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以人為本的中國城鎮化道路

1、中國現存的城鎮化模式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社會與自然發展環境、發展階段等都有很大差異，在城鎮化的時間中，許多地方結合自身的條件和特點走出了一些具有明顯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大致可以概括為如下幾種城鎮化“模式”：

【1】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國營企業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

這種模式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其城鎮化的原動力來自于國家計劃對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和生產建設；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因為資源開發所引起的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以及相關政策的強制性推動。攀枝花、大慶、鞍山、東營、克拉瑪依等許多城市的興起是典型案例。

【2】商品經濟短缺時期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也即“蘇南模式”。這是一種通過鄉村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的發展，促進鄉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進而推動城市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就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大大積累了地方經濟的基礎，有效推動了小城鎮的發展，當然也帶來了布局分散、投資效率低等問題。

【3】市場經濟早期以分散家庭工業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也即“溫州模式”。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通過家庭手工業、個體私營企業以及批發零售商業來推動農村工業化，并且以此帶動鄉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

【4】以外資及混合型經濟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

進入20實際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全球資本與產業的轉移，部分地區積極把握機遇、大力推動資本結構轉型，進入了吸引外資的高潮期，以外向型經濟園區為主體的空間成為集聚人口與產業、推動城鎮化的有力載體。

2、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的基本要求

第一，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解決好人的問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從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要求來看，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要根據城市資源稟賦，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強化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增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特別是要著力提高服務業比重，增強城市創新能力。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體辦法，優先解決存量，有序引導增量。第二，提高城鎮建設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嚴守底線、調整結構、深化改革的思路，嚴

控增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提升效率，切實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集約化程度。耕地紅線一定要守住，紅線包括數量，也包括質量。城鎮建設用地特別是優化開發的三大城市群地區，要以盤活存量為主，不能再無節制擴大建設用地，不是每個城鎮都要長成巨人。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劃定生態紅線。按照守住底線、試點先行的原則穩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要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建立地方主體稅種，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在完善法律法規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基礎上，建立健全地方債券發行管理制度。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當前要發揮好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城鎮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放寬市場準入，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處理好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問題，既保護消費者利益，又讓投資者有長期穩定收益。

第四，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推進城鎮化，既要優化宏觀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觀空間治理。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城鎮化總體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一張藍圖干到底。我國已經形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同時要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推動國土空間均衡開發。根據區域自然條件，科學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鎮建設水平。城市建設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鎮建設，要實事求是確定城市定位，科學規劃和務實行動，避免走彎路；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中。建筑質量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事關城市未來和傳承，要加強建筑質量管理制度建設，對導致建筑質量事故的不法行為，必須堅決依法打擊和追究。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

第六，加強對城鎮化的管理。要加強城鎮化宏觀管理，制定實施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有關部門要加強重大政策統籌協調，各地區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實際的推進城鎮化發展意見。培養一批專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學態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建設和管理城市。建立空間規劃體系，推進規劃體制改革，加快規劃立法工作。城市規劃要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城市規劃要保持連續性，不能政府一換屆、規劃就換屆。編制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要多聽取群眾意見、尊重專家意見，形成后要通過立法形式確定下來，使之具有法律權威性。

3、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的途徑

【1】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首先要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堅持需求和市場導向推動城鎮化。城鎮化的一個本質特征是資源要素的集聚和優化配置，有其發展的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無疑將提高城鎮化的效率。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也表明，在解決城鎮化的土地供給、融資供給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市場及價格機制可以有效發揮作用，形成良好的激勵約束機制。其次，要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防止政府過度介入城鎮化。固然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統籌協調、公共服務和體制創新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更要注意防止政府過度主導甚至作為市場主體直接參與競爭性領域，與民爭利。從以往教訓看，政府大規模投資對民間投資有擠出效應，融資約束和投資效率也存在一定問題，容易導致各種扭曲。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更多發揮民間資本和外資在城鎮化中的積極作用，減少或取消對民營資本、外資進入部分行業特別是服務業的限制，同時在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供以及城市管理中充分聽取民意，一定程度上形成自我投資、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城市化發展新格局。

【2】防止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

當前，推進城鎮化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高地價、高房價。從根本上說，房地產價格高企實際上反映了供需矛盾的市場規律。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還產生了大量的住房改善性需求，這些都構成了對建設用地、對住房的巨大需求。同時，我國住房市場化時間不長，在住房價格克服扭曲、回歸常態的過程中，住房投資需求的膨脹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仍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在現有體制下，土地和住房的供給受制于各種約束，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客觀上形成了比較突出的供需矛盾。

為此，建立房地產市場的長效調控機制，還是要尊重市場規律，正視城鎮化過程中正常的土地和住房需求，擴大供給。房地產需求管理有其必要性，但需轉換調控方式，關鍵還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場和價格機制來進行調節，形成市場自洽、收斂的自動調節機制。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也表明，基于價格機制、設計科學合理的房產稅對調節房價是有效的，應盡快推行。

同時，要更注重供給端的管理，增加包括土地、住房和融資方面的有效供給，更多地滿足市場需求，從根本上緩解供需矛盾，切實降低地價和房價。這些，需要在土地管理、財稅制度和融資方面有大膽創新。

【3】切實增加建設用地供給。

建設用地供給不足是地價、房價高企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一段時期約束新型城鎮化的重大現實問題。土地供給不足與現有土地管理制度有關：一方面，城市土地國家所有，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招拍掛制度，壟斷“農轉非”土地收購及城市土地投放；另一方面，為確保糧食安全嚴控18億畝耕地紅線，嚴控建設用地供給。加快推進城鎮化不能為地所困，現有土地管理模式需要盡快調整，建立符合新型城鎮化要求的土地供給體系。OECD的建議是：廢除農地轉用年度額度限制以及國家對農地總量的控制，轉而實行由地方政府決定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劃中應考慮降低大城市周邊區域房價的需求。

廢除國家對農地總量的控制和農地轉用年度額度限制后，建設用地規劃可有很大突破，可有效減小土地供需缺口，降低房地產價格。但實施這一思路可能會有較大障礙，主要問題是對保障糧食安全的擔憂和對地方政府行為約束的質疑。貿易理論和國際經驗表明，開放條件下，糧食安全的衡量指標本身是可以商榷、也有調整空間的，通過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和農田整治、土地計量和交易機制創新，以及拓展農業國際貿易與投資，過去所固守的實物形態的18億畝耕地紅線是可突破的，通過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創新措施，可做到既確保糧食安全，又能有效擴大土地供給。同時，還可以通過財稅、金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創新及配套措施，對城市政府供地和投融資行為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使之更符合市場規律，接受市場約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4】建立市場化、可持續的融資機制。

除了土地供應，新型城鎮化還面臨巨大的財務約束。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所需資金從何而來？過去，城鎮化建設主要靠政府推動。其中，土地出讓金是城市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相對應的融資方式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種機制不僅導致了市場扭曲和資源配置低效，還引致了普遍的地方政府短期行為，也是腐敗問題和群體性事件多發的重要誘因。而且，這種方式不可持續。在土地供給收緊、地方政府無地可賣，且拆遷成本不斷高漲情況下，地方政府賣地收益越來越少，融資平臺債務風險陡增，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為此，應從根本上改變過去政府主導、依靠土地財政的城鎮化融資模式，而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建立長效、可持續的城鎮化融資機制。

【4】實現人的城鎮化和市民化。

農村土地既是農民的生產資料，也具有社會保障功能。現有的農村土地征用制度及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保障失地農民的權益，極易引發農民不滿，導致群體性事件。新型城鎮化首先是人的城鎮化，如果農民失去土地后相應的社會保障沒有及時跟進，會導致失地農民既喪失了原來擁有土地所具有的社會保障，又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使得失地農民“農轉非”后很難順利地從過去農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和行為轉化為市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和行為。這對促進城鄉要素流動、引導農業人口轉移和激發經濟活力都會產生較大制約，最終會阻礙城鎮化進程。同時，還要充分考慮現有集體土地所有權問題的復雜性，在當前城鄉二元問題還比較突出、城鎮化建設用地緊張、農村人口規模仍然很龐大、“農轉非”人口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沒有得到較好解決之前，不宜過早著手改革農村土地所有權，否則容易導致一系列問題，阻礙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順利實施。這方面，拉美國家有深刻教訓。

在維持現有城鄉土地管理格局現狀的情況下，保護農村集體和失地農民權益，主要還是要側重于改變現有土地征用收益分配格局，使土地增值充分反哺失地農民和土地綜合占補平衡。政府按零地價供地后，土地增值主要體現為未來的現金流收益貼現與政府征用土地投入的價差，而不直接體現為政府和開發商當前獲得的土地溢價。盡管如此，仍然要承認農村土地“農轉非”后會帶來較大增值，并在未來若干年不斷逐年變現。因此，地方政府應盡早結合城鎮化規劃將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納入資金安排機制予以統籌考慮。要堅持以人為本、地利共享，著眼于促進農民就業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機制，使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覆蓋土地“農轉非”征用及開發成本、土地占補平衡投入（如農田整治）、促進農民“農轉非”后的就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投入。

第二篇：以人為本推進城鎮化

以人為本推進城鎮化——

城市，不僅僅是高樓大廈（兩會進行時）

人民日報記者 陸婭楠 卞民德 杜榕

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規模，大中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繼續發揮吸納外來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落戶條件。

堅持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原則，科學編制城市規劃，健全城鎮建設標準，強化規劃約束力。

——摘自“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

連日來，代表委員對“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關于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的討論不斷深入。城鎮化進程中，錢往哪兒投，人往哪兒走，勁兒往哪兒使，利為誰謀？代表委員們集思廣益，始終離不開一條主線——以人為本，讓更多人更幸福地生活。

規劃切忌“大躍進”

不搞“表面化”，實現質的升級，提高幸福指數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到2015年，城鎮化率由“十一五”末的47.5%提高到51.5%，提高4個百分點。很多代表委員注意到，這4個百分點的預期性目標比“十一五”時期的實際速度要慢0.5個百分點。

“這個目標意義深遠，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要以人為本，追求科學發展。”作為一線執行者，江西省宜春市市長龔建華代表認為，城鎮化進程離不開對人的服務。“?積極?就是要順應工業化加速發展、農業機械化率提高的大趨勢，主動為人口就業結構調整做好服務；?穩妥?就是要解決好城鎮化快速發展帶來的民生、環境等問題，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數。”

“十一五”，城鎮化為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重速度、輕質量的問題也開始顯現。代表委員紛紛表示，“十二五”關鍵要在“人的城鎮化”上實現質的升級，加快從“土地的城鎮化”向“人口的城鎮化”轉變。

要轉變，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增強城鎮吸納就業能力，城鎮化不能“表面化”。“城市空間的擴張、人口的單向集中，只是城鎮化的表面特征，生產方式的變更才是城鎮化的內在動力！”山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復明代表注意到，一些地方被征用土地長期閑置，進城

農民卻很難充分就業。“新型城鎮化必須與新興工業化有機結合起來，讓失地農民能就業敢創業。”

要轉變，必須重視資源環境保護，夯實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城鎮化切忌“大躍進”。“城市是為人而建的，水源、土地的承載能力與食品供應的保障能力，都是最基本的宜居指標。高樓大廈工業園不是城鎮化的全部內容，相對于經濟總量增速，群眾滿意度更應成為城鎮化評價指標！”江蘇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代表說。

方式杜絕“假大空”

放寬落戶條件，改善公共服務，走中國特色城鎮化之路

“農民都進城了，那農村的土地山林誰來種？老弱病殘的生活誰來管？不想進城的農民怎么辦？進城的?農二代?怎么算？”山西陽城縣北留鎮皇城村黨總支書記張家勝代表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他呼吁，城鎮化必須充分考慮三農問題，對農民利益的保障決不能說空話、說大話。

城鎮要發展，尊重農民意愿、兼顧農民利益的理念不能弱。進不進城，農民說了算；進城之后，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政府要實打實地辦。“十二五”時期，探索出一條切實維護農民利益、統籌城鄉發展的中國特色城鎮化之路，刻不容緩。

城鎮要發展，破除制度障礙、改革人口管理的步伐不能慢。城鎮化的實質是農民轉化為市民，動力在改革。江蘇省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副主任陳立昶代表說，戶籍制度在城市捆綁了養老、醫療、教育等利益，在農村捆綁著宅基地、承包地、林權等權益。如果流動人口既得不到城市戶籍的利益，又要失去農村戶口的利益，城鎮化很難有質的飛躍。“?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把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作為重要任務，放寬落戶條件，這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破冰，將促使我國城鎮化進程取得突破性進展！”

城鎮要發展，改善公共服務、加強權益保護的政策措施不能少。“要讓農民獲得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進而調動其參與城鎮化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機會、職業技能、居住條件等都應作為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內涵。”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委員說。

“城鎮化過程中最難把握的是均衡，必須實現的也是均衡。只有讓農業轉移人口與城鎮居民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城鎮才更有生命力！”寧夏回族自治區發改委主任袁進琳代表說。

功能預防“城市病”

強化規劃約束力，提高城市管理服務能力，重視小城鎮建設

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考驗著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然而，一些大城市已經染上了“城市病”：馬路寬了，交通堵了；街道寬敞了，生活不便了；人口進城了，垃圾圍城了；舊城拆掉了，千城一面了……

“真正的城鎮化建設不僅要有城市的規模框架，還要有社會文明度、經濟富裕度、環境優美度等綜合指標。”龔建華認為，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必須拒絕浮躁，“要堅持規劃先行，把城市建設的?憲法?做扎實，形成堅強的產業支撐和服務管理支撐，否則再漂亮的城市都只是一座空城。”

與發展速度相比，更應強化規劃的約束力，絕不能“規劃墻上掛，建設打哈哈”。“城鎮化歸根結底是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過程，每個城市的規劃，都應把居民滿意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居民因城市而自豪。”梅國平去過國內外很多城市，最深切的感受是每個城市都必須找準定位，走特色之路。“城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才是城市的靈魂。”

與設施建設相比，城市管理服務能力亟待提升。“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目前很多城市的管理還是項目制、短期式、多頭管。例如交通擁堵、小商小販的治理，都是以?堵?代?疏?，忽視群眾需求，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因此，推進精細化、信息化、動態化的城市管理服務迫在眉睫。”曹新平說。

與擴張大城市相比，發展中小城市與小城鎮更應受到重視。“現階段應將小城鎮作為重點，改善公共資源配置，構筑新型城鎮體系。”陳立昶建議，借鑒國外經驗，把高等學府轉移至小城鎮，加速當地要素聚集能力。“讓年輕學子服務小城鎮，愛上小城鎮，留在小城鎮，也許是城鎮化的另一條路徑。”

降低進城的三道門檻

（兩會時評）

蔡繼明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戰略擺在了重要位置。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十二五”時期，我國的城鎮化率要從47.5%提高到51.5%。這些戰略部署，標志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將向歷史新高度進發。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但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80%的水平，甚至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目前47.5%的城鎮化率“成色”還不是很足：其中既包括了1.45億左右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享受到和城

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和權利待遇的農民工，也包括約1.4億在鎮區生活但仍然從事農業生產的戶籍人口。總體上說，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還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和工業化進程。

“十二五”時期，要把我國城鎮化率提高到50%以上，不僅意味著我們要把龐大數量的農民工及其家屬轉變成城市居民，也意味著要讓他們享受與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這無疑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也將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壯舉。大量“農村人”成為“城里人”，就必須大力降低農民進城落戶的門檻。

深化改革是鋪平進城之路的根本力量。應該通過推進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政府對土地資源配置的壟斷和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建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逐步縮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圍，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做到與國有城市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這樣，就不僅可以使農民分享到工業化和城鎮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還能促進保障性住房惠及進城務工的農民，從而降低農民進城落戶的第一道門檻。

制度完善是保障農民權益的關鍵所在。應該進一步完善農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機制，一方面賦予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權，使進城務工多年并有了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能夠通過土地市場將承包地和宅基地有償轉讓，從而獲得一筆進城落戶的安家費或創業資金；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宅基地換房、承包地換社保的方式，降低農民工進城落戶的第二道門檻。

充分就業是解決生計問題的基本條件。事實證明，中小企業能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在融資、稅收、土地、準入、政府采購等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就能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這就降低了農民工進城落戶的第三道門檻。

此外，還要使進城務工的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權利、醫療保障權利、最低生活保障權利、失業救濟權利等。

以人為本而不是以高樓大廈作為衡量標準的城鎮化，才是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城鎮化，也才是名副其實的城鎮化。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篇：以人為本推進新型城鎮化[范文模版]

以人為本推進新型城鎮化

近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發布。按照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的新要求，《規劃》明確了未來一個時期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是指導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宏觀性、戰略性、基礎性規劃。堅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是《規劃》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加速，我國城鎮化經歷了一個起點低、速度快的發展過程。我們大致用了3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近百年的城鎮化歷程，成就舉世矚目。1978─2013年，全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個百分點。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高了城鄉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深刻變革，促進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與此同時，人口城鎮化不徹底，成為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目前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矛盾，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日益凸顯，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風險隱患。

以人為本體現在發展目標和具體規劃的各個方面。在發展目標上，《規劃》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著重強調了要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的問題，在今后一個時期，要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規劃》還提出，在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具體部署中，要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選擇，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以農業轉移人口為重點，兼顧高校和職業技術院校畢業生、城鎮間異地就業人員和城區城郊農業人口，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對政府自身的改革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日益迫切的更高要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城鎮化率在50%左右的階段，社會矛盾將進入一個集中釋放期。比如英國19世紀中期的“憲章運動”，美國20世紀初期的“進步運動”，以及近年來在北非等地方爆發的社會沖突和社

會動蕩，都是發生在城鎮化的這一歷史階段。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以城市為主要載體和人口聚集地的現代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帶有高度不確定性特征的風險社會，是一個“權力”和“權利”矛盾日漸凸顯的變革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貫徹好以人為本要求，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調整和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治理能力，對于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第四篇：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思路

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思路 袁喜祿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 二O一三年十一月

大家好！非常感謝有機會和大家交流對城鎮化問題的一些理解和看法。推進城鎮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全局意義的一個重大戰略。城鎮化不僅關系經濟增長，也是關系未來結構轉型戰略性調整的一個重要載體。現在，各方面對城鎮化也非常關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地方政府都對城鎮化寄予厚望。我們長期跟蹤研究城鎮化的發展問題，“十一五”開始編制城鎮化相關規劃，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城鎮化進程中已經存在一些新變化和新趨勢，這將對城市發展和投資建設帶來較大影響。由于今年年底中央會召開城市化的工作會議，在此我不介紹具體的城市化規劃，而是介紹一些新的理解和認識，希望對下一步大家理解新型城市化的內涵提供一些幫助。目前，這些新變化主要突出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推進城鎮化的宏觀經濟背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金融危機之后，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都進入了增速放緩、結構轉型的新發展時期。這與近十幾年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推進城鎮化大不一樣。在這種背景下，有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如何辯證認識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方面要認識到城鎮化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未來城鎮化也要受到經濟增長放緩的約束。全球經濟危機之后，普遍認為中國經濟還有長期向好發展的巨大潛力，一個重要動因就是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斯蒂格利茨很早就說過，21 世紀影響世界的兩大事件，一個是美國高科技，另一個是中國城鎮化。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一個共識。雖然中國城鎮化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但是在宏觀經濟放緩背景的約束下，城鎮化自身發展也要受到一些約束，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有一定限度。在總體經濟放緩背景下推進城鎮化，不僅要解決未來城鎮化面臨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解決近十幾年經濟高增長階段積累的很多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因此，今后推進城鎮化面臨的難度將更大。比如說就業問題，過去高增長階段創造就業機會和空間更大。再比如農民工總量問題。在編制“十一五”城鎮化發展規劃時，我們認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增長強大動力。當時有五六千萬農民工跨地區打工，現在達到 1.49 億，整個農民工兩億多，這是高增長遺留的問題。因此從這種背景來講，今后城鎮化不可能是爆發式的，而是一個積極、穩妥、漸進的過程。

另一方面，城鎮化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也是逐漸釋放的過程。2012 年中央工作會提出城鎮化戰略之后，很多地方調高城鎮化的數值和指標，希望通過城鎮化建設來帶動新一輪經濟增長。這把長期戰略當成短期應急之舉，忽視了城鎮化的基本背景和內在規律，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就會脫離正常發展的軌道。

二、推動城鎮化的動力機制面臨新的轉換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推動城鎮化的主要動力。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參與到整個全球化過程中，與中國作為全球世界工廠的這種分工格局地位密切相關。但是這些年我國沒有順勢而為，喪失了推進城鎮化的最好時機，造成了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脫節，或者說是工業化超前、人口城鎮化滯后，形成了現在半城鎮化的矛盾。因此，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要四化同步發展。這就是因為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國工業化更多是為歐美發達市場的消費群體提供服務，但是和國內城鎮化沒有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整個世界經濟的分工格局在調整，未來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以往依賴出口、依賴工業和依賴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格局不可能持續。在工業化超前、人口城鎮化滯后的背景下，依靠工業擴張推動城鎮化也不可能持續。未來互動模式是要通過城鎮化來消化龐大的

過剩產能，才能形成投資與消費的良性循環。有專家提出，工業化創造供給，城鎮化創造需求，只有人口城鎮化才能化解工業化超前、城鎮化滯后帶來一系列的結構性偏差。所以今后城鎮化發展將會從以往工業化拉動經濟增長、帶動城鎮化的模式，轉向通過城鎮化來消化過剩產能、支撐經濟增長。

雖然背景發生了變化，但很多地區發展還是采取原有發展路徑和模式，還是通過工業大規模招商引資的模式，這就忽視了整個產能過剩的背景。今后城市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是需要通過服務經濟才能形成。

三、城市空間擴展的模式面臨新的調整

這與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的基本動力相關。我國各類工業園區、開發區的興起是快速支撐工業化進程的重要載體，也是城市空間擴展的重要載體。盡管這些年各類工業園區、開發區的發展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種模式的無限擴大也帶來很多隱患。比如說，在城市微觀層面，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經濟難以健康發展，這是由于開發區模式和城市難以形成良性互動。整個開發區是工業為主，產業生態比較單一，基本上是生產功能區。這種空間上的隔離造成了開發區的一些死城，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往返運輸。上海濱港新城是 200平方公里的產業用地，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居住用地，這種相互分離模式造成了很多問題。所謂低碳城市、綠色城市的一個關鍵就在于怎么如何減少運輸能源帶來的消耗，而這種城市布局模式卻是與之相違背的。

在全國層面，開發區也帶來許多問題。與國外不一樣，我國十幾、幾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開發區非常普遍，這是造成全國土地浪費的重要動因。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工業化占用了更多土地，而城市用地非常小。另外，各地搞開發區都有優惠政策，這就帶來了工業盲目擴張和產能盲目建設。第三個方面，開發區用地結構和土地政策不合理。基本上用工業的用地零地價和低地價，低地價的形成是靠城市居住、商業用地的高地價來彌補對工業的補貼。這助推高房價，也抑制城市消費和服務經濟的發展。

在整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未來城市的空間發展模式也面臨著轉型。今后通過開發區來拉大城市框架的模式不可持續。因此，未來要改變工業優先、招商引資優先、以物為本推進城鎮化的傾向，要以人為中心推進城鎮化。舉個例子，城市經濟發展和空間布局是密切相關的，光靠幾個招商引資和工業項目不可能形成城市經濟。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是國內工業園區的先河。很多地方學新加坡工業園區都沒有學到真諦，都是單一的開發區。新加坡工業園區從規劃開始就是城市開發區，不是單一的工業開發區架構。因此，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城市功能愈加完善，形成了產城互動。另外，我國臺灣地區很早提出的工業園區再造也是按照“三生一體”的規劃理念，生產、生活、生態一體。我國開發區出現這么多問題，在于整個規劃理念和對開發區的認識還存在偏差。

四、城市化的空間格局面臨重新塑造

城市化的空間格局是各類城市在空間布局組織上的形式，也是經濟布局的一種模式。過去一直強調的概念是企業結構、產業結構，但是近年來我們逐漸認識到空間布局、空間結構，對區域、城市、國家都是重要空間布局的載體，這是形成經濟運行效率、產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空間布局的基礎。這么多年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在于，無論是省區、市縣、鄉鎮，無論條件好還是條件差，無論是生態環境脆弱地區、還是像珠三角、長三角環境好的地區，所有各級行政區都要在本行政區之內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從而導致國土空間盲目無序過渡開發。

從國際經驗看，任何國家的人口、經濟和城鎮在國土都不是均勻分布的，都集中在少數地區。我國的實踐經驗表明，我國資源環境的區域差異更加顯著，各個地區資源環境承載力差異巨大，不是所有地區都適合城鎮化。前段時間我去東莞調研，東莞市長介紹了空間開發帶來后果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方面，不僅有實踐的意義，理論總結也是相當完備。第一，東莞是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個體招商引資形成分散開發的經典模式，但這使土地主體開發強

度非常高，達到 40%以上。因為土地資源分散浪費形不成規模經濟，土地利用效率非常低。第二，分散開發帶來的招商引資也是中小企業、低檔次、低素質的產業結構，從而造成東莞大量外來流動人口的集聚，大量勞動密集企業集聚了大量低端勞動力。第三，大量分散企業也是造成了污染擴散，對生態的影響更長遠，也難治理。未來中國城市化為什么要以人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因為這就解決了過去一直爭論大中小城市誰更重要的問題。其實大中小城市誰更重要就跟企業家認識一樣，大中小企業在一國經濟中同等重要，是互補的狀態。大中小城市也是一個概念，要發揮中心城市的核心帶動作用，通過大量大中小城市形成分工與協作。目前規劃了 21 個城市化地區，也是未來具有培育城市群潛力的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這是未來要轉型升級優化提升的城市群地區。剩下的 18 個重點開發區域也是具有培育城市群潛力的地區，如長江中游、成渝、關中地區。未來要引導形成一種集中均衡的空間布局模式。所謂集中，就是在小區域以城市群為載體，形成規模效應、外部效應。所謂均衡，這些城市群在全國布局上要有相對均衡的分布。通過在中西部重點培育的城市群來帶動中西部發展，從而促進城鄉區域的協調。同時，這種戰略布局的構架其實也是要調整過去人口經濟布局過于集中在沿海少數地區，向中西部擴展內需空間。

美國單位平方公里的 GDP 產出主要集中在少數的地區，比如東西海岸、五大湖地區，再加上一些新興城市。而很多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比重比中國還低，有些州還不到 50%。所以美國各個地區同樣都是高度發達、現代化，這就是經濟的布局。過去日本經濟能夠長期占據全球第二位，主要是由于產業核心地區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荷蘭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國土空間，同樣也是六個城市網絡。

過去我們關心經濟在哪些產業產生，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政府更加要注重空間調控、空間引導，更加關注 GDP 在哪些地區產生。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形成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基礎，這也是空間布局的戰略支撐，不僅是經濟意義，更在于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五、制約人口城鎮化的主要障礙變為更為復雜

過去推進城鎮化面臨是二元體制。二元體制的背后實質是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體制背后是經濟因素，是有沒有能力給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社會保障。傳統的體制障礙要逐漸消除。另一方面，人口城鎮化面臨新的經濟門檻，概括為高房價。高房價是阻礙人口城鎮化的新障礙，但背后實質又是制度的因素，這涉及到土地財政、城市發展新的投融資機制。高房價帶來的問題非常明顯，比如說內需潛力為什么不能形成，主要是由于農民工只是生產者，不是消費者。高房價之后作為普通的消費者要提高消費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十年前分房之后購買家具和新的電器，這是改善性消費升級，但是這些消費升級沒有之后，升級的動力會被遏制。另外，我國富豪排行榜很大程度上是地產開發商，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思議的。江浙搞實業的企業家都轉向房地產，這抑制了實體經濟的轉型。這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對內需和整個消費升級帶來一種新的矛盾。推進城鎮化，不是房地產化，但是房地產又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載體。無論擴大內需也好，還是增加投資的潛能也好，現在推進城鎮化如果人不進城，投資和消費就不可能形成良性的循環。因此在新形勢下，應該對房地產業有新認識，房地產業不是一個暴力的行業，它應該是為人提供一個在城市生存、發展、創業居住的空間和載體。只有以人為中心推進城鎮化，才能擺脫過去一直把城市化當成城市建設的誤區。這些年，我們一直在糾正幾個偏差：一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城市建設，是城市經濟的繁榮過程。只有人在城市經濟內部，城市化的內需潛力對投資和消費形成良性循環，才能形成一個暢通的通道，未來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才能有空間。

事實上，這么多年為什么大家一直說內需不行，或者說服務經濟不行？舉個例子，前段時間我去番禺調研。番禺利用了廣州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對住房的需求，開發了很多房地產大盤，在珠三角非常有影響力。我討論到番禹這么多房地產大盤，那是不是城市經濟？總感覺就是一片一片高樓，人們晚上過來居住一下。城市經濟是什么？人們要在這要居住、生活、娛樂、消費，要有一系列關系的交往，這就是簡單的房地產開發形不成經濟的原因。

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要強調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改變土地財政的約束，要形成新的城市投融資的機制，也包括強調以城市群為主體推進城市化。因此，我們要進行一些制度和機制上的改革。很多專家認為，城鎮化是市場化的一個過程，認為政府在編城市規劃、引導城市化進程，干預太多。我認為，我國的體制障礙，比如說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是因為制度形成的。打破這種制度障礙不可能靠市場機制解決，也必須只有政府自身改革和創新才能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縛。

以上介紹了五個方面新的變化，給大家理解未來為什么強調人、強調一些新的城市化內涵，要綠色要低碳。人口進入城市后，既是城市發展的發動機或者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資源環境的損耗者、影響者。在這種過程當中，怎么平衡城市化帶來的益處，消除或者盡可能緩解城市化進程帶來的一系列矛盾和弊端，這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規劃有一個更好的平衡。謝謝大家！

第五篇：城鎮化

當新一波城鎮化運動風起云涌，它將給我們帶來什么?春節期間，走訪了店口鎮—浙江27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之一。這是中國城鎮化典范，擁有兩家中國500強企業和6家上市企業，民間甚至有“店口市”之稱，但它仍面臨諸多挑戰。外來打工者占人口總數一半，他們的購買力不足以支持高檔消費;店口經濟籍以發展的鄉鎮工業正由于低附加值而進入困境;土地因為其巨大的升值空間正在吞噬大量資本??

店口寓言

如果經濟發達的浙江店口鎮可以作為中國城鎮化運動的模范，那么，應該知道，它是30多年歷史演進的結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羅馬。

隸屬于縣級市諸暨的店口鎮，在民間已經有“店口市”的稱謂。這里有兩家中國500強企業和6家上市企業，還有四星級賓館和五星級電影院??

盡管如此，它仍然面臨諸多挑戰。當那些數量已超過當地人口的外來打工者集體離開(回家過年)后，城市頓時變得蕭條，而在平時，他們的購買力也不足以支持他們進行較高檔次的消費。因為距離杭州、紹興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業中心并未成為人們(包括當地人)的消費首選。城市如何能更適合人們居住，需要居民們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與眾多的東部沿海小鎮一樣，店口經濟藉以發展的鄉鎮工業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進入困境。這些工業城鎮不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文化、旅游城市。人們因其經濟發達而聚，也會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類計劃往往美好，而事實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當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廠正在轉變為地產公司。人們對土地的興趣遠遠超過對產業創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個工業城鎮得以持續繁榮的根本。

如果城鎮化意味著(或被地方理解為)完全由政府決定城市建設的規模、風格，可以預見，將有更多的鄂爾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現。

“羊肉串指數”

臨近2013年春節，在浙江諸暨市店口鎮，吳書福是i黑馬記者見到的少數還沒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車司機，在這時節不知不覺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給造訪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鎮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務。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車都很少。”從西頭的店口老鎮區到東頭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吳書福的開價還算公道。這個距離是人力車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記者上車的盾安北路萬利來廣場的路邊，有兩輛人力車和吳的奇瑞停在一起，車主都是40多歲的婦女。她們笑著對記者說：“太遠了，踩不了那么遠。”

“有好車，沒交通。”浙江絕大多數發達城鎮都會獲得這樣的評價。店口也一樣，幾萬輛汽車在跑，奔馳、寶馬、保時捷頻見，但鎮上沒有一輛出租車，也沒有公交車。

按官方統計，店口鎮本地人口有6.1萬，外來人口數量與此相當。溫州民間學者周德文對記者說，沿海的工業城鎮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確，隨著外來的打工者紛紛匯入春運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麥地。

沿著兩旁高樓林立的“中央路”，吳書福把記者帶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銘仕廣場。

“店口模式”是東南沿海工業鎮的縮影。中國農村的工業化，使很多村鎮獲得了某個細分產品的壟斷地位，多年過去，過低的技術含量導致的低水平競爭已經讓其從業者舉步維艱。

在這個投資1.5億元、建筑面積5萬平米的Mall的名稱前加一個“鎮級”很有必要。一家世紀華聯超市，一家電影院，一家三星級商務酒店，一家養生館，一家“兩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閑餐廳，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臨街服裝店，差不多就是這個商業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頭的萬利來廣場不相上下。在吳書福送記者去觀光的冬夜，銘仕廣場五樓的電影大世界，五個影廳里的觀眾寥寥無幾—影片的引進倒是和大城市沒有時差，《007大破天幕殺機》、《一代宗師》在這里同步上映。此外，臨街的服裝店里也幾乎沒有顧客。在年底，廣場上新疆人買買提的烤肉攤一天只能賣200串左右，而在平時，能賣到1000到1500串。

買買提的“羊肉串指數”顯示出外來人口對銘仕廣場及整個店口商業繁榮的重要意義。在店口，吳書福逢人就叫“老板”。據資料，店口是中國最大的銅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業總產值超過700億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達1萬美元;人均純收入也已過3萬元。關于最后一個數字，一位鎮政府工作人員在與記者交流時認為太保守了，“10萬都有”。但農民工在店口的生計則是另一片天地。成為黑車司機之前，吳書福曾在店口萬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資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資尚在3000~3500元之間。他有點慶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銘仕商務酒店多數房間都空著。第二天，剛一開聊，酒店總經理施斌就問記者：“你晚上來過這個廣場嗎，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來工的工資，要去銘仕電影大世界買一張50到100元的電影票，是頗費思量的。而銘仕廣場的尷尬不僅在于外來工的消費力不足，還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睞它。就地緣來說，店口離杭州、紹興、諸暨都不到一小時的車程，這就決定了對在消費方面訓練有素的店口本地人來說，“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選擇。“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話會直接去杭州。”施斌說。這種說法似曾相識，在福建晉江的鄉鎮里，有企業主告訴記者，他們玩樂之地的首選是一小時車程外的廈門。施斌回憶，曾經有一位寂寞難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娛樂，他無能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類：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網絡客人。第二類和第三類實際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銘仕廣場開業的時候，施斌的“大老板”、銘仕廣場開發商馮劍銘給這個Mall下的定義是，可以讓客人“吃喝玩樂一天一夜”。旅游團才能幫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種旅游設施開發起來，就可以讓他們留在店里兩天兩夜。”但現在，來店口的游客基本是過路的。到諸暨來的團，往往先到諸暨五泄風景區，然后轉過來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濕地，就轉回到諸暨的珍珠市場，徑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觸發“大老板”造城靈感的歐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業區而非游樂之地。按鎮政府提供的數據，店口的第一產業占3%，第二產業占70%,第三產業占27%。到目前為止，店口林立的工廠還不是一種旅游資源。

銘仕廣場一直在虧錢。馮劍銘在公開場合表示，開業頭三年就虧了6000萬元。迄今為止，仍沒有能賺錢的跡象。但這不是施斌最擔憂的，“大老板說了，即使虧錢也要堅持，我們希望銘仕廣場成為商貿文化一體的區域。” 造城者

“有好車，沒交通”給吳書福帶來了機會。他那輛開起來直晃蕩的奇瑞QQ盡管沒有達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準，但正是憑借這輛前年置下的二手車，他成了店口外來農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個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車的妻子，每月也能掙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趕回老家去。有輛車，在中國特色的充滿壓迫感的春運大遷徙中，他不再是扛著紅白相間的編織袋，穿著皺巴巴的雜牌服裝的普通農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鄉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兩處房產：鄉下宅基地上的房子蓋了三層半;在新余市區，兩年前買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總價40萬元。

當然，店口不是新余鄉下，店口有店口的標準。

“創造新的生活標準。”2007年底，銘仕廣場開業的時候，“大老板”馮劍銘把這個廣告語在鎮上掛得到處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著膀子開寶馬車的人就出來了。”在施斌看來，“大老板”對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質功不可沒，那些寶馬車主變得儀容整潔、有禮貌，這讓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雖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吳書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為店口地標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銘仕路，鎮上另外還有盾安路、海亮路、萬安路、露笑路、楓葉路等多條由企業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萬安、露笑的老板被媒體稱之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著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楓葉大酒店”、“海亮商務酒店”、“海亮花園酒店”等星級酒店的霓虹燈在夜空中寂寞地閃爍。

“城鎮化將給房地產帶來春天”是一個流行論調。商業中心、酒店、住宅、地產在店口的城鎮化過程中也是一馬當先。

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團是店口鎮最強勢的造城企業。除了占地90多畝的四星級海亮商務酒店、占地93畝的海亮御園，海亮在店口的地產項目還包括占地392畝的華東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層為市場，三四五層為住宅。2013年初開盤的海亮御園，高檔住宅的價格已經在每平米2萬元以上。買房子真正體現出店口人的購買力。店口鎮政府工作人員沈奇偉對記者說：“我想不到，海亮御園的房子會賣得那么火爆。”

作為中國房價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鎮的高房價也是一大景觀。店口鎮區的普通商品房，售價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間已經不算貴。在溫州柳市鎮，中心區的房價每平米1.5萬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當。讓村民住進公寓里，是關于農村地區城鎮化的一個設想，占“被城鎮化”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工已經體會到和大城市白領一樣的購房壓力。34歲的范陽升來自浙江麗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從五六百漲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貴的要一兩萬，麗水也是八九千，我兩邊都買不起。”對于店口拿著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來工，進城的難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團興辦的學校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店口的城鎮化水準。自1995年在店口興辦海亮外國語學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團已經是國內最大的民營基礎教育集團，三大校區在校師生超過1.8萬人。英語教育是海亮學校的特色，海亮為店口引進了第一批外籍教師。

“兩個孩子一共交16.5萬，從小學讀到高中，12年后學費全退。”1995年，華億管業的老板俞乃茍將兩個孩子送到海亮外國語學校。當年入學的1000多個學生，學校對其中的200個采取了這種特殊的收費方式，其余則需每年繳學費1萬余元。“當時，店口的民間借貸利率已經是3分利。這筆錢拿去放息，該收的錢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鎮區有些寂寥，周邊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婦和小孩，青壯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茍說，店口在外經商的人有幾萬之多。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的很多五金市場就出現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為行商者們提供子女全托服務，可以說是應運而生。

土地

店口被稱作“店口市”，是一種半正式的稱呼，記者是從杭州南站的售票員那里聽到的：“到店口市嗎?24塊。”

在行政體制內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試點鎮”。這樣的鎮，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個。盡管店口沒有達到作為一個城市的行政標準，在店口民間，人們已經習慣把它當作一個城市了。店口辦了一本可能是中國最好的社區雜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導”。

店口的城區面積約為10平方公里。在這個不大的空間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這樣的大集團，它們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計的。

在店口，屬于海亮集團的工業園區占地約825畝，再加上華東汽配水暖城，150畝的海亮外國語學校，海亮御園和商務酒店，僅這幾處物業，海亮在店口“占城”與“造城”的面積約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團的占地面積也不遑多讓。此外，另兩家上市公司萬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數百畝計。

圈地是獲取財富最快的手段，這在企業家圈子里已經成為共識。“2002年的時候店口地價是12萬元1畝，我想買5畝地，可鎮里非讓我買20畝;我只好托人跟鎮長說情，才同意讓我買5畝;附近另一個老板也是這種情況，鎮里非要給30畝，他咬咬牙才拿下來。”俞乃茍錯過了一個發財的機會。“要是當時把20畝都買了，還辦什么工廠?”現在店口的工業用地每畝130萬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價已經是每畝150萬元。這種與巨額財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記者在溫州柳市鎮也聽到了不少。柳市的地價更高，工業用地價格達每畝180萬元。

至于商業用地，店口的地價已經超過每畝300萬元。2012年，海亮集團公布的總資產為413億元。參與店口的造城運動，只是這些大型集團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陽，2012年4月開業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資60億元，建筑面積27萬平方米。海亮集團旗下的地產公司在國內10個省份的地產投資已經超過300億元。作為以銅加工主業上市的公司，盾安環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億元，其中海亮股份僅在55億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當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廠正在轉變為地產公司。人們對土地的興趣遠遠超過對產業創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個工業城鎮得以持續繁榮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馮劍銘的造城行動還在繼續。2011年，他循著鎮政府調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畝老廠房整體搬遷，騰出來的土地作為銘仕廣場二期開發。在銘仕廣場一樓的門楣上，記者看到了“銘仕花園”的售樓廣告。

盡管工業用地的功能轉變出于“城鎮化需要”這樣的特別理由，但即便是制造業本身，工業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財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凡是發大財的東西多少都跟土地有關。除了權貴資本，就是土地資本。”盾安控股副總裁王涌對記者說。

“店口模式”是東南沿海工業鎮的縮影。中國農村的工業化，使很多村鎮獲得了某個細分產品的壟斷地位，多年過去，過低的技術含量導致的低水平競爭已經讓其從業者舉步維艱。

這一過程中，不斷升值的土地成為企業最大的財富。企業對土地的渴望超過了對創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從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時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業，基本上都和銅有關。“在店口，平均每三戶就有一家企業。”俞乃茍說。“我們這一代人，并不是說有多聰明，那個時候只要膽子大一點就行。”

據店口鎮政府的統計，4000多家企業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開的。其中，一個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類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畝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窮鄉僻壤，1988年扒火車到了店口，從機修工做到車間主任。2006年，他創辦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驕傲。”記者在店口見到的第二個江西人，店口志德機械的老板華科鋒說。他估計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億元的生意。這意味著，永景科技已經邁入了店口二流企業的門檻。

華科鋒自己也獲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賣水果、推銷汽車配件到自己租廠房開汽配產品工廠，這個36歲的江西上饒人吃過的苦頭，比之早年的店口創業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華科峰來說，需求旺盛的市場，高利潤率，廉價的勞動力、用地和稅收優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優勢他一樣都沒有了。

店口以往的創業之路已經走到盡頭。“店口的銅加工已經進入了‘一毛利’時代，”王涌說，“我不看好浙江現在的所謂特色產業。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的鄉鎮有先發優勢，但以現代經濟的標準看來，它們不過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擴張、低附加值的產業。德國、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幾十年、上百年，很專業、很精細，產品附加值很高，我覺得，中國應該多一些這樣的東西。”

盾安已經在尋求這樣的轉變。“原來我們以空調配件為主，現在我們主要是做空調主機、動車配件、汽車配件，還有軌道交通、核電、軍用產品。”

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會給外來工帶來更高的薪資待遇，從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購買力溝壑，店口也才可能成為鎮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鎮政府把外來工稱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鎮區東南角開辟了占地100畝的“三新創業園”，吸納了39家“新農民、新青年、新店口人”辦的企業入園，華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個外來工子女得到義務教育;2012年，208個外地人在鎮上唯一的二甲醫院諸暨市第四醫院獲得了總額超過20萬元的醫療補助。對于購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單位工作滿5年、有大學學歷或中級以上職稱的員工，或者辦廠滿3年、年納稅5萬元以上的創業者，可獲得12萬元的購房補助。

“沒有哪個政府能包打天下，連老美都不行。”店口鎮委書記張壯雄對i黑馬作者說。他把奧巴馬就職典禮上的演講詞發到了微博上：“我們同樣不屈服于這一謊言：一切社會弊端都能夠只靠政府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