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部長與國家--讀后感

大慶精神駐我心

-------讀《部長與國家》有感

臧克家說：讀過一本好書，像交了一個益友。近期，很榮幸在集團朱董事長和史館長的推薦下，拜讀了著名作家何建明的長篇報告文學《部長與國家》一書----一位獨臂部長的傳奇人生，一項共和國的宏偉事業，書中記述的了當年“獨臂將軍”余秋里臨危受命出任中國石油部長，帶領五萬大軍在極度艱苦的松遼平原上進行大慶石油會戰的傳奇故事。余秋里長征過草地的一句話：我把生命都交給了黨，一條胳膊算個啥。他從一名赤衛隊戰士成長為共和國部長，時時刻刻記掛著黨和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是為民族解放和祖國富強頑強奮斗、無私奉獻的一生。

讀完《部長與國家》，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在和平享受今天的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當年那一輩的人是如何走過來。在三年困難時期各種物資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余秋里部長等老一輩石油人用攻堅克難、不怕犧牲的精神，在條件那么惡劣的情況下，克服了暴風雨、饑餓和嚴冬等難以想象的困難。1960年4月29日誓師大會之后連續不斷的降雨，油井幾乎全泡在水里，大伙兒只能穿著又油膩又潮濕的棉衣工作，當時的大慶全是荒地，在大量降雨的情況下，物資供應也無法保障，可是我們老一輩石油工人喊著“無雨時咱特干！小雨時咱大干！大雨時狂干”的口號、“九天制工作周”，以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氣勢，克服了老天爺給我們的第一道難關 ；1960年10月，會戰的五萬大

軍尚處在腳跟未穩，半饑半飽之中的激戰時刻，黑龍江省委省政府來

了一個要命電文，素有中國米糧倉的黑龍江省的糧食儲備已過“危險

線”，大慶會戰人員的糧食定量必須按照國家規定全線下調，那時期

大慶人每天吃7兩糧的菜團子、喝菜湯，挖野菜充饑，有三分之一的人浮腫了，但是他們忍著饑餓、病魔、疲勞，經受著雨季、蚊蟲的折

磨，干著飽漢也干不了的活，生產一刻也沒有停止，生產指標不斷提

高，打井速度不斷刷新，還趕超了俄羅斯創造的單井速度和年打井進

度的世界紀錄。王進喜喊出了“寧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豪言壯語，為了能度過困難，余秋里在《緊急指示》提出了“干

部進食堂，書記下伙房”的口號，并研究出了大挖野菜、食堂伙食上

搞名堂（騙嘴技術）、到農民地里“拾遺補飽”三招，在年終的總結

報告上，大慶會戰職工種地4萬畝，收獲糧食325萬斤，蔬菜1500

斤，養豬4344頭，養羊132只，各種家禽2269只，其他牲畜669頭，并加強食堂管理，建立起了多功能的作坊43個，發動群眾挖野菜160

萬斤，制帶食品120萬斤，打豬草1567萬斤，打草籽371萬斤，打

羊草606萬斤，基本保證了職工吃飽肚子，克服了老天爺給我們石油

會戰制造的第二道難關；北大荒五萬余人的隊伍從四面八方一下子來

到荒原后，便投入了緊張而激烈的施工，沒有顧得上壘一個像樣的窩，多備一件御寒的棉衣，可是北大荒的冬天來了怎么過，石油大會戰中的防寒之戰，在進行生產實踐和科學實踐上大搞“群眾活動”，使用

了我們現在東北常見的“干打壘”，三個月歷時100天的為生存而戰的“防凍保溫”戰斗勝利完成，全線建起30萬平方米的干打壘，會

戰全線基本做到了“人進屋，菜進窖，機器車子進庫房”，老天爺給

我們第三道關卡也被我們余秋里部長帶領偉大的石油工人攻克。1960

年5萬余人一個月內一起擁到松遼的薩爾圖，在大慶油田建設過程

中，面對“頭上青天一頂，腳下荒原一片”的惡劣環境，在生產生

活條件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住宿條件，生活條件極差，他

們克服了起重機少、運輸車輛少的困難，以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工人

們硬是靠肩杠人拉，把幾百噸重的機械和設備像螞蟻搬骨頭似的卸下

來、運到個個井位；在還不具備開工的條件下，王進喜喊出了“有條

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的豪言壯語，端水和泥漿，5整天零5個

小時打出了會戰以來的第一口井。這5天多王進喜沒離開過機臺，沒

合過眼，帶傷作業，房東趙大娘第一次見王進喜這樣沒命干活的人，感動得直對105隊的同志們說：“王隊長真是個鐵人啊”。這第一口井

震動了參加會戰的幾萬人，激勵和鼓舞大慶人掀起了鉆井勞動競賽。

面對著國家的壓力、生存的困難，只要我們都像余秋里那樣不畏

艱險，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干工作，以鍥而不舍、頑強拼搏的毅力去開拓，以拼命三郎、忘我工作的干勁抓落實，就不會有做不

到的事情，就不會有實現不了的目標。

除了生存環境困難惡劣需要不斷克服外，缺乏經驗導致的生產事

故頻發的技術難題是又需要面對的問題。“杏24號井”因為發生井

噴而處置不當，整個鉆機和井臺陷得無影無蹤；1961年4月，又一

個新年會戰打響了，為了追求速度，南線作戰所打的32口井有4口

井誤射孔，5口固井不合格，4口井底沖洗不干凈，5口油層浸泡實

間過長，發生了輸油管焊口處漏油，焊的扶梯粗糙，套管接偏而把接

箍咬扁了等操作事故；中一注水站由于3號柴油機排管露出火花，被

風掛進房頂的保溫層內，引燃鋸末一把火燒末了。在這種背景下，余

秋里及時調整會戰方針：加強基層工作、強化生產管理、建立和完善

各項制度。由此，大慶會戰歷史上誕生了“一把火燒出了崗位責任制的佳話”，后來在執行這個制度中又遇到了靠什么態度和精神來執行

這個制度的問題，于是出臺了有名的“三老四嚴”和“四個一樣”。

三老即：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四嚴即：

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

“四個一樣”即：對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個樣，壞天氣和

好天氣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一個樣，沒人檢查和有人檢查

一個樣。

余秋里平時講得最多的是工作，干的最多的也是工作，他的精氣

神全部傾注在一個“干”字上。從余秋里身上我們看到，只要有干事

創業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在失敗挫折面前絕不放棄，就一

定能干成事、成大事。我們抓工作、干事業、求突破，靠的就是這種

執著精神。

以余秋里部長帶領的大慶會戰延伸出的大慶精神是中華民族寶

貴的精神財富。大慶是六七十年代中國工業的一面旗幟，大慶精神是

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一部分，它對大慶油田開發和建設，以及后來的整個中國石油工業發展都產生重要作用，今天他依然是中華民族不巧的精神財富，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起著不可限量的推動作用，大慶精

神永放光芒。

第二篇：國家與部長讀后感

1959年冬天，東北大平原下了少有的一場大雪，近5萬名石油人懷著把“貧油的帽子扔進太平洋”的愿望，浩浩蕩蕩開進了冰天雪地的松遼平原，在薩爾圖、在安達、在長垣 ??茫茫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營扎寨，打響了震驚世界的“石油大會戰”。短短的 三年時間，石油人以“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氣概，克服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嚴重匱乏，戰勝大風雪、大災害、大 饑荒等一個又一個困難。創造了每月“六開五完”，年鉆井進尺上10萬米的一個個鉆井神話，創造了三年建成一個世界級大油田的建 設奇跡，讓中國人從此結束了用洋油的歷史??

讀完《部長與國家》一書，我的內心充滿感慨——為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輩石油工業的領導者們精湛的指揮藝術而感慨，更為以王進喜、馬德仁為代表的5萬石油人忘我拼搏、為國分憂的大無畏精神所感動??感動之余又讓人沉思：是什么力量讓5萬石油人，在莽莽荒原創造了這震驚世界的奇跡?

我覺得，這種奇跡的創造，靠的是大慶石油人“愛國、創業、求實二奉獻”的精神，靠的是老—輩革命家、石油人的艱苦奮斗，忘我拼搏。《部長與國家》介紹得很平凡，但全書閃爍著的老一輩石油人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卻是令人震撼的。

讀完《部長與國家》一書，我的內心充：

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革命的“傳家寶”、更是創業興業的傳世之 寶，依靠這一傳世之寶，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毛澤東同志 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一再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正是這一 精神最終使得敵人“讓你們紅著進來，黑著出去”的預言徹底破滅。

在新的歷史時期，在社會文明高度發達，物質日益豐富的今天，我們是否需要繼續發 揚艱苦奮斗精神?

2002年12月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西柏坡發表了題為“堅持和發揚艱苦奮斗優良 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重要講話，要求全黨同志要牢記毛澤 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 苦奮斗的作風，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牢固樹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長期艱苦奮斗的 思想??

艱苦奮斗是我們用無數實踐證明了的戰勝一切困難、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不竭動力。它在困難條件下，是激勵無數人們在奮斗中勇于歷經磨煉從而創造奇跡的精神利器。在社會發展的新時期、在物質條件日益優越的現階段、在市場經濟追逐利益的環境中，人們容易貪圖享受，容易放棄崇高的目標。因此，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既是發揚優良傳統，更具現實意義。作為我們領導干部，不但要大力提倡艱苦奮斗，而且要作艱苦奮斗的模范。

筆者認為，要發揚好艱苦奮斗精神，最首要的是要加強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要求我們：“一定要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努力??”

我覺得，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在新的歷史時期，要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必須堅持做到以下 幾點：

一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抵制享樂主義的侵蝕。胡錦濤同志指出： “對于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來說，保持和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說到底就是牢固樹立和堅 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正是基于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 觀，自覺在思想上行動上保持艱苦奮斗，使我們黨涌現出了像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一 批“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的好干部；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會使人成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俘虜，在物欲上貪得無厭，作風上腐化墮落，喪失黨性人格，把人引向歧路，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數。我想，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必須要在實踐 中不斷加強自身修養，牢固樹立艱苦奮斗的思想，磨煉艱苦奮斗的意志，始終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勵。

二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權力觀，克服官僚主義。“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領導干部特別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自覺克服講排場、比闊氣思想，像大慶人一樣，做實在人，干實在事。要靠艱苦奮斗出業績，不靠權力弄票子、保帽子、升位子。艱苦奮斗貴在長期堅持，重在刻苦實踐。只有長期堅持，勤于實踐，才能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現在，公管中心的基本職能就是做好服務，通過我們的艱苦努力，讓石油員工的家園安全又舒適。當前，一定要特別關心困難群體的疾苦，尤其要關注他們的基本生活、大病治療等現實問題，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實現企業的大和諧。

三是要樹立正確的苦樂觀，發揚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歷覽前 賢國與家，成由節儉敗由奢”，奢侈享樂既是消極頹廢的表現，也是腐敗現象產生和蔓延 的溫床。近年來，中國石油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各項工作取得不斐成績，石油職工生活得 到了有效改善。與此同時，一些同志開始不那么謹慎了，不那么講艱苦奮斗了，一些領導干 部丟掉了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事講排場，擺闊氣，講條件，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要繼承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必須狠剎這股歪風，否則會危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胡錦濤同志說得好：“千個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這深刻揭示了艱苦奮斗對黨對國家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作為我們石油企業職工，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牢記大慶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永葆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磨煉意志，廉潔自律，自覺抵制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歪風邪氣，自覺地為企業的生存發展而奮斗。：-

黨的十七大擬定了國家發展新的宏偉藍圖，吹響了新征程的號角，我們一定要讓大慶 艱苦奮斗這面旗幟，永遠飄揚，激勵一代又一代石油人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作出 新貢獻。

第三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國家與革命》讀書心得

無產階級領導人，列寧同志的著作。無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內容，只能憑借著讀書過程中的感覺，慢慢滲透慢慢領悟，總結和思考，才能有所體會。下面是我對讀書過程中的一點想法。

顯然，本書的研究主體是社會革命。作者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社會革命的認識存在著一種“過分的分析性簡化”，沒有嚴格區分開社會革命和政治沖突、集體性暴力等。作者對社會革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認為，“社會革命是一個社會的國家政權和階級結構都發生快速而根本轉變的過程；與革命相伴隨，并部分地實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階級反抗”。一方面，社會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動，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動雖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終的結果并不是結構性變遷；另一方面，社會革命區別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僅僅是政權結構，并且并不必然由階級沖突來實現；此外，社會革命也有別于一般的社會轉型，比如工業化進程，其原因在于，工業化進程盡管改造了社會結構，但一則沒有基本的政權結構的變化，最為關鍵的是工業化進程“并不必然帶來突發的政治劇變”。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會革命至少要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會革命意味著社會結構變遷；第二，社會革命必然導致基本的政治結構的變化；第三，社會革命是一種“劇烈”的社會政治沖突。用作者的話說，社會革命是兩個同時的組合：“社會結構變遷與階級突變同時進行；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同時展開。”“社會革命的獨特之處在于，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一種相互強化的方式同時發生。而且，這些變化的發生要通過劇烈的社會政治沖突來實現，而階級斗爭又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

作者認為無論是聚合-心理學派、系統-價值學派、政治-沖突學派，甚至馬克思主義學派他們對社會革命的解釋都采用的是一種唯意志論的方法。即堅持一種有目的的革命圖景，從而認為革命的發展是一種勸誘的過程。這種認識未免過于

簡單化。原因在于，“在歷史上的革命中，有著不同處境并存在著各種動機的群體，是在錯綜復雜的展開的多元沖突中成為參與者的。”同時，一個國家內部的沖突還要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即要受到“現存的社會經濟和國家條件的強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會革命不可能嚴格按照任何單個的階級和集團的控制所發展，即使這些集團和階級在革命進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沖突所造成的結果總是既不能充分預測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個群眾所期望的，當然也不會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個國家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必須采取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關注革命進程中一個國家內部各個集團的相互互動模式和力量對比；另一方面，必須關注一個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這種國際環境對一個國家是否產生了影響，并且對國內的各個集團的結構性的力量對比和互動模式如何產生影響、以及其影響的大小。

具體來說，納入作者分析視野的結構性關系包括：階級與階級間的關系、階級與國家間的關系、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系。結合作者對三個國家的考察，其關注的三種關系主要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舊制度下的國家政權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關系、舊制度下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即三個國家發生社會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個國家的特定的結構性因素是如何決定了這三個國家獨具特點社會革命的路徑選擇？在此，以中國革命為例，分析作者如何運用結構主義方法來解析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過程。

關于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存在這一個獨特的支配階級——士紳。這個階級一方面受制于皇權，即帝制國家；但另一方面，又和農業基層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帝制中國從來沒有試圖永久的將官員們割裂與家庭之外，即官員和家庭始終保持著聯系。具體來說，由于帝國的行政從來沒有深入到每個村落和標準集鎮，所以連接帝國國家和農業社會的紐帶就落到了士紳的身上，即士紳是建立在帝制中國和農業社會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強大的外來壓力，感受到這種壓力的首要主體是國家。但是，由于中國人口的增長道道農業經濟所能承受的極限，帝國當局的財政由于自1712年來各省的土地稅額被永久的固定下來，以及隨著經濟和人口的增加，帝國的官僚機構并沒有同步發展導致地方官員們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領導來實現對帝國的秩序維持。這種辦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層農民的負擔，更為重要的是無法有效的應對外部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內部農民對政權的矛盾，可謂內憂外患交織，且互相加劇和惡化。面對這種狀況，改革勢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之后尤其更加堅定了人們的認識，即只有通過由中央當局發動的結構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國免予持久的國際屈辱地位或淪為殖民地。如果說在早期是帝國缺乏真正的機會來采取主動的措施改革的話，那么此時由帝國改革官員推動的“戊戌變法”的失敗，則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領導的保守派的阻撓而告終，這加劇了支配階級和帝國國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來說，中國早期的農民起義更為普遍、組織的更好的農村造反形式是反對帝國政權的官員，而不是齊心協力的反對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國的“會社、庇護網絡，以及擴展開的半血緣關系跨越了傳統中國的農民和士紳地主之間的階級分野，鄉村農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勵、彼此競爭。”即不具備以地方村社為基礎的自治權，所以農民的反抗不具備潛在的革命性質。這種情勢決定了，要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必然意味著對農村社會的徹底改造，即要把農民發動起來，且同時能夠有一種替代士紳整合農村社會的組織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結束軍閥割據局面、實現國家的統一。但是，由于軍閥控制地方基層的方式采用與鄉紳合作的途徑，把行政和軍事控制滲透到地方基層。這就決定了必須徹底鏟除鄉紳對農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時重新確立中央權威。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逐步改變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開始逐漸依賴“新占的華中地區中國商人的財政支持，依靠來源于通商口岸的國際貿易稅收以及西方列強的援助。”而中國共產黨則“把知識分子后備軍的民族主義訴求和農民的利益最終成功的協調起來”，成功的滲透到了廣大農村社區，從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由于中國革命的這一演進邏輯和路徑，中國的國家建設也和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是一種邏輯慣性的結果。具體表現在，中共的政權是一種“政治化的官僚機構，”而不是一種像法國那樣的理性—法治行政國家；也不同于俄國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業的發展，而是“兩條腿走路”戰略，即更多的側重于農業的發展，注重滿足農民的消費需求；強調全國層面和地方、省份之間的協調與領導責任；多次嘗試運用“群眾路線”進行集體政治動員；平等主義等。

第四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列寧在1917年8-9月份寫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國家與革命”，當時正值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這篇文章對于領導俄國革命和建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幾十年來，我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都是全盤接受的。我認為列寧在此文中的主要觀點有：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

2、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前，國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現階級剝削和壓迫之后，國家才是必要的。

3、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后，也就消滅了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4、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5、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完全不需要國家。對于那時可能出現的“個別人搗亂”的現象，可以通過文明人勸解打架的辦法解決，不必要采取鎮壓（即法律）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矛盾已經與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與時俱進地重新認識有關國家的問題，將可能不利于我們正確利用國家機器，保證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認為起碼有兩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一個是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另一個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一、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

1、國家是否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功能？

列寧在他的文章中所談到的關于國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在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時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集團的鎮壓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的對外功能則充分地表現出來了。無論是當時的法西斯聯盟還是反法西斯聯盟，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個階級的國際聯合對付另一個階級的國際聯合。換句話說，是國

家利益之間的對抗，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對抗主導了這場世界大戰。可見，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壓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來干涉的對外功能。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都沒能經歷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影響最廣泛的戰爭，因而不可能就國家的對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充分注意研究和發揮國家的對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我們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缺乏認識，因此對國家功能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國際交往中，過分強調了以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劃線，忽視了國家的對外功能與對內功能的差異性。比如說我們過去就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會對外擴張；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戰爭。又比如，我們過去總對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遲遲不敢對外敞開國門。事實證明，國家間的矛盾與國內的階級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并決定了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功能的不同。因此，僅僅重視研究國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夠的，這將導致我們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偏差。

2、國家是否具有調節國際間沖突的功能？

“二戰”之后，聯合國誕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逐步成為了調節和解決國際間沖突（包括貿易沖突）、維護世界正常秩序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成員構成的，并通過國際法規協調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善待，必須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我國加入TWO，也是這個道理。在我國申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由于我們的認識不夠，沒有積極要求同時恢復我國在GATT（關稅總協定）中的成員國地位，結果使我國在今后的國際貿易中長期處于被動的地位。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談判，我們才得以進入WTO。可見，不重視發揮國家在調節國際關系方面的作用，就會付出代價。

3、國家是否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

在歷史上，猶太民族曾遭受過多次“滅頂之災”，僅在“二戰”中就有600萬猶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占當時全球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猶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聯合國表決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為建立以色列國掃清了道路，然而也為巴以之間的“拉鋸戰”埋下了禍根（目前巴以之間的問題最終也要用分立兩個獨立國家的辦法解決）。以色列國的建立，使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從而結束了猶太民族無家可歸的歷史，并為永久保持猶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見，國家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續人類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

又比如，國家為捍衛民族利益所發揮的作用也生動地體現在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卻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張、楊兩位愛國將領出于民族與國家的利益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掀起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為了民族利益，工農紅軍

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過去“圍剿”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一起，攜手抗日。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功能與民族利益之間的超乎意識形態的緊密關系。

現在少數“臺獨”份子還在試圖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的統一為保障的這一歷史事實。對于這些分裂祖國的小丑，中國人民是不會允許他們走得太遠的。

4、國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國家還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國家通常具備比較完整的國家機器，如邊界、海關、軍隊、警察、監獄等“硬件”；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國家還具備了衛星、雷達、電子屏障、檢疫、網絡安全等“軟件”。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艾滋病、瘋牛病、毒品、難民流、網絡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脅，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任何地方產生的“瘟疫”都將會暢通無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見，保持合理的國家格局和邊界，對遏制人為的、或自然界的災難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5、國家真的會“消亡”嗎？

綜上所述，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細胞，它不僅具有解決階級矛盾的功能，而且對于調解世界各地區和民族的紛爭、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階級的劃分和階級斗爭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樣分明和尖銳，而民族與宗教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和激化，貧富之間的差距又進一步加深了民族與地區間矛盾的程度。因此，僅僅把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作為“國家消亡”的唯一條件，顯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況。我甚至認為，即使是到達了完全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無階級社會，民族與宗教的差異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可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但并不會導致民族與宗教的消滅。因此，國家對于調解民族與宗教矛盾的社會功能將會長期存在。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都認為我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國家機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隨著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社會的“接軌”，我國現在的社會秩序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腐敗問題、造假問題、走私問題、黃睹毒問題、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邪教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比“文革”以前嚴重。所以，國家機器只能加強。當然，在處理不同矛盾時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于必須鎮壓的要堅決鎮壓，而對于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要采取適當的方式解決。否則將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說列寧的文章寫的不對，就俄國當時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是俄國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寧自然要強調國家是階級斗爭工具的觀點。然而，對于國

家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會“自行消亡”的論述，現在看來，無論是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革命都沒有能為我們提供旁證和依據，需要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二、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1、人類社會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沒有對社會的管理。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需要有管理。馬克思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同樣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根據可能取得的社會財富，按照人們的需求進行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許人們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資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勻，各地區的生態環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生活條件也會有差別。因此，如果沒有管理，人們就會放棄條件艱苦的地區，紛紛向資源豐富、條件優越的地區聚集。在人口的負擔超過了某一地區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需要一個社會機構來協調和控制以上情況的發生。這個機構只能是國家，或者是聯合國。

近年來的“難民流”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的頭疼事。昨天“歐盟”已就此問題達成協議，準備聯合起來應對“難民流”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或國家的聯盟，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個地區，恐怕要比任何軍事進攻都難以對付。

2、沒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嗎？

我從來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懶、性本貪”可能更符合實際。孩子生下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會主動去刻苦學習、或幫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樣，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社會的監督，誰都可能干損人利己的事。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差異，但矛盾和沖突不可能不發生。無論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會交往中，都會產生矛盾。解決矛盾如果僅僅靠“文明人勸架”的辦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問題，如果沒有“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作為依據，你又如何去“勸架”呢？總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還需要保留一些法規，沒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斷明是非呢？完全靠鄰居來“評理”嗎？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連清官都難斷的事，靠鄰居、靠所謂“文明人”就能解決嗎？

我過去也當過一官半職，也做過無數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樣以權謀私、照樣貪污。無論你如何與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都無濟于事，結果還是把他們告到法院，一張判決書解決了問題。看來，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不靠國法民規，不靠國家機器，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3、國家機器與共產主義矛盾嗎？

人類社會越發展越應當脫離無序的狀態。現在一些“醫學家”已經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類社會等不到共產主義的到來，就將會面臨這種“新人類”的威脅。即使是到了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任憑每個人去“自由發展”，不知還會造出什么怪物來。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談論人類社會的毀滅一樣。

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形態，他可以為階級壓迫服務，也可以為維護社會公平服務。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當在多個國家同時出現；但歷史證明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公有制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歸祖國后，我們還實現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對臺灣也適用，但前提是國家的統一。中國的革命實踐證明，國家的組織形態可以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處，公平競爭。可見，國家只是管理社會秩序的工具，只要運用得當，它對于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適用的。因此，認為國家對于共產主義社會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它無異于把未來共產主義與原始共產主義相混淆。

理論只有被實踐所驗證才能具有生命力。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也往往會脫離理論家所劃定的軌跡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馬克思和列寧也無法預見得到。因此，用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承和發展前人的精神遺產，才是正確的。如果把前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當成“圣經”，那我們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而鄧小平不僅敢想，而且敢做。我們應當學習他的政治勇氣，用鮮活的實踐成果，來豐富革命理論的百果園。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一部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著作，全書6章。第1章，階級社會和國家；第2章，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第3章，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第4章，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第5章，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第6章，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了。全書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批判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反動國家觀，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編輯本段]主要觀點:

1.列寧針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極力掩蓋國家階級性的謬論，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鮮明地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2.列寧獨創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充分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3.列寧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寧還從理論上探討了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發展規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多樣性，集中說明了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編輯本段]著作評價: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關于國家和法學說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國家與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學說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這部著作中，列寧不僅清除了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并且用俄國革命的經驗加以豐富，使它成為指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和政權建設的普遍規律。

《國家與革命》是最整、最集中論述國家問題的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在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也產生過重要影響。就其基本立場和方法來說，啟發和指導意義是深遠的。《國家與革命》在集中論述國家問題的同時，一些極有價值的相關論述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關注。

第五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列寧在1917年8-9月份寫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國家與革命”，當時正值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這篇文章對于領導俄國革命和建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幾十年來，我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都是全盤接受的。我認為列寧在此文中的主要觀點有：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

2、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前，國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現階級剝削和壓迫之后，國家才是必要的。

3、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后，也就消滅了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4、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5、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完全不需要國家。對于那時可能出現的“個別人搗亂”的現象，可以通過文明人勸解打架的辦法解決，不必要采取鎮壓（即法律）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矛盾已經與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與時俱進地重新認識有關國家的問題，將可能不利于我們正確利用國家機器，保證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認為起碼有兩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一個是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另一個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一、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

1、國家是否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功能？

列寧在他的文章中所談到的關于國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在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時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集團的鎮壓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的對外功能則充分地表現出來了。無論是當時的法西斯聯盟還是反法西斯聯盟，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個階級的國際聯合對付另一個階級的國際聯合。換句話說，是國家利益之間的對抗，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對抗主導了這場世界大戰。可見，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壓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來干涉的對外功能。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都沒能經歷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影響最廣泛的戰爭，因而不可能就國家的對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充分注意研究和發揮國家的對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我們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缺乏認識，因此對國家功能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國際交往中，過分強調了以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劃線，忽視了國家的對外功能與對內功能的差異性。比如說我們過去就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會對外擴張；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戰爭。又比如，我們過去總對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遲遲不敢對外敞開國門。事實證明，國家間的矛盾與國內的階級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并決定了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功能的不同。因此，僅僅重視研究國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夠的，這將導致我們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偏差。

2、國家是否具有調節國際間沖突的功能？

“二戰”之后，聯合國誕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逐步成為了調節和解決國際間沖突（包括貿易沖突）、維護世界正常秩序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成員構成的，并通過國際法規協調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善待，必須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我國加入TWO，也是這個道理。在我國申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由于我們的認識不夠，沒有積極要求同時恢復我國在GATT（關稅總協定）中的成員國地位，結果使我國在今后的國際貿易中長期處于被動的地位。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談判，我們才得以進入WTO。可見，不重視發揮國家在調節國際關系方面的作用，就會付出代價。

3、國家是否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

在歷史上，猶太民族曾遭受過多次“滅頂之災”，僅在“二戰”中就有600萬猶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占當時全球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猶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聯合國表決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為建立以色列國掃清了道路，然而也為巴以之間的“拉鋸戰”埋下了禍根（目前巴以之間的問題最終也要用分立兩個獨立國家的辦法解決）。以色列國的建立，使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從而結束了猶太民族無家可歸的歷史，并為永久保持猶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見，國家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續人類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

又比如，國家為捍衛民族利益所發揮的作用也生動地體現在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卻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張、楊兩位愛國將領出于民族與國家的利益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掀起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為了民族利益，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過去“圍剿”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一起，攜手抗日。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功能與民族利益之間的超乎意識形態的緊密關系。

現在少數“臺獨”份子還在試圖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的統一為保障的這一歷史事實。對于這些分裂祖國的小丑，中國人民是不會允許他們走得太遠的。

4、國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國家還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國家通常具備比較完整的國家機器，如邊界、海關、軍隊、警察、監獄等“硬件”；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國家還具備了衛星、雷達、電子屏障、檢疫、網絡安全等“軟件”。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艾滋病、瘋牛病、毒品、難民流、網絡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脅，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任何地方產生的“瘟疫”都將會暢通無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見，保持合理的國家格局和邊界，對遏制人為的、或自然界的災難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5、國家真的會“消亡”嗎？

綜上所述，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細胞，它不僅具有解決階級矛盾的功能，而且對于調解世界各地區和民族的紛爭、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階級的劃分和階級斗爭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樣分明和尖銳，而民族與宗教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和激化，貧富之間的差距又進一步加深了民族與地區間矛盾的程度。因此，僅僅把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作為“國家消亡”的唯一條件，顯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況。我甚至認為，即使是到達了完全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無階級社會，民族與宗教的差異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可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但并不會導致民族與宗教的消滅。因此，國家對于調解民族與宗教矛盾的社會功能將會長期存在。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都認為我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國家機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隨著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社會的“接軌”，我國現在的社會秩序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腐敗問題、造假問題、走私問題、黃睹毒問題、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邪教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比“文革”以前嚴重。所以，國家機器只能加強。當然，在處理不同矛盾時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于必須鎮壓的要堅決鎮壓，而對于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要采取適當的方式解決。否則將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說列寧的文章寫的不對，就俄國當時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是俄國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寧自然要強調國家是階級斗爭工具的觀點。然而，對于國家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會“自行消亡”的論述，現在看來，無論是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革命都沒有能為我們提供旁證和依據，需要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二、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1、人類社會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沒有對社會的管理。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需要有管理。馬克思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同樣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根據可能取得的社會財富，按照人們的需求進行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許人們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資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勻，各地區的生態環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生活條件也會有差別。因此，如果沒有管理，人們就會放棄條件艱苦的地區，紛紛向資源豐富、條件優越的地區聚集。在人口的負擔超過了某一地區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需要一個社會機構來協調和控制以上情況的發生。這個機構只能是國家，或者是聯合國。

近年來的“難民流”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的頭疼事。昨天“歐盟”已就此問題達成協議，準備聯合起來應對“難民流”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或國家的聯盟，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個地區，恐怕要比任何軍事進攻都難以對付。

2、沒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嗎？

我從來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懶、性本貪”可能更符合實際。孩子生下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會主動去刻苦學習、或幫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樣，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社會的監督，誰都可能干損人利己的事。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差異，但矛盾和沖突不可能不發生。無論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會交往中，都會產生矛盾。解決矛盾如果僅僅靠“文明人勸架”的辦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問題，如果沒有“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作為依據，你又如何去“勸架”呢？總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還需要保留一些法規，沒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斷明是非呢？完全靠鄰居來“評理”嗎？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連清官都難斷的事，靠鄰居、靠所謂“文明人”就能解決嗎？

我過去也當過一官半職，也做過無數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樣以權謀私、照樣貪污。無論你如何與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都無濟于事，結果還是把他們告到法院，一張判決書解決了問題。看來，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不靠國法民規，不靠國家機器，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3、國家機器與共產主義矛盾嗎？

人類社會越發展越應當脫離無序的狀態。現在一些“醫學家”已經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類社會等不到共產主義的到來，就將會面臨這種“新人類”的威脅。即使是到了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任憑每個人去“自由發展”，不知還會造出什么怪物來。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談論人類社會的毀滅一樣。

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形態，他可以為階級壓迫服務，也可以為維護社會公平服務。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當在多個國家同時出現；但歷史證明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公有制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歸祖國后，我們還實現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對臺灣也適用，但前提是國家的統一。中國的革命實踐證明，國家的組織形態可以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處，公平競爭。可見，國家只是管理社會秩序的工具，只要運用得當，它對于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適用的。因此，認為國家對于

共產主義社會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它無異于把未來共產主義與原始共產主義相混淆。

理論只有被實踐所驗證才能具有生命力。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也往往會脫離理論家所劃定的軌跡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馬克思和列寧也無法預見得到。因此，用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承和發展前人的精神遺產，才是正確的。如果把前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當成“圣經”，那我們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而鄧小平不僅敢想，而且敢做。我們應當學習他的政治勇氣，用鮮活的實踐成果，來豐富革命理論的百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