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回顧與評價

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回顧與評價

關鍵詞：外貿 體制 改革 評價

摘要：我國外貿體制的內涵與改革，以及面對這些改革的評價及對策，以尋求一種適應中國改革開放的外貿體制

外貿體制是指對外貿易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管理權限、經營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國民經濟的其他組成部分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貿易規范的新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統一政策、放開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自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我國外貿體制的改革也陸續展開，從放權、讓利、分散，到推行外貿承包制和放開經營，在層次上漸次推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突破。

1.外貿統制專營時期(1949 ～ 1978)與產品經濟和單一的計劃經濟的國家經濟體制相適應，當時我國建立了由外貿部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外貿各專業公司統一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統負盈虧的高度集中的對外貿易體制。這種外貿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利于使中國在國際收支中避免出現逆差，有利于將中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被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確定因素隔離開來，有利于控制中國進出口水平和構成，達到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實現進口替代戰略的目的。但是，該體制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主要是：(1)獨家經營，難以調動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2)統得過死，阻礙了企業與買方、賣方的接觸，不利于外貿企業發揮自主經營的能力。(3)統包盈虧，不利于外貿企業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企業經營之路。而且未能體現地方、國家、企業、個人的利益關系，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

2.放權過渡時期(1979 ～ 1987)簡政放權是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 年，經貿部實施簡政放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項最為重要：(1)1984 年 1 月起，多數省份有權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 1985 年 1 月起，允許企業自己決定使用 50 ％的留成外匯；(2)1984 年 1 月，明確28 種限制進口商品，允許一批機構無須經過經貿部就可進口非限制類商品，這些機構包括經貿部所屬外貿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門所屬的外貿公司，省政府經營的外貿公司。(3)1984 年 9 月，通過外貿體制改革報告，內容包括“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實行外貿代理制”、“改革外貿計劃體制”和“改革外貿財務體制”等。至此，高度集權的外貿總公司壟斷全國外貿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屬外貿組織開始成為外貿活動的主力軍。然而，對于大多數生產企業來說，外貿公司仍然是它們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選擇。中國生產企業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導致四個問題的出現：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換匯成本差異極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國際價格信息沒有通過正常途徑及時傳遞給生產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勵，而不盈利或虧損的出口產品又不能及時得到糾正；三是缺乏國際市場行情信息，企業不能面對國際市場尋找機會，或根據要求進行產品改良；四是缺乏來自進口的競爭，進口管理和高關稅，使進口競爭不能起到促使國內生產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競爭力的作用。

3.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1988 — 1990)外貿吃“大鍋飯”的體制多年來一直制約著外貿事業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決定從1988 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其主要內容是：

(1)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政府以及全國性外貿(工貿)總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和相應的補貼額度，承包基數三年不變；

(2)取消原有使用外匯控制指標，凡地方、部門和企業按規定所取得的留成外匯，允許自由使用，并開放外匯調劑市場；

(3)進一步改革外貿計劃體制，除統一經營、聯合經營的 21 種出口商品保留雙軌制外，其

他出口商品改為單軌制，即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擔計劃，大部分商品均由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按國家有關規定自行進出口。

(4)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進出口行業進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外貿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為解決責權利不統一的狀況邁出了一大步，從而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的發展。其次，它有利于解決中國經營體制上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問題，讓企業逐步走向自主經營的道路。再者，它促進了工貿結合，有利于增強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此同時，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財政對出口的補貼，財政補貼是一種非規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帶有主觀隨意性，也不符合國際貿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長了局部利益的膨脹和不平等競爭的加劇。對不同地區的承包企業規定不同的出口補貼標準和不同的外匯留成比例，從而造成了地區間的不平等競爭，誘發了對內的各種搶購大戰和對外的競相削價銷售，造成外貿經營秩序的混亂。

(3)企業行為短期化。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刺激下，缺乏中長期投資眼光和積極性，只重承包期內任務的完成和超額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貿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企業寧可轉產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換匯成本低的產品，導致國家外向型企業產品結構長期處于低水平運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變，未能適應國內非經營環境的變化。遇有重大的環境變化，承包企業往往難以完成承包任務。

4.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時期(1991 ～ 1993)這一輪外貿體制改革重點放在微觀管理層的變革，它既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也是前一階段簡政放權道路的延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兩項特別重要：

(1)取消國家財政對出口的補貼，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由外貿企業綜合運籌，自負盈虧；

(2)改變按地方實行不同外匯比例留成的做法，實行按不同商品大類統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國外貿經營基本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外貿企業的經營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5.近年來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新進展(1994 ～)1994 年，中國政府開始了以匯率并軌為核心的新一輪外貿體制改革。主要內容有：

(1)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發揮匯率對外貿的重要調控作用。國務院決定，從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實現雙重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的、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現行的各類外匯留成，取消出口企業外匯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實行銀行售匯制，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有條件可兌換。外匯體制改革為各類出口企業創造了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有助于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大大加速外貿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更有效地發揮匯率作為經濟杠桿調節對外貿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國外貿體制與國際規則接軌。

(2)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完善對外貿易的宏觀管理。加強和改善客觀管理，即管方針、管政策、管規劃、管監督，在 1994 年《對外貿易法》頒布實施的基礎上加快制定并實施各種配套法規，將對外貿易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宏觀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如匯率、關稅、稅收、利率等調節對外貿易。對進出口總額出口收匯和進口用匯實行指導性計劃。加快賦予具備條件的國有生產企業、商業物資企業和科研單位外貿經營權。

(3)加快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國有外貿企業圍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科學管理，積極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綜合商社和設立監事會、內部職工持股等試點，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我國外貿企業普遍經營規模小，抵御風險能力差，政府鼓勵企業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跨行

業、跨地區聯合、兼并，向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和綜合化方向發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貿公司為龍頭，貿工技商結合的綜合商社和以生產企業為核心，具有多種功能的產業跨國公司。對一些小的外貿企業則根據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的原則，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進行改組，實行貿工農一體化經營。通過組建企業集團或綜合商社將分散的外貿經營權重新統一起來，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發展的新趨勢。

(4)保持對外貿易政策在全國范圍的統一性，增加透明度。這是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宏觀要求，也是國際貿易規范之一。按照國際規范及中國的承諾，只實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5)加強外貿經營的協調服務機制。進一步發揮進出口商會等中介機構的協調服務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貿行業的律師、會計和審計事務所及咨詢服務機制；加大對違法經營者的懲處力度。1996 年 9 月經貿部成立了“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為實現我國對外經貿管理，經營和服務的國際化、現代化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近20 年來，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經營管理體制，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權，塑造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政企分開、權責分明，一直是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一條主線。

（1）外貿主體沿著“國家———地方———企業”的模式演進發展，即從 1978 年之前國家主辦外貿活動，轉變為 80 年代后地方主辦外貿活動，直至 90 年代由企業充當外貿活動的主角，逐步承認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微觀主體地位；

（2）專業外貿公司由原來的行政機構附屬物轉變為中介服務組織，它們在外貿活動中逐步獲得獨立經濟實體的地位，伴隨著這種地位的轉變，專業外貿公司的經營模式也由單一的計劃收購改變為進出口代理；

（3)外貿企業宏觀結構由“合”到“分”，再由“分”走向“合”，以放權、分權為改革過渡措施，最終將外貿企業推向國際市場，并且通過各種措施使外貿企業選擇走國際化集團經營之路。

第二篇：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回顧與評價

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回顧與評價

外貿體制是指對外貿易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管理權限、經營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國民經濟的其他組成部分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貿易規范的新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統一政策、放開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

代理制。自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我國外貿體制的改革也陸續展開，從放權、讓利、分散，到推行外貿承包制和放開經營，在層次上漸次推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突破。好范文版權所有

外貿統制專營時期～與產品經濟和單一的計劃經濟的國家經濟體制相適應，當時我國建立了由外貿部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外貿各專業公司統一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統負盈虧的高度集中的對外貿易體制。這種外貿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利于使中國在國際收支中避免出現逆差，有利于將中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被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確定因素隔離開來，有利于控制中國進出口水平和構成，達到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實現進口替代戰略的目的。但是，該體制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獨家經營，難以調動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二統得過死，阻礙了企業與買方、賣方的接觸，不利于外貿企業發揮自主經營的能力。三統包盈虧，不利于外貿企業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企業經營之路。而且未能體現地方、國家、企業、個人的利益關系，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

放權過渡時期～簡政放權是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旋律。年，經貿部實施簡政放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項最為重要：一年月起，多數省份有權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年月起，允許企業自己決定使用％的留成外匯；二年月，明確種限制進口商品，允許一批機構無須經過經貿部就可進口非限制類商品，這些機構包括經貿部所屬外貿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門所屬的外貿公司，省政府經營的外貿公司。三年月，通過外貿體制改革報告，內容包括“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實行外貿代理制”、“改革外貿計劃體制”和“改革外貿財務體制”等。至此，高度集權的外貿總公司壟斷全國外貿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屬外貿組織開始成為外貿活動的主力軍。經過簡政放權、擴大了省一級外貿自主權。外貿公司的數量顯著增加。據統計，自年下半年至年，全國共批準設立各類外貿公司多家，比年增加了倍多。然而，對于大多數生產企業來說，外貿公司仍然是它們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選擇。中國生產企業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導致四個問題的出現：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換匯成本差異極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國際價格信息沒有通過正常途徑及時傳遞給生產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勵，而不盈利或虧損的出口產品又不能及時得到糾正；三是缺乏國際市場行情信息，企業不能面對國際市場尋找機會，或根據要求進行產品改良；四是缺乏來自進口的競爭，進口管理和高關稅，使進口競爭不能起到促使國內生產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競爭力的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取消這一隔層，可以大大提高中國企業的外貿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貿易體制需要消除競爭過程和經營機會中的貿易障礙，其中，最大的貿易障礙就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這不僅包括行業產品壟斷，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壟斷。

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外貿吃“大鍋飯”的體制多年來一直制約著外貿事業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決定從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其主要內容是：

一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政府以及全國性外貿工貿總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和相應的補貼額度，承包基數三年不變；

二取消原有使用外匯控制指標，凡地方、部門和企業按規定所取得的留成外匯，允許自由使用，并開放外匯調劑市場；

三進一步改革外貿計劃體制，除統一經營、聯合經營的種出口商品保留雙軌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為單軌制，即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擔計劃，大部分商品均由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按國家有關規定自行進出口。

四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進出口行業進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外貿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為解決責權利不統一的狀況邁出了一大步，從而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的發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決中國經營體制上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問題，讓企業逐步走向自主經營的道路。再者，它促進了工貿結合，有利于增強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一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財政對出口的補貼，財政補貼是一種非規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帶有主觀隨意性，也不符合國

第三篇：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

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

論文關鍵詞：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轉移支付制度

論文摘要：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資源節約和生態補償的財政約束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需要通過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予以解決。

一、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歷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歷經多次改革，大體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950—1979年實行“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1980—1993年實行“分灶吃飯”財政管理體制；1994年以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

(一)1950—1979年實行“統收統支”的財政管理體制。1979年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形成“統收統支”的財政管理體制。在這一框架下，財政管理體制也進行了多次調整。1950年實行“統收統支”的財政管理體制；1951—1957年實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體制；1958年實行以收定支、幾年不變的管理體制；1959—1970年實行總額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體制；1971—1973年實行財政收支包干管理體制；1974—1975年實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體制；1976—1979年，恢復總額分成、一年一變的管理體制。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多次變動中，高度集權始終是這一時期財政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與此相適應，自1980年起，在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地方財權的同時，實行了“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干管理體制。1980年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1985年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1988年實行多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分配體制。財政包干管理體制實施后，地方財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財

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這一體制存在明顯的弊端，一是中央財政所得比重較低，宏觀調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觀目標的實現。二是由于不同地區財政收入水平差異較大，拉大了地區間差距。

(三)1994至今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實行了分稅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內容是：根據事權和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收入按照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套稅務征管機構；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建立和健全分級預算制度，硬化各級預算約束；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從1994年開始，稅收返還與消費稅和增值稅的增長率掛鉤，各地區“兩稅”(消費稅和75％的增值稅)每增長1％，中央財政對該地區的稅收返還增長0.3％。此后，又調整了證券交易印花稅在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比例，調整了金融保險營業稅收入劃分比例。2002年進行了企業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稅負擔機制改革等，進一步調整和完善了分稅制。

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實行調動了中央和地方積極性，建立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和財力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總體實力顯著增強。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邁上萬億元臺階，2003年、2005年又相繼突破2萬億和3萬億元大關，2007年達5.13萬億元。我國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關，正向標志著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標邁進。二是中央進行轉移支付、均衡地區發展差距的能力增強。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明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財政從東部發達地區凈集中21 390億元，對中西部地區分別凈補助10 249億元和13 891億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縣的一半以上財政支出，需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提供資金來源。中央財政為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分稅制財政體制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不少問題，需要不斷完善。

二、近幾年完善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部門結合實際，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體制和機制創新，推進了財政管理體制的完善。具體措施有：

(一)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國有24個省(區、市)推行“省直管縣”改革試點，省財政在稅收返還、轉移支付、財政結算、專項補助、資金調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監管到縣，提高了縣級財力。浙江等省份還擴充了縣級經濟管理權利和財權，將縣納入與市同等的管理級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縣”中建立增收分成機制，對財政收入過億元的縣(市)和增收的貧困縣進行獎勵外，在事權改革方面，主動向縣一級下放經濟管理職權，從2002年8月起，該省把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直接下放給紹興、溫嶺、慈溪等20個縣(區)，擴大的管理權限涵蓋計劃、經貿、外經貿、國土資源、交通、建設等12個大類、313個具體事項，幾乎囊括省、市兩級政府所有的經濟管理權限，并包括部分社會管理權限，使地(市)和縣(市)成為平行的預算單位，縣財政和地(市)財政一樣直接對省財政負責。

(二)理順縣鄉財政關系，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各地根據鄉鎮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收入狀況及財力增長能否滿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況，因地制宜，區別對待，理順縣鄉財政關系，大致形成三種縣對鄉財政管理體制類型：其一，比較規范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即縣財政在合理界定鄉鎮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基礎上，實行一級政府一級預算，對鄉鎮實行比較規范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行這種體制的主要是經濟較為發達、財政收支規模較大、財政保障能力較強的鄉鎮。目前，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城市郊區的鄉鎮(如廣東省虎門鎮)大多采用這種管理體制。其二，包干型財政體制。即縣與鄉鎮按照稅種劃分收入，收支均由縣財政核定，實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補(或補助)的財政管理體制。這種體制主要是原財政包干體制的延續。其三，統收統支加激勵財政體制。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鄉鎮，免征農業稅、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劃縣后，鄉鎮收入規模偏小，自身財力無法滿足支出需要，為保障基 層機構正常運轉，實行這種管理體制。從河北省試點情況看，其主要特點有：一是收入統繳。撤消鄉鎮國庫，鄉鎮財政收入計劃由縣直接下達給收入征管部門，鄉鎮財政收支預算統一納入全縣財政預算編制范圍。二是支出統管。鄉鎮人員經費、日常公用經費、專項經費、村級經費由縣財政按縣(市)統一標準安排。三是政策激勵。對各鄉鎮實行“核定收支、收支掛鉤、超收分成”的辦法，形成激勵機制，以一定年份為基期，核定各鄉鎮地方預算收入基數，從第二年起，鄉鎮級地方預算收入比上年增長部分，鄉鎮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從而調動鄉鎮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積極性。

(三)推進“鄉財縣管鄉用”的財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國有28個省(市、區)推行“鄉財縣管鄉用”的改革。主要內容是：在鄉鎮政府管理財政的法律主體地位不變、財政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不變、鄉鎮享有的債權及負擔的債務不變的前提下，縣級財政部門在預算編制、賬戶統設、集中收付、采購統辦和票據統管等方面，對鄉鎮財政進行統一管理和監督。

(四)建立激勵約束機制，緩解縣鄉財政困難。2005年，為切實緩解縣鄉財政困難，中央財政開始建立激勵約束機制，通過“三獎一補”政策，引導省、市兩級政府在財力分配上向財政困難的縣鄉傾斜，鼓勵縣鄉增收節支、精簡機構和人員，力爭用幾年的時間使縣鄉財政困難得到初步緩解。“三獎一補”政策調動了省、市、縣政府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許多省份比照中央財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福建省實行“六掛六獎”措施，對縣級收入增長、削減赤字、精簡機構、增產糧食、化解債務、向下轉移財力等

方面進行獎勵。重慶市籌集資金3.3億元，對化解鄉村債務的區、縣實行獎勵和補助，并要求各區、縣將“三獎一補”資金的80％以上用于償還債務。

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縣鄉政權的基本運轉，鞏固了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逐步緩解了縣鄉財政困難。但由于財政體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財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一是縣鄉財政保障水平偏低。盡管取消農業稅后，中央及省級財政對地方的財力減收進行一定補助，中央財政也實行旨在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三獎一補”政策，但與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新農村建設的需要相比，縣鄉財政仍有缺口，縣鄉財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仍處在較低水平，農村一些必須由縣鄉財政承擔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難以得到有效提供，縣鄉財政困難在短期內還難以徹底緩解，確保基層機構正常運轉的長效保障機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二是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由于受長期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財政制度和財政資金分配方式很難徹底改變，財政資金在城鄉間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形成。三是資源節約和生態補償的財政約束機制不健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態環境代價。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逐步擴大趨勢。如，2006年底，我國的GDP總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卻消耗世界近25％的鋼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國萬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國的5倍、日本的4倍、美國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 588.8萬噸，僅次于美國。我國有13億人口，人均資源擁有量處于世界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資源節約和生態補償的財政約束機制，我國經濟穩定發展將很難持續。四是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財政體制改革措施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如，有的省實行“省直管縣”，只是將轉移支付資金和國庫調度資金直接測算撥付到縣，支農等專項資金還需層層申報、層層撥付，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益。總體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間的事權、財權、責權沒有完全理順，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費比較嚴重。

三、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圍，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管理體制。一是要根據支出受益范圍等原則，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圍。要按照公共性、市場化、引導性原則，進一步明確政府支出范圍。要充分考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及各地的財政能力，合理確定中央與地方的負擔比例，引導地方政府將公共資源配置到社會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二是要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保證各級政府有行使職責的財力。要進一步調整和規范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擴大政府間收入劃分的覆蓋面。結合政府間支出權限劃分的調整及逐步將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等措施，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收入劃分。按照稅收屬性，將容易造成稅源轉移和跨地區間分配不公的稅種改為中央固定收入，適當調整共享稅分成比例，兼顧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需要及現階段地方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與組織收入方面的積極性，減少因市場等因素對地區間收入轉移的影響，促進統一市場形成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合理確定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徹底緩解縣鄉財政困難，中央財政要進一步完善“三獎一補”的激勵約束機制，歸并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建立縣鄉最低財政保障機制，要在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不斷增長的基礎上逐步加大對基層政權建設的專項轉移支付力度，重點支持中西部貧困地區基層政權建設。強化省級政府在調節省以下財力分配方面的責任，建立省以下財力差異調控機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建立縣鄉政府支出安排績效評價體系，加大資金使用監管力度，確保國家給予的轉移支付資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務領域。

(三)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建立民生財政。要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加大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種財政資源，增加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重點向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和基層傾斜，支持構建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實“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國家基本建設資金增量主要用于農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農村的比例要有明顯增加”的政策，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建立健全責任明確、保障有力的義務教育長效機制，實現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改善農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逐步在全國農村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設，增加住房供給。逐步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

(四)逐步建立生態型、效益型財政。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加大對禁止開發與限制開發區域的支持力度，鼓勵這些地區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加大對資源枯竭型城市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歷史積累的社會問題。實行有利于節能減排的稅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處理和排污收費機制，改變長期以來企業排污成本與治污成本倒掛的局面。

(五)創新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實行陽光財政。要改變公共產品的供給由上而下決定的傳統做法，引進民主機制，建立需求導向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如，對農村公益事業，政府可給予獎勵和補助，逐步建立農民籌資籌勞、社會廣泛資助、政府財政獎勵的村級公益事業建設新機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績效評價機制，實行民主理財和透明財政。

(六)加強縣鄉財政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要在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切實加強縣鄉財政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強縣鄉財政監管職能。近年來，各級財政部門加大了對民生事業的支持力度，資金投入不斷向農村傾斜、向基層傾斜。縣鄉財政部門作為集中管理財政資金的部門，要完善和加強縣鄉財政監管職能，對農村申報的項目要積極配合，掌握有關情況，加強信息溝通和交流，避免多頭申報、重復申報現象。要充分發揮就地監管的優勢，對資金的使用管理進行監督。第二，加大支農資金整合力度。近年來，各級政府對“三農”的投入不斷增加，有力促進了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但支農資金使用管理分散現象比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應的發揮。因此，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契機，建立政府領導、部門配合的支農資金整合協調機制，以農業發展規劃為依據，通過主導產業、優勢區域和重點項目將各部門、各渠道安排的支農資金整合使用，突出重點，不斷提高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積極推進縣鄉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學、客觀、細致的原則，整合財政資源，編制綜合預算，將縣鄉政府所有政府性資金都納入預算管理中，不斷提高預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四篇：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doc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經歷了三十年的歷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隨著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程度的加深,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又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總結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三十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外匯管理體制在新形勢下所面臨的挑戰,對進一步推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現資本賬戶可兌換的長遠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回顧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由于外匯資源短缺,經濟發展水平低,同時,為適應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進口替代性貿易戰略,我國對外匯實行了高度集中的分配管理體制,集中所有有限的外匯資源,實行統一管理,采用指令性行政分配方式投入到經濟建設最需要的地方。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的、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原有 的外匯管理體制勢在必行。概括起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了由國家壟斷的外匯管理體制,實行了以外匯上繳和外匯留成制度為基礎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管理體制;第二階段進行了進一步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消了外匯上繳和外匯留成制度,實行了銀行結售匯制度;第三階段進一步完善了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改進并取消了強制結匯制度,開始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

(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初級階段(1978—1993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配合整體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及外貿體制改革中的下放外貿經營權,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經營方式,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以“減少行政干預,增加市場調節”為主線的改革。改革主要圍繞四個方面進行:一是不斷放松直至取消經常項目的匯兌限制;二是逐步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三是逐步使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四是不斷完善和開放資 本項目的外匯管理。具體的改革措施包括: 1·實行外匯留成制度

出口企業將出口外匯收入賣給國家后,國家按規定比例給出口企業和地方外匯留成額度。用匯時,企業用人民幣配以額度,按國家公布的外匯牌價購買現匯,對外進行支付。值得注意的是,外匯留成制度只適用于中資企業,主要是配合對中資企業貿易及非貿易外匯收入的強制結匯制度。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意愿結匯制度。

2·建立和發展外匯調劑市場外匯留成制度的實施,調動了企業和地方進出口貿易的積極性,但在具體實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外匯額度與實體需求相分離。為了滿足企業相互之間外匯余缺調劑的客觀需要, 1980年我國政府推出外匯調劑業務。

3·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 1979年8月我國國務院開始改革匯率制度,除繼續保留公布牌價外,另外制定內部結算匯率。1981年正式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 1美元兌2·8元人民幣,適用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從1981—1984年,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沒有變動。同時繼續公布牌價, 1美元兌1·5元人民幣,主要適用于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1985年1月1日取消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進出口貿易外匯按官方匯率1美元兌2·8元人民幣結算。1985—1990年,我國多次大幅調整匯率,實行人民幣逐漸貶值政策,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兌2·8元人民幣,逐步調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兌5·22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到1993年年底,官方匯率調至1美元兌5·72元人民幣。由于外匯留成制度和調劑市場的存在, 1985—1993年,我國實行的仍然是雙重匯率,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存。1993年年底,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8·72元人民幣。

(二)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階段(1994—2001年)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我國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了進一步市場化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借鑒國際經驗,確定了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為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為階段性目標。

1·取消外匯上繳和外匯留成制度,取消外匯收支指令性計劃,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1994年,作為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重要步驟,我國取消了實行了15年的外匯留成制度,實行了銀行結售匯制度。同時,為配合銀行結售匯制度,對中資企業實行外匯賬戶限額管理,限額以內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實行意愿結匯,限額以外的實行強制結匯。1997—2001年,對中資企業的外匯賬戶限額按企業上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15%核定。1994年,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實行意愿結匯制度,但不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在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結售匯,外商投資企業要賣出外匯或者購匯都必須在外匯調劑中心進行。1996年7月1日,我國陸續推出了外商投資企業銀行結售匯,實行限額結匯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國不再對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包括所有無形貿易的支付和轉移實行限制,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完全可兌換。

2·加強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管理在經常項目實現可兌換的同時,我國對資本項目的交易和匯兌實行了嚴格控制,一是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所有資本項目外匯收入均須調回境內;二是境內機構(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均應在銀行開立外匯專用賬戶,經外匯管理部門批準后才能結匯;三是資本項目下的購匯和對外支付都須經過外匯管理部門的核準,持核準件方可在外匯指定銀行辦理購付匯。

3·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 中資銀行及其授權分行、外資金融機構和少量經授權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等會員能夠參與外匯市場的交易。對外匯指定銀行實行外匯周轉余額限額管理,外匯指定銀行持有的結售周轉外匯余額超過其限額比例部分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賣出。交易方式采取分別報價、撮合成交,由計算機系統按照價格優先和時間優先的原則對各種報價進行匹配。

4·進一步改革匯率制度

首先,實行匯率并軌。1993年12月31日的官方匯率是1美元兌5·8元人民幣,而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8·72元人民幣左右。1994年1月1日實行匯率并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其次,利用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三)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完善階段(2002年至今)2001年年底,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這一階段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做出了以下思路調整:一是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外匯流入越多越好的觀念,加強對外匯流入的監測與管理;二是轉變外匯流出越少越好的觀念,逐步建立正常的、合理的、可控的流出機制;三是進一步樹立市場機制觀念,用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方法和手段實現外匯管理的目標。1·進一步改進經常項目外匯管理(1)進一步改革外匯賬戶限額管理。2002年,外匯賬戶限額從15%提高到20%。2003年,對國際承包工程、國際海運和國際招標等項下的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管理限額,從20%提高到100%。2004年,對上經常項目外匯支出占外匯收入的比例為80%(含80%)以上的,其限額提高到50%,對外匯支出占外匯收入的比例為 80%以下的,其限額提高到30%。2005年,擴大了按實際外匯收入100%核定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的企業范圍,同時,外匯支出占外匯收入的比例在80%以下的,其限額由30%提高到50%,外匯支出占比在80%以上的,由50%提高到80%。2006年,外匯賬戶限額統一調整為按上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80%與經常項目外匯支出的50%之和確定。2007年8月,取消了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境內機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以此為標志,我國自1994年沿襲13年的強制結匯制度,淡出了歷史舞臺,被意愿結匯制度所取代。

(2)加強和改進了對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的管理。加強對經常項目外匯收支進行真實性審核,嚴格監控多收匯企業的貨物貿易外匯收支行為。

(3)進一步簡化了進出口核銷管理,加大了貿易便利化程度。2·完善并適度放松了資本項目外匯管制 首先,有選擇、分步驟地開放證券投資,拓寬資金流出流入渠道,如2002年,我國推出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允許合格境外投資機構投資于境內證券市場上包括股票、債券和基金等人民幣標價的金融工具。2007年6月,推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制度(QDII)。其次,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放松資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如簡化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的各種手續、放寬購匯限制、放寬境內金融機構境外證券投資和代客理財等限制、實施“走出去”戰略,成立國家投資公司、實行境內個人對外證券投資試點等。再次,對短期資本流動,尤其是“熱錢”投機活動進行抑制,如加強外資對房地產業投資的審批和監管、大幅度核減中外資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短期外債余額指標等。

3·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

在市場主體方面,銀行間外匯市場會員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大型非金融企業。對外匯指定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的涵蓋范圍擴展為外匯指定銀行持有的因人民幣與外幣間交易而形成的外匯頭寸,并實行結售匯頭寸綜合管理。交易方式 由競價方式增加到競價方式和詢價方式并用。此外,通過以下方面的改革,外匯市場效率得以提高:降低交易手續費、引入做市商制度、改變標準交割時間,與國際接軌,延長交易時間、采用遠期交易/掉期交易主協議的做法、統一內外資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準入標準和結售匯限額核定標準、遠期結售匯定價由一價變為多價。

4·進一步改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不再單一釘住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2765調整為1美元兌換8·11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2·01%。銀行間一攬子貨幣兌人民幣的每日收市價,作為翌日買賣中間價,上下波幅0·3%。

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經常項目分步驟實現了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逐步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市場化,外匯市場逐步建立并取得長足發展,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日益完善。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對于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 1·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總量的增長

197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06·4億美元, 1981年為440·22億美元,三年來增長了113%, 1993年為1957·03億美元,2001年為5096·51億美元, 2006年為17603·97億美元,是1978年的85倍, 2007年為21738·3億美元,是1978年的105倍。

2·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總體上促進了我國貿易順差的增長 1978年,我國對外貿易為逆差11·4億美元, 1981年為逆差800萬美元,三年來逆差減少了99%,1984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均為逆差年,分別為12·71億、37·79億、77·59億和66·02億美元, 1990—1992年每年均實現了順差,分別為87·46億、80·52億和43·55億美元, 1993年為逆差122·15億美元, 1994年實現順差53·92億美元,此后每年持續順差, 2006年和2007年分別為1774·75億和2622億美元。

(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總體保持穩定增長、近幾年大幅增長的態勢。從1979—1988年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比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29年,外匯儲備增長了113·3%, 1989—1998年第二個十年比第一個十年增長了258·3%, 1999—2007年第三個九年比第二個十年增長了877%,增長速度可謂驚人。2003年增長突破1000億美元, 2004—2006年每年增長突破2000億美元, 2007年增長突破4000億美元,達到15282·49億美元,具體見表1。

三、現行外匯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經常項目外匯管理與經濟均衡發展的不適應性

我國現行經常項目外匯管理主要包括對經常項目外匯賬戶、貿易外匯、服務貿易外匯、個人外匯、外幣現鈔和外幣計價等方面的管理。對經常項目外匯管理的目的,一是配合整體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需要,如為了改變外匯儲備短缺狀況,對企業外匯收入實行強制結匯;為了鼓勵出口,對企業出口進行考核并獎勵;為了擴大貿易便利化程度,不斷提高企業外匯賬戶結匯限額等。二是引導資金有序流動,如對經常項目外匯賬戶和資本項目外匯賬戶實行分開管理、對經常項目貿易外匯收入進行真實性審核、對進出口實行核銷管理等。現行經常項目外匯管理與經濟均衡發展的不適應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強制結匯導致的負面影響短期內難以消化,不利于對經濟失衡的調整

從1994—2007年沿襲了13年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強制結匯制度,在解決了我國外匯短缺的同時,卻未免矯枉過正,使外匯儲備急劇增長,進而使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發生改變,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成為我國近幾年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增大的制度根源。

1994年,我國外匯儲備從1993年年末的223·9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年末的529·2億美元,全年外匯儲備增加300多億美元,為此投放基礎貨幣近3000多億元人民幣。1994年因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是當年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1994年,消費物價指數上漲24%。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2006年達到108·49%,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2001年、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年、2005年超過200%。我國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目標定位為3%, 2007年3—8月, CPI指數分別為3·3%、3%、3·4%、4·4%、5·6%、6·5%, 2008年一季度,CPI指數達到8%。

雖然從2005年開始外匯管理部門實質性轉向意愿結匯制度的研究和試點,乃至2007年8月宣布境內機構可以自行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但經濟失衡的矛盾已經積累到了相當的程度。對于緩解失衡,實行意愿結匯這一政策的效果還難以斷定,因為對強制結匯制度下對沖外匯占款在貨幣增發總量中的比重有多大還難以判斷。不過可以斷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不變的情況下,兌付壓力還有一個逐漸減緩的過程。此外,諸如2007年取消出口收匯考核、調減出口退稅等減弱出口刺激的做法,對于緩解經濟失衡也似乎是杯水車薪。2·在引導資金有序流動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

目前,經常賬戶資金流動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管理的閘門只有真實性審核制度,而這一制度還存在許多漏洞,如對服務貿易、非貿易外匯資金流入的真實性審核制度缺失,資本項目資金容易混入經常項目結匯,為此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外匯管理效率降低。

(二)資本項目管制政策存在薄弱環節

1·資本流入管制趨松的態勢不利于我國資本賬戶失衡的改善

近幾年,我國外匯管理部門為了緩解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壓力,對資本賬戶政策進行了調整,放松了對資本流出的限制,但同時對資本流入的管制也進一步放松,如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主體資格的范圍和投資額度、簡化外商投資項目資本金結匯管理、取消外商對部分開放行業境內企業的并購限制、允許外資對國內上市公司進行戰略投資等。這種趨松的資本流入管制措施會抵消旨在減少資本項目順差的資本流出措施的效果,不利于對熱錢流入的抑制,從而不利于資本賬戶失衡的改善。

2·資本項目外匯賬戶管理存在漏洞,導致資本賬戶資金混入經常項目進行結匯

3·現行資本賬戶外匯管理基本采用行政審批、額度等手段,經濟手段很少采用,管制的成本增大,管制的效率降低

4·統計信息不夠透明,國內外對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度的判斷不一國內有代表性的判斷認為我國有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經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較少限制,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了部分可兌換,而根據IMF2007年《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我國包括資本市場工具等13種資本賬戶交易都表現為管制狀態。該年報所提供的成員國資本項目的管制信息是國外學者分析判斷成員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重要信息來源之一。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學者Miniane的計算方法,我國2006年的資本管制程度指數為0·929,比1998—2003年的0·857略有上升。(三)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還不夠完善 目前,我國外匯市場是銀行間外匯市場。從1994年建立至今接近15年,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還有很大限制,外匯市場只是作為中央銀行實行外匯干預,穩定匯率的主要場所。由于我國的利率形成機制尚未完全市場化,資本賬戶尚未實行自由兌換,因此,外匯供求主要來自經營性的交易結售匯,資本流動的利率彈性很小,外匯市場不具備“利率—資本流動—匯率”的利率匯率聯動機制。(四)巨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發展已構成一定負面影響

對于最優國際儲備規模,國際主流觀點強調國際儲備在緩解國際支付困難方面的功能,重視持有國際儲備的機會成本。然而,這一主流觀點與發展中國家實踐存在巨大反差。資本高度流動所帶來的貨幣危機隱患使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功 能發生了重大改變。國際儲備對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具有重要作用。對我國而言,除了穩定匯率以外,經濟發展需求不足的矛盾和脆弱的銀行體系,都使得外匯儲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元資產持有,隨著美元貶值以及進一步的貶值預期,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縮水必須高度重視。

四、完善我國現行外匯管理體制的思路

第一,要改革經常項目的外匯管理,鼓勵民間自行保留外匯,加大真實性審核的力度,逐步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轉變,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改善國際收支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不能光靠外匯管理政策,而應當有其他經濟政策的配合,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稅收政策等。

第二,要加強資本項目管制政策的調整,控制資本流入放松的步伐,合理把握資本流出放松的節奏,使之有利于國際收支的平衡;加強資本項目外匯賬戶管理,堵塞資本項目資金混入經常項目結匯的渠道;積極推進經濟手段管理方式的使用,提高管制效率;加強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加強統計工作方面與國際組織的協調,盡量避免國內外對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判斷的不一致性。第三,繼續完善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包括增強企業在外匯零售市場的主體作用,提高乃至取消外匯指定銀行的外匯周轉余額限制,進一步加大外匯指定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主體作用,賦予外匯市場一級做市商更寬裕的定價空間,活躍人民幣衍生產 品的交易,放松外匯實需原則,取消對零售市場匯價波動和交易額度的管制,活躍外匯零售市場的發展。

第四,進一步改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對外匯儲備的持有和經營必須兼顧保障經濟安全和減少機會成本。據悉, 2007年9月,中國投資公司正式成立,作為一種國有主權財富基金掌管經營我國的外匯儲備。成立后,公司購買了美國私人股份公司黑石集團10%的股份。黑石集團在美國掛牌交易時股價震蕩,中國投資公司投資損失達50億美元。因此,謹慎經營外匯儲備是當務之急。

總結以上思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將繼續堅持改革和開放的方向。一方面,將繼續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另一方面,外匯管理和資本管制政策將繼續調整以緩解經濟內外失衡,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在具體政策上,改變匯藏于國的外匯資產持有結構、保證外匯資金流動的合理性和有序性是改革的重點,而是否能夠減輕貨幣政策壓力、緩解經濟失衡的結構性因素、促進經濟結構的改善,將成為外匯資金合理有序流動的關鍵。責任編輯:王錦紅)

肖鳳娟副教授(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國際貿易 2008年 第7期

第五篇：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程的回顧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程的回顧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 人民日報 》（2008年12月18日07 版

經過30年持續不懈的努力，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明顯成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大局總體穩定，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生活實現總體小康，與我們不斷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設，不斷優化執政資源配置是分不開的。從政府建設角度看，改革的成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府管理理念發生重大變化。與改革開放以前相比，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理念適應時代潮流取得顯著進步。一是確立了責任政府的理念。各級政府及部門的責任逐步得到明確和強化，一切權力來自人民、必須對人民負責的意識逐步深入人心。二是確立了服務政府的理念。各級政府及部門逐步實現了從“管字當頭”到“服務至上”的轉變，能否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成為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標準。三是確立了法治政府的理念。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尊重與維護法律權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意識逐步形成。

（二）政府職能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經過改革，政府職能逐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逐步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相適應。一是政府、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逐漸理順。政企分開基本實現，企業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逐步形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發揮，以間接手段為主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完善。二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加強。著力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和諧，社會利益協調機制、矛盾疏導機制和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等逐步建立；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邁出重要步伐。三是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事務中的作用逐步增強。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同時，積極培育社會力量，各類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初步實現了由單純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的轉型。

（三）政府組織機構得到調整優化。經過改革，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以計劃為龍頭、綜合部門管理專業部門、專業部門直接管企業的機構框架徹底改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以宏觀調控部門、行業管理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為主的機構框架初步建立。特別是十六大以來，適應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的需要，著重調整和加強了宏觀調控、金融監管、應急管理、安全生產、能源規劃、資源環境、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管理體制和機構設置。

（四）各級政府和各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趨于合理，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得到更好發揮。不同層級政府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責權逐步得以合理界定，各級政府在職能配置上“上下一般粗”的狀況得到改善。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進一步清晰，一些重要領域的部門職責交叉事項逐步劃清，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逐步建立。特別是行政執法職責體系逐步理順，多頭執法、多層執法、執法擾民等突出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五）政府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得到加強。政府運行機制和管理方式不斷創新，制度化建設持續推進，行政效能明顯提高。一是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建設邁出重要步伐，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逐步建立。二是政務公開不斷推進，機制日趨健全，范圍不斷擴大，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三是政府應急管理體系初步建立，形成了分級響應、屬地管理、信息共享、分工協作的應急體系。四是行政監督和問責力度不斷加強，包括外部監督、層級監督和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的行政監督體系初步形成，行政問責制在重大事故處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五是公務員制度進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干部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目標逐步實現。

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積累了一些重要經驗和啟示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豐富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和啟示。認真總結這些經驗和啟示，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改革基本規律的認識，牢牢把握正確的改革方向。

（一）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歷次機構改革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各項重大措施都是按照中央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確定的，同時充分保證和發揮了黨和政府在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主導作用。同時，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始終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相協調，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二）始終堅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政府職能規定著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推動職能轉變一直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一條主線。從1982年機構改革開始，中央就提出要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1988年機構改革明確提出轉變職能的要求，以后一直把轉變職能作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核心。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突出強調政府要全面正確履行職能，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職能在新的發展階段有了新的豐富內涵。

（三）始終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調整，必須綜合考慮社會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種制約因素，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統一起來，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進程中始終采取積極穩妥的方針，先易后難，由淺入深，梯次推進，逐步到位。改革方向明確和條件成熟的先行一步，不追求整體同步推進。特別是歷次機構改革涉及機構精簡和人員分流時，通過多種渠道和辦法，妥善安置分流人員，避免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

（四）始終堅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分類指導，因地制宜。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情況差別很大，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改革既要樹立中央的權威，加強領導，統一部署，又要照顧各地的特殊性，充分調動和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允許各地在遵循統一的改革原則和方針的同時，在改革的內

容和方法上不拘一格，積極探索。對地方在改革創新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及時總結，逐步推廣。

（五）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同時注重學習和借鑒國外有益經驗。一個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受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改革既要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認識和把握我們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和面臨的突出問題，制定切合我國實際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又要堅持走開放道路，充分吸收其他國家行政改革的新鮮經驗，使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跟上世界發展趨勢。

（六）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大膽創新。行政管理體制不僅是對現有權力格局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而且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和觀念變革，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靈魂。回首以往的改革，都是在改革目標上不斷明確，在改革方式上不斷改進，在改革領域上不斷拓寬，在改革程度上不斷加深，從而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日益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對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現在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越來越觸及到各種深層次體制性障礙，越來越牽涉到各方面利益格局調整，繼續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難度空前加大。同時，我們改革的動力是強大的，改革的思路是正確的，改革的外部條件是具備的，繼續深化改革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我們要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無所畏懼地承擔起繼續深化改革的歷史責任。加快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步伐，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