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華作品中的悲劇人物

余華作品中的悲劇人物

摘要

余華是當代中國文壇闖將，曾以描寫血性和暴力見長，他的先鋒小說也曾經被看作是當代中國最生動地體現了“世紀末精神”的作品。余華的小說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手法直面描寫生活中最丑陋而遠離理性的區域，給人以心靈上的震撼且對當代文學共鳴的狀態形成了強烈的沖擊，本文以《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小說為例，來淺析余華小說中的悲劇人物以及深刻的個人、文化、社會原因的影響。關鍵詞 余華、小說、悲劇人物

無論是第一次還是已讀過余華的作品的人，第一印象就是：作者余華本人可能是一個思想消極陰暗，有著對社會憤世嫉俗的心理，甚至有點神經質的人。他喜好揭露人類的劣根性的一面，喜歡把人類的那種愚昧、無知、野蠻、粗魯以及骯臟的一面淋于紙上，并且喜歡把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結局都要安排成一種悲劇或帶上悲劇的色彩，源引一位作家的話說：“余華在用文字制造疼痛”。

一、余華小說的悲劇意識

悲劇意識即當人類意識到自身個體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劇性的時候產生的一種個體的孤獨感，價值的空沒感，生命的無奈感。

余華小說的悲劇意識則主要表現在：

1、對人性的探索。其中體現在對“惡”餓極度渲染和夸張，對人性的深刻揭露。

2、對命運無常和苦難的描寫。

3、對死亡的描寫。很多偉大的作品很難不觸及死亡，大量的死亡事件充斥在余華早期暴力血腥的作品中。

二、余華小說的悲劇人物

（一）、悲劇男性

《活著》，深刻的勾畫出富貴的生活隨著家庭、時代的變化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余華曾說：福貴是“我見到的這個世界上對于生命最尊重的一個人，他擁有了比別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著。”年輕時的福貴承襲了其父的惡劣遺風，敗盡萬貫家財。苦難和兄弟一樣緊隨著他。氣死了父親，病死了母親，接著兒子有慶在醫院因抽血過多而喪命，女兒鳳霞產后大出血而死，再是妻子家珍積勞成疾，女婿二喜遇難橫死，小外孫苦根吃豆子撐死。一個個親人離他而去，而他卻活著。或許他身邊的這三個女人成了他活著的支柱。

《兄弟》，以少年視角展示了文革中人性的扭曲。宋凡平在文本中是道德完美的化身，有著善良及正義的品德，獨立及尊嚴的人格。即使是罹難時的痛楚與絕望，對李蘭的愛讓他成為負載完美人性最光華的人物，襯托出文革時期人性的骯臟與邪惡。宋鋼，善良孝順卻簡單狹隘，為了妻子能做出一切即使是撕掉男人的尊嚴做豐胸手術賣豐乳霜。是一種缺乏獨立理性的愛，顯得脆弱蒼白。與兄弟斷絕情誼，將自己的生存意志交給林紅支配，因為林紅的背叛，出于一份摯愛，選擇臥軌自殺。小人物的生活，鋪開了文革時期暴虐的客觀事實，突出了人物和時代殘暴的極端性。

《許三觀賣血記》不僅是一個“為自己，為兒女，承擔著莊嚴生活的小人物構成的歷史”，更是一個包含余華精神歷程的隱喻。文本中主線當然是許三觀賣血，但文辭中讀者絲毫感覺不到賣血的苦難——“在這地方沒有賣過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許三觀更可貴的卻是他客觀的態度。但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很艱辛的人，被生活折騰了近一生，始終籠罩著一絲悲涼的色彩。吃炒豬肝喝黃酒成了他最幸福的時刻。他沒有什么遠大的抱負，卻是一個家的的頂梁柱。把自己的一切給了許玉蘭和一樂，他的悲涼是我們這些沒有感受過大風大浪的人所不能體會到的。但是他卻自己一人撐起了所有的一切，他用他的血養起了整個家。

（二）女性形象 《活著》中的家珍和《兄弟》中的李蘭，她們所遭受的苦難更為隱秘：在福貴眼中家珍是一個“好女人”，她善良美麗、溫順聽話、忍辱負重、勤勞能干、守身如玉（直到死從沒人對她飛長流短），她完全符合男性文化對女性的審美標準和價值判斷標準，也符合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性別角色規范的要求；李蘭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她不顧社會輿論的壓力，勇于追求自己的愛情和幸福，與志同道合、高大英俊的宋凡平組成美滿的家庭。然而在宋凡平為了她付出生命之后，她為了丈夫七年沒有洗過頭，這樣的行為正暗合了封建社會女性為夫守節的傳統要求。對愛情忠貞，為丈夫守節正是男權文化對女性的基本要求和最大希望，作者讓李蘭用這樣的舉動來彰顯她對愛情的忠誠和對愛人的懷念，正是余華對女性的想象與要求，是余華內心需要的直接反映。

家珍和李蘭是小說的敘述者和作者合謀制造的女性鏡像，她們在被男性從男性視角進行人為敘述和書寫的同時，已經成為男性理想的投射物和象征體，她們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就在男性敘述者和作者共同贈予的“好女人”的牌坊下，被干凈地涂抹去，而她們在這個“美麗的標簽”下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苦難反而有了些許心安理得。

除此之外，富貴的女兒鳳霞因難產而死；大膽表露愛意追求幸福的林紅，卻背叛了宋鋼成了丈夫兄弟的情人，在宋剛死后拋棄情愛，最終成了紅燈區老板。

余華筆下的女性，多數都是為身邊的男性付出無意義的犧牲和無價值的毀滅，是一種女性化的愛。既是女性弱勢群體自身的一種文化選擇，更是男性強勢文化對女性心理的一種硬性灌輸和強迫塑造。迎合了男權意識和男性心理，讓女性無限的承擔苦難和不幸，從而減輕男人生存壓力和生活痛苦，送給女性“好女人”的獎章，讓他們在男權社會中心甘情愿得俯首稱臣，被遺忘。

三、悲劇人物形成的原因

凡是出現和產生，肯定有一定的時代或是自身的原因，作家的寫作也不例外，余華作品中濃郁的悲劇意識與他的生活環境以及其成長經歷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童年生活以及成長中的經歷

余華1960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在他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海鹽，便度過了人生三十多年的時光。余華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童年的他因為父母上班沒時間照看便經常把他和哥哥鎖在家里。他們所能看到的就是窗外石板鋪成的大街和遠處的田野里耕作的農民。從小在醫院長大的緣故，見慣了醫院里血肉模糊的情景與病人在面對親人死亡哀嚎痛哭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難免刻下印跡，或許也左右了他以后在文學寫作道路上的思想。余華的小說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并在此基礎上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對于死亡和血，我卻是心情平靜。這和我童年生活的環境有關，我是在醫院里長大的。我經常坐在醫院手術室的門口，等待著那位外科醫生的父親從里面走出來。我的父親每次出來時，身上總是血跡斑斑，就是口罩和手術帽上也都沾滿了鮮

①血。有時候還會有一位護士跟在我父親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余華童年時，家的對面就是太平間，他常常在炎熱的夏天獨自一人跑進里面乘涼。那時的余華幾乎聽到了這個世界所有的哭聲，時間長了，面對亡者親屬的哭聲，他漸漸失去了常人的恐懼與震撼，以至于竟然“覺得那已經不是哭泣了，它們是那么的漫長持久，那么的感動人心，哭聲里充

②滿了親切，那種疼痛無比的親切。”另外余華在從事寫作以前是一名國家醫院的牙醫，見慣了各種痛苦的人。與眾不同的經歷造就了他與眾不同的寫作風格，對痛苦與災難的習以為常成就了他作品中悲劇意識的自然流露，無須任何的雕飾與做作，總是水到渠成。

（二）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與時代背景

如果說童年的生活經歷是對余華創作無法避免的客觀因素，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與時代背景對于余華創作的影響則是主觀與客觀內在與外在的結合。余華是真實的經歷過文革，雖然那時的他只是一個只會聽從哥哥指揮的小孩，可是對于文革的印象卻依然記憶猶新，據余華回憶那段經歷時說：“文革開始后，他玩耍手術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個禮堂一樣大的草棚，醫院所有的批斗會都在草棚里進行，可是這草棚搭起來沒多久就被他和哥哥的一次消防隊救火上午游戲中燒掉了。”

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余華被動地接受了當時的語言暴力，人際關系的緊張與不可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觸目驚心的暴力形式所帶來的血腥場面，從而造成了他生活中的信任破滅。這或許就使余華產生了一種認識，即暴力是惟一能夠確證自身存在并能帶來快感的東西，暴力便與悲劇是息息相關。

（三）閱讀及其他作家的影響

當然，童年經歷和兒時記憶決不是余華后來迷戀血腥和暴力敘事迷戀悲劇小說的全部原因。余華的創作風格之所以迥異于其他作家，還與他的閱讀經驗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余華主要是受外國作家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在這些外國作家中，給他影響最大的是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國作家中，則只有魯迅一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力敘述的慢鏡頭特寫和魯迅的冷峻筆法使余華在進入血腥的暴力世界時，能夠不動聲色游刃有余。

余華在閱讀了無數的書籍后從作家和作品中吸取了精華豐富了他的思想和寫作思路，感受到了生活與人生中的悲劇，寫出了許多悲劇性很強的作品，同時他也被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影響著不得不去感受自己用文字制造的痛疼，感受疼痛又超越疼痛。

余華筆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群皮影人偶，黑暗與光明的舞臺成了時代的象征，以不同的姿態默默行進。而余華作品較高的文學價值在于不斷營構具有獨特意義的寫作空間，就悲劇這個角度，在不同時期，作家在內容上的書寫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當代文壇有關悲劇性的探索中，余華占有一席之地。

參考書目：

1、①、②余華《醫院里的童年》 http://blog.sina.com.cn/yuhua

2、《許三觀賣血記》，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3、《兄弟》，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4、《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第二篇：余華作品中的悲劇色彩

余華作品中的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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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的作品常常讓人看著看著會忍俊不禁，之后又會讓人心里酸酸的默默流淚，盡管他作品中的語言只是冷冷的敘述，冷漠的敘述生死和人情冷暖，但帶給讀者的心靈沖擊卻十分強烈。

如果說到悲劇，那應該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命運卻突如其來的硬加在某個人的身上。那么《活著》無疑是一個悲劇，那種不可抗拒的命運感十分強烈。雖然書的名字是《活著》，可是整個故事卻是由死亡串接起來的。這個叫福貴的人，親手送走了自己的兒子女兒，妻子女婿還有外孫，這樣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打擊讓人難以承受，但是他終究還是活著。我想著可能就是作者想給我們的啟示，只是活著，沒有什么理由，存在就是合理的。這部書里最讓我心酸的就是有慶的死，他是那么善良可愛活潑的小孩子，可是卻因為就縣長的妻子而被活活抽血抽死了。“抽著抽著有慶的臉就白了，他還硬挺著不說，后來連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著說：“我頭暈。”抽血的人說“抽血都頭暈。”……有慶嘴唇都青了，他還不住手，等到有慶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那人才慌了。”這段描寫讓人憤慨而又難過，但是命運弄人，那縣長竟然就是福貴曾經戰場上的摯友，這必定使福貴的內心受盡煎熬。書中最后的悲劇是福貴外孫苦根的死，作者在最后毫不留情的讓福貴最后一個親人也死去了，把命運不可抗拒的悲劇性血淋淋的展示給讀者。《許三觀賣血記》是一部血淚史，是關于“血”的故事，故事中以許三觀的一次次賣血為線索，一樂與他的血緣關系為一個突出的矛盾。他用第一次賣血的錢娶了許玉蘭，之后因為一樂傷人又賣血，后來是家庭饑荒，請二樂隊長吃飯，給一樂治病，一次接一次越來越頻繁。一樂與許三觀的感情最好，但許三觀一開始卻始終放不下血緣關系的問題，這使他糾結，矛盾，這是許三觀的悲劇，而這對于一樂更是悲劇，一個孩子被推來推去，毫無依靠，許三觀賣血得來的錢不愿花在一樂身上，帶著妻子二樂和三樂出去吃飯，把一樂留在家里吃烤紅薯，一樂去找親生父親卻遭辱罵和毒打，萬念俱灰的他只好在大街上游蕩，不知道那才是他的依靠，這是一樂的悲劇。但總體來說，許三觀是個好人，事情到了緊要關頭他終究狠不下心，后來他也消除了與一樂因為血緣關系而產生的隔膜。而故事發展到一樂生病之后，整個故事的悲劇色彩就更濃了，許三觀去往上海，一路賣血，在路上努力地喝著冰涼的河水，以便賣血賣的更多。他被抽血抽到暈死過去，被搶救回來得知被多輸回300毫升血液的時候，竟然要還給醫院，后來更發展為他和路上遇到的來喜兄弟要同時賣血買血，看起來十分荒誕，醫生覺得他們腦子出了問題。但是仔細想想卻又讓人悲憫，他們已經把自己身上的血液當成了商品，賣來賣去的成為救急的法寶，這無疑是一個社會的悲劇，人類的悲劇。到了文章的最后，作者寫到了許三觀用血液養大的兒子們對許三觀的不理解，嫌他丟人，這更加讓人感到刺痛。《在細雨中呼喊》這部作品并不像之前的兩部，這部作品在我看來從始至終都充斥著一種悲情色彩，因為這是一部關于回憶的書，整部書的結構看起來是沒有頭緒，混亂的，但是這正是記憶，絲絲縷縷的記憶一點點的雜亂的浮現出來，而最終卻拼合出了完整的情節。文中的我，就如同《許三觀賣血記》中的一樂，始終沒有一種歸屬感，他屬于孫蕩和南門兩個地方，可是又好像都不屬于，他和家里人的隔膜竟然很深，比如他考上大學，只有哥哥一個人送他，而這親兄弟離別是的對話卻是這樣的。

“我還欠你一元錢。” 哥哥不解的看著我。我提醒他：“就是報名費。”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留露出悲哀的神色。我繼續說:“我會換給你的。”

文中的“我”表現出來的是驚人的冷漠，不油給人一種悲涼的感覺。余華寫到死亡的時候似乎總顯得那么平靜，在文中弟弟孫光明的死，摯友蘇宇的死，養父的死，文字都很平靜，卻很有一種悲涼感，尤其是寫孫光明的死，好像事先被命運安排好的一部戲，只等著水流淹沒弟弟的生命。這部作品在我看來是對充滿悲劇性的童年回憶追述，而這悲劇來源于被拋棄的孤獨，好像站在生死之間而被兩者都拋棄了一樣。

余華的語言是充滿幽默趣味的，是生動的，而講述的故事確實悲情的，寫到了那些受命運擺布而身心疲憊的活著的人。

第三篇：余華及其作品賞析

余華及其作品賞析

姓名，班級，學號

目錄

一、余華簡介及其作品特色

二、作者筆下的冷酷及人類的陰暗面

三、賞析《許三觀賣血記》悲劇色彩

四、真正去了解作者的內心

摘要

80年代中期余華等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的崛起,無疑是中國先鋒小說歷史上的大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代表了當代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余華的小說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手法直面描寫生活中最丑陋而遠離理性的區域,往往給人以心靈上的震撼,也對當代文學共鳴的狀態形成了強烈的沖擊.關鍵字

真實 殘酷 人類陰暗面 悲劇意識

余華，浙江海鹽縣人，祖籍山東高唐縣。余華1984年開始發表小說，是中國大陸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并與蘇童、格非等人齊名。余華在中國文壇上以獨行俠著稱,其較有影響的作品當推《十八歲出門遠行》《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也寫了不少散文、隨筆、文論及音樂評論。其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國外出版。

余華的作品以純凈細密的敘述，打破日常的語言秩序，組織著一個自足的話語系統，并且以此為基點，建構起一個又一個奇異、怪誕、隱秘和殘忍的獨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實現了文本的真實。余華曾坦言：“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里的那種真實。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鋒文本讀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華及時地做出了調整，自《在細雨中呼喊》開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澀難懂，而是在現實的敘述中注入適度的現代意識，以簡潔的筆觸和飽滿的情感盡可能地獲得讀者最廣泛的共鳴。

1987年，余華以一篇風格獨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的出門遠行》正式踏上文壇，小說講述了一個以少年出次離家的一段行程，其中充滿了一種夢魘般的驚異與恐懼。余華對現實生活中人生存現狀的極端刻畫讓人匪夷所思。受魯迅的冷峻筆法和敢于直面揭示人類陰暗面的寫作態度影響，余華在進入丑陋的世界解讀人性的罪惡時顯得嫻熟而老練。在當今中國文壇，余華以其冷酷的敘述著稱，他那憂郁的目光從來不屑于注視蔚藍的天空，卻對那時那些潮濕陰暗的角落孜孜不倦。

在《四月三日事件》、《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難逃劫數》等作品中，他細致的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殘殺，如《現實一種》“像是在說一種事物的因緣，人們雖然彼此傷害，殺戮，生活的本相如此的殘酷，但是人類卻依然莫名其妙的繁衍。”他早期的這些小說中敘述者在表現這種冷漠與殘酷時，由于刻意追求的冷峻風格而使作者的態度顯得曖昧，事實上余華的這種貌似超然而冷靜的敘述風格來源于作家與現實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他要與他筆下的人物及其代表人性的殘暴與殘酷的一面保持距離。不論善惡，他都要保持一種理解之后的超然，并由之產生一種悲憫之心，這也導致了他在進入90年代后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風格轉變，這些小說在描寫底層生活的血淚時依然保持了冷靜的筆觸，但更為鮮明的是加入了悲天憫人的因素。

余華的這種冷酷的悲劇意識到了許三觀的身上與徐富貴的卻有了不同，徐富貴的悲劇是時代人為，他所經歷的悲劇于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有關。戰亂，社會局勢的動蕩，三層大山的壓迫形成了徐富貴悲劇的根源，作者的筆下也反映住他對那個時代敏銳的感覺。許三觀的悲劇是引申的，給讀者深沉的悲劇意味。余華的小說非理性和荒謬揭示人性，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世相的隱藏下那根敏感的神經。

《許三觀賣血記》講述的是一個出身農村的絲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年的生活經歷。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親們“賣血”的習俗后隨同前往醫院并以換取的三十五元在城里娶了個“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后的十幾年里，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就以賣血來換救危機，直到三個兒子終于各自組建家庭后他才恍然發覺歲月以奪去了他的健壯，“賣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起來。小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許三觀的悲劇色彩。農民本注定以土為生，當土地不能再給農民以豐衣足食的心理和現實保證的時候從而使“賣血”成為衡量體魄甚至要娶妻生子的標準——“賣一次血能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里干年活也就掙那么多。”農民的勞動被貶值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用“賣血”的方式來維持生計，用出賣“生命”的方式來延續“生命”，這是多么荒誕的一個怪圈？

文革伊始，許三觀就作為一個旁觀者將運動的實質一語道破：“什么是文化革命？其實就是一個抱私仇的時候。”文革給中國造成的傷害是歷史性的，那種近乎癲狂的運動造就了成千上萬個悲劇的發生。余華抓住了這一時代的脈搏，通過社會最底層一個小人物許三觀半生的故事以小見大的揭露了文革對人民的創傷及當時社會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余華的作品總是不動聲色的將人物推向一個又一個的災難，余華的那些人物總是被注定走向陰謀，走向劫難，走向死亡。他們早就蒙上了宿命的陰影，他們面臨災難，切近死亡卻渾然不知，他們如此堅決麻木走向災難讓人驚異。余華作品中慣用的這些反常的描寫創造了一種奇怪而陌生的絕對真實，同時把讀者帶入一個奇異的領域。在這里，人們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興高采烈的去參加某個假面舞會，人們生活在陰謀和危險的邊緣卻心安理得，甚至從容不迫。余華善用樸素的語言闡述小人物命運中隱藏的痛苦和無奈，善于提煉他們生命中的每份精致，性格里冷靜的悲劇意識使他們不動聲色講述了他們生存的悲哀，心中的悲哀。這同時也是作者本人心中潛在的悲哀，他作品中的陰郁與悲哀似乎無法讓我們直視外面晴朗的天空與明媚的陽光。

總之，無論我們是第一次或者是已讀過余華的作品的人，第一感覺的印象就是：作者余華本人也可能是一個思想消極陰暗，有著對社會憤世嫉俗的心理，甚至有點神經質的人。他喜好揭露人類的劣根性的一面，喜歡把人類的那種愚昧、無知、野蠻、粗魯以及骯臟的一面淋于低上，并且喜歡把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結局都要排成一種悲劇或帶上悲劇的色彩。這可能與他自己潛在的那種悲劇意識有關，與他童年時代被父母整天鎖在家里的禁錮以及后來在醫院生活的那幾年，住在太平間的對面整天面對著冰冷的尸體的出出進進，面對那些失去親人的悲傷，那種血淋淋的生離死別的場面有關，那些意識平擔在他童年的腦海里記憶了下來，并且甚至影響了他以后寫作的風格。

余華說過：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只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內心讓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并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是封閉起來，于是只要寫作，不停地寫作才能使內心敞開，才能使自己置身于發現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

我們讀余華作品，應該學會從本質上了解他，他的內心思想，他的人生經歷，然后，當我們再回過頭再去讀他的小說時，我們就會深刻地體會到余華作品中那股震撼的力量，是源于生活，源于歲月的蹉跎，也是源于他本人思想的根源。

參考文獻

《許三觀賣血記》余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5-1 《現實一種》余華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4-5-1

第四篇：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摘要：余華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與現實之間的敵對、緊張的關系，表現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難則成為他后期作品的主題，體現了一種從知識分子到民間的關注視角的轉移。余華通過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這些農民形象，從早期僅僅作為一種象征性的符號，發展到后期，寄托著余華的 人文主義情懷。從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層的先鋒創作的升華。這一轉變，始終體現著余華對于“人”的關注，并通過對農民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余華對于整個農民階層生存狀態的反思和思考。

關鍵詞：余華；農民形象；苦難

一

“余華”，在嘉興市圖書館的檔案里是這樣介紹的，“1987年開始，運用現代主義手法創作，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小說，引起國內文壇的注目，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華，似乎總是逃不開先鋒小說。對于這一點，余華在1999年接受采訪時說：“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先鋒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鋒文學??”⑵到了2002年，他在發表的文章中說：“當我在寫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時候，我是一個先鋒作家??”⑶想要明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必須要明白，什么是“先鋒小說”。

先鋒小說大致上出現在1985年前后，以馬原的《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殘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是以這樣一些人和他們的一些方面的探索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現了一批人，像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等等，“實際上，先鋒小說是個假概念”，⑷“先鋒”這個詞，原本是一個軍事術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是指“作戰或行軍時，脫離了主力部隊的先頭部隊”。

也就是說，先鋒的作用，是為主力部隊開辟道路和探明情況、獲得信息的，他們的命運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樣。后來，這樣的一個概念，被借用到文學中來，是指一部分人的寫作和社會的主導潮流不一致的寫作行為。這便是先鋒小說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為，去開拓一個未知的領域。馬原他們，承擔的便是這樣的一個使命，而到了余華這一批人，先鋒性已經不僅僅代表一種藝術上的探索和語言上的實驗了，他更多的成為了“一種精神，一種姿態和一種自由狀態，代表藝術上的前衛、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創新。”⑸他們認為先鋒不僅是那些讓人看不懂的東西，真正的先鋒性是保持作家寫作生命力更長久的一種方式，他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自由、獨立、創造的精神。這一點，在余華小說創作的后期，表現的尤為明顯。余華本人對于自己創作的兩次不同的鑒定，正是反映了這一轉變。這一轉變，其實是有著深刻的內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了文學四要素的著名觀點：他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讀者這四個要素組成的。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接受美學興起之后，讀者被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他們不僅是被看作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認為是一個主動的閱讀者，是可以對作者產生影響，進而通過作品與作者建立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在文學活動中，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一種變化，即原先以作家為“主力”，轉變為以讀者為“主力”。在先鋒小說的初期，由于過于注重對藝術手法、言語試驗和敘述形式上變革，與廣大讀者的審美趣味產生脫節，致使讀者“不買賬”，先鋒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眾讀者的認同而成為高傲的孤獨者和戰斗者。因此，先鋒的回潮也就變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對先鋒性的追求轉變為一種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華的整個創作中，也是可以分成這樣的兩個階段的。陳思和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余華從80年代的極端‘先鋒’寫作，轉向了新的敘事空間”⑹，并據此提出了“民間”這一概念。余華的這一轉變是從《在細雨中呼喊》開始的，到《許三觀賣血記》中完成的。從《活著》開始，余華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不再僅僅關注知識分子，而是開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間，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農業社會，民的劃分是士民、農民、工民、商民四民。《漢書·食貨志》曰“士、農、工、商，四民有業。”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社會形成了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等階層。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后，“農民”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勞動者，也就是貧農和中農。在余華的作品里，這些農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現實一種》中的山峰、山崗兄弟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們并不比河流、樹葉、街道和房屋來的重要”⑺，作者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都是敘述中的符號。”⑻在他們的生活里存在著苦難，但是他們對于苦難、對于生活本身，顯然沒有過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邏輯，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華用一種平靜、冷漠、客觀的態度將事情記錄下來。小說所敘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復仇，他們沒有合理明確的動機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華與外界現實的緊張關系“為什么丑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遠在海角??我和現實的關系緊張，說的嚴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⑼這使的余華并沒有將重點放在人物的塑造上，敘述的重點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個符號，只是為了完成敘述用的。

在一個夏日的午后，一個兒童無意的過失，打開了暴力的閘門，暴力的洪水波濤洶涌，將所有席卷而去。山崗的兒子皮皮抽打還是嬰兒的堂弟，最后，將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陽光下流出了第一攤血，山峰為了報仇，讓皮皮舔盡地上的血，然后將他一腳踢死，陽光下流出了第二攤血，山崗將山峰綁在樹下，讓狗舔他的腳底，殘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機關殺死了山崗，并冒充山崗的妻子，將尸體捐出，最后山崗的尸體被一群醫生興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華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不存在任何溫情，僅有的只是相互之間的仇視和傷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兒女之間，而這些原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時最具溫情的。

另一類則是以《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阿方和根龍，特別是以《活著》中的福貴為代表。《許三觀賣血記》是以許三觀的幾次賣血經歷為主線的，在作品里，還有兩個人，雖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節的發展線索上，他們卻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根龍和阿方是和許三觀的父輩們生活在一個村莊里，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也和許三觀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賣血。他們有著農民式的精明和算計，在賣血前要喝水，并告訴許三觀喝水的時候“要喝中間的水”，喝過水之后，水就會浸到血里。這樣人身上的血雖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賣過血之后，要上館子去吃一盤炒豬肝，喝二兩黃酒，補一補身子。后來因為賣血，阿方的身體敗掉了，而根龍則死在了醫院。在作品里，余華并沒有交待他們為何要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賣血，以至于到了不顧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們從許三觀的經歷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貧窮，國家政策的失誤，天災人禍的打擊。我們假使一個農民，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可以獨立耕種，但就農業經濟來說，無法多產，只有節用，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論，年年豐收，是絕對不會的。平均下來，三年中總會有一個荒年，或水災或旱災或蟲災。只要來一個荒年，那么三年的積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總是免不了的，脆弱的農業經濟使農民的生活經不起任何大的打擊。我們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他們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一次又一次的到醫院賣血，況且耕田并不是一個賺錢的職業，“賣一次血能掙二十五塊錢，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還是那么多”⑾，農民的勞動已經被貶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當時的國家形勢也是不允許農業人口轉業的。廣大的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們所面臨的生活是困難的，他們一次次的賣血，不過是把血當作一種商品，拿去換錢，以求渡過難關。血是生命的精華和本質，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結束，用生命來做生命的交換，這不僅是一個階層的悲劇，更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福貴是這樣貧苦農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兒子，是個“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畝地”⑿，但他年輕的時候敗光了家產，成了一無所有的窮人，從此脫去了綢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著自己種出的蔬菜和糧食，過著可以溫飽的日子。小說是以“我”在夏日的陽光下，聽福貴講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筆，歸于黃昏老人故事的終結。而福貴的故事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回環。這種循環的敘述方式，把整部小說串聯起來，同時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層層循環。

“為何哭泣，如今我不應憂傷，為何嘆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見，為何悲痛，親人去世已多年，我聽見他們輕輕地把我呼喚。我來了，我來了，我已年老背又彎，我聽見他們輕輕把我呼喚。”這便是那首美國民歌《老黑奴》的歌詞。對于福貴來說，是他一生的預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先后有七位親人離他而去，只剩下一頭老牛伴著他，死亡一直籠罩著他的生活，但他“卻充滿了歡樂，”甚至在臉上的皺紋里都“積滿了陽光和泥土”⒀，“他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卻不是因為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淚流而出。”⒀饑餓和貧窮造成了生活的苦難，在戰場上，“成包的大餅一落地，弟兄們像畜生一樣撲上去亂搶，疊得一層又一層，跟我娘納出的鞋底一樣，他們嗷嗷亂叫著和野狼沒什么兩樣”⒂，餓著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農村，也到處充斥了饑餓和貧窮。因為饑餓，農村人可以為了一小根番薯而拋棄人的尊嚴，因為貧窮，福貴把女兒鳳霞送給了別人，因為貧窮，兒子有慶上學時為了不使鞋子跑壞，在大冷天赤著腳跑去上學，因為饑餓，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撐著去干活，因為饑餓，外孫子苦根吃豆子被撐死。

還有那未知的命運：福貴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龍二使福貴破產卻在大富大貴之時被革命政權槍斃，解放后春生春風得意當上縣長，卻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殺。我們設想，如果福貴當年在與龍二的那場豪賭時，聽從家珍的話適時收手，勤儉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畝地還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貴在戰場上被解放軍俘虜之后，參加革命，沒準他也能夠象春生那樣成了一縣之長。但是在時間的輪回中，龍二被槍斃，春生也死了，而最貧窮的福貴卻守著自己殘破的家頑強的活著。在這一循環中，生死、善惡、美丑、愛恨不在只是二元對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長。苦難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運卻無從反抗，當一切無可反抗，反抗也無意義的時候，象福貴那樣尊重生命，好好的活著就是對死亡的最好的抗爭。“福貴憑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著并抵抗著悲劇命運的頻頻襲擊，于苦難極限處善待生命，”“對于他們來說，自殺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經被生活所擊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個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選擇自殺，而是選擇活著。”⒁俄狄浦斯弄瞎了雙眼，他依然選擇活著，福貴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選擇活著。生存是對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別是當生存變的無比艱難的時候。余華正是通過這一些農民形象的塑造表達了自己對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華的早期作品對于人性惡的揭示是大膽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團圓”的結局，給人以更大震動。他從不回避現實世界帶給自己的混亂感，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間。他把人類的理性的外衣撕開，沉浸于對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現實的判斷，只是一個冷靜的敘述者，一個話語的暴君。到了90年代，對于“苦難”主題的反復渲染，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余華對于傳統的回游，并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顯示了自己對于苦難的不同層次的認識，即體驗、忍受、消解，并進一步提出了緩解苦難生活的三種方式：回憶、忍耐和幽默，表達著自己對于人的生存狀態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企圖為小說中的人物乃至整個受難的人群尋找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希望”。不論是根龍、阿方還是福貴，他們對于生活從未有過失望，即使是到了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所有的人枕著子彈睡覺，每一分鐘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福貴想的最多的，也還是活下去，和家人團聚。“希望”二字對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東西，因為他永遠不會消失。

總之，余華從80年代的“苦難的受難”，到90年代的“溫情的受難”，始終體現了余華作為一個作家對于人的關注，而農民階層作為整個社會階層的最底端，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嚴峻，余華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實現了自己的創作宣言：“我只是一個作家。我的興趣和責任是要求自己寫出真正的人，確切的說是真正的中國人”，“作家應該關心真正的人，只要寫出一個真正的人，就是寫出了廣闊的人群。”（16）

參考文獻：（1）參考“嘉興市圖書館”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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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陳思和，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文藝爭鳴，2001，（1）（7）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8）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9）《活著》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藝出版社(10)《許三觀賣血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1)《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5頁（12）《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7頁（13）《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37頁（14）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57頁

（16）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

第五篇：淺析余華作品中的“文革記憶”

淺析余華作品中的“文革記憶”

以《活著》和《兄弟》為例

內容摘要

文革的敘述已經在余華的作品當中深深扎根發芽。不管是作為其小說的背景，還是小說中直接對文革的描寫，亦或是發生在文革當中的故事。余華采用了不同的角度，不同較色記錄下了自己關于“文革”的深深的記憶,執著地將苦痛的東西撕裂給人看。余華敘寫“文革”,揭露了“文革”中暴力的深層機制和暴力的無意識根源,提醒中國人要反思而不是遺忘。

關鍵字：余華 文革記憶 反思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Yu Hua's works during germination.Whether it is as the novel's background or novels directl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scription, or story happe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Yu Hua uses the different angles, different color recording the himself about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eep memory, persistence will be painful things that tear to look.Yu Huaxu wrot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posed the viole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eep mechanism and violent consciousness root to remind Chinese people to reflect on and not forgotten.Key-word: Yuhua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lf-examination

目錄

前言.............................................................................................................4

一、童年的親身經歷對余華的影響........................................................4

二、好好活著...........................................................................................5

三、兄弟.....................................................................................................6

四、余華“文革記憶”的深遠內涵及影響............................................7

五、結論.....................................................................................................7

六、致謝.....................................................................................................7 參考文獻.....................................................................................................8

前言

童年的經歷對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同時也會影響一個人性格和生命意識的形成。所以，一位作家為了能夠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題材，就會在潛意識里對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生活進行投影，“對于這種童年生活中的東西，作家在小的時候，并不是帶著有意識的理解去體會其中的文化特質??但是，一旦到了成熟的時候，開始進入寫作想象的空間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很神奇的控制力量，讓作家不由自主的進入到這個情境當中，作家內在的生命力將透過時空回到那種童年的記憶中去。”童年時期所處的環境和其經歷過的事情，還有當時的一些不是很明朗的感受就會慢慢在這些寫作中成長并逐漸形成意識，從而影響他們作品的整體風格和審美意蘊。

1960年出生的余華，他的童年記憶正是文革記憶。余華曾經說過他的小說創作與童年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應該說我過去的寫作，也包括我現在的和以后的寫作，都和我的童年和少年緊密相關......我在那個時期經歷了文革，經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時也經歷了壓抑和膽戰心驚的歲月。”“雖然我人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里。......我過去的靈感都來自于那里，今后的靈感也會從那里產生。”所以我們不難在余華的作品當中看到文革的描寫或者文革的影子。

一、童年的親身經歷對余華的影響

余華的性格是很敏感的，小時候因為被哥哥帶到教室上課而導致哥哥受到老師的批評，余華內疚了很久，也害怕了很久，以至于都不敢在和哥哥一起去教室了。正是由于這種敏感的性格，余華觀察事物的角度就會和別人有所差異，他會理解到別人理解不到的內涵。但是正是這種過度的敏感使得余華對別人的行為分析會產生很多原本沒有的猜想。余華就是用這種敏感的心態對世界進行著觀察，并在觀察當中形成了他易受傷害的內心世界。

家庭是每個小孩成長道路上最先接觸的小型社會，可以說是我們各方面的啟蒙老師，而且對我們的人生觀以及價值觀的形成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甚至在將來的生活道路上也都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余華就是生活在一個和別的家庭不同的環境當中，祖父祖母過早地離開，父母的忙碌以及無暇照顧，甚至和他年紀差不多大的哥哥的對比都給余華童年的生活帶來了不可言說的影響，以至于余華對家庭這個詞語不是那么的喜歡。

在余華開始接受這個世界的時候，文革開始了，這是這個時代的小孩的幸與不幸。十年的文革時期，十年的校園生活，余華就是在這種“文革”的氛圍中接受整個世界的。正是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導致余華在接受這個世界時，一開始接受的就是被歪曲的不正常的價值觀??現有的價值都是混亂的，異于正常的，倫理體系以及社會秩序的混亂導致這些被重新設定??文革時期的混亂帶給余華的影響是不可小視的，社會秩序的重新設定、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使得余華的敏感不僅僅只局限于家庭，進而升華到了社會，文革的影響給余華的創作帶來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余華對于“文革”在作品中的描寫，而且余華在經歷過文革的洗禮之后，他對于整個社會的絕望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

二、好好活著

作為以“小說革命先鋒性拓展”身份登上文壇的余華，他的作品和當時用政治主流話語展現文革傷痕和進行文化反思的作品是大不相同的，余華在對文革的描述從來都是冷漠的，不管在描寫文革的暴力與死亡，還是家庭的溫情和對人性的悲憫，亦或是人物命運的大起大落，他的口吻都異常的冷靜。而《活著》正是這種冷靜的一個代表之作。

《活著》是一部以真實的手法來還原文革十年的小說，它主要描述了福貴在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隔離自己遠去，而他卻依然選擇堅強生活下去的故事：最初的時候，兒子有慶因為獻血而死，接著就是女兒鳳霞因為難產而死，而福貴的妻子家珍也最終在忍受了這么多的苦難之后因病離去，在工地上不小心因工作而失去生命的二喜，因吃多了豆子而不幸離開人世的孫子都帶給福貴沉痛的記憶，福貴想著隨他們而去，但是家珍的話語卻回響在耳邊“活著的就好好活著”，最終，福貴選擇了與陪伴著自己的老牛一起了此殘生。可以說福貴的一生都伴隨著苦難。但是福貴卻在這苦難的生活中學會了忍耐，學會了活著，這使得整部小說的敘述都因這種深廣的忍耐變得冷靜與堅定。不需要用血淚的控訴，也不需要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不用使用憤怒來表達自己的苦難，有的只是福貴在苦難當中鍛煉出來的忍耐。小說就是用這樣一種客觀的近乎冰冷的敘述口吻，述說著文革的苦難記憶。

《活著》是對福貴一生的描述，也可說是一部自傳。這其中包含了對他自己曾經所犯錯誤的懺悔，有對苦難生活的隱忍，更有對未來生活的期望。在整部小說當中，福貴的一生經歷了坎坎坷坷，有對錯事的悔悟，有對自己心中的遺憾，更有對未來生活的寬容。福貴在講述自己時是這么說的：“我是我們徐家的敗家子，用我爹的話說，我是他的孽子。”其實福貴的一生也確實是挺敗的，吃喝嫖賭，一事無成，最終散盡了家里所有的積蓄，他說自己是一個敗家子其實一點都不為過。在講到妻子家珍時，他說：“家珍是個好女人，這輩子能娶上這么一個賢惠的女子，是我前世做狗吠來的。現在想起來叫我心疼，我年輕時真是個烏龜王八蛋，這么好的女人，我對她又打又踢。”講到兒子有慶時，福貴說：“我最對不起的就是兒子”。要是他自己不是每天都吃喝嫖賭導致散盡家產，也不或讓自己的兒子到死都沒有享受過好的生活。當談到自己現在他自己的生活時，他說：“我是有時想想傷心，有時想想踏實。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親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擔心誰了。”家里的人全是自己安葬的，這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份不可承受的痛，他的傷心是不可忘懷的；但是已經沒有人值得他去牽掛了，他也可以安心的離去了，只是他唯一高興的一點，卻也是他的悲哀。這其中有太多的難以言表，有太多的不能承受。在小說的結尾之處，福貴說：“做人還是平常一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這是富貴在總結其一生經歷時發自內心的想法，這其中包含了他的感恩以及深深的懺悔。福貴的一生也在這一刻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苦難中的堅強與豁達。在福貴經歷過這些世事無常的變化之后，他學會了珍惜，學會了寬恕，學會了放下對已知過往的執迷。

余華能夠寫出這樣的故事情節，和他親身經歷的那些“文革”記憶是分不開的。小說的大背景本身就包含了文革的時期，主人公福貴的種種經歷都是在這種大環境下發生的，看著一個個親人朋友的離開，福貴有著太多的痛苦，他有著太多的理由選擇離開，但是他沒有，他選擇的是慢慢看開，慢慢豁達的去活著。社會對福貴的傷害，就宛如文革對人們的傷害一樣，人們在害怕與苦難中艱難的存活著，但是人們對于生的渴望從來不曾停止。既然“文革”已經存在，傷害已經存在，那么就讓活著的繼續好好活下去。

余華呈現給我們的不是一個悲觀的世界，雖然種種不幸的發生讓我們產生了對生的恐懼，我們對這個世界甚至已經失望了，可是我們并不能絕望。“文革”就像一個傷疤永遠的存在我們的身上，但是我們要做的不是時時刻刻向別人展示我們曾經歷過的苦難，而是要慢慢的看開，學會反思，就像福貴一樣。《活著》的結局是好的，它給我們活著的勇氣，告訴了我們災難的價值，讓我們體會到了人的偉大。活著就是勝利，活著就是一切。

三、兄弟

講述江南小鎮兩兄弟李光頭和宋鋼從“文革”至今的跌宕人生。《兄弟(上)》講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過兩兄弟的家庭在劫難中的崩潰，縮寫了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展示了個人命運與權力意志之間不可抗衡的災難性景象，也凸顯了人性之愛與活著之間的堅實關系。《兄弟(下)》通過兩兄弟的“裂變”展示了倫理顛覆、浮躁縱欲的現代生活。兩兄弟的命運與兩個時代一樣天翻地覆，他們最終走向了命運的兩端，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余華在他的作品當中一直在描述文革的苦難，我想這和余華小時候在文革大背景下的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童年的余華缺少祖輩的寵愛，而且父母的繁忙也很少有時間來照顧余華的生活起居，余華就這樣一直伴隨著太平間的尸體成長起來，這些經歷導致余華不管是對家庭還是生活都充滿了絕望，對文革的記憶更是深刻到骨子里。

《兄弟》的出版對余華來講是很有意義的，這是他在以往的作品中所沒有的針對“文革”的描述。余華在陳述其再次寫與文革有關的題材是因為:“這可以說是余華第一次真正的對文革進行的一次全方位的描述。不管是小時候的記憶也好，還是現如今文壇對于文革的描述也罷，都在催促著余華必須要進行一次對記憶里文革的陳述。”

在《兄弟》這篇小說中，余華第一次很直接的講述了一個家庭在文革中發生的事情。依然還是選擇了兒童這樣的視角，希望以兒童的口吻來講述自己對文革的記憶。和余華前期作品中的描述是不一樣的，在《在細雨中呼喊》中，孫光林以兒童的眼光進行著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而《兄弟》中的兒童視角則是有點不羈的，他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理解。

作品中李光頭向童鐵匠借板車、向余拔牙借躺椅、油布雨傘的過程中顯示出的油嘴滑舌的本領及其在板凳、電線桿上尋求性滿足將這個畸形的兒童視角展現的淋漓盡致。所以我們會疑問:文革真的讓一個孩子的心智與性能早熟了嗎?余華以“性壓抑”向我們解釋了“本能壓抑”,從劉山峰、李光頭對屁股的偷窺到趙勝利、劉成功等人以面條換取屁股的故事,再到李光頭借用板凳、電線桿上緩解性壓抑,我們已經了解到文革這個時代就是一個禁欲的時代。余華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壓抑導致性的壓抑。但是他卻沒有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兩面的，文革禁止了性的同時，又導致性的萌發，文革結束之后，中國人口的急速增長正是這種力量驅使的。

與余華早期作品中描述的“文革”是不一樣的,《兄弟》中的文革是既殘酷又溫暖的,殘酷是因為文革摧殘了人性的光輝,溫暖也同樣是因為人性,親情的偉大照亮了文革中所有人性的黑暗。這一點可以看成是《許三觀賣血記》藝術上的繼承,不管文革帶給人性多大的損害，人性在最初表現出的有多么骯臟不堪，在最溫暖的親情以及愛情的感化下，人性的光輝最終會綻放在人們的心間。與《在細雨中呼喊》中有揮之不去的迷茫與孤獨感的孫光林是不一樣的,在李光頭和宋鋼的成長過程中,盡管苦難、暴力、恥辱充斥于現實的所有地方,但是他們并沒有道德的沉淪，他們仍然可以感受到親情，感受到友情，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在文革結束這么多年后,作家心靈的創傷逐漸在豐厚的物質生活和成就的榮譽中得到慰藉,沒有了來自生命深處的尖銳疼痛,有的只是煽情與滿足。

余華展現給我們的是傷痛始終會過去，未來的生活始終會是美好的。我們經歷過，我們成熟了，我們經歷過，我們成長了。我們學會了感謝，感謝所經歷的苦難，感謝苦難中的情誼。關于“文革”的記憶，我們不應該因傷痛而忘卻，因恐懼而選擇緘默，我們更多的是應該反省，去面對。

四、余華“文革記憶”的深遠內涵及影響

當代文學中“文革”敘事之痛形成的原因不僅是由歷史自身造成的，當代文學發展中的文學偏見和批評的缺席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沖擊和知識走向的多元化，使得更多的小說背棄了現實與歷史之痛，這是當代文學痛感的喪失，當代歷史痛感的喪失。

余華小說中有著深刻的“文革”記憶，他不希望人們忘卻這段痛，同時也不希望人們沉浸在其中而無法自拔，在余華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對于人性的傷害，可以清晰地認識到“文革”所犯下的錯，但是這不是余華索要呈現給我們的最主要的東西。面對失去親人朋友，面對有話而不敢言的社會環境，小說的主人公表現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偉大。這是余華對當代文壇的一個警示，我們不能忘卻文學的痛感，也不能忘卻歷史的痛感，我們更不能就此沉溺于一種淺談輒止的病毒式的自我復制當中。

事實上，在任何的時候，作家都希望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與文革時期相比，現代人的心理更加復雜微妙，但是作家們的驚醒度是不夠的；另一方面，一些作家打著人性的旗號，卻缺少對人性的悲憫，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很懷念“文革敘述”所表現出的特點：關注人性、關注人本身的生存狀態。這也是余華的“文革”所帶給我們，帶給文壇的影響。

五、結論

余華一開始就是以文學先鋒的身份登上文壇的，這么多年過去了，余華的作品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歡，我想這和余華的真實經歷是分不開的。余華的每一篇作品都會在其中顯示出自己最最真實的感情，能夠讓讀者在閱讀其作品的時候，在品讀作品中人物的命運的同時，更多的是聯想到荒誕的歷史與冰冷的現實。文革的記憶已經成為余華作品的一個標志，不管是在在暴力當中表現出來，還是在溫情之中爆發，文革記憶在余華的作品當中已經做到了如影隨形。

六、致謝

暮然回首，四年時光已飛逝而去，但此時已到了即將離別的時刻。四年書海漫游讓我體會到文學的博大精深，與前輩心靈的約會更讓我的靈魂豐富飽滿了起來。

文學來源于現實，閱讀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的作品更是讓我感到生活的溫度和質感，閱讀讓我如此心醉神迷，平淡似水的日子因此煥發出了絢爛的光彩。余華以其與眾不同的文學個性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其文學世界天馬行空的想象更令我感到由衷的欽佩，但是其文學作品前后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又使我迷惑不解。通過大量的閱讀，我對余華作品中的“文革”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在此我要感謝每一位導師的教導和指點，正是因為他們的指引，我在文學的道路上才能一路走來；老師更是對我的論文進行多次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使我順利地完成了論文的寫作；另外還有許多同窗好友，也給我的論文寫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此一并表達我深深的謝意。難忘師恩，難忘同窗情誼，難忘四年來的點滴美好時光，在未來的道路上，這里將成為我疲憊靈魂的棲息地，永世珍藏，終生難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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