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愛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劇命運的根源

張愛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劇命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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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讓書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個共通的悲劇命運呢？

首先讓我們先粗略對那個剛剛開始興起的思想變革的時代進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國的一批有著先鋒思想的知識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禁錮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的男權至上的觀念，并從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來。因此出現了一系列解放婦女的切實行動：如廢纏足，興女學，反對包辦買賣婚姻，出現了職業女性??這些變革對于封建傳統的否定是相當激烈的，對于打破封建制度對女性的壓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在張愛玲筆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惱、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骯臟、彌漫著窒息的腐爛的氣味。“幾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帶著‘原罪’的意識緊緊依附著男性，男性成了她們生活中的唯一陽光。”⑸婚姻是無愛的，它脫離了感情的范疇，披戴著諸多的枷鎖。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這是由于剛剛過去不久的時代與思想上的變革留給她們的僅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變，她們的意識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綱五常不止讓男人們認為女人只是他們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沒有超脫這種認知的念頭。即使她們開始讀大學，開始接受教育；開始找工作，開始人生新的起點；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異國文化熏陶，但是最終無一不是找個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們區別于無知村婦的上述資本都成為了她們日后談婚論嫁可以勝券在握的籌碼。當然，每個人都有同命運抗爭的本性，舊時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張愛玲沒有忽略女性自身對于命運的把握與爭取，她們嘗試過、她們努力過，但能夠供她們選擇的道路實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觀念把她們追求幸福、實現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們生活的主旋律。張愛玲無情地嘲弄著婚姻的意義。在她筆下，“人世間沒有愛，有的只是滿目的蒼涼，形形色色的女人，為婚姻，為女子最大的職業而戰的荒涼，真是華麗與熱鬧深邃處透骨的荒涼。”⑹她筆下的女人們拼命的追求著婚姻，到頭來得到的都是軀殼。婚姻在張愛玲筆下是無愛的，有愛的婚姻是痛苦的，愛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愛的誘惑。婚姻是枷鎖，妄想用它來鎖住別人，鎖住愛情，都是不可能辦到的，結果只能毀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幾對婚姻都沒有愛，曼楨與世均由相知而相戀，愛得純情真摯，無利益計較，無物質牽掛（這是張愛玲作品中少見的）。然而他們無法逃出厄運的魔掌，曼楨陷于親姐姐曼璐所設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來套住自己的男人，鎖住婚姻。曼楨在受盡凌辱逃脫魔爪后，帶著滿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無望中放棄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與自己不愛的翠芝結了婚。可憐的曼楨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聽憑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們從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難看到，這些悲劇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她們為自己打造的，她們把改變命運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降生于人世以來，社會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觀、價值觀也正是如此，她們根本不可能從自己狹隘的生活背景中覺悟到要去憑借自己抗爭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們實現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疇里。這也就形成了張愛玲書中絕大多數女性人物的共通點，那就是都企圖通過婚姻來找尋自己的終生幸福，實現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經濟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夠滿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這便形成了張愛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終走入其悲劇命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經出現了很多受過大學教育甚至是留過學的所謂“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楨等人，舊中國發達地區的西風東漸已經允許一個女子受高等教育，這可以稱作是一種進步，但這是否從根本上把女性從封建桎梏中解脫出來了呢？是否真的喚醒了女性沉寂了幾千年的自我意識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進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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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因為所有女性都同時被束縛于舊社會的傳統道德標準之下。從一開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們表明一個女人要獲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須依附于她們身體與靈魂的主宰者——她們的男人，不管過程如何，女人的最終歸宿都應該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從根源剖析這些都僅僅是表面的。她們可以暫時的用工作來維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終身的命運寄托在職業上，因為社會不能認同這樣的生存方式。當中國的第一批職業女性在社會上出現的時候，從以曼楨等人為代表的獨立女性的堅強背影中，我們發現和體味到了無盡的辛酸與無奈。不能否認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確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女大學生參與革命，投身寫作等。但舊中國幾千年來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還是把大多數的人捆綁在了舊道德的旗幟下，洋裝和短發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扎根于人物意識深處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女人理所當然應該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對于男性，妻子只是社會道德約束下的一件擺設、一個物件，大多只意味著門當戶對與傳宗接代而已。就是這樣一個觀念束縛著中國女性走了幾千年的道路，在西風東漸的三四十年代，雖然出現了反對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對于傳統觀念的沖擊，但對于所有人來說，也僅僅是開始于一小部分人的開端，并沒有對社會的大多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有任何的改變。

其二、另一個舊道德標準就是女人的貞節觀念。在歐洲，女權運動用種種激烈的方式來打破這個如同中國女人的小腳，歐洲婦女的裙箍一般對女性的種種束縛，來為女性爭取自由。但在中國，女人們默默的理所當然的承受著由男權社會以“男權至上”為標準為她們量身打造的種種“酷刑”。而所謂的“從一而終”、“貞節牌坊”不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觀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無法磨滅的烙印。如《十八春》中當曼楨的母親在得知女婿強奸了自己的二女兒時，她的反應是讓人心寒的——她要女兒就將錯就錯地嫁給鴻才，女人的從一而終不僅讓她默認了這樣的安排，更在有意無意中將女兒推入了無盡的深淵。

為什么這樣陳舊腐朽的道德標準會束縛中國女性如此長的時間呢？我們在深想一步：《傾城之戀》中的流蘇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熱諷，是因為離婚后的她幾乎是身無分文了；《金鎖記》中七巧一生的悲劇也來自她對于金子近乎變態的瘋狂的迷戀；《十八春》中曼璐企圖用曼楨套住的并不只是鴻才這個人，更多地是鴻才的錢，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經濟地位上的被動。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從父”；長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從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從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兒子，就是所謂的“從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順從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維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個時代的女性命運是不會，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劇的。再反觀現今的女性為什么能憑借自己的一雙手開創屬于自己的一片獨立的天空呢？就是因為她們有相當高的經濟地位，她們能夠利用自己與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識與能力來爭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個時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強，就是因為她們的思想受著舊道德標準的束縛，她們的行為被約束在了經濟地位的被動上，她們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經濟上支持她們的人——男性身上，她們要得到社會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會賦予她們的規則生活。這就是張愛玲小說中女性人物悲劇命運的根源所在。

【轉貼】論巴金小說《寒夜》中曾樹生的女性形象

? 曾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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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綜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時期一部具有代表意義的中篇小說。抗戰勝利后，“在貴陽的茶館里，在北碚館微弱的燭光下，巴金用茶碗蓋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賬草紙，一口氣寫出了三部深刻細致的作品：《憩園》、《第四病逝》、《寒夜》。”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歷來不衰。從現有的資料看，關于《寒夜》的評論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單篇論及《寒夜》的文章幾乎沒有。因此，本文關于《寒夜》中曾樹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獻綜述主要是以新時期以來可見的評論文章為參照系。

20世紀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學的致贊辭這樣寫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實，而并不顧及美。”真實地反映抗戰勝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過反映普通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從而反映當時整個社會，這是評論界較為一致的看法。事實上，《寒夜》這部作品也確實折射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在對婆媳關系的分析上，此階段的評論文章僅僅是從較淺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從更加多元化的角度來分析此種矛盾的實質。

從某種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顯，也很難調和。但對此種婆媳矛盾的緣由，以及曾樹生到底為何出走這樣的事實，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則很難把握曾樹生的女性形象的時代性和她身上體現出來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來，女性解放作為“人的自覺”和個性解放的一個內容，一直都是廣大女性追求的目標。《傷逝》里子君排除萬難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來的生活并不象當初想象的那樣美好，子君的結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樹生較之子君具有進步性。在《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與覺醒后的困惑——〈傷逝〉與〈寒夜〉女主人公比較》這篇文章里，作者認為如果把“人的覺醒”作為現代性的標志，那么曾樹生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性無疑更高：“作為獨立的女性對愛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體自我覺醒的一個方面，并非全部。”“與子君恰恰相反，曾樹生與汪文宣同居后還堅持著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樹生與婆婆的矛盾更深層的是現代家庭觀念與傳統家庭觀念之間的沖突，正如《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一書的作者認為地那樣，是兩種不同形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機制之間的沖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婦道還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兩代人的選擇自然不同。

不可否認，在曾樹生個人自覺的同時，她拋棄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從她個人的角度來說，她的行為具有時代進步性；但如果從人道主義關懷的角度看，她的行為又受到一些評論者的置疑。在《反叛與歸依：在痛苦中掙扎的靈魂——論曾樹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從人道主義關懷的角度認為，婆媳兩人的行為其實都是自私的，就連汪文宣也痛苦地請求她們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對于曾樹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認為曾樹生的選擇是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在當時的情況下，無論選擇人道主義還是個性主義都將有遺憾。《反叛與歸依：在痛苦中掙扎的靈魂——論曾樹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國現代社會中人的覺醒、人的現代性發展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局限性。

家庭內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間大矛盾還是其他？有人提出了與上述觀點不一致的看法。從

個性主義角度看，曾樹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現狀的性格決定的，但同時家庭的內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論〈寒夜〉的現代性》一文中，作者拋棄了婆媳矛盾論，而認為家庭內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兩人的情感危機。“現代主義的作家在努力擺脫沉重的舊倫理教條的同時，也在試著營造一種新型的倫理，這種倫理比之傳統的倫理來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種程度上，巴金將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懸置在傳統的道德規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對其進行情感的拷問。”因此更具有現代人道關懷。

以上是從人的覺醒的現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樹生出走背后隱藏的深層的現代特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對女性主義理論著作有了譯介，有研究者開始運用女性主義理論，從性別角度切入，對曾樹生的女性形象進行分析。劉慧英的《樊籬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權批評解讀巴金的〈寒夜〉》是較早運用這種理論來解讀的文章，此后用類似角度分析的評論陸續出現。女性主義將女性與男性的性別關系放在家庭與社會的生活場中進行考察，她們認為此種關系往往隱含著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獨立人格意識顯得尤其重要；女人選擇的依據不再是母親或妻子等傳統的角色定義，而是依據女人這樣的身份，從而擺脫對男權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強，對抗性也強。在《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與覺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視角綜敘》、《不同生命欲求之間的沖突——重讀〈寒夜〉》、《〈寒夜〉重讀》、《從〈寒夜〉中曾樹生的出走看婦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誤讀——對周蘩漪、曾樹生認知錯位的思考》、《〈寒夜〉忍無可忍塑造的陰影——論巴金創作中的南權意識》、《面對〈寒夜〉一種性別關系的研究》、《曾樹生形象的女權主義解讀》等文章中，作者均認為，在男女主體之間相互平等、自由、各負其責的關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樹生在家庭和個人的兩難選擇之間

雖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從女人的獨立性作出了選擇。

? 曾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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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一文中指出，這中選擇同時也是人的一種考驗：“樹生對自我和個人的選擇的意識形態式強調，同時也意味著對個人責任的高度承擔。”但也有評論者認為曾樹生的選擇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進貴在《重讀〈寒夜〉》中說：“從表面上看，曾樹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經濟自主的能力，有辦法讓兒子念最好的學堂。但實際上，曾樹生仍然處于弱勢地位，她的選擇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選擇。”另有評論者則運用愛瑪?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義的觀點對曾樹生選擇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讀。“高德曼認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義是在于使女性獲得幸福的生活。而當代女性以性別歧視為依據，這就偏離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顯然，從曾樹生出走又回來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獲得在愛瑪?高德曼以及這位作者看來應當是個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取舍。

不管是從現代性角度還是從性別角度來考察,他們從社會學的視角進行評論,不乏精道之論。作為一位極具人道主義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說里往往流露出對人性和人物命運的超越時代的關照情懷。小說《寒夜》便具有該種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評論者則用超越時代、超越性別的眼光，將曾樹生的命運上升到哲學思考的高度。在《兩難選擇的悲劇：對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認識》一文中，作者這樣反問：“如果子君外出謀業，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或許他們的婚姻就不會走到盡頭。可是在《寒夜》里，雖然曾樹生經濟獨立，她與汪文宣的自由戀愛、婚姻還是歸于失敗。可見經濟并非唯一的原因，這是否意味著個體本身也是悲劇的制造者？”評論家洪治綱在《悲憫與體恤——讀巴金的〈憩園〉與〈寒夜〉》一文中，則從

悲憫與體恤的角度探討了曾樹生等一群人物的命運。“在《寒夜》和《憩園》中，巴金對人性的體悟，既有對人性中社會屬性的考察，也有對人性中自然屬性的展現。從這兩部作品來看，更多的則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屬性上，諸如親情、愛、犧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園》和《寒夜》的許多人物，他們的悲劇固然離不開生存命運的制約，同時也離不開人性中某些無法改變的頑癥的鉗制。”

以上諸多解讀主要是從《寒夜》展示的故事內容著手，而對小說進行表現形式、敘述角度等純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與風格的成熟——論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運用邏輯推理的方式，把藝術形象單純只當藝術形象而非社會人分析，認為曾樹生的女性形象存在著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來，但問題是她即使回來，也不應該是現在作品所寫的那種心情，那種狀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回來是她此前的情感傾向和理性選擇的大逆轉，她此前的行為邏輯被完全顛覆了。”盡管如此，但作者從形式美的角度認為讓曾樹生回來是一種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邏輯發展，“這樣在事實上存在的裂隙中??讓讀者產生了虛幻的真實。”

還有評論者從巴金對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寫的特點出發，發現了《寒夜》敘事的復調特征；洪治綱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則從敘事學的角度認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敘事視角和一種平民化的敘事立場，因此極大地加強了曾樹生的女性形象的立體感。從分析故事情節隱含的諸多意義到分析協作手法，對《寒夜》的認識在日益深化。

二 再認識曾樹生

從以上的評論文章中我們得知，評論者或者將曾樹生放在女性解放的縱向歷史潮流中加以分析，或者將小說《寒夜》獨立出來，把曾樹生作為單個文學形象進行多角度解讀。這些都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曾樹生。其實，以現在苛刻的眼光來看，無論是從寫作技巧還是寫作語言來看，《寒夜》都不能算是巴金最為杰出的作品，但這依然抹殺不了這部小說的歷史價值和審美價值。在《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這本書中，作者朱曉進等人從各個方面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環境對此時期的文學創作造成的巨大影響。因為民族戰爭的艱巨性和緊迫性，此時期絕大部分的文學創作因緊密配合著戰爭的需要而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戰爭文學特別是直接反映戰爭的文學是當然的主流。文學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將家國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將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的潮流緊緊聯系在一起。通俗和實用的文學創作景觀使文學創作者沒有過多的精力關注復雜、現代性的技巧、從容的語言敘事等方面，文學的審美性大大減弱。文學題材也是以戰爭、鄉土情懷為主，文學作品中往往透露出樂觀主義精神，從敘事角度看，宏大敘事和民間敘事是該時期文學創作的首選。

第二篇：畢業論文：淺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目 錄

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 1 序 ?????????????????????????????????? 2

一、《金鎖記》中靈魂扭曲的曹七巧 ??????????????????? 2

二、《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自甘沉淪的葛薇龍 ????????????? 3

三、《傾城之戀》中孤注一擲的白流蘇 ?????????????????? 4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強的顧曼楨 ??????????????????? 5 參考文獻 ??????????????????????????????? 7

淺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年漢語言文學本科班 ××

【摘要】在三四十年代的舊中國，張愛玲是位紅極一時的女作家，其作品多以女性為中心人物，展示了女性人生的一隅。她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生動、性格鮮明，展示了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處境的尷尬與失落，以及她們自甘依附的奴性意識，從而揭示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本文從《金鎖記》、《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寫來淺析張愛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運歸宿。作為新時代女性，應該努力爭取自己的幸福，把握自己的人生。

【關鍵詞】張愛玲 女性 人物 曹七巧 葛薇龍 白流蘇 顧曼楨

【Abstract】Abstract Eileen Zh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emale writer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40s in China.Most of her works are focused on females and part of their lives.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re vivid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clear.They show the embarrassment and depression of those women under the male chauvinism besides their servile consciousness, which reveal the bondage of feudalism to females.This assay means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y of the females in The Golden Cangue, Crumbs of Ligumaloes — the First Incense Burnt, The Love Admired Whole Heartedly and Eighteen Springs.As females in modern society, they should try to get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assert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Key words】Eileen Zhang；Female；Figure；Cao Qiqiao；Ge Weilong；Bai Liusu；Gu Manzhen 【序】

作為新時代女性，應該要用自己的雙手撐起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而不再如舊時代女性一般依附于男人，做男人附屬品。張愛玲的作品大都反映封建環境下女性的悲慘命運，她對于女性生存處境的描述，即便在今日，對于我們而言，仍具有催人警醒的意義，值得共同探討和研究。本文從《金鎖記》、《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寫來淺談張愛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命運等，從而體會到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感受到封建環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會所吞噬與埋葬，從中更加明白新時代的女性應該走出歷史的沼澤，把握住自己的幸福與未來。

張愛玲無疑是四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個傳奇，她筆下的女性是一批在亂世生活中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正如她在《傳奇》扉頁中寫的——“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里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她以無盡蒼涼的筆調對女性進行叛逆的書寫，著重刻畫那些為了生存而掙扎的女性。透過這些女性蒼涼的人生經歷，我們可以看到她作品中特定時代、特定階層女性的共同悲劇。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憐的、可恨的、可悲的，這些女人無論身處什么位置，她們都逃脫不了壓抑、扭曲、馴服甚至變態的命運。結合作品，我們分析一下張愛玲作品中比較典型的幾個女性人物。

一、《金鎖記》中靈魂扭曲的曹七巧

談到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自然少不了被傅雷稱之為當時上海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的《金鎖記》中的曹七巧。這個人物之所以經典，在于張愛玲成功刻畫了一個在封建意識、封建文化毒害下的女性人物，如何一步步沉淪為金錢的奴隸，直至靈魂扭曲，最終徹底變態與瘋狂。

曹七巧原本是一個麻油店小戶人家女兒，她也曾渴望甜蜜的愛情、幸福的家庭，貪圖錢財的兄嫂卻打破了她的生活愿望，把她嫁給了富裕大戶姜家殘廢的二少爺，等于是把她推進了吃人的封建禮教的堡壘。丈夫是一堆“沒有生命的肉體”，在情欲體驗嚴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將自己烈火般的熱情折殺，而瘋狂了物欲，瘋狂了金錢。小叔子季澤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誘，親哥嫂把親情當成商品兜售后，那個充滿罪惡污濁的世界里出現了一個鞭撻情欲、貪婪金錢的魔婦，一個戴著黃金枷鎖的“怪胎”。為了黃金，她十年后心甘情愿地把最后一個滿足愛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由于自己沒有得到幸福，她也不讓兒女得到幸福，甚至異常可怕地親自動手去破壞他們的幸福——慫恿兒子長白吸鴉片，整夜陪自己抽大煙土，以探聽兒子與媳婦的房事為樂，逼得兒媳婦獨守空房，最終自殺；設計折殺了女兒長安與童世舫的真愛，活活拆散他們，用“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結束了一段自由美滿的婚姻。名義上，她似乎主宰了自己及兒女的一生，其實是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錢、情欲的重重枷鎖之下，“用那沉重 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

曹七巧并非天生如此的，她的性格是一步步形成的，從少女時代的直率潑辣而又不失其可愛慢慢地走向一個靈魂扭曲直至變態的人。七巧年輕時雖然粗魯、潑辣，但她充滿了青春，充滿了熱情，對未來充滿了向往。但進了姜公館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進了黑暗的牢房，成了一只被關在籠中的虎、狼，用掠殺人性的血淋淋的肉來喂養，用折殺情欲的亮燦燦的黃金來喂養。曹七巧的婚姻其實只是一樁交易，把青春和幸福作為賭注，賣掉了自己的一生，換回的只是一場噩夢，不僅輸掉了青春，輸掉了愛情，還輸掉了人格，輸掉了幸福與親情，得到的也只是一點金錢。當與季澤的愛情化為泡影，特別是別有用心的季澤找上門來圖謀財產，算計她的錢財時，她如同一只受傷的野獸，孤獨的哀鳴，對整個世界感到絕望，找不到自己心靈的棲息地，找不到屬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錢”，“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的結論。為了得到金錢，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戴著黃金枷鎖的“奴隸”，成為了封建禮教與資本主義金錢至上相結合的“怪胎”。

曹七巧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迫害下的女性人物，她是悲劇的受害者，也是悲劇的制造者。類似于這樣的人物還有《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孟煙鵬等，她們都是生活在古老中國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是幾千年的封建意識所造成的生生世世為男性附庸的女性。

二、《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自甘沉淪的葛薇龍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不過是在世俗與欲望夾逼下的一個手無寸鐵的可憐兒。葛薇龍本是個破落家庭的小姐，為了學業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投靠姑母時，她自信不會同流合污，憑自己的能力巧妙應付，完成學業。其實，在她提行李去姑母家時，對傭人的嫌棄已經昭示了她的心理變化。當姑媽為她張開物欲的大網，壁櫥里那“金翠輝煌”的衣服使她飄飄蕩蕩、心曠神怡，連睡夢中也不斷念記著。她不是不懂得姑媽的用心，她自己也認為“這跟長三堂子里買進一個人，有什么分別？”但混跡于上流社會、躋身于洋場交際界、陶醉于五光十色的物質生活后，人性淪落了，金錢的光芒和洋場的輕歌曼舞抹去了她身上純潔的感情，在遇到喬琪喬后，連防守底線都崩潰了。她想試著逃脫，跳出梁太太的控制回上海去，一場病改變了一切，她轉而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嫁給既年輕家庭又有背景的喬琪。她對喬琪存在幻想，認為：“幸而他現在還年輕，只要他的妻子愛他，他什么不能做？”但幻想隨即破滅，喬琪告訴她，她只能做他的情婦，這如青天霹靂，“和葛薇龍原來的期望相差太遠了，她仿佛一連向后猛跌了十來丈遠”。最可怕的是喬琪引起她那種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為了自己一廂情愿的愛，她寧愿自欺欺人，用虛幻的愛情理想麻醉著自己，犧牲了自由、自尊和人格，以青春美貌為代價茍且舔食著朝露般的所謂愛情，最終“就等于賣了給梁太太和喬琪喬，整天忙著，不是替梁太太弄錢，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并且還是“自愿的”。這個中的心酸，葛薇龍也深深體會到。她的愛是卑微的，沒有地位的，也是不受尊重的，即使認識到自身的悲劇，還義無返顧的照走不誤。葛薇龍的青春就像喬琪抽煙時打火機的光，“嘴上仿佛開了一朵橙紅色的花，花立即謝了，又是寒冷與黑暗”，如瞬間綻放的火花，轉瞬即逝，不過是剎那間的浮華。小說里，情欲不是葛薇龍墮落的惟一原因，物質上的誘惑、她本人的軟弱都在拉她向深淵里走，物欲和情欲是交替起作用的，因此，不僅是社會毀滅了她，同時也是她毀滅了自己。張愛玲在《談女人》一文中說到“女人當初之所以被征服，成為男性社會的奴隸，是因為體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被禽獸所屈服呢？可見得光怪別人是不行的。”由此可見，葛薇龍悲慘的命運不能完全歸究于社會及他人，心甘情愿地被支配和控制，沒有反抗的力量，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氣和動力，完全喪失獨立的自我，這才是她走向命運深淵的主要因素。

在《沉香屑——第一爐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合璧的環境下，西方物質文明對東方道德的沖擊，葛薇龍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舊女性。其“新”是因為她受過新式的教育，過著“新時代”女性享受的現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沒有新的思想，滿腦子都還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因此，“舊”是指她的思想意識和人生道路仍處于封建社會。與之類似的女性人物有《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王嬌芯。她們同樣受過西方教育，卻并沒有把自己從封建的牢籠里解救出來，而是不斷淪陷，最后困死在老舊的思想中無可自拔。

三、《傾城之戀》中孤注一擲的白流蘇

《傾城之戀》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蘇與前面提到的兩位女性人物不同，曹七巧和葛薇龍是被迫害，最終走向人生深淵的代表人物。但白流蘇卻是精明的，善于抓住機會，并勇于尋找掙脫家庭出路的一個女性。如果說前面兩位女性人物都是以悲劇收尾，那么這一位無疑是張愛玲作品中唯一逃脫家庭傳統束縛之后，修成正果的女性人物。“傳奇里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處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么圓滿的收場。”

《傾城之戀》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蘇，原本也是一個普通的閨閣小姐，然而卻有著異于常人之處。在那個年代，她敢于離婚，這勇氣，也不是一般大家閨秀能及的。原本回到娘家可相安無事，但由于家道的破落，離了婚的她就成了兄嫂奚落的焦點。迫于無奈的她為保護已有的淑女身份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只好以自己最后的青春作資本，尋求第二次婚姻，并把它當作一項事業來處心積慮地經營，這本身就是女性生存的一種悲哀，其追求的過程和結果只能是“說不盡的荒涼”。江寶釵在《論張愛玲小說的通俗性》一文中指出：“中國婦女的悲劇：戀愛是生命中唯一的冒險，充滿想象的成素，而婚姻是唯一的事業。”

白流蘇大抵上是一個較為堅強的女子，她會反抗，能夠大膽地頂著眾人的唾棄與前夫離婚，可見是很有勇氣的，然而她也是妥協的，因為最終她不過是一個在經濟上柔弱、無助的女子，逃離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來尋找自己的棲息之地，她不得不學會算計。可是，再精明的人也有無奈的時候，她那西式的外殼下包裹著充滿了典型的 封建式的對金錢的依附，這與男主人公范柳原要的普通的對“花瓶”的欣賞和把玩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和矛盾，兩人不得不進行一場關于愛情的較量。如果不是香港的淪陷，或許，這樣的“愛情之戰”還得繼續下去，然而，當流蘇處于似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論中時，當她陷于無垠的“愛情迷宮”時，一座城池的淪陷成全了她。這是一個美麗而憂傷的故事，帶著幾分詼諧、幾縷辛酸。

白流蘇作為一個已離異七八年的女人開始尋求她的第二次婚姻，這次尋找顯然帶有多重目的——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譽作賭注，把經濟能力作為擇愛的標準，確保富足的物質生活，組建可靠的小家庭。她是一個用前途作賭注，用婚姻為下半輩子鋪路，從舊派走向新派的中國女人。這類女性執著于生活，生命欲望強烈，小心謹慎、費盡心機地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卻大都歸于失敗，不能不讓人感覺到人生的悲涼。類似的人物有《連環套》中的霓喜，不同的是，霓喜先后和多個男人同居，千方百計想成為對方合法的妻子，一次次算計、掙扎，最終卻每每人財兩空。畢竟，用一個城市的傾覆去成全一段愛情太過奢侈，只能是偶然，卻千載難逢。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強的顧曼楨

《十八春》中的女主角顧曼楨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上海小戶人家的女兒，性情溫和，個性卻很獨立。曼楨是張愛玲筆下不多的美好的女性形象——樸素、善良、單純。她對沈世鈞的愛情執著而單純，對未來充滿憧憬和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為了養家糊口，一個人做了幾份兼職，任勞任怨。然而這么美好的人物，終究還是逃脫不了命運的捉弄和親情的羈絆。

在《十八春》里，親情淪喪表現得更為明顯，狠心的姐姐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留住色狼丈夫的心，竟然打起親生妹妹的主意，伙同丈夫祝鴻才誘奸了自己的親妹妹，將她推入火坑。在祝家度過了一段幽暗囚禁的歲月，性格要強的她沒有就此屈服，而是想盡辦法逃脫這一切，去尋找她的愛人世鈞，結果卻是世鈞結了婚，放棄了她們的愛情，這無疑在曼楨的傷口上又捅了一刀，她原本應該擁有的美滿愛情就這樣陰差陽錯的和她擦肩而過了。然而，曼楨最讓人感動的是她生命中遇到最殘酷的事實之后那一份堅強與執著，直至最后的歸于平淡。她在那個污濁的社會潔身自好地活著是張愛玲筆下一個始終自立自強，從自立中獲得自由的典型，可是終究因為太多無法抵擋的因素而使屬于自己的幸福破滅。

其實像顧曼楨這樣溫柔善良的女性有很多，假如她沒有埋沒良心的姐姐和姐夫，平平淡淡地嫁給自己心愛的男人，或許，她就如同中國許多這樣的女人一樣，結婚生子，平淡無奇地過完這一生，也就不會給人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可是，沒有這個“假如”，《十八春》里歷經重重磨難，在柔弱中透著堅強的她，給所有讀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原來，平凡的女人是不普通的。這也正好驗證了張愛玲的一句話——在傳奇里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

張愛玲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中心人物，這些女性擅長在自己的生命里制造各種戲劇 化的場面，因為只有這樣，才有一點點擺脫不公平、不平等命運的希望。張愛玲用其細膩的筆觸、對女性內心深處敏銳的洞察力，細致深刻地刻畫了一個個性格殘缺卻真實、形象鮮明的人物，展現了不同性格、不同命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雖然難免片面化，卻有其獨到之處，為當時的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具有催人警醒的意義。我們在閱讀其作品的同時，能從中體會到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感受到封建環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會所吞噬與埋藏，從中更加明白新時代的女性應該獨立自強，把握住自己的幸福與未來。【參考文獻】

1、張愛玲 《張愛玲文集》 南海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2、劉勇、陳婕 《蒼涼寫就的華美——走進張愛玲的<傳奇>》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3、于青、金宏達 《張愛玲研究資料》 海峽文藝出版社 1994

4、張愛玲 《流言·自己的文章》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994

5、張愛玲 《談女人》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6

6、楊澤 《閱讀張愛玲》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3

7、傅雷 《論張愛玲的小說》 人民出版社 1999 7

第三篇：淺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淺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摘 要:20世紀是中國文學中的女性意識不斷覺醒的年代。張愛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識極強的作家,她的文學創作中就呈現出一種真正的女性化寫作的風貌。張愛玲女性意識成因中的環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張愛玲文學創作中的女性意識。關鍵詞:張愛玲;文學創作;女性意識

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壇里屬于一位傳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說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了光輝絢麗的一頁。張愛玲小說所迸發的文學才情,她那獨特的寫作視角,以及她與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張愛玲倍受世人的關注。張愛玲是自“五四”以來最為優秀的女性主義作家之一。她脫離了五四時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寫作套路,另辟蹊徑,以獨特的女性視角觀察和剖析宗法男權社會中女人的眾生相及她們殊途同歸的被壓迫命運,體現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尋常的洞察力和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懷。同時,她擺脫了五四以來對男女平等的神話描述,拋棄了那種南轅北轍的女權主義追求,轉而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女性位置。她拋棄了五四時期男權中心的文化傳統,自出機杼,創造出自我獨特的語言表達。在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強烈的女性意識。作家的這種女性意識并不同于冰心的博愛,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強調一種否定精神,這種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對男性權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對女性生存狀態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氣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審”意識,因此,張愛玲的女性意識受到了許多讀者和文學研究者的認同與贊揚。1張愛玲女性意識的成因分析 1.1環境因素

上海是張愛玲文學生命的起源地和寫作場。正是因為上海所具有的遠離主流文化的獨特環境,促進了張愛玲女性意識的成長。張愛玲注定要以文學來證明自己,因為她除了發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別無生存的目標。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為上海獨特的文化環境成就了她的文學品格,是其文學的生長土壤,培育的溫室,只是戰爭的爆發,使張愛玲的創作時間得以提前。上海作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國租界和非老城的華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現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質是中國城市結構向現代化的表征。市場競爭的現實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現代人品格。在文化事業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覺遠離傳統精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出現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識的海派文化。商業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賣文為生的文人。現代化通訊印刷事業的發達,培養了一個由市民組成的大眾讀者市場,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載道為目的的正統文學。海派知識分子自覺的堅持世俗立場,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哲學為其精神特征。可見,上海的文化氛圍給張愛玲提供了拋棄浮華,冷靜審視的外在環境。女性歷史浮出地表的時機為她提供了寫作的素材,商業文化中人性缺點的暴露為她提供關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場所,在傳統與現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處境的尷尬微妙又被張愛玲敏感的心所捕獲。1.2心理因素

張愛玲的童年生長環境,父母親對其性格形成的影響,以及成年以后的際遇等等屬于張愛玲自我的獨特體驗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識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際遇等等因素共同決定著其女性意識的特點。張愛玲有一位初具現代個性主義思想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種種惡習而離家出走,以剛強維持著女人的尊嚴,這對張愛玲形成現代個人主義品格無疑具有很大影響。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歷史等原因,張愛玲的母親并未參與撫養孩子的工作,而由一個年邁的女傭完成,這也是張愛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賴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與母親同住之前,對母親生活方式的向往,對母親獨立個性的敬佩以及在父親家里無愛的生活使張愛玲對母親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愛。后來與母親同住,張愛玲心目中高貴美麗的母親毀了女兒的自尊,毀了女兒對母親近乎崇拜的愛,這使張愛玲無論何時何處,對人性始終抱一種懷疑態度,有一種清醒的冷靜與冷漠。張愛玲的父親是典型的封建遺少,揮霍祖產,坐吃山空,與妻子關系僵化,與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對子女缺少責任心,完全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也缺乏人最起碼的自律意識,這使他不可能擔當起為兒女榜樣的角色。甚至因為女兒去親生母親那里住了幾天,就對女兒喪失人性的毒打,將其關在地下室一年多,對女兒的生死置之不理。對于父親,張愛玲看到了父親生活的錯位狀態,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與對母親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對父親的生存狀態由衷地覺得可悲。這樣的家庭使張愛玲從小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毫無愛心的環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點在促使張愛玲早熟的良心發現的同時,形成對丑惡人性冷靜旁觀和束之高閣的人生觀之最初契機。加之性格內向,天資聰穎,使她以少年難得的老成和深刻,拋開親情的糾纏,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對長輩進行審視。2泯滅的母愛

張愛玲對女性的“自審”,有一個重要且極個性化的內容,即對“母親”的自審。在傳統文學創作中母愛涵義總是與圣潔、崇高、溫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聯系在一起。冰心及與之同時代的女作家群體幾乎都是謳歌母愛的能手,在她們筆下,母親被形容為一個安頓靈魂的溫暖懷抱,躲避風雨的安全港灣。她們堅信,母愛才是真正的歸宿。而張愛玲卻將筆觸深入到母親隱秘的內心深處,用一種審視的眼光冷峻地注視著母親的心靈痛苦和精神淪落,透視母親心靈深處中那未被常人察覺的集體無意識的存在,一種心安理得的讓權于男權社會而又不惜以葬送母愛為代價的存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有兩類母親形象,一類像《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等,她們美麗、殘暴而有著被壓抑的情欲和瘋狂的金錢欲與統治欲;另一類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鴻鸞禧》中的婁太太,《花凋》中的鄭太太等。她們沒有鮮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動在舞臺背景深處的可有可無的角色,她們沒有自己的思想行為,總是小心翼翼地討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隨他們的思想滾動而滾動。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中常見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經褪去了“母親”的偉大而神圣的光環。她既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又是父權社會的合謀者,還是自身人性丑惡的直接表現者。她一生披著沉重的黃金枷鎖,不僅壓抑著自己的情欲,壓抑著愛戀,又親手扼殺了兒子長白和女兒長安的幸福,黃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東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愛,卻被自己的大哥賣斷;在姜家,她也曾有過愛的掙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絕,因為她不是他棋盤上的棋子,一次是經歷了漫長的煎熬,終于獲得財產之后,拒絕了主動上門的小叔子的示愛,她要保住她唯一實在的東西———黃金。愛,在此時,已是多余而危險的東西,這次拒絕使七巧徹底失去了情愛的機會,變成了完全為金錢所奴役的瘋狂女人。“張愛玲將在權力的綿密網絡中抵抗著的女性日常的斗爭以‘瘋狂女人’的形象呈現,講述了‘家族制度’的機制中,階級、性別、世代的橋梁———母親為什么、何時、怎樣由被害者變為加害者,權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從曹七巧這種殘暴和冷酷的“母親”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父權社會中,即使女人有幸獲得了經濟大權,她們也已經被異化為男權中的一分子,成為“父權”的代言人。而她們這種對于“黃金”和“權力”的掌握,卻是靠犧牲她們的青春,她們的幸福,她們做人的權力換來的。盡管她們窮極一生所得到的金錢和權力已經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東西卻已蕩然無存。她們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殘酷。她們只能拼命地保住這唯一自己還可以掌握的東西,至于關心與呵護兒女,給他們以溫情與愛,則不在她們所考慮的范圍之內。而另一方面,她們對自己失去的東西的追逝,卻表現在對下一代的變本加厲的剝奪上。長期的壓抑已經扭曲了做“母親”的心,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兒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這里得到無限的膨脹,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們連起碼的動物性也喪失了。黃金、權力改變了她們的地位,但可悲的是連自己也改變了,變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親”也不再是“母親”。

張愛玲對文學傳統中大量充塞的頌揚偉大母愛的作品抱有反感態度,稱其為“濫調文章”。母親也罷,其他人也罷,作為一個“人”,就逃不了人與人之間本質上的自私、虛偽、冷酷、軟弱、自卑———這是張愛玲對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親子關系還原為普通的人與人的關系,從而對母性做出了極個性化的審視。3盲目的情愛

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對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筆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賴性”,這在女性追求情愛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她筆下,無論新派還是舊派女性,都擺脫不了對男性的依附心理,舊派女性沒有女性自覺,心甘情愿成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們尋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終的歸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現代的物質文明,談西式戀愛,參加跳舞一類的社交活動,但仍然甘為男性世界中永遠的奴隸,她們即便已經掙脫了封建舊家庭,但永遠掙不脫以男性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識。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大多數喪失了獨自求生的能力,她們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決物質的生存困境。她們除了做“女結婚員”外,別無他長,張愛玲認為:“安穩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所謂求安穩,就是找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終身。最典型代表是《傾城之戀》里的白流蘇。她的曲折而蒼涼的戀愛過程,正是一場求安穩的愛情冒險,白流蘇與丈夫離婚后住娘家,兄嫂騙取了她的所有積累后就排擠她。后來她與留學生范柳原戀愛,離滬到港,范柳原對她并沒有真心,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氣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擠依舊,還加上流言和白眼,為了尋求自己的歸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懷抱,當情婦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蘇住在娘家,本來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這是她求安穩的社會外力。她的戀愛受了許多委屈,還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然而她還是不由自主的往這條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推動著她,而這股力量實質就是她對能夠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須去尋找男人對她的愛,才能立足于社會,滿足她內心的渴求與虛榮,這是求安穩的內驅力。在那動蕩的、人心叵測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個夢似的,她感到天地萬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還是“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

張愛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嘆:“電車上的女人使我悲愴。女人??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女性不僅在物質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賴性,而且在更高層面的愛情領域也形成了以男性為中心的依賴性。男性的愛與不愛,是她們生命價值的核心。做一個男權社會認定的女人,這是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最好的歸宿。“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到異性的愛,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白流蘇苦苦奮斗的經歷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即“爭取被愛”,她費盡心機,歷經波折,終于勝利了,因而惹得女人們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敗了,她將遭到所有人特別是女人的歧視,張愛玲筆下的女人在婚戀中皆埋葬癡情,喪失浪漫,消滅幻想,冷靜地爭取一個有所依靠的現實。4淪喪的自愛

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談不上“自尊、自愛”的,不僅她們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沉重的是連她們自己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應該得到認可和尊重,作為母親的女人,或者甘于成為“父權”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經濟大權后,仍惶惶不安,以極端冷酷的方式對待周圍的親人,以保住自己來之不易的金錢和權力;或者其思想行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為所代替,喪失了女性主體意識,只是整個家庭的一個可有可無的影子,這種種行為其實都和女性與生俱來的自卑感息息相關。作為妻子的女人,將婚姻作為幸福的賭注,將男人當作生活和愛的依靠,把依附男人當作自然的思想和行為,這些也與女性與生俱來的自卑感密切相聯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異化,被屈辱,自認弱小,產生依賴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來是個非常強悍的人,但實際上自卑感才是她內在的心理特質。以一個麻油店老板女兒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頭奶奶”,盡管嫁的是一個落泊世家的殘廢公子,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權勢,以及封建時代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仍讓她逃脫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對姜家的人,她在潑辣的嘲罵,無忌憚的牢騷后面,隱藏著充滿自卑的奉承與討好,她和新奶奶親熱,和云澤小姐套近乎,討了沒趣還要賠笑臉。但這一切都沒有用,一家人仍往她頭上踩,連丫環也看不起她,卑賤的門第永遠是她的恥辱。

她的種種行為都源自于她內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權勢的威壓下感到自卑,產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尋找“金錢”作為依靠。為了克服這種自卑,尋找到安全,她犧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權勢能壓迫出人的渺小,人內在的物欲也能使人喪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麗的葛薇龍第一次踏進她香港姑媽梁太太的府第,絕沒有想到要身著華服出人頭地,她只是為了讀書,是物欲使她喪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進深淵。深宅幽院,闊太太的氣度,丫環的驕橫,擠壓出了她心中的“窮”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對享樂生活的向往,姑媽為她張開了物欲的大網,壁櫥里那“金翠輝煌”的衣服使葛薇龍飄飄蕩蕩,心曠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媽的用心,但在強大的物質誘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質的滿足來驅逐內心的自卑。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既有與生俱來的自卑感,又有來自于自身在強烈的物欲和貪欲下的渺小感,這就決定了她們不可能走上自尊、自愛、自強之路,她們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錢,依靠權力去尋求中間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們只能在自卑、自賤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遠也改變不了卑微低賤的地位。

張愛玲在“母愛”、“情愛”和“自愛”等方面對女性意識進行了自審,與致力于揭示“國民性”弱點的魯迅先生有著傳承關系。張愛玲延承了魯迅先生對“國民性”弱點尤其是女性自身弱點的批判傳統。

女性若沒有對其奴性心理、依賴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覺反叛,任何社會的解放也不能達到女性真正意義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獨立,不僅需要經濟的獨立、社會的解放,更需要對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識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強”應該是女性意識新的內涵。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達她對女性主體意識所作的理解和闡述。同時在現實生活中,她也實踐著自己標準,始終是自立自強,獨立自主走向人生舞臺,并且取得成功。時至今日,張愛玲對女權的觀照和解構,對于我們今天建立正確和健全的女性意識,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也使我們認識到人類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識的重構與建立,仍然是一個需重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楊黎麗,張愛玲筆下的文化視角和女性意識,名作欣賞,2006/24 2, 周欣榮,論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女性意識,語文學刊,2006/12 3, 張琴,張愛玲與張小嫻小說創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識比較,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6/01 4, 李楓,張愛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識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01 5, 馬雙,女人,女作家,女性——淺談張愛玲的女性意識,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02 6, 段金花,蕭紅與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比較,東岳論叢,2005/05

第四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題目：

鄭州大學現代遠程教育

畢 業 論 文

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入 學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 專業______________ 聯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學習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導 教 師______________

完成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錄

摘 要--II 關鍵詞 II

一、張愛玲作品中女性意識體現-------------------------

二、張愛玲作品中女性意識的成因----------------------

三、張愛玲女性意識的價值

四、結語-------------------------注

釋----------------------------參考文獻-------------------------致

謝----------------------------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過對張愛玲作品的分析，根據對張愛玲作品中男女關系的描寫，在披露當時男權社會中對女性的歧視及壓迫的同時，對當代女性弱點進行客觀的評價、審視，以此來建立新的女性意識，甚至試圖改變女性在舊時社會的地位。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意識特征鮮明，形象獨特，正是為了突出女性本體地位和女性本體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內涵。

關鍵詞

張愛玲小說女性意識

II

一、張愛玲作品中女性意識體現

張愛玲雖在歐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長，但依舊自小熟讀《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同時夾雜著新文化的大眾傳媒以及電影，故張愛玲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文人大相徑庭。在張愛玲作品中，對文學承載對象的改變也表明了張愛玲的當代知識女性的主體意識及文化立場。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進一步確認了她的當代知識女性的意識立場。在作品中她明確地指出向來以“斗爭”這一“人生強勢的一方面”的文學作品是過于“超級”的文學，同樣也是過于“社會性”的文學；而張愛玲的作品則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學作品。在筆者閱讀張愛玲的作品時發現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男與女的兩性關系。因為當時社會大環境混亂，以一個現代的知識女性視角，根據自身經歷和內心活動寫出了一部部令人驚嘆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張愛玲對女性意識的確認。其中突出的意識有“自我安慰”、“自我關注”、“自戀”、“性自由”，這些意識仿佛在向著“女性自由”而無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種內心層次的帶有明顯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據心里學來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達不到預期的目標時，根據通過對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彌補內心不平衡的心理行為。根據現代研究發現，這種心理行為在男、女兩性中都會出現。但女性有著更為細膩的性感、大多數偏感性的精神，這種心理行為對女性有著獨特的作用。張愛玲的小說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這一心理行為用于表達當時社會及大環境對女性的歧視對待，制約女性的發展，并且更能細致地刻畫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將舉例并論述。“......再就是覺得手臂與腿怎樣擺著,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來。翻個身再重新布置過,圖案隨即又明顯起來,像丑陋的花布門簾一樣,永遠在眼前,越來越討厭。再翻個身換個姿態,朝天躺著,腿骨在黑暗中劃出兩道粗白線,筆鋒在膝蓋上頓一頓,照骨上又頓一頓,腳底向無窮盡的空間直蹬下去,費力到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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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談《花凋》中的女性悲劇命運

淺談《花凋》中的女性悲劇命運

《花凋》是張愛玲于1944年3月發表在《雜志》月刊第12卷6期上發表的一篇作品。這是一篇短篇小說，與《金鎖記》、《傾城之戀》、《半生緣》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對于女性命運的描寫卻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張愛玲是一個冷靜的女性寫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筆調向我們講訴了一個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運實質上是時代的縮影，其悲劇命運的根源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在歷史的潮流中，在男權為中心的重壓下，文本力圖重現女性的真實遭遇，即被壓抑的現狀，從而引起社會的共鳴。

鄭川嫦的悲劇首先表現在其個性的被壓抑。這種對其內心本能欲望的壓抑是雙重的。文本開篇以倒敘的手法寫道“??川嫦是一個稀有的美麗的女孩子??十九歲畢業于宏濟女中，二十二歲死于肺病。??愛音樂，愛靜，愛父母??無限的愛，無限的依依，無限的惋惜??回憶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罷，在愛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沒有一個不愛你的。”這是多么富有詩意的墓志銘呀，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寵愛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卻筆鋒一轉，接著說“全然不是這回事。的確，她是美麗的，她喜歡靜，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聲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我們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實的一個，言語遲慢，又有點脾氣。她是最小的一個女兒，天生要被大的欺負，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愛，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實的一個，言語遲慢，又有點脾氣。她是最小的一個女兒，天生要被大的欺負，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愛??”在這種背景下，川嫦注定成為被忽略與欺壓的對象。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隱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沒有漂亮的衣服來裝飾自己，穿的的姐姐們剩下的舊衣裳，甚至有時還得赤腳；她想要上大學，可是那對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愛情，卻因為一場大病扼殺在了搖籃里。生活在宗法父權下的女性，除了選擇逆來順受，沒有任何主導自己命運的權力和力量。

馬克思曾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很顯然，我們的主人公川嫦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她的父親是遺少，家里雖然拮據，卻死要面子。“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可見，川嫦是沒有機會取得經濟獨立的。沒有經濟的支持，自然就沒有話語權。起初，我們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們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著找對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錢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學，好好地玩兩年，從容地找個合適的人。但依附于父權下的她，想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在她的愿望還沒有得到是實現時，她的母親，鄭夫人已經托了大小姐為川嫦找對象。這也就有了后來的與章云藩的戀愛。在川嫦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女性在長期壓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著對更高理想——上大學的追求，但她最終的目標仍然是找個合適的人。在男權中心思想的影響下，川嫦對自己未來的規劃始終無法擺脫從屬于男性這一傳統。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與冷漠對川嫦的傷害。這不僅表現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寵及受欺負。更表現在她生病后，周邊人的態度。當川嫦纏綿于病榻時，她的親人早已厭倦了這勞神又傷財的事。鄭先生父母并非不愛她，只是這愛若與錢比起來就顯得蒼白無力不值一提。當面對川嫦即將逝去的生命時，“鄭先生道：‘不是我說喪氣話，四毛頭這病我看過不了明年春天。’說著，不禁淚流滿面。”可是聽到要買西藥時，他卻舍不得了，生怕為她白花了錢而影響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連她每天吃兩個蘋果也要發怒，因為他連養姨太太的錢都沒有了。而母親呢？因為怕給女兒治病讓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錢，竟忍心眼睜睜看著女兒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愛終歸抵擋不了金錢力量的沖擊。文本通過這對川嫦周邊人的行為的描述生動再現了人性的自私與冷漠。而川嫦也因為明白這一點而覺得自己是拖累，最終在孤獨中死去了。

愛情的悲劇色彩。文本說到，川嫦起初見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覺得他不夠高，不夠黑??他說話也不夠爽利??措詞也過分留神了些??”，從川嫦對于戀愛對象的標準也可以看出，在飽受環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脫。所以與其說川嫦最后是愛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說章云藩是川嫦在飽受壓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當時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儀且唯一有可能的結婚對象。可就是這最后一點希望也破滅了，那個曾對她說“我總是等著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兩年后終是有了新歡。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執意要見上一見，她的固執和任性令人嘆惋。，相貌平平然而豐滿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時又自慚形穢。此時章云藩已成為她心中最理想的愛人，她實在不甘心讓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發現他的缺點。這一次會面給了她致命的打擊，也讓她徹底絕望了，這絕望其實是來自女性對男性和男權社會的依賴以及對自身價值的不確定，正如張愛玲所說：“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川嫦的這種對男性的依賴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劇命運的原因之一。

《花凋》為我們展現的是在男權社會里被放逐的女性無助的掙扎，她們因為被折斷了翅膀而失去了飛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籠一樣的環境里做無力和絕望的掙扎。

文本講訴的是一個發生在悲劇時代的悲涼的故事，是女性自我意識毀滅的故事。文本無處不穿透著作家對于現代女性的人生感悟，但張愛玲也無法無法回答她們的出路在哪里，只留下憂傷的嘆息。這是張愛玲的困惑，也是一個時代的困惑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