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律問題之探討

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

律問題之探討

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律問題之探討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又稱“三資企業”，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的簡稱。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是指我國制定的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變更、終止和經營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準，外資企業也可以為其他責任形式。中外合作企業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的，為有限責任公司。[3]很顯然，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組織形式。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按照法律分類，外商投資企業法屬于我國公司法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是管轄國內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資企業法則屬于解決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別法。[4]基于這一特別法所設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在注冊資本的含義、股權轉讓的條件、公司的權力機構等諸多方面，與按照《公司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實質性區別。[5]因此筆者認為，基于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并非一種規范的有限責任公

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出資方式和利潤分配方式更有別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導致的糾紛屢屢發生。本文將結合筆者在審批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中所接觸到的實際情況和案例，剖析與此類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相關的法律問題，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外商投資企業的權力機構及其運作機制

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依照該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也就是說，股東在行使表決權時，誰擁有的股權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決權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則一律不設股東會，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項。[6]再者，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各投資方委派董事的人數并不完全取決于其出

資的比例，投資方之間可以協商方式確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數。[7]董事會在行使表決權時，每一董事的投票權是平等的，完全依賴表決事項獲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與出資比例無必然關系。

雖然在實踐中存在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但從現代公司制度的本質上看，公司是資本的融合，股東權利的大小應直接與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東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順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恰在此重要問題上與現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

筆者曾經接觸到這樣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美國一公司與國內某企業共同投資設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100萬美元，中外雙方的出資額分別占合資公司注冊資本的30％和70%，顯然，外方是合資企業的大股東。但合資企業的董事長卻是由中

方委派的，董事會由3名董事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資企業生產銷售體外生化試劑，屬高科技項目，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合資企業自成立起連年盈利。然而，作為小股東的中方目睹合資企業的產品暢銷，向工商管理部門謊稱其為生化試劑產品商標的權利人，同時又注冊了一有限責任公司，并由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任該企業法人，生產、銷售與合資公司相同的產品，從而損害了合資公司的合法權益。

合資企業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況后，數次致函董事長，強烈要求召開董事會會議予以處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國《公司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的明顯缺陷，以董事會會議并非“必須”召開為由，拒不召開董事會會議。萬般無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訴中心投訴，后達成和解協議，中方向外方賠禮道歉，收回侵權產品，并賠償損失。

上述事件中產生的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的主要緣故，從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資企業不設立依照投資比例大小決定表決權的股東會；我國《公司法》及《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均缺乏召開董事會會議的程序規定；《公司法》與《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對董事長的職權方面的規定，均不明確，且有很大差異；而現行《民事訴訟法》對于董事長及投資一方的非法行為，無法提供相應的有效的訴訟程序上的保護。第一，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一律不設股東會，只設立董事會，董事會是合營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行使股東會和董事會的雙重職權，因此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要明顯大于《公司法》中規定的董事會的權力。[8]董事會成員不按投資比例而由合資各方協商確定。上述案例中，盡管外方擁有70％的股權，但僅指派1名董事，且董

事長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無法通過董事會的表決制度來維護其大股東的利益及合資企業自身的利益。第二，現有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的規定存在明顯缺陷。我國《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35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董事長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長不能召集時，由董事長委托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可由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而《公司法》第48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定，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以及決定是否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的職權屬于董事長；只有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時，才由董事長委托他人代行此項職權；而董事長“不履行”職務的情形，在

法律法規中卻未作規定。因此，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通常由于董事長不負有必須召開董事會會議或臨時會議的義務，他可以利用職權，拖延甚至否決由合營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開董事會會議的提議。法律法規僅僅規定“不能履行”時董事長應采取的措施，卻未規定“不履行”時董事長應承擔的個人責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補救措施，董事們對董事長的不作為毫無辦法。這樣，公司內部的矛盾通常演變為無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間的爭議，并最終可能導致合營企業的解散。第三，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董事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規定其具體的職權。因此，在實踐中對于董事長究竟應承擔何種法定職權，理解不同，人們習慣地認為董事長相當于國內企業的第一把手，應行使第一把手的職權。這種理解無疑有悖于國際慣例，也與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國《公司法》第114條規定，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主持股東

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實施情況；簽署公司股票、公司債券。”而《公司法》第120條則規定：“公司根據需要，可以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雖然董事長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職權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第四，雖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義務及其法律責任在我國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資法規中都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管理人員因觸犯上述法律法規而遭到懲罰的卻非常罕見。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公司法》還是有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對于由誰來追究責任人員的責任、必須履行何種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訴；如果董事長觸犯公司章程時，由誰代表公司對董事長起訴；假如公司董事會集體違反了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義務，或者董事、總經理具有嚴重失職行為而董事會不予追究，股東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行使權利等

一系列重大的維護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的事項，均未作具體規定。

二、中外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和公司資產

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對注冊資本有不同的規定。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合營企業的注冊資本是指為設立合營企業而在登記管理機構登記的資本總額，應為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之和。”“合營者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建筑物、廠房、機器設備或其他物料、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等出資。”《外資法實施細則》也有類似的直接規定。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7條卻明確規定：“合作各方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合作企業合同的約定，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此處所謂的“合作條件”是指貨幣，實物或者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土地使用權等財產權利。[10] 上述“合作條件”被視同為投資投入合

作企業，作為公司的資產。《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提出合作條件這種投資方式，可以避免對實物和工業產權等投資進行作價的困難和麻煩以及有關爭端的產生。[11]這種投資方式，的確更為靈活、自由。但正是這種靈活性，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爭議，并且在爭議發生后難以公平合理解決。下面，筆者將結合實際，對此加以評析。

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 一直以來，當中外投資者擬成立合作企業時，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以現金或實物作為投資或合作條件。在合作企業合同中，通常約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現金或實物作價作為該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這種投資結構集中體現在餐飲、娛樂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前不久，筆者就審批了這樣一家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合作公司合同、章程規定的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260萬美元。其中，中方提供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

作條件，外方以美元現匯出資260萬美元。從上述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似乎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全部來自外方，而提供了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的中方分文未出。由此引起人們思考下述重要的法律問題：在中外合作的有限責任公司中，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是什1 2 下一頁

第二篇：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律問題之探討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又稱“三資企業”，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的簡稱。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是指我國制定的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變更、終止和經營管理過程中所

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準，外資企業也可以為其他責任形式。[2]中外合作企業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的，為有限責任公司。[3]很顯然，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組織形式。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按照法律分類，外商投資企業法屬于我國公司法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是管轄國內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資企業法則屬于解決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別法。[4]基于這一特別法所設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在注冊資本的含義、股權轉讓的條件、公司的權力機構等諸多方面，與按照《公司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實質性區別。[5]因此筆者認為，基于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并非一種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出資方式和利潤分配方式更有別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導致的糾紛屢屢發生。本文將結合筆者在審批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中所接觸到的實際情況和案例，剖析與此類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相關的法律問題，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外商投資企業的權力機構及其運作機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依照該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也就是說，股東在行使表決權時，誰擁有的股權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決權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則一律不設股東會，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項。[6]再者，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各投資方委派董事的人數并不完全取決于其出資的比例，投資方之間可以協商方式確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數。[7]董事會在行使表決權時，每一董事的投票權是平等的，完全依賴表決事項獲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與出資比例無必然關系。雖然在實踐中存在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但從現代公司制度的本質上看，公司是資本的融合，股東權利的大小應直接與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東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順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恰在此重要問題上與現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曾經接觸到這樣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美國一公司（以下簡稱外方）與國內某企業（以下簡稱中方）共同投資設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100萬美元，中外雙方的出資額分別占合資公司注冊資本的30％和70，顯然，外方是合資企業的大股東。但合資企業的董事長卻是由中方委派的，董事會由3名董事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資企業生產銷售體外生化試劑，屬高科技項目，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合資企業自成立起連年盈利。然而，作為小股東的中方目睹合資企業的產品暢銷，向工商管理部門謊稱其為生化試劑產品商標的權利人，同時又注冊了一有限責任公司，并由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任該企業法人，生產、銷售與合資公司相同的產品，從而損害了合資公司的合法權益。合資企業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況后，數次致函董事長，強烈要求召開董事會會議予以處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國《公司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的明顯缺陷，以董事會會議并非“必須”召開為由，拒不召開董事會會議。萬般無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訴中心投訴，后達成和解協議，中方向外方賠禮道歉，收回侵權產品，并賠償損失。上述事件中產生的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的主要緣故，從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資企業不設立依照投資比例大小決定表決權的股東會；我國《公司法》及《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均缺乏召開董事會會議的程序規定；《公司法》與《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對董事長的職權方面的規定，均不明確，且有很大差異；而現行《民事訴訟法》對于董事長及投資一方的非法行為，無法提供相應的有效的訴訟程序上的保護。第一，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一律不設股東會，只設立董事會，董事會是合營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行使股東會和董事會的雙重職權，因此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要明顯大于《公司法》中規定的董事會的權力。[8]董

事會成員不按投資比例而由合資各方協商確定。上述案例中，盡管外方擁有70％的股權，但僅指派1名董事，且董事長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無法通過董事會的表決制度來維護其大股東的利益及合資企業自身的利益。第二，現有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的規定存在明顯缺陷。我國《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35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

次，由董事長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長不能召集時，由董事長委托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可由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而《公司法》第48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定，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以及決定是否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的職權屬于董事長；只有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時，才由董事長委托他人代行此項職權；而董事長“不履行”職務的情形，在法律法規中卻未作規定。因此，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通常由于董事長不負有必須召開董事會會議或臨時會議的義務，他可以利用職權，拖延甚至否決由合營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開董事會會議的提議。法律法規僅僅規定“不能履行”時董事長應采取的措施，卻未規定“不履行”時董事長應承擔的個人責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補救措施，董事們對董事長的不作為毫無辦法。這樣，公司內部的矛盾通常演變為無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間的爭議，并最終可能導致合營企業的解散。第三，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董事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規定其具體的職權。因此，在實踐中對于董事長究竟應承擔何種法定職權，理解不同，人們習慣地認為董事長相當于國內企業的第一把手，應行使第一把手的職權。這種理解無疑有悖于國際慣例，也與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國《公司法》第114條規定，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實施情況；簽署公司股票、公司債券。”而《公司法》第120條則規定：“公司根據需要，可以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雖然董事長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職權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第四，雖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義務及其法律責任在我國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資法規中都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管理人員因觸犯上述法律法規而遭到懲罰的卻非常罕見。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公司法》還是有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對于由誰來追究責任人員的責任、必須履行何種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訴；如果董事長觸犯公司章程時，由誰代表公司對董事長起訴；假如公司董事會集體違反了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義務，或者董事、總經理具有嚴重失職行為而董事會不予追究，股東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行使權利等一系列重大的維護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的事項，均未作具體規定。

二、中外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和公司資產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對注冊資本有不同的規定。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合營企業的注冊資本是指為設立合營企業而在登記管理機構登記的資本總額，應為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之和。”“合營者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建筑物、廠房、機器設備或其他物料、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等出資。”《外資法實施細則》也有類似的直接規定。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7條卻明確規定：“合作各方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合作企業合同的約定，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此處所謂的“合作條件”是指貨幣，實物或者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土地使用權等財產權利。[10]上述“合作條件”被視同為投資投入合作企業，作為公司的資產。《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提出合作條件這種投資方式，可以避免對實物和工業產權等投資進行作價的困難和麻煩以及有關爭端的產生。[11]這種投資方式，的確更為靈活、自由。但正是這種靈活性，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爭議，并且在爭議發生后難以公平合理解決。下面，筆者將結合實際，對此加以評析。

（一）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一直以來，當中外投資者擬成立合作企業時，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包括港、澳、臺投資者）以現金或實物作為投資或合作條件。在合作企業合同中，通常約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現金或實物作價作為該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這種投資結構集中體現在餐飲、娛樂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前不久，筆者就審批了這樣一家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合作公司合同、章程規定的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260萬美元。其中，中方提供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以美元現匯出資260萬美元。從上述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似乎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全部來自外方，而提供了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的中方分文未出。由此引起人們思考下述重要的法律問題：在中外合作的有限責任公司中，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是什么？眾所周知，土地使用權可以評估作價。但實踐中，合作雙方通常約定不對土地使用權進行價值的評估，其目的只是為了使交易更為靈活、簡便，并不表明不作價的土地使用權是毫無價值的。因此，這種不作價提供的合作條件與另一方的現金投資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正是基于這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提供合作條件的合作方和提供現金投資的合作方才能在合作合同中對收益分配、風險和虧損的分擔、經營管理的方式以及合作企業終止時財產的歸屬等事項作出雙方均能接受的約定。大多數合作合同往往僅規定以投入現金一方的資金作為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顯然，它是有悖于公司制度的根本原則的。上述案例中，在審批部門簽發的批準證書以及工商管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上，確實只能表明提供現金出資一方的出資額，而提供房屋使用權的一方的出資額為“零”。這極易使人產生合作公司注冊資本僅由現金出資一方提供的誤解。

（二）不作價的合作條件是否構成公司資產據此，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具有其內在價值，則當此項合作條件一旦投入合作公司，就應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根據我國《公司法》第3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資產既包括現金、設備、物料、廠房等有形的動產和不動產，又包括工業產權、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還包括場地使用權一類的有限物權。既然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同樣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公司若進入清算程序時，就必須將包括場地使用權在內的所有公司資產抵償債務。然而，在外商投資的實踐中，這一公司法的基本制度從未得到過切實的執行，合作公司的債權人幾乎從未能通過合法占有場地使用權來實現自己對合作公司的債權。一般情況下，合作雙方均在合作合同中約定：一旦合作期滿或提前終止合作合同，中方作為合作條件投入的房屋或場地的使用權，由中方自行收回后再清算合作公司的全部債務。其結果是，只能將公司的動產及銀行存款用以低償債務，而使債權人的大部分權利落空。合作企業出資方式的這一特殊性，不但使合作雙方對于合作企業產生利潤的源泉—資本的表現方式—產生模糊認識和法律上的混亂，而且還會影響與之交易的債權人的利益。[12]若將一方合作者投入合作企業的場地使用權視為合作企業的資產，在企業清算時，當公司不能以現金和實物方式抵償債務時，該項場地使用權就必須用以償債，因為它作為合作條件提供給合作企業，在法律上就不屬于投資人所有，而成為合作公司的資產的一部分。但就公司制度而言，并不允許公司的兩個投資者隨意約定，而不考慮任何一個第三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即使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合作公司合同期滿終止或提前終止，場地使用權由中方收回，此項約定也不能對抗第三方，不得以此規避合作公司對第三方的債務。我國的《中外合作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一方面規定合作公司可以成為有限責任公司，另一方面卻不明確合作條件的性質，甚至違背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則，即股東的出資（不論以什么方式出資）構成公司資產，從而損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反之，如果認為中方提供的合作條件不構成公司資產，當合作公司無法償債時，中方仍有權無償將其收回，那么可以推定：在設立合作企業這一有限責任公司時，提供場地使用權的一方未向公司提供任何資本。筆者認為，中外合作企業的這一特殊情況值得深思。

三、中外合作企業的利潤分配

（一）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作為一般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向股東分配利潤應以股東所占的股權比例為基礎，股東獲取股息和紅利的數額與其投資額相對應。但依照中外合作企業法律法規所建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利潤分配形式，與《公司法》所規定的分配原則卻大相徑庭。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43的規定：“中外合作者可以采用分配利潤、分配產品或者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方式分配收益。”但是，如果在合作期滿時，合作企業的全部固定資產無償歸中方所有的，允許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優先于中方合作者回收投資。在此前提下，通常采用通過擴大外方的收益比例的方式使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13]但在實踐中，合作企業的外國合作者要想以稅前分利或者加速折舊方式提前收回投資，有相當難度。這是因為稅務機關對未經其事先批準的此類合同一概不予認可。這種因收益分配問題所產生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與從80年代以來各地普遍采用并沿用至今的的合作企業格式合同有關。

（二）不參與管理的一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從《公司法》原理來說，公司的股東或投資者是從公司取得相應的利潤分配或收益，并且是在稅后。如果公司未按公司章程的規定向股東分配利潤，股東有權對公司起訴。然而，實踐中，合作企業通常由外方合作者為主進行管理，這樣，不參與管理而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的中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在此情況下，如果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未按合同規定，從合作公司帳戶中向中方支付定額利潤，必然導致合作雙方的爭議。不參與管理的中方認為，盡管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來分配利潤，但是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全由對方負責，支付了定額利潤后的所有利潤余額全部歸對方，對方不支付定額利潤屬違反合作合同的行為。而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則認為，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這一法人實體負責利潤的分配，股東不會向另一股東承擔收益分配的義務；盡管自己負責管理，但都是以合作公司的名義在行事，所獲得的經營收入全部歸合作公司所有，故不存在違約的事實。故實際上構成了對方與己方之間合同所產生的糾紛。對于此類合作合同爭議的處理，確實是一值得探討的法律問題。對中外合作企業而言，是基于合作合同而產生的合作關系，按照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中外雙方不能約定一個第三方，即合作企業，向中方提供所謂的“保底利潤”。但在實踐中，我們的中外合作企業恰恰是以這種方式為特征。通常認為，合作企業這種不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假定合作企業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從其本質來分析是一種以“人合”而非“資合”為特征的企業形式，具有濃重的“人合”的色彩。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基本上通過合同加以確定，而不是以公司法原則來調整公司股東的權利義務，故被視為“契約性合營企業”。[14]在此情況下，硬要將此類企業戴上有限責任公司的帽子，只能使有限責任公司這種公司形式搞得不倫不類。中外合作企業這種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對公司制度了解不多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當比較規范的公司制度建立起來時，其缺陷就越來越明顯了。合作企業法之所以用“合作條件”作為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考慮它的靈活性。但是，中國合作者以房屋、土地使用權為主要內容的合作條件提供給合作企業，通常不參與合作企業的經營管理，只求得定額的利潤，其實質是收取房屋和土地的租金，且避免了采用合資方式時必須對土地和房產進行估價的麻煩。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在餐飲、娛樂、房地產等服務行業的外資準入放寬的條件下，如果中方不具備參與經營管理的能力，倒不如將房屋、土地使用權等類的合作條件租賃給外商獨資的公司，收取租金。如果仍然采取合作企業這一形式，且由合作一方負責經營管理，應該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由負責經營管理的合作一方向合作另一方支付保底利潤，不論合作企業的盈虧情況如何，均必須支付。也就是說，不能在合同中既約定合作企業向一方提供保底收益，又約定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這種收益。如前所述的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就是采用這一方式，由外方負責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不管公司盈虧，外方每年必須向中方支付290萬元人民幣的保底利潤。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后萬一發生糾紛時，比較明確地讓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承擔合同約定的義務，以免在產生爭議后，在誰將作為支付保底利潤的義務主體問題上產生分歧。

四、我國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之構想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頒布于《公司法》之前，前者是特別法，而后者屬一般法。盡管《公司法》第18條規定：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適用本法；有關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法律另有特別規定的，適用其規定。使《公司法》可以在不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相抵觸的條件下適用于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但迄今為止，各地政府的外經貿管理機關仍然僅僅按照相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律法規來審查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合同（這些合同本身就是八十年代不規范的公司制度的產物），從而使運用比較規范的公司制度來調整不夠規范的外商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愿望難以實現，從而導致爭議和糾紛的頻頻發生。與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我國已成為WTO的成員國，而且早在1995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我國就明確指出，今后要“逐步統一內外資企業政策，實行國民待遇”。[15]因此，實行內外統一的公司制度勢在必行。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應將《公司法》完全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逐步實行內外統一的公司制度，并對現行《公司法》進一步修訂和完善，使我國的公司法律制度更趨完善，以適應“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機制要求以及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總趨勢。

第三篇：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律問題之探討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 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又稱“三資企業”，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的簡稱。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是指我國制定的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變更、終止和經營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準，外資企業也可以為其他責任形式。[2]中外合作企業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的，為有限責任公司。[3]很顯然，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組織形式。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按照法律分類，外商投資企業法屬于我國公司法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是管轄國內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資企業法則屬于解決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別法。[4]基于這一特別法所設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在注冊資本的含義、股權轉讓的條件、公司的權力機構等諸多方面，與按照《公司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實質性區別。[5]因此筆者認為，基于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并非一種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出資方式和利潤分配方式更有別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導致的糾紛屢屢發生。本文將結合筆者在審批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中所接觸到的實際情況和案例，剖析與此類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相關的法律問題，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外商投資企業的權力機構及其運作機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依照該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也就是說，股東在行使表決權時，誰擁有的股權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決權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則一律不設股東會，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項。[6]再者，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各投資方委派董事的人數并不完全取決于其出資的比例，投資方之間可以協商方式確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數。[7]董事會在行使表決權時，每一董事的投票權是平等的，完全依賴表決事項獲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與出資比例無必然關系。雖然在實踐中存在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但從現代公司制度的本質上看，公司是資本的融合，股東權利的大小應直接與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東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順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恰在此重要問題上與現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曾經接觸到這樣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美國一公司（以下簡稱外方）與國內某企業（以下簡稱中方）共同投資設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100萬美元，中外雙方的出資額分別占合資公司注冊資本的30％和70%，顯然，外方是合資企業的大股東。但合資企業的董事長卻是由中方委派的，董事會由3名董事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資企業生產銷售體外生化試劑，屬高科技項目，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合資企業自成立起連年盈利。然而，作為小股東的中方目睹合資企業的產品暢銷，向工商管理部門謊稱其為生化試劑產品商標的權利人，同時又注冊了一有限責任公司，并由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任該企業法人，生產、銷售與合資公司相同的產品，從而損害了合資公司的合法權益。合資企業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況后，數次致函董事長，強烈要求召開董事會會議予以處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國《公司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的明顯缺陷，以董事會會議并非“必須”召開為由，拒不召開董事會會議。萬般無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訴中心投訴，后達成和解協議，中方向外方賠禮道歉，收回侵權產品，并賠償損失。上述事件中產生的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的主要緣故，從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資企業不設立依照投資比例大小決定表決權的股東會；我國《公司法》及《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均缺乏召開董事會會議的程序規定；《公司法》與《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對董事長的職權方面的規定，均不明確，且有很大差異；而現行《民事訴訟法》對于董事長及投資一方的非法行為，無法提供相應的有效的訴訟程序上的保護。第一，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一律不設股東會，只設立董事會，董事會是合營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行使股東會和董事會的雙重職權，因此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要明顯大于《公司法》中規定的董事會的權力。[8]董事會成員不按投資比例而由合資各方協商確定。上述案例中，盡管外方擁有70％的股權，但僅指派1名董事，且董事長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無法通過董事會的表決制度來維護其大股東的利益及合資企業自身的利益。第二，現有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的規定存在明顯缺陷。我國《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35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董事長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長不能召集時，由董事長委托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可由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而《公司法》第48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定，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以及決定是否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的職權屬于董事長；只有董事長“不能

履行”職務時，才由董事長委托他人代行此項職權；而董事長“不履行”職務的情形，在法律法規中卻未作規定。因此，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通常由于董事長不負有必須召開董事會會議或臨時會議的義務，他可以利用職權，拖延甚至否決由合營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開董事會會議的提議。法律法規僅僅規定“不能履行”時董事長應采取的措施，卻未規定“不履行”時董事長應承擔的個人責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補救措施，董事們對董事長的不作為毫無辦法。這樣，公司內部的矛盾通常演變為無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間的爭議，并最終可能導致合營企業的解散。第三，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董事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規定其具體的職權。因此，在實踐中對于董事長究竟應承擔何種法定職權，理解不同，人們習慣地認為董事長相當于國內企業的第一把手，應行使第一把手的職權。這種理解無疑有悖于國際慣例，也與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國《公司法》第114條規定，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實施情況；簽署公司股票、公司債券。”而《公司法》第120條則規定：“公司根據需要，可以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雖然董事長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職權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第四，雖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義務及其法律責任在我國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資法規中都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管理人員因觸犯上述法律法規而遭到懲罰的卻非常罕見。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公司法》還是有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對于由誰來追究責任人員的責任、必須履行何種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訴；如果董事長觸犯公司章程時，由誰代表公司對董事長起訴；假如公司董事會集體違反了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義務，或者董事、總經理具有嚴重失職行為而董事會不予追究，股東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行使權利等一系列重大的維護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的事項，均未作具體規定。

二、中外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和公司資產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對注冊資本有不同的規定。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合營企業的注冊資本是指為設立合營企業而在登記管理機構登記的資本總額，應為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之和。”“合營者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建筑物、廠房、機器設備或其他物料、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等出資。”《外資法實施細則》也有類似的直接規定。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7條卻明確規定：“合作各方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合作企業合同的約定，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此處所謂的“合作條件”是指貨幣，實物或者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土地使用權等財產權利。[10]上述“合作條件”被視同為投資投入合作企業，作為公司的資產。《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提出合作條件這種投資方式，可以避免對實物和工業產權等投資進行作價的困難和麻煩以及有關爭端的產生。[11]這種投資方式，的確更為靈活、自由。但正是這種靈活性，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爭議，并且在爭議發生后難以公平合理解決。下面，筆者將結合實際，對此加以評析。

（一）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一直以來，當中外投資者擬成立合作企業時，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包括港、澳、臺投資者）以現金或實物作為投資或合作條件。在合作企業合同中，通常約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現金或實物作價作為該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這種投資結構集中體現在餐飲、娛樂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前不久，筆者就審批了這樣一家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合作公司合同、章程規定的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260萬美元。其中，中方提供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以美元現匯出資260萬美元。從上述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似乎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全部來自外方，而提供了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的中方分文未出。由此引起人們思考下述重要的法律問題：在中外合作的有限責任公司中，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是什么？眾所周知，土地使用權可以評估作價。但實踐中，合作雙方通常約定不對土地使用權進行價值的評估，其目的只是為了使交易更為靈活、簡便，并不表明不作價的土地使用權是毫無價值的。因此，這種不作價提供的合作條件與另一方的現金投資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正是基于這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提供合作條件的合作方和提供現金投資的合作方才能在合作合同中對收益分配、風險和虧損的分擔、經營管理的方式以及合作企業終止時財產的歸屬等事項作出雙方均能接受的約定。大多數合作合同往往僅規定以投入現金一方的資金作為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顯然，它是有悖于公司制度的根本原則的。上述案例中，在審批部門簽發的批準證書以及工商管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上，確實只能表明提供現金出資一方的出資額，而提供房屋使用權的一方的出資額為“零”。這極易使人產生合作公司注冊資本僅由現金出資一方提供的誤解。

（二）不作價的合作條件是否構成公司資產據此，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具有其內在價值，則當此項合作條件一旦投入合作公司，就應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根據我國《公司法》第3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資產既包括現金、設備、物料、廠房等有形的動產和不動產，又包括工業產權、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還包括場地使用權一類的有限物權。既然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同樣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公司若進入清算程序時，就必須將包括場地使用權在內的所有公司資產抵償債務。然而，在外商投資的實踐中，這一公司法的基本制度從未得到過切實的執行，合作公司的債權人幾乎從未能通過合法占有場地使用權來實現自己對合作公司的債權。一般情況下，合作雙方均在合作合同中約定：一旦

合作期滿或提前終止合作合同，中方作為合作條件投入的房屋或場地的使用權，由中方自行收回后再清算合作公司的全部債務。其結果是，只能將公司的動產及銀行存款用以低償債務，而使債權人的大部分權利落空。合作企業出資方式的這一特殊性，不但使合作雙方對于合作企業產生利潤的源泉—資本的表現方式—產生模糊認識和法律上的混亂，而且還會影響與之交易的債權人的利益。[12]若將一方合作者投入合作企業的場地使用權視為合作企業的資產，在企業清算時，當公司不能以現金和實物方式抵償債務時，該項場地使用權就必須用以償債，因為它作為合作條件提供給合作企業，在法律上就不屬于投資人所有，而成為合作公司的資產的一部分。但就公司制度而言，并不允許公司的兩個投資者隨意約定，而不考慮任何一個第三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即使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合作公司合同期滿終止或提前終止，場地使用權由中方收回，此項約定也不能對抗第三方，不得以此規避合作公司對第三方的債務。我國的《中外合作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一方面規定合作公司可以成為有限責任公司，另一方面卻不明確合作條件的性質，甚至違背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則，即股東的出資（不論以什么方式出資）構成公司資產，從而損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反之，如果認為中方提供的合作條件不構成公司資產，當合作公司無法償債時，中方仍有權無償將其收回，那么可以推定：在設立合作企業這一有限責任公司時，提供場地使用權的一方未向公司提供任何資本。筆者認為，中外合作企業的這一特殊情況值得深思。

三、中外合作企業的利潤分配

（一）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作為一般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向股東分配利潤應以股東所占的股權比例為基礎，股東獲取股息和紅利的數額與其投資額相對應。但依照中外合作企業法律法規所建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利潤分配形式，與《公司法》所規定的分配原則卻大相徑庭。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43的規定：“中外合作者可以采用分配利潤、分配產品或者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方式分配收益。”但是，如果在合作期滿時，合作企業的全部固定資產無償歸中方所有的，允許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優先于中方合作者回收投資。在此前提下，通常采用通過擴大外方的收益比例的方式使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13]但在實踐中，合作企業的外國合作者要想以稅前分利或者加速折舊方式提前收回投資，有相當難度。這是因為稅務機關對未經其事先批準的此類合同一概不予認可。這種因收益分配問題所產生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與從80年代以來各地普遍采用并沿用至今的的合作企業格式合同有關。

（二）不參與管理的一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從《公司法》原理來說，公司的股東或投資者是從公司取得相應的利潤分配或收益，并且是在稅后。如果公司未按公司章程的規定向股東分配利潤，股東有權對公司起訴。然而，實踐中，合作企業通常由外方合作者為主進行管理，這樣，不參與管理而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的中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在此情況下，如果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未按合同規定，從合作公司帳戶中向中方支付定額利潤，必然導致合作雙方的爭議。不參與管理的中方認為，盡管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來分配利潤，但是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全由對方負責，支付了定額利潤后的所有利潤余額全部歸對方，對方不支付定額利潤屬違反合作合同的行為。而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則認為，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這一法人實體負責利潤的分配，股東不會向另一股東承擔收益分配的義務；盡管自己負責管理，但都是以合作公司的名義在行事，所獲得的經營收入全部歸合作公司所有，故不存在違約的事實。故實際上構成了對方與己方之間合同所產生的糾紛。對于此類合作合同爭議的處理，確實是一值得探討的法律問題。對中外合作企業而言，是基于合作合同而產生的合作關系，按照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中外雙方不能約定一個第三方，即合作企業，向中方提供所謂的“保底利潤”。但在實踐中，我們的中外合作企業恰恰是以這種方式為特征。通常認為，合作企業這種不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假定合作企業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從其本質來分析是一種以“人合”而非“資合”為特征的企業形式，具有濃重的“人合”的色彩。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基本上通過合同加以確定，而不是以公司法原則來調整公司股東的權利義務，故被視為“契約性合營企業”。[14]在此情況下，硬要將此類企業戴上有限責任公司的帽子，只能使有限責任公司這種公司形式搞得不倫不類。中外合作企業這種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對公司制度了解不多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當比較規范的公司制度建立起來時，其缺陷就越來越明顯了。合作企業法之所以用“合作條件”作為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考慮它的靈活性。但是，中國合作者以房屋、土地使用權為主要內容的合作條件提供給合作企業，通常不參與合作企業的經營管理，只求得定額的利潤，其實質是收取房屋和土地的租金，且避免了采用合資方式時必須對土地和房產進行估價的麻煩。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在餐飲、娛樂、房地產等服務行業的外資準入放寬的條件下，如果中方不具備參與經營管理的能力，倒不如將房屋、土地使用權等類的合作條件租賃給外商獨資的公司，收取租金。如果仍然采取合作企業這一形式，且由合作一方負責經營管理，應該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由負責經營管理的合作一方向合作另一方支付保底利潤，不論合作企業的盈虧情況如何，均必須支付。也就是說，不能在合同中既約定合作企業向一方提供保底收益，又約定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這種收益。如前所述的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就是采用這一方式，由外方負責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不管公司盈虧，外方每年必須向中方支付290萬元人民幣的保底利潤。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后萬一發生糾紛時，比較明確地讓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承擔合同約定的義務，以免在產生爭議后，在誰將作為支付保底利潤的義務主體問題上產生分歧。

四、我國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之構想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頒布于《公司法》之前，前者是特別法，而后者屬一般法。盡管《公司法》第18條規定：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適用本法；有關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法律另有特別規定的，適用其規定。使《公司法》可以在不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相抵觸的條件下適用于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但迄今為止，各地政府的外經貿管理機關仍然僅僅按照相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律法規來審查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合同（這些合同本身就是八十年代不規范的公司制度的產物），從而使運用比較規范的公司制度來調整不夠規范的外商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愿望難以實現，從而導致爭議和糾紛的頻頻發生。與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我國已成為WTO的成員國，而且早在1995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我國就明確指出，今后要“逐步統一內外資企業政策，實行國民待遇”。[15]因此，實行內外統一的公司制度勢在必行。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應將《公司法》完全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逐步實行內外統一的公司制度，并對現行《公司法》進一步修訂和完善，使我國的公司法律制度更趨完善，以適應“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機制要求以及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總趨勢。

第四篇：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制度若干法律問題之探討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 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又稱“三資企業”，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的簡稱。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是指我國制定的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變更、終止和經營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準，外資企業也可以為其他責任形式。[2]中外合作企業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的，為有限責任公司。[3]很顯然，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組織形式。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按照法律分類，外商投資企業法屬于我國公司法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是管轄國內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資企業法則屬于解決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別法。[4]基于這一特別法所設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在注冊資本的含義、股權轉讓的條件、公司的權力機構等諸多方面，與按照《公司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實質性區別。[5]因此筆者認為，基于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并非一種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出資方式和利潤分配方式更有別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導致的糾紛屢屢發生。本文將結合筆者在審批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中所接觸到的實際情況和案例，剖析與此類具有涉外投資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相關的法律問題，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外商投資企業的權力機構及其運作機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依照該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也就是說，股東在行使表決權時，誰擁有的股權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決權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則一律不設股東會，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項。[6]再者，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各投資方委派董事的人數并不完全取決于其出資的比例，投資方之間可以協商方式確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數。[7]董事會在行使表決權時，每一董事的投票權是平等的，完全依賴表決事項獲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與出資比例無必然關系。雖然在實踐中存在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但從現代公司制度的本質上看，公司是資本的融合，股東權利的大小應直接與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東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順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恰在此重要問題上與現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曾經接觸到這樣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美國一公司（以下簡稱外方）與國內某企業（以下簡稱中方）共同投資設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100萬美元，中外雙方的出資額分別占合資公司注冊資本的30％和70%，顯然，外方是合資企業的大股東。但合資企業的董事長卻是由中方委派的，董事會由3名董事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資企業生產銷售體外生化試劑，屬高科技項目，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合資企業自成立起連年盈利。然而，作為小股東的中方目睹合資企業的產品暢銷，向工商管理部門謊稱其為生化試劑產品商標的權利人，同時又注冊了一有限責任公司，并由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任該企業法人，生產、銷售與合資公司相同的產品，從而損害了合資公司的合法權益。合資企業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況后，數次致函董事長，強烈要求召開董事會會議予以處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國《公司法》和《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的明顯缺陷，以董事會會議并非“必須”召開為由，拒不召開董事會會議。萬般無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訴中心投訴，后達成和解協議，中方向外方賠禮道歉，收回侵權產品，并賠償損失。上述事件中產生的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的主要緣故，從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資企業不設立依照投資比例大小決定表決權的股東會；我國《公司法》及《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均缺乏召開董事會會議的程序規定；《公司法》與《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對董事長的職權方面的規定，均不明確，且有很大差異；而現行《民事訴訟法》對于董事長及投資一方的非法行為，無法提供相應的有效的訴訟程序上的保護。第一，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一律不設股東會，只設立董事會，董事會是合營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外商投資企業董事會行使股東會和董事會的雙重職權，因此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要明顯大于《公司法》中規定的董事會的權力。[8]董事會成員不按投資比例而由合資各方協商確定。上述案例中，盡管外方擁有70％的股權，但僅指派1名董事，且董事長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無法通過董事會的表決制度來維護其大股東的利益及合資企業自身的利益。第二，現有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企業董事

會會議召開程序的規定存在明顯缺陷。我國《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35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董事長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長不能召集時，由董事長委托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負責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可由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而《公司法》第48條則規定：“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定，召集并主持董事會會議以及決定是否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的職權屬于董事長；只有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時，才由董事長委托他人代行此項職權；而董事長“不履行”職務的情形，在法律法規中卻未作規定。因此，在我國引進外資的實踐中，通常由于董事長不負有必須召開董事會會議或臨時會議的義務，他可以利用職權，拖延甚至否決由合營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開董事會會議的提議。法律法規僅僅規定“不能履行”時董事長應采取的措施，卻未規定“不履行”時董事長應承擔的個人責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補救措施，董事們對董事長的不作為毫無辦法。這樣，公司內部的矛盾通常演變為無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間的爭議，并最終可能導致合營企業的解散。第三，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董事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規定其具體的職權。因此，在實踐中對于董事長究竟應承擔何種法定職權，理解不同，人們習慣地認為董事長相當于國內企業的第一把手，應行使第一把手的職權。這種理解無疑有悖于國際慣例，也與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國《公司法》第114條規定，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實施情況；簽署公司股票、公司債券。”而《公司法》第120條則規定：“公司根據需要，可以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雖然董事長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職權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第四，雖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的義務及其法律責任在我國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資法規中都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管理人員因觸犯上述法律法規而遭到懲罰的卻非常罕見。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公司法》還是有關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對于由誰來追究責任人員的責任、必須履行何種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訴；如果董事長觸犯公司章程時，由誰代表公司對董事長起訴；假如公司董事會集體違反了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義務，或者董事、總經理具有嚴重失職行為而董事會不予追究，股東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行使權利等一系列重大的維護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的事項，均未作具體規定。

二、中外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和公司資產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對注冊資本有不同的規定。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合營企業的注冊資本是指為設立合營企業而在登記管理機構登記的資本總額，應為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之和。”“合營者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建筑物、廠房、機器設備或其他物料、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等出資。”《外資法實施細則》也有類似的直接規定。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7條卻明確規定：“合作各方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合作企業合同的約定，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此處所謂的“合作條件”是指貨幣，實物或者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土地使用權等財產權利。[10]上述“合作條件”被視同為投資投入合作企業，作為公司的資產。《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提出合作條件這種投資方式，可以避免對實物和工業產權等投資進行作價的困難和麻煩以及有關爭端的產生。[11]這種投資方式，的確更為靈活、自由。但正是這種靈活性，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爭議，并且在爭議發生后難以公平合理解決。下面，筆者將結合實際，對此加以評析。

（一）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一直以來，當中外投資者擬成立合作企業時，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包括港、澳、臺投資者）以現金或實物作為投資或合作條件。在合作企業合同中，通常約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現金或實物作價作為該合作企業的注冊資本。這種投資結構集中體現在餐飲、娛樂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前不久，筆者就審批了這樣一家中外合作娛樂有限公司。合作公司合同、章程規定的投資總額和注冊資本均為260萬美元。其中，中方提供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外方以美元現匯出資260萬美元。從上述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似乎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全部來自外方，而提供了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權作為合作條件的中方分文未出。由此引起人們思考下述重要的法律問題：在中外合作的有限責任公司中，不作價的合作條件的性質是什么？眾所周知，土地使用權可以評估作價。但實踐中，合作雙方通常約定不對土地使用權進行價值的評估，其目的只是為了使交易更為靈活、簡便，并不表明不作價的土地使用權是毫無價值的。因此，這種不作價提供的合作條件與另一方的現金投資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正是基于這種內在的價值比例關系，提供合作條件的合作方和提供現金投資的合作方才能在合作合同中對收益分配、風險和虧損的分擔、經營管理的方式以及合作企業終止時財產的歸屬等事項作出雙方均能接受的約定。大多數合作合同往往僅規定以投入現金一方的資金作為合作公司的注冊資本，顯然，它是

有悖于公司制度的根本原則的。上述案例中，在審批部門簽發的批準證書以及工商管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上，確實只能表明提供現金出資一方的出資額，而提供房屋使用權的一方的出資額為“零”。這極易使人產生合作公司注冊資本僅由現金出資一方提供的誤解。

（二）不作價的合作條件是否構成公司資產據此，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具有其內在價值，則當此項合作條件一旦投入合作公司，就應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根據我國《公司法》第3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資產既包括現金、設備、物料、廠房等有形的動產和不動產，又包括工業產權、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還包括場地使用權一類的有限物權。既然不作價的合作條件同樣構成公司資產的一部分，公司若進入清算程序時，就必須將包括場地使用權在內的所有公司資產抵償債務。然而，在外商投資的實踐中，這一公司法的基本制度從未得到過切實的執行，合作公司的債權人幾乎從未能通過合法占有場地使用權來實現自己對合作公司的債權。一般情況下，合作雙方均在合作合同中約定：一旦合作期滿或提前終止合作合同，中方作為合作條件投入的房屋或場地的使用權，由中方自行收回后再清算合作公司的全部債務。其結果是，只能將公司的動產及銀行存款用以低償債務，而使債權人的大部分權利落空。合作企業出資方式的這一特殊性，不但使合作雙方對于合作企業產生利潤的源泉—資本的表現方式—產生模糊認識和法律上的混亂，而且還會影響與之交易的債權人的利益。[12]若將一方合作者投入合作企業的場地使用權視為合作企業的資產，在企業清算時，當公司不能以現金和實物方式抵償債務時，該項場地使用權就必須用以償債，因為它作為合作條件提供給合作企業，在法律上就不屬于投資人所有，而成為合作公司的資產的一部分。但就公司制度而言，并不允許公司的兩個投資者隨意約定，而不考慮任何一個第三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即使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合作公司合同期滿終止或提前終止，場地使用權由中方收回，此項約定也不能對抗第三方，不得以此規避合作公司對第三方的債務。我國的《中外合作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一方面規定合作公司可以成為有限責任公司，另一方面卻不明確合作條件的性質，甚至違背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則，即股東的出資（不論以什么方式出資）構成公司資產，從而損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反之，如果認為中方提供的合作條件不構成公司資產，當合作公司無法償債時，中方仍有權無償將其收回，那么可以推定：在設立合作企業這一有限責任公司時，提供場地使用權的一方未向公司提供任何資本。筆者認為，中外合作企業的這一特殊情況值得深思。

三、中外合作企業的利潤分配

（一）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作為一般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向股東分配利潤應以股東所占的股權比例為基礎，股東獲取股息和紅利的數額與其投資額相對應。但依照中外合作企業法律法規所建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利潤分配形式，與《公司法》所規定的分配原則卻大相徑庭。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43的規定：“中外合作者可以采用分配利潤、分配產品或者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方式分配收益。”但是，如果在合作期滿時，合作企業的全部固定資產無償歸中方所有的，允許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優先于中方合作者回收投資。在此前提下，通常采用通過擴大外方的收益比例的方式使外方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13]但在實踐中，合作企業的外國合作者要想以稅前分利或者加速折舊方式提前收回投資，有相當難度。這是因為稅務機關對未經其事先批準的此類合同一概不予認可。這種因收益分配問題所產生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與從80年代以來各地普遍采用并沿用至今的的合作企業格式合同有關。

（二）不參與管理的一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從《公司法》原理來說，公司的股東或投資者是從公司取得相應的利潤分配或收益，并且是在稅后。如果公司未按公司章程的規定向股東分配利潤，股東有權對公司起訴。然而，實踐中，合作企業通常由外方合作者為主進行管理，這樣，不參與管理而提供房屋或場地使用權的中方通常要求獲得保底利潤。在此情況下，如果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未按合同規定，從合作公司帳戶中向中方支付定額利潤，必然導致合作雙方的爭議。不參與管理的中方認為，盡管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來分配利潤，但是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全由對方負責，支付了定額利潤后的所有利潤余額全部歸對方，對方不支付定額利潤屬違反合作合同的行為。而負責經營管理的外方則認為，合同約定是由合作公司這一法人實體負責利潤的分配，股東不會向另一股東承擔收益分配的義務；盡管自己負責管理，但都是以合作公司的名義在行事，所獲得的經營收入全部歸合作公司所有，故不存在違約的事實。故實際上構成了對方與己方之間合同所產生的糾紛。對于此類合作合同爭議的處理，確實是一值得探討的法律問題。對中外合作企業而言，是基于合作合同而產生的合作關系，按照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中外雙方不能約定一個第三方，即合作企業，向中方提供所謂的“保底利潤”。但在實踐中，我們的中外合作企業恰恰是以這種方式為特征。通常認為，合作企業這種不規范的有限責任公司（假定合作企業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從其本質來分析是一種以“人合”而非“資合”為特征的企業形式，具有濃重的“人合”的色彩。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基本上通過合同加以確定，而不是以公司法原則來調整公司股東的權利義務，故被視為“契約性合營企業”。[14]在此情況下，硬要將此類企業戴上有限

第五篇：公司類法律問題之隱名股東

公司類法律問題之隱名股東

江西周象律師事務所公司類法律問題探討平臺從今天開始正式開通了，我們每周都會有不同的議題，供大家交流與分享，同時也歡迎各企業家多提供意見和建議，我們將用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大家。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隱名股東的一些法律問題，眾所周知，隱名股東也叫實際投資人，是指依據書面或口頭協議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權者。與隱名股東對應者，通常被稱為顯名股東。那么隱名投資是指投資人實際認購了出資，但是公司的章程、股東名冊、股票（僅指記名股票）、出資證明書和工商登記等卻顯示他人為股東的一種投資方式，在這種投資方式中，實際出資并享有投資收益的人被稱為“隱名投資人”、“實際投資人”或者“隱名股東”，而被個投資公司對外公示的投資者則可稱為“顯名股東”。隱名股東是否會被確認為實際出資人，主要取決于與顯名股東間是否有協議及是否實際參加公司經營活動。

實踐中隱名股東現象大量存在，這也是經濟活動中經營的需要。大家碰到最多的公司的經營運作方式至少分人合和資合兩種。股東之間的合作，有的出于人與人的信賴，有的則是側重于資金的結合。資金的需求和不同人之間的信賴，由此催生了大量隱名股東，對公司經營發展的確起到積極作用。然而糾紛由此產生。比如：為了規避法律的規定，而成為隱名股東的行為也滋生出來了，部分境外投資者為規避我國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準入制度，以隱名出資方式進入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后者如法律禁止公務員、法官、檢察官等特殊主體進行投資經營，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作為投資主體向其他行業投資設立公司等，使得這些特殊主體以隱名方式進行投資。再如：利用國家關于下崗職工再就業、大中專畢業生創業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設立公司。近年來，部分地方政府推行招商引資，為外省市投資者提供稅收、土地等優惠措施，亦使不少投資者紛紛改頭換面，以外地客商掛名公司股東，自己退居幕后，換取優惠政策。這些打擦邊球的行為，雖然對我們的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這些行為還是弊大于利的，這些行為背后所衍生出來的負面影響將不利于整體經濟的發展，我們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不顧整體利益。

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問題形成了不同的裁判結果。例如：

案例一：南國酒店公司股權糾紛案。京山公司是南國酒店公司的實際出資人，與華興公司簽訂協議，由華興公司出任合資方但不實際出資，京山公司出資但不作為股東成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南國酒店公司。后京山公司把自己在南國酒店的股東權益轉讓給京華公司后注銷，京華公司主張其在南國酒店公司的股東權益，南國酒店公司不承認京華公司的股東權益，產生股權糾紛。廣東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從公平合理原則出發，判決確認京山公司在南國酒店公司的股權，確定京華公司的股東資格。

案例二：上海百樂門公司隱名股東股權確認案。上海百樂門公司通過寶城公司間接向上海靜安商樓有限公司出資，并通過寶城公司間接分享收益，成為上海靜安公司的隱名股東。百樂門公司主張在靜安公司的股權，一審認定百樂門公司股東資格，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認為，作為隱名股東，百樂門公司在出資中并未具名出資，不是靜安公司的權利主體，百樂門公司的權利義務是通過寶城公司來實現的，而這之間的隱名出資協議僅限于二者之間，百樂門公司不能以該協議對抗第三人，否定了百樂門公司的股東資格。

案例三：過振球確認股東資格案。過振球向無錫劉譚修配廠實際投入資金，履行了出資義務，并參與了經營管理和分紅，但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工商登記中均沒有記載其股東身份，公司也沒有向其簽發出資證明書。過振球起訴要求確認其股東資格，江蘇省無錫市北塘區法院判決對過振球的股東身份予以確認，無錫中院終審對該判決予以維持。

我國公司法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問題沒有明確規定，但《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章程應當載明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股東的出資方式、出資額和出資時間。股東應當在公司章程上簽名、蓋章”。第二十八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應當按期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各自認繳的出資額。…股東不按照前款規定繳納出資的，除應當向公司足額繳納外，還應當向已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第三十二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應當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第三十三條第二、三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上述規定表明，當股東存在出資瑕疵時，負有補繳出資款、承擔違約責任等法律責任，但并不必然否定其股東資格，出資不是確定股東資格的唯一判斷標準。從上述規定的價值取向分析，對于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在認定股東資格的優先性選擇上，《公司法》更傾向于形式要件，強調了登記的公示效力，對前述肯定說中的以實際出資作為股東資格的條件的說法采取的是否定態度，對隱名投資和隱名股東應該是不鼓勵的，但若因此得出《公司法》禁止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則有武斷片面之嫌，畢竟，不鼓勵未必就意味著禁止。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未進行工商登記的股東只是不能對抗第三人，該條規定并未直接指出未進行工商登記的股東不具備股東資格。按照“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諺，是否可以確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只是不能對抗第三人的結論？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公司糾紛若干問題的規定

（一）》（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第十九條關于隱名出資的相關表述，一般情況下，隱名股東不能以隱名投資行為對抗公司，但如有限責任公司半數以上的其他股東明知實際出資人出資，公司已經認可其以股東身份行使權利，無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情節，應確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征求意見稿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持謹慎的認可態度，該規定雖未能正式頒布，但從中可以管窺到最高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在認定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問題上，更傾向于有條件地肯定。

在省、市級司法機關中，亦有部分高級人民法院認可隱名股東或稱隱名投資人的股東資格。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之間約定以一方名義出資（顯名投資）、另一方實際出資（隱名投資）的，此約定對公司并不產生效力；實際出資方不得向公司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只能首先提起確權訴訟。有限責任公司半數以上其他股東明知實際出資人出資，并且公司一直認可其以實際股東的身份行使權利的，如無其他違背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確認實際出資人對公司享有股權。”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公司或股東（包括掛名股東、隱名股東和實際股東）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就股東資格發生爭議的，應根據工商登記文件的記載確定有關當事人的股東資格，但被冒名登記的除外。股東（包括掛名股東、隱名股東和實際股東）之間就股東資格發生爭議時，除存在以下兩種情形外，應根據工商登記文件的記載確定有關當事人的股東資格：（1）當事人對股東資格有明確約定，且其他股東對隱名者的股東資格予以認可的；（2）根據公司章程的簽署、實際出資、出資證明書的持有以及股東權利的實際行使等事實可以作出相反認定的”。此外，北京、山東兩地的高級人民法院雖未明確肯定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但均提出，認定股東資格應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相結合，并考慮到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從此角度分析，對隱名股東資格問題應亦持肯定意見。

周象認為：首先，對隱名股東資格問題，應立足于公司法“效益與安全并重，兼顧個體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及價值取向，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予以承認，同時依據商法外觀主義，賦予外部交易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對抗權，換言之，隱名股東雖具備股東資格，但不能對抗基于對公司登記事項的信賴而從事交易的第三人。在賦予交易相對人對抗權的前提下，承認隱名股東的股東地位，符合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且交易相對人仍可根據商法外觀主義，以其對公司登記文件的合理信賴對抗隱名股東，從而維護交易的安全性、穩定性。其次，隱名股東應滿足下列條件方認可其股東資格：

1、半數以上其他股東明知實際出資人出資；

2、公司已經認可隱名投資人以股東身份行使權利；

3、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

上述是江西周象律師事務所公司類法律問題探討平臺獨家意見，大家有不同意見和建議的，歡迎各自發表不同看法，一起共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