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韓非子》有感

讀《韓非子》有感

稅務073周靜2020607132

韓非子其人，戰國著名思想家，法家學派集大成者。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嚴刑峻法來統治國家，用詳實的法律來規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韓非曾說過，嚴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險的東西，就像熊熊燃燒的大火，走近的人就會被燒傷，它是如此的危險，以至于沒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沒有人會被它燒傷。由此可見，法家只是想通過法律來告訴人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該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該做的事有害，從而使人民養成守法的習慣，人們在做事之前潛意識中會判斷這件事是否合法，這樣天下就沒有幾個人會去犯法，從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戰國末年七雄爭霸，韓國國力弱小，飽受強國欺凌，但韓王仍不思進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國家更加衰敗，身為王室宗親的韓非子在自己的國家里郁郁不得志，滿腹經綸卻無可用之處，反觀天下，唯有秦國朝氣蓬勃，大有一統天下的趨勢，秦王嬴政勵精圖治，秦國國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員，如果自己也去秦國應該可以一展抱負，于是，他來到了秦國。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書上說：離河流之源的水系越遠越清澈。因為水流千里，許多泥沙都沉積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來，自然河流是這樣，但人類文化現象卻不然。一種文化現象的誕生，最初總是很單純、明澈，但隨著歷史歲月的滄桑巨變，到后來，再單純的現象也會復雜模糊起來閑讀先秦史書《韓非子》，對“濫竽充數”一事，總有疑惑，思來想去覺得有點感觸便信筆寫下，權當一家之言吧。

齊宣王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尤其喜愛管弦樂，象笙、竽、角、箏、琴等。據史載，每逢聽起這些器樂曲，他幾達廢寢忘食之境。宣王喜愛音樂與別人不同，他專愛聽規模比較大的集體樂，覺得這樣才有陣勢、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屬下們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戶外而鞭之”。因之，臣子們常常為他組織龐大的樂隊為之助興。一次大臣們給他們安排了一個足足三百人的樂隊。演奏時，那陣勢、那聲音、那旋律，“震五岳之靈，搖九州之氣”，“王聞之，樂而忘歸，進食于壇前”。由此可知，齊宣王之喜愛音樂達到何等癡迷程度。就在這個大樂隊中，有這樣一個人，其姿勢，其情態，其儀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調息靜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兩片柳葉隨風抖動；長長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蔥，嫩白美麗；雙眸似合非合，仿佛進入一種沉迷的仙境。仔細觀賞，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卻實實在在是在吹。他的一舉一動，一音一調，一招一式，都招來宣王的連連喝彩。在十幾年的宮廷音樂生涯中，宣王愛之甚深，常常招之門下，與其談論竽之技巧，并授之以“樂師”之美稱。然而，時隔不久，這位酷愛音樂的國王死了，這位“樂師”的藝術環境竟發生了難以想象的變故。有誰知，就是這樣一種變故，給他的藝術人生蒙上了許多不白之冤。

面對人生的抉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對這位“樂師”來說，也許他深諳這樣一條千古不變的真理：人的生存，不管你怎樣偉大，都不可能在任何一種環境中，任何一種條件下完全體現自身的價值。只有正確地估價現實，估價自我，方可找到理想的生存歸宿，這是一個人發展的基本準則。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并掌握了這一人生要則，才使這位“樂師”在日后的人生之路上，很明智地為自己找到了一條退身進取之路。

齊宣王死后，齊泯王成了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在對音樂的興趣上，父子倆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對“竽”樂酷愛至極，其不同之處在于，父子倆一個愛好合奏，另一個喜歡獨奏。盡管所需的“樂師”人數也并沒有多大的改變，但人們都清楚，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宮廷音樂生活的改革。從泯王的“改革”看，這固然是帝王的一種情緒使然，但從目的性上說，無非有兩條：其一是，或許是他試圖想通過“獨奏”來檢驗每個“樂師”的音樂技能，進而為以后欣賞音樂尋找上乘演奏家；其二是，或許他想以此為手段，為那些不再對當宮廷樂師感興趣者，提供一個選擇“好單位”的機會。不管泯王抱著一種怎樣的目的，事實已經清楚地告訴每位“樂師”，從此宮廷音樂生活就要改革了，“樂師”們哪個有門路，趕緊找

一找，否則，休怪我把你們趕到沒錢沒勢的單位去。面對這種現實，我想當時的音樂家們肯定都在思索著自己的前途。因為這不單純是一次簡單的“工作調動”，更重要的是一次心靈的征戰。征戰有喜也有憂，所謂喜，是說有的人通過關系，張三李四找一找，從此就可能走上一條騰達之路；所謂憂，是說那些只會吹竽，沒有門路的人，這下可能連一般單位也難以找到。正是在這喜與憂的改革氛圍中，那位倍受宣王寵愛的“樂師”南郭毅然絕然地退出了泯王的大樂隊，走出宮廷，當了文化“個體戶”，去尋求自身的藝術歸宿（以往人們都說這位“樂師”是假的，他是混到宣王樂隊里去的。其實這種說法并不正確。要知道，在封建等級制相當森嚴的齊宣王時代，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要混入國王跟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從泯王的改革目的性看，我認為，這位“樂師”的舉動是偉大而明智的。他深知自己的愛好、情趣和動機值此都不一定再象以前那樣與統治者的口味相吻合了，留下來一定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相反，還可能各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于是他選擇了“走”。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位“樂師”確實為泯王的音樂生活改革率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的明智之處在于：他能夠正確估計駕馭自己，具有一種豁達、實在、磊落的高貴品格；他能夠在關鍵的時刻辨清是非，把握大局；能夠找準自己的位置。我認為，他的這種作法是對泯王實施改革措施的最大支持。試想，這位“樂師”倘若在泯王改革時硬著頭皮不走，或搬出宣王對他的寵愛，或采取賄賂等別的手段來爭得泯王的愛心，或許也不失為一種保全自己的良方，況且以前的基礎還不錯，但他并沒有這樣。在求實與弄虛、理解與怨憤的生活焦點上，他堅定地選擇了前者，這不能不說是這位“樂師”的可貴之處。

然而，千百年來，不知為什么，人們卻將這一事件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陰云，進而用它來不斷地諷刺、鞭笞那些沒有真才實學、渾水摸魚、裝腔作勢的無知之徒，并勸諭人們無論辦什么事情都應實事求是，萬不能象這位“樂師”那樣不會裝會，投其所好。并說，這就是出自《韓非子》一書中“濫竽充數”一詞的本身含義。其實，《韓非子》在記載這件事時，并未絕對地用“濫竽”來指責南郭先生為“充數”，而是從藝術的角度來向人們講述一個故事。通過這個故事，作者究竟要表達什么問題，由于年代久遠，加之后人的添油加醋，其真實意圖顯得很模糊。后人在成語詞典上標明的所謂“濫竽充數”，只不過是一些人的鸚鵡學舌罷了。因為《韓非子》描述的是一個故事，而故事畢竟有別于歷史。故事做為藝術范疇，它是一種動態的表現，年代愈久遠其可信度愈低，直至失去本來面目。而歷史，則是一種真實，盡管它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但它屬于一種實體文化，與藝術文化截然不同。假如我們把《韓非子》看成是一種歷史事實，那么這位南郭樂師，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和贊賞，因為他畢竟不明不白地離開了泯王的樂隊，說他是“濫竽”是應當的。但《韓非子》并不是歷史，它是故事，是一種藝術表現。既然是一種藝術表現，那么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有誰知它溶進了多少主觀的恩恩怨怨呢！近讀這部典籍，細細品來，我覺得它所記載的一系列人物、事件，都融鑄著作者及后人整理此書時濃重的個人情感。本書將歷史的點點滴滴都揉進每個故事中，其目的并不是在向人們宣講歷史，而是向后人闡述一種思想觀念，借助于這種思想觀念達到豐富歷史、深化歷史的目的。作者在這里塑造的南郭樂師，做為一種藝術形象，有其特定時代的內涵，我們不能單純地象讀成語那樣去理解其價值。

大凡讀過《韓非子》的人都清楚，作者在描述這個故事時，重在寫變革時期南郭樂師的行為變化，先寫他的隨和，繼寫他的出離，由隨和到出離是經過了一次較大的變革。作者寫到出離，其實并未再寫什么。為什么沒再寫？我覺得作者對南郭樂師有肯定的一面、贊賞的一面。所謂肯定和贊賞，是指這個南郭樂師在泯王的宮廷音樂生活改革時，他真的響應國王的號召走了，他很明智，也很豁達。泯王剛改革他就離開了這里，沒有再借助別的力量為自己尋找留下的機會，而是去尋找別的一種出路，這表明這位南郭樂師的光明與坦蕩。做為一名曾經輝煌過的“樂師”，作者對他的行為傾注著復雜的思想情感。

第二篇：讀韓非子有感

國之利器，是把“雙刃劍”

——讀《韓非子》有感

諸子百家之中，韓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所在。人們往往不愿意承認自己在研習《韓非子》，也不愿意說他的好話。在一般人的意識里，思想禁錮、苛虐暴政、勾心斗角更是與之脫離不了干系。易中天形容法家是“刀”，是操權弄術的利器。其實，我們也可以說法家思想是一把“雙刃劍”，他構建了中國大一統封建帝國的政治理論基礎和治理模式，同時也余毒流傳、謗滿天下。“陽儒陰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想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有深徹了解，深入地讀一下《韓非子》，十分必要。

韓非是大儒荀子的學生，照理說應該是儒家。韓非極其推崇老子的學說，以《解老》、《喻老》開訓詁學先河，似乎更像是道家。但是韓非已經無暇顧及自己的學術地位，因為他面對的是戰國末期的“大爭之世”。《韓非子〃五蠹》云：“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面對在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弱肉強食的亂世，韓非知道，溫柔敦厚的道德說教，虛無縹緲的超世離俗，以及墨家的仗劍行俠，都是徒勞的。要拯救亂世，最為有用的辦法是把自己的國家做大做強，然后去征服，去統一，去致霸王之業。在融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輩思想的基礎上，韓非融會貫通，為帝王獻上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的“三字真言”。

法。即實施嚴刑峻法，以祛壞禁亂，整飭國家秩序。春秋和戰國前期，各諸侯國內部管理相對比較松散，民強國弱、各自為政、私斗成風。面對頻繁的戰爭，國家無法把人力、物力、財力凝聚在一起應對挑戰。因此，只有用一套嚴苛有效的法律“布之于百姓”，以達到“去私行，行公法”，統一號令；厲行耕戰，積累財富；信賞必罰，激勵士氣；不避親貴，創造公平的目的，調動民眾

生產和戰爭的最大積極性，把松散的國家凝聚成一個隨時準備戰爭的鐵拳。

術。術以禁奸。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除了戰爭，臣下作亂也成了亡國的一大原因。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等故事屢見不鮮，“無術以知奸，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如何駕馭權臣，防止內亂，也成為韓氏研究的重點。循名責實、眾端參觀、挾知而問、倒言反事等權謀被赤裸裸地描述與于中，洋洋大觀。

勢。權威只能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地位和權力。具有統一權威的君主的存在是國家治理的前提。韓非子摒棄將能力和品德作為權威來源的傳統，鼓勵君主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地掌握權利，凝聚權利、使用權利，而不要交出權力、分散權利，只有這樣，才能對不斷開辟的廣袤國土實現最有力的控制。

《韓子》如藥。亂世之中，無數英雄豪杰操申韓之術，平暴安民，攘奸除兇，驅逐韃虜，為華夏立奇功不可勝數。然《韓子》乃藥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當，立可殺人。遍覽《韓非子》，遵君抑民之意可謂登峰造極。所有人都只有為君主效勞的唯一使命，一切人格和個性都必須熔鑄到君欲之中，一切人都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韓非說：上下一日百戰。這種斗爭哲學一經提倡，陰險殘酷的政治斗爭就會愈演愈烈，極大增加了社會成本，給中國社會造成了莫大傷害。

因其固有缺陷，兩千年來，《韓非子》飽受詬病。近代以來，國勢羸弱，民族危亡，法家思想作為“藥”的作用又日益受到重視。常燕生認為，法家思想的復興是“中國起死回生之道”。韓非子的法治主義、國家主義、實力論等得到日益正面的肯定。新法家學派也應運而生。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今“新戰國時代”，如何從《韓非子》中吸取營養，過濾毒素，為中國開出一副縱橫五洲、爭雄列強的新“處方”，還看我輩。

第三篇：讀《向韓非子學管理》有感

《向韓非子學管理》

作者：楊先舉

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讀《向韓非子學管理》有感

生活在戰國時代末期的韓非子，注定了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的思想一直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所以他的思想注定會被我們所研究。穿越千年的思想并未隨著時間而消逝，而是在現代社會的今天發散出智慧的光芒！本書的作業就是從管理學的角度為我們一一解析的。仔細的閱讀了這本書后，我對于管理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也對這位兩千多年前的智者有了一定的了解。韓非子身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對管理的第一原則是法。但是又不是僅僅局限于法的范圍，也吸收了申不害的關于“術”的思想，也有慎到的“勢”的思想。

他的管理之道不同于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是純粹的法家。

從管理學角度比較法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區別。道家思想主要從哲學層面上，告訴我們在管理問題上怎么做是對的，如該學派所倡導的“道非?道?”，“為無為”，“柔弱勝剛強”，“有生于無”，“反者道之動”，“上善若水”等思想，就不無道理。

儒家思想主要從道德層面告訴我們在管理上應該怎樣做，如該學派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就很有意義。但它們都缺乏系統的“法”的思想論述，為此必須借助較完整的法家思想予以補正，使“道”、“儒”、“法”三個派別相得益彰地發揮作用。

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我們也許無法從故紙堆里直接找到管理的現代化“武器”，但說到這個理（思想），人家早就在兩千年前為我們點破了！

雖然本書大部分是根據韓非子著作中的一句話來展開來說明管理學知識的，其對于管理學的理解也非常精細，但是我還是對于韓非子的幾句話感觸頗深！

“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是啊，在現代社會，如果一個國家的人都有一定的法律意識，那么這個國家的人必定是強勢的，這個國家也必定是強盛的！法是我們在社會生活的一個規范，對于管理人員來說，有了法就更容易進行管理了。

韓非子講的“以有余補不足，以長續短”問題，“以長續短”是“以有余補不足”的同義反復。“有余”、“不足”，這種差異社會上普遍存在，這個方面有，那個方面也有。也是歷史普遍現象，昨日有，今日有，明日也有，永遠不可能消失。這種差別是普遍現象，只能讓其縮小，絕跡是不可能的。

“有余”、“不足”，在社會上表現是多方面的。或表現在物質方面，或表現在精神方面。先說精神方面的“有余”、“不足”問題。有人道德水平“有余”，知識水平“有余”，文化水平“有余”，成有道德者，有知識者，文化人。有人在這些方面“不足”，成道德荒蕪者，知識貧乏者，文盲。韓非這則語錄就是從精神角度來討論“有余”、“不足”問題的。

韓非這么說：古人因為自己的眼睛不能看到自己的臉龐，所以用鏡子來照自己。因為自己認識能力缺失，不能發現自己的不足處，所以用“道”來修正自己的錯。臉龐失去鏡子無法修正自己的須和眉；身軀失去了“道”就無法糾正自己的迷和惑。這就需要“以有余補不足”，“以長續短”，以他人的優點補我的弱點，以他人之長補我之短。韓非認為，這才是明主應做的事。

韓非這個觀點是對頭的。人無完人，金無赤金，人有所長，也必有所短，包括君主。人要揚

自己的長，克自己的短。克自己道德缺失處，知識缺失處，文化缺失處，使自己進步得更快些。如何做到這點，就要“以有余補不足”，就要“以長續短”。汲他人之“有余”成為我的“有余”，汲他人之“長”成為我之“長”。韓非的話雖是針對君主說的，但對今天的管理者來說也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韓非子一直都是“管”得有道“理”韓非子的管理被分為七個部分：哲理 為政 貸殖 法本 術治 勢乘 修身

雖然哲理性被排在了第一，在這一本主要講的是關于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解和要求。總結全文，我認為對于管理人員來說重要的幾個方面就是以下幾點：（1）管理需要強力

(2)管理要做好內政嚴以律己

(3)管理務求出新還要與時俱進（4）管理追求卓越但是能正確認識自己(5）管理需要內外結合，能夠使用群體的力量（6）管理者要善用賞罰且知如何得當（7）管理者要敢于傾聽意見和建議

讀了這本書，雖然還有很多感言，但是要一一講出來還是無法做到，但是從韓非子這學到的足以充實我的生活。

第四篇：淺析韓非子

百家爭鳴之韓非子

——淺析韓非子法治思想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斗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遺著，并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后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后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

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說：“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信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韓非子對“父母官”的仁義施政很不樂觀，他估計中間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騙子、盜賊和無賴，所以，讓這些人執政，不可能出現廉潔的政府，社會會亂套，百姓會遭殃。當然，那時候還沒有現代意義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權思想，孔子所謂愛民、親民也不過是迎合最高統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張，國家屬于人民，即“民有”，何況，中國的老百姓向來是不關心政治的。韓非子的高明之處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潔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術”，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法律來約束官員，監督官員，而不是假定他們是圣人，便委任他們以治理國家的權利。

針對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權思想和社會規范，韓非子提出鮮明的人權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張，他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所設想的法律，人不論貴賤、賢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試想靠一套機械性的法律體系來維系政府的廉潔和行政效率。難能可貴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體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無為于上”，最高統治者有了法律這部機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問了，這跟在英國試行成功的君主立憲政體是驚人的相似的。

事實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個人治的國家，百姓管理國家的權利被所謂“仁義”君子所操縱，當然他們也并沒有意識到參與國家管理應該是自己的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可悲的是，這些代替人民行使權利的官員，據韓非子樂觀的估計，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錯了，于是，出現“圣人在，則大盜不止”的局面，當權者享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百姓便只有被欺壓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權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國”，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權平等和自由。當警車開道，大小車輛威風凜凜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驅逐在道路之外的時候，還談什么以法治國。就如林語堂先生所說：“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教化（就像進行先進性教育之類的），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現在好多是政黨內的紀律處分，或者罷免）。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被揭露就要處以死刑。韓非子最基本最偉大的主張是建立以法治國的廉潔政府，對官員最有效的約束監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繩，不僅對民，更對官。

韓非子法治思想的現實意義被秦始皇所欣賞，并為秦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所奉行的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其“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目前，我國正處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時期，原來單純靠行政手段調節社會各個領域的方法已經不適用，需要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因此，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韓非子“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實的實踐，成為當代的主流思想。韓非子還強調“以法為教”，也使我們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還必須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讓廣大民眾知曉法律、運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諸子百家期末論文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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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五篇：《韓非子》讀書筆記

《韓非子》有感

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長河中，先哲們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韓非子》即是其中一顆熠熠發光的寶石。韓非是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家、哲學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韓非子》是后人根據韓非的作品輯成，書中重點宣揚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作為一部“帝王之書”，《韓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思想亦不過時。其中，針對領導者(君主)的素質問題也有較為全面的論述。

(一)謹慎

謹慎是一種德行，也是一種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極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為他處在利害關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眾，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縱，必須時時事事謹慎。“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茍慎其道，天下可有。”具體說來，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處理政務，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在作出賞罰決定時更要審慎，因為“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要根據法律來確定賞罰，并把各種跡象放到一起比較查看，做到“無幸賞，無逾行，殺必當，罪不赦”。

謹慎，還體現在口風嚴實，不輕易表現自己的喜惡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對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卻泄露給親信寵臣，那些想進言的大臣必須先迎合親信寵臣才能讓君主聽到自己的進言，這樣忠臣離君主就越來越遠了。“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為什么君主不要輕易表現出喜惡呢？“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也就是說，不管是表現出喜還是惡，要么節外生枝，要么下屬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君主不僅要把喜惡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現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還沒有了解好情況就先表現出意愿，就會被下級利用，再做這件事情不僅不會得利，反而會受害。“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見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無見其所欲”，“無見其意”。“見”即為“表現”，使其無法“自雕琢”，“自表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備。”這就是說，君主平時要保持一種虛靜的態度，如果能達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靜制動，以無為促有為。

謹慎，更是體現在不走極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態下才能理智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頭腦發熱，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決定。因此，善于自我培養的人會隨時調節自己的心態，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門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軟的皮革讓自己舒緩一些；董安于心情緩和，所以佩戴繃緊的弓弦來讓自己行動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高標準嚴要求，力求完美，這當然是好事。但是換個角度，過分要求完美有時也是一種走極端，也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問題。韓非在《外儲說左下》中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季孫喜歡養士，一生都很莊重。家居休閑時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樣整齊。可他偶爾疏忽一次，衣著隨意了一些，客人就以為他討厭蔑視自己，結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孫，找了個機會殺死了他。韓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說做事避免過分，以免達到“過猶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則，對于領導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讓下級信服。韓非在全書開篇《初見秦》中就對秦王諫言：“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認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成。”在《韓

非子》一書中，為了說明要守信用，作者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說“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等。君主表現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殺豬一樣。實際上，在《安危》篇中，韓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證國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術”之一就是“有信而無詐”。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體現在賞罰守信。御臣“七術”中的第三術就是“信賞盡能”。有功必賞，才能使獎賞切實起到激勵作用，并對其他人的行為起到導向作用。有的領導喜歡許口頭諾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績時，卻又舍不得獎勵了。比如說“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項羽，貌似仁慈，對手下關愛備至，而該論功行賞的時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給有功之臣。難怪他缺乏奪得江山的氣概。獎賞如果不能守信，不僅無法達到激勵的目的，相反會使下級心生不滿，消極怠工，甚至產生敵對行為。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輕易地改變已經約定好的獎勵方式。

(三)節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災禍的根源。《揚權》篇中說：“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酒肉雖然美味，卻埋下疾病的隱患；明眸皓齒的美女，讓人情欲歡悅卻損耗精氣。這里，韓非給我們提供了健康養生之道，但實際上更是在告誡我們，尤其是當權者，要節制自己的欲望，特別是對權力和錢財的欲望。《解老》篇中說：“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于邪心，邪心誘于可欲。”因此，“禍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見，人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欲望。誠然，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欲望是他們奮斗的動力。但是，對于領導者來說，職位越高，權力越大，就越需要給欲望套上籠轡，否則，脫韁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權勢將很可能把當權者帶向不歸路。修養的過程就是克己的過程，克己的過程就是抑制私欲的過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誘，控制欲望，就要學會保持恬淡的心境。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保持一顆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卻意義重大。因為“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時候才能理智地看待問題和分析問題，避免頭腦發熱，做出錯誤決策。圣人能夠專心固守他追求與取舍的準則，不受外物引誘，做到“不拔”；神志專一，精神不被擾動，做到“不脫”。作為領導，每天面對紛雜的事物，面對各種各樣的誘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脫”坐得住的功底。此外，還需要明確目標，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牽扯精力。韓非用楚莊王執掌朝政為例子，說明養精蓄銳，厚積薄發的意義。楚莊王回應右司馬的勸諫時說：“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因此，老子說：“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五)自勝

自我是最難戰勝的。“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韓非引用了老子的話說：“自勝之謂強。”他用楚莊王攻打越國，杜子進諫勸其停止進攻的例子說明領導者冷靜地認識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蹻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楚莊王”比比皆是，別人的錯誤和弱點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卻視而不見。“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領導者整日被下屬的阿諛奉承所包圍，更容易迷失自己，喪失方向。所以，加強自身修養，及時而充分地認識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認識水平，做到“自勝”，是管理者“勝人”的前提條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勝”，必須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領導者要去除私心、摒棄私行，奉公執法，才能國治民安。《有度》篇中說：“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級、進行提拔所依據的標準，絕不能依靠所傳言的美譽或者朋黨的舉薦，“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這會助長拉關系、走后門的不正之風。所依據的，只能是法度，換句話說，是規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對象的工作實績是否能達到所要提拔職位的標準，而領導者的個人情感不應該影響干部的任職，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沒，庸才不會被誤舉，君臣之間關系明朗而單純，一切用事實和制度說話，這才是“有度”的明主給組織帶來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