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效力之認定

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效力之認定

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了合同詐騙罪，所謂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各種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問題，至今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理論界對此問題較少涉及，但此問題對當事人的利益卻影響甚大。有鑒于此，筆者擬對該問題略述管見.在1997年《刑法》實施之前，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因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為無效民事行為。”1993年《經濟合同法》第7條規定：“采取欺詐或者脅迫手段訂立的合同無效。”這說明，合同詐騙罪一旦成立，合同當然無效。故有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成立后，合同應屬當然無效。筆者認為，該觀點雖然說不是很合理，但在我國《合同法》實施之前做如是認定，應該說是合法的。但我國《合同法》從最大限度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出發，對受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做了更合理的規定，該法第54條第3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即因受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并非當然無效，受損害方有權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或者變更，也可以要求繼續履行合同，只有在“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情形下，合同方屬當然無效。試舉一例予以說明：甲因生產急需一種原材料，而乙有該種原材料，后雙方經協商，甲與乙簽訂合同購買該種原材料。乙在收受甲給付的部分貨款后即逃匿，后很快被抓獲。經查，乙雖有該種原材料，但根本未想賣與甲，而只是想騙取甲的貨款。根據我國《刑法》第224條第4項的規定，乙的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此時認定合同無效，則甲只能請求乙返還貨款及賠償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但不能取得其生產所急需的原材料用于生產，以獲取更大的利益。所以，為最大限度的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依《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應當認定甲與乙的合同為可變更、撤銷合同，甲有權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撤銷合同，也應該有權要求乙繼續履行合同，甲如果選擇行使撤銷權，則合同自始沒有法律拘束力，甲只能請求乙返還貨款及賠償因此所受到的損失；甲如果選擇要求乙繼續履行合同，法院亦應予以支持，認定合同為有效，乙除承擔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外，還應承擔繼續履行合同的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保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在此，懲罰僅是刑法的手段，保護才是刑法的目的，決不能為了懲罰而懲罰。因此，解決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利益。筆者認為，應認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除損害國家利益的屬無效合同之外，其余合同應屬可撤銷合同，如此才能更有利于對受害人的保護。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如上例，責令詐騙行為人承擔違約責任，較之于責令其承擔合同被宣告無效后的責任對受害人更為有利。如違約責任形式包括違約金、損害賠償金、定金責任等，而在合同被宣告無效的情況下，受害人則不能要求詐騙行為人承擔上述基于有效合同而存在的民事責任。如果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均認定為無效合同，則法院可以不考慮受害人的意見，主動宣告合同無效，從而剝奪了受害人選擇有利的補救方式的權利，這對受害人是極為不利的。故為充分地維護受害人的意志自由，保護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對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受害人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有利，可要求繼續履行或變更合同；如認為違約責任的適用對其有利，可要求在確認合同有效的情況下，責令詐騙行為人承擔違約責任；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不利，可請求法院或仲裁機關撤銷合同。同時，將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作為可撤銷合同對待，亦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會財富，并盡量減少因消滅合同關系、返還財產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和浪費。

關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若干問題探討

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這種犯罪以合同這種“合法形式”為掩護，手段隱蔽，情況復雜，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合同詐騙罪存在諸多難點問題，筆者試就此略作探討，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一、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性質

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犯罪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對于正確界定本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內涵應根據合同詐騙罪的客體性質來確定，這種犯罪不僅侵犯了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市場經濟秩序。首先，合同必須具有財產內容。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主要分為調整人身關系的合同和調整財產關系的合同。前者如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后者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調整身份關系的合同不能體現市場經濟內容，因此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其次，合同必須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有些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但并不是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如實踐中比較常見的，一方虛構事實，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雙方簽訂借條性質的借款合同，一方以此騙取對方當事人錢款后逃匿或揮霍。這類案件中的借款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但是由于合同并未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不存在擾亂市場秩序的問題,故此種行為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認定；再次，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需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關系。有些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且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但并非交易行為，例如無償借用合同、無償保管合同、贈與合同等，它們不具有規制市場活動的意義，也不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關系，因此利用此種合同詐騙的行為也不能以合同詐騙罪來評價。

二、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形式

在合同法上，除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之外，合同的訂立既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有學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限定為書面合同，口頭合同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但有學者也指出，在界定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圍時，不應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證據證明確實存在合同關系的情況下，即便是口頭合同，只要發生在經濟活動中，侵犯了市場秩序的，就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包括口頭合同。首先，利用口頭形式實施詐騙犯罪與利用書面合同一樣，所侵犯的客體都是他人財產所有權以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在當前經濟活動中實際存在著大量的非書面形式的合同，利用這些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犯罪的現象也并不少見。如將其一概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不僅與現實情況脫節，也有悖于新刑法確立合同詐騙這一罪名的立法精神；其次，實踐中常常出現行為人先利用書面合同進行詐騙，后又以口頭合同繼續行騙的情形，如果我們將合同詐騙罪排除口頭合同形式，則對上述行為要分別處理,即利用書面合同的詐騙行為定合同詐騙罪，利用口頭合同的詐騙行為定詐騙罪,這樣對明顯屬同種性質的行為定不同罪名，一方面有違刑法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徒增了司法的復雜性 ；最后，刑法作為實體法，其所規定的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更多強調的是合同內容，即體現著市場交易、財產流轉的實質內容，故不應對合同形式有過多的限制。因此，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形式包括書面、口頭形式。

三、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利用合同”

在普通詐騙罪中也會存在借合同的名義實施詐騙的情形，這從表面上看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相符，也使得司法機關認定時在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之間徘徊。這就需要我們對“利用合同”進行認真解讀。所謂利用合同，即通過合同的虛假簽訂、履行使得相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財物，實現其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合同即是其詐騙行為。而對那些即使行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是相對方之所以陷入錯誤認識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了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財物的，應認定為詐騙罪。不能僅僅因為存在合同而一概以合同詐騙罪認定。例如,被告人張某以開采露天煤礦為借口，偽造了相關部門的批文、許可證等材料，騙取村民王某、李某等人投資共同參與開采，并與村民簽訂了共同投資開采合同。張某在取得王某、李某等村民交付的投資款之后攜款潛逃。本案中，張某與村民王某、李某等人雖然簽訂了共同投資開采合同，但張某主要是以虛構開采煤礦的名義并隱瞞沒有相關部門批文的真相騙取村民信任，其簽訂合同只是騙取村民財物的一種掩蓋形式，其實質是普通詐騙行為，應構成詐騙罪。雖然是否存在合同是認定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區別，但是對于那種借合同名義實行詐騙的行為我們必須慎之又慎，方能正確認定罪名。

四、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效力”

合同詐騙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如何，至今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主要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為無效合同，因為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二是認為應為無效合同，因為實施了欺詐行為，損害了國家利益；三是認為應為可撤銷合同，因為因欺詐行為所簽訂的合同應為可撤銷合同。

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誠然，利用合同詐騙的行為違反了刑法的強制性規定，但不能因為刑法對詐騙行為的否定，就對合同的效力也予以否定。合同效力的認定則應當依據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的，才能認定為合同無效。

在如何理解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只指公法意義上的國家利益，就是純粹的國家利益；二是認為包括國有企業的利益，因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三是認為國家利益就是社會公共利益。筆者認為，這里的國家利益應當作狹義的理解，只有損害了國家安全、政治性利益，才是損害了國家利益，損害國有企業利益的，應當作為侵害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利益，不能作為損害國家利益的欺詐對待。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另有條款規定，也不必在這里包含進去。

雖然合同詐騙行為侵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財產所有權，但并沒有損害國家安全、政治利益，不能因此認定合同無效。

筆者認為，認定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均認定為無效合同，則法院可以不考慮受害人的意見，主動宣告合同無效，從而剝奪了被害人選擇有利的補救方式的權利，這對被害人是極為不利的。如果將合同認定為可撤銷的合同，將選擇權交給被害人，較之于責令其承擔合同被宣告無效后的責任對其更為有利。對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被害人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有利，可要求繼續履行或變更合同；如認為違約責任的適用對其有利，可要求在確認合同有效的情況下，責令詐騙行為人承擔違約責任；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不利，可請求法院或仲裁機關撤銷合同。同時，將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作為可撤銷合同對待，亦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會財富，并盡量減少因消滅合同關系、返還財產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和浪費。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效力應如何確定？

案件介紹

原告：某銀行

被告：A公司

2000年，A公司因開發房地產項目資金短缺與某銀行簽訂抵押借款合同，并以開發中的房地產項目作為抵押物辦理了登記手續。2003年，A公司就上述貸款在該銀行辦理了借新還舊手續，之后貸款到期，A公司逾期未還，該銀行經多次催收無果，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A公司償還全部的借款本息，并就A公司的貸款抵押物請求享有優先受償權。

法院審判

法院審理后認為A公司2000年向該銀行貸款的行為，已被其他法院判決認定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在建工程重復抵押惡意騙取銀行貸款，因此構成合同詐騙罪。其與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因此判決該合同無效。法院在向該銀行釋明要求更改訴訟請求未果后，判決駁回該銀行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下達后，該銀行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該銀行在兩次貸款發放過程中并未參與A公司的不法詐騙行為，從雙方的民事關系看，合同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重復抵押也非相關法律禁止的行為。A公司因合同詐騙罪依法承擔刑事處罰，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責任，從而依法撤銷了一審判決，并判令A公司在償還追贓后余欠該銀行相關的貸款本息，該銀行就貸款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本案中，銀行并無相關人員涉案。

案例評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其爭議焦點在于涉及合同詐騙罪的民事合同效力的認定問題，由于我國民刑法律間銜接不緊密，法律條文的適用理解不一，學界對該問題的認識分歧較大。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法院的合同詐騙罪中民事合同自始無效的審判思路，是處理類似案件較普遍的方式。結合本案來看，筆者認為要確認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效力，應從以下三方面考慮：

首先，從立法本義上看，刑、民兩法的體系、制度功能迥異，刑罰僅是刑法的一種手段，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而廣義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主要功能是調整失衡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解決合同詐騙罪中合同效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利益，即民刑兩法對當事人的救濟手段應互為補充，A公司承擔的刑事處罰并不能免除其未盡的民事合同責任。若簡單認定涉及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無效，以刑事處罰來代替民法調劑手段，就導致合同當事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這明顯違背了我國的立法本義。

其次，在法律適用上，《合同法》第52條第三項規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應當是指合同目的違法，即雙方以訂立合法合同的形式，從事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的違法行為。本案中，銀行與A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用途為“借新還舊”，獲得的合同利益為銀行正常經營的貸款收益，就不屬于“非法目的”范疇。

同時刑法上合同詐騙罪的動機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這往往是單方面行為，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應當是雙方合意或共謀，存在“掩蓋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騙、蒙蔽所進行的民事行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認定的構成要件。就本案而言，某銀行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曉A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簽訂合同，雙方沒有合意也就無法構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動機。

《合同法》第52條第一項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合同的，同時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才無效。此處的國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統治秩序在內的國家整體利益，而是特指國家所明確保護的公共利益，如稅收、文物保護等。如果不損害國家利益，應適用《合同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作為可撤銷合同處理。受害方有權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撤銷，如果受害人沒有依據相關規定行使變更、撤銷權，合同仍應認定為有效。

最后，從合同當事人的權益救濟上，在確認合同無效后，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確認主合同、擔保合同無效，據此要求借款人返還財產、賠償損失；或者依據刑事裁判文書，請求法院以追繳的贓款贓物清償債權。但上述途徑的根本缺陷在于始終無法確認原合同效力，這將直接導致合同當事人喪失債權的有效擔保，特別是對清償能力較強的物的擔保。在刑事追贓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難以全面涵蓋銀行權益的情況下，對保護相對人合法債權將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在不能推定當事人合意或共謀的情況下，將合同效力定性為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較為恰當。

在本案中，最高院首次以判例形式對“合同詐騙罪中合同并非無效”的觀點予以了印證，標志著法院在確認合同效力上審判思路的轉變，由此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適用取得重大突破，對同類案件中當事人的債權保護具有深遠意義。

案件啟示

隨著金融犯罪的不斷增多，促使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法律風險的防范意識，從源頭上杜絕法律風險。在業務處理上，銀行要以制度控風險，堅持依法合規辦理業務，同時加強對業務辦理人員的品德和合規意識的教育。以本案為例，銀行勝訴的基礎是其貸款、抵押登記手續合法有效并且無工作人員涉案，否則合同被認定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極大，這將導致合同利益和擔保權益都難以保障。

此外，銀行在尊重法院判決權威的同時還要從自身加強對疑難法律適用問題的論證分析，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正如本案那樣，銀行在一審中堅持“借款合同及擔保合同有效，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訴求，未按照一審法院的釋明進行改變，從而保持了上訴的主動地位，并在上訴中提出“合同詐騙罪并不導致所涉合同無效”的意見，最終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采納，從而有效維護了自身的權益。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范圍之認定

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了合同詐騙罪，但對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至今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理論界對此問題較少涉及，但在司法實踐中卻是一個難點問題。鑒于此，筆者擬對該問題略述管見。

有觀點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的規定，可以推理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指的是經濟合同。對此，筆者認為并不妥當。經濟合同概念產生于前蘇聯，我國有關法規和規章正式采納該概念始于1956年的《商業部、地方工業部對目前有關工商計劃銜接貫徹經濟合同中若干問題的聯合通知》，1981年的《經濟合同法》將其完全法律化。經濟合同法的適用范圍是平等民事主體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相互之間，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明確相互權利義務關系而訂立的合同。對于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區分標準，理論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主體標準，經濟合同主體原則上限于法人，自然人不能成為經濟合同的主體；計劃標準，經濟合同是落實國家計劃的工具，受到國家計劃的強烈制約和影響，自然人之間的民事合同與計劃無關；

3、經濟目的標準，經濟合同是為了滿足生產需要，非經濟合同則是為了滿足消費需要。亦有學者主張將上述三個標準結合起來，作為區分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的標準。上述觀點雖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經過實踐檢驗，按上述觀點區分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不僅在理論上缺乏依據，在實踐中亦是行不通的。根據《合同法》第428條的規定，《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實施，《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同時廢止。由此表明，經濟合同作為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已經不復存在。因此，筆者認為，在《合同法》實施之前使用經濟合同概念尚可理解的話，那么，時至今日，在民事法律中已無經濟合同概念的情況下，在刑事法中對經濟合同概念依舊戀戀不舍，絕非明智，故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概念不應再采納經濟合同的概念。

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是詐騙罪的一種特殊形式，1997年刑法將合同詐騙罪中分離出來，并置于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內，其目的應主要是為了保護市場秩序。因此，合同詐騙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故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是進行市場交易的一種法律行為，否則不會侵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所以，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以及有關身份關系的合同應不屬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范圍。

關于合同的定義，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除包括買賣合同、加工承攬合同、倉儲合同、建設工程合同等債權合同外，也應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等物權合同，以及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等，因為此類合同亦是進行市場交易的法律行為，行為人利用此類合同進行詐騙亦會侵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

但并不是所有利用上述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在具體的案件中，應考慮利用合同詐騙是否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因為合同詐騙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所以，只有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行為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詐騙不致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則不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常州市天寧區法院·吳堅洪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效力問題探析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效力問題探析——一起民刑交叉典型案例的啟示

案情簡介

甲公司因開發房產地項目資金短缺向乙銀行貸款三筆，本金合計1億元，并以開發中的房地產項目在建工程作為擔保辦理抵押登記手續。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貸款在乙銀行處辦理了借新還舊，貸款期限至2008年9月。貸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還，乙銀行多次催收無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甲公司償還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貸款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

乙銀行起訴后，甲公司向乙銀行貸款行為被其它法院判決認定系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抵押登記注銷章，向房管部門行賄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復抵押惡意騙取銀行貸款，構成合同詐騙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處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贓款及孳息予以追繳發還乙銀行。在此案中，乙銀行無相關人員涉案。

法院對乙銀行訴甲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審理后認為，因刑事判決認定甲公司構成合同詐騙罪，其與乙銀行之間簽訂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依法均無效。在向乙銀行釋明更改訴訟請求未果后，判決駁回乙銀行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下達后，乙銀行不服判決并以借款人單方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效力并非無效為由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乙銀行在兩次發放貸款過程中并未參與甲公司不法詐騙等行為，從雙方之間民事關系看，合同一方當事人的違法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重復 1

抵押也非相關法律禁止行為。甲公司因合同詐騙罪依法承擔刑事處罰，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責任，從而依法撤銷了一審判決，并判令甲公司償還追贓后余欠乙銀行相關貸款本息，乙銀行就貸款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

案例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中合同效力認定的主要觀點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爭議焦點在于涉及合同詐騙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認定問題。因我國民刑法律間銜接不緊密，法律條文適用理解不一，理論界對該問題認識分歧較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構成合同詐騙罪，其合同無效。理由為合同詐騙罪系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條中認定合同無效的情形之一。同時《民法通則》

第55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具備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的條件，在合同詐騙罪中，自然人或單位以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為目的，根本無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單位所表示出來的“簽訂、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實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應具備的要件。據此，其合同為無效。

二是構成合同詐騙罪，若損害到國家利益的，合同系無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理由為：根據《合同法》第52條

第1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的，同時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才無效，如果不損害國家利益，不能僅因欺詐而認定合同無效。《合同法》第54條第2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權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如果受害人沒有依據行使變更、撤銷權，合同仍應認定有效。

三是區別情況認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判斷標準分為兩類：合同相對人或其工作人員是否參與犯罪，以及權利人是否在提起民事訴訟前先向公安機關報案。

但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自始無效的判決思路在全國法院對同類案件的處理中較為普遍。在此思路下，民事訴訟中，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確認主合同、擔保合同無效，據此要求借款人返還財產、賠償損失；或者依據刑事裁判文書，請求法院以追繳的贓款贓物清償債權。

二、合同詐騙罪對合同效力影響評析

就上述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將合同詐騙罪中所涉合同定性為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較為恰當。結合本案分析，按照法院一審判決思路，以甲公司單方的“非法占有”目的判定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條第三款“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而自始無效，既與我國民刑事法律立法本義相悖，存在法律適用上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保護合同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一）立法本義

從刑法的制度功能來看，刑罰僅是刑法的手段，維護社會秩序、經

濟秩序才是其終極目的，解決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在此點上，民刑兩法對當事人的救濟手段互為補充，甲公司承擔的刑事處罰并不能免除其未盡的民事合同責任。同時刑、民兩法體系、功能迥異，刑事確認犯罪的案件，對行為人的民事評價應該依照民事法律進行，廣義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其主要功能是調整失衡的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若簡單認定涉及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無效，系以刑法功能代替民法調濟手段，合同相對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這明顯是與我國立法本義相悖的。

(二)法律適用

1、《合同法》第52條第三項所規定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應當是指合同目的的違法，即雙方以訂立合法合同的形式，從事法律及部門行政規章明確規定的違法行為。在本案中，乙銀行與甲公司2003年簽訂借款合同用途為“借新還舊”，獲得的合同利益為銀行正常經營貸款收益，不屬于“非法目的”的范疇。

2、刑法上合同詐騙罪的動機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僅僅是甲公司單方面動機，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應當是雙方合意或共謀，存在“掩蓋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騙、蒙蔽所進行的民事行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認定的構成要件。就本案而言，乙銀行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曉甲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簽訂合同，雙方沒有合意也就無法構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3、《合同法》第52條第1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的，同時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才無效。此處的國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統治秩序在內國家整體利益，而是特指國家所明確保護的公共利益，如稅收、文物保護等。如果不損害國家利益，應適用《合同法》第54條第2款規定，作為可撤銷合同處理。受害方有權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如果受害人沒有依據行使變更、撤銷權，合同仍應認定有效。

（三）合同相對人的權利保護

本案中，雖然借款合同無效后乙銀行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之規定另行提起侵權之訴，或通過確認合同無效之訴請求返還財產，同時依靠刑罰中的罰金、追繳犯罪所得等手段獲得權益救濟途徑。但上述途徑存在無法確認原合同效力的根本缺陷，將直接導致合同相對人喪失債權有效擔保，特別是清償能力較強的物的擔保，在刑事追贓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難以全面涵蓋乙銀行權益的情況下，對保護被害人合法債權將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三、判例確認及積極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合同無效將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逆向流動,返還財產亦將無謂的耗費社會財富,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產關系的穩定，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對合同無效問題也有日漸從嚴掌握的趨勢，上海高院早在2003年下發的《關于民商事審判中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2003]36號文）第四條 “關于涉嫌犯罪與合同效力認定的問題”中已明確指出，“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并不當然導致合同無效，還必須以損害國家利益為條件，這是合同法與原經濟合同法規定受欺詐、脅迫簽訂的合同當然無效的區別所在”。

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在二審判決中的表述和分析，系“合同詐騙罪中合同并非無效”觀點首次以判例形式體現，標志著法院在類似案件中確認合同效力上審判思路的轉變，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適用取得重大突破，對同類案件中合同相對人債權保全具有深遠意義。

案例啟示

從本案中，我們在日常法律風險防范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一、要進一步加強法律風險防范意識，警惕不法分子以非法目的向銀行申請辦理貸款業務，從源頭杜絕法律風險的產生。

二、要依法合規履行貸款業務辦理流程，同時加強對業務辦理人員品德和合規意識教育。在本案中，貸款、抵押登記手續的合法有效性及無工作人員涉及關聯刑事案件是勝訴的基礎，否則，借款合同及擔保合同被認定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極大，合同利益和擔保權益都難以保障。

三、要提高知法用法水平，加強對疑難法律適用問題的論證分析，依法維護我行債權利益。如本案中，乙銀行在一審中堅持“借款合同及

擔保合同有效，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訴求，未按照一審法院的釋明進行改變，保持了主動地位；并在上訴中提出“合同詐騙罪并不導致所涉合同無效”的意見，最終得到最高院判決采納。使自身權益得到有效維護。

第四篇：解析合同效力的認定

合同效力的認定

[案情]

2008年3月，國家某項重點工程發布《招標文件》進行鋼材招標。甲物資公司與乙鋼鐵公司達成合作意向，商定由甲公司代理乙公司的鋼材參加此項的鋼材投標。在此基礎上，甲公司與乙公司依據《招標文件》于2008年4月18日簽訂一份《鋼材供應合同》，約定了鋼材的名稱、數量、價格等，且約定價格在供貨期間保持不變。按《招標文件》約定了供貨期間為2008年5月1日至6月30日。合同約定“本合同自簽訂時間起簽字蓋章后生效”，同時又約定“合同有效期自甲公司與投標單位正式簽訂中標合同之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如果甲公司在投標時沒有中標，本合同自行失效作廢。”后甲公司中標并收到了招標單位下發的《中標通知書》，而此時恰逢鋼材市場價格大幅上漲，乙公司不愿再供應鋼材，甲公司無奈放棄了與招標單位簽訂正式的中標合同，致使投標時交納的200萬投標保證金被沒收，造成實際損失。甲公司訴至法院，請求乙公司賠償投標保證金損失。

[分歧]

本案在審理中，甲公司、乙公司均認為其雙方之間簽訂的《鋼材供應合同》為一附生效條件的合同，所附條件是甲公司與招標單位簽訂正式的中標合同，故本合同并未生效。合議庭也對此產生了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本案合同是附

生效條件的合同，已合法成立，但因甲公司與招標單位未簽訂正式的中標合同而未生效。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乙公司應承擔預期違約的違約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是：

1、從本案合同的文義解釋來看，合同約定“本合同自簽訂時間起簽字蓋章后生效”，同時又約定“合同有效期自甲公司與投標單位正式簽訂中標合同之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如果甲公司在投標時沒有中標，本合同自行失效作廢。”由此可以看出，本合同應自簽訂之時就已生效，且是一份附解除條件的合同，所附條件就是“甲公司在投標中沒有中標”。本案中，甲公司收到了招標單位的《中標通知書》證明其已經中標，故此解除條件并未成就，合同一直處于生效狀態。

2、按合同的整體解釋規則分析，合同中約定的供應期間與《招標文件》中確定的交貨期均為2008年5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故合同中約定的“合同有效期自甲公司與投標單位正式簽訂中標合同之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應理解為乙公司履行交付鋼材義務的期間，而非合同發生法律效力的期間。

3、本案合同雖為一份《鋼材供應合同》，但合同簽訂前甲公司與乙公司已達成了由甲公司代理投標這一合意，且甲公司在合同簽訂之前已經開展了投標工作，故甲公司的投標行為亦是本案合同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為雙方當事人所認可并寫入合同文本。甲公司進行投標工作，是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已進行履行的合同效力是毋庸質疑的。

4、當事人的認識意志不影響法院對合同效力的認定。對于合同的效力問題，按照民事法理，合同能否具有法律約束力，并非來源于當事人的意志，而是來源于法律的賦予。一般情況下，如果當事人依據法律的規定訂立合同，合同的內容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規定，則這些合同一旦成立便會自然產生法律約束力，正如《合同法》第4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所以即使當事人在主觀上認為合同沒有生效，但依法衡量已符合生效要件，且沒有其他影響生效因素的，法院應認定合同生效。即使雙方當事人合意合同生效，亦不產生法律上的效果，而只能是涉及合同的協商解除問題。故本案雖雙方當事人均認為合同未生效，但該合同已符合法定生效要件，應認定合同有效。但依據相關司法解釋，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法院應行使釋明權，向當事人告知，以便當事人更好的行使訴訟權利。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內容提要：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正確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合同糾紛是指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民事欺詐是指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合同紛紛民事欺詐行為

一、引言

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據有關方面統計，在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僅為64%，合同履行率僅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案件占全部詐騙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見，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不僅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擾亂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因此，正確認識合同詐騙罪有著重大意義

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難點

我國關于利用合同詐騙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過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79條曾規定了不忠實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該刑法大綱草案一直沒有付諸實施。1979年刑法對利用合同詐騙的犯罪行為沒有規定單獨的罪名。

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詐騙罪規定為獨立的罪名，使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罪一樣，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合同詐騙罪時經常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問題，如在處理合同詐騙案件時不能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錯誤地把合同詐騙罪認定為合同民事欺詐行為或者錯誤地把合同民事欺詐行為和合同糾紛當作合同詐騙刑事案件處理，甚至錯誤地將合同詐騙罪簡單地認定為詐騙罪。出現上述問題除了極少數執法者主觀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詐騙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論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糾紛是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均與合同的簽訂、履行相伴而生，兩者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糾紛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現形式下，實質內容卻大相徑庭。

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在實踐中，可以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目的、方式、過程、履行合同的準備、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等等，進行綜合判斷。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主觀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糾紛即可以表現為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而合同詐騙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時就已形成合同詐騙的故意，屬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過程都未產生詐騙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為避免損失或者覺得有機可乘，產生將以對方財物據為已有或歸自己所有的意圖而不履行或不繼續履行合同，屬于事中故意。

2、主觀目的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為人意圖永久地排除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使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處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狀態。合同糾紛行為人雖然也有侵犯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權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

3、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合同詐騙罪綜合考察以下幾個因素。（1）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在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罪是沒有履行能力的。（2）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是否有欺騙行為。合同詐騙行為人往往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3）行為人簽訂合同后是否實際上履行合同。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取得對方的貨物或貨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4）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去向。如果行為人將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騙手后即行揮霍或者轉移潛逃，即可以初步認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擔責任，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時，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還來對抗對方當事人的權利主張的，則可以初步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確定行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觀限制還是主觀不欲。如果行為人一方享受了權利但不履行義務是基于自覺地愿意，則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和合同糾紛行為各自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民事法律關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則。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和解、協商等方式使合同繼續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是屬于違反我國刑事法律的行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在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對對方當事人的民事責任。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不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和解、協商。

四、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法律雖然詳盡，也難以將其囊括其中。縱然已有明確規定，因執法者認識不一，也容易造成錯判漏案。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定與處理，一直就

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外觀相似，難以區分，同時由于各執法機關在處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況處理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影響法律的嚴肅性。

廣義的民事欺詐行為包括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和侵權法上的欺詐。前者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此種欺詐即狹義的民事欺詐，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后者是行為人通過欺騙或者隱瞞等手段，故意從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其主要涉及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自己沒有履行能力而虛構、隱瞞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對方產生錯覺，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詐是為了用于經營，借以創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詐行為以誘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并與其訂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只希望通過實施欺詐行為獲取對方的一定經濟利益，而合同詐騙罪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即看行為人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承擔擔保責任的能力，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擔部分擔保責任的能力。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在簽訂合同之后，行為人總會以積極的態度創造條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觀因素不能實際履行，也會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合同詐騙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在合同簽訂后，財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揮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點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象征性的“虛晃一槍”。三是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民事欺詐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欺詐方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或提供勞務等經濟勞動取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一般無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對合同標的物質量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合同詐騙行為人，為了達到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會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當事人上當，這種手段一般包括：

1、無中生有，編造虛假事實。如根本沒有對方需要的貨物、貨源，卻謊稱有貨，而且價格優惠，且能及時供貨；自己根本沒有經營資格和條件，卻設臵集資合營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假象。

2、有意隱瞞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證明、授權委托書等手段假冒廠長、經理、采購人員、促銷人員，甚至打著政府官員的招牌欺騙對方，通過偽造工作證、介紹信、銀行憑證和印章等使對方確信而上當。四是行為人對標的物的處臵情況。在行為人已經占有轉移的財物后，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義務，那么當行為人對其占有的財物的處臵情況，一定程度反映了行為人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合同詐騙罪行為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積極、努力的創造條件來履行合同。五是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民事欺詐行為人，在發現自己違約或經對方提出自己違約時，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辯解，但不會逃避承擔責任。在自己違約確鑿無疑之后，通常有承擔責任的表現，并有一定承擔責任的行為。而合同詐騙行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當然也就無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糾紛發生后，行為人想方設法使自己逃避承擔責任，使對方無法挽回其遭受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