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十一五規劃心得體會

中國青年報：十一五規劃，從先富向共富轉彎

漫漫黃沙覆蓋著山川，貧窮的農民與他們的牲口一起擠在土房的屋檐下。沒有人家有自來水，也沒有商店賣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線織成的上衣和褲子。驢車走在泥濘的道路上，幾乎聽不到發動機的轟鳴聲。這是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關于我國甘肅省黃羊川村的描述。

就是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溫世仁，一名臺灣電子業巨子、優秀出版人，和他大學同學林光信，從2002年開始一起開展了一個大膽的實驗工程———以網絡帶動西部農民擺脫貧困的“千鄉萬才計劃”，并寄望成功的經驗可以復制到中國8億農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溫世仁的實驗工程一切進展順利之際，他溘然長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暫時的挫折。人們在緬懷溫世仁，為黃羊川村扼腕嘆息的時候，沒想到一個更大的“共富工程”將在全中國展開。

十一五規劃建議重點著墨社會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評價“‘十一五’規劃建議”是我國從“先富”開始向“共富”轉彎，是一個執政黨的“窮人致富”工程規劃。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將在未來的5年，將溫先生的一個地方工程變成一個惠及每一個老百姓的國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計劃，這次‘十一五’規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是一個好的訊號，意味著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說。

王思斌認為，與歷次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將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等問題提高到更高的戰略高度。從“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決心和大力氣解決目前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讓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顯然，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對于維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和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的五年規劃就是從政策取向上，扭轉以往的社會失衡，使弱勢群體受到保護，并有機會享受更多的社會福利。

事實上，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提高個稅起征點，到近來官方在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積極動作，種種跡象表明，中央將重點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趨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從這次“十一五”規劃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占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而在經濟學家眼中，這一轉變表示國家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收益分享。“經濟增長的收益有多少為普通老百姓分享，應該是考察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博士說，“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全面貫徹落實科學展觀、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都說明國家已經注意到經濟增長質量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我們都說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開放的成果呢？”張曉晶說，“在農村，因為交不起學費、醫療費而喪失教育、就診機會的現象非常普遍。”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從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到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都說明“十一五”規劃考慮到了經濟增長收益分享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以經濟增長分享考察經濟發展質量，是將來的方向。”張曉晶認為，“從這一點來看，‘十一五’規劃的進步意義舉足輕重。”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個時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論。

有評論指出，鄧小平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有著“等貴賤、均貧富”傳統的中國，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態的中國人中，是劃時代的振聾發聵之聲。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發生了一幕幕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生動故事。

躺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床上，來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個主角。病榻之上，他雖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獨，但是也摻雜著幾絲欣慰，因為他曾經輝煌過，富裕過，身患癌癥才有能力到北京來求醫治病。他說：“因為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我們才敢去掙錢，才敢去發財。”

石先生的家在大別山下，通常的說法是革命老區，也是國家級的貧困地區。他和他的兄弟經歷過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災難中餓死的。石先生16歲就到鄭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學到的一手泥工活，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礎。在文革剛剛結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為第一批農民“包工頭”，承包了家鄉一座橋梁的部分工程。

后來，他的工程越做越大，從老家發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來越好，屋子從開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繕，直到今天的兩層樓房。3個兒子，有一個考上大學，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兩個也時不時承包一點工程，日子過得也不錯。幾個女兒家也都蓋起了樓房，溫飽不成問題。

像石先生這樣，在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里，人們剛剛從束縛中解放出來，積極熱情地尋找發展機遇。在這一時期內，涌現了許多“萬元戶”。隨后幾年中發生的“十萬元戶”到“百萬元戶”的社會急速變化，都被社會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沒有造成明顯的社會矛盾而影響社會穩定。

專家普遍認為，中國選擇改革開放的富民強國之路是完全正確的，如今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舉世矚目。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離共同富裕還有多遠

但是隨著改革進一步發展，“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一些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模式、犧牲資源和環境追逐低質量的GDp瘋狂、試圖擺脫政府責任的教育、醫療和住房市場化、差距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場權力腐敗、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這些社會利益的矛盾引發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困惑，并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的社會穩定。

一個最明顯的證明就是，反映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話“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這兩個月還有一個感覺：“不到北京不知道錢少。”石原以為，以自己手頭的這十幾萬元積蓄，應付眼前的這個病差不多了。但是，他從兒子們和閨女們的神情和對話隱約感覺出，已經用掉的錢，遠遠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們都不在的時間，和臨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術和之前的各項檢查，他兒子已經為他用掉了整整6萬元。如果不轉醫院，接下來的化療還得花十多萬元。

弄清楚這些后，石先生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他們家是村里比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這場病，他家恐怕就會從小康跌入赤貧。如果換成村里其他任何一個家庭，估計就得放棄治療了。因為鄰居們中“窮人”還是最大多數，也就是剛剛解決溫飽。

石先生病情已經好多了，能在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見身邊飛馳而過的各式各樣小轎車，馬路對面的高樓大廈，他想起了家鄉現在還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間主要用的還是老黃牛，鄉親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重復了多少年，似乎并沒有多少改變。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經濟一度發展迅速，農民收入增長也很快，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使農村區別于城市的制度的、經濟的因素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些因素在制約農村經濟增長方面不斷發揮著消極的作用，其后果也越來越明顯，城鄉間的差距終于發展到了令人無法不正視的地步。我國農村人口1998年時占總人口的69．6％，是城鎮人口的兩倍以上，但最終消費卻僅占全部居民消費的47．9％，如此低的消費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說，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農業本身的弱質性以外，與農村經濟發展在政策上長期遭受歧視不無關系。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采取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模式。1978年以前，我們是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來促進城市發展，1952年至197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1．3％，農業總產值僅增長3．2％。1952年至1986年，國家從農業抽走6868．12億元支持城市工業，占當時農業所創造價值的5％。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業產品幾次猛漲，又擴大了城鄉差距。1994年稅收體制改革，實行“分灶吃飯”，地方上的納稅大戶都統一歸中央政府，導致縣、鄉財政赤字突出，實際上再次加大了城鄉差距。“所以農民實際上承擔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經濟發展以后，應該將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讓廣大農民分享到改革與發展的成果。”王思斌說，如今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已有小成，外資流入規模也在不斷增加，即便不令工業反哺農業，至少也應當在政策待遇上對鄉村與城市一視同仁。

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提出：“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不管是富人太富，還是窮人太窮，但是這個事實卻實實在在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

兩極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價？

兩極分化是改革開放的必要代價嗎？一個公認的規律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時，往往是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社會格局重新調整、利益矛盾不斷加劇、收入分化加速的時期。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究竟應當如何處理發展與平等的關系的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有爭論，爭論的焦點就在于：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假說。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這兩者間的關系，以一個倒U型的形式發展。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長的，這種不平等程度在收入達到中等水平時達到最高點，然后便開始下降。

但是，現在經濟學家對庫茲涅茨“倒U型線”假說真實性的懷疑也在不斷加重。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顯示出了一條與“倒U型曲線”不相符合的路徑。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2％，東盟四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平均為6．6％，這種持續而高速的增長被稱為“東亞奇跡”。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貧富差距總的來說并沒有明顯惡化，中國香港和臺灣、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還有相當程度的改善。“我們一直講‘發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們的發展觀都是狹隘意義上的發展，實際上，發展不應只是經濟發展，還應包括社會發展，從表象上來看，不僅是經濟增長，還包括充分就業、合理分配、可持續發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說，現在我們提科學發展觀，也正是這個道理，經濟的增長不等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增長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發展的手段。“過分強調經濟發展，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日益嚴重。如果不及時加以遏制的話，后果將不堪設想。”

過去，我們習慣用簡單的人均GDp指標來衡量發展狀況，實際上掩蓋了居民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平現象，它可能是少數人口、少數城市、少數地區的高增長，而大多數人口、大多數農村、大部分地區低增長或無增長。“可喜的是，中央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及時對經濟發展方向作出調整。”王思斌說。新一屆領導人能夠對歷史的積弊作出理性的、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氣的。不回避問題本身就是我國政壇的一股新風。

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

吳忠民分析，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的改革階段組成的改革過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打破大鍋飯，適當的貧富差距是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因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對的；現在經濟發展了，但貧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影響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吳忠民說，從經濟發展可持續、健康的動力角度來看，社會公正狀況直接影響著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就一般情況而言，經濟的拉動力包括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和內需拉動力，其中，內需拉動力的作用要遠遠高于前兩者。現在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內需不足，由于農村人口過于貧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購買力，市場活力就不夠。現在，外貿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70％，這是一種過度依賴，美國、日本、印度和德國等國的這個比重不到20％。為了不再過于倚重外貿來推動經濟增長，政府意識到必須轉向以內需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而擴大內需的根本就是縮小貧富差距，增加農民收入。

吳忠民說，從國家財力的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實力，那么，我們現在應當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順應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只是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從屬性的、‘兼顧’的位置，便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延誤中國改革進程的順利推進，造成中國經濟的畸形增長和中國社會的病態化。”

怎么實現“共同富裕”

吳忠民提出，可以考慮用5年的時間完成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在5年之內，打好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礎，并形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進一步加大力度，擴大戰果，使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再上一個臺階。

吳忠民說，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三險”開始覆蓋全部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開始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進行常規的職業培訓；適當增加失業保險支出；擴大低保范圍并適當提高低保標準；啟動農村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建設；國家出資并免除所有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教材費，適當減免部分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學雜費；增大對城鄉撫恤事業的投入。初步估計，每年國家大約需要支出2700億元左右的資金。“這個數字沒有超出國家的財政能力。”

而經濟學家則認為，現階段經濟發展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張曉晶認為，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攻堅階段，但如果不注重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平上就不太現實。“因此，現階段，我們依然要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效率問題依然不能忽視。”

改革開放以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標讓我們忽略了這些問題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張曉晶建議，雖然目前沒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標，在評定國家經濟發展質量時，應該附加諸如資源環境、社會人文等方面的指標綜合考量。

張曉晶說，社會財富在人群之間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臺時民眾的參與都能體現社會公平。他表示，過分強調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過二次分配增加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低收入者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給農民免農業稅。”張曉晶說，“這么做，可以緩解因地區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是，要想根本上讓窮人致富，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發展機會。”“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都是要將“起跑線”拉近，“盡管這些問題在五年內不能完全解決，但堅持深化改革、推進開放無疑會讓理想離現實越來越近。”張曉晶說。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個時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論。

有評論指出，鄧小平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有著“等貴賤、均貧富”傳統的中國，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態的中國人中，是劃時代的振聾發聵之聲。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發生了一幕幕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生動故事。

躺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床上，來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個主角。病榻之上，他雖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獨，但是也摻雜著幾絲欣慰，因為他曾經輝煌過，富裕過，身患癌癥才有能力到北京來求醫治病。他說：“因為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我們才敢去掙錢，才敢去發財。”

石先生的家在大別山下，通常的說法是革命老區，也是國家級的貧困地區。他和他的兄弟經歷過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災難中餓死的。石先生16歲就到鄭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學到的一手泥工活，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礎。在文革剛剛結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為第一批農民“包工頭”，承包了家鄉一座橋梁的部分工程。

后來，他的工程越做越大，從老家發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來越好，屋子從開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繕，直到今天的兩層樓房。3個兒子，有一個考上大學，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兩個也時不時承包一點工程，日子過得也不錯。幾個女兒家也都蓋起了樓房，溫飽不成問題。

像石先生這樣，在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里，人們剛剛從束縛中解放出來，積極熱情地尋找發展機遇。在這一時期內，涌現了許多“萬元戶”。隨后幾年中發生的“十萬元戶”到“百萬元戶”的社會急速變化，都被社會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沒有造成明顯的社會矛盾而影響社會穩定。

專家普遍認為，中國選擇改革開放的富民強國之路是完全正確的，如今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舉世矚目。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離共同富裕還有多遠

但是隨著改革進一步發展，“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一些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模式、犧牲資源和環境追逐低質量的GDp瘋狂、試圖擺脫政府責任的教育、醫療和住房市場化、差距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場權力腐敗、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這些社會利益的矛盾引發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困惑，并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的社會穩定。

一個最明顯的證明就是，反映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話“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這兩個月還有一個感覺：“不到北京不知道錢少。”石原以為，以自己手頭的這十幾萬元積蓄，應付眼前的這個病差不多了。但是，他從兒子們和閨女們的神情和對話隱約感覺出，已經用掉的錢，遠遠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們都不在的時間，和臨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術和之前的各項檢查，他兒子已經為他用掉了整整6萬元。如果不轉醫院，接下來的化療還得花十多萬元。

弄清楚這些后，石先生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他們家是村里比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這場病，他家恐怕就會從小康跌入赤貧。如果換成村里其他任何一個家庭，估計就得放棄治療了。因為鄰居們中“窮人”還是最大多數，也就是剛剛解決溫飽。

石先生病情已經好多了，能在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見身邊飛馳而過的各式各樣小轎車，馬路對面的高樓大廈，他想起了家鄉現在還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間主要用的還是老黃牛，鄉親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重復了多少年，似乎并沒有多少改變。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經濟一度發展迅速，農民收入增長也很快，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使農村區別于城市的制度的、經濟的因素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些因素在制約農村經濟增長方面不斷發揮著消極的作用，其后果也越來越明顯，城鄉間的差距終于發展到了令人無法不正視的地步。我國農村人口1998年時占總人口的69．6％，是城鎮人口的兩倍以上，但最終消費卻僅占全部居民消費的47．9％，如此低的消費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說，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農業本身的弱質性以外，與農村經濟發展在政策上長期遭受歧視不無關系。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采取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模式。1978年以前，我們是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來促進城市發展，1952年至197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1．3％，農業總產值僅增長3．2％。1952年至1986年，國家從農業抽走6868．12億元支持城市工業，占當時農業所創造價值的5％。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業產品幾次猛漲，又擴大了城鄉差距。1994年稅收體制改革，實行“分灶吃飯”，地方上的納稅大戶都統一歸中央政府，導致縣、鄉財政赤字突出，實際上再次加大了城鄉差距。“所以農民實際上承擔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經濟發展以后，應該將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讓廣大農民分享到改革與發展的成果。”王思斌說，如今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已有小成，外資流入規模也在不斷增加，即便不令工業反哺農業，至少也應當在政策待遇上對鄉村與城市一視同仁。

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提出：“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不管是富人太富，還是窮人太窮，但是這個事實卻實實在在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

兩極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價？

兩極分化是改革開放的必要代價嗎？一個公認的規律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時，往往是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社會格局重新調整、利益矛盾不斷加劇、收入分化加速的時期。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究竟應當如何處理發展與平等的關系的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有爭論，爭論的焦點就在于：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假說。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這兩者間的關系，以一個倒U型的形式發展。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長的，這種不平等程度在收入達到中等水平時達到最高點，然后便開始下降。

但是，現在經濟學家對庫茲涅茨“倒U型線”假說真實性的懷疑也在不斷加重。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顯示出了一條與“倒U型曲線”不相符合的路徑。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2％，東盟四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平均為6．6％，這種持續而高速的增長被稱為“東亞奇跡”。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貧富差距總的來說并沒有明顯惡化，中國香港和臺灣、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還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有相當程度的改善。“我們一直講‘發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們的發展觀都是狹隘意義上的發展，實際上，發展不應只是經濟發展，還應包括社會發展，從表象上來看，不僅是經濟增長，還包括充分就業、合理分配、可持續發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說，現在我們提科學發展觀，也正是這個道理，經濟的增長不等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增長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發展的手段。“過分強調經濟發展，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日益嚴重。如果不及時加以遏制的話，后果將不堪設想。”

過去，我們習慣用簡單的人均GDp指標來衡量發展狀況，實際上掩蓋了居民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平現象，它可能是少數人口、少數城市、少數地區的高增長，而大多數人口、大多數農村、大部分地區低增長或無增長。“可喜的是，中央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及時對經濟發展方向作出調整。”王思斌說。新一屆領導人能夠對歷史的積弊作出理性的、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氣的。不回避問題本身就是我國政壇的一股新風。

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

吳忠民分析，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的改革階段組成的改革過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打破大鍋飯，適當的貧富差距是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因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對的；現在經濟發展了，但貧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影響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吳忠民說，從經濟發展可持續、健康的動力角度來看，社會公正狀況直接影響著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就一般情況而言，經濟的拉動力包括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和內需拉動力，其中，內需拉動力的作用要遠遠高于前兩者。現在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內需不足，由于農村人口過于貧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購買力，市場活力就不夠。現在，外貿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70％，這是一種過度依賴，美國、日本、印度和德國等國的這個比重不到20％。為了不再過于倚重外貿來推動經濟增長，政府意識到必須轉向以內需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而擴大內需的根本就是縮小貧富差距，增加農民收入。

吳忠民說，從國家財力的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實力，那么，我們現在應當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順應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只是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從屬性的、‘兼顧’的位置，便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延誤中國改革進程的順利推進，造成中國經濟的畸形增長和中國社會的病態化。”

怎么實現“共同富裕”

吳忠民提出，可以考慮用5年的時間完成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在5年之內，打好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礎，并形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進一步加大力度，擴大戰果，使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再上一個臺階。

吳忠民說，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三險”開始覆蓋全部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開始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進行常規的職業培訓；適當增加失業保險支出；擴大低保范圍并適當提高低保標準；啟動農村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建設；國家出資并免除所有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教材費，適當減免部分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學雜費；增大對城鄉撫恤事業的投入。初步估計，每年國家大約需要支出2700億元左右的資金。“這個數字沒有超出國家的財政能力。”

而經濟學家則認為，現階段經濟發展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張曉晶認為，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攻堅階段，但如果不注重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平上就不太現實。“因此，現階段，我們依然要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效率問題依然不能忽視。”

改革開放以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標讓我們忽略了這些問題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張曉晶建議，雖然目前沒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標，在評定國家經濟發展質量時，應該附加諸如資源環境、社會人文等方面的指標綜合考量。

張曉晶說，社會財富在人群之間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臺時民眾的參與都能體現社會公平。他表示，過分強調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過二次分配增加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低收入者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給農民免農業稅。”張曉晶說，“這么做，可以緩解因地區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是，要想根本上讓窮人致富，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發展機會。”“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都是要將“起跑線”拉近，“盡管這些問題在五年內不能完全解決，但堅持深化改革、推進開放無疑會讓理想離現實越來越近。”

第二篇：十一五規劃學習心得體會

經濟發展總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一個時期的經濟運行結果，客觀上總是下一個時期繼續發展的起點。“十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主要表現在：

第一，物質基礎的新起點。“十五”時期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69萬億元，按照匯率折算超過1.6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七位。特別是基礎設施條件有了很大改善。能源交通建設得到加強，2004年公路通車里程達到187萬公里，比2000年增加47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3萬公里，增加1.8萬公里。鐵路營業里程7.4萬公里，增加5500公里。西氣東輸管道全線貫通并投入商業運營。2004年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4億千瓦，比2000年增加1.25億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生產規模也明顯擴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進展，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步伐加快，全國互聯網上網人數達到1億人。

第二，發展觀念的新起點。“十五” 期間我們不僅獲得了巨大的物質成果，而且獲得了巨大的思想成果。通過抗擊非典、推動發展的偉大實踐，通過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通過借鑒吸取國外發展過程中的有益做法，我們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在認識上的深化和升華，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科學發展觀是貫穿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的指導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科學發展觀是一面鏡子，對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可以找出我們的差距；科學發展觀是一個燈塔，按照科學發展觀指引的航向，我們就能夠到達勝利的彼岸；科學發展觀是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只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們就能夠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障礙。

第三，對外開放的新起點。“十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跨上了一個新臺階。對外經濟規模明顯擴大。從2000年到2004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從4743億美元增加到1.15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407億美元增加到606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從1656億美元增加到6099億美元，目前外貿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家外匯儲備居第二位。外貿進出口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達到70%。我國的境外投資雖然總體規模還小，但呈現明顯擴大態勢。我國已經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正在順利度過過渡期，標志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正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更深層次上對外開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帶動力量，特別是對一些與我國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十分明顯的影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不斷加深，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第三篇：學習十一五規劃建議幾點心得體會

一、高瞻的決策

1、《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普遍重視和巨大鼓舞,也為世界各國所矚目。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為關鍵的時期,所做出的符合國情,順應時代,凝聚民意,最具戰略意義的綱領性文件。這一宏偉藍圖之所以深得民意,鼓舞人心,是因為整個規劃自始至終貫穿著：以富民為根本,以興國為己任,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以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為強大動力,以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為重點,以人才強國和生態環境安全、美好為保障,以期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是高瞻的決策,明智的選擇,為全國各族人民所擁護。

2、“十一五”規劃始終傾注著求真務實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精神。規劃中剛性的目標(翻一番),硬性的指標(單位GDp能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的壯舉等等。有力的舉措,明確的要求,艱巨的任務,可喜的前景,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富民興國的堅強意志和執政能力。也表明了中國在當今時代愿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前進的決心和愿望。

3、“十一五”規劃是行動的指南,它可激勵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的上進心,增強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國必將掀起深入學習和認真執行“十一五”規劃的熱潮。學習“十一五”規劃可以明了國情,關心國事,知曉國策,熱愛國土,建設家園。可以深信,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奮發圖強,必將圓滿完成“十一五”規劃,取得更大的成績。

二、艱巨的任務

4、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2004年我國GDp達到15.99萬億元人民幣,國際排行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按2005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數字)。形勢十分喜人。

然而,我國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三農問題的任務相當艱巨;生態環境相當嚴峻等等。這些必須加以重視和認真解決。

（1）我國既是幅員遼闊的大國,又是生態環境的弱國；既是人口數量的大國,又是人口質量的低國；既是能源消費的大國,更是能源浪費的大國。(例如,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國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國的2.1倍,印度的1.65倍)。過去一直在說：“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客觀事實,“地大物博”是言過其實。只要用13億人口這個沉重的分母一除,就可以看出中國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我國人均土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人均礦產資源、人均水資源,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3%、58%、22%。(我國是世界13個貧水國家之一)以上這些可以說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基本國情。

(2)在環境質量方面,我國有兩個不利條件,一是自然生態環境先天不足。從氣候看,干旱、半干旱區占全國土地面積的52%,從地理條件看,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巖溶地區等生態脆弱區約占國土面積的37%。二是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積每年新增加3436平方公里。森林生態退化和草原退化仍在擴大,10%—15%的高等植物物種處于瀕危狀態。環境污染嚴重,1/3的國土受到酸雨的影響,七大江河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超過了環境自凈能力。75%的湖水出現了富營養化,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合格。據中科院專家測算,2003年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高達15%,形勢是嚴峻的。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環境治理任務依然相當繁重,要大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重要性”。(胡錦濤《把科學發展貫穿于發展的整個過程》引自《新華文摘》2005年6期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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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學習十一五規劃建議幾點心得體會

一、高瞻的決策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普遍重視和巨大鼓舞,也為世界各國所矚目。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為關鍵的時期,所做出的符合國情,順應時代,凝聚民意,最具戰略意義的綱領性文件。這一宏偉藍圖之所以深得民意,鼓舞人心,是因為整個規劃自始至終貫穿著：以富民為根本,以興國為己任,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以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為強大動力,以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為重點,以人才強國和生態環境安全、美好為保障,以期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是高瞻的決策,明智的選擇,為全國各族人民所擁護。

2、“十一五”規劃始終傾注著求真務實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精神。規劃中剛性的目標(翻一番),硬性的指標(單位GDp能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的壯舉等等。有力的舉措,明確的要求,艱巨的任務,可喜的前景,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富民興國的堅強意志和執政能力。也表明了中國在當今時代愿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前進的決心和愿望。

3、“十一五”規劃是行動的指南,它可激勵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的上進心,增強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國必將掀起深入學習和認真執行“十一五”規劃的熱潮。學習“十一五”規劃可以明了國情,關心國事,知曉國策,熱愛國土,建設家園。可以深信,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奮發圖強,必將圓滿完成“十一五”規劃,取得更大的成績。

二、艱巨的任務

4、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2004年我國GDp達到15.99萬億元人民幣,國際排行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按2005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數字)。形勢十分喜人。

然而,我國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三農問題的任務相當艱巨;生態環境相當嚴峻等等。這些必須加以重視和認真解決。

（1）我國既是幅員遼闊的大國,又是生態環境的弱國；既是人口數量的大國,又是人口質量的低國；既是能源消費的大國,更是能源浪費的大國。(例如,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國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國的2.1倍,印度的1.65倍)。過去一直在說：“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客觀事實,“地大物博”是言過其實。只要用13億人口這個沉重的分母一除,就可以看出中國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我國人均土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人均礦產資源、人均水資源,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3%、58%、22%。(我國是世界13個貧水國家之一)以上這些可以說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基本國情。

(2)在環境質量方面,我國有兩個不利條件,一是自然生態環境先天不足。從氣候看,干旱、半干旱區占全國土地面積的52%,從地理條件看,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巖溶地區等生態脆弱區約占國土面積的37%。二是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積每年新增加3436平方公里。森林生態退化和草原退化仍在擴大,10%—15%的高等植物物種處于瀕危狀態。環境污染嚴重,1/3的國土受到酸雨的影響,七大江河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超過了環境自凈能力。75%的湖水出現了富營養化,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合格。據中科院專家測算,2003年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高達15%,形勢是嚴峻的。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環境治理任務依然相當繁重,要大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重要性”。(胡錦濤《把科學發展貫穿于發展的整個過程》引自《新華文摘》2005年6期第4頁)

(3)我國疆域遼闊,區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地區差距十分明顯。特別應當提出的是西部少數民族自治地方(以下簡稱民族地區)的貧窮落后最為突出。如何在“十一五”時期加快西部民族地區脫貧致富的步伐,這是關系到2020年全國能否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問題。因為我國55個少數民族絕大部分世居在西部地區,對全國民族地區的興旺發達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簡言之,西部民族地區脫貧致富之日,也就是全國民族地區興旺發達之時。這是因為西部民族地區的面積(594.72萬平方公里)占全國民族地區總面積(611.73萬平方公里)的97.22%。而且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86.3%。西部民族地區的國境線長18160公里,占全國陸地國境線總長的79%,與周邊14個國家為鄰。不言而喻,無論是從國土面積來說,還是從少數民族人口來說,西部大開發就意味著中國少數民族的大振興,中華民族的大騰飛。

5、西部民族地區的貧窮落后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欠賬太多,底子太薄,基礎太差,加之生態環境和地理條件較差等原因,社會經濟發展十分緩慢。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關懷幫助下,推翻了落后的社會制度,先后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飛躍,相繼成立了各級民族自治地方,實現了民族平等。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卻不可能一蹴而就。西部民族地區除五大自治區首府和27個自治州州府及個別城市的社會經濟較發達外,其余自治地方,特別是廣大農村,尤其是高山區、石山區、偏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僻牧區、偏遠邊區還相當貧窮落后。極個別特困地區仍處于“住在河邊鬧旱,能源窩里缺電,交通道路不便,文盲到處可見,地下寶藏無限,捧著金碗討飯”的困境之中。

從總體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農業落后,工業薄弱,第三產業不發達,交通閉塞,科教水平低下,勞動者素質差,城鎮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發展遲緩。這一嚴峻現實,極大地牽掣著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進程。不難看出,中國奔小康,關鍵在西部,重點在民族地區,難點在農村,焦點在山區。這是一項既持久又艱巨的國土建設任務。

三、明智的選擇

“十一五”規劃特別強調指出,要堅持用發展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堅持“六個必須”、做好“五個正確處理”。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6、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

“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指出“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建設節約型社會電話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在資源和環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價。浪費資源現象相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當嚴重,中國資源支撐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己難以承受。在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央明確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是由中國基本國情決定的。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事關現代化建設事業、事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事關中華民族生存和長期發展。要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重,把節約放在首位。要以節約使用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節能、節水、節材、節地,做到資源綜合利用,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7、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這標志著中國執政黨治國理念的提高,執政意識的增強,國土建設能力的升華。循環經濟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人類社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傳統經濟模式,人類從自然界獲取資源,不加任何處理地向環境排放廢棄物,是一種“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簡單線性經濟過程。這種發展模式導致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資源短缺危機愈發突出。經濟雖然發展了,但環境付出的代價與日俱增。第二種是“生產過程末端治理”模式。雖然注意到環境問題,但具體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但由于治理的技術難度很大,不但治理的成本奇高而且生態惡化難以遏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都很難達到預期目的。第三種是循環經濟模式。它倡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創新,不僅可以減少資源消耗,而且可以大大減輕環境污染,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它的基本含義是要求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發展效益。按“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采用全過程處理模式,以達到減少進入生產流程的物質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復使用某種物品和廢棄物再變為資源的目的。實現從“排除廢物”到“凈化廢物”到“利用廢物”的過程,達到“最佳生產、最適度消費、最少廢棄”。用通俗話來說就是實現“財富翻一番,資源使用少一半”的目的。

第五篇：十一五規劃心得體會

中國青年報：十一五規劃，從先富向共富轉彎

漫漫黃沙覆蓋著山川，貧窮的農民與他們的牲口一起擠在土房的屋檐下。沒有人家有自來水，也沒有商店賣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線織成的上衣和褲子。驢車走在泥濘的道路上，幾乎聽不到發動機的轟鳴聲。這是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關于我國甘肅省黃羊川村的描述。就是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溫世仁，一名臺灣電

子業巨子、優秀出版人，和他大學同學林光信，從2002年開始一起開展了一個大膽的實驗工程———以網絡帶動西部農民擺脫貧困的“千鄉萬才計劃”，并寄望成功的經驗可以復制到中國8億農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溫世仁的實驗工程一切進展順利之際，他溘然長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暫時的挫折。人們在緬懷溫世仁，為黃羊川村扼腕嘆息的時候，沒想到一個更大的“共富工程”將在全中國展開。

十一五規劃建議重點著墨社會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評價“‘十一五’規劃建議”是我國從“先富”開始向“共富”轉彎，是一個執政黨的“窮人致富”工程規劃。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將在未來的5年，將溫先生的一個地方工程變成一個惠及每一個老百姓的國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計劃，這次‘十一五’規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是一個好的訊號，意味著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說。

王思斌認為，與歷次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將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等問題提高到更高的戰略高度。從“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決心和大力氣解決目前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讓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顯然，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對于維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和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的五年規劃就是從政策取向上，扭轉以往的社會失衡，使弱勢群體受到保護，并有機會享受更多的社會福利。

事實上，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提高個稅起征點，到近來官方在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積極動作，種種跡象表明，中央將重點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趨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從這次“十一五”規劃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占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而在經濟學家眼中，這一轉變表示國家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收益分享。“經濟增長的收益有多少為普通老百姓分享，應該是考察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博士說，“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全面貫徹落實科學展觀、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都說明國家已經注意到經濟增長質量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我們都說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開放的成果呢？”張曉晶說，“在農村，因為交不起學費、醫療費而喪失教育、就診機會的現象非常普遍。”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從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到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都說明“十一五”規劃考慮到了經濟增長收益分享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以經濟增長分享考察經濟發展質量，是將來的方向。”張曉晶認為，“從這一點來看，‘十一五’規劃的進步意義舉足輕重。”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個時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論。

有評論指出，鄧小平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有著“等貴賤、均貧富”傳統的中國，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態的中國人中，是劃時代的振聾發聵之聲。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發生了一幕幕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生動故事。

躺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床上，來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個主角。病榻之上，他雖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獨，但是也摻雜著幾絲欣慰，因為他曾經輝煌過，富裕過，身患癌癥才有能力到北京來求醫治病。他說：“因為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我們才敢去掙錢，才敢去發財。”

石先生的家在大別山下，通常的說法是革命老區，也是國家級的貧困地區。他和他的兄弟經歷過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災難中餓死的。石先生16歲就到鄭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學到的一手泥工活，為他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