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述地理環境與文明的關系

論述地理環境與文明的關系(1420)

地理環境是指一定社會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包括氣候、土地、河流、湖泊、山脈、礦藏以及動植物資源等。由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在地域和結構上相互重疊、相互聯系構成。

一、自然環境與文明的關系

一方面，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即必然是文明產生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任何一個國家、種族。它的文明的產生及特征，總是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如地形、山川、水文、氣候、植被、生態、風物、海陸分布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影響著不同文明、文化類型的產生和演進。不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文明類型。地理環境不僅是人類實踐不可缺少的物質條件，在文化形成的初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都出現在北半球中緯度地區，這一地區生活資料的自然資源的空間配置及組合最為優越，而在高寒和亞熱帶要出現早期的文明史很難的，在文化形成的初期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很難適應高寒的氣候，地形條件與地理位置對區域文化的發展作用盛大，幾乎所有燦爛的文明和文化都是沿著海岸、順著江河在富庶的平原地區發展和傳播的，而貧瘠交通阻塞的內地山區則常常被文明遺忘在角落。早期人類的文明都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而農業生產的發展又與地理環境和生態條件密切相關，因此，文明明顯地帶著所在自然地理環境特征的烙印。人類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環境好的地方比如大河的下游都是文明的發祥地：古代埃及，尼羅河谷底，古代印度，恒河谷底，古代巴比倫，兩河流域，古代中國黃河中下游。而且人類的各種種族特征、民族性格、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風情風俗等，必然也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人類文化又能動地作用于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在塑造人類文化的同時，人類文化也在不斷地影響著地理環境，塑造人化的自然，所謂人化的自然，就是經過人類實踐改造過的自然或者受到人類文化洗禮的自然，使地理自然環境被賦予文化的寓意。

一、人類文明改變了自然界的性質，使現實的地理環境不再是原始的狀態，而是沉淀人類千萬年來的文化因子，二、人類文明改變了自然地理環境的面貌，人類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使之滿足自己需要的結果，三、人類文明影響地理自然環境變化的趨勢，地理環境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依托，總會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經歷不同時代的變化。總之，文明越發展，自然地理環境離原始狀態就越遠，其沉積的文化因素也就越厚重。

二、經濟環境與文明的關系、文明的產生必須建立在人類對生存環境的適應的基礎之上，不同地理環境背景下所產生的不同的生產方式，就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經濟環境。經濟環境是人類與自然直接關系的產物，處于不同地理環境中的民族，總會選擇適合自己的生產方式，從而滿足本民族需要的文化創造和發展。早期河谷平原地區早期的農耕文明、草原地區的游牧文明等文明的產生都依賴于對環境的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當地人的生活風俗、社會心理和思維方式，從而對本地的民俗、民風和思想信仰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環境的不同決定著不同文明的內涵和氣質。

三、社會環境與文明的關系

社會環境對文明的發展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早期的人類文明告訴我們，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結合在一起。如中國早期的部落、氏族等。人類對溝通與交流的需要促進了文明的發展，由于區域地理的影響，每一個地區的文明都有其獨特的印記。社會環境對提高文化的內涵和促進文明的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篇：衣食住行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衣食住行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吃飯穿衣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教材中幾乎每一章節都有該方面的地理知識體現在課堂上。

1、衣：七年級上冊教材在安排“多變的天氣”這一節內容時，改變了以前直接給天氣下定義的方式，通過生活提示“未來兩天內將有寒潮影響本市，氣溫將下降8～10℃，提醒市民注意增添衣服，預防感冒”來進入課堂，使學生認識到天氣變化與“衣”的關系，感覺到必須認真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從而有助于自己的生活。

我國地域廣闊，各地服飾有很大不同，其中不乏獨具特色的衣飾，如藏袍。藏袍是藏族服飾的代表，右飪大襟，長袖寬領，飄帶扎腰，有何好處？一是可以保暖，必要時全身裹在袍中，夜間可當睡袋。二是可以適應溫差的變化，夜間冷，可將雙手藏在袖中；晨后氣溫漸升，右袖脫下，以便勞作；中午氣溫高，可脫下，圍在腰間。為何會有這樣的服飾特點？因為青藏高原海拔高、氣溫低且晝夜溫差大。由此，學生可聯系到自己所在地區的著裝特點，思考為何“二八月亂穿衣”？并能分析出本地氣溫日較差的變化情況。

此外，新教材對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服飾也闡述了很多，如：中東阿拉伯人傳統的服裝是寬大的白色長袍，日本的民族服裝是和服，而生活在東西伯利亞的亞庫特人，則身著毛皮服裝等。這樣的安排，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學習地理的興趣，同時通過服飾來了解各地的地理環境效果則不言而喻。

2、食：民以食為天。教材在闡述我國區域地理的有關內容時，特別指出了北方人和南方人“南米北面”的飲食特點，接著引出形成這種特點的地理因素：北方絕大部分是半濕潤的季風氣候，耕地多為旱地，因此就適合種植“喜干耐寒”的糧食作物小麥，北方人因而喜食饅頭、面條等面食。而南方絕大部分為濕潤的亞熱帶、熱帶季風氣候，河湖密布，熱量和水分充足，以水田為主，主要糧食作物為水稻，所以南方人以大米為主食。而廣闊的內蒙古溫帶草原則使這里成為全國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因此該地居民喜歡喝奶、吃肉。青藏地區的氣候比較適合耐寒的青稞生長，藏族同胞經常食用以青稞面做成的糌粑。

東南亞居民為什么喜食米飯？印度人的日常飲食，南北方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差異？……很多有關飲食方面的地理知識，可充分提高學生學習地理的興趣。

地理環境對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影響深遠，而每一種日常生活又會受到多種地理因素的影響。世界的聚落一節內容中，教材安排了這樣幾個活動題：

1、你能解釋下面兩種民居建筑特色形成的原因嗎？（1）寒冷地區的民居墻體厚實，屋內建有壁爐或火炕，窗戶比較小，有的窗戶還裝上雙層玻璃。在冬天積雪較多的地方，屋頂大多高聳。而濕熱地區的民居墻體相對單薄，門窗開得較大，并建有較完備的排水系統。（2）讀東南亞民居圖，想一想，東南亞的民居又有什么特色？這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什么關系？（3）北非民居的屋頂大多是平頂。這是為什么？（4）民居臨河臨湖分布的現象非常普遍，在支流與干流匯合處，或者河流入海處，往往形成比較大的城市，你能解釋這些現象嗎？

此外，在世界地理教材中，還出現了許多如“因紐特人的圓頂冰屋”“也門的土樓”“阿拉伯人的帳篷”“亞庫特人的木屋”“印尼達雅克人的高腳屋”“日本的抗震建筑”等圖片，不僅愉悅了學生的視覺，同時也激起了學生的好奇心：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異？這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何關系？

在中國地理教材中，也介紹了許多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如我國南北方住宅具有“南尖北平”“南敞北封”的特點，同時我國陜北的窯洞、云南的吊腳竹樓與氣候的關系也可激起學生探求知識的欲望。交通運輸受地貌因素的限制十分明顯，因為不同的地貌條件決定了人們使用什么樣的交通運輸設施、交通工具和運輸方式，因而對交通運輸有著深刻的影響。平原地區地形平坦，有縱橫交錯的道路網絡，傳統交通運輸方式有人力、畜力；現代有公路和鐵路等，我國南方主要是水陸運輸。山地地形崎嶇，交通不便，人們在長期改造自然的斗爭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山地交通民俗，如石階路、盤山路等，而青藏地區的溜索則成為交通民俗的一大奇觀。此外，沙漠之中的駱駝，青藏地區的牦牛，東西伯利亞亞庫特人的狗拉雪橇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還有，不同地理環境中人們豐富多彩的娛樂方式，都讓學生感覺到學習地理具有無窮的樂趣，有助于地理課堂生活教學法的開展。

第三篇：我國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關系研究

我國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關系研究

摘 要

我國疆域遼闊,不同的地理環境與物質條件,使人們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文化觀念,這也必然造成我國飲食文化的地域差異。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任何地區的文化都是一定地域內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有著很深的社會根源和地理根源。在一定地理環境下食物資源和生產活動決定著人們的飲食方式,尤其是人類生產活動早期,飲食文化的產生對自然環境條件有明顯的、直接的依賴關系,飲食文化打上了人們為適應地域特殊環境而做出的種種努力的深刻烙印。地理環境是飲食文化的因，不同的飲食文化則是地理環境的體現。我國的飲食文化發展與當地地理環境相適應，體現了很好的地域差異，也說明了地域對飲食文化的影響。本文通過對我國部分地區飲食習慣及飲食特點的形成，揭示我國地理環境對飲食文化的影響及飲食文化形成的地理歷史原因。從文化保護角度來說，了解飲食文化的區域差異性有助于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從而更好的弘揚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

前 言

地理環境作為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為人們提供了生產資料和適合生存的環境,同時地理環境對飲食文化,乃至所有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飲食文化受地理因素影響，而地理環境有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之分 ,它們對地域飲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地域廣闊 ,地域環境差異大 ,但這也是形成我國豐富的飲食文化和眾多各具特色地方菜系的重要原因。地理環境制約作物類別從而影響各地食物特色，居民生活擇食多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地理環境的不同催生了各自極具地域特色的飲食文化，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地方菜系。川菜、魯菜、淮揚菜、粵菜四大菜系在我國源遠流長，獨領風騷。我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跨度較大，為此有“南米北面”的說法。我國歷史久遠，文明博大，各地風俗不盡相同，而口味的多樣性也是反應我國各地區飲食的一大特色。總的說來，地理位置和環境對于地區性飲食文化的形成有著密切的影響。1 我國飲食文化的相關概述 1.1飲食文化的定義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者以食為天。”自古以來飲食就作為百姓的第一要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居家七件寶都與飲食有關。飲食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不同的地域飲食文化差異對于我們認識不同地域文化乃至文化多樣性有重要作用，對于加強地域文化交流，增進地域間團結和建立和諧的人地關系也有非常積極的文化和社會意義。

飲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飲食原料加工；二是飲食制成的產品；三是對飲食品的消費，就是吃和喝。文化，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說法。狹義的文化指的是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和制度。廣義的文化，一般指的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1］。

“飲食文化”是一個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哲學的廣泛概念，它的學術涵義是指在食物原料開發利用、食品制作和消費過程中的技術、科學、藝術，以及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傳統、思想和哲學，即由人們食生產和食生活的方式、過程、功能等結構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總和［2］。

1.2飲食文化的歷史發展

飲食文化的發展久遠，胡自山在認為從燧人氏鉆木取火，從此熟食，進入石烹時代飲食文化才真正開始。經歷不同氏族及朝代，飲食結構有了很大變化，主食：菰米已被徹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作主食，成為菜肴，北方黃河流域小麥的比例大輻度增加，面成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規模引進，馬鈴薯，甘薯，蔬菜的種植達到較高水準，成為主要菜肴。肉類：人工畜養的畜禽成為肉食主要來源。滿漢全席代表了清代飲食文化的最高水平［3］。同時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飲食文化在地域間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我國在主食方面有“南米北面”的說法,口味上亦有“南甜北咸”之論。晉朝人張華在其《博物志》中寫到:“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這充分體現出了我國飲食文化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差異的現象。1.3飲食文化的背景研究 目前，從事飲食文化研究的隊伍十分龐大。然而中國飲食文化近現代研究的興起，是由日本學者率先開始并以該國學者為主力隊伍的。綜觀數十年間海外學者的中國食文化研究，可以說是思想活躍，范圍廣泛，學者如林，成果豐碩。相對中國大陸的研究隊伍和研究現狀而言，這些特點顯得格外鮮明。他們堅實深厚的功力、科學圓熟的方法，求實的精神和嚴肅的態度都是足堪稱道的。由基本的資料入手，廣征博引、推勘論列，實事求是地揭示事物本質特征和內在規律是這些研究者的共同方法論。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飲食文化的研究，進入了以中國人自己的研究為重心的深化階段。對飲食的研究是以烹飪為中心進行的。自80年代初起，陸續出版了一些烹飪專業大中專教材和飲食文化方面的書籍，以飲食史、飲食風俗、飲食藝術等飲食文化內容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圖書有數百種之多。90年代的飲食文化研究出現了一個空前高潮。2 地理環境與飲食文化的關系 2.1地理環境的定義

地理環境目前在學術界的概念仍有不同論述，有學者論述地理環境是與人類活動有密切關系的自然要素有規律的結合體,是指空間上客觀存在的有地域差異和相對性的空間客體[1]。還有學者指出地理環境是“生物特別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球表層”,且認為“地理環境可分為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4］。本文探討的是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因此本文所述的地理環境為以上第一種定義。我們說的地理環境是指環繞并影響人類社會、地球表層空間范圍內的自然界，以及在自然環境基礎上改造形成的人化自然，及與自然環境有著內在聯系、具有地域分布規律的部分人工環境。2.2 我國南北不同地域的飲食習慣

我國疆域遼闊，境內地理環境錯綜復雜，為此我國的動植物資源也呈現多樣化。由于食物來源不同，氣候不同，我國各地的飲食文化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在我國以秦嶺——淮河為界，界線以北地區以旱地為主，此農業區的人們主要種植粟子、麥子等農作物,秦嶺——淮河一線以南，氣候濕潤，降雨豐沛，人們主要種植水稻等作物。由于物產差異,南北不同區域人們的飲食結構、飲食選料與飲食風味等產生差異,從而形成了南北不同的飲食文化區域［5］。為此形成以秦嶺——淮河以北的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北方飲食文化區;秦嶺——淮河以南的長江中下游為中心的南方飲食文化區。

2.2.1 以我國華北的山西地區，西南的四川地區的飲食習慣為例

華北地區民俗風氣儉樸，飲食不喜奢華，追求的是充實；飲食講究莊重大方，有“堂堂正正不走偏鋒”的好評。城鄉多是一日三餐，主要以面食為主，小麥與雜糧間吃，偶而也食大米；包子、饅頭、面條、窩窩頭、玉米粥等等作為常餐。華北面食卓有創造，有日本漢學家說“世界面食在中國、中國面食在華北、華北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在太原”的美譽。它不僅有抻面、刀削面、小刀面、撥魚面“四大名面”，不僅有形審飛騰、吉祥和樂的象生“禮饃”；而且家庭主婦都有“三百六十天、餐餐面飯不重樣”的本領，京、津、魯、豫的面制品、小吃和蒙古族的奶面制品，無不令人大快朵頤。這一帶農村盛面習用特大號“撈碗”（可容200—300克干面條），人手一碗，指縫間夾上餅饃或蔥蒜，習慣于在村中心的“飯場”上多人圍蹲就食，邊吃邊拉家常，或互通信息，或洽談事務，或說笑聊天，形成特異的“風景線” ［6］。這里的蔬菜不是太多，食用量亦少，但來客必備鮮菜，過冬有“貯菜”習慣，農戶普遍挖有菜窖。華北居民宴客情文稠疊，有一套又一套的食禮與酒令，至誠大方，其心拳拳，使人如沐春風，情暖胸懷。山西人愛吃鹽、醋的習慣，歷史悠久，區域廣泛。這同當地的水土特征、自然氣候和多數人以雜糧為主的生活條件有著直接關系。例如，貧乏的餐桌上，全靠鹽、醋來調味；艱苦的勞作之后，身體需要大量鹽的補充。山西“水硬”，即堿性強，加上晉人以雜糧為主，如高粱、莜面等，都是不大好消化的，需靠醋來中和、助消化。山西民間百姓的飯菜中用醋量很大，這種飲食習慣是眾所周知的。2.2.2 以我國西南的四川地區的飲食習慣為例

西南四川位于長江上游，盆地四周山脈延綿，南部有長江橫貫而過，氓江與烏江等支流貫穿北部和南部。巴蜀居民飲食離不開辣，常言道“江西不怕辣、湖南辣不怕、四川怕不辣”即突出反映了四川人飲食辣的特點。由于地處溫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川地山林茂密，菌筍豐盛，有冬蟲夏草、竹蓀等珍品。由于河渠交錯，魚蝦肥美，有魚類上品雅魚、江團、黃辣丁等;肉類禽蛋，干鮮果蔬，四季長有。這些都為巴蜀人提供了豐厚的物資。為此四川飲食的多樣性亦為全國有名。而最突出四川飲食習慣還是以辣的食俗為首，而食辣與氣候潮濕的地理環境有關。在我國東部地處沿海，東北的朝鮮族當地氣候也濕潤多雨，多春陰濕寒冷，四川雖不處于東部，但其地處盆地，更是潮濕多霧，四季晴日不多，自古就有“蜀犬吠日”之說［7］。潮濕的氣候導致人的身體表面濕度與空氣飽和濕度相差不大，汗液難以排出體外，常令人感到煩悶不安，時間一長，人們就容易患風濕、脾胃虛弱等病。而常吃辣椒會渾身出汗，汗液能輕易地排出，所以經常吃辣是驅寒祛濕，養脾健胃，健康養生極為有利（對當地人而言）的方法。

我國南北跨度大，飲食習慣差異明顯，而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帶有很強的地理因素。2.3 菜系的形成及發展

菜系是指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風味菜肴體系。菜系有著明顯不同于其他食物的烹調手段、調味方式、菜式風味、我國菜系享譽國內外。菜系作為我國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影響。

菜文化的品種繁多，我國千百年來形成源遠流長的四大菜系，川菜、魯菜、淮揚菜、粵菜。川菜源于周秦時期的巴蜀，四川盆地是其形成和發展的基地，之后向川西高原拓展，現今其蹤跡已遍及全國各地及海外他鄉。蜀地自古就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飲食傳統。

魯菜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齊魯大地，從魯西北平原向膠州灣推進，影響京津、華北和關外以及黃河上中游的部分地區，被稱為“北方菜”。

淮揚菜起源于揚州和淮安兩文化古城，揚淮地區自古繁華富庶，文人學者薈萃，經濟文化發達，同時烹飪高手輩出。在漢武帝統一閩越時期，江淮地區散居著四萬多閩越人，這就給淮揚菜增加了閩菜美味。在南宋時期，大量中原廚師自汴京遷至臨安(今杭州)，使淮揚菜在此時又吸收了不少北方菜的成份，至南北朝時，揚州作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樞紐，四方佳味薈萃，淮揚菜形成了品種多、技藝精、咸甜適中、南北皆宜的特點。粵菜起源于秦漢時期的南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是其根據地，影響整個嶺南與港澳以及京、滬等地，在海外也有較高知名度。嶺南兼有沿海海鮮、三角洲、河谷平原的禽畜和河鮮，又有山地的山珍野味和四季時鮮瓜蔬，因此形成其用料多而雜的特點［8］。

菜系風味是飲食文化的基礎，我國四大菜系各有自己的分布區域，菜系風味差異大，各菜系的特點均與其相應的區域環境條件和歷史發展有關。

人們享受飲食文化，是通過食物這個載體去實現的，我國四大菜系源遠流長，獨領風騷。但這種格局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間推移以及人文環境的變化，人們的飲食習慣、口味和飲食觀念也會發生變化，各種菜系也相互融合發展，由此中國的飲食文化也將隨之變動。3 地理環境對飲食文化產生的影響及原因分析 3.1 地理環境對食物原料文化的影響及原因

在我國以秦嶺——淮河為界，在其以北屬溫帶、暖溫帶氣候，降水較少，大多為半濕潤及半干旱地區，居民的糧食作物為小麥、谷子、高梁等旱作物，由此形成的風味食品以面制品為主。包子、饅頭、餃子、鍋貼等的制作都離不開面粉。秦嶺——淮河以南地區，氣候類型屬于熱帶、亞熱帶的濕潤氣候，降水非常豐沛，各地水網密布，因此水稻得到廣泛種植，風味食品就以米制成。常見的米粉、米糕、粽子、湯圓、年糕等都是米類制品。還有南方地區的粥和飯也是品種繁多。相鄰地域的地理環境相類似，所以其飲食文化差異相對較小；但若是兩地地理環境反差很大，其飲食文化也會出現巨大反差。如我國西藏高原毗鄰四川盆地，但地理氣候截然不同，以至于飲食文化形成了巨大反差。3.2 地理環境對飲食習慣的影響及原因

我國不同地域的飲食特點可以用“東辣西酸，南甜北咸”來大致概括。這既反映了人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受氣候和土壤的影響，同時也體現出食品調理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的重要手段。川、貴、湘由于氣候濕冷，居民嗜辣，因辣椒有祛寒除風濕的作用。而山西等黃土高原區域因含鈣過多，使居民嗜酸，酸有利于消除鈣在體內的沉積，常食酸可以克服各種結石病。在貴州省有許多民族喜歡酸食，這其實與長江中下游每年的梅雨以及貴州山地氣候所造成的“天無三日晴”有關系。我國“南甜北咸”這一說也與物產和氣候有關［9］。我國南方氣候溫熱，作物生長周期長，果品蔬菜供應豐富，供應時間長，所以吃菜量平均高于北方。由于在食物中加進的鹽量足以滿足人體需要，因而飲食口味淡些。而北方由于氣候寒冷，蔬菜少，菜相對鹽多，口味咸點。但兩者攝入鹽的總量差異不大。

此外由于南方產糖，加上氣候炎熱且時間長，人體皮膚多裸露在外，體表蒸發量較大，食糖有補充身體的水分代謝作用，因此南方居民常在食物中加糖。相對于南方而言，北方的蒸發量不大，因而無在食物中加糖的習慣。就季節變化來看，南嶺以南的粵、桂、瓊、閩、臺地區，春季要清熱冬季需補寒，民眾有冬進補春解熱的飲食習慣，為此藥膳的習慣在這里更易流行，早已是平常百姓家的家常菜。北方地區氣候四季分明，冬季室內暖和，由于土壤為微堿性土，土、水和食物多含鈣，容易滿足人們健康需要，藥膳只是病人需要，因而藥膳不如南方流行。

3.3 地理環境對食物加工文化的影響及原因

我國不同地域物產各異，加工工藝各有特點。我國傳統菜肴的烹調方法極為講究,常見的方法有蒸、煮、燒、燉、烤、烹、炒、炸、拌、扒、酥、燜等。我國飲食文化非常考究、烹調技術相當高超，中國飲食文化早已聞名世界。經過千百年的飲食技術不斷演進提高，飲食文化成為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物產種類相差很大,對食物的加工制作也顯現了不同的地域差異，南北各有特點。北方地區的居民加工谷物、小麥多用磨盤,使其去皮成面。同時在制作的過程中,注重制作花樣的講究。比如面的制作加工,歷來就有“一面百作”之說,蒸、煮、炸、煎、烙、燴等花樣百出。而北方的菜肴制作相對制法較單調,主要就是炒、涼拌為主。在南方地區，由于主食稻米,南方多用杵、臼對稻米進行去皮加工。在制作過程中,可以用多種制作工藝對同一食物做出多種風味,比如米粉可煮可炒，粑可炸可烙。南方地區在菜肴制作方面作法多樣, 有煮、腌、燉、炒、涼拌等等。在北方由于氣候寒冷,所以冷凍食品種類多、數量大,而且持續使用時間長,成為該區域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為適應多山、多水及四川盆地潮濕陰晦的氣候,川江上的船工和纖夫為了祛寒驅濕、也為了方便和節儉,在很早以前就發明了火鍋的烹調方法并一直延續至今,且廣為流傳。

3.4 其他因素對飲食文化的影響及原因 3.4.1佛教對飲食文化的影響及原因

不同地域的宗教信仰存在差異，而飲食習慣受宗教信仰的影響較大，主要表現在教義規定和宗教習俗方面［10］。比如佛教信眾禁止殺生，食物以吃齋。在我國，除藏族、蒙古族、和傣族的佛教徒不茹素外，其它民族的佛教都是茹素的。由于這種茹素的飲食風俗在我國流行較廣，大大推動了我國蔬菜、瓜果類的栽培以及豆類制品、面筋制品技術的發展，而且開創了我國飲食文化中凈素菜烹飪的一大流派。由于宗教教規約束的飲食禁忌，也使得一些分布在相同地域內的不同民族表現出不同的飲食文化、而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同一民族卻表現出相同的飲食文化特點。

3.4.2 政治對飲食文化的影響及原因

政治環境影響飲食文化是顯而易見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位者的個人喜好和施政方針，往往會左右民間食俗原料的采用。唐代時曾一度禁食鯉魚(因為鯉與李同音，觸犯了帝王的忌諱)。而元代當權者位塞外游牧民族，羊菜遍及全國。明代時興八仙桌宴客之風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常制約飲食文化興衰。經濟環境對飲食文化的影響是強有力的。有什么樣的物質生產基礎便會產生相應的膳食結構和肴饌風格。物質基礎的發展對飲食加工方式的影響是最大的，隨著加工工具的改進，食物的加工方式也會隨著變動。

結 論

中國的飲食文化豐富多彩，除了以上所述，還有諸如酒文化，茶文化等同樣由于地理環境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通過以上對我國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關系研究，可以得出：

一、“飲食文化”是一個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哲學的普泛概念，它的學術涵義是指在食物原料開發利用、食品制作和消費過程中的技術、科學、藝術，以及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傳統、思想和哲學，即由人們食生產和食生活的方式、過程、功能等結構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總和。

二、造成飲食文化地域差異的原因就是地理環境的差異。由于氣候、地形、地質等原因，從而形成了我國不同的飲食習慣。

三、地理環境是飲食文化的因，不同的飲食文化則是地理環境的體現。四，我國的飲食文化發展與當地地理環境相適應，體現了很好的地域特點，也說明了地域對飲食文化的影響。

五、由于課題的涉及的面很廣，對于這些文化的認識程度和注重程度不夠深，還有好多的細節和問題還需要去進一步研究和解決。所以，對于文化保護這塊來說，傳統的飲食文化還需要全國各地去繼承和發揚。

第四篇：香港對外貿易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香港對外貿易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國際貿易中心，其形成和發展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勢

首先，香港對外貿易基礎設施完善。香港地處中國南端，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亞太地區的佳通樞紐，也是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香港擁有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的維多利亞港，港口管理和港口設備齊全，采用現代化的集裝箱運輸方式，香港還是全球著名的航空中心，擁有發達的電訊基礎設施，移動電話服務用戶普及率和寬帶普及率高。香港鐵路與公路網完善，其次，香港的對外貿易政策和法律對其對外貿易產生很大的影響，香港實行自由港和自由貿易政策，是世界上最大最開放的自由港，外國船只可以自由進出，進出口貿易手續十分簡便，香港的稅率低，稅種少，除煙酒,高檔化妝品等少數商品征收很低的消費稅和進口稅外，絕大多數外國商品可以豁免關稅，且內外稅率一致。香港金融和投資自由，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金融市場完全開放，本地銀行與外資銀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港幣和外幣兌換十分自由。在投資上，香港對公司建立的標準低，限制少，外國公司與本地公司平等競爭。中國大陸的有力支持也是香港對外貿易持續發展支撐力，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為香港外貿發展提供了契機，中國為香港提供大量的原料、食品、淡水，也為其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此外，香港政府清廉，對外貿易管理體制健全，教育投資大，勞動力素質高、充滿活力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明細的產權制度等因素也是香港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

香港的對外貿易由出口，進口和轉口組成。進入八十年代后，香港的對外貿易呈現出由加工出口貿易一枝獨秀發展成為加工出口，轉口貿易，和異地加工貿易并舉的局面。香港工業原料和能源資源匱乏，進口以原料和燃料為主，進口來源主要來自中國內陸、美國、臺灣、日本、東南亞等地。出口以輕紡產品，電子機械為主，出口對象主要是中國內陸，美國，英國，德國等。轉口貿易是香港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市場的不斷開放，由于內地投資環境良好，生產要素價格低廉，利用自由港優勢，許多港商在內地投資建廠，大量的零配件和原材料由歐美經香港轉口到中國大陸，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再運回香港出口到歐美市場，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香港轉口貿易主要電子機械，通訊設備，服裝等，貿易對象主要是中國大陸，美國，日本，新加坡等。此外，香港離岸貿易不斷發展，香港上市的離岸公司不斷增多，由于離岸法區對離岸公司沒有任何稅收，只收取少量的管理費，且離岸法區與發達國家有很好的貿易關系，例如：根據離岸法區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獲得免稅待遇。如果該企業擁有一個海外離岸公司，由企業向離岸公司出口產品，再由離岸公司向美國出口，就可以避開關稅壁壘和出口配額限制。但是香港對外貿易也存在一個很大的弊端，香港的貿易依存度高，對外依賴性大

第五篇：貧困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相關研究述評

貧困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相關研究述評

經濟發展研究室 涂勤

提要: 論文通過回顧、梳理國內外貧困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研究,總結出目前學界對貧困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漸進層面上:一是關注貧困的地理空間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研究貧困與地理環境、資源各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總體上看,相關研究呈現出:個案研究和實證分析多于理論研究,國內相關研究遠遠滯后于國外研究,國內貧困理論研究滯后于反貧困實踐對理論的要求等特點。

關鍵詞: 貧困;地理環境;關系研究;述評

中圖分類號: F329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0103Jones和Sen(2006)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通過考察印度農村貧困的空間決定因素,發現當農業增長作為農村貧困的關鍵決定因素下降時,農業產量的增長率具有重大的空間依賴性。灌溉是農業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灌溉發展空間上的差異與農業生態狀況有關,而后者在印度不同州之間差異很大,因而減貧戰略的設計需要考慮到空間因素和運用空間方法。而Daimon(2001)運用計量經濟學評估,證實了空間貧困陷阱的存在———貧困在代際間持續。他通過研究印度尼西亞區域扶貧項目的教訓發現,那些糾正區域經濟不平等的干預政策在20 世紀90 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中表現得最為顯著。1994—1996年間實施的包含找工作的IDT項目表明,當地方群體的授權不充分時,項目的區域目標就無法達到政策預期目標。另一項對厄瓜多爾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那些旨在減少貧困的項目必須考慮到各區域的特點,否則就會存在目標偏差問題。

對中國的貧困人口空間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貧困人口的區域分布和集中特征方面。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多分布在農村,主要集中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而農村貧困人口分布又呈現出點(14.8萬個貧困村)、片(特殊貧困片區)、線(沿邊境貧困帶)并存的特征。從“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所確定的592個重點貧困縣分布來看,貧困縣分布態勢可概括為“一帶兩片”,一帶是指在我國中部與西部交界區存在一條從東北向西南延伸的貧困帶,范圍包括內蒙古高原東南緣、黃土高原、太行山區、秦巴山地、云貴高原喀斯特地區及橫斷山脈。兩片指位于我國東部與西部的貧困片,東部貧困區主要是處在該區域相對封閉的山地、丘陵、劣質土壤區,呈孤島狀分布,西部片主要指塔里木盆地西南邊緣,準噶爾盆地北面阿爾泰地區,柴達木盆地,西南邊緣黃河、長江河源地區及雅魯藏布江河谷北側部分地區。可以看出,中國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條件惡劣、地理位置偏遠、生態環境差、基礎設施薄弱以及少數民族聚居的中、西部地區 ,與國外貧困人口集中特征相類似,具有明顯的民族、階層群體和地區集中特性。目前中國貧困人口中有70%集中在國家592個重點扶貧縣中,76%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的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區、地方病高發區以及水庫庫區。這些地區,由于基礎設施嚴重缺乏,社會服務十分落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交通通訊手段落后、閉塞,遠離社會經濟活動中心,基本不具備人類生活和生產的條件,同時由于中國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非流動性特征,使這些地區的貧困問題日趨嚴重。

二、貧困與地理環境、資源要素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

Paul Ehrlich于1968年提出“人口爆炸”以警告由于人口激增而即將到來的災難,人類由于對狹隘經濟理性的追求將導致地球承載力的崩潰, Hardin(1968)對此做出了災難性的警告,即著名的“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olow增長模型為人口、制度、教育與貧困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了分析評價依據。Rupasingha和Goetz(2007)研究認為,空間因素與人口因素同其他傳統因素(社會資本、種族和收入不平等、地方政治競爭、聯邦津貼等)一樣,也是美國縣級貧困的重要決定因素。

隨著資源約束對于農業發展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針對土地退化、環境退化與農村貧困相互作用等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針對貧困與土地退化相關關系的研究中,有學者認為土地的細分化加速了土地的退化,從而產生了更多的貧困———窮人為生活所迫,會盡可能地從土地和環境中榨取更多的產出(掠奪式經營土地),同時缺乏可投入的資本來改善生產條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環境的退化;但是對非洲國家馬里的實證研究則得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富人和窮人在農業生產中采取的保護土壤質量措施的做法差異并不很大,造成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具有出口導向特征的棉花生產帶來的,因而是富人而不是窮人加速了土地的退化;還有研究通過考察農村貧困與土地退化之間的經濟聯系,指出國家政策影響農戶的經濟動機,促使他們選擇采取保護或退化土地的行為。學者在研究菲律賓農村貧困與環境退化的關系時,發現如果土地分配制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那些旨在提高農業產量增長率和針對貧困群體提供技術、組織和金融支持的發展項目將不會為貧窮農民帶來長期的經濟改善。同樣,在一個土地所有權不對稱的經濟環境中,那些旨在促進土地利用和保護措施的政策將不會對農業土地質量產生長期的改進作用。

針對貧困與環境退化相關關系的研究認為:由于貧困的社會邊緣地位,導致其進一步地被邊緣化到生態邊緣地區。Bull2ard(1990)認為由于污染工業和毒性廢物排放點經常位于有色窮人社區,而如果污染工業位于窮人社區或者如果窮人是那些被邊緣化到退化地區的人群,富人可能并不特別關注污染帶來的環境退化。事實上,由于窮人必須經常生活在被污染的環境中,他們會更加關心污染和退化問題 ,然而,根本問題是在通常情況下,這些群體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在真實的(相對于虛擬的)環境反饋中發揮作用。

學界在關注土地、環境退化與貧困相關關系研究的同時,也越來越重視人口與貧困及環境的關聯研究。20世紀70年代中期, Paul Ehrlich和John Holdren提出IPAT模型公式,用人口增長是如何導致環境退化和稀缺參數來檢測人口對環境的影響。人類對環境的影響(I)是人口數量(P)、人均消費品量(A)和每單位消費品所產生的污染產物(T)的函數,人口、富裕程度和污染三大因素都能導致人類對環境影響(I)的增加。然而對于IPAT模型的局限存在很多爭論,有學者認為模型有三個基本的缺陷:第一,人口增長是生殖力概念抽象的結果,而不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和地區的真實婦女的生育問題;第二,消費在奢侈品和基本生活品之間基本沒有做出區分;第三,貧困的結構問題,男性主導沒有得到挑戰。為了避免沖突,解決辦法傾向于使政策偏向最窮的人,那些世界人口中最脆弱的20%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群,鼓勵他們使用避孕技術,使得家庭計劃生育偏于更多控制婦女的生育和更多潛在的濫用貧困婦女的權利。

過去十多年對“環境—人口”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層面的人口動態變化及其與環境變化的關系,尤其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對撒哈拉以南的研究認為,人口作為中介因素,只是影響環境結果的諸多因子之一,農民可以通過農業集約化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更少的貧困來應對人口增長。但是Murton(1999)提出由于集約化導致的農業資源集約可能會使農業伴隨著社會的經濟異化和環境退化而退化;Gray等(2005)認為集約化已經導致了不同的環境結果。同時,一些研究開始關注人口變化與環境暴力,認為人口導致的資源稀缺可能是將來自然資源沖突的主要來源。

對中國貧困與環境、土地等因素的關系研究可以看出,中國貧困人口主要處于極為邊遠和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自身擁有的資產(土地)質量很差,加之社會保障體系缺失,導致窮人的抗風險能力嚴重不足,以及在溫飽線上徘徊的貧困人口自身綜合能力差,從而導致農村返貧數量不能有效地減少。現階段,窮人數量的增加與貧困標準沒有必然的關系,除了扶貧投入產出效果不好和貧困人口統計不準確兩個內在因素外,最大的外在因素是惡劣的自然條件。

三、結論與討論

近年來,隨著理論界對發展中國家反貧困的重視,從經濟發展戰略的不同角度對貧困發生的原因及消除貧困的途徑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和學派。我國對貧困問題的系統理論研究始于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反貧困實踐的成功經驗,相應地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上看,貧困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研究呈現出個案研究和實證分析多于理論研究、國內相關研究滯后于國外研究、國內貧困理論研究滯后于反貧困實踐理論要求的三大特征。通過對國內外理論和實證研究以及反貧困實踐的梳理,可以看出,盡管學界對貧困與地理環境約束關系的研究越來越多,但是國內鮮有系統研究并回答如下四方面的問題:第一,不同地域、不同程度的自然地理環境約束對于貧困的制約程度有多深? 第二,一個區域眾多自然環境條件中哪些條件具有更顯著的制約力? 第三,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和體制的作用能夠通過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緩解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約束? 第四,理論分析自然環境條件制約與實際反貧困實踐中的經驗有哪些共性和差異? 基于對國內外貧困與地理環境相關研究的回顧與梳理,我們認為從另一個視角——人文地理學的人地關系理論,重新審視貧困與自然地理環境條件、與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之間的關系,通過提出地理環境的貧困效應假設,以區域氣候、地理環境、水資源、土地、災害、交通等條件與貧困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可以求證貧困地區地理環境約束與貧困的相關關系以及不同地理環境條件對貧困的影響力、影響程度和頻度等問題,最終回答上面提出的四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