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臺灣新聞自由如何認識

1.對臺灣新聞自由如何認識？

我認為，臺灣新聞自由雖然具有民主權利的價值意義，但是污染了媒體環境，新聞自由被濫用已經變成一種商業工具，新聞自由原本是民主政治之福，然而，由于政黨之爭，使得這個自由主義的新聞概念逐漸變質，發展到罔顧法律與危害公眾，置個人自由于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隨著媒體的數量不斷攀升，媒體在激烈的競爭中，媒體公共服務的功能不斷喪失，受商業力量驅使罔顧公共利益的行為愈演愈烈，新聞自由對公權利、私權利的侵犯，媒體為了爭閱聽率、發行量、收視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種手段搶新聞，由此造成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外交機密泄漏等公權利，隱私權、肖像權等私權利的沖突已屢見不鮮，臺灣新聞自由正在與媒體信賴度相背離，要想更好的發展臺灣新聞自由，必須擁有三個重要支柱：其一是國家雖然不能干預媒體內容，但其管制機構必須要避免特定媒體成為托拉斯，保障媒體市場公平競爭，以及公眾意見不必受單一企業牽制；其

二、記者在媒體內部必須能集體捍衛新聞專業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響；其三，公民力量必須能監督與抗衡媒體的不當報導，不要讓少數媒體支配我們理解世界的途徑，我認為臺灣新聞自由距離理想狀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篇：當代大學生對臺灣的認識

當代大學生對臺灣的認識 【提出問題】

對于臺灣問題，我們并不陌生。我作為當代大學生，對我國臺灣問題頗為關注。福建是我的故鄉，從小我們就對隔岸的臺灣有著不可分割的感情，“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這句話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烙下深深的烙印。隨著時間的變遷，我更加明白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過人民不可動搖的堅強意志。隨著香港和澳門的回歸，臺灣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作為當代大學生，對臺灣問題的認識又是怎么樣呢？本文對臺灣問題的概念進行了梳理，對我國對臺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當代大學生看待臺灣問題存在的缺陷以及今后建設方向應該有怎么樣的措施？

【分析問題】

對以上問題，我們采取了問卷調查的方式 調查對象：本校在讀學生 調查時間：2011年6月份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

一、對臺灣問題的認識（基礎知識）1.我心目中的臺灣

還記得小時候，親人從臺灣帶回許多禮物，有吃的、穿的、用的，就差沒把臺灣的房子搬回家了。說起搬回家不如說，實現祖國統一是我們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毫無疑問，臺灣的一切美景美食都吸引著我，我向往攜同家人赴臺灣旅行。臺灣對我來說同大陸一樣是中國的領土，神圣不可分割。我們可以友好的往來，全國同胞可以互幫互助。然而，臺灣缺成了我心中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臺灣什么時候回歸？臺灣回歸問題深深吸引著我去探討。2.臺灣問題的由來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臺灣問題是中國國內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1949年，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統治集團退居臺灣后，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政府對峙，因此產生了臺灣問題。3.臺灣問題的實質

臺灣問題從本質上講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設計中國是統一還是分裂的問題。中國人民振幅完全享有和形式對臺灣的主權，臺灣問題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4.大陸對臺灣現階段的發展狀況

從1987年至今，海峽兩岸交流答題經歷了單向交流、雙向交流和兩岸交流持續、穩定、有序地向前發展三個階段?，F在大陸與臺灣的發展呈現出良好的態勢，這無疑對兩岸同胞都是十分有利的。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并舉行會談，那是兩岸60年來的首次握手。而后來的海協會與?；鶗恼勁懈墙o兩岸人民統一的希望。

二、我國對臺政策

1.國對臺政策從“武力解決臺灣的方針”轉向“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

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軍開始炮擊金門。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們黨及時調整了對臺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決臺灣的主張。2.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1985年3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耙粐鴥芍啤暗臉嬒胱钤缡轻槍ε_灣問題提出來的，首先運用于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想干、澳門相繼回歸祖國，是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要步驟，對臺灣問題的解決有著重要的釋放作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內容就是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香港、澳門、臺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具體來說有以下十個方面的內容。

1）.一個中國。這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2）.兩制并存。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臺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

3）.高度自治。祖國完全統一后，臺灣、香港、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不同于中國其他省、市、自治區的高度自治權。

4）.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擔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5）.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民。臺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發展兩岸關系的重要力量。6）.積極促談，爭取通過談判實現統一。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就需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7）.積極促談兩岸“三通“和各項交流，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密切兩岸經濟、文化關系，實現和平統一創造條件。8）.堅決反對任何“臺灣獨立”的言行。“臺獨”將使臺灣淪為外國附庸，維護祖國統一事關中華民族的利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9）.堅決反對外國勢力插手和干涉臺灣問題。10）.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3.新世紀新階段對臺方針政策 2005年3月4日，胡錦濤提出了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系的四點意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

三、分析當代大學生對認識臺灣問題的調查結果（存在的基本問題）

調查結果：在被調查人群中有1/2的學生認為中國國力不夠強大，有1/2的學生認為應該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有2/3的學生認為臺灣回歸對我國的重要性表現在國防方面，有同學認為臺灣回歸還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

通過調查我得到了當代大學生對臺灣問題的調查結果（數據由網絡在線問卷調查提供）。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大學生對臺灣問題表示非常關注，并且當代大學生維護祖國統一表現出巨大的熱情，大多數學生表示會為祖國統一而努力，而奉獻。同時也發現當代大學生對于臺灣問題和相關政策的理解上存在一些不足，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當代大學生對臺灣回歸的意義缺乏獨立性的認識和深入思考。比如臺灣回歸對我國國防、經濟、文化方面都有重大影響。2.大多數學生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其不理性表現在不少人堆“和平統一”缺乏信心，支持武力統一。

3.大多數學生對臺灣問題都是以課堂知識為主，缺少自主能動性。對某些政治問題的認識還比較幼稚。很多大學生思想還比較單純，認識和行為脫節。并且對目前中國對臺政策缺乏相應的了解，對臺灣政治環境認識也很欠缺，表現出當代大學生政治敏感性不高。調查分析與總結：

隨著老一輩臺灣人的相繼離去，新生的臺灣人于大陸的聯系越來越少，對祖國的歸屬感漸漸減弱。不少大學生也清楚的認識到，解決臺灣問題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時間是緊迫的。所以加強文化交流，找到兩岸人民的共同歸屬感很重要。對于我來說，身居海峽西岸，兩岸雙方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武力相對對我們的感情傷害極大，我并不希望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但在對于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上也不反對武力。我希望臺灣能夠和平統一，回到祖國的懷抱。【解決問題】

四、對于調查結果中存在問題而采取的措施（應該采取的措施）作為當代大學生的一員，我覺得應該結合當代大學生的特征，在大學生對臺灣問題方面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進。1.臺灣同胞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應該增強對臺灣人民的認同感，不要因為一些政客的作為而疏遠臺灣人民，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不能讓中華民族不完整，不能讓中華文化殘缺，我們不能缺少臺灣。

2.我們應該加強理論知識的學習，努力替身自身的政治素養，以期待將來在臺灣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都是祖國的精英分子，肩負著祖國統一的大任，我們要努力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為祖國做貢獻。3.當代大學生行為與認識相脫節，原因主要在于高校存在著只重視大學生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和專業技能培養，而相對忽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培養的傾向，大學生綜合素質得不到健康全面發展，高校要把大學生培養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必須充分考慮大學生心理特點和行為特征，改變枯燥的教學方式，根據大學生實際請款開展這項工作。

4.要加強當代大學生的政治關心度，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加強對國家針對臺灣的政策方針的了解，對臺灣政治環境和臺海問題的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要深入解讀，學會獨立思考。個人對臺灣問題的感想：

臺灣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海峽兩岸僅一水相隔，兩岸民間交流、學術交流尤其活躍，大陸高校也積極組織赴臺高校交流學習。而陌生的是，我們對臺灣歷史、政治等的了解或許并不那么全面，片面的了解有時難免產生更多偏見。但是，我們海內外同胞的心愿就是祖國和平統一早日實現，臺灣問題和平解決，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

五、參考文獻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2009年修訂版）

第三篇：對臺灣廣告發展的認識

對臺灣廣告發展的認識

姓名：高鑫

學號：2008014009

對臺灣廣告發展的認識

關鍵字：臺灣時代廣告業做法影響

廣告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而且一個行業的發展的發展因素中，不僅需要經濟的支持，而且需要政治上的扶持，以及教育人才上的幫助。臺灣廣告業的發展就充分印證了這些觀點。

應該說，臺灣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奇跡、70年代的媒體解嚴開放、80年代的廣告多元時代、90年代科技媒體的匯流??，經濟發展、媒體演進與廣告投資三者間的互動關系，都在臺灣廣告的成長過程當中影響了臺灣社會變遷，臺灣廣告的發展是臺灣社會變遷的晴雨表。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對臺灣廣告業和廣告傳播的研究，就必然要把臺灣廣告發展和臺灣的社會變遷聯系在一起進行思考，才能充分并且深刻地領略臺灣廣告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學術界通常認為，近代臺灣廣告史開始于日本統治時代的報紙廣告。最早的成熟廣告出現在1896年6月17日創刊的《臺灣新報》上，其創刊不久即有總督府廣告刊登，可謂臺灣廣告的開始，至今已經發展了百余年。在這百年的發展史上，臺灣廣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五十年為日本統治時期，后五十年為戰后的發展歷史。關于戰后五十年臺灣廣告和現代社會變遷的發展階段的劃分，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劃分方式。王德馨以“民國”紀年為標準，把臺灣廣告的歷史發展區分為四個階段：五十年代以前的廣告萌芽時期，五十年代的廣告發展時期，六十年代的廣告發展時期以及七十年代廣告趨向國際化時期；而劉毅志、劉會梁則分為四期，第一期為掮客及萌芽期(1945-1954)，第二期為廣告代理孕育期(1955-1963)，第三期為廣告代理業成長期(1964-1980)，第四期為廣告代理業國際化期(1981-迄今)。鄭自隆在《廣告與臺灣社會的變遷》中，以編年史方式依據社會變遷與廣告發展狀況，劃分臺灣戰后五十年廣告發展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戰后萌芽期，1945-1957)；第二階段(廣告代理導入期，1958-1965)；第三階段(成長期，1966-1975)；第四階段(競爭期，1976-1988)；第五階段(多元期，1989——)。

從嚴格意義上說，現代廣告在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地區，是一片空白。當時臺灣地區剛從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百廢待舉，物質缺乏，當然也就沒有廣告業存在的土壤。1949年，趙君豪與丁宇人等首創大陸廣告公司，公司主要業務為推銷報紙廣告版面，因此被稱為臺灣掮客型廣告公司的開始?？乱甍i兄弟于1949年左右成立蕾克廣告公司，龔廠橋兄弟則于1946年由上海來臺為政府企劃，在臺北市舉辦“臺灣博覽會”，王石夫也于1954年創立東南廣告公司。這些廣告公司的業務范圍開始有所拓展，除承攬廣告工程，也從事設計、包裝等工作。但是，大部分都是通過媒介自身聘用的業務員來進行發稿和制作，廣告內容大都以平鋪直敘方式為主，廣告畫面亦以商品為主，再輔以人物或輔助性插畫。但總的來說，由于缺乏有效監督，流于夸大不實，導致民眾對廣告產生諸多的不信任。因此，此時的臺灣廣告我們只能說是處于臺灣廣告的萌芽階段。

1959年，第二屆亞洲廣告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在東京期間，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社長吉田秀雄積極向臺灣團成員介紹廣告公司對經濟繁榮的貢獻，并表示愿意協助臺灣建立廣告代理制度。吉田秀雄的鼓勵，再加上當時臺灣經濟逐漸起步，以及籌備中的臺灣電視公司，均促進了臺灣廣告事業的誕生。因此，1959年可以說是臺灣地區廣告事業發軔年。在這年底，溫春雄創立東方廣告社，這是臺灣地區第一家具有現代雛形的綜合廣告代理商，1960年改名為東方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其后眾多的廣告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需要說明的是，臺灣早期廣告事業受日本影響極大，除主要客戶為日商、主要商品為日貨外，創辦人大都具有日本教育背景，深受日本廣告教育影響，公司組織與管理風格也均沿襲日本模式。

20世紀60年代初期，臺灣地區的廣告公司規模都很小，多在10人以下，但普遍設置

有業務、媒介、設計等部門。這些早期的廣告公司一開始都沿著現代廣告代理制的路子去經營，不愿再重踏50年代純媒介發稿的老路子。60年代臺灣地區經濟已有較大復蘇，對外貿易開始有明顯的成果，大眾生活水準有了提高，使廣告公司的廣告代理業有了生存的基礎。當然，與廣告經營最有直接關系的是臺灣地區電視廣告新媒介的出現。1962年10月10日“臺視”開播，將臺灣廣告經營帶入了電視時代，也直接促成多家廣告公司成立，使得臺灣廣告經營步入真正代理商的時代。電視廣告的動感及畫面效果，引起了廣告客戶的極大興趣，紛紛加大對電視廣告的投入。電視廣告的興起還帶動了專業廣告影片制作公司的成立，使臺灣地區的廣告業開始有了對外分工的雛形。此外，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成立顯示臺灣正式走入外貿導向的時代，對臺灣經濟發展與國民生活的提升有絕對積極的貢獻，當然對廣告經營也有間接的刺激和幫助。1966年，在臺北召開第五屆亞洲廣告會議，這次會議使臺灣地區廣告界在經營制度、廣告技術改進及借鑒國際廣告新知識方面，都有巨大的收獲。

20世紀70年代是臺灣地區經濟大步起飛的時期。當時物價較為穩定，通貨膨脹率很小，民眾的消費大幅度增長。一些有實力的企業組成了企業集團，并大幅度增加對廣告的投入，廣告量的增長每年都以2位數提升。廣告市場的繁榮使大部分廣告公司得以發展，彼此之間維持著良性的競爭。1975年，臺灣廣告界成立了“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到了20世紀80年代，臺灣十大建設陸續完成，經濟發展迅猛。此期間，由于臺灣當局宣布放開市場，強調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鼓勵外商廣告業進入臺灣市場，從而使廣告業進入了競爭期。由于外資廣告公司的進入，使得本土性公司面臨強大沖擊，形成了這個階段有名的“洋土”紛爭或融合期。上奇廣告公司、李奧貝納廣告公司、智威湯遜廣告公司分別進入臺灣市場。1985年7月，臺灣奧美公司成為第一家由“政府”正式核準外資進入廣告業的國際代理商。發展到現在，全球20大廣告集團在臺灣幾乎都已建立合作的關系，臺灣已是跨國企業和跨國廣告集團的重要目標對象，世界排名前列的外國廣告公司奧美、智威湯遜、達彼思、靈獅、塞吉、李奧貝納、麥肯等紛紛在臺灣地區創辦獨資、合資公司。

臺灣現代廣告產業的發展過程，可以1985年第一家國際廣告公司——“奧美”在臺灣設立分公司作為分水嶺，把廣告市場區分為開放前和開放后兩個主要時期。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臺灣雖然沒有正式禁止外資投資廣告產業，但卻被國際廣告公司視為發展廣告市場的禁地，臺灣的本土廣告公司對外合作僅止于技術和業務關系。由于臺灣現代化廣告產業在建立初期得力于日本廣告公司的大力協助，因此，日本的廣告實務運作理念與作業模式影響臺灣長達20余年之久。誠如資深廣告人賴東明先生所言，經由模仿日本，臺灣的廣告公司不僅可以獲得經營廣告公司與廣告創作的Know-how，同時也可獲得日本品牌在臺的廣告代理權。據胡光夏先生的研究指出，影響國際廣告公司來臺發展的因素有五項，其中之一即是，臺灣因為沿襲日本的廣告作業方式，爭取和維系客戶大都以人情為主，影響以專業取向為主的西方國際廣告公司來臺發展的意愿。

1981年至1984年間，一些歐美的大型國際廣告公司，如奧美、麥肯、DDB、智威湯遜等開始來臺發展，并與臺灣的廣告公司簽訂合作協議。例如奧美與國泰建業、麥肯與聯中、國華與日本電通、葛瑞與華威等。由于此一時期的臺灣廣告市場仍未開放，對國際廣告公司而言，與本土廣告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是對新市場探路的最佳方式。一方面可以為既有的國際廣告主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針對新市場的潛力和未來合作對象加以評估，期望在廣告市場開放后，能取得并購原有合作的本土廣告公司。

據胡光夏先生分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吸引國際廣告公司到臺灣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五個：

1、由于臺灣經濟高度成長，國民年平均所得增加，且具有高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持續增加。

2、臺灣當局受到美國壓力，持續降低進口關稅，再加上臺幣對美元的升值，使進口貨

品售價降低，民眾消費能力相對的大幅提升。

3、臺灣當局為追求自由化與國際化，陸續開放其國內的服務業市場，其中包含廣告業。

4、當地企業為了應對在國內日益增強的市場競爭，以及增加在國際上的品牌知名度，對擁有know-how和全球網絡的國際廣告公司需求日益殷切。

5、一系列的政治與媒體改革措施逐漸實施，如解嚴、解除報禁、開放電子媒體等，使媒體的廣告空間大增。

1985年廣告市場開放后，國際大型廣告公司陸續來臺設立據點。國際廣告公司由于挾著豐富的資源與靈活的國際網絡等優勢，在臺的市場占有率(指綜合廣告代理商經手的總廣告量)逐年攀升，從1985年的8%市場占有率，到1996年起，國際廣告公司的整體市場占有率已超過七成以上，其中歐、美廣告公司占五成，日本廣告公司占兩成以上。另一個更殘酷的事實是，到了90年代末前十大廣告代理商的排名中，僅剩下一家純本土廣告公司。以1999年為例，毛收入排名前十大的本土廣告公司，只有聯廣公司一家。

由此可見，臺灣廣告市場開放后，廣告產業已經充分地被“國際化”了。到了90年代末期，跨國廣告集團在臺灣采用的一種新的經營方式，是經由廣告公司內部服務項目區隔，收費切割，將媒體部門獨立成媒體代理公司，也就是從公司內的一個作業部門，獨立成一個能獲利的公司，它為集團下各地分公司訂立新的游戲規則，改變各國廣告市場結構。原先廣告市場是廣告公司、廣告媒體和廣告主三者達成生態上的平衡，現在增加了媒體代理公司，成為四者的關系。跨國廣告集團對臺灣廣告產業的影響進入了媒體代理公司階段。外資主導的媒體代理公司對于臺灣整體廣告市場有極大影響，不僅廣告公司內部的資金轉移、人力流動、技術轉移等都深受外部產業結構的影響，而且媒體代理公司對于臺灣整體廣告市場的影響更為深遠，包括廣告公司本身，傳播媒體和廣告主都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臺灣廣告的發展，也明顯地更多地受到媒體變革發展和科技飛躍的影響。1992年“公平交易法”的實施，1993年開放廣播電臺的申請，同時通過有線電視法，1993年到1996年三年之間民營電臺共核準了84家，進入了廣播業的戰國時代，1997年第四家無線電視臺“民視”開播，1998年“公共電視”開播，1999年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臺灣媒體發展經歷了一場大變革。同時，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形成新的傳播方式以及促進新媒體的誕生。在科技挑戰與媒介環境變遷的情況下，臺灣的新興媒體如互聯網、戶外媒體、移動媒體??在過去十余年中，發展更是驚人。僅以有線電視而言，臺灣僅花了8年(1992-1999年)時間，普及率從28.9%成長到80.5%。有人觀察臺灣報禁開放10年后的媒體發展，即以“臺灣的媒體奇跡”一詞來形容，同時指出，90年代初期的戶外媒體，90年代中期的賣場媒體，1995年的地方廣播電臺，1996年捷運站內的廣告以及1995-1996年的互聯網都屬于這一波新興媒體潮。而近年，互聯網在臺灣發展近幾年非常迅速，2007年底，臺北市因特網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IAMA)數據顯示，2007年臺灣網絡廣告規模估計達49.50億新臺幣，較2006年成長33.87%。預估2008年的狀況，臺灣網絡廣告規模將達到新臺幣59.86億，成長幅度預估為20.92%。

臺灣廣告的成長伴隨其歷史社會的發展。近幾年大陸的廣告業也在迅速發展，大陸廣告公司大多經歷了由廣告社到美術設計公司，再到專業廣告公司的演變過程。大陸的廣告公司也應多向臺灣的廣告界學習借鑒，將散點聚集，運用整合傳播觀念，以成立集團化的全面廣告公司為目標，更加系統化，工程化，已達到世界大規模廣告公司的標準。

再者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雖然國外的廣告業非常發達，思想先進，但廣告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全球性的傳播，缺乏自己特色的廣告是走不遠的。中國有自己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因此我們就要很好的利用這一點，弘揚中國深遠高潔的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時尚元素結合，做出自己的特色。

奧美曾說：“雇傭巨人，奧美才成為強大的公司，反之則會變成侏儒公司。每位主管都

有責任不斷培養自己的接班人?！蔽覀兇箨懸矐e極重視廣告人才的培養，不斷完善廣告教育體制。不管制度如何的完善，公司如何龐大，資金如何的雄厚，沒有廣告人，沒有可以制造創意和將其實現的人，那什么都是空談。

第四篇：談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需要付出代價

李泳 新聞2班 35號 什么是新聞自由？通常指政府通過憲法或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本國公民言論、結社以及新聞出版界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但是在中國，新聞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自由？

我們可以看下在中國新聞自由所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報》歷史評論版編輯朱蒂因4月11日編發在該版的歷史評論《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而遭停職處理，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批示。

●對中國政府持批評立場的香港《蘋果日報》周三報道，中國政府禁止該報采訪報道上海世博會。報道稱，世博會開幕在即，當局對該報的10多份采訪申請依然還未做出決定。中國當局已多次拒絕發給該報記者報道大陸舉辦活動的許可證。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該報實際上也被排除在外。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該報有2名記者獲得報道許可證，但其中一名在入境時先是被拒，后來才被允許入境。（美聯社）

●張宏，是位于北京市的《經濟觀察報》網站的副主編，由于他聯合了13家媒體共同發表社論，呼吁改變中國戶籍制度，而被開除。這是一次警告，它預示著敢于質問國家政策的媒體人將受到懲罰。（紐約時報）

●《財經》主編胡舒立，2009年11月9日從《財經》雜志辭職。原因是胡舒立任《財經》雜志主編11年期間，秉筆直書，觸動利益集團，指出阻止經濟改革的瓶頸，而且，《財經》的獨家報道加速了中國一些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網。（時代周刊）

●前高校教師四川異議人士左曉環因參與維權行動和不定期在網上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本周一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并被抄走電腦等物品。（RFA）●因為中國作協指責重慶媒體報道作協在重慶開會期間豪華鋪張，與事實“不符”，因應行政壓力，《重慶時報》和《華西都市報》先后“被道歉”，相關記者被解聘。（Facebook）●師濤，中國新聞記者、詩人、作家，因為通過雅虎發了一封政府文件給海外網站，2005年，被政府控以“竊露國家機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F正服刑中。（維基百科）看著這些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們，其下場都不是好下場。因為危及到了所謂的國家安全，所以作為新聞工作者有言不能發。中國的報紙媒體都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稍有較為偏激或者言論過于自由的文章發表都會受到打壓，甚至是嚴重處理與此相關的一部分人。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民意是我們政府的基礎，先于一切的目標應當是維護這一權利；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边@段話也許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會擁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及美國在各方面都在全球占有領先地位。

新聞自由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難以脫離。實現中國的新聞自由離不開民間社會的努力爭取，臺灣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臺灣人民可以自由地在媒體報紙網絡上自由言論，發表自己想要發表的心聲，可以毫不留情地評擊社會以及政府的腐敗。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需要有大部分人支持、抗爭與吶喊。倘若我們只是一味的爭當良民和順民，那么自由很難或者在很遙遠的未來都不會降臨到我們的社會當中。因為在所謂的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之間，政府往往都是保障國家的安全為先而舍棄新聞自由。不僅僅是在中國，就連在以民主為上的美國也是如此。美國有部電影《真相至上》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在面對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兩難選擇當中，政府毫不猶豫犧牲新聞記者從而保障所謂的高高在上的國家安全。即使是小題大做，即使是殺一儆百，政府永遠都是難以挑戰的權威。追求自由令人望而生畏。但是，還是會有人不斷地貢獻在新聞自由的道路上的，就算前方的路途再坎坷也會堅持走下去，我堅信。

第五篇：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變遷與現實困境探析

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變遷與現實困境探析

謝清果 張漢麗

2012-7-24 20:18:24 來源：《臺灣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記者無國界組織”發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稱，臺灣地區的新聞自由超越了美國和日本。[1]追溯臺灣新聞變遷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不同時期其自由的狀況及其表現形態差異很大。本文從戒嚴統治時期、解嚴后及政黨輪替后三個不同的時期，梳理了臺灣新聞的歷史變遷，并探討其現實困境的成因，以期為理解臺灣新聞開放的歷史與審視其現狀提供理性指導。

一、極權統治時期的臺灣新聞

極權統治時期，臺灣新聞喪失了“第四權”的本義，僅僅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而存在，言論、新聞自由成了虛無的鏡花水月。

(一)“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無法伸張。臺灣“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出版之自由?！逼渲械摹把哉撟杂伞?、“出版自由”概念表明“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然而在解嚴前，臺灣新聞自由僅僅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而存在，新聞自由無法得到伸張。戒嚴統治時期，為有效地控制當時社會和民眾，國民黨政府不僅施行“限張、限紙、限證、限價、限印”一報五禁的“報禁”，進行文化清潔運動對新聞進行嚴密管制，還實施了《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通稱〈九項禁令〉)》、《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出版法》等一系列嚴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審議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賦予行政機關可以不經司法審判，對報刊警告，罰款，停止發行，撤銷登記等處分之權利，對新聞自由帶來很大傷害。”[2]出版法一直是鉗制臺灣新聞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廢除。在威權體制下，“新聞媒體與政府的關系極不平等，國民黨威權政府從上而下的控制新聞媒體，讓新聞事業發展過程倍極艱辛?！盵3]雖有“憲法”保證言論、出版自由為基本權利，但在當時政府不僅以政策、法令規定媒體的目標、任務，介入媒介管理，而且還制定了媒體審查制度；軍事單位還介入到媒體檢查工作中，對新聞媒體實行嚴厲的事前請示、事后檢查制度，更有黨部組織對新聞機構進行嚴密的監控，新聞自由成了鏡花水月，遙不可及。(二)新聞媒體淪為極權統治“侍從”。對于新聞事業的所謂“反動言論”，國民黨統治機器有許多制約的法寶，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撤銷登記，甚至逮捕負責人與撰文者。[4]國民黨政府一面操控、鎮壓大眾媒體，另一方面又利用媒體向人們塑造特定的意識形態，為民眾建構特定的世界觀，企圖讓人們接受權威統治，放棄抗爭，并將權威控制視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為了讓新聞媒體俯首稱臣，成為極權政府的“侍從”，國民黨政府對媒體“不同聲音”進行打壓迫害。當局根據尚未公布的《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志圖書管理辦法》條文，勒令言論最尖銳的《公論報》?？?，首開臺灣政治迫害新聞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報》、《中國時報》、《民族報》、及《民眾日報》?？⑷谓型！蹲粤⑼韴蟆?、《經濟日報》休刊，各報均遭不測；國民黨還制造了劉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長事件以及電臺總經理劉晉鈺案等傳播界層出不窮的文字獄，制造了傳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極權政府對從事媒體事業人員進行輔助、獎勵和優待，以收買人心，讓新聞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國家機器面前低頭。政府對媒體的輔助、獎勵與優待，散見于出版法與出版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條，以及郵政法、郵政規則、新聞電報規則等與其他的相關法規。具體做法有以下幾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請外匯、辦理新聞記者出國、新聞出版品傳送優惠、交通優惠措施等六項。并通過暴力改組《公論報》、爭奪《工人報》發行權、《聯合報》退報運動等手段爭取媒體，“國家不但透過報禁及如出版法、廣電法、懲治叛亂條例在內的各種法令規章，限制媒體的發展，同時扮演媒體規范者與推動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論、規范媒體內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種獎勵措施使其順從政府意志，更甚者，結合(國民)黨、政、軍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體經營或控制資本及人事決策權”[6]，以使媒體完全臣服為政府的傳聲筒。

(三)極權管制中的新聞：尋求正當化的傳播途徑。面對新聞自由備受管制、新聞媒體幾乎喪失其社會功能的局面，新聞界只能在威權統治下積極尋求傳播的正常渠道，為新聞自由的伸張而不懈的進行各種努力。

國民黨政府威權時期制造文字獄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聞界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其間最早與黨國機器相異的聲音來自對《雜志不得設記者》禁令的反對。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發雜志業者與政府長期不休的爭議，首開“異聲”先河?！爸腥A民國雜志事業協會”屢次選派代表向“內政部”陳情，還在1969年2月4日以“國協字”第一五八號代電致“內政部”，請求“內政部”變更一六七九九號解釋的《雜志不得設有記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華民國雜志事業協會”還提出《雜志社記者問題之研究》的報告，從法理、事實和性質等三方面提出雜志應設立記者，卻遭到新聞處更嚴厲的懲處。此場爭議歷時10年之久，1988年新聞局長邵玉銘才宣示“政府對雜志設立記者的管制，應依出版法規定辦理，并應將新聞記者法與違反出版法之相關法令排除?！盵7]該宣示為雜志設立記者帶來了一線曙光。1991年，新聞局舉行出版業的新聞聯誼酒會，邵玉銘當面告知“中華民國雜志事業協會”理事長，“雜志社不得設記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舉是臺灣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重要勝利之一。

“隨著臺灣內部政治改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反對意見發聲的媒介也應運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對運動相互支援的現象，”[9]從1974年到1984年這10年里，臺灣一共出現了55種不同名稱的異議政論雜志，聲勢和數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這些雜志不斷沖擊敏感的政治話題和當局禁忌，挑戰國民黨政府的言論尺度。

此后，新聞界也以各種方式尋求極權管制下的新聞自由途徑，如各界強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廣播電視法，成為臺灣管理廣播電視事業第一個立法的法令，明確權責分配，廣電業務歸新聞局廣播電視處管轄，頻道使用和規范歸“交通部”總管，結束了臺灣廣電事業“無法無天”的日子，電子媒體這才“脫離以行政命令為最高法源管理電子媒體的模式?！盵10]

二、解嚴之后的臺灣新聞自由

1988年報禁解除后，臺灣新聞業進入迅速發展時期，報刊、電視等媒體數量激增，言論相對開放，進入了一個自由化競爭的時代。

(一)“后報禁”時代第四權理論的出現。進入政治多元時期后，臺灣的威權體制日漸被“黑金體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錢勢力通過介入選舉、關說等途徑利益，伴隨著金錢、派系控制的強化，媒體意識逐漸覺醒，受西方新聞自由理念的影響，很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傳播教育、研究的學者，希望媒體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權”，在社會當中擔負起輿論監督的重任。

林子儀在《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中首次肯定新聞自由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并以“監督政府”的第四權理論建構“新聞自由”理念，主張新聞媒體有別于一般人民言論自由那種“個人的基本權利”，而是一種“制度的基本權利”[11]。此后，學者沿用第四權的概念，強調媒體“第四權”的權利，寄希望于媒體發揮監督輿論，引導受眾的社會功能。第四權的聲張彰顯了媒體在公共利益領域的突出作用，“憲法”保障“新聞自由”這一基本權利，目的在于使新聞傳播媒體成為三權之外的“第四權”，發揮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等制度性功能。林愛翎就曾提到“民主化與商業化在今日的臺灣推動著人們與社會之間產生新進的關系，媒體為其中意義的傳遞媒介，在呈現社會真實的同時，也受到商業與政治兩股勢力的影響，并扮演民主社會中第四權的角色?！盵12]

但新聞媒體事業的運作十分復雜，而且特別易受政府的操縱、壓力等，傷害到新聞媒體獨立自主性。臺灣媒體在走過傳統的威權政治全面掌控時期后，按理應該努力從政治“傳聲筒”逐漸轉變為民眾“良友”的角色。無奈的是，受禁錮的臺灣“第四權”還沒有獲得完全的解放，就開始受到臺灣政治力量與商業力量的雙重沖擊。原來備受媒體打壓的對象試圖取得媒體的經營權，政府、財團對于媒體的管控也日漸增加，新聞媒體在享受“無冕之王”美譽的同時，又如何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其在“監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該接受他方的監督？對此，吳文成提出了“第五權”的概念，“我聽到的說法就包括：網路是第五權，電子媒體是第五權(相對地，平面媒體是第四權)，學術界是第五權，媒體觀察相關的基金會是第五權，目前比較順耳的說法是，民眾是第五權。但是不管如何，新聞媒體的確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眾制約，而所謂的第五權絕對不應該是來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機構?！?/p>

[13]

(二)“第四權”的商業化、市場化。新聞媒體報禁解除之后，媒體的數量不斷攀升，但對政府施政能力的監督力度卻并未相對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買”的傾向。以有線電視為例，其發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銷、政治選邊站以及新聞專業的紅色警報等四方面的爭議性問題。資深媒體工作者吳恕認為，“置入性行銷完全扼殺了媒體的監督功能。而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以被賦予第四權，就是要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如果政府可以透過金錢操控媒體，影響民眾的正確判斷，事實上是阻礙了民主的正常運作，跨越了媒體與政府間的均衡界線?！盵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時晚報》與《聯合晚報》賣掉整個頭版，在一版同時出現了中國信托的全版廣告。新聞被廣告取而代之，這在臺灣的媒體歷史中還是第一次，引發了學界和業界的爭議。作為媒體生存的主要來源，廣告控制新聞已屢見不鮮，許多大商家看準媒體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發之際即以廣告預算對媒體進行新聞控管；媒體為了獲得更大利潤，新聞內容往往會優先選擇有“興趣點”的災難、情殺、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來報導，徐佳士就認為“第四權”的本義已經被誤解、誤用，甚至歪曲，媒體的利益導向取代了“第四權”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節前，裕隆汽車的勞資爭議案發一個多月仍無媒體問津，“究其原因，因為裕隆汽車一向是國內汽車廣告的大宗客戶，造成媒體在新聞處理上可能有潛在性的壓力?！盵15]這實在不得不說是媒體的一大悲哀。公眾期待新聞媒體準確而公平的進行報道，以“第四權”監督政府和社會，為社會的發展獻策出力，推動民主化的進步。但解嚴后，臺灣媒體的公信力不升反降：親民黨籍臺北市議員王育成的“腳尾飯”影帶；TVBS記者自拍的《周政保嗆聲錄影帶》；還有2004年3月，電視臺在“總統”大選開票之夜集體灌票造假，欺騙受眾的丑聞等等。這些都讓臺灣媒體的“新聞自由”蒙上了一層灰色，新聞自由的濫用不但導致媒體公信力急劇下降，也引來了學界和業界的持續批評。

(三)“新聞自由”公共服務意識覺醒。隨著媒體的數量不斷攀升，媒體在激烈的競爭中，媒體公共服務的功能不斷喪失，受商業力量驅使罔顧公共利益的行為愈演愈烈，新聞自由對公權利、私權利的侵犯，媒體為了爭閱聽率、發行量、收視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種手段搶新聞，由此造成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外交機密泄漏等公權利，隱私權、肖像權等私權利的沖突已屢見不鮮；新聞廣告化、出賣版面、植入式行銷等等都備受批判。

解嚴之后，臺灣媒體出現過一段百花齊放的競爭，但隨之而來的是商業掛帥，收視率、發行量凌駕一切，廣告主掌握媒體生殺大權，“在整個轉化過程中，公眾利益有時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時卻被擺放在一邊。”[16]在新的社會背景下，極權政治力的遠去并未讓媒體得到真正的自由，資本力的制裁和約束，讓媒體的新聞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種管制。學者們對此也開始進行了反思，“過去，我們向集權政府要求新聞自由，現在，享有了新聞自由之后，我們才突然驚覺，原來要求媒體負起社會責任的工作，遠比爭取新聞自由還要難。”[17]因此，學者提出，媒體應成為公共服務的社會公器，徐佳士曾對臺灣媒體亂象進行批評：“在這種風氣下，讀者利益便被犧牲了。第一：缺乏純凈的，客觀的，平衡的報道，讀者既無法認識環境的真相。所謂‘知的權利’喪失殆盡。第二：對于一切新聞事件，是是非非已經被記者們下了定論，讀者的判斷權利也被剝奪了?！盵18]

三、政黨輪替后的臺灣新聞自由

2000年，臺灣舉行第二次“總統直選”，陳水扁勝選，民進黨執政，臺灣首次完成政黨輪替。政治陣營及國家認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對媒體的操控，使得臺灣新聞自由在政黨論題后出現了新的變化。

(一)新聞自由“第四權”的淪喪。政黨輪替后，臺灣經濟進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業率亦創新高，媒體首當其沖，發行量、廣告量直線下降。為轉變經營困難的現狀，各大報幾乎全面“蘋果化”，采用大圖片，強化膻腥色新聞，將新聞廣告化，甚至出賣版面接受政府及企業的置入式行銷。媒體與政黨關系的全盤顛覆，而快速轉變的臺灣政治、經濟結構，還改變了媒體和政黨的互動方式。這段時期的媒體“第四權”，已經完全馴服于政治力及商業利益。

媒體內部的壓力來自于經營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老板為牟取經濟、政治利益會選擇迎合閱聽人的最低級需求，讓媒體阿世媚俗，生產受眾喜歡的娛樂化、低俗化的內容。盡管部分較有歷史責任感的媒體工作者也希望將使命感融入媒體，“傳道授業解惑”以幫助世人認清局勢，引導受眾更好的使用媒體信息，但媒體的發行量、閱聽率一旦未達媒體老板盈利的目標，又會招致媒體老板的責難，新聞工作者只能在這樣兩難的境地下做出“正確”的選擇。

除了媒體內部的控制外，商業、廣告主也逐漸入駐媒體的運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體特定的立場鉗制了新聞工作者外，日趨資本化及商品化的報業市場仍難逃商業巨獸的吞噬。廣告主發行商業及通路業者，以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左右新聞報道時有所聞，且有變本加厲之趨勢。新聞工作者所謂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現實壓力之下，圖謀有限的發揮空間?！盵19]資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體的人中命脈，讓媒體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為了媒體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亂源之一”的渾水。廣受爭議的是政治力對媒體的控制，不同政黨陣營以廣告收買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體進行宣傳等。

但是，總體上看“繼自由化之后，臺灣媒體對民主整合的兩個重要指標——參與和競爭——開始發揮了積極的貢獻。在這段期間，執政當局逐步檢討，改善相關法案，意在創造一個更自由的媒體環境，不過除非媒體的控制權能夠突破壟斷性的局面，政治議程的扭曲，依舊限制了政治的競爭和參與?！盵20]無法擺脫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體發展的軟肋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受媒體老板、政黨人物政治力及商業主三方的制約，臺灣媒體第四權還是對臺灣社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體(尤其是有線電視與地下電臺)開始通過電波頻道提供異議資訊和觀點，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節目形式，給市民帶來了更多更廣的參與社會在政治過程的機會。自由化的媒介環境不僅帶來了言論自由的較大發展，觀眾可以打電話參與討論政論節目，更有專門惡搞政黨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論節目，民眾可以在一定程度通過媒體“發聲”，實現民主參與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發展也催生了臺灣媒體的發展；最后是“第四權”發揮“監督政府”對選舉、制衡、政黨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進，盡管部分媒體各自有獨自的政治立場，在報道中也難免有所偏頗，但對于選舉、制衡、政黨政治卻有著實實在在的監督作用。

(二)新聞自由之媒體批判意識的覺醒。媒體在掙脫威權時期極權政治統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黨的操控。政客們都熟知媒體的特性，他們通過隨時設定媒體感興趣的議題掌握媒體的方向，還采用植入式行銷的方式運用媒體進行自我報紙；而隨著媒體市場化的發展，媒體為了廣告收入，為了發行量、閱聽率，不得不做出犧牲，更是給政客們提供了可以對媒體予取予求的機會。

責任感是媒體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會責任，所以媒體可以為了政治立場不同而誤導和扭曲真實，再根據錯誤的‘事實’大肆評論?！盵21]而這些扭曲、錯誤的訊息由于大眾媒體的巨大影響力，會逐漸變成“事實”，還可能誤導受眾以訛傳訛，讓人們不禁質疑：臺灣媒體為新聞自由貢獻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體跟進的現狀告訴我們，媒體已經不再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先鋒，而成為了黨派人士發表政見的場所，新聞自由擴張的空間僅僅是媒體跟進政治的步伐推波助瀾的重要工具。

政黨輪替時期的媒介之獨特形態還在于政媒兩棲的奇特現象：“立委”可能變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體相抗爭；而媒體人介入政治的現象也不再新鮮，這些人在媒體、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導致媒體在結構、品質和專業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諸多弊病。與此同時，長期以來媒體都將權力爭斗、立場對立放在新聞報道重心，藍綠兩黨成了政治報道的主角。加上解嚴后很多新聞道德的基本倫理都尚未來得及建立，使得媒體倫理約束力十分薄弱，對媒體報道的倫理道德管制也相對無力。政媒兩棲、政治報道單一化等問題不僅會影響媒體的威望，還將影響到整個公民社會的建立，并極大地傷害民主化的進程。

在媒體亂象日益突出的現狀下，除了社會上普遍要求新聞界承擔社會責任的呼聲外，各行各業、士農工商也開始承擔起監督、批判媒體的社會責任。學界和業界對于“第四權”提出質疑，認為如今臺灣媒體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視了“社會公器“的性質，為了生存一味的進行市場化導向的發展，不但不尊重新聞界的專業規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長此以往逐漸養成了積重難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社會各界對于新聞媒體第四權淪為政治特權，臣服于廣告主及侵犯隱私權、“國家機密”等公私權利的種種指責，“大法官”提出了要給媒體新聞自由“減壓”的要求。臺灣在《“大法官”議決釋字第656號解釋》中，提出了“媒體自由權的‘減壓制度’必要性”，在該解釋書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聞自由的概念，“究竟媒體的言論比一般人民所為的言論，不論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會有不同的‘憲法’意義。‘憲法’對新聞媒體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論權外，尚有新聞自由保障的‘加持’，而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關涉‘國家’民主憲政發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憲法’最高度的保障(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意旨參照)。”[22]但該解釋書同時提出，由于媒體的特殊性質，社會應給予寬容，適當為媒體減壓，“對于必須廣泛提供各種信息給多元社會下品味不同、關心點不同、教育程度、專業不同??等讀者需求的媒體，就必須考慮其必須‘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業特色，否則就會被消費市場所淘汰。故對于媒體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譽的發生概率，一定比來自于個人言論自由的濫用來得頻繁。因此，為保障新聞自由，使媒體能夠履行其憲政秩序所賦予的任務，應當衡酌其‘行業特色’所可能帶來的高度風險，而給予適度的‘減壓’”[23]。

不論是威權統治下新聞工作者不懈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還是解嚴后媒體百家爭鳴打破壟斷的言論空間、釋放禁錮的民間活力的表現，抑或是政黨輪替后媒體新聞自由的亂象，都源于臺灣社會結構的變遷?？傊梢哉f，臺灣新聞自由的發展對臺灣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

注釋：

[1]中國國情咨詢網，《臺灣新聞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www.tmdps.cn/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灣亞太圖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頁。[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臺灣媒體第四權》，臺灣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4]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2002年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第128頁。

[5]徐泳平：《新聞法規與新聞道德》，臺灣世界書局1993年版，第471頁。

[6]王震寰：《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鄭瑞城編著，《解構廣電媒體》，臺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頁。

[7]王洪鈞：《對雜志社設記者的芻見》，《臺灣新聞事業發展證言》，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98年版，第691頁。

[8]編輯小組，《新聞局會報已肯定雜志社可設立記者》，《“中華民國”雜志年鑒一九五○-一九九八》，臺灣“中華民國雜志事業協會”1998年12月，第128頁。

[9]李旺臺：《臺灣反對勢力——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10]薛化元：《戰后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1945-1988)》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年版，第38頁。[11]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灣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頁。

[12]林愛翎：《媒體公民教育理論與實踐初探》，2003年政治大學廣電系碩士學位論文。

[13]吳文成：《傳播媒體的子彈會轉彎——淺談近來新聞傳播現象》，轉引蘇嫻雅《臺灣的媒體：第四權與公共利益》，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學位論文。

[14]吳?。骸吨萌胄孕袖N殺了媒體監督功能》，臺灣《聯合報》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張旻：《當媒體碰上衣食父母》，臺北新聞記者協會《目擊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蘇嫻雅：《煞不住的下沖列車：臺灣媒體批判》，臺灣米羅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頁。

[17]姚人多：《建構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與社會》，臺灣時報文化基金會主辦，《再造公與義德社會和理性空間研討會論文》，第233頁。

[18]徐佳士：《記者？主筆？》，臺灣《中華日報》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黨政力量松手，報業向商業靠攏》，臺北新聞記者協會《目擊者》2000年1月號，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燁：《危機與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與臺灣電視》，臺灣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頁.[21]李旺臺：《媒體亂象誰該負責》卓越新聞基金會“報禁解除二十年”研討會論文，轉引自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關鍵力量的沉淪——回首報禁解除二十年》，臺灣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頁。

[22][23]臺灣第6865號《“總統府”公報》，2009年5月27日。

(作者謝清果，哲學博士，歷史學(傳播史方向)博士，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后；張漢麗，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08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