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國民性探討(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躍進時代

中國國民性探討

（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躍進時代

改革開放30年，國民已步入中等收入，進一步改革的動力越來越小。我想說的是，不僅權力階層，而且普通民眾，都有一種安于現狀的思維。除了重慶電視臺外的其他很多很多電視臺，不僅普通年輕人，還有很多年輕的影視偶像們，他們在用青春的激情，唱響紅歌，甚至歌頌文革的毛澤東。我不認為這是在做政治宣傳，因為宣傳部門的號召力和工作能力沒有那么強，他們可以控制充滿活力和任性的年輕一代。

我相信那些80后，90后們，是發自內心的。為什么在信息越來越開放的今天，他們反而越來越沉迷于一種幻象之中，越來越缺乏悲觀和遠見呢？

我一直在研究人性，研究比魯迅所言更深入的中國國民本性。在傳統思維如此強大的民族里，任何西方心理學和轉抄自他們的中國心理學，在解釋中國國民性時，都太淺薄，太沒有說服力了。

現代心理學大師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

在大躍進時期，3000萬鮮活的生命，憑著一種信念，心甘情愿地被餓死，這在人類史上絕無僅有。他們作為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從建國前在地主的壓迫下為生計奔波，到建國后，以“國家主人”的名義，仍舊為生計奔波。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他們在幾百年來，主要需求一直沒超越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但為什么在這兩種基本物質需要都沒有滿足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更強大的非物質需求，進行抵消了呢？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精神需求？

——是一種回歸自由的喜悅？一種對美好愿景的展望？

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當家作主——這是一種怎樣的惑人心魂的口號啊，以至于可以放棄動物性的生理需求，可以在有史以來最大災荒中，不去搶劫，不造反。從這點來說，中國2000年的儒家傳統教育太成功了，他讓中國人脫離動物性的時間點遠早于西方國家，讓普通民眾自覺地以“理智”來指導生活的一切。19世紀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這樣描述過中國人：“（他們）竟在早期就備有一套特別好的習俗，這在某種范圍內也就是一些即使最開明的歐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須尊稱為圣人和智者的人們所作出的事功。”

毫無疑問，他們在儒家傳統教育下，是具有極強道德感的。道德的底線是不傷害他人，在一個人饑寒交迫的時候，他還保持一種極大的自我約束，不去搶劫，不去聚眾革命，這不是“圣人”，那是什么人？

餓死的3000萬和挺過災荒的6億人，這一群數量及其龐大“圣人”，寧可“易子相食”，也要堅持“正義”，以一種強大的道德感，來壓抑饑餓感的灼燒。他們眼中的道德感，是一種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子女的生命、親情，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渺小的，可犧牲的。個體只是備用的。

在這里，我不想花篇幅去責備國家機器要負的歷史責任，我希望從現代史的分析中，把握國民性的本質。50年前的那種國民性本質，在同一政權下，經歷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前期，還是延續到了當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2000多年儒家封建文化傳統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政權的。

進一步的分析，還要考察現代各種大事件中，國民的整體性表現，尤其以文革時期為代表。

至于當下，國民行為和思想的表現，只要是國民性本質和消費主義相結合的形式出現。這只能是基于現實，進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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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1嘉定

第二篇：中國區域規劃大躍進

中國區域規劃大躍進

區域規劃，如火如荼。

自去年至今，中國先后將十幾個區域規劃，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自珠三角一體化發展發軔，至海西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橫琴島總體發展規劃，江蘇沿海，圖們江，黃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陽湖，皖江，海南國際旅游島，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興，成渝經濟區等，從東至西，從南到北，幾乎全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棋局之中。

優先發展東部沿海，然后輻射到中西部,與“先富帶動后富”相對應的是中國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凡三十年，中國已歷滄桑巨變，實現了狂飆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現了一些初具實力的經濟區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長江三角；而在這些區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北上廣深。特別是珠三角的崛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整體騰飛，但是，由此也帶來了東部沿海與內地發展的不平衡。

而中國在過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間出臺了將近二十個國家性的區域發展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說明中國正從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轉變為均衡發展戰略，相未來時代的全面發達挺進。同時，在中國由外向型經濟，轉變為內生性經濟時，全面的區域振興，亦將造就中國的內需市場。

但是，相對中國從70年代開始以來的三十年前，30年間所出臺的國家性發展戰略，非常有限，而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內，卻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處飛舞。大躍進式的區域規劃，存在三重隱憂，將對中國未來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本次的十幾個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與早期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存在著很大不同。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包括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的逐步確立，其時間跨度大，空間距離亦廣闊。如，以行政性區域振興計劃而言，從深圳在70年代末設立特區，到90年代初的浦東開放，以及到21世紀之后的天津濱海新區，中間間隔均有十余年，這樣，每一個國家戰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國物力財力，進行重點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針對性研究一些優惠政策。如，深圳特區更多獲得政策創新支持，而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則獲得了力量的財政支持，以及中央企業的傾斜。以自由式區域發展規劃而言，珠三角戰略，開發海南，長三角戰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經過了長期的積累與磨合。

30年前是將優惠政策和資源向沿海地區傾斜，這種優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在新近的十幾個新的規劃中，則更象是天女散花，各個規劃區雨露均沾，均難以獲得特殊照顧。而這種大面積的“優惠政策”，使各自的優勢抵消，只有相對意義沒有絕對意義。現在出臺的系列國家戰略，基本每個省都有份，有些區劃，甚至表面上是全國性的，實際上地方省市以國家戰略的名義，進行的省級區域開發，如皖江開發，鄱陽湖，海西經濟區，海南島等，均是安徽、江西、福建、海南等省的省級戰略，通過一些運作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遍地撒種，未必種豆得豆。由于短時間的區域規劃過多，最后每一個區域，都難以獲得來自中央的資金和政策上的足夠支持，亦難以形成真正有競爭力的區域。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時間過短，很多概念性的發展戰略，在現實中難以落實；甚至是在一些區域規劃中，存在著眾多爭議。從全國范圍來講，眾多的區域競爭，亦將使優勢分散，難以誕生似珠三角、長三角那樣璀璨的社會與經濟事務發達的區域。如果借鑒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歷數十年才逐步形成區域發展格局的情況，本次的十幾個個區域規劃的既出臺倉促，最后修成正果，亦需漫漫長路。

欲成大器，必有相當的耐心，而相關部門卻對國家性的區域發展規劃，一兩年的時間基本掃光，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客氣地說，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浮躁。亦缺少毅力與遠見。疑似投機主義。

天女散花式的國家規劃，有其天生的局限。而從集中優勢，到分散優勢，從有限區域到全國普惠，本次的系列國家發展規劃，造成了的重復競爭，亦致使一些地方面臨對于資源、政策、發展的更為劇烈的競爭。

由于優勢的集中，以及開發周期的漫長，中國前期的國家級區域規劃，最后都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中心，這些中心都擁有廣泛的輻射，并且，各個中心之間，由于涵蓋的地域廣闊，彼此在空間上并無太大競爭。最典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長三角核心區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輻射區域，主要在華東，珠三角的核心區域，集中在廣東東南，其輻射區域，主要在華南。長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區相隔遙遠，都有各自的優勢所在，其外圍“勢力范圍”也分野分明，沖突不多。

而本次的區域規劃，由于幾乎每個省都份，最后造成的結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間，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競爭。如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之后，《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過。月相連，日相同。其中關系，也非常微妙。未來，這種直接的空間、地理競爭，將是惡性競爭的肇源。

雖然這兩個國家級規劃，一個被冠以承接產業轉移之名，一個被冠以生態經濟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過于接近，而在功能與使命方面，有部分重疊，必然導致安徽與江西未來的劇烈競爭。特別是在在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帶與江西東部的上饒等區域，存在最為直接的競爭關系。

而在圖們江開發成為事實之后，未來大連在東北的地位，將發生巨大變化。而大東北經濟區，與環渤海經濟區，力量對其也正在起變化。

在羅津港未獲租用之前，東北大門被朝鮮，俄羅斯所關閉，大連成為東北唯一的出海良港，亦是東北面對東亞，太平洋市場的先鋒。而隨著圖們江開發成為事實，未來東北的經濟版圖，必然東移，新的出海口，將分流大連的很多功能，可以預見，大連與圖們江未來出海口城市之間，必然造成直接競爭，而圖們江的開發，將直接削弱大連的地位。

東北的發展，此前對于關內依賴很大，其對于東亞，乃至太平洋的貿易，由于缺少出海口，多通過大連，而大連在遼東半島之南，與東北腹地之間，陸路交通并不發達。而在圖們江開發之后，東北將掙脫對于關內的依賴，形成東向太平洋與西向大陸市場的雙頭格局。

彼時，在東亞市場，西太平洋沿海的貿易方面，東北大經濟區，與環渤海經濟區之間，將形成直接的競爭，而這種競爭，是此前數十年前所沒有的。

其它如海南島與北部灣的競爭，湖南與江西在珠三角產業轉移中的競爭，武漢與鄭州在中部崛起之間的競爭，河南與山東在黃河中下游經濟區之間的競爭等，都將是泛濫的國家級規劃無法繞過的坎。

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歸功于縣域競爭。而在中國的國家級規劃出臺之后，未來，中國的地方競爭必然升級，由縣域競爭，上升為省域競爭。

幾乎與本輪國家級區域規劃大躍進同時的，是各個省級地方政府的投資大躍進。

廣東確立了未來5年2.3萬億的投資，云南的5年投資，則達到了3萬億，重慶的兩江新區，投資將達到1萬億，而湖北，更是退出了高達12萬億的投資經濟，其投資額赫然相當于2009年全省GDP的十倍。而這些錢，都基本上投入了“鐵公基”的建設之中。

這種畫圈式的各地的“國家級區域規劃”，實際執行則是落實到省一級的行政主體，在爭取到了國家級規劃，要到了招兵買馬的通行證之后，各省投資方面的“軍備競爭”，亦將升級。

皖江城市帶由安徽的內部規劃，上升到國家戰略之后，安徽省長王三運親自帶隊，遍訪國家有關部委，提出57項政策、項目、人才、資金等方面的請求，涉及到土地、財政、金融、對外開放、環保等各個方面。直接和間接為未來的資金投資籌劃。

而在江西省的計劃中，鄱陽湖生態區的前期投入，需要1.5萬億。這筆巨款，更需要其開放投資，爭取比較寬松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實現。為此，江西方面，一方面申請對于湖區、老區的支付轉移，一方面申請基礎建設撥款，如鄱陽湖樞紐工程資金，湖水治理資金，“鐵公基”建設的資金等，同時，鄱陽湖還準備爭取金融政策方面的開放政策，欲實現與民間銀行，國外銀行的跨區域合作。

7月18日，河南方面主辦“國家戰略視角下河南區域發展規劃高端論壇”，在這個論壇上，河南方面，極力推動將河南的發展，單獨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而在未來，可以預見，河南與湖北的軍備競爭，將會更為激烈，目前，湖北推出的12萬億計劃，已經轟動全國，未來的河南欲要后發先至，對于投資的需求，亦必不可少。這種高舉區域振興大旗的地方投資，在剛剛經歷金融危機大肆貨幣投入的背景下，對經濟的平穩發展，效果實難預料。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簡介：羅天昊，中國青年學者，前中國長江商學院高級研究員；王孟龍，中國南開大學跨國企業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第三篇：歷史回顧-中國房地產30年大躍進

歷史回顧：中國房地產30年大躍進

2010年，中國的房價瘋了。

這一年，北京望京地區“地王”邊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個星期里總價漲了34萬元。

房價令人們變得極度懊悔。有時候，小兩口合計買房子，其中一個稍一猶豫，價格便又上躥了十幾萬元，為此引來一番不滿和爭吵，乃至分道揚鑣。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光是北京，倒退幾個月，報紙和電視上，乃至街談巷議里，人們的話題離不開“房價”、“月供”和頻頻刷新紀錄的“地王”。土地已經變成最值錢的東西，一句新民謠在人們口頭流傳：樓市月有地王出，各領噱頭十幾天。

房價是在人們猶豫不決的觀望中突然爆發的。2009年年初，上一輪房地產的低迷期還沒走出，那些錢包癟癟的人還夢想著房價再降一點，沒成想，進入3月，它突然發力，且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小區半年前每平方米價格只有1．9萬元，半年后一看，變成了2．9萬元。原先是買了房子的人嫌降價太多，圍著售樓處紛紛要求退房，現在一套房子剛開盤，就被搶光了。《參考消息》則援引外電：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面積，已經占全球總量的50％左右。

今年48歲的穆圖，一年前賣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區的經濟適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買一套小一點的住所，結果，從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價一路飆升，距離他的心理價位已越來越遠。這讓這個經歷過中國住房改革全過程的中年人萬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國人的住房由單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價甚至要“趕美超英”，這期間的變遷，真是滄海桑田啊！

1978：醞釀變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視察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曾希望能用積蓄替兒子買套房子。

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回憶，鄧小平先是“問居民住房可否成為商品，當時現場的同志沒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說，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樸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樸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當時不像現在，房子尚未成為商品，中國大多數父親也還沒有替兒子買房的打算。不過，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預示著中國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變化。這年秋天，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他特地聽取了當地官員關于公共住房計劃的介紹，并登上高樓，鳥瞰當地的住宅小區。訪問結束當天，他又突然走進當地一個普通房間，認真看了每個空間，特別是洗澡間，并不住稱贊。再早些時候，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傳達鄧小平關于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

1978年的中國老百姓還沒有聽說過“房地產”這個詞語，他們只曉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擠、太小。在此前的將近30年里，涌動于大江南北的中國人，被西方新聞界形容成“螞蟻”。這群螞蟻人穿著邋遢，顏色、式樣幾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擁擠、破舊的房子里。

上海華光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就是這些房子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3口人。3.6平方米,在當時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1978年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上的投資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統建住宅沒建造過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學者楊絳后來回憶，她和錢鐘書在學部辦公室住了將近3年，“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后來，人們發現胡喬木給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寫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請求為顧頡剛、蔡儀等著名學者解決全家蝸居之難。而普通人住在廢舊木板搭成的簡易儲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無處棲身，流落街頭。

這一年還發生過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個叫王石的27歲“國家技術員”從廣州第一次來到南方小鎮深圳。他看到，路軌旁有丟棄的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沙頭角的中英街還只是“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15歲的農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肅天水一個山溝里讀中學，每天餓著肚子苦讀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幾百億的跡象。

同年，29歲的馮侖成了西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后來成為經濟學家的魏杰和張維迎也在這里學習。此時離他們分別對中國房地產發展產生影響還早得很。

1980年：開發

進入1980年才8天，中國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成立了，當時的深圳房地產管理局副局長駱錦星兼任總經理。

說是公司，其實只有5個人，除了總經理，還有財務、出納、兩個技術員，他們的資產是4部舊單車，一間平房和幾張桌子，4萬元港幣的開辦費是從香港商人那里借來的。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個：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此前，因為缺少資金，46歲的駱錦星正為解決兩萬平方米干部住房發愁，偶然聽一個香港朋友說，你這個局長是在端著金飯碗要飯，為什么不可以你們出地，港商出錢，合作建房，利潤分成？

這話把駱錦星嚇了一跳。在當時，出讓土地是要犯國法的，但得承認，這個提議挺讓人心動。為了找一個合理合法的理由，經歷過“文革”洗禮的駱錦星，與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幫人經過冥思苦想，突然記起了“馬恩列斯”，希望從“祖師爺”那里找到理論根據。

還真讓他們找到了。翻了幾天后，他們在《列寧選集》的“住宅問題”這一節中，查到列寧引用過恩格斯一段話：“??住宅、工廠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

駱錦星連夜向市委書記張勛甫報告，后者也引經據典地表態：“《共產黨宣言》中還說“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你們就先干著試試看吧。”

有了這一表態，找投資并不用費多大事兒，一位香港老板騎著自行車到深圳來，坐在一個破凳子上談成了這次合作。沒過多久，中國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誕生了──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從這一天開始，1980年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突飛猛進的一年。就在當月，北京的《紅旗》雜志發表文章，論證住宅屬于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矛盾。隨后，圍繞著福利分房是否應該堅持的問題，報紙上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罕見地報道了吉林推廣四平市建房出售經驗的消息。這批住宅同時面向集體單位和個人出售。

4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一片灰舊低矮的建筑物旁邊，對胡耀邦、萬里等人發表了后來被稱為《關于建筑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的言論。這次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談話確定了幾個原則，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賣的”。他指出：“城鎮居民可以自己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還清。”

這一講話在一定范圍內傳達后，有很多人不理解，心存疑慮，非議之聲不斷。不過，到10月，全國已經有128個城市和部分縣鎮開展了私人購買、建造住宅的工作。北京市在9月成立了全國第二家房地產公司──北京城市開發總公司，拉開了開發北京的序幕。這一年還有一個文件應該被記住，因為30年后的人們對它談及的內容一定不會陌生，那就是《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紀要》。這個紀要明確表示，對新建小城市、衛星城、現有的城市新建區、舊城成片改造區，都應該考慮“組織開發公司，實行綜合開發”。

1984年：“房地產”

一個時代的轉變常常是從最小的變動開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覺到。比如，1984年的時候，一些外國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動物園旁邊的老莫斯科餐廳了，而是改到長城飯店大堂慢慢品嘗牛油蛋糕。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莫里斯敏銳地發現，過去一直看重前門、和平門和宣武門的北京，正在努力往東拱身子：“以聳立在北京東郊的長城飯店為圈子，這里聚集了與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麗堂皇的高樓。”

變化不只發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萬科、招商地產、保利地產、廣州城建、浙江廣廈、華發股份、天鴻集團、宋都集團??放在一起尋找它們的共同之處，你會發現，這些房地產企業都出現在1984年。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發生。1月24日下午，鄧小平的專列在南方繞了一圈之后，到達深圳。當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羅湖國際商業大廈足有22層高的樓頂，眺望著新城區在建的高樓時，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途經樓下，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這個年輕人就是王石，他在4個月后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也是在這一年，在一家僅有幾個人的小型集體企業——北京怡達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強，賣了3年油條之后，被上級單位沒收了公司的經營權。他鼻子很靈敏，開始琢磨要修房子撈一筆。同一年秋天，浙江一個鐵匠的兒子樓忠福想方設法當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經理，他立馬貸款160萬元，開始向房地產業進軍。

與他們相比，25歲的馮侖剛獲得法學碩士，并留校當了老師，他后來去了中宣部，又進了體改委，循著一條完全不同的軌跡前進。

他們在和這個時代一起進步。1984年,商品經濟時代的魅力開始顯現，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漸清晰。房地產公司從政企不分的混血兒過渡到完全企業化，就始于這一年。10月里，主管房地產業的中央機構對組建房地產公司──那時候還叫“城市建設綜合開發公司”──作了明確規定，認定它們“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實行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在同一個月，起碼有3份中央發布的文件，確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國務院的一個暫行規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擴大商品化住宅建設，建設周轉資金由建設銀行貸款、企事業單位集資等多種渠道解決”。

市場運作早就開始了：往前推兩年，深圳一家報紙上出現了全國第一個房地產廣告，占了足有四分之一個版面。當然，不應該忘記的是，作為一個行業，“房地產”是在1984年被命名的。國家計委、經委、統計局、標準局等批準頒布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和代碼》首次正式將房地產列為獨立的行業。

1987年：拍賣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過去之際，深圳舉行了一次拍賣會。現場來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以及全國17個城市的市長。此外，28位香港企業家和好幾個經濟學家，以及60多個記者也聞風而至。因為很多香港人不懂普通話，這次拍賣用的是“雙語”：兩名深圳當地官員，一個講普通話，一個講粵語。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這次拍賣的規格之高，那么，香港測量師協會贈送、專門從英國定制的棗紅色拍賣槌也可以用來作為佐證。槌聲一響，閃光燈閃成一片，一塊8858平方米、緊靠水庫的土地，最后以525萬元的價格成交。

那時候，人們還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區區525萬元人民幣，就讓在場的人奉上了“沸騰的掌聲”。在當時的人眼里，對一塊土地來說，這是天價。

深圳，也是全國，首塊土地的50年使用權通過拍賣的形式找到了主人。

整個拍賣過程只持續了17分鐘，不過，有人認為，這是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礎的17分鐘，也是中國迎來土地真正成為“黃金”時代的17分鐘。人們的激動之情不難從次日報紙的頭版窺見端倪：“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的空前壯舉，也標志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歷史新時期。”

新時期是來了。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響。接著是在上海，這一次，貨幣單位換成了美元，數字也漲到了2805萬元。又過了4個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將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規定刪去，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緊接著，《土地管理法》也進行了修改，土地禁錮終于完全放開。

至于第一塊拍出的土地，一年以后建成了“東曉花園”，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貸款的方式出售，151套住宅，不到1個小時就全賣光了。雖然房價只有每平方米1600元,但開發公司還是憑借這筆買賣，凈賺了400萬元。

1993年：泡沫

這一年，人們見證了房地產的泡泡漲大到巔峰那一瞬間，然后又眼看著它一下子破了。這一年，許多人更記住了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詞語——宏觀調控。從此，這個本來是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的概念，就與中國房地產結伴兒而行。

講到房地產泡沫，就要講到海南，就不得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個著名的“三角池”。1988年，隨著新“特區”的成立，來自內陸的人一下子擠滿了這個張貼著招聘、應聘信息的地方。

此時已經進入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的馮侖，頂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比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的帽子，也來到了海南，其實就是下海，整天開著海南省委借給他的破面包車亂跑。

馮侖眼前的海南熱鬧異常，雜亂得像個大縣城，但他同時發現“每個人都充滿激情，充滿希望，兩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淚”。

恰好，在深圳沒有折騰出名堂的潘石屹隨老板剛剛來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個磚場，他被委以磚場廠長的“重任”，管理300多名“民工”，誰知一年多以后，磚場倒閉，磚場老板卷款離去。最失意的時候，潘石屹住在海南簡陋的招待所里，除夕夜想到值班室看看春節晚會，卻被服務員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1989年，北京首次公開出售了商品房，盡管黃金地段的350套房子每平方米最高不到2000元，而且只賣掉了250套；天津、無錫和濟南紛紛建起了城市住宅示范小區，引得許多人參觀學習；1989年，中國第一個房地產經紀公司創辦，從此開始左右許多人的生活；到1991年，萬科已經成為首個上市的房地產企業。一幕又一幕的財富大戲，顛覆了人們的致富理念。當海南開發的熱潮剛興起時，無數懷揣夢想的人們以及幾百億的資金流入海南，房地產在不經意中成了點石成金的捷徑。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講話”，內容隨后被作為當年2號文件下發，緊跟在后面的就是中國房地產開發的浪潮。大批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仿佛一夜間冒了出來。據統計，1988年，全國房地產公司為3124家，此后3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基本上維持在這個數量；1992年年底，這個數字卻一下子變成了1．2萬家，到1993年又變成了3萬多家。1992年，全國商品房的銷售額達44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80％。

這場來勢兇猛的房地產狂潮首先是從海南島開始的。當時，這座總人口不足655.8萬人的海島上，到處都掛著房地產公司的牌子，最多的時候居然有5600多家。1992年4月13日的《海南日報》講了一件事：某房地產公司在海口市投資的25層大廈，剛破土就被搶購一空。還有人大概算了算，發現人口只占全國0．6％的海南，商品房卻占到了全國總數的10％。

1993年，這一切被推到了頂峰。該前5個月的統計數字讓西方經濟學家目瞪口呆：中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又增長了69％。

早在1992年年底，英國《經濟學人》就警告過：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外國佬的話音未落，意猶未盡者仍在做著暴富之夢時，1993年6月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突然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緊接著，第二天，國務院發布《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一共16條整頓措施招招致命，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戛然而止。大量資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業叫苦不迭，悔之不及。數千家開發商卷款逃離。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剩下的“爛尾樓”足足有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的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達到800億元，而在全國金融系統留下的壞賬就高達400多億元，是積壓房地產的重災區。

1985年，海南人邢詒前把他在島外挖得的“第一桶金”帶回家鄉，先開服裝廠，后開房地產公司。“那時，海南土地的價格直線上躥，讓人心驚肉跳，剛到手的10畝地半年內漲了50倍，300多萬元一畝，想不到吧？”

投身房地產業讓邢詒前從百萬家財的服裝老板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在事業頂峰期，他的資產一度達到兩億多元，擁有海口最高的樓以及10輛奔馳、皇冠、凌志等豪華進口轎車。他曾經以為自己手里的錢一輩子也花不完了，每天往褲兜里塞進兩疊現金，左右兩個褲兜，一邊1萬元，唯一的念頭，就是在回家之前花個精光。

但一覺醒來，他卻一無所有了，變賣家產也還不清欠款。他和中國的房地產業一起，在起步階段就接受了這樣的一次狂風暴雨的洗禮。

1998年：終結福利房 在1998年以后，單位分房這件事，人們只能聽別人說說，或者是在影視作品中見到了。從這一年起，在中國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徹底變成了回憶。

這年的1月，搞房地產的商人王石被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叫去，詢問對房地產市場走勢的看法。這被后來的分析家們認為是一件耐人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開國務院房改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并亮明了自己的態度：“要

作個決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天，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從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徹底被廢止。

這不但是中國兩種住房體制的轉換期，也是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的分水嶺。在南京市鼓樓區某小學當語文老師的常樂樂，是個既漂亮又愛笑的姑娘。可當她聽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覺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剛到學校的時候，校長曾指著學校后邊的一塊空地說，3年后，這里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我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現在國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錢買啊？”

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許多城里人連婚姻都開始功利起來，有的人還沒女朋友，立刻到鄉下相親找個女孩結婚；有的結婚沒幾年，已經分過一套房子的，聽說30歲以上的大齡單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與另一半“假離婚”。

福利分房成了閃電結婚的催化劑。當時，27歲的廣東湛江人鄒小偉與父母住一起，由于單身，單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輪不上他。他和現在的妻子還剛認識100多天，根本沒想著結婚，但如今聽說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他與女友一商量，決定“為了房子”結婚。當時流行的一則笑話則是這么說的，某單位分房方案中規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雜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廣告：現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齡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當年那個對失去福利分房機會倍感失望的常樂樂，省吃儉用存了10多萬元，又向親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終于在南京近郊選中了一套住房。她發出了這個年代人們最常聽到的那種感嘆：“一輩子的打拼就為了一套房。”

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后，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2003年以后：房價與財富

2003年，關于房地產和財富這個話題，人們增添了不少談資。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國大陸百名富豪榜”公布后，人們驚愕地看到，涉及房地產業的富豪竟有35個，前10名富豪有6個是靠房地產一舉暴富的。緊接著，富豪榜的大人物、上海農凱集團公司董事長周正毅“落馬”，與他相隔不久，還有另兩名房地產商人也因為經濟犯罪而被“法辦”，由此，他們所代表的房地產商人通過非法手段謀利的路徑也被曝光，讓普通人清楚地看到了財富和權力是如何勾結著掠奪社會的。在福利分房結束后的幾年里，房地產熱已經熱到了何種程度？這一年的建材價格可以拿來衡量一番：水泥、鋼鐵等的價格有時候一個月要漲出3個價格來。

原先對貸款頗有顧慮的中國人，才過了沒幾年，就把“按揭”這個外來詞語掛在嘴邊。2000年5月底，建設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總額經過8年的發展后終于超過了100億元，但此后僅過了5個月，就一躍變成了200億元。那段時間，中國和美國的兩個老太太的故事廣為流傳，燃起了許多人的消費熱情。最流行的版本是這么講的：中國老太太省吃儉用一輩子，終于攢夠了買房的錢，卻沒機會住了；而美國老太太貸款買房，享受了一輩子，臨終前還完了銀行的貸款。

2001年，“溫州炒房團”這個讓人們感情復雜的稱呼第一次出現。當年8月18日,一個吉利的日子，157個溫州人開進上海，3天買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溫州人來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萬元。從此，武漢、青島、深圳到處都能見到溫州人的身影，他們“走到哪兒，漲到哪兒”的名聲開始流傳，一些地方的領導為了迎接溫州炒房團，甚至親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們奉為上賓。而在房價高漲叫苦連天的普通人那里，他們的名聲則不怎么光彩。

房價的上漲早就讓一些人感到擔憂。2002年元旦的前一周，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的魏杰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專訪，并發表題為《2002，房地產的冬天》的訪談講話，認為房地產已經產生了超過1993年的泡沫，而“2002年將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冬天”。魏杰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樓市不崩盤，我就去跳樓。”這句話為他在普通人那里贏得不少聲譽，但這并沒有阻止房價在此后幾年繼續瘋漲。

關注過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區“申江名園”的人能輕易看出房價上漲的速度。2001年10月一期開盤時，這個繁華之地的房子價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開盤時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的價格變成了1.1萬元，隨后是2004年的1.6萬元，以及2005年的2.4萬元。不到3年半，價格漲了300％。

在杭州，有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2001年，一對兒兄弟做生意賺了30萬元，每人分15萬元，哥哥炒股，弟弟買了棟樓，2003年10月一結賬，哥哥的錢還剩下6萬元，而弟弟的樓賣了56萬元，還覺得賣賤了。

從這時候開始，人們就得習慣在高房價底下討日子。從這一年開始，那些沒有房子的人，將眼睜睜地看著房價突破一萬元、兩萬元，看著一次又一次地宏觀調控最終換來房價新的增長。他們會逐漸習慣“房奴”、“蝸居”這些此前聞所未聞的詞語，并且把買房的計劃一再推延，目標地也離城市越來越遠。

5月15日下午，一直還在看二手房的穆圖，再次來到東三環一家經常光顧的房產經紀公司，盡管這里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大幅下降，但房價相比上月不降反升，自己心儀已久的那套住房又漲了七八萬元。穆圖在博客中慨嘆：“照這樣下去，俺們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再奮斗兩輩子，在這座城市也買不起一套住房了。”

第四篇：超越夢想,一起飛

超越夢想，一起飛

河南省商城高中高二（12）班雷亞麗

有一種聲音始終牽引著我，在我迷失時給我方向，在我困惑時幫我解答，在我退縮時給我鼓勵，在我灰心時給我安慰，這到底是什么聲音？

熟悉的旋律在耳邊已經響起：“超越夢想，一起飛，你我需要真心面對，讓生命回味這一刻，讓歲月銘記這一回......”原來，這聲音就是夢想。是啊，她一直伴在我左右，給我方向，給我力量。

孔子周游列國時，被陳、蔡兩國的士兵困在郊野中，好幾天沒食物可吃，隨從的弟子有的餓得都站不起來，可他依舊不停地給大家講學、朗誦、唱歌、彈琴。為達到目標，孔子百折不饒；為實現夢想，他不言放棄。他的執著讓我震撼。

他總是用思想去感化人，豐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他總是堅定地面對困難，從不言棄。孔子那深邃的思想向我們證明，他超越了夢想，超越了國界，穿越了時空，帶領我們一起飛翔。

因此，超越夢想就是孔子改變天下無道的不言放棄。在大學期間，陳歐利用用業余時間，憑借網游的天賦，參加比賽獲得獎金賺取生活費。可他并不滿足，他要超越夢想，他不斷嘗試進軍東南亞市場。他僅靠著一臺筆記本，創辦了在線游戲平臺，并吸引了數量龐大的游戲玩家。如今，他已創建了世界第二大網絡游戲平臺。還有一個發明狂，他就是扎克伯格。在上哈弗大學時，他有一個夢想，為了超越這個夢想，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鼓搗計算機程序上，從而發明了MP3。

陳歐走上了發明游戲的陽光大道，扎克伯格也發明出新“玩意”，這不正是因為他們敢于超越夢想，不停地探索和突破嗎？

因此，超越夢想就是陳歐和扎克伯格創業的探索和突破，是豐富的想象和大膽的創造。

一個頑強的生命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一個生活在黑暗中卻又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奇人——海倫凱勒。在生命的88個春秋里，她是一個始終煎熬在無光、無聲、無語的孤絕歲月中的弱女子。這一奇跡，全靠一顆不屈不撓的心去超越夢想，以驚人的毅力面對困境，終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

因此，夢想就是海倫凱勒接受生命挑戰的勇氣，敢于奮斗的精神。

其實，人生就像自助餐，什么都要靠自己調配。只有心懷夢想，勇敢地接受挑戰，不斷地突破自我，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夢想，一起飛！

（語文老師

程祖典）２０１４.５.１

第五篇：《祝福》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批判

《祝福》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批判

——淺析祥林嫂悲劇的原因

【內容摘要】

本文通過對魯迅小說《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歷史悲劇原因的分析，揭示出導致祥林嫂之死的關鍵，那不是窮困，不是勞累，也不是意外災禍，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祥林嫂忍耐過、掙扎過、反抗過，但最后還是逃不出封建禮教的魔爪，這是祥林悲劇的真正意義。祥林嫂面對接二連三的不幸及種種迫害，曾進行了不懈的抗爭，但這種抗爭不僅無效，而且導致其越陷越深的可悲結局。小說《祝福》深該地揭露了中國傳統文化盾牌及其掩蓋下愚弱的國民劣根性，二者共同造就了在“無愛的人間”的一切以祥林嫂為典型的被蹂躪被壓迫宿命的必然。【關鍵詞】

《祝福》 傳統文化 國民性 悲劇 【正文】

一、背景與主要內容：

魯迅出身于沒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學，先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其間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1904年到仙臺醫學專科學校學醫，后因為在那里發生的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從此棄醫習文。

魯迅以極大的熱情歡呼辛亥革命的爆發，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權雖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卻是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的統治，封建社會的基礎并沒有徹底摧毀，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觀念、封建禮教仍然是壓在人民頭上的精神枷鎖。魯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的真實面貌。

這一時期的魯迅基本上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還不可能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觀察，有時就不免發生懷疑，感到失望。他把這一時期的小說集叫做《彷徨》，（一）以魯四老爺為代表的封建禮教

“魯四老爺”在文中也便是道家思想的化身，這可從他家門前的朱拓的大“壽”字窺見一斑。在舊中國講理學的人大都兼信道教，他們是于孔孟之外信奉太上老君或關圣帝君的。刻畫這個人物，魯迅先生并沒有用太多的筆墨，只是幾句話，可就從這幾句話中人物的特點就突現了出來。

首先，文章在介紹魯四老爺的書房時，先寫道：“我回到四叔的書房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間里也映得較光明，極鮮明的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由此可見，這個“壽”字在書房中的位置是極醒目的，也可以推想主人對它是非常重視的。我們想，書房本是用以安心讀書的，即便有一些裝飾用的字畫，也應該是反映個人品性追求或激人上進的內容，而這里的“壽”字，分明是主人追求長生久安思想的體現，一般是掛在正堂或臥室的，而他卻直掛到書房里來，也可見主人家的心志不在讀書一事，從側面也反映出魯四老爺這個封建衛道士道貌岸然的本質。另外，作者還強調這個“壽”字是“陳摶老祖寫的”，追溯陳摶老祖，我們知道他是五代宋初的一個道士，“著有《無極圖》（刻于華山石壁）和《先天圖》；認為萬物一體，只有超絕萬有的‘一大理法’存在。其學說后經周敦頤、邵雍加以推演，成為宋代理學的組成部分。此外還著有《指玄篇》，言導養和還丹之事。”（《辭海》）可見他是宋代理學的先驅者，魯四老爺掛陳摶老祖的“壽”字，大概正如后世儒家弟子供奉孔子的畫像一般，含有尊崇之意。這一點交代強調了魯四老爺的身份，為他在后文中頑固殘酷地對待祥林嫂作了鋪墊。所以，魯四老爺作為頑固的封建禮教的代表者，“壽”字體現出來的分明是他們在追求他們生命的長壽，而這長壽正是建立在對祥林嫂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民的物質剝削與精神壓迫之上的，他們對長壽的拼命追求，對“祝福”的重視，也暗示了封建勢力的頑固性及反封建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其次，在聽人報告祥林嫂被搶的過程后，他只說了一句：“可惡！然而??”這里的“可惡”說的應該是祥林嫂的婆婆，因為她這樣地搶人，鬧得沸反盈天，影響了他們家的聲譽；“然而??”則應是他轉念一想，婆婆動手抓兒媳是“天經地義”的事，自己也就不必說什么了，這充分顯示出他是站在封建禮教的立場上的。當衛老婆子到他們家時，魯四老爺先是一句“可惡！”，這是針對衛老婆子的，四嬸已經在下文中給解釋的較明確了，隨后衛老婆子巧言答辯，說一定薦

“國民性”是魯迅一生中十分關注的問題，在近半個世紀里，他都在不斷地剖析著國民的弱點，在不息地尋求著改造國民性的途徑。這不但常常占據了其思想活動的中心，而且還往往成了其諸多作品的主題。魯迅早就說過，他希望他的著作“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使他的事早已“完畢”。[2]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使國民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制和毒害，造成民眾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魯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國民性。魯迅在《吶喊》序言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3]誠然，魯迅對國民精神的改造又是有極大阻力的：這不僅僅在于國民精神的愚昧麻木或迷信封建等的落后性，而恰恰在于不覺醒的國民視別人的不幸或痛苦成為其用來慰藉自己甚至娛樂自己感官視聽乃至靈魂的東西。可以說，魯迅對國民性的探索和研究非常深廣，他從現實人生的精神病態出發，對國民精神上的各種痼疾進行具體解剖，國民身上的種種精神病癥無不在他的筆下暴露無疑。這些精神病癥中的主要痼疾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愚昧

魯迅的筆下，國民的愚昧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小說《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舊中國的一個農村勞動婦女，有所有舊中國勞動人民的優秀傳統，也有所有舊中國勞動人民的愚昧與不覺醒。因為這種“愚昧與不覺醒”正是封建禮教賴以存活、滋生、為害天下的土壤。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慘，封建“四權”的繩索猶如千斤鐵鏈，緊緊的捆縛著祥林嫂，戕害著祥林嫂，夫權要她守節，族權不允許她守節，政權和神權又懲罰她的不守節，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終勤勞、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魯四老爺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和以柳媽為代表的冷漠的看客迫害的精神失常，喪失了勞動能力，又被一腳踢開，淪為乞丐，最終在人們年終祝福歡樂的氣氛中，懷著無限復雜矛盾的心情倒在了漫天的大雪之中。祥林嫂銜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祥林嫂臨死前，似有所感悟。“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但這種“疑惑”又是不明確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見面”，又怕因為“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閻羅王”要把她“鋸開來，分給他們”。應該說，這既是一種“疑惑”，更是一種慌恐。祥林嫂被封建思想毒害，甘于受壓迫，也無力反抗，只是逆來順受，任人擺布，縱然背井離鄉，縱然凄慘死去，也從不會、不敢對壓迫她的統治者、壓迫她的封建禮教說個“不”字。愚昧迷信，節烈觀念在她的思想中

趣的走開了；女人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導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地去了，一面還紛紛評論”。很顯然，聽阿毛的故事，只不過在滿足著他們獵奇的心理，是在對別人不幸的咀嚼中獲得對自己卑微生活的滿足感。簡言之，庸眾從祥林嫂的痛苦和悲哀中得到的不是正常倫理的，而是變態心理的審美的滿足和快樂。在他們眼里，祥林嫂是個不值得同情的不祥之人，魯鎮的人不會慷慨施舍自己的同情心給這樣的人，在禮教和人性面前，魯鎮人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前者。《祝福》中魯迅特地用“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鑒賞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等話語反復作著旁敲側擊的暗示。“存天理，滅人欲”，高高在上的冰冷的封建禮教和倫理道德壓抑著人本身的同情、憐憫。在這個冷漠的世界里，當祥林嫂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之后，她再講阿毛的故事，就“只值得厭煩和唾棄”。而祥林嫂只能“看了天空，嘆息著，獨語似的說著‘我真傻’”。

由上述分析可見：國民形象中蒙上了表面上麻木混沌，實際上精明殘忍的隱身衣，使之堂而皇之地不僅可以欣賞喜劇或滑稽，還可更堂而皇之地鑒賞悲劇或殘酷；“精神勝利法”中，國民精神中打上了虛偽、自欺、謊言的烙印，使其無法直面人生觀，更使其無力改變人生；“中庸”之道中，國民面目上涂了公允、折中、調和的面膜，使之“遇狼顯羊樣，遇羊顯狼相”。使之平正之狀可掬，使之奴性之太可溢。止于此，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鋒芒全部力透紙背，批判之犀利令人觸目，批判之深廣令人憂憤！

魯迅一生都在思考國民性問題，他以筆為刀，解剖國民的靈魂，對民族精神中的消極方面給予了徹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從而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綜上所述，魯迅在《祝福》中給我們所展示的祥林嫂悲劇既是一個滲透中國傳統文化悲劇，又是一個涉及民風與民俗，信仰與禁忌，和國民性問題上的整體性悲劇。透過魯鎮社會生活方式的實際境遇，隱含著現代知識分子對以儒道釋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懷疑態度和否定性評價，也同時隱含著作者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在長期的封建文化傳統浸染下所形成的劣根性的道德譴責和文化批判。在這幕歷史悲劇的審判中，作者把造成祥林嫂悲劇的劊子手——以儒道釋交融雜糅的中國傳統文化，最終推向了

“舊歷年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魯迅這樣開始祥林嫂悲劇故事的講述。這是一個肯定陳述句，敘述故事發生的背景。舊歷年的年底是我國傳統大節——春節，習慣上，春節從臘月二十三（小年）就開始，到第二年正月元宵節為止，此過程中諸多祭神祀祖的禮儀活動莊嚴而隆重，祥林嫂便死在祭灶的夜晚，死在喜慶的爆竹聲中。祭灶是送灶王爺上天祈福，以保下界平安的。所以文中講道：“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千百年來，傳統的文化習俗少有變化。在魯鎮的蕓蕓眾生祈求神靈之際，已淪為乞丐的嫂發出了魂靈有無的疑問，“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她是企盼著神祗的降臨，還是懷著希望破滅走向地獄的恐懼？她生于這濃厚了文化歷史氛圍，死于這文化歷史氛圍之濃厚，那些“鈍響”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的閃光，種種“新年的氣象”，都成了祥林嫂悲劇命運對比鮮明的背景。

魯迅曾經說過：“要極節省地畫出每一個人的，最好是畫出他的眼睛。??倘若畫了全部的頭發，即使細的再逼真，也毫無意義。”《祝福》中，魯迅描寫祥林嫂的眼睛達十二次之多，描寫眼睛的發展變化，揭示其悲劇的性格及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悲慘命運。祥林嫂第一次到魯四老爺家時，刀子是“順著眼”，目的是強調她的善良老實，安分守己；當她第二次死了丈夫，失去兒子時，她再到魯四老爺家，她“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通過她的淚痕、眼光，寫出了她喪夫失子的悲痛心情；當祥林嫂向四嬸訴說兒子阿毛被狼吃掉時，是“抬起也沒有神采的眼睛”，通過這個描寫，進一步寫出她失掉兒子的痛苦；當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傾訴自己痛苦的故事時，人們報以她的是冷酷無情的嘲笑，這時她“張著口怔怔地站著，直著眼睛看他們”，通過“直著眼睛”四個字，把祥林嫂由于受到打擊，性格變得呆板、凝滯的特征準確地表現了出來；當也向土地廟捐了一條門檻后，“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但四嬸仍然禁止她拿祭具，“這一回也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老鼠；否則呆坐著，直是一個木偶人。”這里，通過她的“窈陷”下去的眼睛，寫出她遭受打擊之大。向土地廟捐門檻贖罪后，仍然不能爭得做“奴隸”的資格和權利，這時，她的精神支柱已完全倒塌了，她的精神崩潰了，變成了一個“木偶人”。至此，悲劇推到了高潮。在她臨死之前，魯迅進一步寫道：“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祥林嫂在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中已經麻木了，完全了生命的活力，魯迅就是這樣緊緊抓住了祥林嫂的“眼睛”，把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