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原告主體不適格(案例)

原告主體不適格，訴訟請求被依法駁回

(2012 年 7 月 6 日)

2011年12月16日天等縣人民法院向都法庭來了五位當事人要求以死者近親屬的身份起訴被告要求賠償被告死亡的損失費用，卻因為原告不是死者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原告主體不適格，而被法院依法駁回訴訟請求。

原來幾原告為死者趙某某的哥、嫂、侄等，趙某某于1987年間到廣西百色市龍合鄉巴平村龍五屯上門，與該屯的黃桂艷同居。同居期間生育一子。因雙方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趙某某在女方家居住兩年后，被女方的族人趕回東平原籍，趙某某欲要帶回兒子，但女方家族拒絕。趙某某回原籍后一直沒有結婚，長期一人獨居生活。2010年10月8日下午，被告從縣城購買鋼材回屯在村道邊卸車時，趙某某在幫工中被鋼材從車上彈落下來，頭撞在水泥路面上，當場昏迷不醒，經醫院手術搶救治療無效，于2010年10月15日15時10分死亡。趙某某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被告已經支付，趙某某死后，被告又支付1000元給原告。后經村調解委員會多次調解不成，原告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各項損失共計107733元。

法院經審理后查明幾原告不是趙某某的第一順序繼承人，趙某某的兒子才是趙某某的唯一第一順序繼承人，幾原告顯然不是本案的適格當事人，故法院作出上述裁定，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第二篇：用工單位不適格如何申請工傷

用工單位不適格如何申請工傷

用工單位不適格的問題可分兩種情況：一是使用童工的；二是無營業執照或者未經依法登記、備案的單位以及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消登記、備案的單位。對于第一種情況，不屬于勞動法管轄的范圍，應參照更加嚴重的賠償標準，以人身侵害賠償處理，但其賠償標準不得低于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對于第二種情況，無營業執照或者未經依法登記、備案的用工主體不是真正法律意義上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其只是以個人身份在雇傭人員，不屬于用人單位。因此其雇工在工作中受傷，亦不能適用工傷認定。以上傷亡事故的人身損害賠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由出資人或主要投資者承擔民事保險賠償責任。

對于村委會經營問題，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村委會并不是合法用工主體。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村委會雖無用工資格，但它已經是一個經濟實體，并負管理職能，所以，部分法律人士認為對其所聘用的員工，應視為存在勞動關系。

【案情1】2005年7月8日，小楊在被告車間內使用機器時，左手臂受傷。到廈門市集美區后溪衛生院治療，經診斷為左尺橈骨中下1/3處雙骨折，小楊先在后溪醫院門診12天，病情惡化后又住院治療15天，醫生建議要加強營養并在術后一年內取出內固定器材。被告在支付了醫療費用后，拒不賠償原告的其他損失。

于是小楊到法院提出訴訟，請求判令被告支付生活費、續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共計15000元；支付一次性傷殘賠償金41078元，同時要求被告承擔傷殘等級鑒定費用850元。而根據司法鑒定的結論，小楊的傷殘等級為九級。

被告廈門某洗滌有限公司辯稱：小楊系童工，沒有就業資格，不能享受一次性傷殘賠償金。要求支付生活費、營養費等也是沒有依據的，傷殘鑒定費用因原告繼父報名時隱瞞實際年齡，應自行承擔。

【案例分析】集美區法院認為，原告和被告之間的事實勞動關系因原告系未成年人而無效，但依法律規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被告在用工時，未盡實質審查義務，非法雇用童工，致原告受到傷害，應賠償原告因此所受到的合理損失。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

法》規定，童工受到事故傷害的，應支付在勞動能力鑒定之前進行治療期間的生活費305元；一次性賠償金即按其傷殘等級九級的賠償費用41078元。另外，法院參照《廈門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要求被告依據實際損失予以小楊護理費810元、住院伙食補助費900元、營養費500元，總共合計43593元。

【案情2】2009年6月，車芳與一家公司簽訂了為期一年的勞動合同。一個月后，車芳在為公司送貨款中不幸因車禍受傷，不僅花費了3萬余元醫療費用，還落下8級傷殘。可直到車芳請求公司給予工傷賠償時，才知道公司早在與車芳簽訂勞動合同時，便已經被依法吊銷了營業執照，公司以此為由拒絕了工傷賠償。

法院審理認為，車芳仍有權要求公司給予工傷賠償。

其一，車芳可以按《工傷保險條例》獲取賠償。該條例第六十三條規定：“無營業執照或者未經依法登記、備案的單位以及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銷登記、備案的單位的職工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由該單位向傷殘職工或者死亡職工的直系親屬給予一次性賠償，賠償標準不得低于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

其二，車芳也可以依據《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法》獲取賠償。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是指在無營業執照或者未經依法登記、備案的單位以及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銷登記、備案的單位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或者用人單位使用童工造成的傷殘、死亡童工。本案情形當屬其列。

對由此導致的傷殘后果，該辦法規定：職工或童工受到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在勞動能力鑒定之前進行治療期間的生活費、醫療費、護理費、住院期間的伙食補助費及所需的交通費等費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標準和范圍，全部由傷殘職工或童工所在單位支付；一次性賠償金按以下標準支付：一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6倍，二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4倍，三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2倍，四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0倍，五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 8倍，六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6倍，七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4倍，八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3倍，九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2倍，十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倍；受到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造成死亡的，按賠償基數的10倍支付一次性賠償金。

車芳可以要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勞動爭議仲裁機關、人民法院處理。一是單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賠償的，傷殘職工或死亡職工的直系親屬、傷殘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親屬可以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舉報。經查證屬實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責令該單位限期改正。二是傷殘職工或死亡職工的直系親屬、傷殘童工或

者死亡童工的直系親屬就賠償數額與單位發生爭議的，按照勞動爭議處理的有關規定處理。在對勞動爭議仲裁機關的仲裁不服的情況下，車芳還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

【案情3】2004年，某區政府根據上級要求，成立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工作辦公室（簡稱“打傳辦”），并從公安、工商等部門及城中村村委會抽調人員開展工作。A村出租屋是打擊工作重點，治安員劉某被村委會派到打傳辦工作。4月8日，打傳辦在A村清查出租屋時，場面混亂，劉某被傳銷人員打傷右耳鼓膜。劉某向區勞動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并提交《工傷認定申請表》，其在表中填寫其工作單位及職務是“A村治安員”。

【案情分析】區勞動保障局認為，依據《村委會組織法》規定，農村居委會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A村村委會既不屬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已不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與社會團體，劉某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不是勞動關系，其關系不受勞動法調整。打傳辦屬于非實體機構，其工作人員由各有關單位派人兼職參加。劉某稱打傳辦按其出勤天數給予補貼，其與區政府、工商局存在勞動關系，但未能提供有關證據。因為劉某與A村委會之間的關系不屬勞動關系，區勞動局于是做出不予受理的決定。

劉某不服區勞動保障局做出的決定，向上級勞動保障部門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認為：

一、劉某提出工傷認定書面申請時稱其工作單位是A村村委會，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A村是群眾自治組織，不是勞動法調整的用人單位，劉某與A村不屬勞動關系；

二、劉某未能提供與打傳辦、區政府或工商局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合同或其他有效證明，不能確認劉某與上述單位存有勞動關系；

三、劉某受A村村委會指派代表該村村委會協助區打傳辦執行公務，依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是村委會必須履行的職責和義務。劉某與打傳辦、區政府、工商局在打擊非法傳銷活動中的關系是臨時性協助與工作的關系，非勞動關系。

四、區勞動局做出的不予受理劉某工傷認定申請的決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并依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一）款規定，維持去勞動局不予受理決定。

劉某不服行政復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一審合議庭判決，維持區勞動局不予受理決定。劉某不服一審判決，繼續上訴。二審法院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劉某與A村的關系在其被抽調前后是一樣的。區打傳辦是一個階段性的非實體工作機構，不能作為一個具備用人資格的單位，在打傳辦兼職工作的人與原單位的關系還是不變，公安局、工商局派出的人任然是公安局、工商局的人，其工資支付、工作管理仍是原單位。日常這樣的情形很多，如固本強基辦、保先辦等都是類似的機構。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村委會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劉某與A村的關系不是勞動關系，不受《勞動法》調整，也就不適用于《工傷保險條例》。區勞動局做出的不予受理劉某工傷認定的申請的決定是合適的。劉某可以通過民事途徑尋求有關賠償。

第三篇：嘆息原告適格研究的優秀論文

一、原告適格論概觀

在行政訴訟制度的設計上，如果說允許任何人只要對行政機關的作為(也包括不作為)有不滿都可以起訴的話，那么，不僅會使法院被訴訟的洪水淹沒，還有可能給不得不應訴的行政機關帶來過度的負擔。因此，為了使法院發揮正常的機能、行政機關正常行使權力以及保障向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司法救濟，對原告適格的范圍予以一定的限制，本在情理之中。嚴格說來，原告適格論本身，正是這種思維的產物。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是指提起撤銷訴訟的資格的問題。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中，抗告訴訟被定義為“因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造成的權利傷害之訴”，只有“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權利毀損者”才能提起抗告訴訟。當時一般認為，抗告訴訟的目的在于恢復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損害的權利，因此，判例和通說都對原告適格要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

簡言之，只有法律上保護的具體權利受到侵害時，被害人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經歷短暫的空白期后進入《行政案件訴訟特例法》的時代。當時，盡管在特例法中沒有對原告適格予以明確界定，但判例和學說站在對二戰前思想反思的立場上，逐步摒棄了那種追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的思維，轉而傾向于對那些擁有“法所保護的權利利益(有時也稱之為“足以受到法律上保護的正當利益”、“法律上的利益”等)”的人承認原告適格。而緊隨其后出臺的現行《行政案件訴訟法》，也繼承了上述思想，并以明確的法律語言，在其第9條中規定，“對請求撤銷處分或裁決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具有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資格。但是，由于《行政案件訴訟法》并沒有明確定義何謂“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對其如何解釋成為原告適格論的重大課題。坦白地講，“法律上的利益”這一用語本身，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給專家學者尤其是實務界人士提供了很大的解釋空間，使他們能夠靈活應對紛繁復雜的訴訟環境。然而，正如杉本良吉氏所指出的那樣，關于“法律上的利益”的具體內容，即便是在本條款的起草者之間也莫衷一是，最后只能交由判例和學說的發展。行政處分的相對人具有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資格，對此似乎已經不存在什么異議了。比如，某人申請某項行政許可遭拒，若不服當然可以抗告。事實上存在問題的，往往是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是那些在表面上不具有特定相對人的行政處分。

例如，當行政機關核準某民間法人設置垃圾處理設施時，那些主張因該設施排出有害氣體會損害自己健康的附近居民，是否可以要求撤銷該行政許可?若可以，其范圍如何確定?是限制在半徑200米以內還是500米以內?再如，針對小學的廢校處分，學生家長可否要求撤銷?原告適格的范圍應該如何界定，換句話說，應該如何解釋“法律上的利益”，傳統上，存在著以下兩種對立的觀點：即“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和“值得保護的利益說”。

“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主張，只有受到實定法即法律保護的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那些不受法律保護的，即便再重要也只不過是反射性或者事實上的利益而已，無法成為“法律上的利益”。本學說的特點在于，以法律的規定即通過法律解釋，來判斷“法律上的利益”(原告適格)的有無。一般認為，原告適格若想獲得認可，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原告因行政處分而蒙受了某種不利影響(不利要件);第二，免受這種不利影響(的利益)受到法令上的保護(保護要件);第三，在法令解釋上，原告所受的這種不利影響，無法解消于一般性公共利益當中，作為個人利益，它受到了個別且具體的保護(個別保護要件)。與“明治憲法”時代的行政訴訟觀———抗告訴訟的目的，在于恢復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損害的權利，判例和通說都對原告適格要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相比，“本學說沒有將撤銷訴訟當作固有意義上的權利的實現手段，而是把它理解為，當‘法律為人民所保護的利益’受到違法處分的侵害時，當事人以此進行防衛的手段。因而，根據本學說的見解，當處分違反了旨在保護人民利益的強行性法規而給相關人民帶來不利影響時，即使該利益不能稱為權利，也照樣允許提起撤銷訴訟”。可見，在本學說下，原告適格的認定范圍變寬了。

本學說采用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這一觀念，與《行政案件訴訟法》第9條、第10條所說的“法律上的利益”，在文理上最為吻合;加之，這種觀念與在行政法學上給日本帶來深刻影響的德國傳統公權概念相近;再者，在審判實務中，以實定法上的規定為依據來判斷原告適格，可有效防止撤銷訴訟因原告適格的無限擴大而轉化為盡人皆可提起的民眾訴訟。因此，本學說在判例和學說上獲得了大多數的支持，我們可以將其視為通說。但是，本學說也并非不存在問題。第一，以法律文言來決定司法救濟的可否，這種做法本身不夠合理;第二，在制定法律時，先對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應該提供救濟進行縝密分析，然后再以明確的法律語言來加以界定的情形畢竟鮮見;第三，在諸如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等需要對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也積極提供救濟的領域，對于通過行政訴訟來加以保護的做法，立法上曾很消極。

二、具體案例分析

由于拙文肩負著填補原田教授《訴的利益》成書之后的理論空白之使命，因此在判例的選擇上，除個別外，皆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判決。另外，日本在2004年對《行政案件訴訟法》進行了大幅修改，而其重要內容之一，便是擴大原告適格的范圍，因此，該法在原告適格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也正因如此，為了便于論述與分析，暫將判例以2004年修法為分界點，對修法前后的判例，分別加以介紹、分析。(一)2004年《行政案件訴訟法》修改前的判例1.主婦聯合會果汁案1971年3月6日，被告Y(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社團法人日本果汁協會等申請提出的，有關果實飲料該如何標示的公平競爭規約予以認定。由于經認定的規約當中，允許不含有果汁以及果汁含有率不足5%的飲料，可以僅以“合成著色飲料”等名義來標示，原告X(主婦聯合會以及該會會長)認為，此種標示方法容易誤導消費者，不符合《防止非正當贈品與不正當標示法》 的規定，于是依法提起行政復議。

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如下：因行政處分而有可能使自己的權利或者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必然地受到侵害的人，具有提起行政復議的資格。這里所說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是指法律為了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通過制約行政權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它與行政法規出于其他目的，尤其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目的而制約行政權行使的結果，偶然地使一些人產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相左”。本案中，“《防止非正當贈品與不正當標示法》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該法第1條所定的對一般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是該法的直接目的還是間接目的，姑且不論，應該說，也是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一環”。該法的規定，給一般消費者所帶來的利益，是被告Y 在正確地運用該法、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過程中，使一般國民共同產生的，抽象的、平均的、一般性的利益。換言之，這種利益，“是作為該法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結果，而產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它不相當于———受到以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為目的的法規保障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因此，單憑普通消費者的身份，無法針對本案中的認定提起行政復議。表面上，本案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復議的案件而已，但由于一般認為，行政復議的提起資格與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可作同義解釋，因此，本案也經常被視為有關行政訴訟，尤其是撤銷訴訟原告適格的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如上所述，在本案中，普通消費者的行政復議提起資格沒有獲得認可。

由于通說把行政復議的提起資格與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理解為同義，因此也可以說，普通消費者的原告適格也隨之遭到了否定。仔細閱讀最高法院的判決我們就會發現，在本案中，對于何謂“法律上的利益”，最高法院明確表明，采用“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并將其具體界定為： “法律為了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通過制約行政權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然后在此基礎上，對法律的目的加以嚴格區分：抑或保護公共利益，抑或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當某一法律旨在個人權利利益的保護，而由其所保護的利益受到損害時，當事人可以以自己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權利利益遭受侵害為由，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反之，若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制約行政權行使的結果，偶然地使一些人產生一定的利益時，這種利益，則為實現公共利益目的的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由于不相當于“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當事人單憑這種利益受到損害，無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

三、后記

行文至此，為自己的水平有限以及努力不足而忐忑不安的同時，筆者也為履行了兩年前的諾言而感到稍許欣慰。但是，更令我感動和驚訝的是，幾乎半個世紀前，原田教授在《訴的利益》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落伍，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比如，當時，受到老師贊許和肯定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與“值得保護的利益說”的接近現象，在今天，早已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提倡導入的“課予義務訴訟”和“預防訴訟”等，已隨2004年《行政案件訴訟法》的修改而入法;曾經呼吁，作為“現代行政訴訟法的課題”之一，應以新視覺加以積極探討的“團體訴訟”，正成為今天行政法學的熱點話題;指出撤銷訴訟的客觀化并不意味著“民眾訴訟化”的同時，強調“將有關行政關系的訴訟作為市民控制行政合法性的手段來加以積極利用”的思想，依然是我們今后思考包括“原告適格”在內的“訴的利益”時，所應秉持的基本態度和價值觀。

最后，請允許筆者代表本人及各位讀者，再一次向原田老師表示敬意和感謝!

第四篇：適格投資主體(股東)的研究

1.公務員及其親屬

個人認為：公務員如果是在公司上市后通過證券交易市場購買股票成為股東的情況是允許的。若要討論公務員成為上市公司原始股東（發起設立股份公司時認繳股權）的情況是否被允許，那么公務員作為發起人之一認繳公司股權的行為是否屬于“從事或者參與盈利性活動”就成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公務員若作為股份公司的發起人，那么根據股份公司的相關分紅制度，公務員即使不參與實際的公司經營，其亦能得到分紅，仍然屬于營利性活動，其行為是違反《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第十四項的規定的。但是，公務員即使以第二種情形成為擬上市公司的股東，其并不違反《公司法》和《證券法》的規定，并不構成公司上市的障礙，而是構成公務員自己可能被所在機關處分的原因。

目前沒有對禁止一般崗位公務員及其家屬成為上市公司股東或買賣股票的規定。但是對于特殊崗位上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的買賣股票行為做了一定的限制，具體情況見《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的相關規定。

附法律依據：

《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 公務員必須遵守紀律，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散布有損國家聲譽的言論，組織或者參加旨在反對國家的集會、游行、示威等活動；

（二）組織或者參加非法組織，組織或者參加罷工；

（三）玩忽職守，貽誤工作；

（四）拒絕執行上級依法作出的決定和命令；

（五）壓制批評，打擊報復；

（六）弄虛作假，誤導、欺騙領導和公眾；

（七）貪污、行賄、受賄，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

（八）違反財經紀律，浪費國家資財；

（九）濫用職權，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十）泄露國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一）在對外交往中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

（十二）參與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賭博、迷信等活動；

（十三）違反職業道德、社會公德；

（十四）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十五）曠工或者因公外出、請假期滿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

（十六）違反紀律的其他行為。

《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第三條 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可以買賣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

第四條 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以及上市公司的國有控股單位的主管部門中掌握內幕信息的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準買賣上述主管部門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條 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派出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準買賣股票。

第六條 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職的，或者在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授予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會計（審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投資咨詢機構、資產評估機構、資信評估機構任職的，該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不得買賣與上述機構有業務關系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2.國有企業職工、領導人員

目前沒有規定。

3.證券公司從業人員

關于證券公司從業人員能否成為上市公司股東我覺得下面網址的鏈接的文章比較值得關注：

http://nf.nfdaily.cn/21cbh/content/2010-11/04/content_17305478.htm

附法律依據

《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證監會第58號令）第五條第三款 保薦代表人及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義或者方式持有發行人的股份。

《證券法》第四十三條 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從業人員、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參與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員，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內，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贈送的股票。任何人在成為前款所列人員時，其原已持有的股票，必須依法轉讓。

4.職工持股會和工會

具體分析參照之前寫的《關于職工持股會和工會持股的法律問題》。

5.事業單位（大學、研究所）

個人認為，若要討論事業單位能否成為上市公司的股東的問題，要解決的是事業單位的對外投資行為。而要解決事業單位的對外投資的問題，必須研究該事業單位是屬于什么事業單位。

根據所查的資料，存在《中央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工業和信息化部所屬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交通運輸部部屬事業單位對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中國科學院對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各地市事業單位、事業單位自身制定的對外投資管理辦法等等。通過查看上述相關法律條文，大致都將“買賣期貨、股票”作為其不得從事的對外投資事項。

6.集體經濟組織（經濟合作社）

參照一些集體經濟組織對外投資管理工作的規定，并沒有明確規定哪類投資行為為禁止性的，而且也將有價證券作為與現金、銀行存款等投資入其他經濟主體的方式之一；但是也嚴格規定了對外投資的報批程序。

7.外商投資性公司

附法律依據

《關于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規定》（商務部2004年第22號）第十四條 投資性公司可以作為發起人發起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資性公司也可以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持有境內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資性公司應視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起人或股東。

《關于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補充規定》（商務部2006年第3號）

8.有限合伙企業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私募基金公司以有限合伙企業為其組織形式參與到對股份公司的投資中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有外資成分的有限合伙企業的問題

關于設立的法律依據：

《外國企業或者個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合伙企業管理辦法》

《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登記管理規定》

關于再投資的法律依據：

《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的暫行規定》

《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第五篇：應屆大學生系適格勞動合同關系主體

應屆大學生系適格勞動合同關系主體

2006年2月，季小莉獲悉江蘇省海門市升海空調設備有限公司欲招收一名辦公室文員后，持徐州建筑職業技術學院發給的《2006屆畢業生雙向選擇就業推薦表》前去報名應聘，雙方于2006年2月27日簽訂了《勞動合同協議書》一份。協議約定：季小莉擔任職務為辦公室文員；合同期限一年，從2006年2月27日至2007年2月27日止；其中試用期三個月，從2006年2月27日至2006年5月27日止；試用期月薪500元，試用期滿后，按季小莉技術水平、勞動態度、工作效益評定，根據評定的級別或職務確定月薪等。合同訂立后，季小莉即在升海公司上班。此時，季小莉的畢業論文及其答辯尚未完成。2006年4月21日，季小莉發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到公司上班。季小莉在治療和休息期間，經學校同意，以郵寄方式完成了論文及答辯，并于2007年7月1日正式畢業。

2006年11月8日，季小莉向勞動部門提出認定勞動工傷申請，同時升海公司也向勞動部門提出仲裁申請，要求確認勞動合同無效。海門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于2007年4月20日作出了海勞仲裁字（2007）第1號仲裁裁決書，認為季小莉在簽訂勞動合同時仍屬在校大學生，不符合就業條件，不具備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其與升海公司訂立的勞動合同協議書自始無效。遂裁決：升海公司與季小莉于2006年2月27日簽訂的《勞動合同協議書》無效。季小莉不服此裁決，訴至法院，要求確認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協議書》有效。

海門市人民法院認為，季小莉已年滿16周歲，已符合勞動法規定的就業年齡，何況，季小莉已取得學校頒發的《2006屆畢業生雙向選擇就業推薦表》，已完全具備面向社會求職、就業的條件，雙方就應聘、錄用達成一致意見而簽訂的勞動合同應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也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因此，該勞動合同應當有效，應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判決：季小莉與升海公司于2006年2月27日簽訂的《勞動合同協議書》有效。升海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季小莉在簽訂勞動合同時系在校大學生，其行為還需受所在學校的管理，完成學校交給的學習任務，與社會上的其他務工者是有差別的，因此他并不具備勞動關系主體資格。勞動主管部門也就大學生在校期間，利用課余時間參加社會實踐的行為作出相關認定，認為在校大學生并不是合格的勞動關系主體。故海門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海勞仲裁字（2007）第1號裁決書是正確的，一審判決認定勞動合同有效不當，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無效。

關于爭議焦點一，季小莉與升海公司訂立“勞動合同協議書”時，已年滿21周歲，具備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

關于爭議焦點二，在招聘、應聘過程中，升海公司對季小莉應聘的辦公室文員一職并無學歷方面要求，季小莉尚未拿到畢業證書不影響合同生效，何況季小莉已于2007年7月取得畢業證書。因此，比照我國勞動法律的規定，涉案勞動合同不存在無效情形，依法應為有效合同。

綜上所述，季小莉具備訂立勞動合同的主體資格，其與升海公司所簽勞動合同依法有效。

2008年4月1日，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10元，予以免交。

本案涉及的法律問題主要是無效勞動合同的確認標準問題。根據我國勞動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無效勞動合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第一，主體不適格，是指勞動合同的一方或雙方當事人不具有勞動法律規定的主體資格，即勞動者不具有勞動權利能力和勞動行為能力或者用人單位不具有用人權利能力和用人行為能力。具體講，勞動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一是達到法定年齡，二是身體健康。第二，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包括受欺詐和受脅迫兩種情況。第三，合同內容不合法，即勞動合同的內容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第四，顯失公平，即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勞動合同應認定為無效。

希望相關的立法部門能進一步完善應屆大學生勞動合同關系的生效、確認等問題方面的法律。為大學生維護自身權益提供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