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蔡元培 讀書報告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讀書報告

蔡元培先生為我國科教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但是革新前的北大受封建禮教及功名利祿毒害極深,所收學生多數只是為了升官發財，對研究學問沒什么興趣，因而北大好似官僚養成所一般，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此篇文章是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講。在演講中蔡先生先簡要回自己與北大的淵源，拉近與聽眾的距離；然后對學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師愛友的三大要求，一針見血地指出北大詬病，思想見地獨到，言語親切感人；最后提出了改良講義、添購書籍的兩個工作計劃，表現了蔡先生的實干精神，也為日后北大學子研究精深學問提供了必備條件。演說中所提及的教育方法、辦學理念、做人準則，對當時深受封建勢力影響和傳統思想禁錮的北大有著巨大意義，使北大逐步成為真正培養人才的大學術圣地。

我個人十分佩服蔡元培先生，不必說他輝煌的功績，單是這一篇就職演說中所提及的對大學教育的要求，便是到了今天也不過時的。

蔡元培先生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匡正了大學的性質。大學是做學問的地方，不是升官發財的地方。但是今日不少大學似乎無法走出金錢和權力的陰影，回到了初建京師大學堂的原點。很少有一個校領導不是官員，很少有學生不是沖著工作而求學，很少有教授不作可有可無的講座賺取額外收入，學術腐敗不間斷。大學日漸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失去探求圣賢之道的耐心和恒心。如果說大學中的每一個人，上至校長，下至學生，都以研究學/

5問為中心，不再心有旁騖，為了黃金屋、顏如玉之類的純物質欲望而活，那么大學會純凈很多。

但是這樣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因為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泥潭，以一個擁有的金錢數目為或是官位大小，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而不是你看了多少本書，有多少知識。在富有的定義里，知識的比例越來越低，如果你學富五車，還不如“錢富五車“來的有用，起碼在婚姻場上有眾位佳人信奉”寧坐在寶馬里哭“的”箴言”。

“食色，性也。”從一定角度上道出了人生的目標，那便是有飯吃，有婚結，有孩子生。而大學教育的目標現在正向教導學生如何盡快獲得“食色”轉變，漸漸背離了研究學問的道路。但這不是大學也不是學生的錯。社會附加給學生的評判標準，學生只能追求，不能改變，而大學為學生創辦，于是大學迎合學生和社會的要求，以培養學生將來步入社會有能力發財升官為基礎。這樣，整個社會陷入了某種惡性循環，社會要求學生們發財升官，學校培養的以發財升官為目標的學生和會發財升官的學生再步入社會，把發財升官的理念傳播開來，影響下一年，甚至下一輩的關于大學教育的認知。

其實，這樣的錯不能歸咎于大學辦學，而該歸咎于社會訴求。但這樣的社會訴求已經延續千年。從古人信服“書中自有黃金

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熱衷于科舉開始，讀書便成了升官發財的最佳途徑，所謂自我修養的提升，人格的鍛煉，天下蒼生都是有閑情逸致時拿來說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縱然有真正為天地立命，為民生立言的人，但和龐大的求官求財軍團比較之下，也只是少數。到了現代，情況任然沒有大的改變。關于教育的作用是有升官發財的前途的認知，是深入骨髓的。

但世事非絕對，社會訴求并不能時刻左右大學方向。唯一讓我感動過的純學術的年代不是什么和平盛世，而是戰火紛飛里的西南聯大時代。大師云集，學生質樸優秀，雖然沒有良好的物質條件，但師生每天過的都有意義，老師在一心一意的教授，學生在全心全意的學習，真是人間最美。即便很多人都只是單純的為學術而學，可最終也成為一代宗師，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了國家前途和社會命運，為國家和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絲毫不比全心全意求發財升官的人的作為差。

現在，很多人批判世風日下，學風不正。我們都知道某些大學的某些辦學理念和某些學生的學習準則是不好的，可是沒有人想改變，于是陷入了無限循環的怪圈。為什么大學不試著跳出這個怪圈，致力于學術，開一代新風？為什么大學一定要被社會流俗所左右，而不是大學的新氣象左右社會風氣？我知道改變改革的過程不僅痛苦，而且漫長，校方和學生都可能無力承擔，但是短痛切膚，長痛徹骨。當初北大如果沒有讓很多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改變，又怎會有學術圣地和影響整個社會的精英人才出現？

蔡元培先生理解學生，“終日俯首案前，蕓蕓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于是提出一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他積極提倡在學生中間成立進德會，成員要遵守不賭博、不飲酒、不娶妾等基本條件。除此之外，他還積極促成體育會、音樂會、繪畫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業余研究機構，以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養學生的正當趣味為目的。蔡元培先生在面對校園風氣不正時，并沒有一味嚴加打擊，而是提倡正當的放松方式，“疏”、“堵”結合，事半功倍。反觀現在不少大學，不是整日空喊口號不作為，便是采取單方面的嚴打措施，并未給學生創造出健康積極的環境，更不用說在提高學生德行方面有所建樹。相比較之

下，蔡元培先生當年希望北大學子以天下為己任，擔當起匡正流俗的職責，為天下人做道德楷模，即使娛樂也要正當有益的教誨，真可謂嚴肅精準又體貼入微。

在個人修養方面，蔡元培先生希望北大學生能尊師愛友。個人認為這點十分重要。因為眾學生從高中，甚至是小學開始便勤奮苦讀，埋首與書山題海，一心指向大學校園。在順利進入大學后，發現爸媽每天不再嘮叨了，老師也不再嚴加管制了，可謂是天高任鳥飛，于是放松了學習。而放松學習的一個表現就是對老師、對課堂的尊敬減少。在高中大家都很早就候在教室，生怕遲到；而大學呢，人人一臉淡定的聽著上課鈴響，繼續在去教學樓的路上散步。這樣的情況并不是最壞的，還有人在床上掙扎著，拿出五個硬幣投擲，想如果五個硬幣都是花朝上，便去上課，但后來又作罷，因為這樣做太冒險了。此種思想泛濫，以至于遼寧一所大學里出現令人感慨的一幕：年邁的教授拖著吊瓶給學生上課，而講臺下僅有的六七個學生中還有三四個在和周公約會。如此不尊敬老師，學生之德何在？德國總理科爾說：“德國人對教授的尊重是遠遠超過對商業巨子、銀行家、內閣部長的尊重。” 在中國的大學里，先不求達到德國的標準，能夠單純尊敬教授，認真聽講便是好事。而上海某大學的幾個學生，為了爭取保研名額，明爭暗斗，相互攻擊，把四載同窗之情誼拋在腦后。內心如此無情，學生之德何在？

除去以上蔡先生所提三點要求，現在中國不少大學還有諸多不足，在此僅以德國的柏林大學做說明（蔡元培先生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得諾貝爾獎的二十九位教授的黑白照片掛在一個小小的走廊上，而不是富麗堂皇的殿堂里。也許這種甘于淡泊的自信，正是大學的品位之一，因為榮譽和科學天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國的大學卻把稍有成就的學者當做神一樣供奉起來，當做學校招生、

第二篇：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3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于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于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茍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明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于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茍不于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諸君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蕓蕓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于道德無虧，而于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愿書，遵守本校規則，茍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于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于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勖，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茍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己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辯，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于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三也。1.蔡元培（1868—1940），中國近代最負盛譽的教育家。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等。本文選自《大學活頁文庫》第1號。2.嚴幾道，即嚴復(1854—1921)，幾道是他的字。幾，音jǐ，同“幾”

3.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原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曾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

1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后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茍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后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第三篇：蔡元培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讀書報告[小編推薦]

《蔡元培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讀書報告

作者簡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

內容簡介

這篇文章是蔡元培在上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時所作的演說，主要內容是蔡元培對于北京大學學生的未來的期望，期望總體上包括三方面：

1.抱定宗旨。想知道宗旨是否正大光明，必須先知道大學的性質。大學是一個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大多熱衷于做官，并非真正求學問。以蔡元培先生的觀點而言，如想讀法科、商科者，大可投考專科學校，而不用來上大學。只有明白大學宗旨的人，才能就讀大學。此外，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如果能愛惜光陰，孜孜求學，則必定能在學術上擁有高深造詣。大學生若在讀期間不認真打好根基，勤奮學習，將來工作會誤人誤己。

2.砥礪德行。當時的中國尤其北京，風俗日衰，道德淪喪。流俗如此，然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大學生，更是身兼重任。只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方可力矯頹俗。大學生便是這以身作則的卓絕之士。

3.敬愛師友。求學者應對教授知識予他的教員以誠相待、敬禮有加，對同學相互親愛、互相切磋。同學中有道德不好的人，即使自己循規蹈矩也難辭其咎。

讀后感

蔡元培先生當時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寄予的期望，其實也適用于當今教育。當今教育過于功利化，大學教員職稱與官員職稱相關，就連大學生孜孜以求的似乎都不是知識，而是學分、績點以及獎學金等等。高中的老師曾說過，我們之所以要上大學，不是說能學到更多的知識，而是學會如何系統的學習。可是，如今我能看到的大多就是平時游手好閑、或沉迷網游或沉迷玩樂、到了考試就鉆各種漏洞的大學生。我在想，大學生真的就是這樣子？不求學問，只求分數？我真心寒??我不敢說學分制不好，但學分制帶來的后果就是人人只求學分，忽視了教育真正的內涵。

如今人人都在喊著素質教育的口號，結果培養出來的是怎樣的人才？是一群為金錢名利孜孜以求的人才！素質教育講求的是“德智體美勞”，排在最前面的是“德”，就連口號上都說得清清楚楚，教育最重要的一環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用實際行動去教育學生。教師的道德優秀、大學良好的學習氛圍對學生的道德觀形成影響很大。

教育真正的含義是教育學生成為有道德、會思考的人。

第四篇：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有感

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有感

百年以前，有這樣一個人，年過半百，“奉命于危難之間”，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從此開啟了中國教育史嶄新的一頁。

他就是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有人在回憶錄里這樣寫到“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由“京師大學堂”改作“北京大學“），但本質并無什么變化，封建主義仍然占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蔡元培先生來到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喚起了北大學子青春年華的激情與行為，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斗爭，使北大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五四運動的指揮部。

蔡先生是我崇敬的人。在我看來，在那樣一個愚昧、混沌的時代，能喚醒人們心靈的人，比誰都強大。所以，我決定選讀這篇“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之演說”。不為新鮮與好奇，只希望一百年前的指引與叮囑，能夠有益于我在大學生活中的堅守與奮進。

初讀此文，略有遺憾。我被以為，這樣一位思想大家，本該字字鏗鏘有力，句句擲地有聲，洋洋灑灑幾千字，給茫然的大學生們精神上的指引。但他確實語言簡練，平鋪直述，不同于今天演講者的文采飛揚，更添了幾份樸實和厚望。有人恐怕會覺得，先生提出的“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過于簡單，毫無高度。但仔細想想，其實正是這三項簡單的要求開始了北大質地的改革；再仔細想想，其實今天的我們，21世紀的大學生也難以做好這三項“簡單”、“無高度”的要求。

先生說，大學生應明白大學的性質，抱定宗旨，持之以恒。他給予大學的定義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起初我想，在那樣一個混亂困苦的時代，缺少有識之士的時代，僅僅要求學生以研究學問為宗旨，是否浪費了大量優秀的人才資源。認真思考過我才明白，蔡元培先生的目的，在于改變北京大學腐敗的風氣，拜金的思想，浮躁的心靈。時代需要內心沉靜的人，善于并敢于思考的人，體會到社會時弊的人，奮勇而起沖破阻礙的人，擁有高尚心靈并能“復制”更多高尚心靈的人??所有這些，都必須以潛心感悟為基礎，蔡先生的要求正是給了那些沒有明確方向的人以指引，告訴他們：先埋下頭，再躍起身，并在跳躍起來的同時，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

近一百年過去了，時代有了變化，社會有了變化。21世紀里的我們，生活上面臨更大的壓力，我們變得對金錢名譽充滿欲望，努力奮斗，為未來而奮斗。我想，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想要隱居山林，不顧世俗，清心寡欲，潛心讀書，只能成為美好的向往，卻永遠不可能成為現實。但我們似乎漸漸被利欲充斥了內心，只聲稱“物質是精神的基礎”，卻忘了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是要我們時刻向更高的精神追求邁進。我們應當把大學視作真正的“象牙塔”，沉靜心靈，潛心研究，珍惜這短短幾年的純白時光，去充盈自我，豐實內心。一個精神充實的人，更能明白自己存在的意義，更能走好未來要走的路，更能成為時代需要的人，無敵不破，無往不勝。蔡先生又說，大學生們應砥礪德行，清者自清。“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短短三十幾字，道出的是大學生們的道德責任，我們的道德責任。常常上網的人都會發現，在網上眾多的網站中，有著眾多這樣的帖子——常常是揭露社會丑陋現實的幾千字文章，常常是描繪社會“晦暗不堪”的幾張圖片，也常常是一群網友用一堆激烈的言語直指社會“黑暗”??我常想，社會的不斷發展，正表明了我們正生存在一個不完美的時代，它一定會有不足，一定仍需成長。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里，從不缺少發現丑陋的眼睛，卻實在缺少有勇氣，有魄力，去改變時代的人們。而蔡元培先生卻早在百年以前告訴過我們，身為大學生的我們，“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我們本就被賦予了完善社會的使命，不應僅僅抱怨社會，而應愛這個社會，愛這個因我們的努力日益發展的社會。正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我們是大學生，我們無可推脫。

蔡元培念念不忘“學術救國，道德救國”，其人格魅力，其愛國精神，至死而光芒不減。人們撫今追昔，愈加感受到“蔡元培”的長久生命力之所在。是因為蔡元培先生總能夠給予我們后輩修養的力量、科學的力量、改革的力量。

我漸漸明白，大學的意義就是掌握幾門技能，充實一顆心靈，學會一份堅定。以高尚的內心，指導積極的身體，為未來的自己，未來的社會，貢獻一份力量，實實在在的力量！

第五篇：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有感

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有感

嶺院

很多的時候，成就源于一個轉折點。對于北大來說，蔡元培先生就是它百年來的那個轉折點。

如今的北大，是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最高的學府，在亞洲，甚至全世界，北大也有著極高的聲譽。可曾經，北大是一所飽受教育界詬病的學校，被視為燙手的山芋。雖然它是中國第一所大學、洋務運動唯一留下的成果。但里面的學生、老師，多是權貴，學生帶著聽差上課，老師多是官員兼任，品評老師以官階為標準，封建氣息、官僚氣息充斥著校園。學生讀書以做官、致富為目的，毫無學術氣息。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北大，蔡元培先生毅然接手。他在北大的幾年里，也是北大走向輝煌的轉折點。

就任的第五天，蔡元培先生就精準地針對當時北大存在的問題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和敬愛師友。第一點，他告誡學生“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學法不應是為了做官，進入商科也不該以致富為目的。第二點，他要求學生在做人上不賭博、不喝酒、不納妾，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否定傳統儒家文化，但無論接受什么文化，砥礪德行、做人為善是根本標準。第三點，蔡元培唯才是用，裁掉一批無能的老師之后，提拔陳獨秀、胡適等年輕教師，雖然這些教師沒有官階，但為師就應該得到尊重。同學之間也應該人人平等，相互交流。

他還提出自己要做到兩點，一是精簡講義，這是為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二是購置書籍，方便學生能夠自主學習。

國家的興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育的興盛。高校若是能有良好的教學宗旨、優良的學風，往往能帶動整個社會營造人心向學的風氣。因此，優秀的教育家是偉大的。對于蔡元培先生，英國哲學家曾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大學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分，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鄭勇在《追憶蔡元培》中說：“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長走馬燈式地輪轉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在蔡元培的北大里，匯集著多少大師，走出了多少才俊，其中不少人對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看這篇演說稿，已經是2014年，距離這篇演說的發表已經97年了。時間匆匆，97年，許多人窮盡一生都無法走完的光陰。而蔡元培的思想超越了時間，一年一年，如今，還鮮活地呈現在我眼前。更讓人驚訝的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三點，以及最后他在北大的做的兩點改進，在今天，仍是中國大學所要做的。

我曾混跡于985貼吧，中大在985吧里被稱為“蟹大”、“廣橫走”，典故就是中大在廣州就業好。類似的，評價起北京的高校，討論的都不是學術水平，而是就業水平。就業數據，是如今每個考生大學報考時必看的參考標準。大學與職業學校有何區別？當今中國，接連出現的專業性“大學”：理工、財經、外語……而如今清華 都 被 戲稱為高級技工學校，難怪錢學森先生在臨終前有那樣一問：為什么當代中國培養不出大師？一個個“職業培訓學院”頂著“大學”的帽子加工著國家最優秀的一批人，豈不悲哀？有點類似蔡元培先生，前任中大校長許寧生先生提出“人心向學”。正如1917年蔡元培先生所說的那樣，“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問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與古人比來氣，我們讀書的目的太過市儈，沒有士大夫那種胸懷天下的氣概。許寧生校長的“人心向學”四字，寄托了他對中大學子端正讀書目的的期望。讀書，應心無旁騖，為了學習而學習，發自內心地去學習。學習、做學術是出于熱愛，而非謀利的手段。

砥礪德行，做人是做學問的基礎。當今國家提出“精神文化建設”和“德才兼備”教育。大學培養的是將來社會上的精英，大學生走上社會可能會成為那個領域的領導者。作為一個領導者、決策的制定者，良好的決策動機是必須的。

尊師在如今基本上是做到了，除了文化大革命時，尊師重道，一直都是為大多數人認同的。然而尊敬朋友，不得不讓我感慨蔡元培先生高屋建瓴的智慧。在大學里，大家都是同輩人，貌似人人都是平等的。可是我們知道，人作為社會化的動物，金錢、家庭背景無一不在無聲中將學校的同齡人劃分了等級。蔡元培先生說，要與朋友友好相處。身為一個校長，心思細膩地考慮到同學與同學的日常相處。若是做到了這一點，中國就不會有黃洋的事件了。另一方面，同學之間的友善，有助于促進學生之間的學術交流。而學生走上社會，與人相處更是不可避免，蔡元培先生在文中說了自己的例子：“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最后他問道：“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

對于讀書，蔡元培先生也非常有遠見地提出學生要自主學習。為此，他添置新書，給學生的自主學習提供便利。如今的教育，也極其重視自主學習。人不可能一輩子留在學校靠老師學習，自主學習是學習型社會里每個人的必備技能。也只有學會自主學習，學生才能超越老師，人類才能不斷進步。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因為斤斤計較的都是瑣瑣碎碎的個人得失，沒有時間、精力沉下心來做研究，沒有站在國家、社會、人類上來考慮問題的情懷。可惜的是，人都是現實的，“倉廩足”才能“知禮節”，愿意餓著肚子搞學術的終歸是少數人。所以，不改變社會的導向，空談“人心向學”始終難以奏效。對于潛心學問的人，社會因給予更多鼓勵，國家因給予更多支持。讓人“敢”做學問，“敢”放下就業這重憂慮。

中國要培養出大師，學生、學校、社會，三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學生應做的三點和學校要做的兩點，在如今仍未能實現。作為一個學生我能做到的，正如才元培先生所說，放下雜念，為學習而學習。注重品行，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尊敬師長，真心對待每一個人。雖然這些道理都是我聽著長大的道理，但條條做到著實不易，我還需要做出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