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非子》讀書心得
《韓非子》讀書心得
機械101班
郭進山
06 韓非子著書立說,究習帝王之術(shù),欲以平生所得輔弼君王,富國強兵進而一統(tǒng)天下。在我看來,韓非子的學說切實可行,但窮盡舉國之力,僅僅得益于君王一人,雖然間接也能使民族興盛榮華,終歸不是以惠及萬民為愿景的學術(shù)。韓非子力主道、法、術(shù),三者結(jié)合,互補使用,推行勢治,秦王以此并吞了六國,成就了霸業(yè)。先賢的學說既然可以用來管治民眾,統(tǒng)率國家,為什么不能用它來打理自身的言行舉止,實現(xiàn)心中的志愿呢?韓非子說:空好仁義,等候堯舜的出現(xiàn),一個治世一千個亂世;推行法勢,縱有桀紂的出現(xiàn),一個亂世一千個治世。同理可見:單憑興趣、愿望、欲求和理念,苦待機遇,必然是失意多多;反之居勢力導、趨利避害,就算遇到天災不測,仍會屢有收獲。按我的感悟,韓非所言唯獨“勢利”二字。勢,何者為勢?前腿受傷的馬沒有辦法踢人;馬踢人必用后腿,后腿抬起,就要用前腿支撐住身體,前腿不能受力,后腿就抬不起來。是因為沒有作為的能力嗎?是因為沒有作為的意愿嗎?不是,只是形勢不容許罷了;這就是內(nèi)在的勢。龍騰云駕霧,倏忽萬里,可要是沒有了云霧,龍也和蛇一樣只能爬行。龍喪失了自己的本性嗎?龍和蛇真的沒有了分別嗎?不是,只是龍所依賴的環(huán)境改變了;這就是外在的勢。勢是客觀的,本身沒有善惡美丑之分。我們是人,所以有人的立場;我們是國民,所以有國家的立場;我們是家庭的成員,所以有家族的立場;我們是自己,所以有個人的立場。時代在發(fā)展,世界在進化,身邊的現(xiàn)象無時無刻不在改變,形形色色的事物,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糅合上我們的身體和立場,形成了與我們生命密不可分的勢。與勢相對應(yīng)的是利,利就是利益。利和勢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利的情況又是由勢來決定的:居勢、順勢、不渝勢就有利可圖;若是看不清形勢,脫離了處勢,所作所為超越了局勢,失敗必然會到來,利益也就受到了損失。勢如此重要,因此韓非子直接指出:君主統(tǒng)治國家的權(quán)力,不在于他的仁德智勇,而在于他占有了最寶貴的勢,這種勢才是君主的把持。推之開來,我們每個人不也擁有自己立身的勢嗎?認識勢,利用勢,發(fā)展勢也是我們通往成功的把持。對于勢,韓非子提出了道、法、術(shù)相結(jié)合的策略。道是其中最高深的策略,自己靜定無為,而天下自治,聽起來玄虛,卻蘊含了深刻的道理。人的眼睛難于自見,于是要依靠鏡子才能查看容顏;人的才智難于自知,于是要依賴外物才能夠認清自身。依賴外物所以難免被外物迷惑,道則是避免迷惑的方法。道奧妙無方,我所能領(lǐng)會得只有兩條,即:端兆志趣不可見,賞罰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論治國而僅論及自制,正所謂“禍患常積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人有了偏好,有了愿望,就不再能夠毫不偏私的看待問題,當然就會因為誤判而導致錯誤的累積,錯誤積累起來就容易被誘惑,甚至是被攻擊。人又不可能沒有偏好和愿望,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們隱藏起來,限制它們的作用。人有愛好,有追求,愛好和追求也只該是人生的部分,而不該是人生的主宰。閃電的光很強烈,卻不能用它來照明;強大的動力卻不能夠控制,對人就不是福音而是災害。房屋外面的墻不是房屋的本質(zhì),房屋的功用是在于它內(nèi)部擁有的空間;真正的志趣也只會深刻的融入在行為之中,而不會張揚于外,張揚于外它就是一種狂熱,狂熱不是真正的志趣。依賴于外物的人可以完善的控制自己嗎?當然可以。人都喜好利益,討厭損害,所以賞和罰才成為管理行為的利器,只要完善的控制了對自己的賞罰,也就完善的控制了自身。這似乎容易,但卻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被別人夸大的贊揚,人會高興,高興是一種獎賞,這個獎賞不是由自己控制的;被別人無端的指責,人會生氣,生氣是一種懲罰,這個懲罰也不是受自己操控的。一個人撿到了財物,憑空的得到了利益;遺失了財物,憑空的失去了利益。若是因為諸如此類的事情或悲或喜,就是被外物操縱,被奪走了控制自身的權(quán)力。
人需要收回這種權(quán)力,以自己的意志來決定什么樣的行動應(yīng)該贊賞,什么樣的行動必須懲戒,贊賞和懲戒被執(zhí)行,堅持和革除都為自己所掌控。孔子說:“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意志之堅定,可功成須臾,當止則止,縱千難萬險,欲行則行;這樣強大的自制力,就是賞罰不受成敗得失的外物影響,所產(chǎn)生出的效果。賞罰的利器,要用法才能使它們揮舞起來。人皆自尊,可尊嚴不能成為控制的手段;人皆自愛,可仁愛不能成為控制的手段;人皆自信,可信念不能成為控制的手段;人皆自強,可愿望不能成為控制的手段。這些不能夠成為控制的手段,不是它們不好,而是因為它們的作用都是基于自身的,這和人自己不能將自己舉起來是同樣的道理。法卻不一樣,法都是面向個體,而基于形勢的,法是勢作用到人的身上產(chǎn)生出的規(guī)則,這樣的規(guī)則才應(yīng)當是控制的準繩。操縱賞罰的度就是最基本的法,每個人的心中都存有這樣的法,但只有法被徹底的執(zhí)行了,才能算得上是有法制。裸露的金礦,就會有人去盜采,不是因為法令不夠嚴格,而是因為盜采不一定會被抓住;熔化了的金子就算不派人去看管,大盜也不敢伸手去偷,這是因為拿了就肯定會被狠狠的燙傷。法律不能遍及就沒有效力,對自己的法度有一刻松懈,就會喪失掉所有控制的努力和企圖,這是用法于自身必須要注意的。治國和自制畢竟不同。治國重罰而輕賞,以人的趨利之心不若避害之心,懲罰的效力要大于獎賞。自制的對象是自己,罰則生厭,生厭則難行,所以要以賞為主,以罰為輔,賞罰明確而又有信用,對自己的法治就能夠成為現(xiàn)實。法是連接意志和勢的穩(wěn)定力量,對自己推行法制,雖然不會日進千里,但卻能時時刻刻都是在順勢前進。人生是漫長的競爭,終日行健不移的來適應(yīng)環(huán)境,人必定會有所成就。以法自制的效力,從長遠看來必然是最佳的。從外物那里收回了控制的權(quán)力,用法度去加以掌握,僅僅這樣還是不能完善的控制自己。控制是雙方的,治國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斗爭,自制是意志與潛意識的斗爭,斗爭都是長期和殘酷的,要講究技巧,講究應(yīng)變。法是根據(jù)勢制定的,一旦固定就要長久堅持,它可以作為自制的原則,卻不能夠作為斗爭的方略,斗爭的方略是術(shù)。韓非子的術(shù),又稱智術(shù),要通過行動逐漸的發(fā)掘和體會。治國有法而無術(shù),國家就得不到法治的利益;自制有法而無術(shù),控制就產(chǎn)生不了效果。如果規(guī)定出來的法可行,卻沒有效果,那就是術(shù)用得還不夠。術(shù)是管理的技巧和藝術(shù),自制的術(shù)需要熟悉自己的心理、生理、行為習慣、以及潛在意識等方方面面;見微知著,修補意志被松動的地方,調(diào)節(jié)好身心的狀況,讓意志、身體、情緒都堅定不移;勢和法之間有術(shù)來彌合,勢和道之間有術(shù)來調(diào)整,道、法、術(shù)的勢治就可以完善的控制起自身了。使用勢治,道德這個東西必須從治理中加以排除。道德是自我控制的結(jié)果,不是自我控制的原因,要結(jié)果參與到原因之中,最多只是造成行為的混亂。道德是非利益性的追求,自制是利益性的追求;用不謀利的東西去謀利,沒有效果是自然的。用道德因素自制的人,當然是認為,道德高尚行為就應(yīng)該順利,有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未必是道德,以道德自制的唯一結(jié)果,只能是失去了還僅有的那一點良知。喜好和興趣對于勢治也是不可取的。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似乎喜好興趣對人的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如果它們最為至關(guān)重要,它們并沒有失去,緣何世人十有八九抱怨不能從事所愛?喜好和興趣絲毫不能改變現(xiàn)狀,影響人生的最大的因素只能是勢。常喝酒的人對酒有興趣,常吸煙的人對煙有興趣,興趣來源于他們的行動;獨獨成功的人,那是天生對自己的事業(yè)有興趣,世上豈有這樣的道理!成功的人不過是利用自制,將意志轉(zhuǎn)化為喜好,又把喜好升華成了興趣而已——孔子何嘗不是這個意思。追逐虛無縹緲的興趣,卻不肯絲毫的投入精力,只是抱怨形勢對自己不公,真是讓他們做上有興趣的事,他們又犯起了嘀咕,不知道興趣的所在了:這樣的人注定要一輩子錯失所愛。像道德、喜好、興趣這樣自我完善的誤區(qū)還有很多,它們都看起來美好,然而不足以憑之成事。它們可以算是已有的良好條件,但不是成功的必然條件。想要治國,別人的忠誠并不值得信賴,使別人不得不忠誠才可以信賴。同樣,良好的形勢也不值得信賴,能夠使形勢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轉(zhuǎn)變,才可以信賴。道、法、術(shù)是可以信賴的:有了道就可以了解勢,而不被勢蒙蔽;有了法就可以利用勢,而不被勢控制;有了術(shù)就可以調(diào)節(jié)勢,而不被勢拘泥。了解勢,意志就不會誤判;利用勢,行為就可事半功倍;調(diào)節(jié)勢,環(huán)境就能夠為人所適應(yīng)。綜合了道、法、術(shù),自我控制又控制了勢,不必戮力的操勞,不必張狂的表現(xiàn),不必詭詐的權(quán)謀,不必生來的賦予,人人都可以走出光輝燦爛的人生。
第二篇:《韓非子》讀書報告
《韓非子》讀書報告
摘要
在整個中國封建君主時代的統(tǒng)治思想中一直就存在著兩個“圣人”。一位是孔子他是顯性的被歷代君主所宗奉另一位則是韓非他是隱性的韓非的整套君主專制主義的政治策略被君主帝王們走私式地在暗地里運用。簡而言之就是所謂“外儒內(nèi)法”。
韓非思想主體是政治思想他倡導的“帝王之學”就是法、術(shù)、勢兼治的專制論存在不少負面的糟粕。但在我們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并加強干部管理的今天如果能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批判地繼承韓非的法治思想客觀地學習《韓非子》中合理有效的精髓《韓非子》將是可資我們借鑒的巨大寶庫
韓非子的法家思想有三大核心主張,第一主張是“法”法既是抽象意義的法律法規(guī)也指具體的法律條文。韓非首先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四個字他推衍出一個結(jié)論國家的治理也必須有一道最基本的底線這條觸之必死的底線就是法。建立并掌握了這個底線國可大治。他強調(diào)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他舉例道衛(wèi)嗣君時一個罪犯逃到了外國衛(wèi)君照會對方國家想方設(shè)法務(wù)求引渡回國歸案法辦即使割地賠城都在所不惜。這種維護法治的嚴肅精神至今令人嘆服。韓非還認為“法”落到執(zhí)行層面就是二柄即德與刑或者說賞與罰。把二柄運用好法治就能落到實處。至于如何運用那就牽涉到“術(shù)”的層面了。韓非的第一主張“法”為古人提供了消解人治推行法治的有效途徑和制度安排在當今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執(zhí)政黨領(lǐng)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shè)法治國家的進程中韓非所倡導的法治精神和實踐理念的現(xiàn)實針對性是不言而喻的。
《韓非子》中第二主張是“術(shù)”。“法”是要公開的而“術(shù)”則是暗藏于君主胸中的心計是君主對臣下的統(tǒng)治手段。他認為要想辦法做到“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即君主行事要讓群臣感到高深莫測、捉摸不透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將一切錯誤推給臣下。于是他煞費苦心地考察與研究了奸臣的各種行徑并從人性惡角度給君主設(shè)計了各種各樣的防治手段歸納出一系列察奸、識奸、治奸、防奸的政治權(quán)謀這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是十分罕見的。今天的人們若細讀它恐怕沒有一位不被這種種記錄驚呆。辯證地看韓非所主張的第二主張,在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干部監(jiān)督、行政管理領(lǐng)域中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在維護中央權(quán)威遏制部分地方、部門、行業(yè)坐大平衡社會關(guān)系等方面在依法行政、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在加強干部管理和監(jiān)督、建立健全問責制度等方面適當運用策略和方式方法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韓非子》中的第三主張是“勢”即指權(quán)勢統(tǒng)治權(quán)是實施法治推進行政的前提保障山上苗比澗底松優(yōu)越原因在于它得勢虎落平陽被犬欺原因在于它失勢。法和術(shù)的實施前提是大勢大權(quán)在握法和術(shù)的實施結(jié)果是大勢大權(quán)握得更緊。客觀地看“勢”解決的是統(tǒng)治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問題和鞏固加強問題這個問題在每個時代每個國家地區(qū)都普遍存在以普惠人民為出發(fā)點積極有為地完善自身通過鞏固自身地位來鞏固為民所享的成果這種“勢”也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我想在當前這種形勢下《韓非子》的特殊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韓非具有比較明確的樸素唯物論思想認為自然界萬物的運行是有規(guī)律的其總規(guī)律是“道”其特殊規(guī)律是“理”明君把握好總規(guī)律才能治國安邦。他以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和扁鵲見蔡桓公的典故提出了“質(zhì)量互變”的看法。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尤其突出他在中國邏輯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之說”給矛盾律提供了正式的稱號而且充分地論述了矛盾對立統(tǒng)一和相互轉(zhuǎn)化的規(guī)律。韓非還提出在面對重重矛盾時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兩點論的基礎(chǔ)上堅持重點論“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韓非提出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人們的認識都必須依賴于感覺器官來源于實踐因此韓非在整部論著中經(jīng)常提到“參驗”即循名以責實用主流思想話語來解釋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韓非非常注重邏輯思辯,而且理論基本都以歷史事實為依據(jù),遵守一切以實踐為準,而且很重要一點,韓非不但提出的政治主張,還都詳細規(guī)劃了”力求可靠“的實現(xiàn)手段。韓非從人性角度思考問題在百家中也是很獨特的。雖然韓妃子思想有著很多的漏洞,但在當時有很大的先進性和科學性我們要用辯證的眼光來對待他,棄其糟粕取其精華,讓它更好的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服務(wù)
第三篇:淺析韓非子
百家爭鳴之韓非子
——淺析韓非子法治思想
韓非子是中國戰(zhàn)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chuàng)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tǒng)一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quán)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jù),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quán)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zhì)、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jīng)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quán)、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huán)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guān)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diào)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zhàn)爭,如果立下戰(zhàn)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lǐng)奮勇作戰(zhàn)。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zhàn)斗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tǒng)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yīng)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quán),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quán)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quán)。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quán)已經(jīng)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zhàn)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zhàn)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jié)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fā)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shù)”“勢”結(jié)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shù),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jié)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quán)勢,要獨掌軍政大權(quán),術(shù)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quán)、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xiàn)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qū)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quán),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yīng)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zhàn)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遺著,并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zhàn)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后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后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jù)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韓非繼承和總結(jié)了戰(zhàn)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quán)》),國家的大權(quán),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quán)有
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yīng)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jīng)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diào)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zhí)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tǒng)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jié)束諸侯割據(jù),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yīng)用和發(fā)展。
韓非子說:“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nèi)之官以百數(shù),必信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shù)而不慕信。”韓非子對“父母官”的仁義施政很不樂觀,他估計中間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騙子、盜賊和無賴,所以,讓這些人執(zhí)政,不可能出現(xiàn)廉潔的政府,社會會亂套,百姓會遭殃。當然,那時候還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權(quán)思想,孔子所謂愛民、親民也不過是迎合最高統(tǒng)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張,國家屬于人民,即“民有”,何況,中國的老百姓向來是不關(guān)心政治的。韓非子的高明之處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潔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術(shù)”,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法律來約束官員,監(jiān)督官員,而不是假定他們是圣人,便委任他們以治理國家的權(quán)利。
針對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權(quán)思想和社會規(guī)范,韓非子提出鮮明的人權(quán)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張,他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所設(shè)想的法律,人不論貴賤、賢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試想靠一套機械性的法律體系來維系政府的廉潔和行政效率。難能可貴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體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無為于上”,最高統(tǒng)治者有了法律這部機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問了,這跟在英國試行成功的君主立憲政體是驚人的相似的。
事實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個人治的國家,百姓管理國家的權(quán)利被所謂“仁義”君子所操縱,當然他們也并沒有意識到參與國家管理應(yīng)該是自己的與生俱來的基本權(quán)利。可悲的是,這些代替人民行使權(quán)利的官員,據(jù)韓非子樂觀的估計,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錯了,于是,出現(xiàn)“圣人在,則大盜不止”的局面,當權(quán)者享有特權(quán)可以為所欲為,百姓便只有被欺壓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權(quán)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國”,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權(quán)平等和自由。當警車開道,大小車輛威風凜凜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驅(qū)逐在道路之外的時候,還談什么以法治國。就如林語堂先生所說:“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教化(就像進行先進性教育之類的),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jiān)獄(現(xiàn)在好多是政黨內(nèi)的紀律處分,或者罷免)。中國現(xiàn)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被揭露就要處以死刑。韓非子最基本最偉大的主張是建立以法治國的廉潔政府,對官員最有效的約束監(jiān)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繩,不僅對民,更對官。
韓非子法治思想的現(xiàn)實意義被秦始皇所欣賞,并為秦統(tǒng)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quán)所奉行的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特別是其“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理論。目前,我國正處在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的變革時期,原來單純靠行政手段調(diào)節(jié)社會各個領(lǐng)域的方法已經(jīng)不適用,需要用經(jīng)濟和法律手段作為主要的調(diào)節(jié)手段。因此,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韓非子“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xiàn)實的實踐,成為當代的主流思想。韓非子還強調(diào)“以法為教”,也使我們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還必須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讓廣大民眾知曉法律、運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諸子百家期末論文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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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四篇:韓非子名言
韓非子名言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優(yōu)秀的名言吧,熟記名言有助我們增加知識儲備,打造語言亮點。名言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韓非子名言,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法莫如顯,而術(shù)不欲見。(法一定要讓人明了,而術(shù)一定不能被人覺察)
2.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臵身事外,才會看清真相;保持冷靜,才能制定出行動原則)
3.虛靜無事,以暗見疵。(保持虛靜無為的狀態(tài),往往會從隱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為漏洞)
4.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所以應(yīng)該將親近好厭惡等情緒一并拋棄,才能成功地使用權(quán)謀之術(shù))
5.君無見其所欲。(君主不應(yīng)該表露自己的喜好)
6.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君主隱藏自己的好惡,才會得見臣下的本來面目;拋去舊有的成見,不顯露自己的智慧,才會讓臣下各守其職)
7.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邀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歡任用賢能之士,那么臣下就會自我粉飾迎合來君主)(說明∶還是讓大家各司其職,別把希望寄托在個別的賢能之士身上,防止權(quán)利的偏移)
8.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群臣本來的面目顯現(xiàn)出來,那么君主就不會收到蒙蔽了)
9.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顯賢能可以成就大業(yè),不逞勇武依然強大)
10.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看見就好像沒看見,聽到好像沒聽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11.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如果是君主所厭惡的,那么群臣就會將其隱匿起來;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會弄虛作假來迎合)
12.倒言反事以嘗所疑。(故意正話反說或正事反做,來試探臣下)
13.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權(quán)柄在手就是所說的重,不離本位就是所說的靜。持重者能夠控御輕浮者,寧靜者能夠克制急躁莽撞)
14.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具體事務(wù)交由各級負責人去執(zhí)行,而君主應(yīng)保證中央權(quán)力的鞏固。只要君主能在準確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會效勞)--國家的大權(quán),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quán)有勢,才能治理天下
15.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jié)之以成,遠者欲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眾人會全力幫助他,身邊的人樂于結(jié)交他,遠方的人真心贊譽他,權(quán)高位重的人也會推崇他)
16.君人者釋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君主聽憑臣下私自施予刑罰與恩德,這樣一來就會反為臣下所控制)
17.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殺予奪之權(quán)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來君主就有失勢的危機)
18.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過于寵溺臣下,法令就難以確立。缺乏威嚴就會被臣下欺凌)
19.愛臣太親,必威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過于寵信臣下,必然會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權(quán)勢過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20.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維修喪失轉(zhuǎn)而要仰仗臣下了)
21.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假裝憎惡,就無法對其再加以憎惡;假裝憎惡,就無法再對其施以恩惠)
22.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種植橘柚,吃起來是甜的,聞起來是香的;而種植荊棘,長大了卻會刺傷人。)(說明∶栽培人時應(yīng)個格外謹慎)
23.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溪(xi1),材非長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沒有權(quán)勢,即使是賢人也無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長的木材樹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萬丈深淵。這并非是木頭長,而是它所處的地位高。)
24.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間總有得不到的東西,也總有辦不到的事)
25.存亡在虛實,不在于眾寡。(一國的存亡要看權(quán)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應(yīng)看國家武力的強弱)
26.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一只手擊掌,即使再用力也不會有聲音)
27.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當形勢不便時,是不應(yīng)該逞強的)
28.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魚游到岸邊擱淺的是時候,就會被螻蟻吃掉)
29.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態(tài)看起來是嚴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傷;水的'形態(tài)看起來是柔弱的,所以經(jīng)常有人淹死)
30.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隱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無法猜測他的意圖)
31.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事情有做了卻不成功的,但這也勝過不去做的)
32.私行勝,則少公功。(營私舞弊之風盛行,臣下就不能盡職為君效力了)
33.誘道爭遠,非先則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diào)于馬?(在路上賽馬,不是領(lǐng)先就是落后,而此時還總是關(guān)注對手的話,又怎么能得心應(yīng)手地駕馭自己的馬呢?)
34.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于法術(shù),托是非于賞罰。(不因過度思考使內(nèi)心疲憊,不因個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據(jù)法令和權(quán)謀來治理國家,通過賞罰來彰顯是非。)
3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圣人處世,是不需要智慮與機巧的。因為不拋棄智慮機巧,就很難維持長久。)
36.巧為輗,拙為鳶。(做車輗是聰明的,做木鳶卻是愚笨的)(說明∶考慮成本與實際功效)
37.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對于復雜的世事來說,個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個人的渺小智慧難以處理繁雜事務(wù),所以應(yīng)該利用工具來處理事務(wù))(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員的設(shè)臵等)
38.利莫長于簡,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過于簡樸,最大的福澤莫過于安穩(wěn))
39.因可勢,求易道。(根據(jù)可以成功的形勢,來尋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40.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樣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飾物來裝飾)
41.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為無為而聚集,因無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穩(wěn),因不用而牢固。
42.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用眼過度,則視力下降;用耳過度,就會聽力下降;用腦過度,就會思慮混亂)
43.去甚去泰,身乃無害。(行為不過度,才不會危及己身)
44.烹小鮮而數(shù)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shù)變法,則民苦之。(烹調(diào)小魚卻屢次翻動,那就會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國卻屢次更改法令,那就會使百姓不看其苦)
45.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時機的盈虛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務(wù)的生死是一體的)(說明∶君主不可因為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46.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恬靜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則,平穩(wěn)安閑之后才能察知禍福的端倪)(說明∶拒斥外界的誘惑)
47.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長處,所以能取得大名;不過早顯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業(yè))
48.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賢德的事情卻不以賢德自居,還有什么事是辦不好的)
49.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惡來選擇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來容納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廣博)
50.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世間萬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無為而治。)
51、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韓非子〃大體》
52、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商君書〃戰(zhàn)法》
53、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快,苦則求樂,辱則求榮,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商君書
54、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韓非子〃喻老)
55、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韓非子〃難一)
56、欲速則不達。《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57、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五蠹》
58、巧詐不如拙誠,惟誠可得人心。《韓非子〃說林上》 59、華而不實,虛而無用。《韓非子〃難言》 《韓非子》
60、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情懷為利休。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心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司馬遷寫的<史記>意思是說天下人為了利益而蜂擁而至,為了利益各奔東西。
第五篇:《韓非子》讀后感
《韓非子》讀后感
閱讀《韓非子》一書,給我最主觀的感受是其中的“陰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針鋒相對,不爭個你死我活決不罷休:先看君主,雖然手握大權(quán),身居高位,可因為擔心身邊的人謀權(quán)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惡都深藏起來,終日戴著“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寧。這樣的君主看似風光無限,可實則怎一個“累”字了得。再論人臣,似乎都是亂臣賊子,心懷鬼胎,對權(quán)力地位虎視眈眈,處心積慮想鉆君主的空子以圖私利。人臣之間自然更加“玄妙”,充斥著政治陰謀、離間術(shù),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會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這些閱讀文本后直接的感受,與韓非子把其政治學理論建立在“人性好利論”前提上關(guān)系甚密。韓非曾說:“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以馭民力,事實不宜失矣。”(《韓非子.制分》)雖然師承荀子,但在“人性惡”上,韓非子的觀點明顯更進老師一籌。“荀子謂人之性惡而可以為善”,而韓非子“認定人之性惡而無為善之可能”在他看來,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僅在君臣間是一種赤裸裸的利害交易關(guān)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間也存在著算計之心,利益之慮。如他說:“父母之于子女也,產(chǎn)男則相賀,產(chǎn)女則殺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猶用計算之心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將商鞍的“法”,申不害的“術(shù)”和慎到的“勢”三大法家學派融會貫通為一體,希望達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鏟除奸臣,從而致主尊國安的目的。當然,由于時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學說中還存在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張注定只能成為人治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非道德主義及高度的君主專制思想,使其治國思想體系中君權(quán)與民權(quán)處于極端對立狀態(tài);急于想救國圖強的抱負使他的政治學說看起來太過激進等等,但我們似乎不應(yīng)該以現(xiàn)在的眼光去評判幾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為一部關(guān)于帝王統(tǒng)治的教科書,《韓非子》無疑對秦的統(tǒng)一以及其后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韓非所說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既是一個封建大帝國維護統(tǒng)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局面所必須的,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國實施統(tǒng)治的真實寫照,所以韓非被稱為“中國倡導專制獨裁政體第一人”,可謂當之無愧。而就先秦歷史背景言,則為法家思想之最高發(fā)展。其地位之重要,誠不容否定也。”
雖然《韓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現(xiàn)了人性惡的一面,里面充斥著爭權(quán)奪利的“戰(zhàn)爭”,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陰謀,讓人讀來感到“陰冷”,但我們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韓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學,畢竟順應(yīng)了由群雄割據(jù)向大一統(tǒng)君主專制集權(quán)發(fā)展的歷史潮流,促進了歷史劃時代的轉(zhuǎn)變。他的這種治國之術(shù)無聲無息地化人了長達兩千年的君主專制體系中,對整個封建社會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