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京十萬農民“變身”新市民

南京十萬農民變身新市民

被征地拆遷時，他們一度身份“尷尬”：作為土生土長的農民，沒有了土地也就沒有了安身立命的“主業”，他們曾經努力尋找著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定位。

而今，他們大多數人住進了城市化小區，習慣于像城里人一樣每天按時上下班，有些人還自己創業當起了小老板。與從前相比，他們更關心哪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如何通過“充電”提升自己的技能？

短短幾年，數量曾占到全南京三分之一的江寧9．5萬“失地、失業、失居”農民，已經走出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成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成為代表著整個市民群體的新生力量。

“饑渴”型擇業少了，理性選擇的多了

天景山公寓，目前南京最大的農民復建房小區，居住著2001年以來江寧科學園征地搬遷來的6萬失地農民。在物業齊全、商業綠化配套完備的小區里，他們已經過了兩年的城市生活。

30歲的失地農民李東萍為了更好地照顧年幼的女兒，剛剛辭掉了工作，“老公一個人的收入也夠了。”

“現在和以前不同了。”東山街道負責人告訴記者，在開發區征地高峰期，一個月被征地農民達到幾千人，那時候，“農民天天來找街道干部，一個崗位幾十個人爭。”

今年3月初，一場招聘會開進了天景山、殷巷兩個農民復建房小區，向居住在這里的失地農民“推銷”2400多個崗位。與幾年前就業崗位供不應求“撿到籃里就是菜”不同，來應聘的居民們就收入、待遇等問題與用人單位展開了雙向選擇，結果，600多個崗位沒招到人。

“江寧失地農民身份轉型已經完成，大部分已經實現穩定就業。”主管就業的區發改局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江寧5．9萬“三失”勞動力中已經實現轉移就業5．5萬人，整體就業率達到94．8％。

靠體力打工的少了，靠技能賺錢的多了

秣陵街道轄區內有江寧開發區和江寧科學園兩大園區，失地農民數量居江寧之最，比例占到全區的90％以上。“農民就業的最大障礙就是自身素質。”秣陵街道黨工委書記王登華說，現在，企業、高校來的多了，崗位也越來越多，但是相當一批失地農民因為文化程度低、就業技能差，只能從事保潔、保安等“體力活”，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加快失地農民就業從“體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轉變才是實現農民真正轉型的關鍵。

針對失地農民的各類培訓在全區展開：江寧開發區、科學園組織企業開展訂單培訓，把失地農民培訓為符合外資企業需要的技術工人；街鎮組織的數控、電工、機械類培訓常年免費開辦，邀請技校老師授課，安排到企業實習。

35歲的太平社區農民許剛，就是通過社區舉辦的免費鉗工技術培訓，獲得了中級技術資格證書，被開發區一家企業錄用，月收入近3000元，這樣的故事在江寧的失地農民中并不少見。據統計，截至目前，江寧全區累計組織開展各類農村勞動力培訓994期，培訓勞動力7．27萬人次，培訓就業率80％以上。

開發區管委會一位負責人認為：“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在練就技能的同時，擺脫了耕田鋤草時的隨意，他們懂得了什么是工序，什么是精確。”

靠政府包就業的少了，自己想辦法的多了

“現在農民就業不找我們了。”區勞動就業中心主任劉慶林告訴記者，目前，江寧全區已經建立了延伸到社區的勞動就業服務站，所有崗位信息、勞動力信息全部上網，想就業的居民在家門口就能查到。去年，江寧全區3萬個新增就業崗位已經超過了失地農民就業需

求。現在，政府部門的主要工作是忙著購買崗位，補貼稅費等，為一小部分就業特別困難的農民找工作，同時為無就業能力的失地農民做好保障。

“靠政府包的少了，自己想辦法的多了”，33歲的殷永成在征地拆遷后創辦了一家機械廠，如今6年過去了，這個廠吸納了失地農民33人，年產值600多萬元。湯山街道李崗頭村農民創業形成了相互幫帶的“葡萄串”效應，村民創辦的塑料企業達到30多家，就業農民達1100多人。

4月初的一天晚上，清水亭中學一間教室仍然燈火通明，正在這里上“夜校”的是48名已經創業和打算創業的失地農民，河海大學商學院專職教師為他們講解財務管理、營銷計劃、風險意識等創業課程。在政府部門舉辦的創業培訓、創業扶持下，越來越多的江寧失地農民丟掉了因循守舊、畏懼風險心理，成為勇闖市場的創業者。

從自給自足生產口糧蔬菜，變為在專業分工中體現自己更高的價值，1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卻被更緊密地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體系中來。隨著新市民群體的崛起，“失地農民”這個名詞正漸漸地走進歷史。

第二篇：十萬農民大培訓簡報

豐潤區十萬農民大培訓工作

簡報

第 1 期

豐潤區十萬農民大

培訓領導小組辦公室2010年12月29日 我區十萬農民大培訓活動全面展開

按照區2010—2011十萬農民大培訓活動實施方案要求，我區各地各單位結合各自職能任務迅速行動，精心組織，狠抓落實，大培訓活動全面展開。

一、建立機構，明確目標

為使大培訓工作順利開展，按照區要求，各鄉鎮、區直單位都建立了相應的組織領導機構，明確了主管領導和培訓活動主要負責人，配備了專門的工作人員，具體負責本單位的培訓工作，分工明確。這次十萬農民大培訓活動全區計劃舉辦短期培訓班40期次，開展巡回講座500場次，制作電視專題節目、講座50期次，制作網絡專題節目20期次，制作發放光盤10000張，開展農村勞動力陽光培訓80期次，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2期次，組織農民參觀學習35批次，累計培訓農民10萬人次。圍繞上述工作目標，各鄉鎮、各-1-

單位也都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和工作特點明確了各自的培訓任務和培訓人員。

二、重點突出，形式多樣

圍繞奶業、生豬、蔬菜、林果四條農業產業鏈，重點抓好種植業、養殖業、果品業的新品種、新技術、新信息及植物病蟲害防治、動物疫病防控等相關知識的培訓；圍繞龍頭企業的提升、農業品牌的創新抓好農業產業化經營、品牌農業、精準農業、合作組織知識培訓；圍繞設施農業、生態農業、休閑農業、城郊農業、循環農業抓好先進適用技術的培訓，同時開展農業、農村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培訓；圍繞農村勞動力轉移抓好陽光培訓，多方面提高農民工的技能；圍繞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抓好基層黨員培訓。

三、完善制度，注重實效

為使大培訓活動落到實處，各單位都從本單位實際出發，研究制定了具體的保證措施，確保取得應有的效果。一是加大宣傳力度。利用新聞媒體等向社會發布培訓信息，為本次活動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區委電教遠教中心充分利用全區黨建平臺——《豐潤黨建網》，開辦“農業科技”欄目，將自己制作的農業技術節目上傳到《豐潤黨建網》，供全區廣大農民瀏覽學習，豐富農業技術知識。之后，電教遠教中心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全區各個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

程教育基層站點，經常在遠程教育網上的“市廳之窗”專欄點播收看“百萬農民大培訓”欄目，并對收視率予以監督通報。二是加強培訓力量。各鄉鎮都能結合各自特點，積極與區直業務部門聯系，聘請專業技術人員到一線組織培訓，把科技送到農民家中，送到田間地頭。區老科協邀請市老科協農業專家劉壽山到新軍屯鎮講授生姜種植、防病方面的科技知識；并聘請林業局戴寶柱書記和果樹站胡長林站長，到王官營鎮上水路村講授果樹栽植技術等。三是加強督導檢查。科協、林業局、豐登塢鎮、豐潤鎮、石各莊鎮等單位都各自制定了詳細的培訓計劃，把培訓任務層層分解，建立了大培訓目標責任制，責任落實到人，以確保培訓任務合理、有序進行。

截至目前，全區農民大培訓共舉辦短期培訓班8期次；開展巡回講座85場次；累計培訓農民達2.1萬人次。

報: 市政府農辦、區有關領導、區十萬農民大培訓領導小組負責人 發：區政府辦公室、各鄉鎮、區直有關單位

第三篇：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對舊問題的新探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是現代社會結構變化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加快農民市民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解讀

研究農民向市民轉化，首先要界定農民和市民涵蓋的具體范圍。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農民角色進行界定：從居住空間角度看，農民指居住在農村的人(農村居民、農村總人口)；從戶籍角度看，農民指擁有農村戶口的人；從所有制角度看，農民指與公有制土地聯系的集體農民；從職業角度看，農民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或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西方學者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是單一產業，“農民”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由于其職業的穩定性而相對固定不變。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學者認為“市民”一詞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權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權利的社會成員。[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市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農村；第二，產業特征：從事非農產業，收入也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第三，戶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戶籍；第四，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與城市文化相連。

由于農民與市民在地域、職業、戶籍、意識行為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決定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絕不是簡單的農民戶籍制度轉變和居住地區的變化。它還涉及到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與市民接軌的一系列的轉化，是個復雜的過程。這些轉化主要包括：一是生產方式的非農化，即由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向非農產業轉化；二是生活空間城鎮化，即由主要居住在農村轉為長時期居住在城鎮；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居民接軌、融合。一般來說，農民市民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內在素質市民化，二是外在資格市民化。內在素質市民化指有關市民生活意識、權利意識(多層的權利)的發育及行為的變化等內容；外在資格市民化，則更加偏重的是職業和身份的非農化，其中涉及戶口及附帶的福利保障，是完全變農民為市民的一個結果。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階層。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實現自身身份、社會角色和職業方面轉變的過程，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指出，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年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在2050年之前，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0%比70%，轉化為至少70%比30%，這意味著只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進農民市民化至關重要。

二、理論解釋

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口學分別有不同的話語系統。從國外來看，理論上對農民市民化進行解釋的角度可以概括為：城市化與城市發展角度、人口遷移角度等。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分析農民市民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瑟姆的城市發展進程“S”曲線理論和哈里斯——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理論。從人口遷移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論包括：推—拉理論和人口學家E·G·拉文斯坦總結的人口遷移規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的遞進趨勢、遷移傾向存在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以及遷移的動機。唐納德·柏格等人從宏觀上分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經濟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說，認為人口遷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種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和貝克爾把遷移行為作為個人的一種經濟投資過程來看待，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解釋人們遷移行為。

社會學領域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的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涂爾干有關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研究、梅因關于“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對立的研究、齊美爾對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關于“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關系的分析、韋伯關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對立的闡述、帕森斯關于五種模式變量的分析、雷德菲爾德關于“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分析等等。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對農民市民化的背景與具體內容進行重新闡析。吉登斯曾對傳統的轉變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對所有從傳統活動場合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群體而言，存在著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英克爾斯、沃爾岡夫等則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特性轉變進行了具體論述。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等也都對農民的市民化轉向的現代意義和風險形成、應對進行了論述。[3]

從國外的這些研究資料中可見，從城市與城市發展角度和人口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農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會學更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個人的變化。

國內部分學者主要對農民市民化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做了探討。從社會背景來看,農民進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體制轉軌創造了流動發生的制度空間；社會轉型創造了流動得以迅速擴張的就業空間。有學者指出，從鄉到城的人口流動的選擇性有其必然性，農民進城不完全是因為勞動時間的剩余，根本上還是因為城鄉在就業和生活上有著明顯的比較利益反差。進城的未必全是所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可能是農村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質的青壯年勞動力。還有學者提出農民進城的最大動力和不懈追求在于為了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

三、政策壁壘

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把阻礙農民市民化問題的癥結都歸咎于戶籍制度。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說，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成為了農民市民化政策壁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從現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來看，戶籍制度僅僅是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區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

（一）傳統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

（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

（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為了確保農村的穩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

（四）就業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工人身份，同企業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與創業、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如兵役制度規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

目前城鎮居民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

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占9.1%。[4]農

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為保障城鎮適齡兒童的優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

四、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

（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超越問題

從傳統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

（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

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視角對農民市民化問題進行全面解讀，可以在相關的領域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為正確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三）農民市民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適應性

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將會經歷文化震驚、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適應直至文化創新的過程，才會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隨著戶籍制度、農民工管理保護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這類問題將會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現出來。其中問題之一是新市民中農民精英的流動問題。在農民市民化后,農村中剩留人員中精英階層的組成狀況、農民在轉變成市民后是否會出現新的統治精英、經濟精英；精英階層是在進行世代的延續，還是被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而更新；各種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問題，將會為社會階層研究提供新的探討焦點。二是自主空間的維護與利益表達。作為新市民，農民在市民化后必然會在生活方式、工作選擇、權利待遇、休閑娛樂等領域處于顯性的或潛在的不利境地。他們必將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來加以應對，并對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進行抗爭。爭取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域或公共領域，并使群體利益表達的渠道保持暢通，這其中涉及到諸如市民社會、公民政治權益等其中的具體研究內容更是紛繁復雜, 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并逐步解決。

參考文獻：

[1]“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市民化研究”課題組.農民市民化的趨勢與國內相關理 論學派的主張[J].經濟研究參考，2003，（5）.[2]楊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4.[3]鄭杭生.農民市民化：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主題[J].甘肅社會科學，2005，（4）.[4]陳鳳秀.農業部科教司陳鳳秀副司長在陽光工程項目管理培訓班上的講話[Z].2004.

第四篇：南京鼓樓市民新廣場簡介

南京鼓樓市民新廣場簡介

南京鼓樓市民新廣場集科技、文化、教育、休閑于一體，是一個寬敞而美麗的現代化廣場。

新廣場位于南京東路北側，丹鳳街西邊，總面積

1.1萬平方米。新廣場在原廣場的東面，內有瀑布、水池、露天舞臺、地磚廣場等。在一、二期工程交匯處中部的西側有過期太和300平方米的國旗廣場。它的東面

有一個人造瀑布，落差2.6米。瀑布冬眠有一個300平方米的水池，內有大型電腦燈光音樂噴泉，水池呈半圓形，和露天舞臺構成一個完美的橢圓形，對稱、美麗、十分和諧，舞臺以東是一個寬敞的地磚廣場，面積1800平方米。再往東是一個半圓形的花園，與水池遙遙相對，好似標準運動場的兩端。地磚廣場北面有一片廣場森林，森林西北處有一個長27米的科普畫廊。

總之，南京鼓樓市民新廣場是一個市民休閑的好去處。

第五篇：南京市民無償獻血情況調查報告

無償獻血是一種主動向他人奉獻自己力量的公益活動,側面體現了一個社會的公民的思想道德修養和素質的總體水平,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都能夠主動參與無償獻血，為我國的醫療工作貢獻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這是一件可喜的現象，但是由于我國醫療水平與世界一些發達國家的差距，我國國內現在流行的獻血方式主要還是傳統的獻全血，而一種更科學，更先進，效果更好的獻血方式——成分獻血遠遠不夠普及，許多公民對這種獻血方式的安全性持懷疑態度，為此我們社會實踐團隊希望通過這次較大規模的調查，對南京市民無償獻血情況能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并向更多的南京市民宣傳成分獻血，鼓勵更多的市民參與到成分獻血中來。

調查對象和方法：本次調查規模較大，地點分布較廣，7月7號開始，7月16號結束，歷時十天，調查團隊一行十幾人兵分兩路，十天之內分別前往了南京理工大學，月牙湖，南京航天航空大學，河海大學、東南大學、珠江路、湖南路、紫金山、鼓樓、新街口等十幾個地點，調查形式以調查問卷和發宣傳單(同時口頭講解)為主，十天以來，共計回收調查問卷1997份，散發傳單2000多份，調查的同時，我們也為南京市血液中心募集了一些有意前往南京血液中心進行成分獻血的志愿者，共計274人。數據統計時，我們統計了問卷中每一題各選項的人數(問卷和結果附后)，力求得出較為客觀清晰的結果。

一 引言

無償獻血是指為了拯救他人生命，志愿將自己的血液無私奉獻給社會公益事業，而獻血者不向采血單位和獻血者單位領取任何報酬的行為。無償獻血是終身的榮譽，無償獻血者會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愛戴。無償獻血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崇高行為，是我國血液事業發展的總方向。獻血是愛心奉獻的體現，使病員解除病痛甚至搶救他們的生命，其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目前無償獻血主要有兩種方式，傳統的獻全血和比較新型的成分獻血(成份獻血是借助血細胞分離機采集某一血液成份，同時將其他血液成份回輸給捐獻者體內的過程)，世界一些發達國家95%以上的獻血方式都是成分獻血，但是由于我國的成分獻血事業起步較晚，而且一些具體設施還不夠普及和完善，所以普及范圍不大，但是成分獻血作為一種更先進更科學的獻血方式，具有恢復期快、成分血易保存、治療效率高、輸后不良反應小等優點，所以我國正在大力提倡這種獻血方式，并相應建立了一系列的有助于普及成分獻血的優惠政策，但由于大多數公民對這種獻血方式感到陌生，所以持懷疑或觀望態度，所以今后普及成分獻血工作還是一個比較艱巨的任務，需要相關部門以及志愿者的大力宣傳，需要每個公民的不懈努力。此次社會實踐名義上是調查研究，但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宣傳和普及。

二 基本情況

(1)本次調查樣本中女性為837人，男性為1160人，根據結果來看，無論從無償獻血的比例還是成分獻血的比例來看，男性都要高于女性，但領先優勢不大，無論從生理角度還是心理角度來看，這個結果符合我們常理的判斷，也是我們事先可以預測的。

(2)從樣本人群不同年齡層次上來看，我們可以看出18歲——50歲年齡層次上的獻血比例較高，而50歲以上獻血比例為0，其中年齡在26—35之間的人群獻血比例明顯高于平均值，無償獻血的比例比平均值高出8%，成分獻血比例比平均值高出0.6%。這個結果貌似合情合理，但是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因為首先此次調查的樣本有明顯偏向年輕人的情況，比如說35歲以下人群占樣本85%以上，而50歲以上只占3%不到，實際上50歲以上人群當中有許多也可能獻過血，只是未必在50歲后才獻，所以這里必須指出本次調查問卷設計時的一個缺陷，我們實際應該調查的是他們獻血時的年齡而不是現在年齡，因為樣本中肯定會有相當一部分人獻血時年齡段和他們現在所處的年齡段不符的現象，這樣就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判斷，但是誤差不會太大，因為年輕人獻血比例高，中老年人獻血比例低的總體趨勢是不會變的。

(3)從樣本人群受教育的不同程度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獻血比例和受教育的程度是基本成正比的，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中參與過無償獻血或者成分獻血的比例較高，其中本科生以上學歷的無償獻血比例以及成分獻血比例都接近平均比例或高于平均比例。此外，從此表中顯示本科生以上的人獻血比例幾乎是文化水平在高中一下人群獻血比例的2倍，相差很遠。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有兩個，第一：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由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思想覺悟一般要高于一般民眾;第二：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可以通過較多的途徑得到有關無償獻血的各種各樣的信息，而文化程度較低的一般民眾由于獲得相關信息的途徑較少，加之社會有關部門的宣傳力度不夠，也就導致他們的無償獻血或者成分獻血的比例遠低于平均水平。

(4)從樣本人群不同的職業的角度來看，由于已退休、自由職業、農民、公務員、軍人這幾項選項的人數都不超過200人，所以數據的可靠性比較小，也就不能對其進行可靠分析。而從職工和學生兩者的比較來看，職工中參與過無償獻血的比例高于學生，而在成分獻血方面卻低于學生，經分析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因為調查過程中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的職工說他們之所以參與無償獻血是因為公司組織獻的，而他們事先并沒有這種意愿，而在校學生參與無償獻血大多數是出于志愿，也就是說一般而言：學生的獻血意識是高于職工的，這可以從成分獻血的比例中看出來(一般公司只會組織去獻全血)，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得出：學生是無償獻血事業中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可以說是主力軍。另外必須指出，雖然在這個角度來看，樣本的分布性很不均衡，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的最終目的是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成分獻血中來，而學生作為最積極的群體，我們進行傾斜是由一定的道理的，(5)樣本中南京本地人為610人，約占30%，外地人1387人，約占70%，但是由于調查樣本中外地人主要為學生，所以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外地人群對無償獻血和成分獻血的認識情況，所以本選項調查結果不可靠，意義不大。

(6)關于無償獻血和成分獻血的比例以及對其優惠政策的了解程度來看，結果一目了然，樣本人群中參與過無償獻血的比例為36%，而參加過成分獻血的比例僅為3%，同時調查人群對成分獻血的有關優惠政策了解情況也遠遠不如對無償獻血有關優惠政策的了解情況，印證了筆者在引言部分指出的由于成分獻血在我國還是一種比較新型的獻血方式加之相關部門的宣傳力度不夠，以致于大多數人對成分獻血不了解，造成成分獻血在我國的普及度不夠。

(7)關于是否參加無償獻血的原因方面，可以看出大多數人沒有選擇無償獻血的原因是他們覺得身體不適合或者是周圍沒有合適的獻血地點，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獻血對身體不好或者是對其持害怕，懷疑態度，同時也有大約一部分人覺得他們缺乏相應的知識，所以不方便進行獻血。這些還是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有許多人對無償獻血了解不多或者有一些錯誤或者片面的看法，所以有關部門仍然應該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讓更多公民意識到獻血并無害處，提高他們參與到獻血這項公益事業的積極性。而對于那些選擇了無償獻血的公民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可喜的現象——大多數公民獻血的動機是他們希望借此體會幫助別人的快樂，他們把無償獻血看作幫助他人的一種形式，這說明了參加無償獻血的大多數公民的意識是相當高的，當然也有一半左右的公民認為獻血有利于身體健康，所以他們選擇無償獻血，說明他們對無償獻血的好處是有一定了解的。

(8)關于通過何種途徑了解成份獻血的問題方面，雖然參加過成份獻血的人群占總人群的比例很小，但是聽說過成份獻血的人還是相當多的，大多數人是通過流動獻血車、網絡、電視等途徑了解成份獻血的，報紙這個途徑相對較少(可能這個結果不是特別可靠，因為我們調查對象大多數是學生，而相比報紙而言現在的大學生更習慣通過網絡、電視來了解這些知識，而中老年人應該更傾向通過報紙)，可以看出在南京市區，流動獻血車在獻血宣傳方面起車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有關部門應該繼續加強通過這個形式向社會大眾宣傳有關獻血的知識，同時社會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各種各樣其他的有利于獻血宣傳的途徑，比如電視、網絡、報紙等等，只有通過多種途徑相輔相成，有關無償獻血的知識才能更快更及時更方便地被社會大眾獲取。

(9)關于對義務獻血程序了解情況方面，可以看出有一半左右的人對無償獻血程序是有一定的了解，當然仍有50%左右的人對無償獻血程序的認識還是不足的，必須指出的是參加過無償獻血的人有35%左右，這部分的人當然是有了解的，剩余的僅有15%，說明實際上市民對這方面的了解意識還不是太強，所以在這方面還有待提高。

(10)關于何種宣傳方式更能夠吸引人群注意這個問題上，我們本來旨在通過調查得出最有效的宣傳方式，不過結果顯示我們列出的6個選項整體分布還很均衡，當然通過宣傳材料、舉辦大型活動、舉辦電臺節目這些公開性更強的宣傳方式更容易吸引大眾。

(三)分析和對策

通過以上對本次社會實踐調查情況的具體論述并加以一些地區的具體所見所聞，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結論：

1.南京市民的無償獻血總體情況不錯，但是對于成份血無論是了解情況還是捐獻情況都是嚴重缺乏的。

2.獻血情況好壞跟市民受教育程度高低有密切關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無償獻血事業的貢獻越大。

3.年輕人特別是學生是無償獻血事業的主力軍，對無償獻血事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4.市民對國家關于無償獻血特別是成份獻血的有關政策了解情況不是太好，限制了更多的人參與到無償獻血事業中來。

5.相當一部分民眾獻血意識較弱，另外還有一部分民眾對無償獻血持有一些片面的或者錯誤的觀點。

6.南京市區的有關無償獻血的宣傳方面工作已經做得很不錯，但仍然需要繼續加強相關工作。

因此，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總體的評價——南京市區無償獻血方面的工作已經相當不錯，當然包括成份獻血在內的一些工作仍然需要有關部門和民眾的共同努力。

通過總結，我們得出了有關目前南京市區無償獻血工作的一些基本情況，可以知道南京市區無償獻血工作開展不錯，但是部分民眾對于獻血還是存在或多或少的誤區，以下將具體分析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最近幾年的數據顯示南京每年共有10萬人次參加無償獻血，而且南京這幾年的臨床用血100%來自于無償獻血，目前每年的供血量還呈現上升勢頭，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造成這個積極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市民主動獻血的意識提高了，前面已經提到，無償獻血是一種主動向他人奉獻自己力量的公益活動,側面體現了一個社會的公民的思想道德修養和素質的總體水平，無償獻血與計劃獻血一個最根本的區別在于——無償獻血是自本著自愿原則而且不尋求任何報酬的公益行為，所以無償獻血工作進行的好壞從根本上來講取決于公民的幫助他人的意識能否提高，這也應該成為促進我國無償獻血事業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另外，社會上相關的宣傳增多，近年來有關無償獻血的宣傳工作開展的越來越出色，這得益于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相關部門的重視，使得無償獻血者的志愿者服務團隊規模在不斷壯大，這有利于宣傳活動在南京市區涉及到更多的地區;其次，宣傳方式的多樣化也促進了無償獻血的宣傳工作，現在的市民可以通過流動獻血車、獻血網站、報紙、宣傳單、電視廣播等各種各樣的途徑了解到無償獻血的一些相關的知識以及國家的相關政策，這同樣有利于宣傳涉及到擁有各種不同喜好的人群。最后，宣傳活動的內容更加詳細也更加豐富，同時志愿者在相關方面的講解也更加生動耐心。以上這些因素使無償獻血的宣傳活動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大的提高，也就促進了整體的獻血事業。最后還應該指出的是,無償獻血”硬件”設施和相關服務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重視,近年來南京市血液中心的獻血設備不斷的提高,同時相關醫療服務人員和志愿者的服務態度和水平不斷提高,使越來越多的獻血者獻血時能處于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下，使更多的獻血者對我市獻血工作增添了信心，那么必然會使更多的市民參與到獻血中來而且同時也使一些獻血者再次甚至多次獻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所以綜合以上三點因素，我市無償獻血事業的良好發展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然而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到社會上一些負面因素，前面已經提到過，在本次社會實踐宣傳和做問卷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部分民眾對無償獻血存在著一些誤區甚至抵觸心理，筆者認為這是我市無償獻血事業今后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關于這些誤區比如獻血危害健康論，不是南京的個別情況，是一個全國范圍內的情況(南京情況要好很多)，關于這些問題的由來，筆者查閱了一些資料，總結出以下幾點原因，首先，一個直接的原因源于公民對血庫的“信任危機”，在我國相當一部分艾滋病病人是因為輸血或采血而被感染。有關部門統計數據中，艾滋病經血液途徑傳播的比例占到了l1.2%(包括采血、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僅次于注射吸毒的感染率l7%。加上體制的不完善，人們對因獻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恐懼被不適當地擴大。其次，對無償獻血知識的宣傳不夠，公眾對獻血了解不多，容易被傳統觀念誤導，認為獻血有害身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一些地方存在在獻血工作機制上存在著重要問題，比如計劃指標式的做法導致的不正常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變相有償賣血或者強制獻血，扭曲了無償獻血這一公益事業。另外高額補貼或休長假等刺激方式，更帶來“獻血有害健康”的誤導。造假現象也增加了傳染病血液傳播的概率。這些不良的后果的影響范圍被報刊媒體不斷擴大，最終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公民對獻血的疑慮甚至抵觸。現在人們存在著對獻血的四種疑慮：獻血對健康有害嗎;獻血安全嗎。會不會染上疾病;我的血用在哪兒了，會不會挪作他用;修復這些疑慮，我認為基本的一點是不變的——我們要用更熱情更高效的宣傳、更優質的服務、更良好的形象來增加市民和獻血者的信任，并且嚴厲抵制那些“獻血危害健康論”的鼓吹者，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方針。此外政府要有足夠的投入并在制度和機制上進一步嚴格規范，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和官員問責必不可少。喚起人們的愛心參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我們在長時間內的不斷努力。

當然，我們這次社會實踐調查除了希望得出一些關于南京市民無償獻血的信息之外，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廣泛的宣傳成分獻血，爭取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成分獻血中，前面已經說明，成分獻血由于在我國起步較晚，并且所需設備比較昂貴先進(目前南京血液中心的機采血小板設備是由國外引進)，市民只能到專業的血液中心去獻血，另外采血過程較全血時間較長，這些不方便的因素都限制了成分獻血的普及。此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國獻全血已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可能獻全血在市民當中已經有很大的“市場”，所以短時間內成分獻血的確很難普及，但是成分獻血擁有著獻全血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而且近年來國家在相關方面的投入，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成分獻血會逐漸成為無償獻血的一種主要形式，當然今后一段時間有關成分獻血的工作還得加強，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筆者總結出以下幾點對策以鞏固并擴大成分獻血隊伍：

1.加大社會宣傳力度，讓公民了解成分獻血

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媒體宣傳捐獻血小板的相關知識，在街頭獻血車、采血點利用宣傳畫及各種獻血照片展示進行，無償獻血志愿者從公益角度宣傳，組織參觀學習，普及“獻血無損健康，獻血有益健康”的科學理念，加大宣傳力度，增強全民獻血意識。

2.改善獻血環境和條件，提高硬件設備，吸引更多的成分獻血者

我們應該通過有關工作，緩解獻血者的緊張情緒，營造溫馨、寬松的獻血環境，比如我們可以在成分血采集點布置花卉盆景、提供看電視、上網的一系列的免費服務等等一系列的人性化設施，當然最重要的是必須提高血液捐獻設備的水平，減少成分血捐獻的時間，這樣可以讓獻血者感到家一般的溫暖。

3.提高綜合素質，提供優質服務，創品牌成分血采集和宣傳團隊

無論是我們成分血的宣傳團隊還是成分血的采集團隊都應該首先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成分血采集團隊必須具有高度的工作熱情和責任感，淵博的知識和熟練的工作技能。同時還應該。通過禮儀培訓增強語言表達和溝通能力，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為成分獻血者提供詳盡的講解和周到的服務，打消獻血者的顧慮，增強他們的信任感。好范文

4.多渠道、多形式招募成分獻血者

我們可以通過建立個人信息管理平臺、電話招募多次獻血者、回訪溝通，吸納固定獻血者、發揮無償獻血志愿者的作用等多種途徑招募成分獻血者，可以使得效果更好。

關于無償獻血的宣傳和招募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全社會每一個公民的支持和努力，通過本次社會實踐，我們得出了南京市市民無償獻血的一些基本情況，應該說為南京市血液中心的宣傳工作貢獻了一點微薄之力，我們實踐調查團隊真誠地希望和呼吁更多的公民能為我市的無償獻血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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