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共同富裕”論在縣域經濟中的具體實踐

“共同富裕”理論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包括“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兩個方面，“先富后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在經濟工作中，“共同富裕”理論集中體現以下原則：一是適度傾斜的原則。鄧小平同志強調“先富后富”是一個客觀規律，承認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允許先富、鼓勵后富，逐步實現均衡轉變的過程上。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由于各種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千差萬別，尤其在生產要素的差異性及要素配置上的差異性，使各地區、各產業、各人之間的發展客觀存在不平衡性。為獲得有限資源的最大使用效益，必須重點發展優勢區域、產業和個人，形成縣域經濟增長點，帶動全縣整體經濟的發展。二是統籌協調的原則。鄧小平認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必須產生示范帶動力量，形成先進幫后進，先富帶動后富的良好發展局面。縣域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有不同的優劣勢，只是先進地區、產業和個人優勢表現得更明顯。然而在先富帶后富的過程中，這種優勢是互為補充的，在經濟發展中，應充分尊重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前提下，主動利用適當的政府干預去調節差距，實現共同發展。三是動態開放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最終目標。這個目標是打破了貧窮的平均主義，在適當拉開差距的過程中，迅速推進社會的發展，積極尋求更高層次的公平，這是一種新的價值追求。在這個過程中，要加快先富帶動后富的進程，必須對系統外開放，加快發展。在當前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把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運用到縣域經濟的具體實踐中，將對縣域經濟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區域共贏，注重分工協作，跳出縣域發展經濟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先富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作為我們欠發達的西部“后富”縣，應從單純地靠資源發展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主動接受先富地區的輻射帶動。

（一）找準區域分工 隨著市場經濟注重專業分工、聯合協作的趨勢，縣域經濟分工協作顯得越來越重要。縣域經濟只有在周邊市縣中找準位置，經濟才會有大的發展。為此，必須從更大的范圍、更高的位置全面分析，使潛在資源優勢變化現實的資源優勢。南溪縣充分認識到宜賓建設長江上游一級中心城市的有利時機，緊緊圍繞金沙江滾動開發，結合南溪地理位置和已初步形成的農業、教育、城建等優勢，做好產業配套和生活后勤保障，大力發展食品飲料業、農副產品加工業、優勢制造業，構建綜合型的發展區域，形成新的產業支撐。

（二）學習先進經驗。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學習模仿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和軌跡，在技術上與發達地區接軌，甚至后來居上，使縣域內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多引導或組織全縣相關部門和企業到沿海考察學習，在引導企業業主學習上狠下功夫、在提高學習針對性上狠下功夫、在學習成果轉化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學而不厭、學有所獲、學有所成，以加快推進南溪的“三個轉變”。

（三）不斷招商引資。注重引資、引技、引智、引管理并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拓展利用外資渠道，拓展引進的廣度和深度，壯大引進外資規模。抓住沿海和發達地區經濟由東向西梯次推進等機遇，積極招商引資，大力吸收先進地區的產業、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

二、城鄉共融,放大互動效應,協調城鄉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和社會有了長足的發展，農村面貌有了很大改變，但農村生產力水平仍很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城鄉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應以“先富帶后富”的原則，實現城鄉互相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發展，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進而實現全面小康。

（一）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大力加強城鎮建設，形成以縣城為龍頭，中心集鎮為骨架，一般鄉鎮為依托的城鎮網絡。根據各地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及所處的區位，注重分工，合理布局，科學規劃，完善職能，大力發展特色城鎮。運用經營城市理念，建立起以個人投資為主，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的多元化、產業化、市場化投資體制。因地制宜，規模適度，注重實效，發展地方優勢產業，繁榮城鎮經濟。

（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堅持用工業化理念抓農業，從重視生產向更加重視市場、銷售和加工轉變。抓品牌，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標準檢驗檢測體系，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食品。抓流通，積極扶持農村專合組織和經紀人隊伍，建立暢通的農產品渠道。抓加工，緊緊圍繞農業主導產業，扶持、擴建、發展一批科技含量高、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形成一系列產業鏈。

（三）形成城鄉要素流動機制。積極引導城市資本投資農業，使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強大的銷售網絡與農村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得以有機結合。進一步完善民資投入的政策，鼓勵有實力的群體投資創業，興辦二產、三產，擴大縣域經濟總量。努力消除城鄉共融不合理機制、體制因素，逐步取消城鄉歧視政策，鼓勵農民進城安居、就業、創業，加快城鄉融合過程。

三、產業共強，發展特色產業，狠抓龍頭企業發展

發展縣域經濟，必須突出地方特色，走出“大而全”的模式，堅持資源開發與市場需求的統一，按照非均衡發展的原則，找準發展定位，突出重點，揚長避短，大力發展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特色產業，積極培育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龍頭企業，從而促進整個縣域經濟的飛躍發展。

（一）做大做強主導產業。根據區域分工和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比較成本原則，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從科技、人才、物資、資金等各個方面，加快發展本縣的優勢產業，培植起本縣的核心競爭力，通過主抓重點產業開發來帶動非重點產業發展，形成“一業興，百業旺”。南溪根據產業發展特點，必須堅定不移地在農業上突出優質無公害蔬菜、優質水果、南溪白鵝三大支柱,工業上突出輕工、化工兩大主導產業，不斷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縣域經濟上水平。

（二）扶持壯大龍頭企業。培植龍頭企業既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價格競爭力，最大限度地合理開發

第二篇：鄧小平“共同富裕”論在縣域經濟中的具體實踐

“共同富裕”理論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包括“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兩個方面，“先富后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在經濟工作中，“共同富裕”理論集中體現以下原則：一是適度傾斜的原則。鄧小平同志強調“先富后富”是一個客觀規律，承認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允許先富、鼓勵后富，逐步實現均衡轉變的過程上。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由于各種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千差萬別，尤其在生產要素的差異性及要素配置上的差異性，使各地區、各產業、各人之間的發展客觀存在不平衡性。為獲得有限資源的最大使用效益，必須重點發展優勢區域、產業和個人，形成縣域經濟增長點，帶動全縣整體經濟的發展。二是統籌協調的原則。鄧小平認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必須產生示范帶動力量，形成先進幫后進，先富帶動后富的良好發展局面。縣域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有不同的優劣勢，只是先進地區、產業和個人優勢表現得更明顯。然而在先富帶后富的過程中，這種優勢是互為補充的，在經濟發展中，應充分尊重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前提下，主動利用適當的政府干預去調節差距，實現共同發展。三是動態開放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最終目標。這個目標是打破了貧窮的平均主義，在適當拉開差距的過程中，迅速推進社會的發展，積極尋求更高層次的公平，這是一種新的價值追求。在這個過程中，要加快先富帶動后富的進程，必須對系統外開放，加快發展。在當前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把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運用到縣域經濟的具體實踐中，將對縣域經濟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區域共贏，注重分工協作，跳出縣域發展經濟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先富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作為我們欠發達的西部“后富”縣，應從單純地靠資源發展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主動接受先富地區的輻射帶動。

（一）找準區域分工 隨著市場經濟注重專業分工、聯合協作的趨勢，縣域經濟分工協作顯得越來越重要。縣域經濟只有在周邊市縣中找準位置，經濟才會有大的發展。為此，必須從更大的范圍、更高的位置全面分析，使潛在資源優勢變化現實的資源優勢。南溪縣充分認識到宜賓建設長江上游一級中心城市的有利時機，緊緊圍繞金沙江滾動開發，結合南溪地理位置和已初步形成的農業、教育、城建等優勢，做好產業配套和生活后勤保障，大力發展食品飲料業、農副產品加工業、優勢制造業，構建綜合型的發展區域，形成新的產業支撐。

（二）學習先進經驗。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學習模仿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和軌跡，在技術上與發達地區接軌，甚至后來居上，使縣域內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多引導或組織全縣相關部門和企業到沿海考察學習，在引導企業業主學習上狠下功夫、在提高學習針對性上狠下功夫、在學習成果轉化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學而不厭、學有所獲、學有所成，以加快推進南溪的“三個轉變”。

（三）不斷招商引資。注重引資、引技、引智、引管理并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拓展利用外資渠道，拓展引進的廣度和深度，壯大引進外資規模。抓住沿海和發達地區經濟由東向西梯次推進等機遇，積極招商引資，大力吸收先進地區的產業、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

二、城鄉共融,放大互動效應,協調城鄉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和社會有了長足的發展，農村面貌有了很大改變，但農村生產力水平仍很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城鄉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應以“先富帶后富”的原則，實現城鄉互相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發展，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進而實現全面小康。

（一）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大力加強城鎮建設，形成以縣城為龍頭，中心集鎮為骨架，一般鄉鎮為依托的城鎮網絡。根據各地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及所處的區位，注重分工，合理布局，科學規劃，完善職能，大力發展特色城鎮。運用經營城市理念，建立起以個人投資為主，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的多元化、產業化、市場化投資體制。因地制宜，規模適度，注重實效，發展地方優勢產業，繁榮城鎮經濟。

（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堅持用工業化理念抓農業，從重視生產向更加重視市場、銷售和加工轉變。抓品牌，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標準檢驗檢測體系，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食品。抓流通，積極扶持農村專合組織和經紀人隊伍，建立暢通的農產品渠道。抓加工，緊緊圍繞農業主導產業，扶持、擴建、發展一批科技含量高、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形成一系列產業鏈。

（三）形成城鄉要素流動機制。積極引導城市資本投資農業，使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強大的銷售網絡與農村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得以有機結合。進一步完善民資投入的政策，鼓勵有實力的群體投資創業，興辦二產、三產，擴大縣域經濟總量。努力消除城鄉共融不合理機制、體制因素，逐步取消城鄉歧視政策，鼓勵農民進城安居、就業、創業，加快城鄉融合過程。

三、產業共強，發展特色產業，狠抓龍頭企業發展

發展縣域經濟，必須突出地方特色，走出“大而全”的模式，堅持資源開發與市場需求的統一，按照非均衡發展的原則，找準發展定位，突出重點，揚長避短，大力發展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特色產業，積極培育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龍頭企業，從而促進整個縣域經濟的飛躍發展。

（一）做大做強主導產業。根據區域分工和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比較成本原則，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從科技、人才、物資、資金等各個方面，加快發展本縣的優勢產業，培植起本縣的核心競爭力，通過主抓重點產業開發來帶動非重點產業發展，形成“一業興，百業旺”。南溪根據產業發展特點，必須堅定不移地在農業上突出優質無公害蔬菜、優質水果、南溪白鵝三大支柱,工業上突出輕工、化工兩大主導產業，不斷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縣域經濟上水平。

（二）扶持壯大龍頭企業。培植龍頭企業既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價格競爭力，最大限度地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通過龍頭企業的技術、設備、管理、產品等優勢，帶動一大批中小企業，組織產品鏈和產業鏈，提高產品的競爭能力，發揮規模優勢和整體效應。南溪應鼓勵天藍公司跨越式發展，帶動南紅化工等企業不斷壯大，形成基礎化工產業集群；支持紅光化工醫藥公司等企業的擴能技改，發展壯大醫藥化工產業集群；扶持華徽等企業發展壯大，做大做強食品產業集群；引導南山公司等企業實施技術改造，大力拓展市場，實現機械產業集群的恢復性增長。

(三)不斷形成品牌產品。縣域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最終要落實到產品上，只有產品聯合會“名、優、特、新”的特色，符合市場需求，符合質量要求，才能在競爭中經受住考驗。要通過各種形式，積極做大“蜀源”白鵝、“庶人坊”豆腐干、“沐春”蔬菜、“金竹”西瓜等品牌。

四、群眾共富，發揮示范帶動，不斷形成能人經濟

農民群眾因為觀念相對陳舊，思想較為保守，接受新事物總有一個過程，總要不斷地觀望。在帶動群眾致富奔小康的進程中，要尊重這一客觀事實，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積極培養開發更多能人，發揮示范作用，形成能人經濟，不斷增強縣域經濟活力。

（一）轉移產業能人。事實表明，一大批外出務工的農民通過科學技術和現代觀念的武裝，正逐步成為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民，成為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骨干力量。要建立政府、部門、中介組織、企業、勞務市場“五位一體的”勞務輸出平臺，提高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將“培訓、輸出、維權”三輪同步趨動，大力拓展勞動經濟空間。鞏固現有天原、五糧液等勞務市場，不斷開拓沿海及大中城市新的市場，穩定輸出規模，提高輸出質量。

（二）激發創業能人。通過政策激勵和宣傳發動，激發國有、集體企業精經營、善于管理，并有一定資本積累的“實業型”能人、機關事業單位“下海型”能人，本地農民經紀人和種養大戶的投資創業激情興辦私營個體企業。進一步創造條件，鼓勵、吸引更多的外出務工人員帶資金、項目、技術回鄉創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積極鼓勵各類農村人才創辦、領辦各類企業和從事種養殖業開發，使之成為農業產業化的中堅力量。

（三）培養科技能人。逐步形成以職業學校為龍頭，鄉鎮為依托，協會企業為陣地，培訓活動為載體的多形式、多層次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通過教育培訓實現“富腦袋”與“富口袋”良性互動，不斷提高廣大農民學科技、奔市場、創新業的意識。通過教育培訓，在今后五年的時間內，達到全縣60%的農戶中至少有1名掌握1—2項實用技術。

第三篇：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2011級市場開發與營銷1班潘英杰2011301120122

摘要：面對今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問題增多的現狀，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內容是本論重點之一，從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關健、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五方面來講述其內容。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標，部分先富、先富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解決好農民富裕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關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貧富差距擴大;共同富裕;對策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思想原理的一個支點，其理論來源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響，列寧、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響，并且是對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1、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少數個人的貪欲，而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成果應該由人民共同享有和支配。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我們應始終堅持兩條原則：“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礎，是共同富裕。

2、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進步的一種制度，一方面必須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物質財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應該為大多數勞動人民占有，否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無法體現。鄧小平說：“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為了改變目前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現狀，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等到下個世紀

中葉，等到我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時，“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

1、鼓勵少部分先富起來

鄧小平在總結經濟建設經驗教訓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

2、實現農民的富裕

農民富裕的重要性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反復證明：什么時候農民有了積極性，農業就發展，農村就繁榮；什么時候農民的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業就萎縮，農村就凋敝。因此，鄧小平同志非常重視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提高，始終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農村改革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其目的就是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在經濟上切實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

3、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生產水平的提高，使我國走上了強國富民之路。以我國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為例：199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57600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鄧小平當年所提出的翻兩翻目 標。2001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95800億元，這一系列的數字對比有力地證明：在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導下，在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我國確實發生了令人難以預料的、令人可喜的變化。

4、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1年6月，鄧小平在總結部分地區“大包干”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指出：農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擴大生產隊、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建立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下，農村改革首先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

5、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認為，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技。1982年3月鄧小平表示，我們落實了農村政策，農業形勢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問題，農業還要靠科學，要加快解決肥料問題

6、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鄧小平認為，在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證。早在1985年8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總結

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中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引人注目，無疑，這與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因此，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研究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的表現、查找其原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成為當前人們急待解決的焦點問題。

第四篇：鄧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

一百五十年來，世界上無數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大歷史任務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列寧、毛澤東分別在俄國和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長期艱難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鄧小平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后，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基本特征,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針對我國現階段所處的歷史時期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所應該具備的基本前提是生產力的發達和經濟的繁榮，并且把公有制為主和實現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看成是社會主義之所以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兩個重大的標志。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突破

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們由于歷史的局限，將私有制看成了一切罪惡之源，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就必須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為公有制，既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又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主要特征，公有制的實現以及實現程度成為衡量社會主義的及其成熟度的標志。因此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在取得革命勝利后，由此廢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經濟，走上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道路。但是，經過眾多社會主義國家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并沒有給人民帶來共同富裕，只能導致共同貧窮，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

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生產資料由全社會占有，實現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消費品的分配方式上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有計劃地組織生產，沒有商品、沒有貨幣，實行計劃經濟。在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所作的原則性構思想中，發展生產力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十月革命后，列寧在創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初，由于囿于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設想，認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就需要利用國家權力，以社會的名義把全部生產資料變為國家所有；而國家一旦實行了社會所有，貨幣和商品生產就要廢除，舊的分工和競爭也隨之消失，為統一的計劃經濟和直接的產品分配所取代，社會將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只保留按勞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黨綱時，列寧堅持社會主義是非商品經濟的社會，并且在實踐上嘗試在俄國建立以產品經濟為內容的高度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體制——“辛迪加”。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列寧依據當時國內戰爭需要，沒有實施關于社會主義“辛迪加”的設想，而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體制和政策。戰爭結束后，1921年初，俄國農民由于余糧征集制而對蘇維埃政權產生不滿，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難而對俄共（布）產生不信任，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現實使列寧重新認真考慮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到底應建成什么樣子這個重大問題。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他在晚年寫的八篇文章中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新的經濟政策。如關于發揮私人資本主義作用的觀點，關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關于允許和鼓勵小農經濟發展等觀點。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基本上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實行全社會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設想，領導蘇聯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由于在整體上忽略俄國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情況，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現出既束縛生產力發展，又限制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從而影響人們積極性的發揮的嚴重弊端。蘇聯七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重工業和備戰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是，隨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體制僵化越來越限制了生產率進步，大大限制了社會主義發揮的應有經濟潛力。正是這種具有嚴重弊端的體制，才使矛盾逐步積累、激化，導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最終導致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和解體。與此同時，東歐諸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樣形成了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失敗。反思前蘇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失誤，就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并且為此消耗了過多的寶貴資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雖然曾一度有所調整，但是，由于未能根本改變農業、輕工業落后的局面，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導致執政基礎的流失，共產黨痛失執政地位。美國國際戰略專家布熱金斯基認為，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洲際導彈和核潛艇，但是，無法生產出充足的 “黃油面包”，經濟的長期發展方向令人民失望，因為在經濟增長中，人民幾乎得不到多少好處，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導致了失敗的結局。

（二）毛澤東三十年艱難的探索

建立一個國家，鞏固執政地位關鍵在于通過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社會，毛澤東先后在不同的場合提出要代表人民利益，但是在如何實現人民利益的問題上，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領導人充滿著勝利后的激情，懷著一種趕超先進國家的強烈愿望，調動和利用了新社會制度誕生使全體勞動人民地位改變的巨大政治效應和政治熱情，針對中國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采取外延擴展型經濟增長和高積累、低消費的投入帶動型趕超并重的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充分發揮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動員能力，迅速動員和集中使用了全國的資源，借助前蘇聯的援助，以蘇聯模式為樣本，在舊中國及其落后的基礎上，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在生產力空間布局上以“均衡”為主，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由于忽視了在中國占絕大多數農民的問題，建國幾年后農業出了問題，引起了執政黨的重視。但是在發展農業的問題上卻采取的盲目冒進的辦法，生產沒有搞上去，國家的穩定卻出了問題。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毛澤東再一次感到了新生政權的鞏固重要。從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方面在撥高生產關系上做文章，誤以為用先進的生產關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產力帶動起來。誤以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純越好，希望通過人民公社這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過渡到共產主義，這種只是在拔高生產關系上做文章的辦法，阻礙、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狠抓思想意識領域里的階級斗爭，試圖通過抓階級斗爭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澤東認為，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務，是要繼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抓革命、促生產，徹底解決在意識形態領域誰戰勝誰的問題。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做法，嚴重偏離了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由于對于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問題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忽略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為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就能把生產力促上去。發動了一系列針對不同意見的黨派和個人的政治運動，建設問題自然而然被忽視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已經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毛澤東雖然采取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形成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上實踐也證明了：區域平衡推進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選擇是低效率的，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十分落后的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資源首先發展一部分地區，以此為動力逐步推進其它地區的發展。

（三）鄧小平理論的提出

鄧小平針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沒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和理論探索。小平同志講“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同志一樣，鄧小平也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通過生產力的發展才能實現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利益。1979年鄧小平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的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的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是“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有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在社會主義應該貧窮還是富裕的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理論勇氣和膽略，進行了劃時代的撥亂反正。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幫”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貧窮的假社會主義，指出：“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原則、最大優越性和本質。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中，鄧小平既講到了生產力問題，又講到了生產關系問題，而最終用“共同富裕”把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標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與社會關系統一了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和最終目的統一了起來，并且劃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共同富裕的構想不僅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而且回答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多次指出，中國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別是農民多，現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這對我國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約，決定了我國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來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對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講得最多而又簡潔明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和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幫助和帶動發展慢的地區和個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此鄧小平同志制定了“三步走”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戰略，即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溫飽，擺脫貧困；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走向富裕。制定了“三步走”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戰略，即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溫飽，擺脫貧困；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走向富裕。共同富裕戰略構想對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問題做出了明確回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了科學界定。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推進

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積累物質財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中心任務。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改革在經歷了開始階段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實驗不成功、國有經濟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積蓄改革的力量，縮短改革的進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既運用一些修補的辦法維持國有經濟運轉，使改革的重點，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方面，在那里創建市場導向的企業，并依托它們實現增長。1980年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基礎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這種改革戰略在農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把它推廣到其它部門中，促進非國有經濟的增長，使非國有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經濟發展的基礎杠桿——利益杠桿啟動以后，這種最基本的制度構造發揮了巨大的效應，按照商品經濟本性生長出來的各種經濟主體，表現了極大的活力，整個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漸進式改革最顯著、最有成效的農村經濟開始活躍，鄉鎮企業異軍崛起，長期壓抑的中國生產力得到了釋放，經濟總量的外延擴大并迅速發展，很快填補了對資本需求較少的部分，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有了保持穩定的最根本的條件。

在利用有利國際形勢，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連接的戰略指引下，中國借鑒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有限投資能帶來迅速增長的工業部門，大力引進外資，優先考慮輕工業和中型工業，以發揮其投入產出周期較短效益較高的優勢，利用發達國家因經濟成熟和工資提高急于將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工業轉移到比較便宜地區的要求，實現區域經濟的優勢互補，在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引發了一場來勢兇猛、規模巨大的經濟高速增長，大約三億多人口的地區實現著年均10％左右的經濟增長。十幾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1978-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在“體制外”的改革已經成為全面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準備了必要條件的情況下，由于多數改革者對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沒有明晰的理性認識，仍然習慣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推進改革，未能及時實現改革戰略的轉變，因此，國民經濟中已經搞活的“體制外” 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的“體制內”部分之間出現了劇烈的摩擦，經濟體系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中國的改革在宏觀經濟管理體系的建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一部分人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以種種借口阻礙改革的進行，國有經濟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初級階段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隨后的幾年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開始顯現在人們的面前。

由于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的，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的。特別是在改革的初期階段，采取的經濟改革優于政治改革的策略，使經濟在穩定的環境中起步，避免了大的社會震動。不但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得到發展，國有經濟采取的“放權讓利”的政策幾乎使人人得益，人民群眾對于改革的認同度很強。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經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通過10年的艱苦努力，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制度保證，極大地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工作著重點的轉變使經濟建設成為中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1979—200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價格計算，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過原定20年翻兩番的目標。許多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應短缺狀況根本改觀。經濟結構實現重大調整，在農產品總量迅速增長的情況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9％，農業勞動者占就業人口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迅速發展，傳統產業得到提升。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人民生活實現兩大歷史性跨越。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90年代由溫飽達到小康。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同期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快的時期。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8％。群眾消費由追求基本生活資料數量的滿足發展到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結構從以農產品消費為特點的溫飽型進入以工業品消費為特點的小康型。城鄉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2.5億農村貧困人口中85％以上已經脫貧，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3％。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對小康進程的綜合評價，20世紀末全國總體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會的初級階段，有3/4的居民初步過上小康生活。

在增量改革時期，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經濟成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中就業的人們收入差距擴大。在改革的后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長期滯后，引起企業效益低下，大大限制了職工工資收入的穩定和提高，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以及下崗工人的生計等問題，不斷降低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度。同時也由于城市工商業改革滯后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費，城市企業開工不足，下崗職工增多，城市不能創造足夠的新的工作崗位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非農產業中就業：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下降，負擔增加；都引起了人們的顯著不滿。普通勞動者包括國有企業的職工，特別是一般農民從改革中得益不多，生活改善不大，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而少數掌握支配資源權力的貪官污吏和有尋租門道的人卻能夠憑借權力成為暴富，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安定，給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帶來了難題。據2002年底著名經濟學家王紹光、胡鞍鋼、丁祝元在《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一文中表明，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意的約1-2億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非常不滿意的在3200-3600萬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7%-8%，社會分配不公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改革也推動著中國社會的轉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的社會階層已經由1978年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的組成情況，分化為十大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在這些社會階層中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過小，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過大的農業勞動階層，影響著共同富裕的實現。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公平、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25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凡是保證了社會公正的時期(如80年代初中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得到了保證；凡是犧牲社會公正的時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會受到威脅，特別是90年代下半期。社會分配不公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堅持“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能否堅持“共同富裕”防止貧富兩極分化，是中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關鍵標志。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完善

在一部分地區和個人迅速富起來，在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來越靠近的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也確實已經出現了必須研究和解決的課題，其主要表現是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拉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許的，但差距若過分懸殊，長期得不到改變，勢必挫傷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影響改革的順利推進。

(一)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理想中的價值追求

鄧小平一方面從社會形態運動規律的角度，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從歷史活動主體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價值目的的角度，闡示了社會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追求的崇高社會理想，還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雖然這里所概括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發展”還不等同，但是，這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逾越的現實要求。鄧小平的發展思想是以民為本的發展思想。他心目中的發展，不僅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還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作為解放思想，激發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一個大政策提了出來。他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和個人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新辦法”。這個大政策和新辦法是以承認差別、克服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為著眼點，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前提條件，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嚴謹而完整的體系。這個大政策和新辦法，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狀，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戰略決策。總之，共同富裕決不可能是同時富裕、齊步走。因此，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和邏輯起點。不僅如此，這還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構想中，先富是作為后富和共富的條件提出來的，它一開始就被共富目標所規定，盡管先富是共富目標的一部分，但它畢竟不是目標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鏈條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后富追趕和超越先富，則是其中的關鍵環節。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終才能達到共同富裕。這個具體的目標的實現鄧小平認為是21世紀中葉。“因為我們這里沒有剝削階級，沒有剝削制度，國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個社會。相當大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給人民。”這就告訴我們，我國人均四千美元所過上的生活要高于資本主義國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準，因此，可以說是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自發地傾向于效率，并因此而使效率高的社會成員獲得較高的收益，從而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拉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還和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要素資源有關。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的多少是按要素貢獻來分配的，是否擁有生產要素，擁有的數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都決定著其收入的高低。而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要素有是不平均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有的人擁有的多有的人擁有的少，有的擁有的要素質量高，有的擁有的要素質量低，從而導致了他們之間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存在。而這種差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會產生馬太效應，使收入多的越來越多，收入但是少的越來越少。我國的體制轉型從一開始就偏離了現代經濟學正統理論開出的“藥方”，在路徑選擇上也沒有聽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休克療法”，而選擇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中國體制改革和轉型，試圖走出一條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現代型經濟、社會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另一種現代化形態。這種現代化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處于同時段（同在商品——市場經濟階段）的現代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是一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制度創新，是依據現代經濟運動中出現的可以使公有產權建立并有效運行的客觀條件，自覺進行的一種歷史性的探索和創造。實現這種結合的關鍵是探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客觀條件和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提出的嶄新問題，而且是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徹底解決的頗具難度的問題。探索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種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任務，這種市場型公有制，就是既堅持公有制的本質內涵和本質要求，又具有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形式的公有制。回顧我國25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市場經濟主體的結構演變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全民、集體等公有制企業覆蓋全社會，到90年代中后期國有、集體、外資和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的企業并存發展，出現了全社會范圍內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增長速度快于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情況，處于主體的地位的國營經濟大量壅塞于競爭領域，而國營經濟自身又因為種種弊病而競爭力差，這使國民經濟在整體上競爭力弱，活力不足，從總體上影響了經濟效能的提高；國企的大量存在耗費了財政大量資金，從而使得其它經濟成分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妨礙了大多數人的發展；大規模國有資產的流失，導致非法致富大量產生，加速了兩極的惡性分化。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部分人依靠自身長期勤勞與冒著巨大風險，得益于新的市場機制成為先富起來的人，而一少部分人則利用轉型期的體制弊端，斂取不義之財。由于人們獲得機會率的不均等，尤其是通過權力市場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中國貧富差距的主要根源。這種由于機會的不平等造成的貧富懸殊，必須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和實現機會的平等來解決。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社會公正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努力保持機會的平等和起點的公正，防止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生，只有切實運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才能防止在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公共財產向少數人流失，避免出現財產初始占有的兩極分化。

（二）共同富裕是立足中國國情的選擇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形成了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以促進內地工業發展的戰略構想。鄧小平曾高度評價《論十大關系》所蘊含的寶貴思想，認為“對當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鄧小平認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是矛盾統一的。不顧東西部地區的客觀差異，人為地推行均衡發展政策，已被實踐證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辦法，而是走向共同貧窮的辦法，是行不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理論界在研究區域問題時，逐步轉向梯度發展理論。“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發展理論”為核心的相對完整的區域發展戰略。“梯度發展戰略”以“效率優先”為基本指導思想，打破了片面強調“均衡布局”的傳統布局模式，承認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強調遵從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觀發展規律，強調集中資金和資源實行重點發展，同時在地區間形成產業結構轉換的連續關系，從而使產業空間分布與地區經濟發展相聯系，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相結合，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相適應，較好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發展要求。這一戰略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積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長要大得多。目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區域差距拉大，地區間矛盾日益尖銳化。效率與公平成為經濟政策的兩大目標，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訂中，既要注重效率優先，同時也應兼顧公平。

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了調動積極性，提高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必須改革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的差距，又用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體現社會公平。為此，就需要一部分人通過誠實的勞動和合法的經營先富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允許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適當地拉開。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是因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而逐步實現。生產發展是擴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須建立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我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人口多、底子薄，決定了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實現共同富裕，而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率先發展先富起來，不僅為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而且通過競爭和示范，能夠大大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社會產品總值，提高全體人民的富裕程度。可以說，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量的積累，是共同富裕的先導，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實現。因此，鄧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其次，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區域之間自然條件、文化因素、原有基礎及經濟增長速度存在很大差別。看不到或者不承認這些差別，就不利于消滅差別；只有承認差別，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發展的地區率先發展，率先致富，影響、帶動和支持條件差的地區創造條件、加快發展，才能縮小差別，最終消滅差別。再次，我國現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各種經濟成份由于生產關系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經營水平和機遇不同，總收入、純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們的富裕程度自然不會一樣。此外，就每一個勞動者來說，人們的勞動能力不同，所處地域、環境和單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實際富裕程度也不會一樣。總之，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構想，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和社會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符合我國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和成效也充分證明，這一政策是正確的。

（三）實踐共同富裕關鍵在制度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社會公正，要求實現共同富裕。由于中國的改革不是一個經濟自發演進所必然能夠導致的過程，而是一種制度的重新安排。這就意味著經濟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而利益的調整又必然會遇到那些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礙和反抗。在過去20年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數)是世界上變化最大的國家之一，解決社會的不平等不僅只是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國家基本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中國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

1、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既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共同富裕的社會，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產權公平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產權不僅意味著收入，而且意味著獲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據。社會主義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要保證起點的公正就必須建立完善處理產權的規章制度。產權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為了奠定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然要明晰多種形式的產權，現代產權制度是社會化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化、市場化的產權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相當于構建了一個公平有序、創業致富的大平臺，從而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在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才能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活力的市場經濟。在我國，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而要改變國有經濟一股獨大的格局，必須借助產權改革，通過一連串的產權制度安排和產權結構設計，讓外資、民資、管理層等各類資本參與到國企管理和發展中來，將國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業，構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資主體，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格局。把各種所有制經濟的高度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大做強經濟總量，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農村,要以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化為核心，深化農村改革。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就是要從法律上明確農民擁有土地的產權，授予農民對所承包土地的轉讓、抵押、入股等處置權，任何一級政府和組織不得侵犯農民的土地權益，不得干預農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項權利。加快農地制度創新，確保農民土地使用權的前提下大力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并且在市場準入、交易程序、權利義務、合同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實現農地使用權的長期化、資本化和市場化，充分發揮農民最后一道生存防線——土地的作用，在因地而活的基礎上，實現因地而富，開辟農民致富新途徑。

2、制定和完善分配制度。由于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而在分配領域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整個社會看，從企業看，由于絕大多數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同時由于存在勞動力個人所有制以及管理者的收入包含機會—風險收入等因素，因而其分配也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企業職工的個人收入構成看，除了上述因素以外，還由于財產收入、投資于股票等因素，其收入來源也趨于多元化。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我國現階段生產要素所有權在分配領域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

黨的十六大確立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在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基礎上,重視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中等收入者占多數，“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分配格局。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在企業中適當提高管理、科技、信息等收入所占的比重，以進一步激發這些生產要素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活力；在公有制單位中進一步打破“大鍋飯”，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提高關鍵崗位和有突出貢獻人員的收入水平。在個人收入分配中必須合理調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針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所占的比重明顯偏低的情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成為支撐社會穩定與繁榮的中堅力量；合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進一步健全稅制，強化稅收征管；堅決取締、嚴厲打擊各種非法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對某些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進行合理調節；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過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積極擴大就業，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降低低收入群體在人群中的比重。此外，為了降低經濟不安全感和縮小市場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國家必須通過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從國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經濟資源，對初次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分配。所有公民，不論居住地、職業、性別、教育程度、年齡，都享有平等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只有通過規范收入分配，才能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發展，關系到全體社會成員切身利益的一項基本的經濟社會制度，是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基本保證。它通過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工傷有保險，災害有賠償，失業有救濟，殘疾有安置，貧困有支援，是社會穩定的“安全網”，我國的社會保障必須以社會安全和社會穩定為目標，滿足遭遇各種風險和困難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安排財政資金中的社會保障支出時，必須認真清理支出項目，嚴格控制支出標準和范圍，統一部署和確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和方式。遏制諸如一次性支付失業保險金、提前退休等不規范行為，并在適當時機逐步提高退休年齡。調整城鎮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穩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認真分析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及其內部的財力差異，資金分配重點向財政確有困難的地區傾斜，保證其社會保障的基本支出。同時多方籌措資金，如開征利息稅、消費稅、遺產稅等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從而為形成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可信賴的社會保障體系打下經濟基礎。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基礎上,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的基本方針，根據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水平這個目標確定一個較低的、絕大多數單位和個人都能承受的繳費標準，盡可能把各類人員都“囊括”進來，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保險、補充保險（商業保險）、社會救助和個人責任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個人、單位、國家三方負擔，職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體現社會公平，又要與個人繳費多少掛鉤，以激勵職工的勞動積極性，提高效率；商業保險則遵循效率原則。

總之，制度建設雖然不是經濟建設，但卻是促進經濟建設并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由先富到后富是既是一個物質財富逐漸積累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完善國家種制度建設的過程，更是一個全民共同享有社會財富的過程，我們只有在充分學習吸收和借鑒人類現代化國家經驗的情況下，根據中國國情進行的制度創新、制度建設、制度實施，才能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調節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矛盾，維護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社會秩序與交易規則，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努力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五篇：論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基本特征

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我國新時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理論概括，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范文大全-www.tmdps.cn,找范文請到范文大全]

一、鄧小平經濟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具有系統性和科學性

鄧小平經濟思想，立足于中國實際，著眼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和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深刻地揭示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規律，對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體制、經濟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方針、經濟發展動力和外部條件、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和慰想政治保證與社會環境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都作出科學的論斷和精辟的論述，深刻地總結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真知灼見地分析了我國當前的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對新時期的新鮮經驗進行科學而全面概括，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繼承與發展創新辯證地統一起來，既“堅持老祖宗不能丟”，同時又探索了“老祖宗沒說過的”“新話”，他不僅把前人沒有說到的或者沒有說清楚的，說到了或說清楚了，同時還把前人說得不對的或已不符合時代的，揚棄糾正了和說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前人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未總結和解決的問題，給以科學的總結和解決了。如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各項工作要以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判斷標準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開拓經濟建設的新局面，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斷、新體系集中概括了鄧小平理論的特點。這充分反映了鄧小平經濟思想充滿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

二、鄧小平經濟思想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產生的，具有時代性

鄧小平經濟思想，主要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的。可以考慮將形成過程分為這樣幾個具有時代特征的階段：一是60

年代：鄧小平早在60

年代初，就說過一句盡人皆知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膽識，形象生動地說明了一個深刻的理論：只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政策才是好改策。二是撥亂反正時期；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倡導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把人們的思想從“兩人凡是”中解放出來，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三是全面改革發展時期：即＋二大以后．經過十三大，1989

年政治**，到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四是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即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到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升，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依據對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深刻分析世界經沐發展歷史的新情況、新特點，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提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并且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的突破和發展。

鄧小平在以上不同時期，都從不同深度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新問題作了大量理論闡述，反映了黨的中心工作及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表現了鄧小平經濟思想鮮明的時代特征。

三、鄧小平經濟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強烈的創造性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在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總是強調“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要求“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語重心長地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本人更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探索者、開拓者，他創造性地提出不搞無謂爭論的原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膽嘗試，“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思，“市場經濟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論斷…

…

無一不體現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創新精神。

四、鄧小平經濟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具有鮮明的原則性

鄧小平經濟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更是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狀的科學分析，以及對當前世界形勢的冷靜觀察，也是對社會主義經

濟建設規律的正確認識。他特別強調“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就這么一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其他一切任務都必須服從這個大局，不能干擾它。但這絕不是可以不要四項基本原則，相反，鄧小平同志一貫堅持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不能丟，強調經濟建設不能偏離社會主義軌道，指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要求全黨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鄧小平同志不僅首先提出，并不斷豐富和發展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在實踐中始終一貫地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堅持和捍衛四項基本原則，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了不懈的斗爭，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當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主要有：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原則，堅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堅持速度、效益、比例有機結合的原則，堅持計劃與市場有機統一的原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原則等等，鄧小平經濟思想視野宏偉，博大精深，僅舉數例，足以看出其經濟思想的原則性。

五、鄧小平經濟思想立足于人民群眾的利益，具

有人民性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人民群眾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積極最活躍的要素，是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體。黨和國家的一切理論和實踐，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都應是人民群眾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和體現，都應代表群眾的心聲，都應服從和服務于人民群眾的意志的愿望。鄧小平指出：“只要我們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強調要依靠群眾，充分走群眾路線，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建設有由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過程中，黨和國家無論宏觀政策還是微觀決策，都要充分地高力度地反映和代表群眾的意愿，人民的利益，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群眾答應不答應，群眾支持不支持”作為根據，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經濟思想來自于人民群眾，又立足于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正說明了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人民性。

六、鄧小平經濟思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開放性

針對“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況的重要因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強調“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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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告誡大家，要清醒地認識到對外開放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必須抓住時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廣泛地置身于國際競爭舞臺。鄧小平同志將對外開放看作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他向世界宣布，中國的對外經濟開放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50

年到70

年不會變。”即使70

年后，我國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只能更加開放，“否則，我們自己的人民也不會同意。”鄧小平經濟思想的開放陛，還表現在旗幟鮮明地與“全盤西化”的思想傾向劃清了界限。他堅定地指出，對外開放傷害不了我們，因為“經濟方面我們采取兩手政策，既要開放，又不能盲目地無計劃無選擇地引進，更不能不對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進行堅決抵制和洲爭．"

七、鄧小平經濟思想注意分類指導，提出不同要求，具有層次性和戰略性

八、鄧小平經濟思想出自對民族振興的貴任感，對經濟發展目標執著追求，具有堅定性

鄧小平同志始終身體力行，孜孜以求，銳意改革，勇于探索，堅定不移地帶領全國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地上臺階。他指出：“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強調改革要繼續進行下去，豪邁地說：“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堅持“把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強調要堅持一百年不動

搖，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近二十年的實踐證明，我們只有按照黨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干下去，一百年不動搖，才能使我們經受住風浪，站穩腳跟，頂住各種壓力，克服各種困難，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

九、鄧小平經濟思想是他求真思想品格的反映，具有實踐性

鄧小平同志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求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把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作為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維原則和決策原則，把實踐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判斷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因而，他高度評價和積極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首先在農村推行承包責任制，然后全面推開經濟體制改革，認為只有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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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為了使改革開放的步伐快一點．他再三強調要重視實踐經驗，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響亮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還指出改革開放要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實事求是．包括對教訓也應正視。在總結特區建設的經驗時，他就公開講，“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海”。以上可以看出，實事求是作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從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實踐性中得到了充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