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賈寶玉的悲劇人生

淺析賈寶玉的人生悲劇

張彩繪

【摘要】：《紅樓夢》是我國古典文學的頂峰杰作，是曹雪芹“嘔心瀝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長期艱辛勞動才留傳下來的藝術珍品。小說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線索，展示了一個多重層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劇世界。賈寶玉的人生悲劇，是由眾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較復雜，時代的震蕩、家族的衰敗、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構成其悲劇形象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悲劇；賈寶玉；成因分析；悲劇意義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中一部最優秀的文學巨著，是曹雪芹“嘔心瀝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長期艱辛勞動才留傳下來的寶貴的藝術珍品。縱觀小說始末，不管是小說情節還是小說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劇式結尾。有人說《紅樓夢》這部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頂峰，小說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線索，贊美了自由愛情，描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釋了封建社會由興到衰的必然規律，但是展示的卻又是一個多重層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劇世界。

藝術的創作都是來源于真實生活，小說中主要人物賈寶玉的原形來源于曹雪芹，這是一種公認的觀點，所以《紅樓夢》的悲劇性和賈寶玉的悲劇人生大概也與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經歷有直接的關系。

賈寶玉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一個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謬”，可以想象在正統封建思想的社會下，他的結局會怎樣了。當然，賈寶玉的人生悲劇，是由眾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較復雜。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對賈寶玉形象塑造的影響

經眾多學者專家考證，曹雪芹祖籍遼陽，先世原是漢族，后為滿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璽任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帝玄燁的保姆，祖父曹寅做過玄燁的伴讀和御前侍衛，后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監察御使，極受玄燁寵信。玄燁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負責接駕，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繼任江寧織造。他們祖孫三代四人擔任此職達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這“秦淮風月”之地的“繁華”生活中長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政治斗爭的牽連，曹家遭受一系列打擊。曹頫以“行為不端”、“騷擾驛站”和“虧空”罪名革職，家產抄沒。曹頫下獄治罪，“枷號”一年有余。這時，曹雪芹隨著全家遷回北京居住。曹家從此一蹶不振，日漸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這三年中寫書《風月寶鑒》，據說是后來《紅樓夢》的雛形，經歷了生活中的重大轉折和封建制度的殘害,曹雪芹深感世態炎涼,對封建社會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他蔑視權貴，遠離官場，過著貧困如洗的艱難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窮苦,“滿徑蓬蒿”，“舉家食粥”。

從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終結果卻是沒有官職，流落街頭，并且生活窮困，“滿徑蓬蒿”,“舉家食粥”。可以說，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個悲劇，因此不免在塑造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時，賈寶玉的悲劇人生就已經定型了。正如書中的石頭，寶玉的來源，傳說女媧煉石補天時，單有一塊未有，將其丟棄，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后,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雖然出身不平凡，卻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種悲哀吧。在賈寶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對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寶玉選擇愛情還是婚姻的過程，也許就是曹雪芹選擇理想還是現實的過程。隨著賈家的衰敗，最后一個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計幫助寶玉做出了最后的選擇，其實這也就意味著曹雪芹在生活壓迫下不得不做出選擇。這也是人生的一種悲哀吧。

二、賈寶玉人物分析

賈寶玉作為榮國府嫡派子孫，出身不凡，又聰明靈秀，是賈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繼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卻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說充分描寫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環境和他的具體境遇的各方面特點，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長的主客觀原因。一方面，以男子為中心的貴族社會是那樣虛偽、丑惡和腐朽無能，使他因自己生為男子而感到終身遺憾；另一方面，少女們的純潔美好又使他覺得只有和她們在一起才稱心愜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讀《四書》、《五經》，但家塾的內容和風氣是那樣的腐朽敗壞，那些循著這個教育路線培養的老爺少爺們是那樣的庸陋可憎，他對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觸做官的父親，畏之如虎，敬而遠之。家長從小把他交給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圍繞著他，各以一顆純真的心對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啟蒙老師。丫鬟們的深摯純潔、自由不羈的品格感染著他，她們由于社會地位所遭到的種種不幸也啟發著他。在賈寶玉的直感生活里，她們和那些以世俗男性為主的居于中心統治地位的勢力，在每一點上都形成鮮明的對照：天真和虛偽，善良和邪惡，美好和丑陋。賈寶玉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愛憎傾向。

另外，賈寶玉是個半現實半意象化的人物。賈寶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說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癡情。”他的“癡情”，不僅表現在對林黛玉的鐘情，還表現在他對一切少女美麗與聰慧的贊賞，對她們不幸命運的深切同情。在大觀園里，寶玉對女兒們關懷備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齡官畫薔，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樣這么單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忽然一陣雨來，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齡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濕了都不知道。

賈寶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為乖張”的形式表現出來。“囫圇不可解”的瘋話、呆話，帶著點孩子氣的可笑的行為。作品著力描寫了他性格發展成長的歷史，他生活在罪惡腐敗的貴族環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著一些貴族公子的惡劣習氣和腐朽觀念，這些壞的東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傾向并存著。但隨著生活中他所見聞的重大事件給予的刺激和教育，隨著他在卷入現實矛盾時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擊，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惡劣的東西就慢慢減少了，清除了。例如書中所說，寶玉特別討厭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勸他、逼他去讀經寫文、謀取功名，后來就連林黛玉也在當時環境影響下勸說寶玉念四書寫八股，但隨著眾多親眷家人的再三勸導，隨著封建時代歷史潮流的不斷影響，尤其是抄家后家業破敗的境況下，這也就促使寶玉聽從了寶釵要他用功讀書，聊以安慰母親遭抄家的那顆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參加了考試，果真中舉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舉之目的并非為了想當官，只是僅僅為了使抄家后的賈府門庭再度生輝，以使母親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舉之日，便立即棄官出家、離塵為僧，賈寶玉的這一結局，符合其從來厭惡官場、厭惡仕途，始終不為封建統治者效勞的那種叛逆者的個性。

三、賈寶玉人生悲劇成因分析

賈寶玉的人生悲劇，是由眾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較復雜。時代的震蕩、家族的衰敗、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構成其悲劇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賈寶玉的悲劇命運，與他的貴族家庭的衰敗，乃至他的階級的衰敗有著必然的聯系。在《紅樓夢》所描述的封建社會中，封建貴族地主階級日趨沒落，政治上極度腐敗。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門子之口，道出了護官符的作用，點出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內幕。他們上通朝廷、下結州縣，“一損皆損、一榮皆榮”。而像賈雨村這樣的封建官員，更是投機鉆營、趨炎附勢。“他的良心是寫在‘護官符’上的”。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敗，更是預示了其從腐敗到衰敗的必然命運。賈府就是這個衰敗的典型。《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已是由盛轉衰的時節，家族內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這種情況下，其生活仍是窮奢極欲。一頓螃蟹是莊稼人一年的生活費，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兩銀子。為了迎接元妃歸省，更是大興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寶乾坤”，連元妃本人都感嘆“太奢華浪費了”。而可悲的是賈寶玉就出現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在家族衰敗的關鍵時刻，賈寶玉是最后一個有可能，也有條件實現金榜題名、家族振興的人物。他是賈府的繼承人，是賈家的希望所在，他應該走一條科舉榮身之路，以便立身揚名，光宗耀祖。他也應該找一個“德言工貌”俱備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繼續家業。賈政也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設計和塑造寶玉的，但是他卻力圖掙脫家庭強加于他的名韁利索，要做個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富貴閑人”，他“最不喜務正”，“不肯念書”，不愿走“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在婚姻問題上，他也不愿考慮家族利益，不愿按傳統道德的要求去做。這就與家族、階級的需要形成了一對無法解決的矛盾。拒絕了封建家庭給他規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孫”。與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勢，就注定賈寶玉人生的最終結局必將是悲劇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賈寶玉的形象充滿悲劇色彩。賈寶玉生長在一個極度動蕩的時代，此時整個家族，乃至整個社會都受到各種思想的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著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賈寶玉的思想中有著許多不同于傳統的東西，但同時，他的思想又與封建傳統，與其所屬階級的意識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著很多割不斷的東西。

在賈寶玉看來“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濁臭逼人”，這一點，極大地駁斥了封建傳統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時，他對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視同仁。見了未婚女子便是“無價之寶”，見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魚眼珠”；做官的都是“國賊祿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賈寶玉厭惡賈府男性主子的淫蕩生活，同情鴛鴦、平兒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卻在青天白日下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云雨之事”，甚至當著王夫人，調戲金釧，導致金釧跳井身亡。他還強烈批評“文死諫、武死戰”的道德信條，但是，他卻從未否定君權與父權的威嚴。

這一切充分說明賈寶玉在沖破封建思想束縛的路上已走了很遠，但他卻始終難以割斷同家庭、階級、社會的聯系，他的一切民主主義色彩的觀念與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意識是共存的。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對于賈寶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對這種痛苦的矛盾，他既無法擔當封建家族給他的天賦重任，也做不到一個徹底的叛逆者。最終，他只能選擇逃避，選擇到佛門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脫，選擇一個悲劇的了結。所以說，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賈寶玉的悲劇結局。

賈寶玉受時代的局限，找不到現實生活的出路，他要擺脫貴族社會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貴族階級。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劇性的嚴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義社會秩序，但思想上并沒有達到否定君權和族權亦即封建主義統治權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發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傾向著被壓迫者并且支持他們；他堅持著與林黛玉的愛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實這一切，都是憑借封建勢力給予他的特權而產生的，他還不可能否定封建主義的統治。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無法與封建主義統治徹底決裂，又不可能放棄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要求。他的理想無疑是對封建主義生活的否定，卻又十分朦朧，帶著濃厚的傷感主義和虛無主義，這也正是賈寶玉悲劇人生之所在吧。

四、賈寶玉形象的悲劇意義

《 紅樓夢》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劇。魯迅曾說過：“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看《 紅樓夢》的第一人物就是賈寶玉，在他看來，一切有價值的人都毀滅了，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已經毫無價值，因而毅然決然走上“卻塵緣”的道路。作者對其人生矛盾的描寫和悲劇命運的安排，對賈寶玉而言，不能說是一個是完美的結局，但對《紅樓夢》這部作品而言，卻是有著積極意義的，是為了作品的完美。這個悲劇形象既是對社會悲劇的影射，也是表達作者創作意圖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為“《紅樓夢》就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

首先，作者通過對賈寶玉的悲劇形象的刻畫，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會的罪惡，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劇命運。作者曹雪芹成長的背景正是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時代，處在這個時代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已逐漸沒落，這種沒落在曹雪芹的經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紅樓夢》正是通過對通過賈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寫展示了這種衰敗。所以說，賈寶玉的悲劇首先就是賈府的悲劇，也就是整個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悲劇。賈寶玉的悲劇形象，揭示了這個階級，這個社會不得不走向滅亡的歷史命運。而這正是對這個社會、這種制度最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過創造賈寶玉這一悲劇任務的形象寫出了自己對封建社會傳統文化的強烈反思。這些反思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入世”思想的批判與否定，這也是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最為核心的內容，他反對“仕途經濟”，把科舉說是“沽名釣祿之階”，將醉心仕途的人痛斥為“國賊祿鬼”，這種思想就是對儒家“學而優則仕”和“君子殺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條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對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對性別觀念的批判，在古代中國的封建禮教思想中，夫權與君權、父權并為三綱，男性是高貴的，女性是卑賤的，然而，在寶玉的眼中，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濁臭的，這種“男賤女貴”的看法正是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三是對儒、釋、道的認識，賈寶玉在反對儒家思想的同時，也批判了道家與釋家，批判其混蓋廟、亂敬神的形式。賈寶玉的這些認識就其實質而言，應該就是作者曹雪芹借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在經歷了一番痛苦掙扎之后，當世界觀陷入悲觀的時候，對哺育他的封建傳統道德文化所進行的反思。

最后賈寶玉的悲劇，尤其是愛情悲劇，也是曹雪芹對“才子佳人”小說陳舊模式的一種突破。在《紅樓夢》創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是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見傾心，然后經歷一番斗爭，最終“狀元及第，奉旨完婚”。這類故事在小說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演變，最終使小說完全成了一種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大大降低。而《紅樓夢》中賈寶玉不是一個才富八斗，金榜題名的狀元郎，而是一個“于國于家無望”的情癡，然而，這種愛情違反了傳統道德的要求，也就違背了封建家庭給他們，尤其是給寶玉規定的生活道路。最終只能是一個凄美的悲劇。正如魯迅所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所以說，賈寶玉的悲劇，實際上是作者對傳統寫法的一種突破，是小說思想性的一個極大突破。

總之，《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悲劇不是一個簡單的個體悲劇，它的產生有著極為復雜的主客觀原因。應該說是他內在的悲劇細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劇條件。同時，這個悲劇對于整個《紅樓夢》以及創作者本人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可以說，賈寶玉的悲劇就是賈府的悲劇，就是整個地主階級的悲劇，是那個社會的悲劇，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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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研究

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研究

一部《紅樓夢》演繹出一幕幕催人淚下、感人肺腑的愛情悲劇。共同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奠定了寶黛之間純真的愛情基礎，而封建禮教和宿命論以及寶黛兩人性格的獨特性和缺陷性則注定了他們愛情悲劇的必然性。因此，分析研究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愛情悲劇的社會及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對當今人們愛情觀、人生觀都很有價值。

寶黛的愛情悲劇一方面反映了追求個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與衰朽的封建主義的矛盾，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是對封建主義的血淚控訴，也是對新的社會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寶黛的愛情悲劇另一方面也是讓世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

一、寶黛愛情最終成為悲劇的原因所在

第一：寶黛二人的性格特點注定二人間的愛情終究會成為悲劇。

賈寶玉，別號怡紅公子、絳洞花王、富貴閑人。由神瑛侍者脫胎而成，對絳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因此有還淚一說，出生時口含一塊玉，是賈府的寶貝，他曾說“女兒都是水做的骨肉”，從小在女兒堆里長大，喜歡親近女孩兒，與林黛玉的愛情是世間少有的純純之愛。他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個性，主張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惡，美丑的劃分。也不安于封建統治者規定的本份，既“偏僻”，又“乖張”，所以，在常人眼中，賈寶玉既“無能”，又“不肖”，而且天下第一。其實，這正反映了賈寶玉對封建正統思想的不滿和反抗精神。

寶玉是有真才華的,不管是在第17回中“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他所題的“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還是在第78回人“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中他所做的那篇空靈飄逸的《芙蓉女兒誄》均展現出他不同于當時“須眉濁物”的滿腹才華。只是他的才華被人為地束縛了。這也是他的苦惱,他的生活是富貴而且閑散的,但是他并不是以此而滿足了的,在他內心深處是期盼著有一天能擺脫掉這些束縛,真正做出一番事業來的。在第22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中有一句“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這“將來”二字就隱隱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寶玉并非只知日日嬉戲,在他的心里卻也是有著“將來有一天能做出一番作為”的想法的。在第36回中,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的一番評論“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涌,即時拼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義。”這一篇話,歷來被當作是寶玉反封建、反仕途的鐵證。

在曹雪芹的筆下，林黛玉是一個氣韻典雅的東方唯美主義的人物形象，性格鮮明。她的形象具有多面性，舉手投足之間，無不反射出唯美色彩。如每每踏入詩社，對景賦詩，就一反多愁善感，忽真忽怒的常態，表現出少有的活潑歡快，才華橫溢，妙語連珠，使我們看到了她那少女純真活潑的天性，她對丫環寬厚友好，很少耍小姐威風，與紫鵑更是形影相伴，情同姐妹，這些都能映現出林黛玉那蔑視封建禮教的叛逆性格的光輝。瘦弱多病的林黛玉雖然寄人籬下，生活在那禮教吃人的黑暗王國里，但她卻不顧封建禮教的重壓，即使是殘酷的黑暗現實使這個孤傲的少女的理想破滅時，她也絕不向封建勢力妥協，最后懷著對吃人社會的憤憤不平，清白地離開了那黑暗的社會，實踐了她那“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的誓言。

置身于壓迫環境中的反抗者不得不用敏銳的眼睛和清醒的頭腦去觀察和思考外界事物，而強大勢力的摧殘，又不能不給孤軍奮戰的反抗者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對外界事物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則是林黛玉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在曹雪芹的筆下，林黛玉對外界事物非常敏感和富于想象，她讀《西廂記》時，但覺“詞可警人，余香滿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她聽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曲子時，便聯想到自己的身世而心動神搖，如癡如醉。林黛玉對她周圍是事物也很敏感，而且他的這種敏感近乎多疑，甚至使人感到這是一種病態的心理表現。這種敏感在生活里表現為小心眼兒，語言尖酸刻薄。周瑞家的來送花，林黛玉感覺到了不經意的歧視，便脫口而出：“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第七回）。晴雯一個無心的閉門羹，讓林黛玉誤解成有意的怠慢，自然惱火不已，以致于“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來”（第二十六回）。史湘云公然說出小戲子“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第二十六回），林黛玉當然不高興，遂遷怒于前來勸解的賈寶玉。類似的事例甚多，舉不勝舉。但同時，這種敏感也給了林黛玉神奇的直覺，使她能夠銳利地察覺到某些潛在的危機，這種敏感源于她的生存環境，林黛玉寄人籬下，生活在封建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她對理想愛情的追求，必然引起封建家長的不滿而受到封建勢力的摧殘，這樣的環境，使得林黛玉不得不敏感地對待她周圍的一切，來維護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尊嚴。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寶黛二人性格上都具有叛逆、不愿對封建禮教因循守舊、渴望自由、希望擺脫束縛、追求理想自由，而這樣的性格特點與當時的整體的社會環境、人文氛圍是絕對沖突的，是絕不允許的，二人之間的愛情甚至結合是違反各方利害人利益所在的，所以也注定了二人之間的愛情是以悲劇結束。

第二、封建禮教及宿命論注定了寶黛愛情悲劇的必然性

首先：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生成悲劇的根源，是與封建世家的家族利益和政治上的考慮有著深刻聯系的。

《紅樓夢》在展開愛情悲劇的同時，揭露了賈、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惡，這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有其典型意義，它們是整個即將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寫照。小說的第四回寫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頭，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問。金陵應天府尹賈雨村初上任不知內情，本想依法辦理，一個門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紹了一通“護官符”的緣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

于是賈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事后又連忙修書二封給薛蟠的姨父賈政，舅父王子騰請他們放心。“護官符”不僅深刻地暴露了當時官場，吏治的黑暗腐敗，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個封建社會里有著何等強大的政治勢力。

其次、《紅樓夢》所描述的“金玉姻緣”和“木石前盟”的故事內容，“金玉姻緣”指的是賈寶玉和薛寶釵，“木石前盟”指的是賈寶玉和林黛玉，好像人的命運上天自有安排，冥冥之中早有定數。賈寶玉就曾說過，我偏不信什么“金玉姻緣”，偏信“木石前盟”。“金玉姻緣”和“木石前盟”其內容的豐富，包含了中國歷史、文化、哲學、美感的深處，結晶了幾乎全部的欲望和沖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沉淀。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寶釵代表的“金”字，可以從中國文化底蘊來看：木近水，金近火，陰柔與陽剛，寂寞與活溢，虛無與實有，悲觀與樂觀，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宇宙人生兩種不同的本質認識的體現。林黛玉體寒，雖多愁善感，可激情似火；而薛寶釵體有熱毒，卻“藏愚守拙”、“不關已事，高高掛起”。所謂“門當戶對”、“包辦婚姻”的封建意識至今桎梏著人們的心靈。薛林兩人作為兩種對立的審美規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賈寶玉在愛情婚姻的天平上，他的決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他雖然深愛林黛玉，但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賈府從上到下，一起來蒙騙他，他愛林黛玉已到癡迷的狀態，在被蒙蔽的情況下，他是無法與封建的婚姻制度相抗衡的。封建統治者為賈寶玉選擇什么樣的對象做妻子，是要由賈府的切身利益，特別是賈府日益衰敗的客觀形勢來決定的。林黛玉本人是一個封建禮教的叛逆者，而且家道早衰。薛寶釵的家庭則是：“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賈、薛兩家聯姻，可以加強他們“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封建家長要想叫賈寶玉重振家業，就必須為他選擇一個符合封建道德規范要求，能夠幫助寶玉走上“正路”，挽回整個家族頹敗局面的理想人物。而薛寶釵正是這樣一個德、言、工、容俱全的封建主義的奉行者。這個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不像林黛玉那樣的任隨真實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來自某種深隱的心機。她處處“裝愚守拙”、“隨分從時”，一舉一動都顯得很是“端莊穩重”。因此，在榮國府那樣一個人事復雜、矛盾交錯的環境中，她卻獨能取得人人的歡心；王熙鳳對寶釵“不干自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的為人處世方法深為嘉許；懷疑她“有心藏奸”的對立者黛玉后來也把她認作知己。當然，這樣的好名聲來之不易。她過生日為了討好賈母，點老人適宜的甜爛菜，挑賈母喜愛的熱鬧戲。按照封建道德標準，她確實是完美無瑕，而且博學有識，能擔重任，不愧為理想的當家人選。連那個“心術不正”、幾乎對一切人都懷著忌恨的趙姨娘，也贊許她“很大方”、“會做人”。

這里，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封建時代，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愿。在這樣的條件下，關于婚姻問題的決定權怎么能屬于愛情呢？

再次：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的結局，乃是由于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里，不僅不允許婚姻自主，而且不允許賈寶玉、林黛玉那樣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雖然已經衰敗，但還維持著頑固的統治力量；新生的東西由于得不到足夠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它還顯得很不成熟，抵擋不住舊勢力的打擊。

主人公賈寶玉雖然是在封建剝削階級的“膏粱錦繡”中成長起來的貴族公子。但是他卻和一般封建大家子弟有著一些不同的地方。所謂“行為偏僻性乖張”成為他性格上引人注目的特征：他逃避封建教育，厭讀被封建統治階級奉行為經典的“四書”；又鄙棄功名富貴，堅決不走“仕途經濟”的封建生活道路。對當時知識分子所沉迷的科舉考試，譏諷為“釣名餌祿之階”；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進的人，痛罵為““國賊”；他自己更是懶于與這般人交往接談。罵薛寶釵等勸他留心仕途經濟的話是“混賬話”，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為什么生在侯門之家？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這些思想行為與封建正統的觀念相對而立，自然為當時所不容。此外，他還把“文死諫”、“武死戰”這類最高封建道德罵得一錢不值，并把那些武官文臣以至封建社會里的一切男人，都痛罵為“須眉濁物”。

寶黛二人的一些言行，都被統治階級認為是大逆不道，帶有某些叛逆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思想與行為與封建正統的觀念相對而立，自然為當時所不容。

二、研究寶黛愛情悲劇的意義所在。社會及歷史意義：《紅樓夢》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要線索描述了賈、薛等家族的興衰歷史，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純真愛情感天動地，令無數人的心靈為之震撼！那個“花的精魂”、“詩人化身”的林黛玉之死，令無數人痛惜!可人們又覺得她并沒有死，雖然她的生命短暫，可她創造了豐富的精神生活；她的生活就像一首詩，雖然憂愁多過歡樂，可她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一方面反映了追求個性自由，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的科舉制度等新思想與腐朽的封建主義的矛盾，也反映了對新的社會生活理想的執著追求，同時從反面也說明了賈寶玉和林黛玉性格的獨特性及弱點。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集中表現了封建腐朽的舊思想與寶黛的新思想的種種不協調，從眾多像花一樣的女兒們的悲慘命運中，讓人們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惡本質，從而揭示了封建主義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

現實意義：在當今物欲橫流，一切向錢看的時代潮流下，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就是個例子。希望人們從寶黛愛情悲劇中得到啟迪，在對待自己、子女的婚姻，一定要看重人品，性格、志同道合，注重愛情，不為眼前利益所迷惑，避免像賈寶玉、林黛玉式的愛情悲劇發生在人們的生活中。人們要保持快樂的心情，創造美好的環境、生活，為幸福而努力奮斗！

蘇廷飛 2015-2-5

第三篇：論賈寶玉的人生悲劇特點

論賈寶玉的人生悲劇特點

內容摘要：

曹雪芹的《紅樓夢》向世人昭示一個人們在感情上難以承受，但卻無可改變的哲理，人生和社會永遠處于無法擺脫的命運悲劇之中。作者從社會，道德文化、人生三個層面揭示了從社會到個人，從表面到深層的悲劇意含。而書中以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的戀愛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劇為中心。而賈寶玉又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會悲劇，現在試從家庭悲劇、感情悲劇及造成這些悲劇的原因等方面論述賈寶玉的人生悲劇。

關鍵詞：賈寶玉、家庭悲劇、愛情悲劇、判逆精神

賈寶玉是個非常感情化、世俗化的貴族公子。同時又是個跛足的免為其難的人生哲理的探索者，他在先天給他規定的環境中，憑直感、生活感受和思考，而在小說中被稱為“情種”①“情癡”的賈寶玉永遠也無法像他希望的那樣。永遠生活在②一個與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環境里，愿望與現實相抵觸的悲劇不可避免的上演。

⑤③④會相抵觸，跟封建秩育相違背。當然，賈寶玉之所以會在其隸屬著封建統治階級的眼里形成這樣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現分不開的。

賈寶玉自“銜玉”而生開始，被視作“奇異”，周歲時抓取“脂粉釵環”的舉動，更是若人關注，使賈政老爺不喜歡，十來歲時是異常淘氣，說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子便清爽”的混話，這在當時那種社會里，簡直是一種叛逆，一種大逆不道。這種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的。象他這種“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的紈绔子弟，在當時那種“成則公侯敗敗賊”的價值取向里，在當時那種社會環境中，當然是得不到正統思想的認可的。我們知道：賈寶玉在榮國府是處于繼承人的地位，他聰俊靈秀的天賦，使這個貴族家庭對他寄予了特別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僅絲豪無意于立身揚名，治國經家，而且他對那個家及國已經徹底絕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親是那樣的水火不容，勢不兩立。他不愛讀書，偏偏要他讀；他不愛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要和那峨冠博帶的家伙應酬，偏偏逼他出去應酬；他認為茫茫塵世，只有女子的世界的一片凈土，他的父親總要把他拉出來，他的母親總要來摧殘這一片凈土。不，還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輩之流總要來污穢，踐踏這片凈土。特別是他愛的人，偏偏不讓他愛；他不愿結的姻緣，偏偏要他結。若說沒有奇緣，今年

天混在一起，會被認為沒出息，沉湎于兒女情長。然兒賈寶玉毫不理睬災切，他整日與女子廝混，這實際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內容。用史湘云的話說，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們群里。”而襲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說：“他偏好在我隊里鬧。”賈母因此說：“想必原是個丫頭投錯了胎不成”？男人本應有男人的事情做，去求取功名。但賈寶玉卻偏偏對女子的事情興趣，這也是應該出于他的性別平等意識。傳統男性社會性別角色中重要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權主義，是高高凌駕于女人之上的那價權威。要賈寶玉時代，男人是社會的主宰，女人的奴仆，是被輕視與奴役的。賈寶玉有男人解放主義所要求的對女人的尊重，在小說的具體描寫中，我們看到，賈寶玉同賈珍、賈璉、賈蓉之輩以至于上一代人賈赦，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們是把女人當做自己發泄的玩物，他們過的是奢靡淫亂的生活。而賈寶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像水一樣的清澈、晶瑩、明潔的少女，她們青春生命里閃耀著真和美的光彩。賈寶玉正是從她們身上看到了美，發現了優美的靈魂和純真的心。這感動著他，使他甚至忘卻了自己。他對許多少女多情，并且體貼關愛女子到忘我的境界。《紅樓夢》的作者以極大的氣魄開拓了賈寶玉的感情世界，可能說把賈寶玉的人之至情發揮到淋漓盡至的地步。他不但對活人，就連畫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對許多女子都多情，就不能不發生的時候，他就不能不越想無趣，目下不過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又欲何為？

長的尊嚴壓制他。賈環用蠟燭燙傷他，賈寶玉仍說：“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對于滿腦子嫡庶思想的一心想取而代之的趙姨娘母子，賈寶玉處處尊重、容讓，避免矛盾發生。可是不管他怎么去做，都不會得到他人的諒解，更不會改變他們對他的敵意。

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性是一見鐘情，是經過長期的接觸與了解后建立的。并且他們之間是重情不重物，重實質而不重表面。如賈寶玉把北靜王贈給的念珠給林黛玉，這掛念珠可是皇帝親賜給北靜王，可林黛玉說：“是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它。”逐擲在地上，可見她是不重物的。后來賈寶玉挨打后，托晴雯給林黛玉捎去一塊舊手帕，倒使她心領神會，感到禮輕意重了，并在上面題詩表達自已的感情。這時的林黛玉才真正覺得賈寶玉是給自己的真愛，從心底里接受了賈寶玉的愛。

從賈寶玉的自主戀愛來分析，他不考慮門當戶對，家世利益，愛而知其惡，愛一個人，只要是真正是知音，真正是自己喜愛的，可以包容對方的諸多弱點、缺點，這種戀愛觀不僅不合封建禮教，而且是很多前瞻性的。不過即使是如此向往僅此而已，在現實生活中，具有詩意的“木石結盟”最終被代表世俗關系的“金玉良緣”所取代。而這個悲劇比之前的那些傷來說猶如蝎子之于螞蟻。愛情是賈寶玉對社會道路失望之后的精神寄托，但是他的家人，社會沒有讓他如愿。所以他最終神志不清，選擇了出世走入佛門。悲劇就這樣無止境的循環著無法

4、胡幫煒《紅樓夢B面解讀》重慶出版社2002年。

5、呂啟祥《紅樓夢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

6、周策縱《紅樓夢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

7、《中國古代文學史》自學考試課本第七章《紅樓夢》。

王丕立 2014.3.13

第四篇：論文之賈寶玉與西門慶的悲劇

課題論證

(1)國內外研究現狀

中國的兩大世情小說《紅樓夢》、《金瓶梅》。對他們的研究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中的兩大學術熱點。被稱為中國第1奇書的《金瓶梅》從106世紀末問世后，研究者1開始不是很多，但是隨著中國學術的從古典向現代轉型，隨著小說價值觀念的變革與更新。對《金瓶梅》的研究漸漸的由微入深，被學術界稱為“金學”。并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現如今的外文譯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蘭、俄、日、朝、越、蒙等10幾多種文種。對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稱其為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1個偉大的創新。國內外的眾多評論者并對其的創作時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會矛盾和小說中所剖視扭曲的人性、悲劇性，性的描寫，人物性格的刻畫，語言的運用，并對其形成的網狀結構做出了大量的歸納和探究。《紅樓夢》與《金瓶梅》之間有著10分明顯的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紅樓夢》是《金瓶梅》的1個重大的突破。引起了眾多的人對《紅樓夢》的評論和研究的興趣，并形成了1種專門的學問——紅學。《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紅樓夢》在國外有多種的譯本：英、法、日等10幾種語種的譯本。并且國內外眾多的評論者對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會悲劇，人生悲劇，愛情悲劇，人物性格，個性化的文學語言，寫實與詩化的融合，渾融1體的網狀結構做出了大量的歸納和探究。然而，賈寶玉與西門慶作為是《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兩位男主人公。國內外的眾多評論者都對其2人的人物形象，語言風格，現實原型，性格內涵，性的體驗，個人悲劇等都做出了歸納和探究。《紅樓夢》作為是《金瓶梅》的1個延續、1個發展，它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有著1定的聯系，對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應趨向于2人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悲劇的詮釋及分析。

(2)現實意義

《金瓶梅》作為是中國的第1奇書，自問世以后，就為中國的世情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且把我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劃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為題材描摹世態的及以社會生活為題材、用諷刺筆法來暴露黑暗的兩大派系。而《紅樓夢》在批判的繼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說的創作經驗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為了世情小說最偉大的作品。在“54”文學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評價，魯迅等闡述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得以回歸。直到現在，《紅樓夢》、《金瓶梅》仍是許多作家永遠讀不完、永遠值得讀的好書。成為中國作家創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鑒品。然而，探討兩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的悲劇性，可以對兩大名著中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悲劇更好的認識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鑒。從而啟發后世的世情小說的創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說創作中的人物悲劇性達到1個更高的巔峰。方案設計

(1)總論

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從《紅樓夢》與《金瓶梅》題材類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論點。

(2)分論

全文分3個部分

第1部分：闡述西門慶的悲劇性

西門慶1個市井無賴、流氓、淫棍，1個精明的商人，靠著他對金錢的占有肆意的揮霍、放縱，以自我為中心來實現他對放縱，及其通過金錢獲得了強大的權利，隨意的鄙棄人間，在此背后所體現出的社會的黑暗、。構成了其特有的社會悲劇、人類悲劇、男人的悲劇。

第2部分：闡述賈寶玉的悲劇性

賈寶玉1塊晶瑩剔透的寶玉1個顯耀的貴族，他的個性、他的自我、他對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與封建傳統相背道。他作為榮國府的唯1繼承人，他肩負著榮國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點，使他成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論證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倫理觀與賈寶玉、西門慶的悲劇性

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倫理觀，在賈寶玉與西門慶的行為中被肆意的踐踏，新興的與傳統的極大的對立，但是封建的舊勢力是無比強大的，最終，賈寶玉是失敗的，西門慶是失敗的，形成1個永恒的悲劇。

第五篇：丁玲的悲劇人生

丁玲的悲劇人生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為她檔案里一直有“污點”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結束后的第二天，賀敬之去周揚家拜訪周揚，期間，兩人談到丁玲。周揚對賀敬之說：“丁玲的女兒蔣祖慧來，我對她說：你媽媽的右派問題和反黨集團問題應當平反。另外過去說她兩個‘點’――疑點和污點――疑點已經消除了，污點是有的，不能動。”周揚對賀敬之解釋說：“疑點是指丁玲來延安是否接受國民黨的指派，污點是指她與叛變后做了特務的馮達在莫干山依然長時間同居并受到國民黨保護是變節行為。”

周揚這番話對一半錯一半。當時，在丁玲的檔案中，她的“污點”確實存在，但這污點不是與馮達同居(這一點中央早有結論)，而是她為擺脫國民黨軟禁，曾給國民黨寫過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什么審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讀書養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黨校中說：“丁玲如果到黨校來，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歷史有問題。”康生是1938年說這話的，丁玲1940年才聽到。氣憤之下，丁玲去找毛澤東，責問康生有什么根據說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審查她在南京的那段歷史，做出書面結論。毛澤東聽了丁玲的陳述，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書面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同志。”于是丁玲寫信給陳云，要求中央給自己一個結論。中央便委托任弼時對丁玲進行調查。1940年，中央組織部作出《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對丁玲做出如下評價：“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經過以后，認為根據現有材料看來，說丁玲同志曾經自首沒有具體證明，因此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但丁玲同志沒有利用可能(雖然也有顧慮)及早離開南京(應該估計到住在南京對外影響是不好的)，這種處置是不當的。雖然如此，但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并無根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1943年，延安進行大規模的審干、搶救運動，期間，丁玲在整風中寫的一份材料里，向組織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況，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個申明信：“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什么審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讀書養母……”這個條子本身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然而，在一個斗爭之弦繃得過緊的年代，丁玲為這個“聲明”吃盡了苦頭，而她的對手們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條子，予丁玲以沉重打擊。1984年，中央組織部對丁玲問題徹底平反后，老對手周揚仍抓住這一點，說丁玲污點還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給國民黨寫過這樣一個條子，延安對丁玲的那段歷史又作了新的調查。最終形成一個初步結論《復查小組對丁玲歷史問題初步結論》，這份結論認為，丁玲寫的那個字條，應為“悔過書”：

“(丁玲)所寫字樣的內容，不是明確的以共產黨人的面目寫的反共自首書。我們認為丁玲寫給國民黨的‘紙條’，其實質是悔過書。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寫了悔過書的字條，并在南京居留時間中與馮達同居；表現了政治上消極，失了氣節，同國民黨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響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陣營中來的經過情形，有材料可以證明沒有國民黨派遣的嫌疑。但在這時期思想上的嚴重毛病是否受到國民黨逮捕后軟化的影響，T玲同志應自己深刻反省。……丁玲來陜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績的，1942年所發表的幾篇壞文章(如：《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等)，是由于存在著對黨不滿情緒，以及思想上的錯誤。但，必須指出其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在人事關系上，對黨外作家無原則遷就(如對蕭軍等)，以及宗派主義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則性，不是其他政治關系。”

雖然這個結論是初步的，且是中央黨校作的。但中組部并未發文肯定或否認這個結論。所以后來，丁玲仍“屬于有問題暫時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歷次運動中，丁玲在南京被軟禁的這段歷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

1955年，丁玲、陳企霞被錯誤地作為“反黨小集團”定案，對丁玲南京的那段歷史又有了新的說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經過討論，最終形成了中宣部《關于丁玲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這個結論的最后雖認定“丁玲同志被捕后這一段歷史已經審查清楚”，但將丁玲寫紙條一事定性為“在敵人面前屈服”，“在敵人面前犯過政治上的錯誤”，讓丁玲從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澤東正在南寧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收到《文藝報》編委一個報告，報告稱：根據毛澤東指示，準備在報紙第2期組織一個特輯，總標題為《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毛澤東當即給幾位主編寫了批語，并對編者按進行了修改。

批語說：“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說來，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對按語，毛澤東作了大刀闊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語氣勢磅礴，筆力千鈞，充滿了火藥味和戰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于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偉人發話說“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中宣部對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結論又作了修改，將丁玲寫申明書重新定性為“政治上的自首變節行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恐怕出于形勢需要，對丁玲的批判再次

升級，新結論中出現了更為刺眼的內容：“丁玲是叛徒，其問題性質屬敵我矛盾。”

1979年，丁玲復出，中國作家協會對丁玲的歷史問題作了復查，形成《關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這份報告只是撤銷了1975年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叛徒丁玲的審查結論》，卻維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關于丁玲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

好不容易，丁玲復出了，可以發表文章，自由活動了，但檔案里有“污點”，心里有“石頭”，她能舒坦嗎?她能不心有余悸嗎?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別無選擇，只能帶著這粗壯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時間，丁玲小心翼翼，說話中規中矩，四平八穩，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時明顯偏“左”，甚至上綱上線。于是，一生吃盡“左”的苦頭的她，到了晚年，卻被封為“紅衣主教”，“80年代，當文藝界的右派一個個以飽蘊歷史蒼涼的力作競相走紅，而‘左’字成為舉國上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時，丁玲卻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為‘左派’，在一種無形的輿論中被戴上‘正統’、‘保守’，甚至‘紅衣主教’、‘棍子’之類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間的一次發言中，丁玲慷慨陳詞：

“黨中央對于文藝戰線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及時敲響了警鐘，明確批評了領導上的軟弱無力。在思想意識上的嚴重的敵情面前，在黨中央的嚴肅批評面前，有的人能及時警惕，但也有一些負責同志放不下一貫正確的架子，從不在適當的場合寫文章或講話，作一點認真的具體的自我檢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評，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總有難言之隱，難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顯然，丁玲這段話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也向老對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時間言行偏“左”，歸結于她的意氣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揚唱反調。當周揚開始懺悔、認錯，宣傳創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談，共產黨員即使飽受打擊，歷經磨難，也要無怨無悔，而且強調，創作不能無原則地自由，因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藝就應該為政治服務。

丁玲晚年的言行，確有刻意和老對手周揚唱反調的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還在于當時的丁玲并未得到徹底的平反，她檔案里還有“污點”，所以，她說話只能滴水不漏，行為不容有任何閃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還是因為恐懼。這在她的日記和書信里有充分的表現：

“午睡時構思一短文，以一中學教員回鄉務農，從他的生活中反映農村所受‘四人幫。’毒害之深為題材，用日記形式，仿《狂人日記》。真是數年不見，農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覺醒來之后，又有些畏懼了，文章要寫得深刻點，生活化些，就將得罪一批人。中國實在還未能有此自由。《‘三八節’有感》使我受幾十年的苦楚。舊的傷痕還在，豈能又自找麻煩，遺禍后代!”

在給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內心的憂慮：“這種時候我大半很謹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為再來挨一頓棍棒做口實。……現在只就文藝來說局勢復雜得迷人，簡直叫人摸不清。……全國都有耳，小報告四處飛，我惹不起人。”

復出文壇后未獲徹底平反，丁玲在公開場合總是不敢暢所欲言。不過，私底下，對熟人，丁玲卻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錯誤，且一針見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錯誤，是因為“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對共事多年的楊桂欣講了兩個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囑對方，不能“馬上寫文章去發表”。兩個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筆抄寫他自己寫過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毛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二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么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聊天，他懷里正抱著一個小男孩。我們正聊著，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然抱著孩子，用一只手把紙鋪開，競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首詞，在反右派之前，我還記得清主要的句子，這么多年了，我忘了，經過那么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盡管是玩笑，但也確實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會犯大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大錯誤，不能不說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頭腦中有帝王思想，卻不敢說，原因無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組部為她徹底平反后，她內心的恐懼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說話時，顧忌會少許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給她的時間已不多了。

徹底平反對丁玲來說，簡直就是重獲新生，她說：“當今年5月中央組織部的同志到我家里來給我看了關于我的歷史問題的通知的時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話來：我可以死了。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覺得現在再沒有我擔心的事情了，我輕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會有什么東西留在那里，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殘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滿坎坷，充滿磨難，來自敵人的“明槍”讓她心痛，來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這一輩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渦里載浮載沉，無數次成為靶子，被迫“體驗”萬箭穿心的感覺。不過，丁玲一生數次受傷，但也傷人無數。一旦別人成為了靶子，她也會毫不猶豫“拿起筆作刀槍”，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經丁玲之手發表在她主編的《解放日報》上。不久，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層震怒，被毛澤東點名批評。在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丁玲聲色俱厲地說：

“王實味的思想問題，從這個座談會的結果來看，已經不是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立場或態度的失當，而是一個動機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因此文藝界比對一切事都更須要有明確而肯定的態度，不是贊成便是反對，不準許有含糊或中立的態度。那么應該有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我 說是揭發他的掩藏在馬克思主義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黨的反階級的活動，粉碎這種思想，打擊王實味這人……并且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抽象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全要打擊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這里，丁玲不僅給王實味扣上“反黨”、“托派”等駭人的帽子，還警告了其他人：不許對王實味有哪怕一絲的同情，否則就是失去了嚴正的立場。

丁玲、王實味同樣是因文惹禍，可謂“本是同根生”，而現在為了和王實味劃清界限，她義無反顧“相煎何太急”了。其實兩人當時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則試圖踩著對方的肩膀爬上岸，夠狠!被偉人點名批評，丁玲當然要找突圍的路，但你哪能通過把別人的路堵死的方式來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發表了丁玲的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當時位居要津，是文壇的領軍人物，所以這封信，使得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討論升級為一場“運動”。

在公開信中，丁玲寫道：

“你的作品，已經被一部分人當作旗幟，來擁護一些東西，和反對一些東西了。他們反對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經聽到一陣子的，說解放區的文藝太枯燥，沒有感情、沒有趣味、沒有技術等的呼聲中所反對的那些東西。至于擁護什么呢?那就是屬于你的小說中所表現的和還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這篇小說之內的，一切屬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來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這些東西，在前年文代會時曾被堅持毛澤東的工農兵方向的口號壓下去了，這兩年來，他們正想復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給他們以空隙，他們就借你的作品大發議論，大做文章。因此，這就不能說只是你個人的創作問題，而是使人在文藝界嗅出一種壞味道來，應當看成是一種文藝傾向的問題了。為了保衛人民的文藝，現實主義的文藝，在一種正常的情況下前進，因此陳涌同志有了對你的批評。這是非常好的。當然，陳涌同志很謹慎，他的確還沒有擊中你的要害，但跟著，許多讀者也對你批評起來了，不管這些批評有沒有說透徹，但熱情地關心這些問題，這對于你，都是有好處的。因此我也更覺得有責任來發表點意見。”

丁玲這番話是暗藏“殺機”的，她說《我們夫婦之間》“不能說只是你個人的創作問題”，“而是使人在文藝界嗅出一種壞味道來，應當看成是一種文藝傾向的問題了”，并且這種傾向還是“曾被堅持毛澤東的工農兵方向的口號壓下去了”，現在，要通過蕭也牧的作品“復活”。丁玲這番話，言辭雖鏗鏘有力，論述卻蠻不講理。抬出偉人的話，誰敢與其爭鋒?

在信的末尾，丁玲語氣突變：“希望你老老實實地站在黨的立場，站在人民的立場，思索你創作上的缺點，到底在哪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屬于你的讀者，也會有些變化的，尤其是知識青年，他們很快就會丟開你，而且很快就會知道來批判你的。”

“批評”變成了“批判”，通信變成了教訓，語言變成了棍子。蕭也牧挨了這記悶棍，人生之路陡然轉向。

王蒙說，丁玲的這篇公開信“消滅”了蕭也牧，也許有些言過其實，但考慮到當時的丁玲貴為《文藝報》主編，她的這封公開信確實起到了導向性的作用。說此文拉開了批判蕭也牧的大幕，決不為過。

至于丁玲為何突然以犀利言辭批判蕭也牧，有人認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們夫婦之間》有問題”的。秦兆陽在1978年2月22日給黃伊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蕭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約是1950年，據《文藝報》編輯部透露出來的消息，當時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們夫婦之間》有問題，《文藝報》才寫文章批評的。當時江青就在文藝界搞些暗中活動，常到丁玲的住處多福巷串門，當然要挑撥是非。《夫婦之間》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評挨棍子的一篇小說，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惡活動的成果，從此也牧同志就永遠不能抬頭。究竟《夫婦之間》這篇小說有什么問題呢?我的記憶，丁玲當時在文藝報的批評文章，是說它‘虛偽’、‘小資’，據我的記憶。很值得重新考慮。即使是有缺點，也不應該為此上綱到駭人的程度。我希望，你們可以請馮牧同志或別的同志再看看過去的資料，把這個案子翻過來。”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開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對手周揚一樣，都有過“奉命整人”的劣跡。她奉命整了蕭也牧，周揚奉命整了她。

不否認，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來批判那些曾經的同志的，然而，別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樣高昂的革命激情嗎?

關于那個非常時期“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這樣的分析：

“中國文人自古就有個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懸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墮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現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亂的情況。特別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詆，互相撕咬，最無可奈何時，甚至互相欺詐，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說得好：‘整個國家像中世紀的羅馬競技場，奴隸撲殺奴隸，以供奴隸主取樂；奴隸撲殺奴隸，為求自己得以茍延殘喘。’話雖苛苦，情形確是這樣啊。”

作者單位：安徽工業大學

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