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農”問題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三農”問題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論文關鍵詞】“三農”問題；擴大內需；結構調整；城市化

【論文摘要】21世紀我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它的解決將是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利于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可加速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此外，它的解決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農業停滯、農民貧窮、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21世紀中國面臨的話多挑戰中，“三農”間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再次將“三農”問題列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三農”問題與我國各大主要宏觀經濟間題的關系，為最終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三農”問魔與擴大內需

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我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階段。因此，對低收人階層的農民來說，其收人增加，消費支出也會相應增加，收入增長的預期提高，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但是近幾年來，農村家庭純收人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年為9.00!0 ,1997年為4.6% ,1998年為

4.3%,1999年為3.8% , 2001)年為2.1% o(1996--1999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頁;2000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農民純收人增長緩慢導致購買力嚴重下降，并直接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提高農民收人已成為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前提。為此，必須多渠道、多途經提高農民收人，包括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減少農業人數雙管齊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繁榮小企業和小城鎮，擴大9億農民的就業空間和收人來源等等。

(二)農民負擔過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的支付能力，從而影響了其消費水平的提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民收人逐漸增加的同時，其負擔也與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現象十分突出，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行政機構改革，從治本上杜絕各種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農民的消費熱情，擴大農村需求。

(三)消費環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消費能力的實現。比如，農村基礎設施落后，阻礙了耐用消費品在農村的普及，從而影響了廣大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因此，國家要努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創造條件。一方面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農戶自我資金積累的投資機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通信條件，既可使農產品及時轉化為商品，增加農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業品能夠及時組織進來，解決農民賣難買難的問題。針對目前農村消費的熱點是家用電產品，應加快農村電網、電視轉播站等基礎設

施建設。

總之，農村消費市場是一個有著廣闊前景和巨大發展空間的市場，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是擴大內需的重點。而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換句話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

二“三農”問題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

(一)入世使解決“三農”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人世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從農業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和農民部分消費品支出的減少(由于部分進口消費品價格低于國內同類消費品價格)，相應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決貿易爭端。但同時也在農業經營和非農產業等方面給農民收人帶來挑戰。我國主要的農產品如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生產成本較國外高，因此價格偏高，造成農產品出口困難;同時，在質量方面由于過去缺乏產品國際標準意識，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同樣缺乏競爭力。根據WTO的有關協議，我國將在s年內取消所有的配額和數量限制。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也將削減到14.s%一巧%，而且對國外農產品的進口也不得使用非關稅措施。因此，農民期望像過去那樣通過農業經營增收將很困難。從非農業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國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回落，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人遞減。人世后，我國一些規模較小、設備落后、職工素質不高的鄉鎮企業將受到嚴重的沖擊，這些企業的兼并破產在所難免。而另一方面一些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面對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變得更困難。據有關專家預測，人世后中國農民將有966.2萬人失業，這必然形成新的就業壓力，給農民的就業增收帶來嚴重的影響。應對人世后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根本的途徑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

(二)解決“三農”問題與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基本著眼點在于優化品種、提高質量，從整體上提高農業的素質，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是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增多。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將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需要研究許多新的課題.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堅持所有制的多樣化，實行多種經營;(2)要堅持技術手段的多層次，不同技術層面的行業可吸納不同素質的勞動力;(3)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由此可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是農業的內部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也就說，現階段“三農”問題不過是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通過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實現。

在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根據統計資料，200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為15.9% ,第二產業為50.9%，第三產業為33.2%，而1991)年則分別為27.1%, 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過去十年間，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業和建筑業的份額正好有大體的增長，而第三產業卻基本維持在同一個水平，未見明顯的增長。再從就業結構上看，目前大體上是，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吸納就業人數為50%，第二產業為22.5%，第三產業為27.5%，而1991)年則分別為60.1%, 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不難看出，上述關于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數字存在著某種不相一致的問題。例如，第三產業產出比重沒有多少增加，但就業比重卻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可見第三產業對勞動力有很強的吸納能力。但目前我國第三產業比重仍然偏低。國際上達到平均發展水平的國家，無論在產出還是就業方面，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雖然就綜合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來看，我國已經達到國際平均發展水平，然而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離50%a仍有較太差距。可見，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魔與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我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我國的發展很不利。我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比如認為工業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等，無形中也成為我國城市化的侄桔。

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我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有關專家指出，我國人多地少，要讓大批農民轉到城市，使農民的比重由現在的70%降到30%的時候，“三農”問題才真正解決。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業化不可能單靠少數城市人來推動;另一方面，農業是個弱產業，面臨三大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產品賣難)、技術風險(農業技術投資回報率不穩定)，人世后，三大風險尤為嚴峻。因此，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走農村經濟工業化的道路，使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形成一體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農村工業企業一開始就抓住我國城市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和方面，立足于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較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其次，從長遠看，農村工業化是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工業發展的歷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比農業部門高，從而導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是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由貧變富的關鍵。而農村工業化正是提高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最佳選擇。再次，農村工業化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基礎。我們所說的農村工業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鎮日益工業化，這樣，可為鄉村城鎮化提供基礎和依托。歸根到底，農村工業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的素質低:二是資金缺乏。而農村工業化將可以解除這兩個制約因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

四、＂三農”問皿解決與西部大開發及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關系重大

(一)“三農”問題的解決與否還會牽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敗。西部大開發首先是西部廣大農村的大開發，而不能只是幾個城市的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應當把解決西部地區“三農”問題作為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之一。就廣西而言，作為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大省，更要重視“三農”問題，要繼續推進科技興桂、科技興農戰略。從區域發展看，一方面桂東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礎、發揮地緣優勢，保持較快增長勢頭，率先實現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推進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并對桂西北起良好輻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發展生態農業，開發特色農產品，增加農業科技含量，并可嘗試搞旅游農業。同時，桂西北還應重視人才引

進，培養、開發當地人力資源，從整體上提高農業人口素質，這也是解決我區“三農”問題的重要方略。

(二)解決“三農”問題對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有觀點認為，“三農”問題主要來自農業外部，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畢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民增收、減負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國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三農”問題是一個急需解決又需通盤考慮、審慎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無論對農業本身發展，還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論對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應對人世帶來的挑戰，還是對關系我國長遠發展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及西部大開發戰略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篇：淺談我國經濟發展與“三農”問題的關系

淺談我國經濟發展

與“三農”問題的關系 2011級市場開發與營銷1班Bocker20號

摘要：

21世紀我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它的解決將是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利于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可加速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此外，它的解決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三農”問題；擴大內需；結構調整；城市化農業停滯、農民貧窮、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21世紀中國面臨的話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再次將“三農”問題列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三農”問題與我國各大主要宏觀經濟間題的關系，為最終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三農”問題與擴大內需

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

我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

Bocker2-

在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根據統計資料，從就業結構上看，目前大體上是，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吸納就業人數為50%，第二產業為22.5%，第三產業為27.5%，而1991)年則分別為60.1%,21.4%,18.5%。這表明，在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

雖然就綜合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來看，我國已經達到國際平均發展水平，然而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離50%仍有較太差距。可見，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題與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

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我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我國的發展很不利。我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

(二)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我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

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有關專家指出，我國人多地少，要讓大批農民轉到城市，使農民的比重由現在的70%降到30%的時候，“三農”問題才真正解決。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

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Bocker4-

制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畢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民增收、減負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國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三農”問題是一個急需解決又需全盤考慮、審慎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無論對農業本身發展，還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論對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應對人世帶來的挑戰，還是對關系我國長遠發展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及西部大開發戰略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Bocker

第三篇：國稅宏觀稅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宏觀稅負是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它說明單位gdp負擔的稅收水平，它的大小反映稅收負擔的高低。一個地區宏觀稅負的高低，受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地區各產業稅負的大小；二是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稅收政策，各地區間相同產業的稅負差距不大，因此，各地區的產業結構便成為影響該地區宏觀稅負的主要因素。

一、“十五”以來北碚國稅收入及北碚經濟發展趨勢

（一）“十五”以來，北碚國稅收入發展狀況

“九五”期末的2000年，我區國稅收入規模首次突破2億元，達到2.22億元；2003年，突破3億元。在連續兩年突破3億后，2005年實現了稅收收入總額突破4億元的歷史性新跨越，收入總額達到4.77億元（含免抵調、車購稅、其他收入，以下同口徑），是2000年的兩倍。十五”期間，我區共組織國稅收入17.46億元，比“九五”期間增收7.67億元，年均增長16.59%。2006年，我區國稅收入總額突破5億元大關，達到5.73億元。

2001—2006年，我區國稅收收入年均增長速度為17.16%，增幅在主城九區中僅次于渝北區（28.52%）、大渡口區（24.31%）、巴南區（20.90%），列居第四位。“十五”以來，我區國稅收入發展速度，比主城九區年平均增長速度16.09%快1.07個百分點。我區國稅收入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屢創新高，經濟稅收基本協調增長，為我區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財力支撐。

（二）“十五”以來，北碚經濟發展狀況

“九五”期末的2000年，北碚地區生產總值為48.53億元，2001年為52.20億元，2002年為56.27億元，2003年為62.30億元，2004年為70.29億元，2005年為80.15億元，2006年為91.80億元。2001年—2006年北碚地區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1.21%。

“十五”以來，北碚國稅收入的年平均增幅快于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幅5.95個百分點，稅收收入的增長快于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十五”以來北碚國稅宏觀稅負分析

在“九五”期末的2000年為4.56%，“十五”期末的2005年則上升到了5.95%，提高了1.39個百分點，比主城九區的平均稅負5.74%高出0.22個百分點，在主城九區中列第四位，次于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大渡口區（12.50%）、南岸區（9.31%）和江北區（8.40%）。2006年，我區國稅的宏觀稅負達6.24%，比2005年提高0.29個百分點，比主城九區的平均稅負5.71%高出0.56個百分點，在主城九區中仍列第四位，低于大渡口區（11.79%）、南岸區（7.77%）和江北區（8.37%）。

（四）“十五”以來北碚國稅稅收彈性分析

稅收彈性等于稅收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當稅收收入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稅收收入慢于經濟增長，稅收彈性小于1；稅收收入增長率等于經濟增長率，稅收與經濟保持同步增長，稅收彈性等于1；稅收收入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稅收超經濟增長，稅收彈性大于1。

2001年，北碚國稅彈性系數為1.13，2002年為1.79，2003年為2.95，2004年為0.61，2005年為1.61，2006年為1.39，6年來平均彈性系數為1.53（在主城九區中，只有大渡口區和巴南區6年平均稅收彈性大于1，分別為2.0和1.31）。從以上可以看出，北碚國稅6年來，除了2004年稅收增長慢于經濟增長，其余5年均高于經濟增長。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因為稅收收入不會長期保持超經濟增長。

二、“十五”期間經濟增長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分析

（一）經濟增長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分析

從2001年—2005年，因經濟增長的影響，稅收收入比上年增加額自2003年以來基本都在3000萬元以上，特別是2005年達到5000萬元以上。因經濟增長因素使稅收收入增加的份額除2003年低于50%以外，其余各年均高于50%，2001年達88.98%。從稅收收入的影響因素看，由于經濟運行呈穩定增長的態勢，經濟增長因素一直保持對稅收收入的正面影響，這與經濟決定稅收的前提是相吻合的。

（二）宏觀稅負因素對稅收收入影響分析

由于宏觀稅負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它既包括政策變量，也包括隨機變量。除2004年因宏觀稅負的影響，使稅收收入減少1599萬元，其余年份均是正影響。2003年宏觀稅負對稅收收入影響的所占比重最高，達59.71%，成為影響稅收收入的第一位因素。由于宏觀稅負因素是多種因素的集中反映，且歷年情況又不同，因此分析起來情況各異，但宏觀稅負因素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占整個稅收收入增加額的比重越低，說明宏觀稅負越穩定。

三、對全區國稅收入與經濟可持續發展關系的

第四篇：“三農”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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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作者：廖茜

來源：《新農村》2012年第04期

摘 要：21世紀我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它的解決將是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利于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可加速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此外，它的解決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三農”問題 擴大內需 結構調整 城市化

農業停滯、農民貧窮、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21世紀中國面臨的話多挑戰中，“三農”間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再次將“三農”問題列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三農”問題與我國各大主要宏觀經濟間題的關系，為最終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在國內需求的組成中，農村市場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可以這樣說，農村市場一旦崛起，我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紀元。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長。而現實情況是，不僅像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農民渴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兩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吃飯沒有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能夠保證，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口基數太大，而且還在增加。隨著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其次，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國，如果沒有2/3以上的農村人口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轉中國經濟要想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是要切實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供給。

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農民就業。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做足種植業結構調整、耕地精耕細作的文章，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把壯大縣城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無論對農業本身發展，還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論對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應對人世帶來的挑戰，還是對關系我國長遠發展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及西部大開發戰略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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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近年來“三農”問題研究

近年來“三農”問題研究

摘要：關心農民、支持農業、發展農村，不僅是現實問題，也是戰略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目前，關于“三農”問題理論界爭論最為激烈的焦點問題有三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什么；“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研究現狀表明，理論界在這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上還未達成共識。

關鍵詞：“三農”問題；根源；出路

“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益突出，理論界和決策層逐步認識到它的嚴重性。近年來圍繞“三農”問題，理論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有效的解決措施。近年來，“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三農”問題的實質到底是什么，理論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鐘甫寧認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務農收入得到保障，農民才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動機，農產品的供應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政府如果沒有能力對農業生產進行補貼，那么，農業勞動力的份額就必須下降到大體上與GDP相應的水平，才能保證務農可以得到與從事其他行業大體相當的收入，保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1]辛德樹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失業問題。他指出：城鄉差距過大，農民收入太低是“三農”問題的突出表現，長期以來對農民的歧視性制度安排是產生“三農”問題的根源，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打破這種觀念，努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也就是解決非農就業問題，把農民的就業和城市居民的就業放到同等的高度，納入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局中。[2]

田建文，任慶國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地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他們指出：農業地域系統的各子系統及組成要素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三農”問題，表面上看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實際上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它還包括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土地、礦產、水資源日益匱乏，人均占有減少，利用率低等問題。這些問題聯結在一起即農村地域系統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3]譚安華，吳仲斌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三農”問題的本質是“效率”和“公平”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看，它的本質是有效供給不足。從分配的角度看，它的本質是公平問題即分配不合理。[4] “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 對于“三農”產生問題成因，理論界和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1 二元結構說

馬寶成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三農”問題的體制原因，這是學術界基本一致的觀點。這一政治治理結構主要表現為國家在戶籍身份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實行的城鄉分離的政策。半個多世紀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在國家治理中始終處于一種不可動搖的地位，它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造成城鄉稅負極端不公，成為農民負擔久減不輕的體制根源。[5]

1.2 城鄉統籌發展說

田順成認為，沒有很好地城鄉統籌、科學發展是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科學利用土地資源，導致農民耕地占有量快速減少；沒有科學實施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導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沒有科學實施城鄉社會協調發展，導致農村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嚴重滯后；沒有科學安排資源要素合理流向，致使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難，財富占有量減少；沒有科學實施城鄉收入分配制度，致使農民與居民收入比例不斷拉大。[6]

1.3 基本國情說

溫鐵軍指出，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有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制度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他認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已減少到約1.2畝，無法實現規模經營。而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又將農民長期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延緩了城鎮化過程。[7]吳敬璉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農村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人均占有資源、首先是土地資源的數量過少，因而土地報酬遞減的趨勢十分明顯，生產率提高緩慢而成本卻迅速增加。[8]

1.4 政府作用空間說

曹榮慶，索紅認為，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原因在于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間。在我國農民的經濟活動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一直在發揮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靈的諸多領域，但是政府并沒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能。我國政府還把農民能夠自發地利用的市場空間人為地縮小，由此形成了相對于農民來說的政府 作用的負向空間，這些都造成了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

[9]1.5 認識偏差說

林光彬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在社會等級制度的影響下，一切按等級劃分。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農民一般處在社會等級制度的最低層，處于相對被歧視的地位；農村處于以城市為中心的邊緣地區，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農業則在現代產業發展中處于外圍地位，往往是現代工業發展的犧牲品。[10]李小群認為，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國民待遇和公共權利的不平等。由于我們長期以來實行了區別性的政策，在資源配置和使用上，在教育、衛生、文化、科技和社會公共福利待遇等諸多方面，使農民與其他階層處于不平等地位。這是形成“三 農”問題的根本原因。[11] 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思路

2.1 統籌城鄉發展論

郭江平認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是“三農”問題的集中反映，這主要是由于向工業傾斜、向城市傾斜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得到及時調整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改革農村產權制度、土地征用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教育管理體制、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等。

2.2 城市化推動論

劉愛梅，秦學京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國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化可以有效地減少農民數量，使多數農民不再為農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城市化和工業化能使人們聚集到二三產業，產生聚合效應，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2.3 市場化帶動論

王玨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推進市場化改革，同時，改革和創新農村的各項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他指出，農村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在于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使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要把城市工商業特別是農村鄉鎮企業方面的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引導到農村，支持和拉動農村的發展，這種“就地發展”、“坐地引資”的模式可以和“農民進城”的模式互補推進。

2.4 結構調整論

馬寶成認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主要表現在： 第一，建立平等的現代教育制度，真正給予農民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第二，建立公平的現代就業制度，給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第三，建立現代公共服務制度，使農民能夠擁有大體平等的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權利。第四，在社會保障問題上，應該逐步打破傳統的城鄉分離的社會保障制度，構建城鄉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第五，取消農業稅制，統一城鄉稅負，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制度。第六，改革戶籍身份制度，給農民以真正的國民待遇，使農民享有憲法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應有的權利與發展機會。解決三農問題的現有體制政策

3.1 立足于為農工減負，構建農工增收的長效機制。

當前，影響農工隊伍穩定的主要因素在于農工增投不增收，增產不增收，農工從事農業勞動獲取的比較利益較低。農工獲取較低收益的原因主要并不完全在于農工勞動的生產績效低，而是由于大量的社會成本和負擔，侵蝕了生產利潤。這可從張為棟、謝江樺的研究兵團主要農作物的單產水平長期遠高于自治區和全

[12]國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解釋。構建農工增收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尤其是要大力發展基于兵團特色農業資源基礎上的農業產業化；構建公共財政，以制度化的方式來減輕農工承擔的企業辦社會的社會成本和負擔；加強兵地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往來，擴大經濟交流半徑，實現資源的合理流動，優化資源配置；加大中央和地方改善兵團農業生產環境和條件投入力度，降低兵團農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瓶頸和交通、交換等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和交易效率，實現農工增收。

3.2 推進農業體制改革

加快推進農墾團場的體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穩定農工發展預期。長期的軍事化管理和計劃經濟的運行使農墾團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呈現出改革步伐緩慢和對市場經濟的種種不適應，構成了兵團農墾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許多基層干部仍然習慣于軍事化的指揮和管理，不善于掌握新的管理理念和運用新的管理手段進行宏觀控制和生產管理，成為兵團農墾團場經濟效益難以提高的長期制約因素。鑒于農墾團場的經濟負擔，許多團場不主動為職工全面參保、投保，農工則因經濟效益不好、投保費用太高放棄投保，嚴重影響 農工對農墾事業和諧發展的預期，行為短期化、盜賣農產品，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監督成本。因此，必須要加快農場體制改革步伐，構建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管理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提高管理水平，做到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和 文化留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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