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 中國古代刑法原則的演變及其特點

中國古代刑法原則的演變及其特點

中國法律起源于夏商。

西周奴隸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開始確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則：包括1.矜老恤幼原則；

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的原則；

3、罪刑相當的原則；4.罪疑從輕、從赦的原則；

5、同罪異罰原則；6.刑罰世輕世重；7.罪人不及原則；8.罔厲殺人原則。這些受到“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的影響，也是中國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頭。

春秋戰國為適應動蕩政局推行重刑主義原則。

秦朝首次以身高作為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標準；保留西周的區分故意與過失原則；增加了規定區分有無犯罪的意識的原則；教唆同罪的原則，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處刑；集團犯罪、累犯加重的原則；自首減刑，消除犯罪后果減刑的原則；計贓論罪；誣告反坐等原則；特別是數罪并罰與從一重罪原則，可見中國當時刑法原則的先進性。

與秦不同,漢朝以年齡作為確定刑事責任的標準更為科學,另外還確定了上請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和恤刑原則,充分體現法律的儒家化，受儒家“德主刑輔、禮法結合”思想的影響極為明顯。

三國兩晉南北朝在定罪量刑基礎上確立了有關官僚貴族司法特權的“八議”入律、“官當”制度，“重罪十條”的確立，“準五服以制罪”原則的形成體現了禮法結合，而留養制度確立，更為凸顯中華法系的倫理色彩。同時，減輕老、小、女人過失犯罪的刑罰，顯示了統治階級的恤刑之意。

隋唐法律儒家化完成，進一步確立封建五刑制度，正式把十惡重懲原則寫入法律，發展了八議、請、減、贖、官當制度，貴族、官僚減免刑罰，擴大了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區分公罪與私罪，完善了自首原則，規定自首減免刑罰。同時本著“徳禮為本、立法寬簡、恤刑慎殺”等立法思想，規定老幼廢疾減免刑罰，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完善之前就有的累犯加重刑罰，數罪并罰、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還提到了類推原則以及關于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兩宋時期的刑事法律，加重了對危害國家安定和社會治安行為的打擊力度，嚴格維護地主階級的特權，同時加強對官吏的控制，并制定大量的刑事特別法律重點打擊盜賊，貪官，但后來變質，懲貪之法皆從寬。

元朝刑法原則公開肯定民族間的不平等，維護蒙古族特權，體現民族色彩。

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脈相承。統治者為了挽救沒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罰又趨于嚴厲,加重處罰反逆之罪以及家屬株連，嚴禁臣下結黨和內外勾結，嚴懲官吏瀆職與貪贓犯罪，加強文化思想領域的控制。之前特別是唐律中的“自首”共犯的處理原則，公罪與私罪區別對待原則，依法定刑與有限類推并存，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在明清中繼承發揚，更為科學與合理。

鴉片戰爭后,中國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論和法律原則的基礎上,逐漸確立起新的更為科學和規范的刑法原則

中國傳統的刑法思想源遠流長，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演變過程，終于使近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逐步得以確立。

縱觀中國古代刑法原則的演變及其特點，呈現以下特點：

一、特權保護性

因社會等級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特權，這就是 1

特權原則。

1、“八辟”原則

八辟之法:即親、故、賢、能、功、貴、勤、賓

2、“八議”原則

從曹魏修《新律》，將“八議”正式寫入法律的總則——“刑名”篇中，優待封建官僚貴族的特權八議制度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

自魏晉南北朝直到隋唐，皆載于律，其后歷宋、元、明、清，八議都是中國刑法的一項重要原則，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刑法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原則。

這八種人是：議 親，指皇親國戚；議故，指皇帝的故舊；議賢，指依封建標準德高望重的人；議能，指統治才能出眾的人；議功，指對封建國家有大功勛者；議貴，指上層貴族官 僚；議勤，指為國家服務勤勞有大貢獻的人；議賓，指前朝的貴族及其后代。

3、“請”

請是低于八議一等的刑法特權。它的適用范圍比議大一些，官爵在五品以上者，若犯死罪，“上請”，聽敕處分，由皇帝自行發落。流罪以下，自然減刑一等。其限制條件是除十惡外，若犯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略人、受財枉法者，則不適用“請”的程序。

4、“減”

減的規格又低于“請”一等。它適用于七品以上官九應“請”者的家屬。若犯流罪以下之罪，各減一等處罰。但死罪不得減。

5、“贖”

贖是最低一等的特權。它適用于所有九品以上官及應“減”者的家屬，犯罪在流以下者，皆可以銅贖刑。但因適用減、贖的官吏品秩較低，因此限制也更加嚴格。除十惡等上述罪行外，又規定，犯“五流”者，即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子孫犯過失流、不孝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法當除名、配流者，仍須依法執行。

6、官當

凡官員犯罪，皆可以官品抵當刑罰。這是唐朝對官員優待的又一法定特權，稱為“官當”，簡稱“當”。

7、區分“公罪”與“私罪”的原則

唐律規定，官員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屬于公罪還是私罪，然后根據犯罪性質和主觀惡性的不同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原則是公罪從輕，私罪從重。自唐以后，有此原則。

二、宗法性

因血緣關系所造成的差異，使某些人相對其親屬，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這就是宗法原則。這些原則與家庭倫理有關。

1、“親親得相首匿”與“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

儒家是提倡“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而法家是禁止該原則的。歷代對于這個原則的區別就在于統治者是使用儒家治理天下還是用法家的思想。比如秦朝是用法家思想的，所以它禁止這個原則，對親屬相隱的行為處以重罪，要連帶治罪。而使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唐朝則推行“親親得相首匿”。

這項原則來源于儒家主張的“父子相隱”的思想。唐律規定：凡同財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親屬，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隱瞞，部曲、奴婢也可以為主人隱瞞犯罪，小功以下親屬相容隱者，減凡人三等處罰。但犯謀反、謀大逆、謀叛者不得適用這一原則。

2、刑事責任年齡及矜老恤幼原則

唐代對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不僅限于年齡，其范圍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還包括殘疾人，它將這三種人又依年齡及殘疾程度分為三等。

唐代對刑事責任年齡和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已經完全規范化了。此外，還有補充規定，犯罪時沒有達到老、疾標準，事發時已老、疾者，皆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則依幼小論。體現了唐律對老、少、殘疾人適用刑罰的從輕原則。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除了年齡上不僅有對未成年人的優待，還有對老年人的寬待，更具特色的是對殘疾人犯罪的規定，很值得我們今天在刑事立法方面應加以考慮。

3、留養制度

指犯罪人的直系尊親屬需要侍養，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別無成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許上請，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親；如果犯罪人應處以流刑，可免發遣，徒刑可緩期，待尊親屬去世后再執行。留養制度在北魏時已入律，并為后世所沿襲，它是中國古代法律家族化、倫理化的體現。

4、準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國禮治中為死去的親屬服喪的制度。它規定，血緣關系親疏不同的親屬間，服喪的服制不同，據此把親屬分為五等，由親至疏依次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西晉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納入法典之中，作為判斷是否構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輕重的標準，這就是“準五服以制罪”原則，它不僅適用于親屬間相互侵犯、傷害的情形，也用于確定贍養、繼承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

“五服制罪”的原則實質上是“同罪異罰”的原則在家族范圍內體現，它在刑法方面的適用原則是：親屬相犯，以卑犯尊者，處罰重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重；若以尊犯卑，則處罰輕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輕。親屬相奸，處罰重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重；親屬相盜，處罰輕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輕。在 民事方面，如財產轉讓時有犯，則關系越親，處罰越輕。

“五服”制罪原則的確立，使得儒家的禮儀制度與法律的適用完全結合在一起，是自漢代開“禮律融合”之先河以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發展，它不僅體現了晉律“禮律并重”的特點，也是中國封建法律倫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現。自西晉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實踐中不斷的充實與完善。

5、關于“連坐”原則

（1）遠古無連坐之制，西周時期有罪人不孥原則，也就是反對連坐。

（2）秦朝實行連坐。秦文公二十年，秦初有“三族之罪”，商鞅變法實行“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史記·商君列傳》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即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主要有親屬連坐（同居連坐）、鄰里連坐、職務連坐、軍伍連坐等。

三、重視社會危害與懲罰相關聯性

犯罪行為的區分非常重要，由于歷代統治者都希望從思想上控制民眾，就會對一些犯罪

行為進行區分，或是規定罪與非罪的界限，也有對犯罪者的社會危害性進行研究，將社會危害性比較小的實行寬大處理，以彰顯其愛民，維護其統治。

1、區分故意與過失的原則

區分故意與過失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法律思想，即將犯罪者的主觀動機是出于故意還是過失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

西周時已經出現該原則，秦朝的規定開始形成體系，然后到唐朝就比較正規了。

2、自首原則

從秦朝開始就有了自首原則，唐代繼承了歷代自首減免刑罰的原則，但較前有比較明顯的發展。首先，明確了自首的法定概念，強調罪犯所犯之罪在案未發，官府或他人未發覺之前，自動向司法機關投案；若犯罪事實已被他人告發，或被官府查知，再去投案認罪者，只能作為“自新”，不能稱為“自首”。其次，自首在原則上要求本人親自向官府交代所犯罪行，“自言其罪”，但委托他人代為者，與自首同；依法得相容隱者為罪犯自首或告發，也可以自首論；犯竊盜與詐騙罪者，因悔悟而向被害人承認罪行者，與向官府自首同。再者，自首者雖可免罪，但贓物必須如數退賠，不使犯法者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獲財。再次，對自首不實、不盡者，即沒有徹底交代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的罪犯，分別按不實、不盡的情況予以懲處，至死罪者，可因自首而減刑一等。最后，對某些不適用自首免罪的原則。如已傷害或強奸良人，無法挽回對被害人的危害后果；損壞或丟失了不可復原之物，如官印、旌旗、官文書之類；私渡關津，私習天文，以及官司失錯，已經行刑等，皆不在自首原罪之列。由此可見，唐律關于自首原則的規定已十分詳盡完備。

3、對犯罪未遂行為的處理原則

有所了解即可。

4、對累犯與再犯的處理原則

秦朝、唐朝均有該制度。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發或已被決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被官府判決，構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均加重處罰。

5、對共同犯罪的處理原則——區分首、從原則

唐律規定，兩人以上共同犯罪稱為共犯，“造意為首，余并為從”，造意者依律處斷，隨從者減等處罰。但對于謀反、謀大逆、謀叛（已行）及強盜等，則不分首從，一律嚴懲。

還有一個看一下，就是秦朝已有對教唆犯罪的規定。共同犯罪中，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處罰。

6、正當防衛原則

在《唐律》中已有這樣的的規定：“諸夜無故入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若 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斗殺、傷二等。其己就拘，執而殺、傷者，各以斗殺、傷論。” 這段話的含義是說，如果在夜里無緣無故地闖入別人家里，要打四十大板。主人當場殺死闖入者，不以犯罪論。主人明知他人不是有意侵犯而將其殺傷，以斗殺、傷 之罪減輕處罰；闖入者已就縛后主人將其殺或傷，則各以斗殺、傷之罪論刑。其中不僅有關于正當防衛的內容，甚至還規定了防衛過當。

有所了解即可。

7、“重其重罪”與“輕其輕罪”的原則

相當于現在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8、誣告反坐原則

誣告的社會危害性比較大，故制訂誣告反坐制度。

四、罪刑法定主義原則與比附、類推原則的矛盾

（一）罪刑法定原則

1、西周：罔厲殺人原則：不亂罰無辜、罪刑相應

2、《尚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按：倫，判例；要，法律條文。又：“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孔穎達疏曰：“明開刑書相以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3、秦代的立法原則為“事皆斷于法”，故其立法是一事一例，廣設條款。

4、《晉書·刑法志》載劉頌的上疏說：“又律法斷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

5、《唐律疏議·斷獄》：“諸斷罪皆須具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

“諸制敕斷罪，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后比，若輒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

《唐律疏議·擅興》：“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舍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后，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其疏議曰：“若違犯軍中號令者，軍還以后，其所違之罪，在律有條者，仍依律斷。直違將軍教令，在律無條，軍還之后，不合論罪，故云：‘無條者，勿論’。”

————有所了解即可

（二）比附、類推原則

1、《尚書·呂刑》：“上下比罪。”《尚書正義》注：“上下比方其罪。”《禮記·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玄注曰：“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曰：“比，例也。”

2、《荀子》：“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3、《漢書·刑法志》：“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4、《唐律疏議·名例》：“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最有典型的是唐朝。

5、清朝：依法定刑與有限類推并存，類推原則的限制條件更多、更嚴格。

————注意唐和清即可

矛盾之處在于雖然各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但是各朝也適用了類推原則，同時大量的令、格、式等的存在，使得罪刑法定原則行同虛設，有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限制。

此外，時效制度與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等體現了古代刑法原則一定程度上的科學性。

第二篇：中國古代刑法

古代刑法 黥、劓、笞、杖、刖、臏、宮

黥（qing）是古代的肉刑，即墨刑。是古代五刑之一。即用刀刺刻犯人額頰等處，再涂上墨，作為懲罰的標記，用來懲治犯有輕罪的人。古書記載：“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寫的就是墨刑，即黥刑。

劓（yi）也是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種割鼻子的刑罰。這種刑罰大約起源于商代。《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行之四年，公子虔，劓之。”

笞（chi）刑也是指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種用小荊條或小竹板抽打臀、腿、背部的刑罰。隋代把它定為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杖刑是一種用大荊條制成大竹板抽打臀、腿、背部的刑罰。隋代把它定為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刖（yue）刑是古代的一種酷刑。是一種砍掉腳的刑罰。“昔卞（bian）和獻寶，楚王刖之”一句中記載的就是這種刖刑。

臏（bin）刑是古代的一種剔去腳蓋骨的一種酷刑。《漢書·司馬遷傳》“孫子臏腿”即指臏刑。

宮刑是破壞人的生殖機能的一種酷刑。司馬遷曾受宮刑。

2大辟、炮烙、湯鑊、車裂、凌遲、腰斬、棄市

大辟是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種砍頭的刑罰。商、周、春秋、戰國等時期，為死刑的通稱。

炮烙（pao luo）相傳為商代紂王所用的一種酷刑，是把人放在炭火中燒的一種酷刑。

湯鑊（huo）也是古代的一種酷刑，即把人投入到滾湯中煮死的一種酷刑。

車裂也是古代的一種酷刑，即將人頭、四肢分別拴在五輛馬車上，同時分馳，撕裂肢體。也稱“轅裂”，俗稱“五馬分尸”。“秦惠王車裂商君”。商鞅就是受車裂之刑而死的。

凌遲是古代最殘酷的一種死刑。五代時開始在刑法之外另設立凌遲一條。宋代凡是犯所謂“大逆”及“逆倫”等罪的人多用此刑，元代將凌遲（俗稱“剮刑”），正式列入刑罰之內，明清兩代沿用。

腰斬也是古代的一種酷刑。即將罪人從腰部斬斷。《史記·商君列傳》“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

棄市是古代在鬧市執行死刑，并將尸體暴露在街頭的一種刑罰。秦、漢、魏、晉各代，這種刑罰極為流行。隋唐兩代以后，雖然沒有列為刑罰種類，但是執行死刑，一般都用棄市。

第三篇：中國古代學校演變

中國古代學校演變

學校的產生

中國的教育是在原始社會誕生的，最初是漁獵和農耕等勞動技術的傳授，傳說中的“燧人氏教民鉆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結網捕魚”，“神農氏教民制耒耕作”，就是一種證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教育與生產勞動走向分離，成為一種專門的活動，需要在專門的場所進行，這就出現了學校。

文字記載顯示，約在公元前17世紀以前的夏代已經出現了學校，如《孟子?滕文公上》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稱的學校，可能擔負著不同的教育任務。

目前，我們能夠比較清晰了解的是周代的學校，因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過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維護。大體說來，西周時期的學校分為“國學”和“鄉學”兩種。“國學”是設在周王朝都城和諸侯國都城的學校，供大貴族子弟就讀；“鄉學”是各地設立的地方學校，供普通貴族子弟就讀。按照學習的程度，又分為“大學”和“小學”兩類。小學是啟蒙教育，除了識文斷字以外，還要學習禮節儀式、音樂舞蹈、騎馬射箭、書寫計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大學則在小學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以便日后參與國家治理。設在周王朝都城的大學叫做“辟雍”，規模較大，分作五個部分，“辟雍”居中，四面環以圓形水池，水南叫“成均”，學習樂舞；水北叫“上庠”，學習典籍；水東叫“東序”，學習干戈；水西叫“瞽宗”，學習禮德。中間的“辟雍”則是天子親臨講學的地方。設在諸侯國都城的大學叫做“泮宮”，規模較小，規定只能環繞半圓，稱為“泮水”。以上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控制，培養貴族子弟，一般庶民和奴隸都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官學”。私學的興起

公元前8世紀以后，周王朝的統治逐漸衰微，各地的諸侯國逐漸強大，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教育制度也隨之變化。國家對“官學”的控制力逐漸喪失，許多典籍開始流落到民間，一些通曉詩書的知識階層開始在社會生活中活躍起來，這就是我們習慣上所說的“士”。這些“士”憑借自己掌握的知識，聚眾講學，發表政見，力圖為社會改造和發展指明一條路徑，產生了許多思想流派，“私學”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孔子就是這種“私學”的創建者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黃金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教育史的黃金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與稷下學宮的出現是那個時代思想與教育繁盛的明證。諸子百家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斗的政治局面，為擁有知識財富的“士”提供了活躍的舞臺，他們面對社會變化與發展，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由于他們各自的見解不同，又分別聚攏一些弟子宣講與傳授，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就是習慣上所說的“諸子百家”。

“百”是個約數，不是實數，表示很多。“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崇尚“禮樂”、“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養，傾向于積極進取，漢代以后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意識，影響中國文化數千年。“道家”以老子、莊子等代表，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強調“道法自然”，棄仁絕義，清靜無為，無為而治，傾向于消極退守，與儒家形成明顯對立，但在后來的發展中互相影響，成為影響僅次于儒家的思想流派。“墨家”以墨翟為代表，主張不分親疏，人人互愛互助，反對不義的侵略和兼并，提倡尊賢和節制用度等，強調功利，重視實踐，因而涉及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力學、光學等領域，當時與儒家并稱“顯學”，可惜后來衰微。“法家”以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為代表，主張強化君主專制，以嚴刑峻法治國，內部分為不同派別，而韓非集法家之大成，為建立統一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根基。此外，還有辯論名實問題的“名家”，研究軍事問題的“兵家”，提倡陰陽五行學說的“陰陽家”和以縱橫之策游說諸侯的“縱橫家”等等。稷下學宮

戰國時代的齊國為了培養和延攬人才，實現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在都城臨淄設立了一座學校，因位于稷門之下，故稱“稷下學宮”。學宮不但有規模宏大的校舍設施，還有相當正規的教學活動和十分嚴格的規章制度。由于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的方針，就讀者只發議論而不擔責任，因此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活躍，學派林立并存，各派之間圍繞天人關系、古今之變、禮法、義利等問題展開辯論，四方游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最盛時期的游學之士多達數千人。至齊威王、齊宣王時代，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成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戰國時期的名士鄒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學習，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職，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學宮的“祭酒”（學宮的最高領導人）。古代學校的兩大系統

古代教育也是兩條腿走路，即官學與私學。兩個系統又擁有不同的學校。古代官學 太學與國子監

太學原本指周代設立在天子都城的學校，也稱“辟雍”。到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長安設立了國家最高學府，取名“太學”，以五經博士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歷經發展，到公元一世紀末的王莽掌政時期，太學弟子已多達一萬余人，到公元二世紀的東漢中期，設立在洛陽的太學，就讀學生竟多達三萬人，可見中國古代官學規模之大。公元278年，晉武帝在太學之外，又設立更高一級的“國子學”，招收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入學，而原來的太學，則招收六品以下的官員子弟。

國子監由晉代的國子學發展而來，至公元六世紀，隋文帝改國子監為“國子寺”，統一管理國子學、太學等，爾后又將國子寺改為“國子監”，唐代沿襲舊制，在國子監下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等不同類型的學校，稱為“六學”。六學之中，國子學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太學吸收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其他則吸收低級官員子弟，還可吸收一定數量的庶民子弟，同時還有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外國學生前來留學。唐代以后，國子監幾經變化，到明代成為兼有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兩種性質的東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學，成為國家唯一的最高學府，職權范圍已大大縮小。國子監的教師分為“博士”和“助教”，他們的最高領導人仍稱為“祭酒”，副手稱“司業”，協助祭酒工作，以下有“監丞”，負責制度和紀律；“典薄”，負責文書財會；“典籍”，負責圖書資料。凡是入監讀書的學生統統稱為“監生”，因出身與入學方式各異而有不同的稱呼。現存完好的國子監在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國子監的舊址。古代私學 私塾與書院

私塾在古代又稱“學塾”、“教館”、“鄉塾”、“家塾”等，歷史淵源很早，《尚書》中已有記載，單稱“塾”。西周時期，塾是鄉學的一種。一般認為，孔子創立的私學就應當屬于“塾”。“私塾”的名稱是近代以來的事。按照施行教學的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館”兩類。蒙館的學生主要為兒童，重點是識字和啟蒙；經館的學生則主要是成年人，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應對科舉。私塾在設置方面，又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等。義塾是公益性的，面向清貧家庭的子弟；族塾則屬于宗族內部辦學，往往設在宗祠內，招收本族子弟就讀；家塾是富家大戶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自設館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不拘姓氏。私塾教師的文化水平懸差別很大，既有名師大儒，也有粗通文墨的平庸之輩。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發展緩慢平穩，私塾的教學形式與內容也很少變化，大量存在的私塾為古代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有點類似今天的私立大學。它最早出現在公元639年的唐代初年，是一個私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其后，唐朝中央政府設立“書院”，用于收藏和校勘圖書。到公元十世紀中葉的宋代初年，作為教育機構的書院才真正興起。這是因為國家統一之后的文教事業還處于落后狀態，而廣大讀書人又迫切希望通過求學獲取功名，這就為書院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并很快出現了書院教育的第一個高潮，后來隨著理學的興起，到南宋時期又出現了書院教育的第二個高潮。公元十三世紀元朝建立后，加強對書院的官方控制，使書院教育逐漸走向官學化。公元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隨理學的又一次活躍，出現了書院教育的第三個高潮，而在公元十八世紀的清朝建立后，書院已完全被官方控制，演變為官學的附庸。

總觀書院教育，其教學內容與官學并無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講解理學為根本，除了名師講授，注重學生自學，同時提倡學術自由和辯論，這都是書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點所在。歷史上最著名的書院是北宋初年的四大書院：石鼓書院（在今湖南衡陽市）、岳麓書院（在今湖南長沙市）、睢陽書院（在今河南商丘市）和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廬山），另一說有嵩陽書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而無石鼓書院，其中，以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影響最大。

白鹿洞書院是我國最早開展講學的書院，在江西廬山五老峰下，唐代已是名流李渤的讀書場所。公元十世紀時建為“學館”，宋代初年改為書院，到南宋理學家朱熹來此主持和講學，白鹿洞書院才聞名天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明確規定了如何為學、修身、接物，為書院教育奠定辦學宗旨，并為其他后起書院所遵循。目前書院舊址保存基本完好。岳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岳麓山下，公元976年創建，后不斷修葺擴建，至南宋時張栻、朱熹等大儒在此講學，學生多達千人，名播天下，為傳播儒家文化，培養瀟湘人才貢獻巨大，歷經滄桑，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現仍為湖南大學校址，是名副其實的千年學府。

新式學堂的興起與古代學校的終結

新式學堂：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清朝末年，興起向西方學習先進生產技術的“洋務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也催生了中國的近代新式教育。1862年，首創“京師同文館”，研習外語，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隨后，洋務派在各地又興建船政學堂、水師學堂等技術和軍事學堂，這些學堂與舊有的官學、私學已有本質不同。1895年以后，隨著“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和“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的設立，現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各種科目的學堂如雨后春筍出現。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廢除科舉考試，舊式教育宣告正式結束，近代新式教育正式走上前臺，原有的各級官學和書院紛紛改為新式學堂。新式學堂的培養目標已不是各級官吏，而是通曉專業技術的人才；學習內容已不是原來的四書五經，而是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能；教學方式和學習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

古代學校教育被新式教育所取代，這是歷史的必然。但古代的教育也留下了寶貴的教育智慧，能夠為完善我們今天的教育，起到積極的作用。

大學的產生

在歐洲的中世紀學校非常少，在基督教控制著全部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時候，只有非常少量的、非常小規模的學校是建在修道院里的和由教會直接掌控。他們基本上不研究私塾的學問，也不探究自然的奧秘。由于歐洲和阿拉伯的交往，特別是兩次大翻譯運動，提供了大量的新鮮的知識到了歐洲。這個時候歐洲的學者迫切要求能夠有一種新的心態，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活動方式來接納和搜索這些文化。于是在歐洲世界出現了最早的大學，最早的大學出現在今天意大利的普羅尼亞。在1800年普羅尼亞三所職業學校，一所是法律的，一所是醫學的等，這三所學校聯合起來成立了一所大學。這個大學是由學生掌握大學的領導權的，由學生給教師發工資，由學生決定到底聘用哪一位學者做教授，而且學生有權力讓教學效果不佳的教授離開。

在公元1160年的時候，巴黎圣母院教會辦了一所學校叫做巴黎大學。在1167年的時候，在巴黎大學學習的一群學生回到英國，創辦了牛津大學。又過了幾十年，牛津大學的一部分學生和教師，不滿意牛津大學的主張，就分離出來了，自己又創辦了劍橋大學，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四所大學。當時的大學主要是修四門課程，神學、文學、法律和醫學，一般修三到四年就可以本科畢業了。如果還要繼續深造，還有四門課可以修，就是數學、幾何、天文學和音樂，修完這四門課以后就可以獲得碩士學位了。大學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它為探究人類智慧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思考、研究的場所。日后，人類許多重要的思想，新的科學發展和重要的技術都在大學里出現的。美國第一所大學——哈佛大學

15世紀末由歐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意大義航海家哥倫布開辟出來以后，歐洲人紛紛遠涉從洋，來到時美洲這塊奇異而軍事富饒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7世紀初，首批英國殖民到時達北美東海岸，在那里開拓了自己的“伊甸園”新英格蘭。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受過古典式的教育。為了讓他們的子孫后代后代在新的家園也能受到這種教育他們于1636年在馬薩諸賽洲的查爾斯河畔首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學府——哈佛學院。1780年即美利堅合眾國建立的第4年，已經有140多年歷史的哈佛學院升格為哈佛大學。

世界上最早的學校誕生在蘇美爾，這就是“泥版書屋”。這所學校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埃及最早的宮廷學校還要早1000年左右。

20世紀3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安德烈·帕羅特在兩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馬里發掘出了一所房舍，被認為是現今發掘的世界上最早的學校。這所房舍包括一條信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44英尺、寬25英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房中沒有講課用的講臺，但發現了很多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這所房舍靠近王宮，附近還有泥版文書的儲存地，因此，考古學家推斷，這是一所學校，建造時間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人類最早的學校。如果這一推斷正確，那么美索不達米亞的學校要比古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出現宮廷學校早1000年左右！

第四篇：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變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論

原始社會土地是公有的，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土地制度也開始發生了變化，由原始社會的氏族、村社公有轉為奴隸主國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國奴隸社會的開端，經過商、周的進一步發展，土地成為以井田制為標志的奴隸主國家所有。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奴隸制的逐漸解體，社會各階層對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趨強烈，進入春秋戰國之時，土地私有戰勝土地國有而蓬勃發展起來了。

我國封建土地私有制產生于春秋戰國，到秦漢最后形成，為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早期階段。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三種形式組成，并在不同的歷史時一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階級斗爭的漲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總是占著支配地位。

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有了重大發展，鐵器得到廣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隸紛紛開墾荒地，這些新墾之地，為開荒者隱瞞下來，成了私田。私田的產生，土地國有觀念動搖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劇增長，到末期出現土地買賣，此時奴隸主也更熱心于私田的擴大和經營，各國先后進行了稅制改革，放棄土地國有的井田制，承認了土地私有制。

戰國時期各國都實行改革和變法，商缺兩次變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它標志著占統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結束，土地私有制已經形成。這一時期，地主階級雖已形成，但人數還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數量也不大。

秦漢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發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頒布命令:“使黔首自實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權的確認和保護。秦滅六國后，對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沒有干預，雖下令遷徙各國舊貴族和豪富，但他們占有的土地狀況并未改變，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連降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給地主階級以沉重打擊。

西漢政權建立后，采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使農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土地兼并，至西漢末年土地終于引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顛覆了西漢政權。東漢政權建立后，為了限制豪強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強竟發生武裝暴動，度田不了了之。以后東漢政府再也沒有推行干預地主私有制的政策，東漢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斷發展，出現了戰國秦漢時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前期為封建土地所有制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一時期是歷代封建王朝對土地所有制關系進行國家千預極為頻繁時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發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國長期戰亂，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無主荒地，曹操為了解決急需的軍糧和普遍存在的饑荒間題，將這些無主荒地轉化成國有土地，實行屯田。西晉建立后，屯田制罷廢，貴族官僚爭相侵占官田，豪強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國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發展。十六國時期，使北部中國遭受嚴貢破壞，豪門大族趁機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規模龐大的田莊，這不利于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皇權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試圖將所有權不同的各類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納入國家統一分配的軌道，但卻沒有撼動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均田制受到破壞。后來北齊、北周雖重新頒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隨唐兩朝基于建國之初荒閑土地大量存在，為使流亡的農民回到土地上進行生產，實行賦役制度，繼續推行了均田制。隨唐兩朝的均田制對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給予限制，農民也得到了一點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況，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隨著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葉徹底崩潰。總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著與過去明顯不同的特點，這一時期政局變動大，土地制度隨著也幾次變動，可以說是秦漢至明清土地制度變動最大的時期，也是國家對土地占有進行干預最頻繁的時期。從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階段。這一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擺脫國家法權的強力扭曲，土地自由買賣已沖破了漢唐間政治上的干預和社會

傳統的制約;: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隱蔽到公開，以更大的勢頭向前發展著。均田制弛壞后，封建國家采取“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的政策，以莊田制經濟為特點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發展，并且延續到明清。兩稅法的實行，標志著均田制為莊田制所代替，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中又一轉扳點。北宋建立之初，自耕農有所發展。但趙宋政權認為“富室連我汗陌，為國守財爾……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買賣無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較之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主田莊迅速發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來長期積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問題，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得到了調整和緩和。但明中葉后“毋許兼并”又變成一紙空文。土地兼并產生的流民問題，最終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清統治者鑒于明朝滅亡的教訓，對官僚地主的特權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華北大規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經濟手段通過買賣占有土地。

綜上所述，中唐以降，“兩稅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這一變化，不但徹底結束了長達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標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擺脫“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買賣、轉移、繼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種較為自由發展的形式進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時期，地主階級千方百計購置田產，形成了累千上萬畝的大地主，實通絕了地主階級獨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權轉移方式上，幾隨著唐宋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由買賣漸成地權流動的主要方式。雖曹一度以圈占、投獻等強制手段奪取土地還相當嚴重，但隨著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通過買賣日益成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徑。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帶來的變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貴族地主擴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現和發展是地主制經濟充分發展的標志。在土地的經營方式上官私莊田契約租佃關系日益普遭，隨著土地私有權的日益深化，佃戶手中的使用權亦在向長期化方式發展，形成了永佃權，以及土地關系中資本主義萌芽新因素的滲入，勞動者與土地結合由超經濟強制發展為經濟強制。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現的新特點。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標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變

奴隸社會

土地公有制為原始社會，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國君交納貢賦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們為了爭奪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廝殺拼打，亂的不可收拾。此時，大禹已經建立起

確立土地私有→按畝納租稅（少）、按人丁負擔賦、役（重）, 基本上是以稅人為主，人身控制嚴格。

其間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國土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王田”里當牛做馬，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時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國有制→以人丁為主負擔均田制、租庸調制（庸在隋出現，唐朝取消年齡限制，保證了農民的勞動時間）、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是三位一體。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強，地主進行土地兼并→國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實（均田制徹底崩潰，租庸調制無法實施）→780年實行兩稅法（戶稅和地稅、時間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動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現，地主在大規模的莊園中實行分工合作的勞動，有利于封建經濟發展。

兩稅法實際上是在國家承認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據土地資產向地主征稅，性質上屬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

北宋王安石變法之方田均稅法

募役法是對“庸”的繼承和發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稅法是對兩稅法稅地的繼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戶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貧瘠收取賦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這些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1581年，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改革賦稅制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賦役合并、將田賦、徭役、雜役分攤在田畝上，即役歸于地、量地計丁、計畝征收、折銀征收。說明了封建國家重視土地的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重視人口。而折銀征收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清朝的攤丁入畝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固定丁數的基礎上，推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徹底解決就丁、田并征的雙軌制征稅形式，從而完成了自唐代兩稅法以來我國封建賦役制改革——并役于賦、人頭稅歸于土地稅的歷史進程。1712年，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丁數，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松弛，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階級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促進康乾時期經濟的較快發展；隱蔽人口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促進了我國人口增長。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會

氏族公有，集體耕種，平均分配

2、奴隸社會（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齊耘

（1）實質：國王所有的貴族土地所有制

（2）表現：① “公田”：貴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給農夫，只有使 用權，沒有所有權

（3）內容：①一切土地名義上屬于國家公有；②國王把土地層層分封給各級貴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轉讓和買賣；諸侯要向國王交納一定的貢賦。

（3）瓦解：齊·管仲，相地而衰征；魯·初稅畝，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變法，承認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推動地主經濟的發展。

3、封建社會（戰國—1840）

私有制為主體的多種土地所有制 國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農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強地主、士族地主）。土地來源：占有公田轉私，獲賜，兼并買賣（主要）。

租佃關系：戰國產生，漢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明清時期，租佃制普及全國，成為農村經濟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態：勞役－實物（宋）－貨幣（明清）農民雇工自主權積極性提高。

人身依附關系：東漢豪強地主形成田莊，田莊的勞動者與田莊主形成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之后依附關系越來越減弱，特別是明清時契約納租方式確立后。解脫出來的農民，生產自主權提高，提高了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體（截止1952）

（1）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農民個體私有，平均主義。（2）辛亥革命：平均地權（理念）

5、國民革命時期（1924—1927）

目的：為發動農民反對軍閥。政策：耕者有其田（口號）。

影響：有利于開展農民運動、反對軍閥統治。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6、十年対峙時期（1927—1937）

目的：為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農民土地所有制。

路線：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響：鞏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使廣大貧雇農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調動了他們革命的積極性。

7、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進行根據地建設—大生產運動（抗戰時期中共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軍墾屯田。

①目的：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

②影響：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健康發展，成就顯著。農業和工商業的產值迅速增長，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軍民生活明顯改善。大生產運動使根據地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

難時期,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2）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團結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②影響：中共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改變了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認了地主土地所有權、地主對農民的債權和租佃關系。但對地主的封建剝削又進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這一措施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解放農民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即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有利于團結地主抗日，鞏固了抗日統一戰線。

8、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

目的：調動廣大群眾革命積極性

政策：1946-5《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變減租減息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 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耕者有其田。影響：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

認識：變革土地制度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廣大農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決土地問題，就不可能把廣大農民真正的發動起來，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在國共政權十年對峙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國內矛盾，分別制訂了切實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為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而制訂的減租減息政策已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要求，為了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中國共產黨制訂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土地革命綱領。

9、建國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土地所有制，按勞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區農民迫切要求獲得土地；為了徹底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③特點：采取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④影響：1952年底全國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徹底廢除；廣大農民翻身解放，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農民土地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規模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針和原則：積極發展穩步前進、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進。

③過程：互助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勞動）→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完全社：土地歸公、集體所有）

（3）1978 家庭聯產承包制（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大規模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

②方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改革后新體制實行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③性質：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④實質：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使農村獲得生產和分配自主權。

⑤意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凋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改革逐漸向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發展。它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條件。

第五篇：中國古代首飾的演變

中國古代首飾的演變-寶鑫珠寶

從發掘出土的文物小看，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中已出現了陶笄、骨笄以及骨簪等束發器。顯然，新石器時期首飾的種類比舊石器時期“山頂洞人”洞穴中發掘的原始項鏈擴大了許多倍，也進步了很多，不僅有發飾、頸飾，還有許多裝飾用的玉佩及梳頭用的骨梳。到了殷商時期，社會的生產力進一步提高，首飾的種類及造型更為豐富，除了大量的木制、骨制首飾外，玉石及銅器也廣泛應用在首飾制作中，首飾的造型精美，以雕刻、鑄造的工藝方法制作為多。

周代的首飾在此基礎廣進一步發展了，由于分封制的確立，首飾的佩戴法也有了一定之規，在各種禮儀活動中人們所佩首飾都有一定的要求，在首飾的造型上，比前代更為生動細致。多以現實生活中所見的動物及人們幻想中的動物形象結合起來”

春秋戰國時期戰事頻繁，服飾較前代有所變化。各國已經不完全遵守周太子的制度，首飾都是以簡為主，多以腰間系帶佩玉，發上佩以簪釵作為裝飾。

秦漢時期服飾變化發展較快，西漢除年服飾以金鐵串結而成的項鏈，顯示出漢代金屬工藝。前期的金首飾中，有金鐵串成的項鏈數串，其中一串有小全珠193顆，小間的珠粒較大，并以小管壓成15粒不等的珠聯管，飾有100余顆模制的八方形珠，下垂一個花穗飾。整串項鏈均以金鐵串成，造型別致，技藝高超。

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的首飾以假鬢、步搖為多，俗稱珠松。這個時期的步搖、鈿、釵、鑷等頭飾發展得更加完善。另外，手鐲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并已有許多有關手鐲的記載。手鐲有條脫、跳脫、腕闌、臂釵、釧鐲等多種名稱，造型也很豐富。

隋唐時期，按照《車服志》中所說，后妃及命婦的服飾中必佩首飾。如皇家服飾中有白玉雙佩，十二鈿、大小花十二枝等。皇太子妃的首飾中鈿釵緇衣，首飾花減為九枝九鈿；按照身份的不同，花釵樹鈿的多少也就不同。

隋唐婦女的發髻式樣非常豐富，因此在婦髻上配有眾多的首飾，常見的有梳、蓖、簪、釵、步搖、翠翹、搔頭等。插載的釵梳多至十數種，除了金銀骨玉的簪釵外，名貴的象牙也披用于制鈿釵之用。當時，金粒鑲工藝從黑海沿岸的希臘地區傳到中國：用細小的金顆粒鑲嵌在光滑或浮雕金屬的表面，以形成各種圖案的裝飾藝術，這種工藝與金絲鈿工裝飾相結合，被廣泛地應用在唐代的首飾制作中。

在唐代，盛行在臉部額間貼以花鈿的裝飾，隋唐時期項鏈的運用已很普遍，以金、玉等材料為多，較為典型的是在西安出土的隋大業四年的一件金項鏈，佩戴者是一個9歲的貴族小女孩，殉葬品豪華奢侈。項鏈的“鏈條”由28顆金珠構成，每顆金珠上都鑲嵌著各色寶石，上有鑲刻著鹿紋的藍色寶石搭扣，下有雙層項墜，一層由金鑲寶石作成花形，另一層垂下一個滴露形的玉石。這件項鏈制作極其精致，在金玉寶石的搭配上取得丁良好的效果，顯得高貴富麗，體現出隋代的鈿金屬工藝的高超水平，瓔珞，又稱纓絡。梵音為“枳由羅”，原為印度的一種飾物，多以線繩穿連花朵佩戴于頭上或身上。隨著佛教藝術的傳人，在唐代大量出現，尤其以佛教繪畫、泥塑、石雕中多見，并與我國原有的頸飾、配飾相結合，產生了更為復雜美觀的樣式。

宋元時期中首飾的發展已臻于完善，工藝水平也愈加提高。此時期婦女所用首飾種類繁多，宮廷命婦首飾仍襲前制，按等級分類，名稱賂有不同。

宋代以后，巳出現了彈簧式的首飾結構，如宋代出土的彈簧式“套鐲”，造型是以扁圓形的金銀條做成螺旋圈，有的多達數十圈，在圈上還雕刻有相關的花紋。

明清以后的首飾，多為大家所熟悉，出土的首飾以及流傳下來的首飾很多，明代命婦的首飾比前代更為豐富，如皇后禮服冠上飾九龍四風，加大小花十二枝，冠兩側各有十二博鬢，十二花釵，有的時期在此基礎上還要加飾珠玉鋼花、金龍翠云、并垂朱滴。皇太子妃、親王妃及公主等人的首飾物也各有規定。

明清時期的項圈、項鏈、瓔珞等首飾．制造得都很講究，有金制以金包玉和在金上鑲嵌寶石等方式，有的還在金項圈上附加一’些絲絳和垂件，婦女、男子均有佩戴。

從制作及藝術風格上看，明清時代的首飾有兩個相反的特點：一是復雜繁瑣，集各種名貴材料于一體，工藝制作的水平也很高，加以金為骨，在其上盤絲壘絲，鑲嵌珠寶；有的以玉為骨，包金鑲銀，梢雕細刻，還附加復雜的垂飾。二是極為簡補，不在金、銀坯上加飾任何紋樣和裝飾，金鐲銀圈或玉環由本身材料的質地展示出自身美感。另外，還有一種稱為“蝦須鐲”，它是一種細細的金環，鑲嵌著一顆大珍珠，看上去既清新又別致．介于繁復與簡樸之間。這種手鐲在明清時期為眾多婦女所接受，流傳了很長時期。

明清以后流傳下來的大量首飾，一般都采用深浮雕的方法，再精心裝飾上各種動物和花卉圖案，且充分利用了各種玉石的特殊效果，因此給人一種風雅得體的感覺。所用的寶石不僅以光澤和珍稀取勝，它還以顏色的適當配合見長。明代以后，玉石在首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盡管珍珠、碧空以及其他寶石都很豐富，但玉石特別是白玉一直是人們欣賞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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