪，而其中有幾種行為構不成其詐騙方法對應的特殊詐騙犯罪時，應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應當堅持如下原則：(1）各種詐騙方法的詐騙行為，首先分別以其對應的詐騙犯罪的起刑標準為基準，考察能否構成該對應的詐騙犯罪（包括普通詐騙罪和各種特殊詐騙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的，不得對行為人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分別根據行為特征認定其不構成犯罪，而應當把這些詐騙行為作為有機整體看待，將這些無法認定為特殊詐騙罪的詐騙行為，連同本來以普通詐騙方法實施的詐騙行為，以刑法第206條為基準，進行罪與非罪的評判；構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按照前述(1）對有的詐騙行為己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的，須對行為人以普通詐騙罪和已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第206條的普通詐騙啊罪，在構成上并不完全排斥各種特殊詐騙罪中的客觀行為方式，當行為人實施的特殊詐騙行為數額等情節未達定罪（特殊詐騙罪）標準的，該未達定罪標準部分的詐騙行為卻可能構成普通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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