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境外投資現狀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

我國境外投資現狀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

摘 要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市場經濟的完善，我國企業正在世界范圍內參與國際競爭。文章介紹了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的基本情況，針對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技術采取型、資源開發型四種境外投資類型，提出構建多層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扶植力度，明確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關鍵詞 境外投資 投資模式 框架構建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 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 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 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 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 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 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我國境外投資現狀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

摘 要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市場經濟的完善，我國企業正在世界范圍內參與國際競爭。文章介紹了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的基本情況，針對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技術采取型、資源開發型四種境外投資類型，提出構建多層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扶植力度，明確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關鍵詞 境外投資 投資模式 框架構建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 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 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

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 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 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 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 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我國境外投資現狀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

摘 要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市場經濟的完善，我國企業正在世界范圍內參與國際競爭。文章介紹了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的基本情況，針對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技術采取型、資源開發型四種境外投資類型，提出構建多層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扶植力度，明確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關鍵詞 境外投資 投資模式 框架構建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 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 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 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 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 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 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第二篇：我國境外投資所得稅制度評析

我國境外投資所得稅制度評析(1)

關鍵詞:境外投資/所得稅/納稅主體/稅收抵免/稅收優惠

內容提要:境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我國的企業所得稅制度應當有適應這樣的戰略的轉變。在納稅主體方面：居民企業的確定應以成立地標準為主，補充適用資本控制標準；秉承企業所得稅為法人稅的理念，以實現邏輯上和現實中的自洽；受控外國公司的內涵有待進一步明確。在稅收抵免方面：我國稅法可以適當降低間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將分國限額抵免改為綜合限額抵免，全面實施稅收饒讓。在稅收鼓勵方面：我國應建立海外投資風險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資源、品牌和技術獲取型境外投資的導向性政策，允許企業境內外之間的盈虧相互彌補。

近年來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增長迅速。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的《XX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XX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2個國家和地區的228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33億美元。截至XX年底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220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現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嚴重惡化。根據克魯格曼等學者的“新貿易理論”，要素秉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而要素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要素秉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跨國投資就會大量出現。[1]經合組織近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資又對外投資的國家,則會因資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顯著的貿易增長。[2]由此可見，境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我國的法制包括稅制應當適應這樣的轉變。

關于境外投資的納稅主體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居民企業應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將實際管理機構作為居民企業的標準之一有其合理性：將注冊成立地作為判斷居民身份的唯一標準，納稅人就可以選擇企業的注冊成立地以規避居民稅收管轄權。如我國的居民企業在境外的避稅港設立企業，通過國內外關聯企業轉移定價將利潤轉移到避稅港企業，就可以達到逃稅的目的。按照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兼采的實際管理機構地標準，上述避稅港的企業仍被視為居民企業。實際管理機構標準也是經合組織和聯合國的稅收協定范本共同推薦的解決法律沖突的選擇標準。《企業所得稅法》確立此標準，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居民稅收管轄權。但是，這一標準應當是補充適用，不應當和成立地標準并列適用，否則會對我國的境外投資產生消極影響。首先，盡管甄別居民企業的標準存在多項選擇，但采用注冊地標準的國家多將管理機構所在地作為補充適用的標準，《企業所得稅法》的這一規定無疑會增加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平心而論，如果外國法律將在我國注冊成立的企業都定性為居民企業，我們也難以接受。其次，《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將實際管理機構界定為對企業的生產經營、人員、賬務、財產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機構。此在實際操作層面確存在困難：在法理上，管理機構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與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東會中心主義和董事會中心主義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實際管理機構是營業機構還是決策機構，也存在不同的解讀；實際管理機構是指母公司的實際管理機構還是子公司的實際管理機構，我國稅法也指代不明。根據1983年的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對跨國公司的定義，跨國公司是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實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些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決策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是在分享知識、資源和分擔責任方面。可見跨國公司本來就是所有成員企業都在統一的策略下經營，如果對實際管理機構沒有明確界定，跨國公司的所有境外企業將都可以被界定為其母國的居民企業。這恐怕不應該是國際法制應當追求的目標。所以，我國《企業所得稅法》不應當將注冊成立地和實際管理機構地并列作為甄別居民企業的標準，而應當將注冊成立地作為首選標準，其他標準只能是補充適用；鑒于實際控制機構難以確定，我國可以補充適用資本控制標準。即法人國籍的確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資本實際上被哪個國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據資本控制者的國籍來確定法人的國籍。資本控制標準的適用不僅有利于我國對外資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國內企業利用跨國關聯企業轉移定價逃避我國的稅收居民管轄權。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將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也作為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納稅人并非必須具備法人資格。這和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規定類似：任何組織只要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即具備在銀行開立結算賬戶、獨立建立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表、獨立計算盈虧三條件，均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此規定在邏輯上不能自洽。既然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也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企業所得稅法》就不能規定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此規定也割裂了稅法上的納稅義務人（稅收債務人）和民法上的獨立責任主體（法人）的聯系，使無獨立行為能力的主體承擔稅法上的完全義務。此規定還剝奪了我國到境外投資的企業稅負公平原則下的利益。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居民企業以企業登記注冊地為納稅地點；但登記注冊地在境外的，以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為納稅地點。根據二○○九年《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居民企業在境外投資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總額扣除與取得境外收入有關的各項合理支出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在匯總計算境外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在境外同一國家（地區）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按照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計算的虧損，不得抵減其境內或他國（地區）的應納稅所得額，但可以用同一國家（地區）其他項目或以后的所得按規定彌補。按上述規定，我國居民企業設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獨立的納稅義務人，所以其利潤不可能沖抵其境內總公司的虧損，其虧損也不能抵消其境內中公司的利潤。而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規定，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營業機構的，可以匯總計算并繳納企業所得稅。我國稅法應當秉承企業所得稅為法人稅的理念，以實現邏輯上和現實中的自洽，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等因不具有法人資格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我國民法制度中的各類法人也都應當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

受控外國公司（CFC）制度是對延期納稅制度消極后果的糾正。美國1954年起對本國企業開展海外經營的國外所得實行延遲納稅制度，即公司的國外投資收入在匯回國以前不予征稅。[3]該制度在鼓勵對外投資的同時，也導致越來越多的美國跨國公司利用避稅地設立基地公司，并將利潤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稅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業不但能夠得到延遲納稅的好處，如其將關聯企業的利潤轉移到避稅地的基地公司，還能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因此，美國國會于1962年通過了其國內收入法典的F分部條款，提出了受控外國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國公司各類有表決權的股票總額中有50%以上屬于美國股東，而這些股東每人所擁有的有表決權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該外國公司即為受控外國公司。該條款規定，受控外國公司利潤歸屬于美國股東的部分，即使當年不分配，也要視同當年分配股息，分別計入各股東名下，并繳納所得稅。CFC法規既考慮了境外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維護了國家的稅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則。加拿大、德國等國也紛紛仿效。至XX年，已經有22個國家制定了受控外國公司稅制。[4]我國《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也有CFC的規定：居民企業在境外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取得的各項境外所得，無論是否匯回中國境內，均應計入該企業所屬納稅的境外應納稅所得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應按被投資方作出利潤分配決定的日期確認收入實現。我國《企業所得稅法》也規定，由居民企業和中國居民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率明顯低于25%的國家（地區）的企業，并非合理的經營需要對利潤不作分配或減少分配的，此利潤應當歸屬于居民企業的部分，應當計入該居民企業的當期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上述規定初步確立了我國的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為稅率明顯低于25%的標準？芬蘭、葡萄牙規定的標準是不足本國稅率的60%，西班牙的標準是不足本國稅率的75%，德國的標準是低于本國稅率25%。另外，我國稅法也需要對控制標準、非合理的經營需要、利潤等作明確界定。

關于境外投資的稅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決分公司的重復納稅問題，間接抵免是解決子公司的重復納稅問題。所以直接抵免是解決解決法律意義上的國際重復征稅的方法，間接抵免是解決解決經濟意義上的國際重復征稅的方法。我國長期沒有間接抵免的相關法律規定。但我國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中卻有間接抵免的條款。我國和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協定規定了間接抵免，我國和新西蘭的協定只規定對方企業可以可以享受間接抵免，中國和韓國、匈牙利和印度等協定則規定只有中方企業可以享受間接抵免。《企業所得稅法》首次規定了間接抵免，居民企業從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外國企業分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外國企業在境外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額中屬于該項所得負擔的部分，可以作為該居民企業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稅稅額。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業直接持有外國企業20％以上股份，間接控制是居民企業以間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國企業20％以上股份。《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還有多層間接抵免的規定，居民企業直接或者間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層外國企業：第一層是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第二層是單一第一層外國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或通過一個或多個符合本條規定持股條件的外國企業間接持有總和達到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第三層是單一第二層外國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或通過一個或多個符合本條規定持股條件的外國企業間接持有總和達到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上述規定將20%的持股比例作為間接抵免的條件，與我國簽訂的雙邊協定不符。我國簽訂的雙邊協定規定的間接抵免的條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稅收協定和中韓稅收協定都是如此。筆者認為，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可以適當降低間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為對股份比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經是相當高的持股比例；通過證券市場收購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達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國法律也規定，國內母公司擁有海外子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決權時可進行單層間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擁有孫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決權，母公司間接擁有海外孫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決權就可以多層間接抵免。

抵免限額根據限額的范圍和計算方法不同，分為分國限額法與綜合限額法、分項限額法與不分項限額法，我國采用分國不分項限額抵免方法。[5]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抵免限額應當分國（地區）不分項計算。但，分國不分項的抵免操作復雜并且不利于鼓勵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如居民企業在多個國家投資，需分別計算出居民企業來自每一個非居住國的抵免限額；當居民企業設在幾個境外企業都有盈利但稅率不同時，其抵免限額不能調劑使用，導致境外投資企業總體稅負增加。另外，我國《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還規定了定率抵扣的辦法：企業可以統一按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的比率抵扣，導致境外投資企業的稅負不統一。我國可建立綜合限額抵免制度，將納稅人獲得的所有不同國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類別進行歸類，每一類按照不同的稅率計算抵免限額，直接抵免外國所得稅稅款。美國1918年最初實行的是分國限額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業海外經營，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國實行分國限額與綜合限額的選擇制。目前美國實行在區分不同所得類別的不分國綜合限額抵免法，將納稅人獲得的境外所得分為被動所得、高預提稅利息、金融服務所得、船運所得、非受控第902節公司股息、國內的國際銷售公司來源于美國境外的股息、對外貿易的應稅所得、出口融資利息、其他所得九類，按照不同的稅率計算抵免限額，直接抵免外國所得稅稅款。日本實行的是更加優惠的綜合限額抵免法:在綜合限額的計算上將虧損國排除，這可增大抵免限額，減輕境外投資企業稅負。

超限抵免額和虧損彌補只能向后結轉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允許超限抵免額向后結轉5年，與他國家相比，這對納稅人的補償不夠充分及時。日本和美國都允許同時向前與向后結轉，給予納稅人充分及時的補償。美國對于外國所得稅稅款超過抵免限額的部分，可向前結轉2年，向后結轉5年抵免。日本企業在國外繳納的外國所得稅超過或未滿當年抵免限額時，都可以向前后結轉5年。我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虧損只能向后結轉彌補5年，不能向前結轉彌補，也不利于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降低經營風險。其他國家的虧損抵補通常包括向前結轉和向后結轉兩種方式。向后結轉，指用結轉對外投資虧損來抵消未來幾年收入，如韓國為3一4年，美國為5年，德國對虧損向以后結轉甚至沒有時間限制；向前結轉是指企業發生海外經營虧損時可退還前幾年所得已繳的賦稅來補償其虧損，如美國結轉彌補的時間定為3年，德國、日本、加拿大結轉彌補的時間為1年。美國稅法規定，海外企業在一個出現經營虧損時，可將該虧損抵消前3年的利潤；也可向后5年結轉，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國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也不盡合理。《企業所得稅法》和《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都規定，企業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國有關規定，攤計成本、費用及損失，確定境外所得，計算應納稅額和扣除限額，不能以境外納稅資料、納稅憑證為依據。此規定的失當之處在于各國的成本、費用具有不具備可調整性；境外企業為滿足上述要求須準備兩種帳本，導致成本增加。多數國家如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都承認本國境外企業按照東道國法律的規定核定成本費用，無需按母國法律調整。國際商會在《國際投資指南》中對域外管轄權擴張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該指南建議母國不應擴大適用其國內針對投資者在東道國的行為的法律、指令和法規，不應干涉東道國的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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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業境外林業投資現狀分析與建議論文

摘要：通過對我國企業境外林業投資的現狀分析，總結我國企業對外林業投資的若干特點，以及林業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投資合作的主要問題。從政策、財稅金融、服務等方面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林業企業；對外投資；合作

近年來，我國企業在境外初步打造了多層次、寬領域的林業投資合作平臺，促進了我國林業與全球經濟的融合。在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我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仍然會遇到很多問題，支持企業走出去開展林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政策措施還不完善，需要國家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支持。

１開展林業投資合作的發展階段

我國企業跨出國門，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起步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至今約有３０多年的歷史。從時間跨度和投資規模上大體可分為２個階段。

１.１林業企業包袱沉重

無奈走出國門尋求生存之路階段從企業的屬性看，這一階段走出去的企業主要以東北森工企業為主，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森工企業、尤其是東北國有林區，由于長期森林資源過度消耗，入不敷出，森林采伐量銳減，僅黑龍江森工企業木材產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６０萬ｍ３驟減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７０萬ｍ３［１］，加上國家投入不到位等多種因素，導致森工企業處于森林資源危機、林區經濟危困的“兩危”局面。林業職工的生路和企業發展兩大問題迫使形成了對外投資合作、向外延伸、開展境外采伐的思路。這一時期，主要利用國家的援外資金，或是企業通過貸款等渠道，資金投入一般在３０００～８０００萬元人民幣①。森工企業率先在赤道幾內亞、巴布亞新幾內亞、蘇里南等國家開展林業投資合作，龍江森工、大興安嶺林業集團公司主要在具有地緣優勢的俄羅斯開展森林采伐作業。

１.２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

主動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階段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我國企業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變革，企業實力得到了很大提升。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企業間相互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各國在生產過程中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大規模有效配置；區域經濟合作日益加強，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體。我國企業經過深化改革，企業轉型，擺脫了３０年來舊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模式，加上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減免稅負的扶持政策，給企業注入了生機和活力，隨著林產工業不斷發展和國家經濟建設對木材的剛性需求，再一次激發了企業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決心和信心。這一時期與第一階段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不再是林業企業孤軍奮戰，對外投資合作的企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中糧集團、中航國際等一批實力較強的大型國有企業也瞄準了林業領域，通過購買、租賃等形式開展林業合作，進行資本擴張；林業企業通過獨資、合資等多種渠道融資，以股份制或國有加民營的形式主動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和跨國經營；一大批私營企業也躋身于境外林業投資合作［２］。且此階段經營績效明顯好于第一階段。

２現階段開展林業投資的新特點

２.１林業對外投資合作步伐明顯加快

隨著國家鼓勵“走出去”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地，效應逐步顯現，我國境外林業投資合作步伐明顯加快。截至２０１４年底，中資企業在俄羅斯、非洲、東南亞、美洲等國家和地區林業投資合作租用和購買林地達６１００萬ｈｍ２，實際投資２０億美元。大中型投資合作項目１７８個，分布在１８個國家，輸出勞務人員約１萬人，雇傭外方人員近３萬人②。

２.２對外投資合作企業主體結構多元化

近年來，除傳統森工企業外，私營、國有、混合所有制等不同類型企業紛紛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如中糧集團、中航國際、中國誠通集團、中林集團、內蒙古森工集團等一批實力強的大型國有企業和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為拓展自身發展空間，通過購買、租賃森林資源等形式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出現了一批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引領輻射功能較強的跨國公司，企業跨國經營路徑日趨成熟，抗風險能力及社會責任意識逐漸增強。

２.３對外投資合作開展合作的方式發生重大轉變

通過多年的探索和發展，目前，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由過去企業直接投資購買或租賃森林資源向收并購、合資合作、資本運作、戰略聯盟、股權置換等多種合作方式轉變，由過去單一的采伐及粗加工向采伐、精深加工、物流、貿易一體化轉變，境外木材工業園區建設正在快速興起。

３開展林業投資現狀

３.１企業數量及國內分布

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底，實際發生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采伐加工及相關國際貿易類的中方企業有１６７家②。１６７家企業分布于全國１７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含計劃單列單位），企業數量排名前５的省份為黑龍江、內蒙古、吉林、山東、江蘇。民營企業分布于全國１６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企業數量排名前５的省份同上。黑龍江省的境外投資民營企業數量為７６家，占到民營企業總數的４８７％（圖１）。境外投資合作的企業數量與國內林業產業的分布呈現正相關性。在境外從事森林采伐及貿易的中資企業主要來自以下兩個地區：一個是黑龍江、吉林和內蒙古等與俄羅斯地理位置毗鄰的省份，其中黑龍江省是我國傳統林業產業大省，森林資源豐富，與黑龍江省一江相隔的俄羅斯遠東地區是俄羅斯森林資源最豐富的地區。這種地緣優勢使得黑龍江、吉林以及內蒙古從事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企業數量眾多。二是來自于江蘇、山東等國內林業產業發達地區的企業。這些省份雖然自有森林資源并不豐富，但由于經濟較為發達，帶動了地區的木材加工業發展，對木材等資源的需求量較大，為保障資源供給，一些企業開始開展對外林業投資合作，以控制上游資源，形成產業鏈。圖１全國境外投資采伐加工類企業數量國內分布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企業的類型分類

１）按所有制分。在１６７家統計企業中，民營企業（含國有參股）１６２家，占全部統計企業的９７％①，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主體，這與林業投資合作項目周期長的特點以及民營企業經營靈活的優勢相關。２）按行業類型分。林業企業（包括生產、貿易涉林企業）１５６家，占全部統計企業的９３４％；非林業企業（主營業務非林業企業）１１家，占全部統計企業的６６％①。不同行業企業之間的混合并購，能有效分散風險，為企業進入其他行業提供途徑，是多元化的一個重要方法。國內非林業行業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近年均對境外林業項目進行大規模投資，反映出企業對該類林業項目具有較好投資回報預期［３］；同時也是國家“走出去”戰略成效的體現。

３.３企業數量及國別分布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６７家中方企業在境外投資項目達１７８個①。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歐洲、非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１８個國家。從投資的地區和國別看，國內企業投資的集中區域主要是我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老撾、柬埔寨，以及非洲森林資源富集國家，如加蓬、剛果（布）等。從圖２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地區幾乎遍布全球，圍繞著森林資源分布豐富地區都有投資行為。其中，林業企業在俄羅斯投資合作的項目達到１３７個，占總項目數的７７％。按境外企業的數量排名，投資國別依次為俄羅斯、加蓬、加拿大、老撾、柬埔寨、美國、新西蘭、印度尼西亞、剛果（布）、貝寧、圭亞那、贊比亞、玻利維亞、格魯吉亞、喀麥隆、越南、埃塞俄比亞、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這些都是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

３.４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組織形式

當前我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的形式主要有３種：境內企業在投資國直接設立新企業；境內企業并購國外企業部分或全部股權；境內企業與國外企業合作開發建設［４］。由此形成“獨資”、“合資”、“合作”等組織形式。按投資項目統計，“獨資”形式的企業占４７８％；“合資”形式占３５６％；“合作”形式占１６６％①。

３.５開展林業投資合作項目特點

１）投資大。林業境外投資合作項目多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所在國也是位于遠離基礎設施條件優越的地區，要投資該類項目往往需要比其它行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因涉及多重因素，往往需要自行開展道路、橋梁、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同類項目投資在國外一般比國內要大的多。２）周期長。林產品不同于其他產品，由于林木需要一定的經濟生長期后才能被采伐利用，這一基本特征決定了林業投資一般周期較長。３）投資回報不高。由于投資大、周期長等各種因素影響，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回報不高。我國進口木材數量上一直受制于國外木材供應商，在價格上也難有話語權，木材貿易量雖然快速增長，木材經營利潤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４）風險大。由于國際經營環境及管理的復雜性、林業項目自身的不確定性，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面臨較大風險，主要表現為企業境外融資風險、投資決策風險、政府監管及服務風險、境外投資保護風險、投資環境風險等［５］。此外，林業投資合作所在國多是欠發達國家，政治不穩定，法律不健全等眾多限制因素，以及國際上將森林問題政治化等因素也都增大了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風險。

４存在問題

４.１民營企業融資困難

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不斷加快，我國企業實力逐步增強，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企業日益增多，其中絕大多數為民營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由于民營企業的信用狀況、財務狀況、融資擔保能力等方面的欠缺，融資困難成為困擾民營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６］。２０１２年，國家林業局與國家開發銀行簽署了《開發性金融支持林業發展合作協議》，重點對企業對外投資合作開展境外森林資源開發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協議簽署以來，已對中林集團、中航林業、大興安嶺林業集團公司等企業的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重點項目進行了貸款支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項目貸款難的問題。但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境外林權不能抵押、林業項目貸款期限短以及企業自籌資金比例高等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

４.２手續繁難消減政策支持力度

企業要獲得外貿發展基金、進出口銀行政策性貸款、援外優惠貸款、合資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經過不同渠道層層申報，耗時長，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以現有的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政策為例，雖然政策的制定和出發點很好，但由于享受該項政策需要從投資審批、外匯管理、項目備案、林地租賃、生產設計、采伐、加工、運輸、報關等等一整套完整手續的審核，填寫一套十分專業的申請表格，企業才能享受到該項政策支持。而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合作項目周期長，若完全按照要求去實施，則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時間。因此，許多民營企業的手續并不是十分健全和規范，很難享受到該項政策支持。

４.３企業維權困難

目前，我國企業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國大都屬于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環境較差，存在政策不穩定、透明度差、執行力弱以及政治風險等問題，諸多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難以保證合作的可持續性。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導致權益受到損害，而企業身處他鄉，自身力量微弱，當自身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卻無力維護。

４.４服務保障體系不健全

走出去開展林業投資合作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自身存在很多問題，包括對外投資合作開展境外合作經驗不足，抗風險能力差；企業對合作國的法律法規、政策、投資環境等各方面情況研究不夠，森林資源底數調查和規劃設計等基礎性工作不實，項目本土化程度不高，有效規避政策調整變動風險、宏觀經濟風險、市場和經營風險能力不強；在森林問題日益政治化背景下，企業對大局發展趨勢及宏觀研判能力不夠［７］。因此，迫切希望在技術支撐、人員培訓、信息服務、雙多邊合作、宏觀指導等方面得到支持，而我國針對企業在外進行投資合作的服務保障體系尚不健全。

５建議

５.１強化政策扶持

一是實施重點國別（地區）戰略。制定境外林業開發利用合作規劃，從全球森林資源供給的資源性、地緣性、投資環境和雙邊關系出發，進行國際產業布局，明確開展境外森林資源合作的重點和主攻方向。依托我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有序引導企業赴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開展林業投資合作。依托中非合作論壇、中非發展基金等，引導企業赴非洲開展林業投資合作。二是培育龍頭企業，支持集群化“對外投資合作”。培育一批國際競爭力強、市場占比高的林業跨國公司，提升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增強境外資源掌控能力和貿易話語權。按照市場規則，平等互利、循序漸進、注重實效的原則，優化國別布局和產業定位，鼓勵開展境外木材加工園區建設，推動企業集群式對外投資合作。三是建立境外森林資源開發和培育基地。積極推進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示范園區建設，延長產業鏈，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國家建立境外森林資源開發和培育基地，促進森林資源可持續發展。

５.２強化財稅金融扶持

一是加大對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資金扶持力度。擴大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規模。對境外林業投資合作園區建設予以傾斜，對企業在境外購買或長期租賃林地、前期開展森林資源調查規劃設計以及項目實施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給予適當補助。二是創新金融產品，加強政策性信貸支持，完善融資擔保機制，降低林業走出去項目貸款抵押條件，允許使用境外林權進行貸款抵押，延長貸款期限，增大貸款額度，化解林業走出去貸款難問題。三是完善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加大政策性保險機構對境外投資的保險支持力度，創新保險品種，提高服務水平，鼓勵保險機構根據企業需求有針對性地開發保險產品，幫助企業抵御外部風險［８］。四是國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采取財政資金支持的方式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合作。五是加大林業對外援助力度，發揮援外資金的先導帶動作用。對與我國林業經貿關系密切，森林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林業物資、設備、項目援助，既能帶動企業走出去開展林業項目合作，又能帶動我成熟適用林業技術、設備走出去，為我企業境外開展林業投資合作創造有利條件。

５.３健全服務保障體系

一是強化雙多邊機制。國家通過高層對話和雙多邊合作等渠道，為企業爭取發展空間。改善我企業在資源國的投資貿易環境，逐步解決辦理勞務手續難、費用高的問題。加快簽訂和落實多雙邊稅收協定，加強對外稅收磋商和合作。二是健全應急處置機制，及時處理安全事件。商務部已會同有關部門發布《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規定》，提出了境外安全突發事件的處理程序等，切實保障企業及人員的合法權益。三是派遣駐外林業官員，協調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有關問題。參照德國等林業發達國家的做法，向俄羅斯、巴西、加拿大、非洲等重點國家和地區我駐外使（領）館派駐林業參贊，指導、服務我企業開展林業投資合作，使我國企業全面了解目前所處的外部環境，減少企業海外投資的盲目性，增加境外投資的可行性，協調解決合作中遇到的問題，樹立和維護良好國際形象。四是提高綜合服務水平。健全統計制度，完善監管規定，建立政府層面公共信息平臺，提高咨詢服務能力，加強培訓力度，鼓勵并支持建立林業投資合作商會，協調解決對外投資合作出現的各種問題，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６結語

經過３０多年的發展，我國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已取得一定成績，但綜合來看，企業開展境外林業投資合作的規模和水平依然處于較低層次，“走出去”面臨一系列問題與挑戰，道阻且長。國家層面，財政、稅收等扶持政策尚不完善，還未建立起林業對外投資合作的金融扶持體系，支持手段單一。如何全方位、多角度、量體裁衣地針對林業對外投資開展扶持，驅動并保障企業，特別是中小林業企業“走出去”開展穩健的可持續投資，需要進一步探討與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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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宏觀管理上的策略

我國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宏觀管理上的策略

國家財政政策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由于文化產業所提供的文化服務產品直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具有強大的原動力和沖擊力。

文化產業目前已成為新興的朝陽產業。在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早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文化產業通過滿足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能夠創造極為客觀的經濟價值，起到增加就業、刺激消費、涵養稅源等重要作用。在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前景雖然為人們普遍看好，而目前仍然存在文化產業能不足等問題，主要是因為現行的文化產業投資政策不能很好地適應我國現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需要。因此，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大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

第一，降低準入門檻，營造公平競爭的文化產業資本市場環境。我國目前一個比較尖銳的矛盾是：一方面是大量的文化產業項目缺少投資而不能實施，文化市場需求被大量放空，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資無法進入文化產業領域。與我國文化產業巨大的投資需求相矛盾的時文化產業準入的高門檻政策。民間投資進入文化尚有種種限制，這不僅體現在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在市場準入條件上的不平等，還體現在我國對民間資本與外來資本的區別對待上。為了充分調動民間資金，廣開投資渠道，首先要打破壟斷，鼓勵競爭，支持民間力量投資文化項目。實現文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和投融資渠道的多樣化，讓市場咋長期資源的配置方面發揮主要和關鍵作用。

第二，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政府主導的文化產業風險投資基金。文化產業既是一個高利潤行業，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因為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內容還涉及人們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根據我國的情況，應當政府牽頭，吸納各個方面的資金，建立文化產業風險投資，或成立文化產業方面的專業信托投資公司，加強對文化產業風險較大領域或項目的投資支持，著眼于資本的作用，投資于風險大但效益也大的項目。

第三，引導金融介入，建立銀行業對文化產業投資的信貸機制。拓寬投融資渠道，探討建立銀行業對文化產業投資的信貸機制，是實現我國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利用證券市場進行融資，也是金融業介入文化投資的一個主要途徑，隨著以信用交易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業的迅速發展，文化產業的成長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或者進行社會集資等直接的融資方式解決資本短缺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文化產業的融資還有著廣闊的空間。

第四，積極牽線搭橋，加大文化產業引進外資的力度。文化產業要真正做強做大，必須面對國內國外兩個市場，通過吸引外資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通過外資引進吸收國外發達國家我在文化產業經營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推動中國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第五篇：當前我國境外金融市場投資渠道簡介

當前我國境外金融市場投資渠道簡介 2008年以來，大陸A股從6000多點一直跌到目前的2000多點，這一結果導致基本所有進入股市的散戶都損失慘重。相比較之下，美國股市、香港股市則逐漸恢復元氣。以香港恒生指數為例，已經由恒生指數最高點時是30000多點，目前已經漲回到了23000點，除去金融危機前的泡沫來看，恒生指數現在的點位是完全正常的。但A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盡管在中國GDP增速保持8%的增速的前提下，卻依然增長乏力。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投資者對資本市場完全失去了信心，徹底退出這一市場；另一部分投資者則看到了國際市場上的機會，想到國際市場上把失去的再賺回來。但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仍然沒有放開，想到境外金融市場上投資并不容易。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到國際市場去投資。因為大部分國內金融機構并沒有開展境外投資的業務。

中國入世時曾承諾到2015年時將全面放開金融市場。這意味著2015年時，境外金融企業將可以相對自由地在大陸開展業務，大陸居民、企業也可以自由地將資金匯往境外。但那至少是2015年以后的事，目前階段，中國的資本項目管制依然十分嚴格。那么是不是現在完全沒有辦法到境外進行投資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家規定了每個人每年有5萬美金的限額可以匯往境外。這對真正有錢的人來說的確是有點少，但對于中小投資者來說還是足夠的。一個變通的方法就是使用親人的限額，如果一個投資者借用了9個親人的限額，那么就意味著他可以投資的額度是600多萬人民幣，足夠了。其次，目前我國在個人境外投資方面逐漸出現了解禁的趨勢，一個信號就是2012年新出的《溫州個人境外投資試行方案》規定溫州人的境外投資限額是2億美元每年，這已經相當于沒有限額了。

那么，個人或企業如何進行境外金融市場投資呢？以筆者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大致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就是個人或企業直接到境外開個賬戶，然后將錢逐漸匯到境外的賬戶中進行投資就行了。這一方法對廣州人比較方便，因為他們到香港去特別容易，帶著證件去香港開個戶就可以了。另一種方法就是找個代理機構。這一方法很多人還不放心，擔心代理機構會吞了自己的錢，但實際上沒有必要，只要找到正規的機構就行了。以筆者目前對這一行業的了解，目前國內合法正規的機構有2個。一個是以創新聞名的招商證券，另一個是還不怎么著名的巨牛投資（香港）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這兩個機構為境內客戶代理境外交易賬戶開戶的程序完全相同。大致做法是客戶將提供身份證復印件及財產來源合法證明材料并簽訂開戶委托協議書，在律師的見證下，就可以到境外開立交易賬戶了，非常快捷、方便、省心。

那么這兩個機構有什么不同呢？從知名程度上來看，招商證券要明顯強于巨牛投資。招商銀行在全國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機構，客戶想到招商委托開戶是非常容易的。反觀巨牛投資，其在大陸目前僅有5個分支機構，其中3個在廣東，一個在成都，一個在南寧。但巨牛投資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巨牛投資在大陸范圍內的幾個分支機構在當地注冊的時候企業性質都是社會經紀咨詢類，也就是說，巨牛投資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專業的經紀類公司。而經紀類公司在境外投資方面擁有其他類型企業無法比擬的先天優勢。

這么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要從法律規定說起。全世界的金融類法律法規基本都規定了證券公司不得向客戶提供交易指導。也就是說，證券公司不得告訴其客戶應該在什么點位買進或賣出股票、期貨等。這是為了防止證券公司為了其自身的利益欺騙投資者，防止其教唆投資者頻繁交易而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但經紀類公司作為與證券公司獨立的經濟實體，其利益與客戶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向客戶提供交易指導。

其次，要從境外資本市場的特征說起。盡管境外資本市場的收益相對于大陸要高一些，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有著較大的風險。這是因為境外資本市場沒有大陸市場所謂的漲跌停板，因而如果投資者沒有止損的意識，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可能虧損的很嚴重。這個時候經紀類公司的重要作用就凸顯出來了。一個好的經紀類公司一般都需要有一個優秀的研發團隊，這個團隊可以對投資者提出專業的投資指導，在市場出現機會時及時告訴其機會再哪里，何時進入，何時退出；在投資者出現一定的虧損時，提醒其及時進行止損，不會傷筋動骨。因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說巨牛投資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不過可惜的是，巨牛投資目前在大陸只有5個分支機構，盡管其有擴大規模的規劃，但短期內仍然不能為所有客戶方便地提供服務。筆者的一個朋友是成都巨牛投資的理財規劃師，應其要求，再此為其做下宣傳。其手機號是135開頭的，中間是5016，末尾是1043.這樣分開寫是為了便于審核通過。也可以查看該公司網站，輸入巨牛投資（香港）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就可以查到該公司主頁了。那么，境外金融市場上到底有些什么好產品呢？

首先，購買境外金融產品的收益相對較高。比如港股與每股都是會分紅的，即使持有的股票價格沒有漲，但分的紅利都是很可觀的。這相對于大陸市場上的股票分紅要多出很多。

其次，就是購買IPO的新股。在境外市場上，IPO的新股在上市日一般都是要上漲的，因而購買新股基本上市穩賺不賠的投資。而且，以香港為例，其認購新股是以資金比例為認購權重的；而大陸則是抽簽決定的，即有錢都不一定能認購的新股。

再次，利用價格上具有高度相關性的產品進行套利。比如玉米與豆粕是兩種在價格上相關性非常高的農產品，當它們價格間的關系出現了異常時往往意味著套利機會的出現。這個時候買入相對較便宜而賣出相對較貴的產品，在以后二者價格間關系恢復正常過程中，總是一個賺錢、一個虧錢，但賺的總比虧的多，因而可以獲得一個穩定的收益，風險非常小。總之，在當前資本依然存在管制的前提下，境內居民是可以做到少量境外投資的。選擇一個好的合作伙伴很重要，比如巨牛投資這樣的企業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選好合作伙伴后，就可以進入國際金融市場，根據自己的資金狀況，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產品，嚴格止損，還是可以獲得不錯的收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