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反腐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反腐問題研究

腐敗問題是目前全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社會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戰。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正確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是科學判斷、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制定一系列正確的反腐敗斗爭的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領導反腐敗工作不斷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判斷，全面把握并適時提出每個階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務和工作目標，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行動。在當前新的時代環境和時代背景下，總結和概述當前反腐敗工作的總體形勢，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合理的對策建議，對更好的開展當前的反腐敗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當前腐敗現象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體化、高管化、巨額化、期權化、潛規則化、國際化和新型化。反腐敗必須擴大黨內民主和發展人民民主，保證黨內決策的民主化，發揮人民代表的職能；加強選人用人制度建設，建立初始提名權制度、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考任分離制度等；強化反腐倡廉教育，大力推進廉政文化建設； 堅定不移地推進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建設，完善干部考核與監督制度等。

一、當前反腐敗工作總體形勢 當前反腐敗的形勢總體上是積極向上的，成績是主要的，其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反腐敗制度建設不斷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敗制度建設得到不斷加強和完善，探索出了一個比較有效的反腐敗制度體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踐發展已經證明這些制度體系總體上是積極有效的；二是反腐敗工作的力度在不斷加強，反腐敗的社會氛圍和政治氛圍日益良好，反腐敗工作的阻力越來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條不紊循序漸進地開展。三是反腐敗的第三方監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監督（媒體、群眾等）的環境日益改善，特別是媒體監督作用越來越彰顯，群眾監督意識不斷加強，監督的體制、機制和相關平臺得到了不斷完善。四是黨員干部的反腐敗意識大為加強，責任意識提高，同時官員腐敗的僥幸逃脫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敗，腐敗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斷加強，有效的彰顯了近年來預防腐敗工作的成效。五是黨內民主得到加強，黨員干部的群眾意識，責任意識得到提高，腐敗的土壤在減少。這一方面是黨的建設自身環境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體現。

我們在看到反腐成績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到當前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從總體上來說，當前腐敗還處在高發期，還處在易發、多發、高發的態勢上。2008 年，國家檢查機關對貪污腐敗的立案件數為 1.7 萬件，2010 年為 2.7 萬件。當前的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存在的問題依然比較多。，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第一，腐敗犯罪的人數越來越多。近年來，國家相關檢查機關查處的貪污賄賂人數呈現上升趨勢，從十三大以來的貪污腐敗人數來看，其呈現兩個特征，一是腐敗人數長期處于高位，不論是哪個時期，二是 2008 年以來腐敗人數呈現上升趨勢。第二，腐敗犯罪的職務越來越高。腐敗的職務越來越高。十三大以來因腐敗被查處的縣處級干部、廳局級干部、省部級干部人數越來越多，縣處級干部和廳局級干部因腐敗獲罪的人數呈現“規律性”增長、省部級高官因腐敗獲罪則呈現“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趨勢。第三，從犯罪的涉案金額上來說，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巨貪”不斷呈現。動輒幾千萬，過億的“層出不窮”，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第四，年輕貪官越來越多。以前呈現的“59 歲現象”，現在呈現比較多的還有“45 歲現象”，35 歲現象”等，黨員干部的腐化墮落呈現年輕化發展。第五，集體腐敗，觸目驚心。隨著近年來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串案、窩案，團體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貪污，就能牽出一串人。第六，賣官鬻爵，明目張膽。近年來反腐敗過程中發現，部分地方的領導干部簡直成了“官帽批發商”，近幾年來中國接連爆出多起“賣官書記”案，例如，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書記周光全、湖南省株洲縣委書記龍國華、安徽省阜陽市賣官窩案等等，這些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利用手中權力，將‘烏紗帽’當成了換取金錢的商品，大肆斂財均高達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之巨。如湖南省株洲縣委書記龍國華在離任前突擊提拔了 100多名干部，被當地百姓封為‘賣官書記’”。第七，貪官外逃，防不勝防。2010 年 1 月 8 日，中央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在中央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通氣會上透露，近三十年來中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 4 000 人，攜走資金約 500 多億美元，算起來平均約 1 億元人民幣。第八，腐敗遍地開花，各領域層出不窮。以前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高校、醫院等領域的腐敗不斷呈現。第九，各種“軟腐敗”橫行，諸如黨員干部超標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問題（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二是政府浪費現象嚴重，重復建設問題。三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各種不作為、亂作為現象滋養腐敗。四是亂占、亂用、超標、超規格住房等。第十，基層腐敗：腐敗從高層逐漸轉移到基層，其中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鎮一級成為腐敗的高發區域。

二、探尋腐敗產生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

腐敗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近現代有腐敗，古代也有腐敗，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腐敗亦隨之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腐敗一直根植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各個階段，而作為人類階級社會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避免也會有腐敗存在，這是歷史的必然。

（二）政治原因

1.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總體水平不高，由于我國目前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民主與法制基礎比較薄弱，因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總體水平不高。突出表現在選舉制度的不完善上，干部的任免、升降決定權不在選民而在上面，因此導致只對上面負責、不對下面負責的諸多腐敗現象。

2.政務公開和權力運行透明度不夠。推進陽光政務，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的有效手段。由于傳統觀念和認為因素的影響，以前我國的政府信息一直處于封閉或半封閉狀態，而一些政府官員就是利用其掌握信息資源的權力進行暗香操作，濫用職權，為個人和某些小團體謀取私利，從而滋生腐敗。而今有些地方或單位的政務的瞞天過海的“半公開”、遮遮掩掩的“假公開”，甚至是千遮百藏的“不公開”，乃至被群眾諷之為云遮霧罩的“政霧”。

（三）經濟原因

首先由于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還比較多，特別是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樣就使政府成了各種利益集團競相“尋租”的獵物。其次，政企關系未理順，政府依然牢牢掌握著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權，為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雙方的腐敗提供了機會。再次，產權體制改革的滯后使國有資產成了“唐僧肉”，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偷獵下大量流失。有專家估算，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量約在500億元，到了90年代，每年的直接流失達到了800億元至1000億元，如果加上土地設備閑置、壞賬、偷稅和漏稅，以及決策失誤等造成的國有資產浪費和流失，這個數字則更加龐大。最后，分配不公使社會收入差距拉大，也刺激了一些公職人員不擇手段攫取金錢的欲望。國家公職人員也因為所處的部門和職位不同，手中握有的權力資源不一樣，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主要是掌握權力資源的部門和公職人員除了正常收入外，還有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四）制度原因

1.法律制度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當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至“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經濟飛躍發展，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在“文革”的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來，已從法制時代向法治時代跨越發展。但無法否認的是，在反腐敗與廉政法制建設上，還有諸多的問題，雖然《公務員法》、《刑法》等基本法和一些黨內制度中有關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國家基本法。再者，從這些年被懲治的貪腐官員看，貪腐的數額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根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個人貪污、受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且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但被判處死刑的貪腐官員并不多，很多是被判處“死緩”，似乎死緩成了貪腐官員的“免死牌”。而被判處死緩的貪腐官員，經過“死緩改無期，無期改有期，有期又減刑，甚至保外就醫”等一系列程序，最終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年的牢獄生活而重獲自由。低廉的腐敗成本，一些腐敗分子不懼怕刑罰而敢于挑戰刑法去實施腐敗勾當。2.權力配置體系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是憲法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權，但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權沒有真正到位。雖然每年的各級人大會議上，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向同級人大工作報告，接受同級人大監督，但在閉會期間，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缺乏有效的日常監督。其他監督機關要么因受同級黨組織或政府的領導而使監督大打折扣，要么因監督是系統內的而無法對最需要監督的人是想監督，要么因監督機關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威不同、工作程序不一而出現處理意見不協調、扯皮、錯位等現象。

3.分配制度。現在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成為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社會分配不公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對社會的付出和得到的回報嚴重不成正比的現象。前不久，各大門戶網站都在報道一則消息：“中國行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躍居世界之首。”我國改革開放的初衷是“允許一部人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種設想無疑是美好的，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具體執行上的錯誤，法律調整的失職，這一號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孕育了貪腐的溫床，被一部分人作為巧取豪奪的保護傘。

三、加強和改進當前反腐敗工作的對策建議

首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堅決把腐敗特別是消極腐敗的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遏制住。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只有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充分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紀律的手段，多管齊下，才能實現黨確定的反腐敗目標。當前反腐敗一是必須要加大懲處力度，對嚴重違紀，頂風違紀，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堅決懲處，打擊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要發動群眾積極參與反腐敗斗爭，形成強大的社會氛圍，使反腐敗斗爭保持整體推進的良好態勢。二是要積極發動和依靠群眾，對發生在群眾身邊，直接侵害群眾利益、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和行業不正之風，認真治理，剎風正紀，取得成效。三是要切實加強治本力度，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能得到及時改正或糾正，避免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也就是說，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一條基本規律，要求在反腐敗斗爭中必須有針對性的解決一些源頭性的問題。如要進一步加強廉政制度建設和法規建設，有針對性地建立黨風廉政規章制度，約束黨員干部行為，加強立法建設，建立健全各種法律，以法治之威嚴懲貪贓枉法、執法犯法，防止權力濫用，確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再比如要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權力只有在受到強有力監督的情況下才能得以正確行使，權力如果失去監督就會被濫用，導致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當前監督的重點應是黨員領導干部，監督的關鍵是建立嚴格的、規范的權力約束機制。其次，結合新的反腐敗工作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反腐。一是要加強領導干部的三意識教育，要加大領導干部的憂患意識、公仆意識、節儉意識的教育，要使其認識到責任。二是要狠抓落實、善抓落實。當前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已經比較完善了，反腐敗不缺制度，缺乏的是落實。要把制度落到實處，狠抓落實、善抓落實，落實反腐敗工作需要魄力，毅力、膽識和藝術。三是要擴大第三方監督。媒體、群眾對官員腐敗的監督，其作用日益明顯，是根本之策，要積極擴大第三方監督，營造第三方監督的體制，機制和相關監督的平臺。四是要走群眾路線。領導干部多下基層，多實地調查少出國考察（旅游）。重慶市政府最近推廣的“三進三同”就很有參考意義（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深入到農村一線、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同吃、同住、同勞動，吃住在農民家中）。五是要加大黨內關懷的力度。正確認識領導干部：領導干部也是普通人，監督的同時要愛護，批評的目的是團結。正確認識黨員：黨員也是群眾，黨員主體性問題要加強，黨員的權力要落實到位。

第二篇：當前我國反腐

形勢與政策論文

題

目：當前我國反腐

姓 名：

班 級： 0831104 學 號： 20118學 期： 2014學年

當前我國反腐

摘要

當前我國腐敗呈現以下特點：高官腐敗案件增多，涉案資金愈發巨大，腐敗干部的抱團性，裸官現象依然嚴峻，腐敗手法的慣用性。反腐任重而道遠，我們可以采取加強反腐機制建設的思考維度，加快建立完善科學的權力運行機制，利用網絡工具鑄造反腐新利器，來進行反腐。

關鍵詞

中國反腐

特點

解決方法

反腐倡廉建設始終是社會關注的熱點，我們黨十分重視反腐倡廉建設，已經把它作為黨建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無疑是黨從建國以來進行反腐工作取得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年，反腐力度空前強大，“蒼蠅”、“老虎”一起打。反腐工作必是我黨今后一項長期執行的艱巨任務，反腐倡廉建設既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中的一項基本建設，又是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一項關鍵工程。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當前中國腐敗的幾個特點，在眾多腐敗案件的總結中，腐敗形式五花八門。無論是怎么樣的腐敗花式，都有其共同的地方，以下不完全地歸納出幾個特點： 高官腐敗案件增多

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紀委、監察部等部門紛紛發力，查處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委副書記蔣潔敏，貴州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劉方仁，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國家能源局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劉鐵男，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長倪發科，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等省部級高官。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全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有17人；2010年落馬、宣判的省部級高官15人；2011年落馬、宣判7名省部級高官；2012年查處了劉志軍、王立軍、黃勝、田學仁等5位高官；十八大后，蔣潔敏、李春城等19名高官相繼落馬。

涉案資金愈發巨大

2010年，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正科級負責人羅亞平利用職務之便涉嫌貪污、受賄，涉案金額共計6000余萬元，并在單位私設小金庫，掌控贓款多達1.45億元一案宣判；2001至2004年，前蘇州市副市長姜人杰利用職務為他人謀利，涉案金額約合計人民幣1，867億元；原溫州市副市長楊秀珠涉案金額高達2.5億人民幣；東莞市委原副秘書長吳湛輝被控受賄，涉案數額約1.7億元；2012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最近開庭審理北京市順義區李橋鎮原黨委書記李丙春，共貪污公款3887萬余元，挪用公款約1.6億元，網絡媒體還有報道“涉案金額”再創新高之說，不管是位居高位的高級干部，還是基層的工作人員，涉案金額之巨令人咋舌。上面的例子只是諸多案件中的幾個例子而已

腐敗干部的抱團性

在一些腐敗案件某個點暴漏后，常常引發所在地區官場的“大面積塌方”。一方面腐敗分子相信“利益均沾，法不責眾”，另一方面，由于當前制度固有存在的缺陷，給腐敗分子提供了機會。因而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即“窩案”、“串案”。概括為組織性、整體性和公共性，主要表現為涉案人員眾多；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三是在經濟上互相利用，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公然與中央精神背道而行。2000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審公開審判，14人被判處死刑，其中有4名是廳級干部，有1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廳級干部，其余58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001年，“慕馬腐敗大案”重要涉案人員已達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六十二人被移送司法機關；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敗窩案：市委書記、市紀委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市國土礦管局黨組書記及20多名民營企業家相繼被查，該案波及當地黨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社保局局長、寶山區區長、國企董事長等政界、商界幾十人；2010年，以原吉林省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劉忠吉為首的吉林交建集團11人集體腐敗案。集體腐敗比個人腐敗具有更大的破壞性，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腐蝕更多的黨政官員，更重要的是會產生更嚴重的政治腐蝕性。

裸官現象依然嚴峻

有些腐敗分子利用資本跨地域、跨行業、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與地區外、行業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結，把“交易”贓款贓物滯存境外。一旦有什么風聲或是涉案人員落網即隨時出逃。隨著“裸體官員”問題浮出水面，貪腐行為敗露后立即逃往國外的腐敗謀略逐漸被人們認識與抵制，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國考察機會滯留不歸的情況亦更是暴露出貪官風險意識的增長，加拿大更是成為裸官前往的天堂。從1996年到2000年，大陸共有約200萬公民移居歐盟15國，歐盟官員：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陸赴歐移民中，官員本人的移民比率約2%。當然，這只是在歐洲而已，那被裸官稱之為天堂的加拿大會不會比這里的人數更多呢？同時，這還是十年前的數據。裸官具體數目當然不是很容易獲取，但是從媒體報道度和社會輿論關注來分析，裸官現象依然是社會中存在的一個亟需解決的毒瘤，當然，目前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來遏止這一問題的惡化。

腐敗手法的慣用性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支出式腐敗、審批式腐敗和賣官鬻爵式腐敗是官員慣用的三個伎倆，無獨有偶，法國社會出現的歷史如今在中國重演。支出式腐敗就是官員透過搞基礎建設，包括修建道路、港口等等進行腐敗，因為這是最容易腐敗的方法。劉志軍在任8年，總投資金額3萬億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鐵。丁書苗這個中間人穿針引線找了23大國企、大央企搞到了五十幾個鐵軌項目，其從中抽取回扣；審批式腐敗三大業務是最容易腐敗的，審批制度在中國是相當嚴格的，許多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腐敗，為自己牟取利益。賣官鬻爵式腐敗通過手中的權力去掌控下級官員的升遷之路，以獲得利益。

加強反腐機制建設的思考維度

十八大后，我們黨領導的反腐敗工作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果，但反腐敗任務還相當繁重。要充分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與艱巨性，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要堅定反腐敗斗爭取得最后勝利的信心，不斷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加快建立完善科學的權力運行機制

近年來，我黨極為重視權力相互制衡體系建設對維護權力科學合理運行的經濟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關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根本之策。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政廉潔，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前黨政機關權力運行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權力運行缺乏清晰、嚴密的程序性規定；有的雖然規定了權力運行程序，卻不遵守程序，或者隨意減免程序、改變程序，甚至權力運行不透明，制造腐敗機會。要消除這種現象，就要嚴格規范黨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使權力運行的決策、執行、監督等環節在時間和功能上相互銜接、環環相扣。建立科學的權力運行機制，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長期的、艱巨的過程。要認真總結反腐敗斗爭的經驗，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能夠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利用網絡工具鑄造反腐新利器

網絡作為信息交流平臺所具備的廉價性、公開性、快捷性、便利性、互動性、隱秘性、追蹤性等優勢。隨著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貫徹實施，網絡在實現民主法治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反腐的重要武器。網絡反腐可分為官方網絡反腐和民間網絡反腐，這兩種網絡反腐只是在形式和操作程序有區別，但發揮的作用是一致的。目前，網絡反腐已日益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反腐的一種重要手段，國內外網絡反腐逐漸由個人行為轉向集體行動，并呈現官方與民間的互動局面；掌握網絡反腐特點，積極引導與加強網絡反腐；加大政府網站的透明度；加快網絡反腐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設；完善網絡反腐立法；加強對網絡從業人員和網民的責任意識、自律意識和道德觀教育，必須積極肯定和引導加強網絡反腐。

對黨內存在的問題，決不能視而不見，諱疾忌醫，而應該堅決糾偏補弊，激濁揚清，認真加以解決。要堅定反腐敗必勝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準備打好一場長期的反腐戰，以扎實的反腐敗工作成績，取信于人民，助推中國夢的早日實現

第三篇：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反腐力度

反腐倡廉一直是大家關心的熱點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總書記為首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論述。如何看待當前的反腐形勢？我認為還要辯證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消極腐敗現象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黨反對腐敗的態度是旗幟鮮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顯的，這個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的主流始終是好的，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加大了反腐敗斗爭的力度，我們反腐敗的教育、監督、制度、改革、糾風、懲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顯成效。應該說，經過這些年的反腐敗斗爭，我們首先是反腐倡廉的戰略方針逐步成型了，就是我們強調的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這樣一個戰略方針。另外就是我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我們反腐倡廉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在不斷提高。一些領域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遏制，這些我覺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同時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當前我國還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夠完善，滋生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在短期內還難以消除，這就導致腐敗現象在一些部門和領域仍然易發、多發。一些腐敗案件，特別是高中級干部的腐敗案件，影響非常惡劣。還有就是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還有奢侈浪費、揮霍奢侈等問題，人民群眾對這些問題還是非常不滿意。對我們黨解決這些問題充滿了期待。

所以，我覺得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關鍵還是在于總書記所講的“常”、“長”二字，一個是經常的常，反腐敗要經常抓，一個是長期的長，就是反腐敗必須長期抓。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實現我們“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這“兩個一百年”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的時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時候，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這“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又是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在我們中國開展反腐敗斗爭，有很多我們自己獨特的優勢。比如說，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最根本的制度和政治保證。再比如說，我們是把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對待。在2005年的時候，黨中央頒布了懲防體系的實施綱要，2008年的時候又頒布了懲防體系的五年工作規劃。大家知道，我們經濟社會發展，我們國家有五年規劃，我們反腐敗同樣有五年規劃，這說明我們是把這項工作在有序地、穩步地、扎實地向前推進，這也是我們的優勢。再有就是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來形成的物質基礎、法律體系、文化氛圍，還有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逐步形成，這些都是我們戰勝腐敗的有利條件。

另外，我們經過長期的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反腐倡廉道路。包括我們反腐敗的指導思想、方針、工作格局、領導體制、工作機制，還有基本的制度框架，這些都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這是我們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我們黨的十八大報告所強調的，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我們奪取反腐敗斗爭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所以，我想，只要我們把我們中國的這些特色和優勢發揮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我們就一定能夠不斷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最終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設廉潔政治的奮斗目標，從而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你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的反腐力度

2013年，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更加堅毅的決心和勇氣，全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從過去來看，曾有人統計過，平均每年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時間內，落馬的省部級官員數量之多、頻率之高，確實比較少見。”長期研究反腐課題的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說，近三十年來，從省部級高官被查處的密度和速度來看，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的反腐力度可以說是最大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基礎特別是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方式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給我國經濟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從分配制度的變化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但在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公務員的收入比較低。一些公務員對收入低和不同部門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現象不滿意，因此產生心理失衡，這也是誘發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按照我們黨提出的目標，我國要在短短四十年時間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今也才過去二十來年，而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一般都經歷了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從不少國家的發展進程看，當一個國家處在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快速增長的變革階段，往往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雖然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有本質區別，但由于經濟體制轉換的時間短、進程快，體制機制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這也是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原因之一。

有些地區和部門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區和部門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沒有落到實處，對管轄范圍內反腐敗任務的落實情況沒有認真監督檢查。有些領導干部不以身作則，甚至帶壞一個地區或部門的風氣，引發許多腐敗問題。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怕得罪人，執紀執法偏寬偏軟。從我們紀委特別是中央紀委的工作來講，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敗斗爭的特點和規律研究不夠，及時向中央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對策不多；對各地區、各部門落實中央關于反腐敗決策和部署的情況主動監督檢查不夠，監督渠道不夠暢通，監督效果也不夠好。由于以上原因，黨政齊抓共管反腐敗的局面在有些地區和部門還沒有形成，以致一些經過主觀努力能夠抑制的腐敗現象沒有得到有效抑制。

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提高，各級黨組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不斷強化，全黨動手一起抓、群眾積極參與的局面不斷發展，黨風政風建設帶動民風社風好轉有了實質性進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讓人民群眾信服的新成效，開創了令人振奮的新局面。

面對當前腐敗易發多發的現象，黨中央的認識是清醒的，反腐敗的態度是堅決的，采取的措施是得力的。如果這些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不是按照中央的路數開展反腐敗斗爭，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程度將比現在要嚴重得多，也決不可能有當前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局面。如果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能堅決按照中央的部署不斷加大斗爭力度，措施更得力一些，工作更扎實一些，一些腐敗現象也不至于像現在這樣嚴重。我們要正確認識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既要看到斗爭的復雜性、長期性，深刻理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是一個需要長期認真嚴肅對待的問題，不能期望采取幾次大的行動就能徹底解決；又要充分認識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尖銳性，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越是處在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時期，我們越應該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堅定不移地落實黨中央的決策和部署。只要全黨堅決按照中央要求，切實加大斗爭力度，就一定能夠把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遏制住，進而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把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

文本預覽：

你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反腐力度

腐敗既是一個歷史問題,又是一個現實問題, 我國正處于改革開 放和社會的轉型階段，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正 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市場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民主 法制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但適應新體制要求的具體法規制度尚不完 善，在這期間，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敗問題已屢見不鮮。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 “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 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 作為世界上腐敗比較嚴重的國 家之一，官員的腐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不僅在我國造成了嚴 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對執政黨的地位也構成嚴重挑戰。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新舊體制轉換，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腐敗現 象在中國呈現出不斷蔓延的趨勢，反腐敗成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務。如何進一步推進反腐倡廉 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 敗 在黨的十七大政府報告中，胡錦濤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確保 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黨的十四大以后，黨中 央提出反腐敗斗爭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近十年來，我們黨一 直堅持這個方針，反腐敗斗爭在治標和治本兩個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 效，腐敗現象發展蔓延的勢頭得到了遏制。但是通過現有的那些數據，我們知道這還遠遠不夠。對于當前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要依據我

國國情,實行綜合治理，制定長效防范措施，達到最終消除腐敗目的。根據 2011 年 2 月份的一項關于兩會熱點問題推出的大型網調顯示，就當前腐敗滋生的原因，77%的網友認為是懲處力度不夠。關于有效 遏制腐敗的途徑，80%的被調查者認為，應加大查處和處罰力度。懲 治腐敗，清正廉潔，這是古往今來廣大人民群眾對為官者最基本的要 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礎。總之，我們充分認識當前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進一步認清形勢，統一思想。相信，只要我們堅定反腐斗爭的信心和 決心，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把科學發展觀貫徹到反腐倡廉建設中，以 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當今存在的貪污腐敗現象一定會得 到有效控制。一個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國富民強的中國將不是夢想。

黃瑛瑛 資環學院土管 1 班

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反腐的力度

姓名：吳姜麗 學號：6300613101 班級：臨床 1303 班

作為大學生，我們有責任和義務為祖國做出貢獻，正確看待當前我國反腐的力 度。因為這牽連著全國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貪官腐敗，必然導致民不聊生。腐敗既是一個歷史問題,又是一個現實問題, 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的轉型 階段，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主義 市場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但適應新體制 要求的具體法規制度尚不完善，在這期間，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敗問題已屢見不 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2009 年，公安部在案通緝的攜款潛逃的嫌犯就有 4000 多名，涉案金額達 500 多億人民幣。貪污、挪用、逃資海外、公款消費??，光是 吞噬國有資產的方式就不可勝數。這些人涉及到黨政機關各個方面，他們的職務 小到科室級干部，大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從無形的損失來看，其社會危害性特別 大，它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敗壞了社會主義聲譽，挫傷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是我國當前社會不穩定的主要誘因。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黨政機關用人不透明

2、對官員的腐敗行為防范不周到

3、對官員的腐敗行為懲治不力

4、改革與社會轉型時期的體制問題

5、官員的權力缺乏科學的運行

6、中國的人事制度特點：官本位。腐敗能搞快一個國家，能使社會制度以病態的形式的進步。如果不及時解決有 可能導致政體的解散。雖然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但在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的 情況下，出現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公務 員的收入比較低。一些公務員對收入低和不同部門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現象不滿意，因此產生心理失衡，這是誘發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說白了，腐敗的產生和人們 的人生觀、價值觀相連，說白一點就是人性的貪婪，沒有人性的貪婪，就不會有 這樣的情況產生。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有本質區 別，但由于經濟體制轉換的時間短、進程快，體制機制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這也是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原因之一。近年來，黨中央懲治腐敗，態度堅決，有力打擊了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遏制 了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的勢頭，營造并維護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國際社會給予積 極評價，但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腐敗是世界性的問題。發達國家有，發展中國家也有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 義國家也有。中國這樣有組織、大規模反腐敗的聲勢，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們 每年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干部 10 多名，對腐敗分子的懲處也很嚴厲，殺了不少腐 敗的高官，大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小到科員不都因腐敗被槍斃了。我們對干部 的要求也較嚴格，有些事在西方不算問題，但在中國卻是絕對禁止的。在西方，官員在生活作風上鬧點名堂、賭博甚至嫖娼，是不會受處分的，可在我國卻不行。

如果嫖娼，要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我們反腐敗力度大，對腐敗問題處理也比較 嚴，可為什么還有這么多腐敗呢？我國正處在轉型時期，各方面發展較快，相應 的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夠健全，漏洞多一些，腐敗也就自然多一些。這個過程，任 何國家都經歷過，美國也一樣。20 世紀 50、60 年，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腐敗 問題也很多。我們現在出現這樣那樣群眾不滿意的問題，有許多并不是腐敗問題，但大家把它算到腐敗的帳上了。什么是腐敗，按照世界公認的觀點，用公共權力 來謀取私利才是腐敗。如，利用審批權、司法權、干部人事權等權力謀私，也就 是指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可有些人把腐敗當個筐，什么東西都往內裝。把經 濟領域里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房屋面積縮水、虛假廣告、虛假彩票等違反誠 信原則和市場秩序的行為，不守信用、服務態度差、形式主義等工作作風和封建 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極現象以及黃賭毒等社會丑惡問題，都歸結為 “腐敗現象”。如果除去這些，真正嚴重的腐敗問題就不是如一些人說的那么多了。我總覺得我們中華民族的道德狀況與民族精神現在是在一個低谷狀態。除了幾 千年極權專制制度的積習和文革的負面影響以外，還有一方面也很重要。中國傳 統文化基本上是反欲望的文化。小平同志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文化的角度，是對幾千年傳統文化一種偉大的革命，我們終于承認自己欲望的正當性，可以大 聲說自己喜歡錢了。但壓抑太久的欲望又使我們一切向錢看，眼中只有錢。所以，我認為中華民族的這種墮落有一定的必然性。作為世界上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官員的腐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 不僅在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對執政黨的地位也構成嚴重挑戰。改革 開放以來，由于新舊體制轉換，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腐敗現 象在中國呈現出不斷蔓延的趨勢，反腐敗成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務。在黨的十七大政府報告中，胡錦濤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 不渝的奮斗目標，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 力在陽光下運行。黨的十四大以后，黨中央提出反腐敗斗爭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近十年 來，我們黨一直堅持這個方針，反腐敗斗爭在治標和治本兩個方面都取得了明顯 成效，腐敗現象發展蔓延的勢頭得到了遏制。但是通過現有的那些數據，我們知 道這還遠遠不夠。對于當前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要依據我國國情,實行綜合治理，制定長效防 范措施，達到最終消除腐敗目的。以下，是我一些粗淺建議： 第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 理想信念是一個人思想和行動的“總開關”。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領導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前進的力量與 源泉。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是搞好反腐倡廉的基礎性工作。理想信念動搖，必然導 致精神貧弱、思想空虛，錯誤的觀念、腐敗的思想就會趁虛而入。現在，我們每 個黨員領導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預防腐敗問題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世界觀改造，就會導致群眾觀念淡薄，生活作風不檢點、不正派；就 會導致精神不振，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受到腐敗病毒的感染，甚至跌入腐敗 的泥坑。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甚至高級領導干部，那么容易就陷入泥潭，究其根 源，還是在思想上出了問題。因此，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必須把加強思想道德建 設作為第一道防線。第二：不斷健全法律體系，加強法制建設 我們現有的廉政法律體系還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而此法律體系的完善需要 一個很長的過程。由于反腐斗爭的形勢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新的樣式和類型的 腐敗現象不斷產生和發現，這就需要不斷產生相應的法律條文以適應這種新形勢 的發展。鄧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設，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因此，能否有一套嚴格而又較為完善的法規制度體系，是防治腐敗現象，進行反 腐敗斗爭中有無強制性對策的問題。第三：加強監督 對廉政建設和消除腐敗來說，加強監督是關鍵。如果不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體系也會是一紙空文，只有做到違法必究、一查到 底才能真正貫徹好指定的各項廉政法律。且法律監督體系必須有一套完整的監督 程序和一個職能健全、功能強大的執法監察組織作為支撐，否則就會陷入另一種 新型腐敗的泥沼。在這里，我們必須通過專門機關（如人大、紀委、監察局等）的監督、司法監 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等途徑，運用各種制度、機制強化對公職人員的監控，監督法律法規的實施、執行，以形成嚴密的監督網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會 氛圍，從而達到消除各種腐敗現象的目的。第四：加大懲治力度 根據 2011 年 2 月份的一項關于兩會熱點問題推出的大型網調顯示，就當前腐 敗滋生的原因，77%的網友認為是懲處力度不夠。關于有效遏制腐敗的途徑，80% 的被調查者認為，應加大查處和處罰力度。懲治腐敗，清正廉潔，這是古往今來 廣大人民群眾對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礎。總之，我們充分認識當前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進一步認清 形勢，統一思想。相信，只要我們堅定反腐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堅持共產黨的領 導，把科學發展觀貫徹到反腐倡廉建設中，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當今存在的貪污腐敗現象一定會得到有效控制。一個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國富 民強的中國將不是夢想。

第四篇：當前我國農村土地確權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農村土地確權問題研究

導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發軔于貧窮落后的農村，啟動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業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國土地制度的改革發展。我國土地制度的二元性結構，刺激了改革開放的動力神經，成為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引擎。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土地制度中諸多弊端的顯現，致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來臨，國家采取的經濟刺激政策，使本來嚴重依賴土地的發展模式尤為深度固化，土地與經濟發展模式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從而使土地問題更加復雜化，由經濟層面波及到政治層面。因此，農村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迫在眉睫，不容忽視，更無法回避。

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走過了34年歷程，下一步如何改革或者將改革到什么狀況，成為今后國家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課題。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原則——“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指明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本文試圖從農村土地權利確認入手，回溯總結30多年來土地制度改革的歷程和發展變化的特點，闡述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及其危害，通過勾畫農村土地權利制度的構建設想，梳理出今后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路徑和方向，為建立健全既適合我國國情又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的農村土地制度架構，加快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步伐，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而作出努力。

一、農村土地權利狀況

（一）農村土地權利發展變化的歷史演進

1、解放前后的農村土地權利狀況——農民擁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權。

解放前的農村土地屬于土地私有制。大量的自耕農擁有自己完整產權的土地，而無地的農戶也可以自由地租種他人的土地，進行耕種和收獲。革命年代，中共領導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國成立后，無地、少地的農民都分得了大致平均數量的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根據《土地改革法》的規定，農民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縣級人民政府為其頒發了土地房屋所有權證書，他們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種植、收獲和營銷，無論是土地還是農產品，既可以自己經營，也可以自由交易。在萬一遇到緊急情況或家庭生活到了難關時，他們也可以自由處分其賴以生存的土地、房屋和宅基地，以度過危機。可見，在解放前后的土地私有制度下，農民均擁有完整的土地產權。

2.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的權利狀況——從土地完整產權到基本失去土地權利的狀態。

為了發展農村經濟，國家自1953年起號召由農村互助組向農村初級合作社發展。社員入社將土地及主要生產資料歸初級合作社統一經營，但土地所有權仍然歸農民所有。農村初級合作社繼而發展為高級合作社，1958年最終國家強制性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從此，農民祖祖輩輩享有的和土地改革分來的土地統統歸公。1962年《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把宅基地、自留地也并歸集體，實行“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體制，農民不僅失去了土地、宅基地的所有權，也失去了獨立的生產經營權，就連擁有所有權的房屋也因為宅基地禁止交易而成了殘缺的產權。這一時期對于農民而言，一方面，既沒有土地所有權也沒有土地生產經營權；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的捆綁，導致農民人身無自由，政治缺權利，經濟受貧窮，相當數量的農民食不果腹，有的年份甚至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人民公社制度走到了盡頭，小崗村農民被逼上梁山，冒險搞起了包產到戶。

3.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土地權利狀況——通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穩定家庭承包經營權，土地權利的經營權部分回歸農民手中。

上世紀70年代末，包產到戶的創新之舉引發了土地制度變革。首先，農民為了吃飽飯而將原來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打破，將生產和經營的主體由生產隊轉為農戶。1982年的中央1號文件，正式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形成了農戶、國家和集體之間的合約關系，確立了農戶對土地的部分產權，即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長期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再次明確確定了這一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的生產力。我國不但實現了糧食增產，農民生活改善，而且為城市的改革發展奠定了基礎，引發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到今年為止中央已經下發了14個中央一號文件，大多數都涉及土地制度與農村改革發展。包產到戶合法化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基本經營制度，具體表現為土地承包的面積和地塊到戶，承包經營權證書到戶，承包期限延長至30年，再到確立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作為一個基本制度長期不變。近年，國家又提出農民可以依法有償自愿地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讓“土地流轉更加充分而有保障”，更進一步豐富了農民的土地產權的內涵。

4.物權法時代農民土地權利的發展方向——從長久不變到確權發證，實現物權保護。

為落實“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做到產權明晰，使農民土地權利更加充分而有保障，2010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要求，加快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等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證確認到每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為了規范和推進確權登記發證，在國土資源部聯合財政部、農業部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后，國土資源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財政部、農業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明確了相關工作的重大政策問題，為維護農民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和諧穩定提供了政策支撐。

溫家寶總理分別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講話和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報告中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何種情形，任何人都無權剝奪；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動搖，認真搞好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管理與服務，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制定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保障好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

綜上所述，農村土地權利狀況的演變，經歷了解放初期農民對土地擁有完整產權的狀態，過渡至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對土地權利的部分喪失到完全歸公而喪失權利的狀態，再到土地包產到戶，繼而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部分土地權利回歸到農民手中的狀態。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物權法》的實施，有利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步走向以權利保障為核心的制度轉變，最終實現農民的完整土地產權。

（二）農村土地確權的目的和意義

為了貫徹落實《物權法》和“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原則，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實現市場化發展要求的資源優化配置，從物權制度上對農民土地財產權提供全面、完整的保護體系，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等土地權利確權登記發證勢在必行。

對農村土地全面確權登記發證，不僅可以摸清土地利用狀況，有效解決農村土地權屬糾紛，化解社會矛盾，而且可以夯實農村土地管理和制度改革的基礎，確認農民集體、農民與土地的長期穩定的產權關系，將農民主體與土地物權緊密聯系起來，從而有利于落實有關法律和政策確立的以權利保護為核心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此舉有利于打破土地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有利于實現耕地保護及其用途管制，提高土地產出率，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三）土地確權的基本原則

第一，尊重歷史、面對現實的原則。對歷史遺留的土地權屬問題，只要符合當時規定的歷史事實，不能輕易地改動和否定；對現在實際存在的客觀情況，要合情、合理、合法對待。適用這一原則時要做到：歷史上已依政策、法律確權的，要堅決維護；因各種原因，土地已經發生了實際變更，只要過去不是強占，在確權時要從實際出發，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

第二，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原則。一般來說，土地確權是國家行政機關，即人民政府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對土地的產權歸屬進行認定的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土地確權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和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第三，依法依規有序登記的原則。確權登記頒證的法律法規依據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記辦法》、《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等法律政策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規的規定。應該按照法定程序進行調查、審核，切實做到權屬合法、界址清楚、面積準確，登記資料記載和證書填寫無誤，發證及時。

第四，堅持遵循“主體平等”和“村民自治”的原則。按照鄉（鎮）、村和村民小組這三類所有權主體，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確認到每個農民集體。

二、土地權利概述

（一）有關法律與技術規程對土地類型的分類

現行《土地管理法》對土地類型根據利用性質和狀況劃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及未利用地。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技術規程規定了《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21010-2007）。

1、農用地：指直接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設施用地、養殖水面等。按照法律的界定，結合《土地利用現狀分類》的規定可將農用地詳細分為：耕地、園地、林地、草地、交通用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和其他土地。

2、建設用地：指建造建筑物、構筑物的土地，包括城鄉住宅和公共設施用地、工礦用地、交通水利設施用地、旅游用地、軍事設施用地等。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規定，與建設用地有關的土地類型包括：商服用地、工礦倉儲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特殊用地、交通運輸用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其他土地。

3、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包括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草地和其他土地。

綜上所述，無論依據用途還是依據屬性劃分，可以歸納出農村土地確權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是：耕地（含園地）、林地、牧草地、公共事業與服務管理用地、農業設施用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宅基地、工礦倉儲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農用地。其中，重中之重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所涉及的土地。

（二）土地權利種類

1、土地所有權。我國《憲法》、《土地管理法》規定了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即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我國城市土地屬于國有，城市勞動群眾集體不擁有土地所有權。

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項具有歧視性的制度安排。它既不是國家所有權派生的，也不是隸屬于國家所有權之下的權利，而是在農民土地私有的基礎上，憑借國家意志收回農民個人所有權集合而成，并為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體制服務的、相對不完整的所有權。因此，它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政治使命，暗藏剝奪和歧視農民的制度印痕。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不完整性”，具體表現在所有權主體的缺位和虛擬化、效力和權能上的欠缺與不平等。這種狀況并非因所有權的社會化及其特殊性受到公法上的限制所致，而是國家為了壟斷土地一級市場，以法律形式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加上了“緊箍咒”。集體所有土地只有被征收為國有，才能進入市場出讓、轉讓，才能實現土地非農化的增值效益，而這一切都被政府控制著。

從物權平等保護原則來看，國家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限制不能排斥和剝奪本應屬于農民集體的所有權權能，這種限制只能體現在建設規劃和用途管制方面。此外，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國家土地所有權應該平等。

2、土地使用權與土地用益物權。通常說的土地使用權，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享有的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處分的權利集合。土地用益物權是指在他人享有所有權的土地上設立的，對他人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土地管理法》所指的土地使用權包含了土地用益物權。《物權法》設專編規定了用益物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等。

本文所言需要確權登記發證的各類土地權利類型見上圖所示。

（三）土地權利主體分類及其代表

1、所有權主體。根據現行法律和政策，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包括鄉（鎮）、村、村民小組和農民集體成員四類平等的主體。具體表現為：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受本村農民的委托行使所有權；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集體經濟組織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沒有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鄉（鎮）集體土地所有權由鄉（鎮）政府代管。

按法律規定，農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應是農民集體，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代表其行使所有權。但目前大多數農民集體都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此在實踐中農民集體土地基本上是由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具體行使有關權利。而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如何代表集體土地所有者，又享有哪些權利和義務卻沒有明確規定，村、組干部在行使集體土地的有關權利時侵害群眾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實際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缺位，產權主體不明的問題已相當嚴重。由誰作為主體來行使這個權利，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可回避而又必須做出明確回答的問題。

如果一部分村民不委托村委會行使所有權怎么辦？現在農民群眾自發維權抗爭的大量群體事件足以證明，很多村民委員會已經失信于農民，農民怎么會授權委托村委會代表他們行使土地所有權呢？據調查，目前各省（區、市）還是重復著原有的法律規定的描述，陷入土地所有權主體虛擬的狀態而不能自拔。

我們認為，如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無法確認集體成員的共有是共同共有還是按份共有，以及無法確定誰作為集體代表更為合適的情形下，每個集體成員自然而然地成為他所長久使用的部分土地的所有權主體代表更為合適。由于現行法律政策規定不承認私人土地使用權，那么在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就應該把土地使用權證書注明具體的使用權人，即家庭承包戶為所使用部分的土地所有權的代表。

2、使用權主體。使用權主體包括依法取得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根據使用現狀依法確權登記發證后，土地登記簿記載應與土地使用證登記一致。

三、關于土地確權登記頒證的幾個問題

（一）土地確權的重要性

土地確權，是指依照法律、政策的規定確定某一范圍內的土地（或稱一宗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的隸屬關系和他項權利的內容的行為。每宗地的土地權屬要經過土地登記申請、地籍調查、權屬審核、登記注冊、頒發土地證書等土地登記程序，才能得到最后的確認和確定。按照西方產權經濟學的理論，“確權”其實就是將原本屬于集體的“非排他”的多種土地財產權利，逐項“排他性”地界定(“量化”)給農戶的改革舉措。

為什么要進行土地確權，確權為什么非常重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土地確權有利于明晰農村土地的產權歸屬，從而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我們常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或者說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產，但現有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制度安排，嚴重阻礙和束縛著農民土地財產權的實現，使得農民的土地不能獲得市場經濟下的最大收益。

這是因為，一方面，由于國家嚴禁土地所有權的買賣、出租、抵押或者其他形式的轉讓，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處于一種完全無價格衡量的“虛擬財產”狀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人——“農民集體”只是法律象征意義上的所有者，而不能將其所有的土地衡量確定為具體的財產，更不能進行社會財產交換；另一方面，國家控制了農村集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比如，就是一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向另一個經濟組織轉移時，也必須先將土地所有權轉給國家，由國家再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需要用地的組織。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將被征用的集體所有的土地轉化為國有。而且，國家征用土地的補貼價格是由國家確定的，不是所有者意志的體現，也不能真實地體現土地價值，是一種強制性的非市場價格。這種征地辦法是具有強制性、壟斷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農民既不能決定土地的賣與不賣，也不能與買方平等談判價格，而國家和社會強勢階層則可以不受約束地侵吞農民的土地權益，造成大量的農民成為無地、無業和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也引發了許多群體性抗爭事件。

因此，要想讓農民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土地財產權，必須對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就是改革的第一步，通過對農村的各種類型和權屬的土地進行審核、測量，明晰土地的空間位置及權屬，并以政府頒發證書的方式進行確認。這些證書代表的是政府對土地權利實體上的認定，屬于實體法保障的范疇。正如蔡永飛博士所指出的，這些證書是政府依法承認農民土地權利的保證書，也是政府依法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承諾書。只要農民持有這些證書，就可以依法自主、自愿地處置自己土地并取得收益。在遇到政府征地時，這些證書可以成為農民依法依規與征地方進行談判的一個籌碼，對征地補償標準、補償方式進行討價還價，也可以就是否和如何取得股份進行協商。如果遇到強行征地，即可以通過訴訟以此證書捍衛自己的權利。

其次，土地確權有利于明晰農村土地的空間范圍和權屬信息，從而有效減少土地糾紛的發生。通過土地確權可以搞清楚農村每一宗土地的產權歸屬、實際面積、四至邊界和具體用途，從而減少因土地權屬和空間位置不清而引發的矛盾糾紛。也就是說，不管是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還是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都要經過法定機構的實際測量、審核調查并進行登記頒證。由土地確權登記頒發的證書是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所有權和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有效憑證，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也是發生糾紛時法院判決的有效證據。這樣，農民集體與農民之間，不同農民之間的土地權利關系漸趨明晰，由此引發的土地糾紛會逐漸減少。不過，由于國家政策變遷和歷史遺留問題等原因，農村土地確權之前可能會出現矛盾糾紛集中爆發的問題。這需要在尊重歷史和現實利益的基礎上，查明爭議土地形成的原因，解決這些問題，從而為完成農村范圍內的每一宗土地的確權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關于土地確權登記頒證的核心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開展了三次針對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第一次是1951年土地改革，涉及農村的所有土地，主要是宅基地、耕地和園地。根據《土地改革法》的規定，農民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縣級人民政府為其頒發土地房屋所有權證書，變解放前的地主土地私有制為農民土地私有制度，農民擁有完整的土地產權。

第二次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針對農村宅基地，大部分地區進行得不徹底。由于確權發證的政策不明確，組織措施不到位，各地情況不一，一般是由生產大隊填發證書，導致了發證率較低，并且錯誤很多，社會反映不好，這次工作半途而廢。

第三次是上世紀90年代早期，針對的是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這次發證起源于1988年冬季開始的土地登記申報，由國有土地使用者、集體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公告期限內自行申報，發證工作持續到1994年左右。有了《土地管理法》和國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土地登記規則》、《關于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以及各地的地方法規的指導，除了有權屬糾紛尚未解決的以外，這次發證率較高，達90%以上，基本上達到了確權登記發證的目的，但是確認的土地權能尚不完整。

從前三次發證情況來看，做得最好的是第一次，不僅發證率高，還明確了土地權利主體的權能，農民享有完整的土地產權。第二次最糟糕，不僅沒有起到確權的作用，而且還造成了管理混亂。第三次發證率較高，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市場經濟框架尚未形成的原因，加上土地二元結構的制度束縛，土地證書是發了，但土地產權的權能受限制，沒有形成以權利保護為核心的產權制度。這主要表現在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受到法律和政策的嚴格限制，農民不能出租、出賣屬于自己占有、使用的宅基地和房產，表面上看是保護農民利益，防止農民陷入“失地、失房”的絕境，但實質是對農民土地權益的侵犯。

為了適應我國土地管理新的形勢需要，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土地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立以土地權利保護制度為核心且符合我國國情的現代土地權利體系成為可能。為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2010年中央1號文件和有關部委的文件，明確了相關工作的重大政策問題，為土地確權登記頒證，維護農民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和諧穩定提供了政策支撐。

正在進行、即將完成的第四次發證工作自2010年初開始，還權賦能成為本次工作的核心。本次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目標是逐步走向以權利保障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最終實現農民的完整土地產權。其核心是：依法確認和保障農民的土地物權，還權賦能，實現集體建設用地和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宅基地自由流轉，最終形成產權明晰、權能明確、權益保障、流轉順暢、分配合理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為建設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創造條件。

（三）現行法律和政策關于土地確權登記頒證的內容和范圍存在矛盾和沖突

現行《土地管理法》只規定了土地使用權概念，它既包括了物權性質的農用地使用權、建設用地使用權等權利，又包括了債權性質的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是指土地使用權人獲得的土地占有權、使用權和部分收益權、部分處分權等權利集合。在《物權法》施行之后，“土地使用權”是一類權利的稱謂，是囊括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債權性質的土地使用權等的上位概念。

但是《土地管理法》關于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表述與《物權法》的規定不一致。《土地管理法》第11條第2款所稱“建設用地使用權”實際上應稱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

《物權法》實施后，國土資源部頒布的《土地登記辦法》規定：本辦法所稱土地登記，是指將國有土地使用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抵押權、地役權以及依照法律法規規定需要登記的其他土地權利記載于土地登記簿公示的行為。其中，集體土地使用權，包括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農用地使用權（不含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被排除在土地登記的范圍之外。

2010年中央1號文件要求，加快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等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證確認到每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為了規范和推進確權登記發證，國土資源部聯合財政部、農業部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國土資源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財政部、農業部聯合下發了《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上述文件都排除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本次土地登記的范圍。

《物權法》第五條規定了物權法定原則，“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理論上又叫做物權法定主義。這是物權法區別于合同法的重要標志，它要求物權只能依據法律設定，禁止當事人自由創設物權，也不得變更物權的種類、內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權法》規定的用益物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和地役權。《物權法》規定的“建設用地使用權”專門指利用國有土地建造建筑物、構筑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的權利，而排除了利用集體土地建造建筑物、構筑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的權利。集體農用地使用權究竟屬于什么土地物權不得而知。

《土地管理法》對登記的作用、登記機關對登記申請的審查、利害關系人查詢登記資料等問題均未作明確規定，直接造成實踐中將登記僅僅理解為一種土地管理的方式，忽視了其在土地權利變動中的作用。《物權法》規定了不動產登記的效力、登記申請、登記機關的審查職責等基本規則，填補了《土地管理法》相關內容的缺失。土地物權變動原則上采取登記生效主義，例外地采取登記對抗主義。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生效；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的設立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宅基地使用權的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發生物權變動效力。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國有農用地使用權和集體農用地使用權在《物權法》當中并沒有做出規定，這與物權法定原則相悖。如果將“農用地使用權”規定為一種新的物權類型，就應當明確規定這種新型用益物權的設定要件和效力范圍。農用地使用權既屬物權，則須以一定的公示方法周知于眾人。我們認為，應該按照《物權法》的規定，對于土地物權的種類和內容作出規定，即用益物權包括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地役權。雖然《物權法》沒有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物權類型，《土地管理法》的表述也不太嚴謹，但對于現實中大量存在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還是應該予以確認。

《物權法》明確了建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的目標，但在我國目前房地分離的行政管理模式之下，不妨將土地房屋登記分離執行，而先將土地登記統一起來歸口一個部門管理。《土地登記辦法》是部門規章而不是法律法規，其效力等級受限，對土地登記的規定不符合《物權法》的規定要求。根據現行規定，土地登記機構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證書的核發機關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他項權利證書的核發機關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并未統一。而依《農村土地承包法》和有關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林地承包經營權的管理職能分別由農業和林業行政部門負責，相應權利證書的發放、管理，也就成了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由此可見，現行法規的矛盾和沖突產生了土地權利“多頭登記、多頭管理”這一廣受詬病的弊端。為此，我們建議依據《物權法》的規定，突破行政管理權限的區分，統一由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登記、填證，依照權限分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和登記機構頒發證書。

（四）關于宅基地使用權人如何確認的建議

《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要求嚴格規范確認宅基地的使用權主體。它明確的主體包括：（1）本農民集體成員；（2）非本農民集體的農民；（3）因繼承房屋占用農村宅基地的且已擁有一處宅基地的本農民集體成員、非本農民集體成員；（4）原在農村合法取得宅基地及房屋的非農業戶口居民（含華僑）；（5）沒有權屬來源證明而實際占有使用宅基地的其他人。《意見》對上述主體進行確權登記頒證設定了不同的條件，我們認為上述主體的規定符合現實，但是對于設定的條件并不茍同。

首先，對于本農民集體成員按照當地省級人民政府規定的面積標準確認宅基地使用權的規定，過于狹窄而又偏頗。按規定的面積標準擁有宅基地使用權的情形僅僅限于通過行政審批獲得的宅基地，而通過繼承或者購買而取得的或者原有祖宅使用的情形，大多數面積都會超過當地省級人民政府規定的面積標準。

其次，對于非本農民集體的農民僅僅規定其取得宅基地使用權的條件為因地質災害防治、新農村建設、移民安置等集中遷建，在符合當地規劃的前提下，經本農民集體大多數成員同意并經有權機關批準異地建房的，我們認為這些條件既以偏概全也過于苛刻，并不能囊括非本農民集體的農民取得其他農民集體宅基地使用權的所有情形。比如1998年曾有政策規定非本農民集體的農民和城鎮居民也可以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權，購買或者親友贈與、互換等情形也可以取得宅基地。這些情形所使用的宅基地，一般都符合當地規劃。經調查，在農村中未經本農民集體大多數成員同意并經有權機關批準而異地建房的現象普遍存在，其中大多屬于政策性安置，特別是上世紀60-70年代安置的，現在確權登記再要求履行此程序，已經很不現實而且沒有必要。

再次，已擁有一處宅基地的本農民集體成員、非本農民集體成員因繼承房屋占用農村宅基地的情形，在確權登記發證時應在《集體土地使用證》記事欄注記“該權利人為本農民集體原成員住宅的合法繼承人”。不知這種規定出于何種目的，我們認為，只要是依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權應該同權、同利、同益，不應該區別對待，以免有違反物權平等原則之嫌，或者埋下侵權糾紛的隱患。

第四，對于非農業戶口居民（含華僑）原在農村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及房屋進行確權登記頒證的條件為：房屋產權沒有變化的，經該農民集體出具證明并公告無異議的。我們認為非農業戶口居民（含華僑）原在農村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及房屋的條件就完全滿足物權法的要求，房屋產權有無變化并不影響其合法性，再經該農民集體出具證明并公告實屬不必要，而且在法理上也沒有正當性。

最后，泛指的沒有權屬來源證明而實際占有使用宅基地的其他人，應當查明土地歷史使用情況和現狀，由村委會出具證明并公告30天無異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報縣級人民政府審定，屬于合法使用的，確定宅基地使用權。這里如何查明是個問題，村委會的證明怎么避免隨意性和違法現象出現，公告的形式如何？30天的期限是否合適？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報縣級人民政府審定是否有必要？因為歷史形成的宅基地使用狀況足以說明占有的合理性，也不排除其合法性，因為農村清理違法用地和登記確權已經進行了多次，確有遺漏的情形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意見》第7條規定，按照不同的歷史階段對超面積的宅基地進行確權登記發證：（1）1982年以前的農民建房用地在《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實施后至今未擴大用地面積的依法按現有實際使用面積進行確權登記發證：（2）1987年《土地管理法》實施前，農村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超過當地規定的面積標準的，超過部分按當時國家和地方有關規定處理后，可以按實際使用面積進行確權登記；（3）1987年《土地管理法》實施后，農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超過當地規定的面積標準的，按照實際批準面積進行確權登記，可在土地登記簿和土地權利證書記事欄內注明超過標準的面積，待以后分戶建房或現有房屋拆遷、改建、翻建、政府依法實施規劃重新建設時，按有關規定作出處理，并按照各地規定的面積標準重新進行確權登記。我們認為第一、二種情形規定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第三種情形的規定，在實踐中很難落實。農村有不少規定新批宅基地后老宅基地退給集體統一安排使用的情形都難以落實，大量村內空閑地也難以統一規劃安排使用，老百姓認為宅基地就歸其所有，上述規定不過是紙上畫餅而已。我們建議，應該借這次確權工作的契機，徹底解決遺留問題，依據土地利用現狀予以確權登記頒證，千萬不能再為今后留下產權不清的禍端。

（五）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資格和農民集體的問題

現行法律法規都規定了“農民集體”所有，它包括：一是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二是兩個以上村內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由村內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三是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這種權屬結構基本沿襲了原人民公社體制下“三級所有”的框架，體現了對人民公社所有制關系的路徑依賴。人民公社時的“生產大隊”、“生產隊”是農村基本的生產組織，但“村”、“隊（組）”只是一個地域區劃上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頒證時，對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資格的問題，非常有必要理清。

我們認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置是由制度和現實多方面原因所致。我國現行法律雖然規定了農村土地三級“農民集體”所有，但卻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系。而在實踐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已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這種權能替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使用權和所有權高度分割。特別是國家對“農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使本來在法律上已虛擬化了的“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因為“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全體農民的集合，是一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它是傳統公有制理論在政治經濟上的表述，不是法律關系的主體。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這樣一個無法律人格、不能具體行使權能的集合群體作為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主體，必然造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

“農民集體”的內涵和外延無法界定，極為模糊。從《民法通則》的規定來看，“農民集體”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事主體形態。有關法律所謂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一種虛設，其實農村土地并沒有真正的所有權主體。《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以村為單位實行村民自治，而村民小組并不是一級法定的自治組織，僅僅是村級社區便于管理的內部單位。“農民集體”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僅行使經營管理職能，也就是說集體經濟組織不是法律所規定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人，而是經營管理者。二者的混淆也是造成集體土地所有權不清的原因之一。

《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的第4條要求確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時遵循“主體平等”和“村民自治”的原則，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確認到每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這沒有跳出既有規定的籓籬，對于真正還權于農民，確實保護農民利益起不到多少作用。

《關于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指出，已頒證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大部分只確權登記到行政村農民集體一級，沒有確認到每一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屬于村民小組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由其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依法申請登記并持有土地權利證書。村民小組組織機構不健全的，可以由村民委員會代為申請登記、保管土地權利證書。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小組的設置沒有法律予以規范，這里又陷入了土地所有權主體虛擬的狀態。

《意見》規定，涉及依法“合村并組”的，“合村并組”后土地所有權主體保持不變的，仍然確權給原農民集體；“合村并組”后土地所有權主體發生變化、并得到絕大多數村民認可的，履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變更的法定程序后，按照變化后的主體確定集體土地所有權，并在土地登記簿和土地證書上備注各原農民集體的土地面積。實踐中“絕大多數”村民認可的比例究竟是多少，履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變更的法定程序是什么，無從得知也無法操作。《意見》規定，對于“撤村建居”后，未征收的原集體土地，只調查統計，不登記發證；調查統計時在新建單位名稱后載明原農民集體名稱。我們認為，關于“撤村建居”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現實中大量的“撤村建居”沒有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只憑地方政府的文件而為之。我們多次調查發現，在城鄉結合部發展較快的地方，地方政府為了滿足征收土地的需要，不顧現實經濟發展狀況是否符合“撤村建居”、撤鄉鎮改建街道辦事處的條件，把鄉鎮改為辦事處之后，其行政管理模式和財政收支方式仍然按照原有套路運作。“撤村建居”后的不少居民委員會換屆選舉還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行，村民并沒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種社會待遇。我們認為，只要沒有按照法定程序辦理“撤村建居”和撤銷鄉鎮改建辦事處手續的，仍然需把集體土地確權歸原村和鄉鎮。

四、土地確權登記發證詳論與確權方案

（一）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

1、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概念與土地承包制度和期限

《物權法》第124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民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由農民集體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農業的土地，依法實行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第125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法對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有權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等農業生產”；第134條規定“國家所有的農用地實行承包經營的，參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主體不僅僅限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范圍，還應該將其外延擴大至所有依據《物權法》、《土地承包經營法》等相關法律和政策依法從事農業土地經營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比如，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外的人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和土地流轉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情形。根據上述規定，結合近期的政策，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界定為，依法從事農業用地的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通過承包、流轉等方式對所承包的土地進行占有、使用、受益和有限處分的用益物權。這里的有限處分是指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性質、用途，不違背規劃的前提下再流轉的權利，包括轉讓、贈與、抵押和繼承。

上世紀70年代末包產到戶的制度改革，打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形成了農戶、國家和集體之間的合約關系。農地制度的改革朝著不斷強化農戶使用權主體地位，繼而向權利物權化的方向演進。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成為一個基本的經營制度，進一步強化農戶和地塊的對應關系。十七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長久不變”的方針，將過去一個有期限的承包制度變成一個無期限的承包制度，并且提出建立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

2、關于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

自1984年以來中央下發了多個文件，頒布了有關法律，特別是《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在法律層面上不僅允許承包權的自愿流轉，而且形成了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本原則。國家始終強調土地流轉的主體是農戶，提出了依法自愿和有償的原則，對集體經濟組織在流轉中的行為進行了很多限制。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強調既定的流轉基本原則以外，提出要搭建土地流轉平臺，建立土地流轉的評估機構，完善流轉市場的管理，實際上對于今后土地流轉過程中，各級主體所扮演的角色和市場的形成機制作了很明確的規范。集體經濟組織不能代農戶簽訂轉包合同，土地流轉的地租包括未來上漲的收益應該歸農戶長期所有。集體經濟組織只能充當中介服務的角色，不能收取地租，只能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2009年中央1號文件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尊重農民的土地流轉主體地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流轉，也不能妨礙自主流轉；按照完善管理、加強服務的要求，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發展流轉服務組織，為流轉雙方提供信息溝通、法規咨詢、價格評估、合同簽訂、糾紛調處等服務。

堅持走農業現代化道路，就必須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我們認為，土地流轉雖然推行多年，土地流轉面積之所以未能按照政府的目標如愿擴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級政府在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沒有創造讓農戶離開土地的制度條件，沒有設置讓農民在城市永久落地的制度。目前，在農民無法主動割斷與土地關系的情況下，土地流轉的絕大部分只能以短期出租方式流轉，無疑形成土地規模經營的高昂制度費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強調：農地流轉與集中的前提條件，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對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吸納。若缺乏這樣的條件，不顧農民的意愿強制流轉和集中土地，這樣的所謂土地規模經營，與歷史上的土地兼并沒什么兩樣。我國大城市郊區和沿海一些已經高度工業化、城市化的地區，上述問題已經逐步得以解決，具備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規模經營戶或農業企業通過從事高價值作物的種植和加工，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但是，應明確規定租地企業不得將所租土地用于非農開發，嚴禁企業囤地進行土地投機的行為。陳錫文概括道：“一要抓緊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二要使工業化、城鎮化能夠穩定轉移、吸納農村人口，三要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如此，土地的流轉、集中和規模經營就自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健康發展。”

3、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發證

2009年中央1號文件強調要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抓緊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強化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保護，做好集體土地所有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將權屬落實到法定行使所有權的集體組織；穩步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把承包地塊的面積、空間位置和權屬證書落實到農戶，嚴禁借機調整土地承包關系，堅決禁止和糾正違法收回農民承包土地的行為。2010年中央1號文件強調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快制定具體辦法，確保農村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全面落實承包地塊、面積、合同、證書“四到戶”，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范圍；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健全流轉市場，在依法自愿有償流轉的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嚴格執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加快構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調解仲裁體系。

單就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發證而言，上述文件的規定要求，已經大大落后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介紹，2007年在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安徽、重慶、吉林和遼寧進行的調查發現，經過1994年的二輪延包、1997年的土地延包完善，和2003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實施和落實，農民與土地的承包關系進一步穩定和長期化；到2007年，各省市已頒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戶數占總農戶數比例分別為：四川92%，重慶95%，湖南86%，湖北95%，黑龍江98%，遼寧98%，浙江93.5%，安徽績溪99.6%。這么高的發證比例表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應該盡快完成而不是在試點范圍內運作，以致成為農村改革發展的阻力。

4、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方案

大家都十分關心如何設計農村土地確權的最佳方案。是按現有人口以及土地占有狀況確認土地權利，還是打破土地占有現狀重新分配土地再確認權利，或者基本不打破土地占有現狀，適當調整補充以確認土地權利？通過歸納學界的普遍觀點和調查農民的意愿，不難得出的共識是按現有人口以及土地占有狀況確認土地權利，即維護現有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賦予農民原有農業承包土地永久使用權。農戶享有原始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包括轉讓、贈與、抵押、繼承）等各類物權權利，但不得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除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征收并給予補償安置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收回農民享有永久使用權的土地。雖然有學者呼吁農村少地和無地的人口在某些地方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不適當調整人口與土地的關系，有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現象的發生。但我們經過調查分析認為，按現有人口及土地占有狀況確認土地權利，并不會出現社會動蕩局面。

（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頒證及其流轉問題

1、農村宅基地權利狀態的歷史演變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宅基地歸屬經歷了一系列演變，可歸納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土地改革初期，實行農民私人所有的土地制度，縣級政府為農民頒發了《土地房屋所有權證書》，農民擁有宅基地所有權。第二階段，社會主義改造初期，農村土地仍然由農民私有。雖然土地的經營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集體統一經營，但是農民的宅基地仍然由農民保有絕對的所有權，可以對其自由處分。第三階段，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時期，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宅基地所有權也由私有轉變為歸集體所有，農民只對宅基地享有使用權，不能出租、買賣。第四階段，1980年代至1998年出臺新的《土地管理法》。1986年頒布的第一部《土地管理法》第38條規定農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但不禁止宅基地使用權人對地上建筑物進行買賣、出租，第41條規定了非集體組織成員可以獲得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文件和《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對此也有明確規定。上述各個階段的農村宅基地并不拒絕非農村集體成員取得。第五階段，1998年出臺的新《土地管理法》至今，禁止宅基地流轉和拒絕非農村集體成員取得。1998年出臺的新《土地管理法》將前述第41條完全刪除，國務院文件也規定：“嚴禁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嚴禁為城鎮居民在農村購買和違法建造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但是，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并沒有因為法律的限制性規定而停下來，相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私下流轉、灰色交易愈演愈烈。

2、如何走出宅基地流轉的法律困境。出于保護農民宅基地財產權的考慮，社會上要求允許農村宅基地上市流轉的呼聲十分強烈，一些地方適應潮流積極地進行了宅基地流轉試點。實踐證明，宅基地流轉不僅有利于農村融資，有利于加快新農村建設，也有利于落實保護農民土地產權，實現財產增值。

農村宅基地與房屋買賣在現實生活中已大量發生，但由于缺少相應的法律政策支持，一直是一個“禁區”，也是當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焦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出租、買賣宅基地之風曾一度盛行，宅基地自由交易一直是許多農民的期望。為此，國務院多次下發文件予以制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農村出租、買賣宅基地的勢頭。但是，隨著我國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催生了宅基地交易隱形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盡管多年來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禁止農村宅基地向本集體以外單位和個人流轉的規定，但收效甚微，屢禁不止。據中央黨校有關課題組的調查數據顯示,全國各地農村宅基地流轉已較為普遍，具體表現形式有：出租房屋是目前農村宅基地私下流轉最主要的方式，其次是買賣房屋形成事實上的宅基地買賣和新農村建設名義下的“小產權房”買賣。

農村宅基地私下交易屢禁不止，說明其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農民、交易人和政府都能獲得利益，有助于實現土地資源財產化、資本化，體現了農民對宅基地及其房屋財產價值的追求。同時，農村宅基地交易合法化也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貫徹落實“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嚴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必要措施。城鎮居民商品房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交易，而農民合法擁有的農宅因宅基地不能流轉而無法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進入交易市場，明顯體現出城鄉差距與分割的歧視性。這也有違法律公平正義的初衷。我國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體內部流轉，而不能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居民、單位。這一規定使農村宅基地的流轉被限制在極小的范圍內，并不能真正流轉起來。這種限制，實際上是剝奪了農民作為房屋所有權人的收益權和處分權，也違背了現代物權制度的價值觀念。

現行的農村宅基地制度存在如下諸多弊端：第一，不斷強化城鄉二元格局，加劇了城鄉不平等現象；第二，造成資產浪費，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第三，造成農村大量住宅閑置，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第四，交易不受法律保護必引發大量糾紛，使社會矛盾更加突出。

社會發展需要的倒逼，使農村宅基地制度變革已經刻不容緩。應按照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基本原則，以規劃管理為龍頭，以明晰產權為基礎，持科學、穩重、審慎的態度，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以農民為主體，以市場化為取向，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在嚴格宅基地管理的同時，允許農村宅基地依法、規范地流轉，激活城鄉要素市場，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效率，推動農村宅基地及房屋資本化，保障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促進農民增收和生活改善。具體建議步驟如下：第一，首先對農民合法擁有的宅基地、房屋給予確權登記發證，做到產權明晰；第二，制訂農村宅基地流轉管理辦法，設定限制條件，建立健全宅基地流轉權益保障機制，規范農村宅基地流轉程序，切實保護農民土地權益，出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級差收益分配辦法；第三，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應加強農村宅基地流轉的監督和管理，設立集體建設用地交易場所，協調流轉糾紛，保障農民利益。

第五篇：當前我國反腐敗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反腐敗問題研究

腐敗問題是目前全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社會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戰。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正確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是科學判斷、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制定一系列正確的反腐敗斗爭的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領導反腐敗工作不斷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判斷，全面把握并適時提出每個階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務和工作目標，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行動。在當前新的時代環境和時代背景下，總結和概述當前反腐敗工作的總體形勢，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合理的對策建議，對更好的開展當前的反腐敗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當前腐敗現象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體化、高管化、巨額化、期權化、潛規則化、國際化和新型化。反腐敗必須擴大黨內民主和發展人民民主，保證黨內決策的民主化，發揮人民代表的職能；加強選人用人制度建設，建立初始提名權制度、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考任分離制度等；強化反腐倡廉教育，大力推進廉政文化建設； 堅定不移地推進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建設，完善干部考核與監督制度等。

一、當前反腐敗工作總體形勢

當前反腐敗的形勢總體上是積極向上的，成績是主要的，其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反腐敗制度建設不斷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敗制度建設得到不斷加強和完善，探索出了一個比較有效的反腐敗制度體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踐發展已經證明這些制度體系總體上是積極有效的；二是反腐敗工作的力度在不斷加強，反腐敗的社會氛圍和政治氛圍日益良好，反腐敗工作的阻力越來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條不紊循序漸進地開展。三是反腐敗的第三方監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監督（媒體、群眾等）的環境日益改善，特別是媒體監督作用越來越彰顯，群眾監督意識不斷加強，監督的體制、機制和相關平臺得到了不斷完善。四是黨員干部的反腐敗意識大為加強，責任意識提高，同時官員腐敗的僥

幸逃脫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敗，腐敗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斷加強，有效的彰顯了近年來預防腐敗工作的成效。五是黨內民主得到加強，黨員干部的群眾意識，責任意識得到提高，腐敗的土壤在減少。這一方面是黨的建設自身環境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體現。

我們在看到反腐成績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到當前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從總體上來說，當前腐敗還處在高發期，還處在易發、多發、高發的態勢上。2008 年，國家檢查機關對貪污腐敗的立案件數為 1.7 萬件，2010 年為 2.7 萬件。當前的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存在的問題依然比較多。，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第一，腐敗犯罪的人數越來越多。近年來，國家相關檢查機關查處的貪污賄賂人數呈現上升趨勢，從十三大以來的貪污腐敗人數來看，其呈現兩個特征，一是腐敗人數長期處于高位，不論是哪個時期，二是 2008 年以來腐敗人數呈現上升趨勢。第二，腐敗犯罪的職務越來越高。腐敗的職務越來越高。十三大以來因腐敗被查處的縣處級干部、廳局級干部、省部級干部人數越來越多，縣處級干部和廳局級干部因腐敗獲罪的人數呈現“規律性”增長、省部級高官因腐敗獲罪則呈現“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趨勢。第三，從犯罪的涉案金額上來說，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巨貪”不斷呈現。動輒幾千萬，過億的“層出不窮”，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第四，年輕貪官越來越多。以前呈現的“59 歲現象”，現在呈現比較多的還有“45 歲現象”，35 歲現象”等，黨員干部的腐化墮落呈現年輕化發展。第五，集體腐敗，觸目驚心。隨著近年來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串案、窩案，團體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貪污，就能牽出一串人。第六，賣官鬻爵，明目張膽。近年來反腐敗過程中發現，部分地方的領導干部簡直成了“官帽批發商”，近幾年來中國接連爆出多起“賣官書記”案，例如，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書記周光全、湖南省株洲縣委書記龍國華、安徽省阜陽市賣官窩案等等，這些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利用手中權力，將‘烏紗帽’當成了換取金錢的商品，大肆斂財均高達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之巨。如湖南省株洲縣委書記龍國華在離任前突擊提拔了 100多名干部，被當地百姓封為‘賣官書記’”。第七，貪官外逃，防不勝防。2010 年 1 月 8 日，中央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在中央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通氣會上透露，近三十年來中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 4 000 人，攜走資金約 500 多億美元，算起來平均約 1 億元人民幣。第八，腐敗遍地開花，各領域層出不窮。以前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高校、醫院等領域的腐敗不斷呈現。第九，各種“軟腐敗”橫行，諸如黨員干部超標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問題（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二是政府浪費現象嚴重，重復建設問題。三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各種不作為、亂作為現象滋養腐敗。四是亂占、亂用、超標、超規格住房等。第十，基層腐敗：腐敗從高層逐漸轉移到基層，其中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鎮一級成為腐敗的高發區域。

二、探尋腐敗產生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

腐敗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近現代有腐敗，古代也有腐敗，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腐敗亦隨之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腐敗一直根植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各個階段，而作為人類階級社會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避免也會有腐敗存在，這是歷史的必然。

（二）政治原因

1.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總體水平不高，由于我國目前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民主與法制基礎比較薄弱，因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總體水平不高。突出表現在選舉制度的不完善上，干部的任免、升降決定權不在選民而在上面，因此導致只對上面負責、不對下面負責的諸多腐敗現象。

2.政務公開和權力運行透明度不夠。推進陽光政務，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的有效手段。由于傳統觀念和認為因素的影響，以前我國的政府信息一直處于封閉或半封閉狀態，而一些政府官員就是利用其掌握信息資源的權力進行暗香操作，濫用職權，為個人和某些小團體謀取私利，從而滋生腐敗。而今有些地方或單位的政務的瞞天過海的“半公開”、遮遮掩掩的“假公開”，甚至是千遮百藏的“不公開”，乃至被群眾諷之為云遮霧罩的“政霧”。

（三）經濟原因

首先由于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還比較多，特別是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樣就使政府成了各種利益集團競相“尋租”的獵物。其次，政企關系未理順，政府依然牢牢掌握著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權，為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雙方的腐敗提供了機會。再次，產權體制改革的滯后使國有資產成了“唐僧肉”，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偷獵下大量流失。有專家估算，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量約在500億元，到了90年代，每年的直接流失達到了800億元至1000億元，如果加上土地設備閑置、壞賬、偷稅和漏稅，以及決策失誤等造成的國有資產浪費和流失，這個數字則更加龐大。最后，分配不公使社會收入差距拉大，也刺激了一些公職人員不擇手段攫取金錢的欲望。國家公職人員也因為所處的部門和職位不同，手中握有的權力資源不一樣，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主要是掌握權力資源的部門和公職人員除了正常收入外，還有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四）制度原因

1.法律制度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當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至“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經濟飛躍發展，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在“文革”的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來，已從法制時代向法治時代跨越發展。但無法否認的是，在反腐敗與廉政法制建設上，還有諸多的問題，雖然《公務員法》、《刑法》等基本法和一些黨內制度中有關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國家基本法。再者，從這些年被懲治的貪腐官員看，貪腐的數額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根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個人貪污、受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且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但被判處死刑的貪腐官員并不多，很多是被判處“死緩”，似乎死緩成了貪腐官員的“免死牌”。而被判處死緩的貪腐官員，經過“死緩改無期，無期改有期，有期又減刑，甚至保外就醫”等一系列程序，最終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年的牢獄生活而重獲自由。低廉的腐敗成本，一些腐敗分子不懼怕刑罰而敢于挑戰刑法去實施腐敗勾當。

2.權力配置體系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是憲法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權，但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權沒有真正到位。雖然每年的各級人大會議上，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向同級人大工作報告，接受同級人大監督，但在閉會期間，權力機關對行政機

關和司法機關缺乏有效的日常監督。其他監督機關要么因受同級黨組織或政府的領導而使監督大打折扣，要么因監督是系統內的而無法對最需要監督的人是想監督，要么因監督機關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威不同、工作程序不一而出現處理意見不協調、扯皮、錯位等現象。

3.分配制度。現在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成為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社會分配不公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對社會的付出和得到的回報嚴重不成正比的現象。前不久，各大門戶網站都在報道一則消息：“中國行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躍居世界之首。”我國改革開放的初衷是“允許一部人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種設想無疑是美好的，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具體執行上的錯誤，法律調整的失職，這一號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孕育了貪腐的溫床，被一部分人作為巧取豪奪的保護傘。

三、加強和改進當前反腐敗工作的對策建議 首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堅決把腐敗特別是消極腐敗的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遏制住。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只有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充分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紀律的手段，多管齊下，才能實現黨確定的反腐敗目標。當前反腐敗一是必須要加大懲處力度，對嚴重違紀，頂風違紀，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堅決懲處，打擊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要發動群眾積極參與反腐敗斗爭，形成強大的社會氛圍，使反腐敗斗爭保持整體推進的良好態勢。二是要積極發動和依靠群眾，對發生在群眾身邊，直接侵害群眾利益、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和行業不正之風，認真治理，剎風正紀，取得成效。三是要切實加強治本力度，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能得到及時改正或糾正，避免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也就是說，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一條基本規律，要求在反腐敗斗爭中必須有針對性的解決一些源頭性的問題。如要進一步加強廉政制度建設和法規建設，有針對性地建立黨風廉政規章制度，約束黨員干部行為，加強立法建設，建立健全各種法律，以法治之威嚴懲貪贓枉法、執法犯法，防止權力濫用，確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再比如要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權力只有在受到強有力監督的情況下才能得以正確行使，權力如果失去監督就會被濫用，導致腐敗

現象的滋生蔓延，當前監督的重點應是黨員領導干部，監督的關鍵是建立嚴格的、規范的權力約束機制。

其次，結合新的反腐敗工作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反腐。一是要加強領導干部的三意識教育，要加大領導干部的憂患意識、公仆意識、節儉意識的教育，要使其認識到責任。二是要狠抓落實、善抓落實。當前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已經比較完善了，反腐敗不缺制度，缺乏的是落實。要把制度落到實處，狠抓落實、善抓落實，落實反腐敗工作需要魄力，毅力、膽識和藝術。三是要擴大第三方監督。媒體、群眾對官員腐敗的監督，其作用日益明顯，是根本之策，要積極擴大第三方監督，營造第三方監督的體制，機制和相關監督的平臺。四是要走群眾路線。領導干部多下基層，多實地調查少出國考察（旅游）。重慶市政府最近推廣的“三進三同”就很有參考意義（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深入到農村一線、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同吃、同住、同勞動，吃住在農民家中）。五是要加大黨內關懷的力度。正確認識領導干部：領導干部也是普通人，監督的同時要愛護，批評的目的是團結。正確認識黨員：黨員也是群眾，黨員主體性問題要加強，黨員的權力要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