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無單放貨損害賠償糾紛案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無單放貨損害賠償糾紛案

【案情】

原告：浙江省紡織品進出口集團公司

被告：飛馳國際運輸（香港）有限公司

被告：飛馳國際運輸公司

1994年10月13日，被告飛馳國際運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飛馳）接受原告浙江省紡織品進出口集團公司（原浙江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委托，將原告所有的貨物自上海港出運至哥倫比亞卡塔赫納港。香港飛馳為此出具了被告飛馳國際運輸公司（以下簡稱飛馳國際）格式編號為410SHA040的正本提單一式三份，該批貨物商業發票載明的價值為CIF卡塔赫納50444.10美元。同年11月底，因哥倫比亞政府對中國紡織品進行反傾銷，原告要求香港飛馳將該批貨物轉運巴西桑托斯港并為此支付了相關倉儲及轉運等費用5170美元。1995年6月23日，香港飛馳應原告的請求另行出具了編號為SHA410040（A）的正本提單一式三份，該提單上載明貨價為CNF15851.76美元。此后，原告未收到貨款。經原告查詢，香港飛馳未能明確轉運貨物的下落。

1995年11月22日，原告以被告無單放貨為由，訴至上海海事法院，請求判令兩被告賠償經濟損失計貨款50135.70美元、倉儲轉運費5170美元、出口退稅損失人民幣80135.70元機器利息。上海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飛馳國際與原告不存在契約關系，故不承擔責任；香港飛馳作為實際承運人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交付貨物，且無法提供貨物的下落，對此應承擔賠償責任。由于承運人在轉運提單上載明的貨價為15851.76美元，原告接受了該提單并未提出異議，就此應視為原告對貨價的確認。判決被告飛馳國際不承擔民事責任；被告香港飛馳在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賠償原告貨款15851.76美元及該款相應利息損失。民事判決書送達后，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該原審判決生效。1997年8月，香港飛馳按原審判決內容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幣140151.40元。

1998年6月20日，香港飛馳就前述案件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請再審，稱其在向收貨人追償過程中獲悉原告已于1996年6月18日自其貿易合同中的買方Albentex工業有限公司處收到貨款15451.76美元。由于原告未將此事實告知法院，且就同一批貨物已從兩處取得貨款，為此請求撤銷原審民事判決，同時判令原告退還賠款人民幣140151.40元。

【判決】

上海海事法院再立案后查明：原稿于原審期間收到了其貿易合同中的買方Albentex工業有限公司支付的貨款15426.76美元，原告未向法院陳訴這一事實，亦未變更訴訟請求。審理期間，原告當庭申請撤回對飛馳國際的起訴，法院依法裁定予以準許。同時鑒于香港飛馳申請通過本院再審判原告退還賠償款的請求不屬本案審理的范圍，法院依法裁定該部分訴請另行立案審理。

上海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作為SHA410040（A）號提單的持有人有權向承運人即香港飛馳主張提單項下的擔保物權。但根據物權法的相應原則，原告在收到提單載明的貨物價款后，提單的擔保物權憑證效力即已喪失，香港飛馳因違約而應向原告賠償貨款的責任由此得以相應免除。此外，原告訴求中涉及的轉運費用是為其貨物轉賣而發生的，香港飛馳在收到上述費用后也依約履行了轉運義務，原告訴請返還該項費用理由不當；原告訴求中的出口退稅損失極其利息、律師費等因缺乏相應的出口退稅憑證及其他支付憑證等證據予以佐證，依法不應予以支持。鑒于原告在原審訴訟期間，未如實陳述已收到貨款的事實，只是原審判決發生錯誤，據此應作相應糾正。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為題的意見》第二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撤銷原審民事判決，并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原告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駁回上訴。嗣后，原告與香港飛馳就分案處理后的另一起關聯案件（返還之訴）在庭外達成和解協議，原告主動返還相應款項及其利息。

【分析】

看完這例案件及其判決，我們可以這樣分析。以海運提單載明的貨價作為認定涉案貨物貨價的依據是本案機器關聯案件得以最終解決的關鍵，而本案程序上的“分案處理”是案件得以進入實體審理的前提。

一、海運提單載明的貨價的效力

通常情況下，認定貨價的依據主要是相關的貿易單證記載內容。鑒于近年來外貿中實際存在的相關問題，目前司法實踐中尤其重視出口報關單證及其外匯核銷單中載明的相應貨價，其次參照外貿合同、商業票據的相關記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貨物滅世的賠償額，按照貨物的實際價值計算。貨物的實際價值，按照貨物裝船時的價值加保險費加運費計算。

二、再審程序中的分案處理問題

本案原審被告香港飛馳提起再審時同時訴請返還賠償款。依照訴訟程序，再審應是對原審中原告的訴請通過再審審理后重新作出支持與否的裁決，原審被告返還賠款的訴請是因原審判決派生而來，并非原審中案件當事人的相關訴請，不應一并列入再審案件的審理范圍，而應當在再審案件立案之時即與再審案件分案受理，并待再審判決生效以后另案處理。因此，法院在審理期間依法裁定該項訴請另行立案審理，以避免在原審原告訴請支持與否的裁決生效之前，提前裁決了原審原告返還賠償款。待本案審理結果確定以后，分處理后的返還賠償款的訴請即可視情處理。

第二篇：淺談海上貨物運輸中的無單放貨

淺談海上貨物運輸中的無單放貨

【摘要】無單放貨是海上運輸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很有爭議的一個現象。不過要想海上運輸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就得仔細分析其中的含義，緣由，及其背后的責任歸屬問題，當然，既然在交易中會出現這種現象，也必定會產生一定的風險，有風險就必須防范和避免，所以，在這一方面還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這樣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才能有利于我國的出口業務更加順暢，更加有利于國際貿易的發展。

【關鍵詞】無單放貨 產生原因 責任歸屬 防范措施

一、無單放貨的含義

在海上航運中，無單放貨由于可以使承運人在到達目的港口后能夠提前進入下一次的航運而提高效率，然而卻使貨主或托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可能收不回貨款。無單放貨(deliveryof the goods without the original Bill of Lading),是指承運人未憑正本運輸單證將貨物交付給有權提取貨物的人——收貨人。①

二、無單放貨的歷史和現狀

在航運事務中，目的港未憑正本提單放貨之情形屢見不鮮。無單放貨在世界各國是如此，在我國也非常普遍。改革開放30年來，對待無單放貨問題，我國的理論界和司法界走過了三個歷程。第一是一致反對無單放貨階段；第二是幾乎一致支持無單放貨階段；第三是眾說紛紜階段。在此，我對無單放貨三十年來的歷史和現狀做一個簡要介紹。

第一階段：反對無單放貨階段。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港口吞吐能力極為有限，所以船舶壓港現象相當嚴重。為了解決我國港口的擁擠狀況，1983年4月，國務院港口口岸工作領導小組、交通部和對外經貿部聯合發出(83)國港06號《關于海運外貿進口貨物憑正本提單交貨的通知》,該通知在肯定應當憑正本提單交貨的前提下,允許以副本提單加保函的形式提貨。由于當時我國還沒有頒布《海商法》，且法制建設還剛剛起步，所以這個通知在當時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該通知肯定了應當憑正本提單放貨，對規范當時的海運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該通知還規定可以憑副本提單加保函交貨，雖然對解決當時的港口擁擠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以后的數年間，也起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消極作用。

第二階段：無單放貨合法有效階段。由于人們對上述(83)國港06號通知① 引自司玉琢,蔣躍川《關于無單放貨的立法嘗試——評〈UNCITRAL運輸法草案〉有關無單放貨的規定》，中國海商法年刊2003年。

理解的不盡相同，以及對后來頒布實施的《海商法》的理解各持己見，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無單放貨竟然嚴重到提單持有人憑手中的正本提單打不贏官司的戲劇性局面。在這一階段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不承認提單的物權效力。其理論支撐點是《海商法》第七十一條僅僅規定提單是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憑證，但該條并沒有規定承運人不可以憑副本提單或者其他單證交付貨物；另外，從文義上看，第七十一條并沒有規定提單是物權憑證。上述觀點的主要錯誤有兩點：第一，用文義解釋方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提單是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這就構成了一個運輸合同以外的保證合同，所以承運人必須按照自己的保證履行合同，從而排除了承運人用其他單證交付貨物的合法性；第二，否定提單沒有物權效力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因為不僅《擔保法》和《物權法》將提單視為可以設定質押的一種物權憑證，而且《海商法》還賦予了提單可轉讓的法律規范，即提單的轉讓代表了船載貨物所有權的轉讓，所以提單是當之無愧的物權憑證。如果允許無單放貨，《海商法》關于提單可以轉讓的法律規范就會淪為惡法，因為提單會因此而喪失物權最基本的公示力和公信力，從而使提單充當了商事欺詐的工具，這就無法保護市場的交易安全。

第三階段：眾說紛紜階段。進入21世紀以后，海上集裝箱運輸悄然興起，由于集裝箱運輸速度經常較之提單隨信用證的流轉速度更加快捷，所以無單放貨問題取代了上個世紀雜貨運輸中的貨損貨差問題。另外，由于無船承運人的套單現象在我國無休止的泛濫，更加重了提單流轉不暢的問題。因此，無單放貨問題嚴重困擾著海事司法和理論界，人們紛紛對此現象進行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兩派對立的觀點。其實這兩派的觀點無非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產生過的兩種觀點的翻版，因此沒有必要進一步贅言。

第四階段：正本清源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頒布，可以說對無單放貨究竟是否合法的爭論畫上了一個句號。該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根據這一法條的規定，提單持有人的物權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單位和個人都無權侵犯，提單具有物權法賦予的所有權能，包括對世權、絕對權、支配權和排他性財產權。據此，憑保函或者副本提單提取貨物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違法的。即使是提單上載明的記名收貨人，也有可能因與銀行發生信用證糾紛，而無法從銀行取得提單，最后由銀行以提單質權人的身份向承運人主張權利質權。有人主張提單的轉讓并不代表貨物所有權的轉讓，而只代表對船載貨物“占有”的轉讓。至于貨物“所有權”是否轉讓，完全取決于買賣合同的約定。我認為這種觀點的產生，是因為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對物權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存在著嚴重的誤區，其主要如下：

1、買賣合同關于貨物所有權應當于何時何地轉移的約定，由于其不符合《物權法》關于動產交付的公示原則，所以這種約定僅在買賣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生效，對第三人不生法律效力；

2、出質人必須對其出質的權利憑證具有處分權，質權人才能在出質人不能履行債務時處分權利憑證所指向的動產或知識產權；

3、如果提單僅代表對船載貨物的占有，對于保險人、承運人、質權人、提單持有人以及其他與提單和船載貨物相關的人，是一個極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因為這會導致水運市場的交易處于不安全的狀態。事實上，占有僅是一種事實狀態，所以船載貨物是由承運人根據運輸合同占有的，并非由提單持有人占有；

4、提單的交付代表船載貨物所有權的交付是《物權法》賦予提單物權變動的公示原則。這個原則是不可動搖的。

三、產生無單放貨的主要原因

無單放貨的主要原因是提單未能正常流轉，有時提單雖然正常流轉，但由于提單各方當事人對提單法律關系不甚明了，也會引發無單放貨。《海商法》第四章僅就提單正常流轉時，對承運人、托運人和收貨人規定了許多法律規范。但是在海運實踐中，提單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夠得到正常的流轉，因此這就需要對非正常流轉的提單各方當事人間的法律關系加以認定，以便解決運輸合同糾紛，同時也可以解決提單的物權歸屬。無單放貨的產生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

（一）銀行持有提單

（二）托運人持有提單

（三）目的港政府強制退貨

（四）無船承運人套單引發的無單放貨

（五）船舶或者貨運代理人未能恪盡職責導致的無單放貨

四、無單放貨的責任歸屬

基于提單，至少產生兩種法律關系：提單物權關系，即提單持有人對提單及其項下貨物的支配關系；提單債權關系，即承運人和提單持有人之間基于提單而產生的直接權利義務關系，也就是運輸合同中的權義關系。因而無單放貨兼具違約和侵權的性質，這也是其責任承擔的理論基礎。

（一）責任承擔的總的原則是：承運人對無單放貨承擔全部責任，只要沒有免責事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不論主觀上有無過錯。這是英美法中的嚴格責任，也為各國法律和實踐所認可，在無單放貨的責任歸屬問題上，承運人適用嚴格責任已成為各國普遍適用的慣例。在英國樞密院審理的Sze Hai Tong Bank V.Rambler Cycle Co.［1959］2 LLR 114一案中，法庭認為船東（或其代理）憑上訴人（銀行）的保函——保證賠償船東無正本提單交貨的損失，交貨時，船東或其代理有責任，“法律很明確地表明了船東無正本提單交貨時將自己負責”。我國國內無正本提單交貨案件也發生多起，“珠江6號”無正本提單交貨糾紛案［1990］中，法院也判決被告（船運公司）違反憑正本提單交付貨物的國際慣例，使第三方某電子公司在沒有任何單據的情況下同被告的代理人辦理了提貨手續，并未向原告（質押銀行）付款贖單，致使原告雖持有提單但不能支配提單項下的貨物，判決被告應負賠償責任。實行嚴格責任，盡管某些情況下承運人并無過錯或無能為力而顯得有失公平，但國際貿易和航運的實際情況錯綜復雜，各國法律也千差萬別，提單像其它任何一種制度，不可能包羅萬象和天衣無縫，我們只能盡量做到：在以整個貿易秩序的正常運轉為衡量尺度的前提下，付出的代價和追求的價

值是成比例的。即使對承運人要求過于嚴苛，但倘若允許歸責機制的不確定，不僅會導致承運人無所適從或心存僥幸，還會降低國際貿易中對提單這種權利憑證可轉讓的信心。隨著我國正式加入WTO，國際貿易包括海上貨物運輸的發展與世界市場聯為一體，法制的完善與接軌也是勢在必行的。然而由于目前我國許多公司、企業對于國際貿易規則不熟悉而屢屢被對方無單提貨，遭到詐騙，我國法院也不是完全實行對承運人的嚴格責任，法院判案中總有種種例外，認為承運人承擔全部責任有失公平，中方當事人往往得不到賠償而損失巨大，但這方面的報道只是冰山一角11.因此，實行無單放貨的承運人嚴格責任，不僅有利于保護我國貿易商的利益，實現為經濟保駕護航的目的，而且有利于促進海上運輸和經濟貿易迅猛發展，實現航運國際化。

（二）無單放貨，只要無免責事由，承運人就應該對此承擔全部責任；由于無單放貨既違反了運輸合同正確交貨的義務，又侵犯了提單所表彰的物權，因而無單放貨的責任也是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提單持有人既可提起侵權之訴，也可選擇違約之訴。我國《海商法》及海牙、維斯比規則均規定，不論以合同或侵權起訴承運人，一律同等對待。

五、防范及規避“無單放貨”風險的措施

無論是在何種情況下產生的“無單放貨”，對出口企業來說都面臨著極大的風險，所以這就要求有關的業務人員及企業對“無單放貨”的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及規避。具體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慎重選擇貿易術語

近些年來，在我國外貿出口業務中，采用FOB術語越來越多，有的企業甚至有80%的業務均采用FOB屬于成交。這其中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加入WTO后，境外貨運代理企業蜂擁而入，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燃油價格不斷上升，使得一些外貿企業不僅不能從運費中獲得一些利潤，有時甚至出現虧損，所以這些企業的業務員主動選擇采用FOB條件成交。作為有關的外貿業務員，必須十分熟悉FOB條款，并且在整個業務過程中，要非常注意各種風險的防范。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最好少采用FOB條款，多使用CFR、CIF條款。

（二）對買方的資信進行調查

在出口業務中，外貿企業一定要首先對買方的資信進行調查審核，選擇資質好信譽高的企業作為自己的貿易伙伴。在簽訂合同時，盡可能選擇對己方有利的支付方式，比如預付貨款方式，選擇信譽高的銀行作為信用證的開證行，并采用D/P方式成交等。

（三）憑銀行保函交貨

在實際業務中，為了避免貨物長時間滯留港口，按照一般的航運慣例，收貨人可出具一流的銀行簽署的保證書，以保證書換取提單提貨。一旦出現有關風險損失則可以追究出具保函的相關責任并要求其承擔相關費用。

（四）購買“出口信用保險”

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及國外保險公司進軍我國市場，現在可供出口企業選擇的出口信用保險有很多不同的品種。所以出口企業可根據自己的業務情況來選擇合適的險種。一方面可以利用保險公司豐富的風險管理經驗，對業務風險進行有效管理，比如由保險公司去調查對方的資信，加強應收帳款的管理；另一方面出口企業可以利用保險的損失補償機制，保證企業穩健的經營。因為假如出現保險責任范圍內的原因所帶來的風險損失，企業可以首先向保險公司申請全部賠償，由保險公司來對有關方面的責任人進行追索。

結語

面對海上運輸中無單放貨這一現象，由于各種原因，它仍然存在于實際的業務中，但是這一現象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實際的交往中必然不可能會符合所有有利害關系的人的利益，所以，對于我國相關企業的業務員，必須非常清楚其產生的原因以及可能會帶來風險，這樣才能更有利于我國出口業務的發展，另外，在這一方面，仍需要有關專家人士繼續努力關注，為我國企業的利益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司玉琢,蔣躍川：《關于無單放貨的立法嘗試——評〈UNCITRAL運輸法草案〉有關無單放貨的規定》，中國海商法年刊2003年。

2.黎孝先.國際貿易實務[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張湘立，鄧瑞年，姚天沖.海商法論：修訂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4.楊良宜.國際商務游戲規則——英國合約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5.楊占林.國際貨運代理實務精講[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

第三篇：海上貨物運輸無單放貨糾紛再審案

蛇口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蛇口工業大廈。

法定代表人：范建雄，總經理。

再審申請人（原審被上訴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建設路發展中心３０層。

法定代表人：李錦全，經理。

訴訟代理人：曾亦軍、何正大，廣東君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原審上訴人）：（香港）粵海電子有限公司。

住所地：香港干諾道

中７４－７７號粵海大廈４字樓。

法定代表人：孔鴻博，董事兼副總經理。

訴訟代理人：李銘，廣東李銘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原審被上訴人）：珠海市海島開發貿易公司。住所地：廣東省珠海

市香港南華路華子石西村２９號之一。

法定代表人：江友芬，總經理。

訴訟代理人：孫亞南，副總經理。

被申請人（原審被上訴人）：（香港）華港發展公司。住所地：香港新界沙田

偉華中心第１室９字樓Ｅ室。

訴訟代表人：梁鍵華。

粵海電子有限公司（下稱粵海公司）訴招商局倉碼運輸有限公司（下稱倉碼公

司）海上貨物運輸無單放貨糾紛案和倉碼公司訴中國深圳外輪代理公司（下稱外代

公司）、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下稱特發公司）、珠海市海島開發貿易公司（下

稱海島公司）、華港發展公司（下稱華港公司）無正本提單代理放貨、提貨糾紛案，由廣州海事法院合并審理并作出一審判決后，粵海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廣東省

高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９日作出終審民事判決。倉碼公司、外代公司、特發公司不服終審判決，分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再審。最高人民法院

決定提審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粵海公司的子公司富輝公司于１９８９年１月３日

和２月２１日與華港公司分別訂立了兩份購銷合同，約定富輝公司將兩批共１萬套

電冰箱散件賣給華港公司，每套在香港賣方倉庫的交貨價為２５０美元，總值２５

０萬美元，由買方負責到達目的港后的倉貯。合同簽訂后，富輝公司根據華港公司的委托，于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書面委托粵海公司代華港公司辦理１萬套電冰箱

箱體由香港運至深圳蛇口赤灣港的運輸手續。粵海公司接受委托后，于１９８９年

１月１６日和２月２１日分別將各５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及其附件在香港交給倉碼

公司承運。倉碼公司向粵海公司出具了四份正本提單。提單載明：托運人是粵海公

司代華港公司；收貨人是粵海公司。上述提單項下的兩批貨物運至深圳蛇口赤灣港

后，均由集裝箱公司接卸。集裝箱公司的貨物記錄單表明：委托單位為招商局駁船

運輸公司“蛇口”有限公司代華港公司。由于華港公司沒有按約定支付全部貨款，粵海公司未將正本提單交給華港公司。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華港公司通過葉永明委托特發公司將第一批到達的５

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報關。葉永明以特發公司的名義向外代公司出具保函，要求辦

理提貨手續。外代公司給葉永明一份蓋有進口貨物提貨章的副本提單。特發公司持

此副本提單向海關報關。報關單上的經營單位、收貨單位及報關單位均為特發公司

。５月３日，特發公司的下屬企業萬科公司代特發公司繳納了５０００套電冰箱箱

體的關稅，海關放行。１０月２３日，華港公司與萬科公司達成協議，由華港公司

支付５０萬元人民幣，提取了３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其余２０００套抵押給中國

人民建設銀行蛇口支行，由蛇口支行代華港公司支付萬科公司代墊的關稅５０萬美

元。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倉碼公司承運的第二批５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運到赤

灣港后。外代公司于２２日向集裝箱公司的職員陳剛提供了加蓋進口貨物提貨章的副本提單作報關之用。９月３０日，海島公司持進口貨物許可證、報關單等報關文

件，將該批電冰箱箱體及附件報關進口，因沒有繳納關稅，海關未予放行。后由于

該批貨物長期存放在倉庫中，引發倉儲糾紛，被法院和海關聯合拍賣。

１９９０年７月９日，粵海公司以倉碼公司向無正本提單的人交貨為由提起訴

訟，要求倉碼公司賠償其２１５萬美元的貨款及利息損失５５萬美元。倉碼公司也

于１２月３１日，以外代公司、華港公司、特發公司、海島公司無正本提單提貨、交貨為由提起訴訟。廣州海事法院認為兩案實際上是基于同一事實、同一訴訟標的的共同侵權糾紛案，后案的被告與前案有利害關系，是共同訴訟當事人，故追加其

為前案的被告，將兩案合并審理。

另查明：粵海公司所持正本提單項下的貨物，是粵海公司從韓國金星株式會社

購買的，成本價是每臺１９０美元，共支付運雜費８５３８９美元。富輝公司已經

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日向原終審法院聲明：其與華港公司訂立購銷合同出售的１

萬臺電冰箱箱體，物權屬粵海公司。其全力支持粵海公司對倉碼公司提起的訴訟，不再對該批箱體的物權另行提起訴訟。

以上事實，有銷售合同、提單、報關單、庭審筆錄、書證等證據證實。

本案爭議的電冰箱箱體，是由粵海公司支付價款購買的，其因購買繼受取得對

該批電冰箱箱體的所有權。富輝公司是受粵海公司的委托與他人簽訂合同出賣該批

貨物，兩者之間只是信托代理關系，貨物的所有權并未發生轉移。富輝公司亦已聲

明該批貨物的所有權屬于粵海公司。富輝公司接受華港公司的委托，轉委托粵海公

司將該批貨物運往深圳蛇口赤灣港，并由承運人簽發了以粵海公司為收貨人的記名

提單，它既表明貨物的所有權人是粵海公司，也表明富輝公司、華港公司確認的最

后交貨地為深圳赤灣港。華港公司雖與富輝公司簽訂了購買該批電冰箱箱體的合同，但是華港公司并未按合同的約定支付貨款；貨物運到交貨地后亦未發生合法的支

付行為。粵海公司一直持有正本提單。因此，粵海公司對本案爭議的貨物仍然擁有

所有權，并享有提單持有人的其他權益。

粵海公司是貨物的所有人，又是正本提單的持有人，對于其合法擁有的所有權

及持正本提單提取貨物的權利應當給予保護。但是，粵海公司不積極履行收貨人的義務，長時間不提取貨物，由此而造成的可得利益及利息的損失應當自負。同時還

應對后５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的損失負擔相應的責任。

特發公司非提單持有人，并沒有合法地取得貨物所有權，其將前５０００套電

冰箱箱體向海關報關的行為屬侵權行為，其將有效的提貨單證處分給華港公司和蛇

口建行提貨，已經造成了貨物不能返還的損害結果，故特發公司應對粵海公司前５

０００套電冰箱箱體的損失承擔全額賠償責任。

海島公司亦非提單持有人，也沒有合法取得貨物所有權，其將后５０００套電

冰箱箱體報關的行為，同屬侵權行為。雖因未交關稅導致未提取貨物，但是其報關

行為已給提單持有人憑正本提單提貨造成了障礙，是導致貨物被拍賣的原因，其侵

權行為已造成了損害結果，海島公司應負主要責任。

倉碼公司作為貨物的承運人，接收了粵海公司托運的貨物，并開出了正本提單，應將貨物安全運送到達目的港并交付給正本提單持有人。外代公司作為倉碼公司的代理人，應當正確履行自己的代理職責。但是，外代公司將貨物交付給非提單持

有人，該行為構成了對粵海公司的侵權，其法律后果應由倉碼公司和外代公司承擔，故倉碼公司和外代公司應對造成粵海公司的損失承擔共同侵權的連帶責任。

華港公司非本案所確定的侵權主體，其與特發公司、海島公司之間的權利義務

關系，應由特發公司和海島公司依法另行解決。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是涉港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侵權行為地在我國境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應當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即適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處理。法院判決：特發公司賠償粵海公司９９．２７萬美元

及利息損失；海島公司賠償粵海公司６９．４９萬美元及利息。倉碼公司和外代公

司分別對特發公司和海島公司向粵海公司的賠償負連帶清償責任。

終審判決生效后，倉碼公司、特發公司、外代公司不服，分別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申訴。

倉碼公司的申訴理由是：此批貨物的買方華港公司委托特發公司報關并實際參

與了第一批貨物的提貨和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判決由倉碼公司及其代理人對特發公

司向粵海公司的賠償負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據。貨主粵海公司為了逃避海關監管，非法買賣許可證，故對其所遭受的損失，只能依海關的估價而非貨物裝船時的價

格計算。第二批貨物并沒有被我正本提單的人提走，而是因長期壓倉引起倉儲費糾

紛后被海關和法院拍賣。倉碼公司及其代理人外代公司不應對第二批貨物承擔連帶

責任。

特發公司的申訴理由是：葉永明出具的保函上無特發公司的公章，而且報關也

不涉及貨物的所有權，故特發公司并非提貨人；粵海公司持正本提單長時間不提貨，卻協助華港公司提貨，說明其已經放棄了對該批貨物的所有權；粵海公司明知貨

物被提而不及時通知承運人，應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擴大部分的損失；粵海公司主張

權利已超過海牙規則規定的一年的訴訟時效。

外代公司的申訴理由是：粵海公司非該案提單的合法持有人；外代公司向集裝

箱公司提供的并非提貨單，海島公司亦未使用過該提貨單；判決倉碼公司與外代公

司對特發公司的侵權行為負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據；貨物的價格應以侵權結果發生

時的市場價為準；判決外代公司對第一批貨物與倉碼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

據。

粵海公司答辯稱：提單是物權憑證，粵海公司并未同意放貨；粵海公司與華港

公司的關系與本案無關；粵海公司可以通過國內的姐妹公司辦理報送提貨手續；一

審法院將無單放貨和無單提貨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混在一起不當；海牙規則規定的一年的訴訟時效僅包括貨物發生損害和滅失，不包括無單放貨。

海島公司答辯稱：其將第二批貨物報關的行為，僅是受華港公司的委托，并無

侵權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系粵海公司憑正本提單訴訟倉碼公司海上貨物運輸無

單放貨，倉碼公司訴特發公司、海島公司、華港公司、外代公司提貨、代理放貨糾

紛案。

粵海公司為海上貨物運輸提單項下的記名收貨人，記名提單不得轉讓，粵海公

司持有全套正本提單，享有提單項下貨物的所有權，是唯一合法提貨人。但其系境

外企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１８條和第２１條的規定，其所持提單

項下的貨物在沒有取得進口貨物許可證時不能進口，只能退運或被海關拍賣，故對

其提單項下貨物的權利僅應保護到退運狀態。

倉碼公司作為海上貨物運輸的承運人，自簽發了以粵海公司為收貨人的記名提

單后，就與粵海公司之間形成了運輸合同關系。根據提單背面條款的規定并參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四章的規定，承運人履行運輸義務應包括將貨物交付給

合法的提單持有人。記名提單應交貨物交付給記名的收貨人。對粵海公司持正本提

單不能提貨所造成的損失，倉碼公司負有違約賠償責任。

外代公司作為承運人的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憑保函放貨，應對倉碼公司的損

失負賠償責任。

特發公司非買賣合同的當事人，但其以自己的名義報送、提貨，其行為已構成對葉永明辦理提貨手續的追認。應對倉碼公司的損失負賠償責任。

華港公司系境外企業，違反海關法的規定進口貨物，并實際提取了第一批５０

００套貨物，其民事責任不能免除，應與特發公司、外代公司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粵海公司未及時提取應當退運的第二批５０００套貨物，責任自負。

根據提單背面條款的規定，有關本提單的一切糾紛依中國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法院解決；有關承運人的責任、權利義務、免責等，應適用１９２４年海牙規則

。粵海公司在貨物到港后未憑正本提單向承運人提出請求，而是在１９９０年７月

９日才向法院提起訴訟，已經超過海牙規則規定的訴訟時效。粵海公司稱海牙規則

不適用本案依據不足，故其對倉碼公司的訴訟請求不應受到保護。倉碼公司起訴特

發公司、海島公司、華港公司、外代公司無單提貨、放貨糾紛，因倉碼公司對粵海

公司的民事賠償責任已被免除，故其訴訟請求應予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有誤，定性不當，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再審申請人申訴理由正當，應予支持。

據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１８４條第一款、第１５３

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判決：

一、撤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１９９３）粵法經上字第２５５、１５６號民

事判決書。

二、撤銷廣州海事法院（１９９０）廣海法商字第２７號、（１９９１）廣海

法商字第０６號民事判決書。

三、駁回粵海公司對倉碼公司的訴訟請求。

四、駁回倉碼公司中以特發公司、海島公司、華港公司和外代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訴訟費，前案由粵海公司承擔一，后案由倉碼公司承擔；二審訴訟費

由粵海公司承擔。

第四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案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案情簡介]

9月18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與美國M國際貿易公司(以下簡稱“M公司”)、B公司三方簽訂一份協議書，B公司的代表徐某在該協議書上簽字。該協議書詳細地約定了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出口銷售給M公司服裝的運輸事宜，貿易方式為fob上海，交貨地為墨西哥。次年1月16日、2月22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收到B公司徐某的“配艙信息及進倉通知”兩份傳真件，均指令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將貨物送至上海X國際集裝箱修理儲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X公司”)的倉庫。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即按指令將出口服裝送至上海市X公司的倉庫。上述貨物由C公司代理報關，同年3月7日，C公司開具了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為付款單位的運費發票。

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交付貨物后，始終未收到B公司簽發的提單。經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向徐某催討后，徐某仍無法向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出具提單。同年9月3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以M公司實施詐騙為由向南匯公安分局報案。經警方證實，徐某在安排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貨物出運時，正在辦理從B公司至C公司工作調動，關于此事，徐某及B公司并未告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其仍以B公司的名義通知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發貨。該批貨物不是運到墨西哥，而是運到美國洛杉磯，在目的港被擅自放給了美國某公司。

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認為B公司、徐某和C公司均參與了貨物運輸，且三者之間的關系始終不明，故以承運人未簽發提單而造成其貨款損失為由對三者均提起訴訟。

【法院判決】 法院認為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未能證明與三被告或三被告之任何一方簽訂了貨物運輸合同，其要求三被告簽發提單沒有法律依據，且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未收到貨款與承運人無關。法院判決對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分析評論】

（一）訴請人的主體資格

C公司辯稱：C公司與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之間未簽訂運輸合同，C公司在本案中為貨運代理人，所辦理的業務僅是接受M公司的訂艙委托及辦理內陸貨運代理服務，C公司未接受過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故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對C公司不具有訴權；法院認為，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系fob貿易合同下的貨物賣方，其以交貨托運人身份主張權利，訴權存在。

（二）三方運輸協議書的法律效力

我國《合同法》第37 條規定：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在簽字或者蓋章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如果意向書已具備合同的基本條款，當事人沒有明確排除其約束力，且一方已經履行了該意向書項下的部分義務，他方也接受的，通常應認為意向書的條款具有法律效力。此時的“意向書”在性質上已經轉化為正式合同。但本案中，該份協議因缺少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無法依該協議履行，該協議也未實際履行。故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與B公司、M公司簽訂的運輸協議，僅為一份意向書。

（三）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導致B公司應承擔相應責任？

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認為徐某代表B公司在協議書上簽字，構成表見代理，B公司應承擔相應責任。

對于表見代理的認定，一般應具備以下構成條件：

1、須行為人無代理權。成立表見代理的第一要件是行為人無代理權。所說無代理權是指實施代理行為時無代理權或者對于所實施的代理行為無代理權。如果代理人擁有代理權，則屬于有代理權，不發生表見代理的問題。徐某代表B公司在協議書上簽字時，還在B公司任職，該行為系職務行為，其法律后果應由B公司承擔。

2、須有使相對人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的事實或理由。這是成立表見代理的客觀要件。這一要件是以行為人與被代理人之間存在某種事實上或者法律上的聯系為基礎的。這種聯系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足以使相對人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應依一般交易情況而定。通常情況下，行為人持有被代理人發出的證明文件，如被代理人的介紹信、蓋有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有被代理人向相對人所作法人授予代理權的通知或者公告，這些證明文件構成認定表見代理的客觀依據。對上述客觀依據，依《合同法》第49條的規定，相對人負有舉證責任。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盜用他人的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簽訂合同的，一般不認定為表見代理，但被代理人應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則構成表見代理。對于借用他人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簽訂的合同，一般不認定為表見代理，由出借人與借用人對無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負連帶責任。本案中，徐某已于2001年10月31日與B公司解除了勞動合同，其在2002年1月16日、2月22日傳真給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訂艙信息及進倉通知”，上面只有徐某的簽名，并沒有B公司的簽章，僅以此認為徐某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于法無據。

3、須相對人為善意且無過失。這是表見代理成立的主觀要件，即相對人不知行為人所為的行為系無權代理行為。如果相對人出于惡意，即明知他人為無權代理，仍與其實施民事行為，就失去了法律保護的必要，故表見代理不能成立。《民法通則》第66條第4款規定，相對人知道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已經終止還與行為人實施民事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由相對人和行為人負連帶責任。徐某調至C公司后，一直以C公司名義與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聯系，故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理應知道徐某已不能代表B公司的事實。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對此存在一定的過錯。

4、須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的民事行為具備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

表見代理發生有權代理的法律效力，因此，表見代理應具備民事行為成立的有效要件，即不得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等。如果不具備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則不成立表見代理。上述運輸協議根本沒有履行。B公司既未收到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貨物，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也未證明其與B公司簽訂了運輸合同，故B公司不是本案的承運人。徐某作為個人，上海A服裝發展有

限公司無證據證明徐某與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簽訂運輸合同，亦未收到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的貨物，故徐某不可能成為本案承運人，履行簽發提單的義務。

（四）C公司是否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

根據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與M公司簽訂的借款協議、M公司傳真給C公司的訂艙委托書、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與M公司約定的貿易方式及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根據C公司要求交付貨物的事實，可證明涉案貨物是由貿易合同的買方M公司負責辦理運輸及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明知涉案貨物采用電放方式交貨。

C公司接受M公司的代表王某的委托辦理涉案貨物的出口代理事宜，并根據王某指示電放提單，指定收貨人為M公司的收貨代理，C公司的代理行為并無過錯。上海A服裝發展有限公司未能證明其與C公司簽訂過運輸合同，C公司不是涉案“協議書”的當事人，其要求C公司簽發提單，并賠償因未簽發提單而造成的貨款損失，同樣無事實和法律依據。

【經驗教訓】

一、合同簽訂前應審查承運人主體的運輸資格和合同履行能力

包括運輸資質、運輸工具的安全、緊急突發處理方案、信譽等，了解這些有利于實現貨運合同的目的，同時保障托運人的貨物財產安全。

二、合同訂立的形式和內容規范

1、貨物運輸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明確各自的權利義務，國家有統一的貨物運輸合同文本的，應使用統一的合同文本簽訂，避免出現被欺詐。

2、雙方當事人商定合同的條款內容須具體、全面。才能避免因約定不明或無約定而出現不必要的麻煩。

第五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精選）

什么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指承運人收取運費，負責將托運人托運的貨物經海路由一港運至另一港的合同。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如何確立？

承運人或者托運人可以要求書面確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成立。但是，航次租船合同應當書面訂立。電報、電傳和傳真具有書面效力。

承運人的責任

承運人對集裝箱裝運的貨物的責任期間，是指從裝貨港接收貨物時起至卸貨港交付貨物時止，貨物處于承運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間。承運人對非集裝箱裝運的貨物的責任期間，是指從貨物裝上船時起至卸下船時止，貨物處于承運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間。在承運人的責任期間，貨物發生滅失或者損壞，承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如何判斷承運人應負賠償責任？

貨物未能在明確約定的時間內，在約定的卸貨港交付的，為遲延交付。

除依照規定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的情形外，由于承運人的過失，致使貨物因遲延交付而滅失或者損壞的，承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除依照規定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的情形外，由于承運人的過失，致使貨物因遲延交付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即使貨物沒有滅失或者損壞，承運人仍然應當負賠償責任。

承運人未能在規定的時間屆滿六十日內交付貨物，有權對貨物滅失提出賠償請求的人可以認為貨物已經滅失。

在什么情況下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

在責任期間貨物發生的滅失或者損壞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船長、船員、引航員或者承運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駕駛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過失：

（二）火災，但是由于承運人本人的過失所造成的除外；

（三）天災，海上或者其他可航水域的危險或者意外事故；

（四）戰爭或者武裝沖突；

（五）政府或者主管部門的行為、檢疫限制或者司法扣押；

（六）罷工、停工或者勞動受到限制；

（七）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圖救助人命或者財產；

（八）托運人、貨物所有人或者他們的代理人的行為；

（九）貨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

（十）貨物包裝不良或者標志欠缺、不清；

（十一）經謹慎處理仍未發現的船舶潛在缺陷；

（十二）非由于承運人或者承運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過失造成的其他原因。

承運人依照前款規定免除賠償責任的，除第（二）項規定的原因外，應當負舉證責任。

合同樣本可參考本站《海運運輸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