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內容摘要：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訂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實施以前，對于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是按照普通詐騙處罰的。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活躍，國內和國際貿易的漸趨頻繁，經濟領域中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且詐騙數額巨大。鑒于此類犯罪極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危害比較嚴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詐騙犯罪的特點。為了更加準確打擊犯罪，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良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我國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條中增加了合同詐騙罪這一新罪名。本文就該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見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一、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關于如何判斷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學界有以下幾種不同意見：一是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標準；二是以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判斷標準；三是以非法占有時間的長短作為判斷標準。

筆者認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主觀心理支配客觀行為，客觀行為反映主觀心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目的，必然與犯罪行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現具有內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種觀點不能成立。該觀點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從邏輯上講無異于同義反復；從判斷依據上講是將內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現作為依據，其基本觀點值得商榷。因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主觀心理事實，不可能被人們直接觀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也無法用儀器進行測量，所以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行為人客觀方面的外部表現進行把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之外，試問還有什么客觀標準來衡量意圖呢？”上述第二、第三種觀點主張以客觀方面的表現作為判斷依據，其考慮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不過，僅僅以客觀表現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所以應當盡量結合客觀方面的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綜合判斷比單一判斷更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應當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行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對于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義。一般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物到手就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則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約能力的方法，取得對方信任與其簽訂合同，合同生效后，雖為履行合同作了積極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應認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經濟糾紛處理。

2、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的手段。構成刑法上的欺騙必須以積極的作為方式進行，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欺騙行為，并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一般來說，行為人在表述某種事實上有虛假成分，但實際上未影響其對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詐騙罪處理。但對那些偽造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合同詐騙罪通常表現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無履行合同的行為，直接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誠意，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只是象征性的。簽訂合同后財物一到手，即逃跑、揮霍

或挪作他用，根本無力償還。對于這種情形，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情況。一般說來，行為人一旦取得標的物或預付款、定金后，都會把它們投入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為在合同期內履行自己的義務作努力。如果行為人在取得對方當事人的資金或財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約，即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為人不履約的原因和事后的態度。并非未履約便一定是合同詐騙罪，還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約。行為人簽約時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簽約后卻不積極為履約創造條件，致使履約期限屆滿時因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現出種種不愿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無疑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為人簽約后積極努力地去為履行合同作準備而由于行為人的過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觀原因致使其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約，同時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的，應認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據上述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之外，還應當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事實推定是一種證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據某一己知事實，根據經驗法則，推論與之相關的訴訟中需要證明的另一事實是否存在。”事實推定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并以反證的成立與否確認推定的成立與否。由于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處于行為人內心，而司法機關在實際辦案時要全面掌握作為判斷依據的行為人外部表現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懲治合同詐騙罪，也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判決的正確性，防止罪及無辜，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是解決問題的合適途徑。陳興良教授在論及金融詐騙犯罪時認為，“所有金融詐騙罪都可通過客觀行為推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從而認定犯罪。”

二、合同詐騙罪認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一方當事人為了使對方陷于錯誤，故意向對方示以不真實的事實，從而使對方陷于錯誤，做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與之簽訂合同，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的行為。這種行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觀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詐行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形式，即欺詐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是不真實的，能夠導致對方陷于錯誤，上當受騙，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但其故意的內容并不是為了非法占有他們財物，而是為了使合同得以簽訂，在騙得貨物或錢財后，并未，占為己有，而是用于經營，獲得后再履行合同義務。（2）客觀方面必須有欺詐行為。如欺詐人本無貨源或貨源不足，卻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對方貨款以后，并未將該貨款用于履行合同義務，而是用于其他經營，試圖獲利后再履行合同義務。（3）侵犯的客體是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即處于動態之中的債權。行為人依其騙簽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貨款”、“貨物”、“定金”、“預付款”等，均成為經濟糾紛爭議的標的物，是合同之債的表現物。（4）主體包括個人和法人。民事欺詐行為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踐中多為法人或單位。

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在于：（1）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民事欺詐行為的行為人的主觀上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其目的是為了用于經營，并借以創造履約條件，行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這是兩者最本質的區別。（2）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欺詐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即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來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其次，欺詐的內容不同。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行為人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提供勞務等經濟活動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則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再次，欺詐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3）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為人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民事欺詐行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只要得到相對人的認可，當事人之間爭議，引起訴訟，則由民事欺詐行為人對欺詐行為產生的后果承擔民事責任，主要是返還財產、賠償損失。合同詐騙罪觸犯刑事法律，行為人對詐騙的后果要負擔刑事責任，同時還要承擔民事責任，返還受害人的財產和賠償損失。

2、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界限

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1）主觀方面兩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之目的；（2）客觀方面，都采用了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他人數額較大的財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

（1）主觀方面，詐騙罪主觀上要求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構成里，無意履行合同的意念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是并存的，而與二者關系密切，由其一可以知其二。

（2）客觀方面。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行為；而詐騙罪則是采用除合同詐騙罪、金融詐騙罪、招搖撞騙罪等中所采用的欺騙方法或手段以外的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3）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單一客體，通常認為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它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

3、合同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的界限

金融詐騙罪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法定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式進行集資、貸款、金融票據、金融憑證、信用卡保險、有價證券詐騙，數額較大或者進行信用證詐騙的行為。金融詐騙罪包括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

金融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存在一些共同點：（1）主觀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2）二者在客觀方面，都采用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的財物；（3）從刑事責任方面看，兩者都分三個不同檔次，規定輕重嚴厲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異：（1）從客觀方面來說：合同詐騙罪是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采用欺騙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金融詐騙罪則是在金融活動中，采用欺騙方法騙取金融機構或他人的財物或數額較大的財物；（2）客體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財產所有權，而金融詐騙罪則侵犯了私有財產所有權和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擾亂了金融秩序。

三、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的認定

在合同詐騙罪中，涉及到的數額種類較多，如合同標的額、犯罪所得數額、受騙人直接損失數額或間接損失數額等。在共同合同詐騙罪中，還涉及到分贓數額等。那么，到底應以什么樣的數額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比較通行的觀點認為，應以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所得的數額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也有學者主張，在合同詐騙罪的未完成形態中，犯罪數額應依合同標的額來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完成形態中，則應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損失

為認定犯罪數額的標準。筆者認為，確定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首先要區分既遂與未遂，對于未遂犯，合同標的額可以作為定罪依據，而被害人交付的財產數額作為量刑的情節，予以考慮。而對于既遂犯的數額標準認定，可以從以下幾點考慮：

合同標的額不能作為統一的定罪數額。合同標的額，是合同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所確定的標的數額，它在某些情況下，是合同詐騙行為人意欲詐騙的數額，也是他實際騙取的數額。但在相當情形下，合同詐騙人騙取的是對方當事人交付的定金、預付款、擔保金等，其數額小于合同標的額。若以合同標的額作為定罪數額則會輕縱合同詐騙行為人。

犯罪所得額也不應作為統一的定罪數額。犯罪所得額是合同詐騙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實際上得到的財物數額。若以此數額為定罪數額，在某些情況下，被害人交付的財物到達行為人之前，因某種原因毀損、滅失，行為人實際上得到的財物小于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使其中的損失部分無人承擔責任，從而輕縱行為人，使之得不到應有的懲罰。

被害人的直接損失額也不能作為定罪數額，因為在一些合同詐騙犯罪中，有一些行為人在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后，還未來得及揮霍、銷贓等處置，即已抓獲，被害人的財物得以返還，被害人未存在損失額。在這種情況下，依被害人的直接損失額作為定罪數額，則使詐騙分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以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產數額作為定罪數額較為妥當。因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是行為人騙取他人的財產，而騙取是在對方因相信行為人，陷入錯誤而“自愿”地把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的基礎上實現的。被害人將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標志著合同詐騙的完成。被欺騙人將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也是合同詐騙罪與其他侵犯財產罪如盜竊罪、搶劫罪的本質區別。被欺騙人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而陷入錯誤而“自愿”將財物交付給行為人，其實質上是轉移了對財物的占有，而合同詐騙行為人則同時取得了對此財物的“非法占有”。將被欺騙人（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行為的完成當作合同詐騙行為的既遂順理成章。把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作為定數額可以克服前面幾種作法的不足。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旨在保護財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對所有人財物的占有狀態，使之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在合同交易中，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除外”。也就是說，合法有效的合同交易，除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約定外，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起由賣方轉移給買方，賣方失去對標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而買方則取得了對標的物的所有權（即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而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也就是說根據法律，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交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外，標的物的毀損、滅失的風險，是以標的物交付為準。標的物未交付前，由己占有標的物者（即要交付者）承擔；標的物完成交付后，由后取得、占有標的物者承擔。在合同詐騙中，合同詐騙行為人從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時起取得了對財物的占有，受害人暫時喪失了對財物的占有，但財物的所有權并未發生轉移，依然歸原所有人。然而，財物的毀損、滅失風險承擔依然應以交付為準。不然，則會導致合法取得財物所有權的人要依法承擔標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風險，而合同詐騙行為人卻對標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風險無須承擔，這等于懲罰合法交易人，縱容詐騙犯，太不公平。既然如此，財物的毀損、滅失風險在合同詐騙中，自受害人實際交付后由詐騙人承擔合情合理；而且交付后造成的毀損、滅失，也因合同詐騙行為人的詐騙行為所致。據此，把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作為定罪數額可以避免由于在交付完成后因各種原因造成毀損、滅失部分無人負責的境況，從而輕縱詐騙行為人。同時，也可避免因為案發，詐騙行為人返還受害人的財物，受害人并未或少遭受直接損失時，不對詐騙行為人定罪處理的現象發生。不僅如此，以此數額作為定罪數額還可以包容合同標的額標準的優點、克服其缺點，即當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等于合同標的額時，依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定罪與依合同標的額定罪，結果是一樣，不會輕縱合同詐騙行為人；當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數額小于或大于合同標的額時，依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定罪可做到恰如其分，不輕縱犯罪。

在司法解釋方面，1987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數額作了解釋，但只規定詐騙既遂的情況：“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解釋》只規定：已經著手實行詐騙犯罪，只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獲取財物的，是詐騙未遂。詐騙未遂，情節嚴重的，也應定罪并依法處罰。對其他的未完成形態也沒有規定。97年刑法公布后，尚未對合同詐騙罪的數額問題作出規定。在司法實踐上，目前對數額的認定仍然依照1996年的《解釋》的規定，即以實際騙取的數額來認定。

四、合同詐騙罪中的罪數

1、合同詐騙罪中的連續犯

連續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數次實施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特征是：（1）主觀方面，行為人都是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實施犯罪。所謂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為人具有實施數個同一性質的犯罪行為的預定計劃；所謂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為人具有整體的犯罪意向。如果行為人不是在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而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或者另起他意實施犯罪，則不構成連續犯。（2）行為人實施多次犯罪行為，即行為人實施了多次行為，每次獨立行為都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成立犯罪。若行為人只是實施一次違法或犯罪行為，或實施了數次獨立但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或數次行為中只有一次獨立構成犯罪的，都不成為連續犯。行為人連續實施數次犯罪行為，所謂的連續實施數次犯罪行為，不是指行為人數次實施的犯罪行為之間在時間、空間上無一點間隔，而是指行為人在時間、空間較為接近的情形下實施一連串的數次犯罪行為。如果行為人每次都是分別起意、而且每次犯罪之間不具有連續性則不構成連續犯。以行為人連續實施的數次犯罪，觸犯同一罪名，所謂觸犯同一罪名，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是指觸犯性質完全相同的罪名。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同時符合上述四個要件才能構成連續犯。連續犯是裁判上的一罪，不實行并罰，而是從一重論處。對于經濟性的連續犯，一般應以連續作案的經濟總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

合同詐騙罪的連續犯，是行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詐騙故意，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連續多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且每次都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1）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詐騙行為人實施的數個合同詐騙，都是在同一合同詐騙故意或概括的合同詐騙故意的指導下實施的。同一的合同詐騙故意是詐騙行為人具有實施數個合同詐騙行為的預定計劃；概括的合同詐騙故意，是詐騙行為人具有整體的合同詐騙犯罪的意向。（2）行為人實施了整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3）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4）數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分別具備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構成合同詐騙罪。根據上述原則，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連續犯不實行數罪并罰，應以其連續詐騙致使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總額作為定罪量刑數額，從重處罰。

2、合同詐騙罪中的牽連犯

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而其犯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是：（1）須有兩個以上的行為。兩個以上的行為，指可以獨立成罪的行為。（2）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須有牽連關系。（3）兩個以上的行為須觸犯不同的罪名。有牽連關系的數個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的罪名，才能成立牽連犯。

牽連犯的形式有如下三種：（1）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牽連，即以犯一罪的意思而實施犯罪，其使用的手段行為觸犯他項罪名。（2）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即以犯一罪的主觀意思實施犯罪，采取的結果行為觸犯他項罪名。（3）目的行為、手段行為、結果行為的牽

連。即一個行為同時與手段行為、結果行為并存，該行為相對手段行為時，是目的行為，相對結果行為時是原因行為。

合同詐騙罪的牽連犯，是以實施合同詐騙罪為目的，而合同詐騙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具體分為：（1）手段牽連，即行為人實施的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行為與作為目的行為的合同詐騙罪的關系。例如行為人為了進行合同詐騙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且緊接著冒充該機關的名義實施了合同詐騙犯罪行為，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手段行為）與合同詐騙罪（目的行為）的牽連犯；（2）結果牽連。即行為人實施的兩個行為之間具有作為原因行為的合同詐騙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具有作為原因行為的合同詐騙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的關系。例如，行為人通過合同詐騙犯罪行為，騙取了對方當事人的槍支、彈藥的行為，構成了合同詐騙罪（原因行為）與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的牽連；（3）三重牽連。即行為人實施了三個犯罪行為，一個是作為本罪的合同詐騙罪，另外兩個是他種犯罪。如行為人實施偽造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并以其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騙取對方當事人的槍支、彈藥。行為人犯有合同詐騙罪（本罪）和偽造公司、企事業單位印章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兩個他罪）。就合同詐騙罪而言，上述三種情形，刑法未規定數罪并罰，根據理論上的通說，按“擇一重罪從重處斷原則”論處。

3、合同詐騙罪中的競合犯

競合犯有法條競合犯和想象競合犯之分。法條競合犯是指一個犯罪行為，因法律錯雜規定，致使有數法條（或法規）同時可以適用，但只在數法條中適用一法條，而排斥其他，成立單純一罪的情況。它的構成要件是：（1）一個犯罪行為同時觸犯數個法條，它們可以是同一刑事法律的不同法條，也可以是相異刑事法律之間的不同條款。（2）數法條之間有重合關系。（3）在適用法律時只能選擇其中一法條而排斥其他法條，成立單純一罪。法條競合的適用原則有四個，即特別法優于普通法、整體法優于部分法、重法優于輕法和基本法優于補充法。

想象競合犯，是指一個犯罪行為觸犯數個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是：（1）須實施一個行為。一個行為，是指一個犯罪行為。想象競合犯的一個行為，可以是一個故意行為，也可以是一個過失行為。想象競合犯只能是一個行為觸犯數罪名，如果是數行為觸犯數罪名，則是實際的數罪，不發生想象競合犯問題。（2）行為人的一行為必須觸犯數罪名。數罪名，指具備刑法分則上數個犯罪構成，所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指行為在形式上或外觀上構成刑法分則規定的數個犯罪。其適用原則是，從一重論處。

第一，合同詐騙罪中的法條競合。合同詐騙罪中的法條競合，是合同詐騙行為人在實施合同詐騙罪的同時又觸犯了其他法條規定之罪，而這些法條存在競合，只能適用其中之一定罪論處的情形。例如：詐騙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保險合同、借貸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詐騙保險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達到數額較大的，就構成了保險詐騙罪或貨款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法規競合。按照法條競合中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應分別以保險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論處。本文討論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的競合、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是法條競合中的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按上述原則，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第二，合同詐騙中的想象競合犯。合同詐騙中的想象競合犯，是行為人的合同詐騙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罪名。例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與招搖撞騙罪。根據想象競合犯的處理原則從一重論處：（1）當上述行為騙取的財物數額較大又符合招搖撞騙罪的既遂一般構成要件的，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因為，根據刑法第279條規定，此時招搖撞騙罪的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與合同詐騙罪相同，而主刑最低是管制，合同詐騙罪主刑最低是拘役。（2）當上述行為人騙取的財物數額達到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以

上的，無論其冒充行為情節多么嚴重，均按合同詐騙罪論處。因為，此種情況下招搖撞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合同詐騙罪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但須并處罰金；或者是無期徒刑，并處罰金。（3）若上述行為人的騙取的財物數額只是較大，但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騙的情節嚴重，則以招搖撞騙罪論處。因為，在此情形下，合同詐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而招搖撞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若屬于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犯罪的想象競合，則可另當別論。

綜上所述，只有掌握了正確的標準，我們才能做到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準確打擊合同詐騙犯罪。

參考文獻資料：

1、肖揚著：《中國新刑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高銘暄著：《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87、1976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一、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1、本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它既侵犯了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在這雙層客體中前者的社會危害性更為突出。

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的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行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本罪客觀方面五種犯罪行為形式: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這里所稱的票據,主要指能作為擔保憑證的銀行資信證明, 金融票據,包括匯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謂其他產權證明,包括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以及能證明動產、不動產的各種有效證明文件;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例如西藏某公司與內地某公司在簽訂合同后,內地某公司 履行一小部分合同,誘騙西藏某公司繼續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將一部分款項匯入內地某公司,內地某公司達到目的后便以種種理由不再履行合同, 該內地某公司的行為就是合同詐騙的行為。此案經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潘曉剛無期徒刑;受收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 物。這里所說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過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種方法以外,以簽訂、履行經濟合同為手段,騙取合同對方當事人交付貨物、預付款、貨款或者定金及其他擔保財物的行為口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是一種高智商的犯罪,犯罪人往往會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或從事的某項 專業來行騙。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個人和單位。

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必須以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為目的。具體的內容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根本不想履行合同, 而故意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欺騙對方當事人與之簽訂合同或者進行虛假擔保,或者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少騙多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即犯罪人從簽訂經濟合同時起,就以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非法占有為目的,其行為主要表現為騙取財物后,席卷而逃。間接故意,即犯罪人在簽訂合同時,根本就不考慮合同能否履行,能履行就履行一些,不能履行就侵吞口其行為主要表現在,合同訂立后,在拿到貨物或價款后,對合同的履行采取放任的態度,甚至肆意揮霍對方的現金、定金或貨物,或者把定金或貨物等財產用于合同規定的范圍 以外的事項。

二、合同詐騙罪的特點

利用經濟合同誘騙犯罪,是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的經濟詐騙犯罪,這種發生在經濟領域內的犯罪,與傳統的財產詐騙犯罪相比較,具有以下特點:

1、犯罪主體已經從原來的個人發展到了以群體單位為本位。犯罪

人往往以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代表出現,不僅有工商注冊,銀行帳戶(但多數為虛假的資信證明)而且還有上級機關的批文等,以此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甚至有些犯罪分子還成立專門的經濟組織行騙,導致集體責任與個人犯罪交織在一起,案發后,互相推諉,難以認定。

2、詐騙對象已由針對個人財產的單一化,轉而指向所有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個體工商戶、中外合營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組織和單位,詐騙對象的范圍很大。

3、犯罪多以商業活動的方式進行。利 用合同詐騙多以提供先進技術、緊銷商品或以開發項目等為誘餌,簽訂虛假合同,騙取財產。

4、詐騙的數額,一般都很大。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上千萬,還有上億元的大案。其后果是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社會危害十分嚴重。

三、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認定合同詐騙罪,最主要的是應當劃清經濟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經濟合同糾紛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有具體履行合同的主觀目的,簽訂合同后, 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合同內容無法全部或部分履行,無法歸還對方當事人已經交付的財物或者其他的爭議。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主要區別在于:(1)簽訂合同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簽訂合同為手段,從而達到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而后者不具有這種目的,主觀上是為了履行合同。(2)采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虛構事實,設計騙局,簽訂合同是假,騙財是真;而后者簽訂合同則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3)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同。

前者根本沒有履行能力,或者有履行能力也不想履行合同;而后者則有全部或者部分履行能力。(4)合同所得財物去向不同,前者往往將騙得的錢財大肆揮霍，或者將錢挪作其他非法經營之 中;而后者則用于正常性經營。(5)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行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而未履行;后者則是由于出現了行為人意料之外的原因而未能履行。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內容提要：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正確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合同糾紛是指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民事欺詐是指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合同紛紛民事欺詐行為

一、引言

合同詐騙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詐騙犯罪，其危害已超過了傳統的詐騙犯罪。據有關方面統計，在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國經濟合同的簽訂率僅為64%，合同履行率僅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案件占全部詐騙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見，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不僅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擾亂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因此，正確認識合同詐騙罪有著重大意義

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難點

我國關于利用合同詐騙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過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79條曾規定了不忠實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該刑法大綱草案一直沒有付諸實施。1979年刑法對利用合同詐騙的犯罪行為沒有規定單獨的罪名。

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詐騙罪規定為獨立的罪名，使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罪一樣，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合同詐騙罪時經常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問題，如在處理合同詐騙案件時不能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錯誤地把合同詐騙罪認定為合同民事欺詐行為或者錯誤地把合同民事欺詐行為和合同糾紛當作合同詐騙刑事案件處理，甚至錯誤地將合同詐騙罪簡單地認定為詐騙罪。出現上述問題除了極少數執法者主觀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詐騙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論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糾紛是合同當事人之間在履行合同中因實現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適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關規定。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均與合同的簽訂、履行相伴而生，兩者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糾紛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現形式下，實質內容卻大相徑庭。

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在實踐中，可以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目的、方式、過程、履行合同的準備、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等等，進行綜合判斷。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主觀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糾紛即可以表現為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而合同詐騙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時就已形成合同詐騙的故意，屬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過程都未產生詐騙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為避免損失或者覺得有機可乘，產生將以對方財物據為已有或歸自己所有的意圖而不履行或不繼續履行合同，屬于事中故意。

2、主觀目的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為人意圖永久地排除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使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處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狀態。合同糾紛行為人雖然也有侵犯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權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

3、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合同詐騙罪綜合考察以下幾個因素。（1）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在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罪是沒有履行能力的。（2）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是否有欺騙行為。合同詐騙行為人往往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3）行為人簽訂合同后是否實際上履行合同。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取得對方的貨物或貨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4）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去向。如果行為人將合同標的物或者貨款騙手后即行揮霍或者轉移潛逃，即可以初步認定其行為是合同詐騙行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擔責任，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時，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還來對抗對方當事人的權利主張的，則可以初步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確定行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觀限制還是主觀不欲。如果行為人一方享受了權利但不履行義務是基于自覺地愿意，則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和合同糾紛行為各自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民事法律關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則。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和解、協商等方式使合同繼續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是屬于違反我國刑事法律的行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在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對對方當事人的民事責任。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不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和解、協商。

四、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法律雖然詳盡，也難以將其囊括其中。縱然已有明確規定，因執法者認識不一，也容易造成錯判漏案。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定與處理，一直就

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外觀相似，難以區分，同時由于各執法機關在處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況處理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影響法律的嚴肅性。

廣義的民事欺詐行為包括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欺詐和侵權法上的欺詐。前者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行為，此種欺詐即狹義的民事欺詐，主要涉及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后者是行為人通過欺騙或者隱瞞等手段，故意從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其主要涉及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自己沒有履行能力而虛構、隱瞞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對方產生錯覺，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詐是為了用于經營，借以創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詐行為以誘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并與其訂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只希望通過實施欺詐行為獲取對方的一定經濟利益，而合同詐騙罪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即看行為人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承擔擔保責任的能力，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擔部分擔保責任的能力。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在簽訂合同之后，行為人總會以積極的態度創造條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觀因素不能實際履行，也會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合同詐騙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在合同簽訂后，財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揮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點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象征性的“虛晃一槍”。三是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詐手段，民事欺詐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欺詐方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或提供勞務等經濟勞動取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一般無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對合同標的物質量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合同詐騙行為人，為了達到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會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當事人上當，這種手段一般包括：

1、無中生有，編造虛假事實。如根本沒有對方需要的貨物、貨源，卻謊稱有貨，而且價格優惠，且能及時供貨；自己根本沒有經營資格和條件，卻設臵集資合營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假象。

2、有意隱瞞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證明、授權委托書等手段假冒廠長、經理、采購人員、促銷人員，甚至打著政府官員的招牌欺騙對方，通過偽造工作證、介紹信、銀行憑證和印章等使對方確信而上當。四是行為人對標的物的處臵情況。在行為人已經占有轉移的財物后，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義務，那么當行為人對其占有的財物的處臵情況，一定程度反映了行為人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合同詐騙罪行為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積極、努力的創造條件來履行合同。五是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民事欺詐行為人，在發現自己違約或經對方提出自己違約時，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辯解，但不會逃避承擔責任。在自己違約確鑿無疑之后，通常有承擔責任的表現，并有一定承擔責任的行為。而合同詐騙行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當然也就無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糾紛發生后，行為人想方設法使自己逃避承擔責任，使對方無法挽回其遭受的損失。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的特征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

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地，在簽定、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犯罪的構成來看，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合同詐騙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地。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和隱蔽真相，使對方當事人“自愿”地與自己簽定、履行合同，而騙取對方數額較大的財物。

（二）本罪的構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秩序，同時也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

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具體表現為：

其一，合同主體身份虛假。即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定金、購貨預付款、材料費或者工程預付款等財物。

其二，擔保虛假。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做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從而得以簽訂經濟合同并騙取財物。

其三，履行虛假。即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取信對方后，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最終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其四，收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貸款、預付款或擔保的財產后逃匿的。

其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如行為人通過訂立聯銷合同，騙取中間單位或個人的巨額財物；在報刊、雜志、電視、廣播上打虛假廣告，引人上鉤，或發行虛假信息小報到邊遠地區等利用媒介進行詐騙；等等。

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客觀上還需要具備“數額較大”的要件，才能構成犯罪。何謂“數額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69條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5000元至2萬元以上的；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數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詐騙中“合同”的含義

合同詐騙罪既然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內涵與外延，對于合同詐騙的司法認定必然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其第2條規定了“合同”的定義，即“本法所稱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因而，這一關于“合同”定義的規定，應當作為合同詐騙罪之中“合同”含義的重要標準。根據這一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包括所有書面形式的經濟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見多用的債權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等物權合同，不直接發生債權但確定共同投資、經營和分配盈余等方面關系的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以及行政法法上行政合同、勞動法中的勞務合同和國際法上國家合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正確界定“合同”之義，還需要從這樣幾個因素入手：(1)合同詐騙罪被納入刑法分則第三 1

章破壞市經濟秩序罪之第九節“擾亂市經濟秩序罪”，因此，該罪中所謂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市場秩序。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各種“合同”、“協議”不在該罪“合同”之列。（2)在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考慮懲治犯罪的最大需要。雖然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在淵源上為經濟合同，但立法淵源不應刑法的目的解釋。換言之，只要除利用經濟合同外，還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進行詐騙且足以擾亂一幣場秩序，而在刑法上將之解釋為合同詐騙罪又有“可預測性”的，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則上都屬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3)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罪刑法定原則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需要能夠證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證據，是最起碼的要求。合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來說，口頭合同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但是應當注意，隨著社會的發展，實踐中出現了攝影、錄像等合同形式，這些合同屬于新的書面合同形式。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現為這些形式。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

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兩者的區別：

1.主觀目的不同。這兩種行為故意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

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則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

2.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在行為方式上，合同詐騙罪都是作為：而民事欺詐行為則不僅表現為作為，還有相當一部分表現為不作為。(2)從欺詐的程度看，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已達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來調整；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仍應由民事法律來調整。(3)從欺詐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而民事欺詐行為中仍有民事內容的存在。(4)從欺騙的手段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須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是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

四、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二者的區別

對合同詐騙罪進行認定時，主要是區分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限，二者的區別如下：

1．主觀故意不同。

合同糾紛體現為雙方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通過簽訂合同，確認雙方權利和義務，雙方均無非法占有另一方財物之目的，不能履約也確有理由，且出現了不能履約的情形后，能夠及時通知對方。而合同詐騙犯罪中，行為人抱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具體表現有：

（1）當事人明知自己只有部分履約能力，卻仍與對方簽訂經濟合同，并拒不履行的；

（2）當事人明知自己無實際履約能力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履約，仍誘騙對方簽

訂合同以騙取財務的；

（3）當事人虛構主體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資格的；

（4）行為人在簽訂經濟合同時，使用偽造、變造的無效印章、印鑒或其他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簽約時雖無明確、明顯的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之后也履行了合同的部分義務，由于

各種原因或客觀因素，無力繼續履行全部合同，從而在主觀上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轉移或隱匿了他人財物的。

2．簽約手法不同。

即簽約時有無欺騙性。經濟糾紛中所簽訂的合同真實、有效，雙方當事人所簽訂的合同是

基于經濟權益的互補，并非一方想無償占有另一方的財物。而合同詐騙是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法簽約。在進行經濟往來中，有時為了促進交易成功，一方會夸大自己的履約實力，對于這種情形，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認定為詐騙。如果行為人確實出于履行的目的，而無惡意占有的故意，在實際履行中也確實能努力履約的，不能認定為詐騙。

3．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不同。

從行為表現上，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都通過一定的途徑設法履行義務，互惠互利地實現各

自的經濟利益，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后，基本不履行合同義務。合同交易中有時會出現一部分履行的現象，對于部分履行，也可以從履約的誠意和實際行為表現上區分經濟糾紛和詐騙犯罪的性質。合同詐騙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其部分履行的行為只是作為誘餌或代價，以便取得對方的充分信任，最終騙取他人的財物；而合同糾紛的當事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希望能夠履行合同的，只是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自己的履行能力估計不足，或是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使合同無法繼續履行。

4．財物的處理不同。

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是將對方財物進行正當的運作，去向清晰，如將對方貸款購買原材料，組織生產、加工制作等，所以即使到期末全部履行也不能定為詐騙。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將對方財物或用于為自己 還債，或揮霍、攜款潛逃，并隱瞞財物的真實去向，表現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合同詐騙罪與其它罪形態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與想象競合犯的認定

對于詐騙犯罪，我國刑法采取了“罪群”立法方式規定，即除了在侵犯財產罪章中規定經濟秩序罪中規定了若干特殊詐騙犯罪。①（注：為了便于在稱呼上清晰地區分各種詐騙犯罪，本文將刑法分則侵犯財產罪中的詐騙罪（刑法第266

條）稱為“普通詐騙罪”。）具體而言，包括集資詐騙罪（刑法第192條）、貸款詐騙罪（第193條）、票據詐騙罪（第914條第1款）、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4條第2款）、信用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詐騙罪（第196條）、有價證券詐騙罪（第197條）保險詐騙罪（第198條）、騙取出口退稅罪（第204條第1款）和合同詐騙罪（第224條）。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雖然和普通詐騙罪一樣也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但主要破壞了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等社會土義市場經濟秩序。普通詐騙罪與這些特殊詐騙犯罪，在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當行為人的詐騙行為符合包括合同詐騙罪在內的這些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時，不應以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而應根據其詐騙方法和對象依照特殊詐騙犯罪定罪處罰。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共識。

問題是，當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其他特殊詐騙犯罪時，即行為人的一個詐騙行為同時符合的構成均是特殊詐騙罪的構成時，如何定罪處罰呢？比如，行為人通過偽造購貨合同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的，究竟怎樣定罪處罰？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態。②（注：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但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特殊詐騙罪之間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必然的競合。）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應當從一重罪從重處罰。考察刑法的規定，刑法對合同詐騙罪與其他各種特

殊詐騙罪的法定刑設置，均以詐騙“數額較人”、“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和“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為各個量刑檔次的依據。如果撇開各種犯罪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不論，其中在“數額較大”、“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兩個檔次中，合同詐騙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法定刑都要輕；在“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中，除了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和信用證詐騙罪規定有死刑外，合同詐騙罪其他特殊詐騙罪的上刑相同。因此，對于合同詐騙和其他特殊詐騙罪的想象競合犯，通常都應以相應的其他特殊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釋對各種特殊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作出統一規定，而假如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又低于其他各種或其中）幾種特殊詐騙罪，則對想象競合犯形態究竟以何罪定罪處罰，應在對合同詐騙罪、與之競合的其他特殊詐騙罪中與行為人詐騙犯罪數額和其他情節相對應的法定刑進行比較后，才可決定；假如合同詐騙罪數額標準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對就更輕，對想象竟合犯自應認定其他特殊詐騙罪。③（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各種金融詐騙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人”和“數額特別巨人”的標準，就采取了不同的標準。如貸款詐騙、個人保險詐騙以1萬元以上為“‘數領較大”的標準，以5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的標準；個人票據詐騙、信用卡詐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各單位款物折合人民幣19.0666;萬元；采用簽發空頭支票的手段，騙取D公司空調機1臺，折合人民幣8200元。

（二）連續詐騙情形下的數罪認定

對于“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處罰？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

中存在爭議：有的認為，應當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理；有的認為應當按照行為人的上行為定性。①（注：轉引白陳為鋼：《辦理金融詐騙犯罪案件 待解決的法律問題與思考》，載《上海檢察調研》2000年第4期。）筆者認為，當行為人的數個詐騙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的詐騙犯罪時，最為可取的做法應是實行數罪并罰。上述第一種觀點，首先將這種形態認定為牽連犯是錯誤的；其次，按照這種觀點的主張，當行為人觸犯的各種詐騙犯罪之中有兩種以上犯罪的刑罰輕重相當時，便無法選擇罪名，而即便在刑罰輕重有別的情況下擇一重罪處理，那么，行為人觸犯的其他詐騙的犯罪數額是否均計入該重罪的犯罪數額？不無困惑。按照上述第三種觀點，當各種方法的詐騙行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難分主次時一定性發生無法解決的困難；而即使有豐次之分的，犯罪數額的歸屬，也如按上述第一種觀點那樣成問題。筆者認為，“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不失為連續犯。連續犯通常是指行為人基于連續犯罪的故意，實施數個相互獨立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態，但是，如果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各罪亦可視為同種性質，成立連續犯形態②（注：參見姜偉著：《犯罪形態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頁。）那么，對犯罪方法各異、觸犯罪名不同的連續詐騙犯罪實行數罪井罰，是否違背連續犯從一罪處斷的原則而不合理呢？筆者認為，理論上歷來主張連續犯是實質的數罪而處斷的一罪，只考慮到了連續行為所觸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況，而沒有把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連續犯（要否拓展“連續犯”的范疇，另當別論）納入研究范圍。這在很人程度上是由過去刑法所保護的各種社會關系本身相對單純，同種罪名細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連續犯也只存在數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決定的。而如今，由于社會關系的日趨復雜，刑法采用罪名體系、“罪群”性的罪刑規范設置方法也已相當普遍，③（注：如除了詐騙犯罪外，對于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走私犯罪，賄賂犯罪等，都存在“罪群”立法。甚至偽造印章犯罪、招搖撞騙犯罪都分立了不同罪名。）固守罪名不同的連續犯只能從一罪處斷，顯然是不智亦不可行的。實際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有關司法解釋中也認可了特殊情況下對連續犯實行數罪并罰的做法。即最高人民檢察院1998年12月2日《關于對跨越修訂一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指出：“對于開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

及法定刑己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并進行追訴??”。根據這個《批復》，如果行為人連續行為跨越修訂刑法施行前后，而同時修訂刑法對這些行為的定性與修訂前刑法的規定不同且將其罪數由一罪變為數罪的，對該連續犯就應當實行數罪井罰。比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一直從事偽造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印章的犯罪行為，修訂刑法施行后只偽造國家機關的印章的，按照修訂前刑法行為人本只構成妨害印章罪（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印章均為該罪對象所包括）一罪，而在修訂刑法施行后，按照《批復》的規定，應當以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對行為人偽造印章的連續行為實行數罪并罰。再如，行為人在修訂刑法施行前后分別實施利用合同進行的詐騙犯罪和一般欺騙手段的詐騙犯罪的，也以合同詐騙罪和普通詐騙罪是數罪并罰。《批復》的上述規定無疑有助于司法實踐解決實際問題，也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值得贊賞。在實踐中，將這一《批復》的精神加以發揮，對于非跨法犯性質的“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均應實行數罪并罰。

與“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相關的問題是：在連續詐騙行為中，當包括利用合同詐騙在內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以及普通詐騙行為，分別依照各種特殊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未達起刑標準），而將其詐騙總數額等按照任何一種詐騙犯罪的定罪標準都可構成犯罪：或者有的詐騙行為數額上達到定罪標準可以認定為普通詐騙罪或各種特殊詐騙罪，而其中有幾種行為構不成其詐騙方法對應的特殊詐騙犯罪時，應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應當堅持如下原則：(1）各種詐騙方法的詐騙行為，首先分別以其對應的詐騙犯罪的起刑標準為基準，考察能否構成該對應的詐騙犯罪（包括普通詐騙罪和各種特殊詐騙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的，不得對行為人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為分別根據行為特征認定其不構成犯罪，而應當把這些詐騙行為作為有機整體看待，將這些無法認定為特殊詐騙罪的詐騙行為，連同本來以普通詐騙方法實施的詐騙行為，以刑法第206條為基準，進行罪與非罪的評判；構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按照前述(1）對有的詐騙行為己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的，須對行為人以普通詐騙罪和已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第206條的普通詐騙啊罪，在構成上并不完全排斥各種特殊詐騙罪中的客觀行為方式，當行為人實施的特殊詐騙行為數額等情節未達定罪（特殊詐騙罪）標準的，該未達定罪標準部分的詐騙行為卻可能構成普通詐騙罪。

參考文獻[1]黃京平，刑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4]肖中華.刑

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5]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案例大全.沈陽出版社，1991.

第五篇：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來源：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

編輯：張智勇律師（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師張智勇釋義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一。罪名定義及共同點

根據刑法第266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犯罪行為，而第224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犯罪行為。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是包容競合的法條競合關系，因此二者有許多共同點：諸如二者都是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主觀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騙取了公私財物等。

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二，二罪的區別：

1、在侵犯客體上，詐騙罪只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是簡單客體，而合同詐騙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外，還侵犯了市場交易秩序和國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復雜客體，這也是為什么詐騙罪屬于侵犯財產的犯罪，而合同詐騙屬于破壞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三.二罪的區別之犯罪客觀方面：

詐騙罪主要表現在行為人采取欺騙的行為，使受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產。詐騙罪的手段多種多樣，不限于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而合同詐騙罪是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合同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因此合同詐騙罪的手段僅限于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騙取公私財物。

四.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鍵：

在于詐騙行為是否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騙取公私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或者說，是否是以合同這種交易的形式為名進行的，只要正確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顯了。

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限定為符合合同法意義上的“合同”，而不能僅以有合同出現就定合同詐騙罪，該“合同”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合同。所謂真正的合同必須要符合合同法第9條規定的合同基本條款，包括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報酬、履行期限、地點及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的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