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文章：“食”字路口焦慮多

《瞭望》文章：“食”字路口焦慮多

《瞭望》文章：“食”字路口焦慮多

2010年12月19日 15:50:46 來源： 《瞭望》 【字號 大 小 】 【 留言 】 【 打印 】 【 關閉 】

12月15日，衛生部監督局網站對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劑公開征求意見。就在公眾質疑其設置1年左右的政策調整期系拖延之舉時，媒體又曝出有人“回收頭發制造醬油”的猛料。

中國的食品安全似乎成為一個讓人絕望的話題。濫用食品添加劑、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飼料中添加違禁物質、假冒偽劣食品禁而不絕、食品包裝材料含有有毒有害物質、兒童食品和保健品質量不合格、配方不科學，餐飲企業經營不規范、操作不安全等陸續暴露的問題，讓公眾除了自嘲“生化試驗”、“人體試驗”外，亦無可奈何。

那么，人們對食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是如何受到挑戰的？首先，企業安全責任不落實。一些食品企業和個體經營者自律意識不強，不講誠信，甚至明知故犯、違法違規、逃避監管，導致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

其次，政府安全監管存在薄弱環節。一些地方安全發展理念不強，重效益、輕安全問題比較突出，食品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監管銜接不夠，全程監管、綜合監管、協同執法能力較弱。

再有，食品安全制度仍有漏洞，企業產品質量控制體系不夠完善。由于消費者中存在“好色”、“憐香”、“嘗鮮”等普遍心理，生產者就會相應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劑等食品添加劑，在此過程中，少數不法分子借機添入有害物質，也給食品安全造成隱患。

換言之，在食品從田間到餐桌之間的鏈條被拉得越來越長，越來越多地運用食品添加劑的同時，從業者的道德自律、監管者的能力制度等，并沒有水漲船高，反而頻頻顯出從業者“缺乏底線”、監管者“無計可施”的狼狽。

入口的東西缺乏安全保證，社會自然焦慮重重，有人據此質疑“還有什么是可以放心大膽去吃的”。此論雖嫌過激，卻也反映出社會對食品安全監管能力的失望。

在此背景下，盡管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今年發布數據稱2009年全國食品食物質量平均合格率達98%，但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公布的2009年超市食品安全調查報告卻說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滿意度正持續走低：該調查在2007年得到69分，2008年為67分，2009年則為60分，險些跌破及格線。

事實上，食品安全的“亂”象并非中國“專利”，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曾在歷史上出現過程度不一的食品安全丑聞，導致公眾的不滿和輿論的抨擊。在嚴密的制度設計、嚴格的執法行為等的共同作用下，社會才逐漸走出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機。

中國食品安全的“由亂而治”，同樣需要過程和時間。我們期待有關部門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強化監管措施，使公眾在“食”字路口不再彷徨?！跷?張冉燃

第二篇：《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會“變味”

《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會“變味”

只有讓敢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無得失牽掛和后顧之憂，才能使民主生活會起到實效。“又要開民主生活會了，又得說一些違心的話，聽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月中旬，北京市某機關一位領導干部私下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抱怨。

根據中共中央1990年印發的《關于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規定》，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生活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7月底以前召開，下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翌年1月底召開”。

作為黨內旨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活動制度，民主生活會一貫被視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領導班子凝聚力和戰斗力的一大法寶。

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不少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質量并不高。只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者大張旗鼓談成績、輕描淡寫談問題，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甚至不管班子問題有多嚴重，相互之間總是諱言批評，最多是“提點希望”，偏離了民主生活會的本意。

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機關領導干部告訴記者，在有些民主生活會上，也有人提意見，但多無關痛癢，或明貶實褒，比如“批評”領導“有時對同志要求太嚴”、“干工作不注意身體”、“忙工作不顧家”，等等。

在他看來，部分領導干部對民主生活會重要性認識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約束下才開?！坝袝r就是以提高認識為名，找幾個文件，輪流念念，自我總結，沒有觸及靈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后安排人寫個材料上交了事?！?/p>

有被訪者還提到，一些民主生活會被開成了“牢騷會”、“訴苦會”，領導班子成員不愿敞開思想剖析自己，“在這樣的民主生活會上，能聽到的就是發牢騷、訴苦惱，找客觀原因，唯獨不講自己存在的問題?！?/p>

此外，本刊記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會并不民主。會議一開始，“一把手”就搶先發言作報告，講得天馬行空，容不得別人插話，更不給別人留發言時間，活生生一個“報告會”、“家長會”。

按照上級黨委（黨組）成員參加下一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要求，有些單位和部門的民主生活會上，雖有上級領導參加，但這些領導通常只說些“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官話套話。

上世紀80年代，中央以成文規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黨統一的民主生活會制度。1992年10月18日經黨的十四大通過，在黨章中首次載明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并沿襲至今。

據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教授介紹，民主生活會是專為擔任一定職務的領導干部所設置的，即領導干部在參加黨的支部、小組生活之外，還必須定期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但近年來民主生活會病象滋生，有些人對此頗多針砭，有的擔心‘漸流形式’危險?！笔茉L專家認為，民主生活會需要有真誠、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不能營造開展積極思想斗爭的良好氛圍，變成相互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暴露出動機不純、思想不純、黨風不純，是新形勢下作風腐敗的一種具體表現。

“好人主義”何以盛行

“批評領導怕被報復，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批評自己怕失威信。批評別人很難，批評自己更難。”對于民主生活會質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機構一位干部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魯照旺認為，民主生活會中“好人主義”盛行，與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深刻變化有關。隨著改革的深入，個人利益逐漸變得穩定和可預見，有

些領導干部明哲保身觀念有所增強，黨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顯性化了，結果導致民主生活會開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氣一團，應付了事。

據本刊記者了解，還有一些黨員干部對領導惟命是從，形成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觀點，在公開場合也不敢說、不愿說。這種缺乏民主修養和實行民主能力的現象，嚴重制約了黨內的民主進步。

“作為領導班子成員，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問題?！比A南師大理論部副主任、廣東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談方教授說，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會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問題，有些人也許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遠，乃至最后身敗名裂。

在談方看來，民主生活會上“好人主義”盛行，很大程度上因為少數領導干部喜歡搞“一言堂”和“家長制”，忽視黨員參與黨的決策的權利，使黨內的一些決策，很難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礎上?！斑@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說、懶得說，也就不能出現暢所欲言地進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談方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主要領導，將本應讓班子成員參與和了解的事務有意捂著，使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嚴重挫傷了他們參與民主生活會的積極性、主動性。

魯照旺也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視，為走形式應付上級檢查。有些班子主要領導怕暴露問題，以致“家丑外揚”，影響班子形象，所以很難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氛圍。

權力生態環境出了問題

民主生活會流于形式，最終后果是掩蓋了領導班子自身存在的問題。“有些民主生活會的簡報和整改措施上報，少不了粉飾成分，如果上級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個假象?！闭劮奖硎尽?/p>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糧食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智，因涉嫌貪污、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受審。據媒體報道，在其任職期間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數名黨組成員公開揭露何智涉嫌腐敗，此后又聯名上書有關部門，強烈要求對其采取相應措施。此后何智被當地紀委“雙規”并進一步掌握證據。

中央有關領導獲悉此事后專門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糧食局召開民主生活會揭露“一把手”問題，核查屬實很不容易，并要求進一步匯報了解。

“可遺憾的是，在民主生活會上能把問題揭露出來的，目前現實中少之又少?！闭劮秸f。“在現實中，要通過民主生活會公開挑戰本部門‘一把手’的權威，甚至揭開存在的嚴重問題，這簡直就是奇跡。”南開大學教授齊善鴻認為，這也許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層關注的原因所在。

齊善鴻表示，民主生活會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態，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會并不能真正發揮堅持真理、廣開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領導干部之間相互監督約束、培養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變味的民主生活會，不可能觸及靈魂的震顫，更不能通過激烈的思想交鋒而達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會毒化人的靈魂，誤導人的價值取向，惡化權力生態環境?！饼R善鴻說。

制度創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社會在快速發展，黨的建設也應與時俱進。民主生活會是組織建設的重要環節，各級黨組織應在民主生活會方面進行制度創新，不能總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轉轉。

“民主生活會開得好不好，關鍵在‘一把手’。”魯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須樹立起民主意識，要把民主生活會真正作為更好地解決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平臺，看作集合廣大黨員干

部智慧的平臺。此外還應通過一定的制度，把黨內外干部群眾的意見、建議反映在民主生活會中。

他建議，提高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程度，建立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機制。首先要提高對廣大黨員的信息公開程度；其次對于和廣大群眾相關的問題，也要對非黨員公開。只要不涉及機密，越是公開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越能體現民主生活會的價值。建立民主生活會群眾評議制度，或吸取群眾參與民主生活會。”

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黨總支書記張祥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開民主生活會的目的是解決問題，這需要“一把手”平時就營造一種讓下屬敢于說話的氛圍，加強科學和民主建設，使問題和矛盾一出現就能得到及時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積攢到民主生活會上解決。他指出，民主生活會可以探索逐步擴大參會人員和征求意見的范圍，“在解決班子和班子成員問題時，也使與會者受到黨內民主的教育和影響，進而帶動推進社會民主建設?！比~篤初認為，開好民主生活會，要緊密結合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有關規定及本單位、本部門的具體實際，講求實效，做好工作?！包h委或黨組的主要領導人，是民主生活會第一責任人，更要嚴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動帶動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會的質量。”

齊善鴻指出，關鍵是要從制度上進一步規范干部民主選拔機制，對“一把手”的權力進行有效制約，杜絕民主生活的“形式化、過場化”，這樣才能讓其他人敢于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敢于揭短。

“由于客觀存在著下級命運被上級掌握、同級命運被‘一把手’掌握的現象，要讓民主生活會真正發揮作用，就要杜絕下級盲目對上級忠誠而忘記忠誠于真理的現象，健全對敢于堅持真理講真話的人的保護機制?！饼R善鴻說。

“對說真話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的領導干部，應進行嚴厲的問責?！闭劮浇ㄗh，對領導班子成員存在違紀、違法問題，本人不自省，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會上不指出、不批評的，一經發現，應該切實地、嚴肅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責任。

“在繼續運用好面對面的形式的同時，可考慮拓寬渠道，嘗試利用互聯網的優勢?！闭劮秸f，“可建立若干個類似網絡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圍的‘民主生活會室’或‘民主生活會群’進行思想交流，或開展批評。這樣既可免去面對面的尷尬而暢所欲言，還便于上級部門和領導檢查監督?！薄?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第三篇：《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2010年08月14日 16:23:31 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北京眾多的現狀問題（比如舊城大拆除的破壞、中心大團繼續膨脹、新城規劃難以落實等）的解決常常為體制所限，規劃的真正落實必須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

上月底召開的北京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傳出消息：至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總數為1972萬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下稱2005年版總體規劃）確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睂ｎ}調研組介紹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1246萬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726.4萬人。

“目前北京人口規模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北京環境資源的承載極限?！北本┦腥舜蟠韰鞘貍惏l出警告。

2005年版總體規劃指出，“根據預測，在考慮內部挖潛和南水北調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規劃可供水資源量為54.2億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國家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40立方米/年測算，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約為1600萬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多案例的統計分析，人均水資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現代小康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基本標準，按此標準和可預見的經濟技術水平，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為1800萬人左右。”

這1800萬人的控制目標僅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并不意外——它只不過是為北京“規劃趕不上變化”的長篇故事寫下了最新段落。

是不是“短命”規劃

北京的上一版總體規劃——1993年由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年）》（下稱1993年版總體規劃）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為1250萬人，城鎮建設用地為900平方公里。但到2003年，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456萬人，城鎮建設用地突破至1150平方公里。

同樣的故事也出現在1983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下稱1983年版總體規劃）上。這一版總體規劃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市區城市用地440平方公里。但到1986年，全市總人口就增至1000萬，比規劃年限提早將近15年；1989年，規劃市區用地規模由1980年的346平方公里增至422公里，趨于飽和。

“這兩次規劃因缺乏指導性，使城市建設超越規劃范圍而出現了無序蔓延的狀況?！北本┦姓軐W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欣葵等編著的《首都體制下的北京規劃建設管理》一書（下稱《首都體制》），對1983年版和1993年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作出評價。

由于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被迅速突破，上述兩版總體規劃成為“短命”規劃，期限未到即須重修。突破了人口規模不會直接導致規劃重修，只有用地規模被突破了，才構成重修理由。盡管人口規模的預測在規劃編制中舉足輕重，但總體規劃在執行過程中，其核心任務是引導城市建設布局和調整土地利用，建設用地一旦告罄，規劃便失去意義。

因此，人口規模被提前突破，并不意味著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被提前終結。這一版總體規劃提出2020年北京市建設用地規?？蛇_1650平方公里，只有這一規模被突破了，才有理由開始新一輪總體規劃修編。

2003年，北京市城鎮建設用地約1150平方公里，人均建設用地約101平方米。其中，中心城人均建設用地約76平方米，遠郊區人均建設用地約162平方米。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J137-90），首都和經濟特區城市的規劃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宜在105平方米～120平方米之間確定。2005年版總體規劃采取了人均建設用地標準的最低限105平方米，體現了“嚴格控制城鎮建設用地規模的原則”。

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其經濟規模、用地規模有著對應關系。在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萬美元，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865.9億元，比上年增長10.1%。北京市的經濟增長與房地產業關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產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8.5億元、164.6億元和1973.1億元，占全社會投資比重分別為0.9%、7.6%和91.5%；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為1251.6億元，占第三產業投資比重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個百分點。在這樣的經濟結構和發展趨勢之下，建設用地規模被提前突破，也不會令人驚詫。未導致“全市一盤棋”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曉晨日前在調研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實施評估工作情況時說：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實施五年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總體情況比較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要進一步理清思路、明確目的、總體把握，依據專家評審成果，從戰略高度解決總體規劃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2005年版總體規劃基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城市建設的經驗總結，提出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調整城市結構的戰略目標，要求“逐步改變目前單中心的空間格局，加強外圍新城建設，中心城與新城相協調，構筑分工明確的多層次空間結構”。這一愿景在目前人口規模被提前突破的情形下，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應當是重點評估的內容之一。

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各方形成的共識是：自1950年代開始在舊城上面建新城，以舊城為單一的城市中心不斷向外擴張的發展模式，導致了北京的城市就業功能過度集中于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心區域，大量工作人口在郊區居住，引發城郊之間巨大規模的長距離交通，導致嚴重的交通擁堵，雖經1980年代以來不斷投入巨資修路架橋仍難以緩解，因此必須改變以改造舊城為導向的城市發展方向，通過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調整城市結構，推動全市平衡發展，從戰略層面走出困境。

這意味著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將城市中心區的建設量向外圍新城轉移，避免外圍新城繼續承載因中心區改造被迫外遷的工作人口而淪為巨大規模的睡覺城。只有保護舊城，嚴格控制中心區的建設量，才能產生“擠出效應”，使外圍新城的建設獲得最為充分的支持，城市結構的調整才能順理成章。

從2004年8月31日起，北京市禁止經營性土地協議出讓，統一采用招標、拍賣和掛牌的方式進行出讓，市級政府對全市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經營權得以確立，總體規劃的實施也獲得了最可寶貴的施工手段——市政府能夠通過土地一級市場的調控，使中心城的建設量和過度密集的城市功能向外圍新城轉移，通過外圍新城的高強度開發獲得充足收益，并以此補貼舊城保護和中心城其他地區的調整改造，從而達到城市結構調整的目的?？墒?，這一情形并未出現。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市的土地開發，特別是功能區開發，仍呈現較大的分散性，市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并未導致總體規劃實施中的“全市一盤棋”。

分散性

先看舊城，它雖被總體規劃確定為整體保護的對象，但在其62.5平方公里的范圍之內，拆除重建至今未絕。今年3月，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向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所作的《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情況匯報》稱，舊城的“整體環境持續惡化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如對于舊城棋盤式道路網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護落實不夠。據有關課題研究介紹，舊城胡同1949年有3250條，1990年有2257條，2003年只剩下1571條，而且還在不斷減少。33片平房保護區內僅有600多條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點保護范圍內”。

比較2008年出版的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編著的《北京舊城胡同實錄》披露的數據可知，2003年至2005年之間，舊城之內的胡同數量已從1571條減至1353條，兩年內共減少218條，年均減少109條。截至2005年，舊城內還有相當一批擬建和在建項目，涉及419條胡同，處理原則是：保護區內必須保留，協調區內和其他區域只保留“較好的胡同”?！侗本┡f城胡同實錄》課題組據此原則作出胡同數量再度減至1191條的預測，即還有162條胡同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被國務院批準之后將被繼續拆除。

截至今日，舊城之內，胡同還殘存多少？過去五年中，又批準和實施了多少改造項目？現在，還有多少改造項目正在或將要實施？在今年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為調研“重視北京歷史文化遺產，做好古都風貌和文物保護工作”而召開的相關會議上，有關部門未能作出說明。

再看中心城?？傮w規劃雖提出要把中心城（以舊城為核心、占地約1085平方公里的規劃市區）過度密集的功能和產業向新城疏散，但在中心城范圍之內，中央職能仍以不可阻攔之勢進行著空間擴張，兩大金融貿易區也展開了空間競賽——位于西城區的金融街去年邁開西擴步伐，其核心區將從原規劃的1.18平方公里拓展至2.59平方公里；位于朝陽區的CBD去年宣布東擴計劃，將在未來6到8年內，完成占地3平方公里的拓展區建設，規模相當于再造一個CBD。與中心城高度關聯的重大建設還包括2009年11月北京市公布的《促進城市南部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根據該項計劃，未來3年，北京將投入2900億元，對崇文、宣武、豐臺、房山和大興5個區的基礎設施、園區建設、民生工程加強發展，打造“一軸一帶多園區”的城南產業發展格局。這2900億元投資規模，與北京市為舉辦奧運會投入的2800億元相當，后者分7年實施（2001-2008年），前者要在3年內完成，且規模多出100億元，力度之大可見一斑。

最后看新城。總體規劃確定重點發展位于東部發展帶上的通州、順義和亦莊3個新城，使它們成為中心城人口和職能疏解及新的產業集聚的主要地區，形成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構筑中心城的反磁力系統。但在目前中心城功能持續“聚焦”的情況下，這3個新城的反磁力難以形成。最大的懸念是功能規劃與中心城幾乎同構的通州將如何發展。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曾有學者提出將通州設為新的中央行政區，以帶動城市結構的調整，這一建議未獲采納?？傮w規劃將通州確定為“中心城行政辦公、金融貿易等職能的補充配套區”，它顯然無法與中心城展開同樣內容的競爭。今年1月，北京市規劃部門發布消息：將在通州建設一個北京最高端的商務中心區。但在中心城內金融街西擴、CBD東擴的背景下，這個“最高端的商務中心區”建設將遭到巨大挑戰。最危險的情況是，不斷自我膨脹的中心城如果吸干了通州的發展養分，后者就可能淪為一個巨大規模的睡覺城?！按蟊本┮巹潯敝?/p>

2009年12月，北京地鐵開始在早高峰期對5號線的重點站進行限流。此種做法，被迅速推廣至地鐵八通線、13號線。

這些地鐵線因承擔在郊區居住的工作人口進城上班的通勤任務，每天都上演著“春運”般的場面。為確保安全，一些重點車站不得不通過建立導流圍欄、改變閘機方向等方式減緩乘客進站速度。

盡管如此，早高峰進城方向的地鐵車輛，總是在上游車站就被“擠爆”，沿途車站乘客擠不上車成為一大問題。

“北京交通進入最痛苦時期，”當地媒體發表評論。今年4月，北京市政協的調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車時間已由2008年的3.5小時增至現在的5小時；軌道交通不堪重負，5號線日客流量達80萬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遠期預測客流；交通擁堵范圍正由市中心區向外圍和放射線道路蔓延。

交通專家發出警告：如果不繼續實行綜合措施緩解擁堵，北京市擁堵指數將接近于“9”（最高為10，最低為1），整個路網將處于嚴重擁堵的情況。

可以預見的是，上述進出城交通的擁堵現象還將加劇——檢討近幾年北京舊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設情況可以看出，這個城市的單中心空間結構仍保持著強大的發展慣性。

“2005年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長，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時加強金融商貿等核心經濟功能及其用地調整，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體制》一書指出，“結果必然是中心城經濟功能強化、就業人口和建設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遷，加劇職住分離和潮汐交通現象?！?/p>

沿北京市軌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樓盤，而不是就業場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國際上鮮有成功經驗。

二戰結束后，英國倫敦通過實施大倫敦規劃，將市區的就業功能向外圍新城疏散，成功地帶動了人口疏散，推動了區域的平衡發展，從根本上緩解了市區的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

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啟動修編之前，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吳良鏞組織國內多學科100多位學者編制“大北京規劃”——“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正是希望收到大倫敦規劃之效。

這項規劃研究指出，北京與12個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比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14694人，遠遠高于紐約的8811人、倫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放眼京、津、冀北地區，對北京城市功能進行有機疏散已刻不容緩，必須改變核心城市過度集中的狀況，在區域范圍內實行“重新集中”，以京、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調整產業布局，發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構建大北京地區組合城市，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大北京規劃”推動了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的修編，可目前它們雙雙陷入困境。在“大北京”區域范圍內，近幾年，北京除了首鋼搬遷，其他功能仍保持聚焦勢態。北京的發展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輻射效應，由于人才、資源不斷向北京集中，北京周邊地區發展相對緩慢，河北省內甚至還存在272.6萬貧困人口，形成“環京津貧困帶”。

北京在吸附了足夠大的經濟規模之時，也吸附了足夠大的人口規模。這個現象同樣反映在北京市域內部——中心城的超常規發展也吸附了外圍新城的機會，并導致人口的過度集中。

2005年版總體規劃提出，2020年，北京中心城人口規?？刂圃?50萬人以內。對此，一位權威專家在2006年指出，即使立即停止在市區新增加住宅開發用地，已決定開發的住宅建筑量足可容納1000萬人口之多，“在目前對房地產開發一片樂觀估計聲中，市區住宅建設規模還將擴大，如此下去，又怎能控制住市區人口增長呢？”

這讓人想起1983年版總體規劃。該規劃在1981年北京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已達432萬人的基礎上，提出向遠郊衛星城鎮和外地疏散人口，使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到2000年控制在400萬人左右。這一“烏托邦”目標很快落空——1988年，北京市區城市人口已突破到520萬人。

“北京眾多的現狀問題（比如舊城大拆除的破壞、中心大團繼續膨脹、新城規劃難以落實等）的解決常常為體制所限，規劃的真正落實必須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因此，首都城市未來發展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還處于十字路口?！?006年，吳良鏞在《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二期報告》中寫道。

“規劃整體性與實施分散性的矛盾一直存在，”他對本刊記者說，“一個好的規劃并不等于好的結果?！薄跷?《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軍

第四篇：《瞭望》文章黨建部署“劍”指要害

《瞭望》文章黨建部署“劍”指要害

四中全會列舉了目前黨內最主要、危害最大的幾方面問題，彰顯出中央急切加強黨建的決心與指向

六十周年大慶余熱未退，黨內對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傳達貫徹亦在有條不紊進行，相關舉措陸續推出。長假剛過，各地即收到有關進一步從嚴管理干部的高層文件，權威人士分析，這是繼四中全會剖析黨內存在突出問題、進行黨建新部署之后，黨內順理成章的后續舉動。

一個月前閉幕的四中全會，以“突出重點、突破難點”的思路，提出若干黨建新舉措，一一針對當前執政黨建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這些問題雖然不是黨的隊伍的主流，但被歸納分類，具體列舉，高層視之為“最主要、危害最大”。

黨建研究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在中央全會上直面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專門針對重點難點部署黨的建設，彰顯出中央憂黨之深、興黨之切。

事關興黨興國

相關專家認為，以具體的列舉、嚴肅的措詞全面分析目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四中全會此舉近年來罕見，中央加強黨建的急迫之情可見一斑。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為，勇于自我剖析、正視黨內問題，除了延續中國共產黨胸懷坦蕩的傳統之外，也因為這些問題關系興黨興國大事，正如中央強調，“雖然不是黨內主流，但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毀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p>

問題盡管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若任其滋生泛濫，積重難返，則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傷及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坝朴迫f事，莫此為大?！比~篤初說。

細究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相關專家梳理分析，有的為多年來所反復強調。如在思想政治方面提出警示：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又如黨風廉政方面，屢屢予以強調，多次查處腐敗案件，并出臺一系列反腐倡廉規章制度。以及在黨內紀律觀念、選人用人、領導干部政績觀等方面暴露出的問題。

而對一些“老”問題，中央也有更新的判斷，對其表現形式的分析更為具體和嚴厲。比如，指出一些黨員、干部對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缺乏識別能力，有的甚至還隨聲附和；有的忽視理論學習，理論和實際脫節，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解決問題能力不強，更有甚者把學習理論當作裝潢形象的工具，沒有解決真學真懂真信真用問題。

黨風廉政方面，則延續近期反腐倡廉強調的分析結論，嚴厲且富有現實針對性，比如指出有些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言行不

一、弄虛作假，個人主義嚴重，甚至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置群眾生命安全于不顧”；有的“貪圖安逸，奢侈浪費，甚至沉溺于燈紅酒綠、吃喝玩樂、生活腐化，享樂主義嚴重”；少數領導干部“利欲熏心、見利忘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為自己和親友謀取私利”。

另有一些問題在近年的實際工作中日益凸顯，有違中央提升執政能力的戰略目標，中央予以高度重視。如在組織紀律方面，指出有的黨組織對黨員民主權利保障落實不到位，不習慣、不善于用民主方法推進工作，少數領導干部家長制作風嚴重；一些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不強，有的軟弱渙散，有的領域黨組織覆蓋面不廣等。

在領導工作方面，則有一些領導干部推動科學發展、處理復雜問題、做群眾工作本領不強，尤其是一遇到突發事件、急難險重任務就力不從心，往往錯失處理問題的時機。

葉篤初分析認為，有些問題此前雖有所暴露，但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孤立的個案；近兩年，尤其是中央為各級領導干部樹立起科學發展的明確標桿以來，此類問題逐漸凸顯，需要全黨及時總結經驗，提出警示。

此外，學風和文風盡管這次沒有被列入黨內突出問題之中，但四中全會的《決定》以及中央領導的相關講話力圖講短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本身已作出垂范?！包h建話語體系沿著繼承和創新相統一的路子正在發生積極變化”，葉篤初評價。

回應社會期待

四中全會分析的黨內突出問題，很多是黨建中的難點問題，同時也是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現實熱點問題。

比如，中央坦承一些領導干部作風存在問題；一些地方和部門干部管理失之于軟，選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生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等等。

葉篤初教授指出，中央全會明確回應這些難點、熱點問題，是推誠布信、以安百姓的一種鄭重表態。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教授許耀桐認為，社會對中央的黨建部署有較高需求和期待。比如，從黨的思想狀況來看，仍要下大力氣進行科學發展觀的學習教育和貫徹落實，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各級干部的頭腦。雖然相關的學習宣傳活動已進行較長時間，但并非所有干部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都很清楚，就在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期間，某地仍出現一名官員質問媒體記者“你到底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現象。

從黨的廉潔狀況來看也不容樂觀。據相關統計，黨的十六大以來，查處的省部級以上干部達100余人，其中因貪污賄賂被查處的占53%。十七大以來，也有數名高級干部出了腐敗問題。可以說，腐敗已成為人們深惡痛絕的政治弊端，極容易激起民憤。

從黨的規制狀況來看，缺漏還比較多。例如，干部財產申報制度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公車使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這些問題，也都沒有獲得很好的制度性解決。至于權力的有效制約問題，更是根本問題，現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絕對權威”、“一言堂”，甚至是盲目決策、瞎指揮而受不到有效監督。

從黨的干部提拔升遷的情況看，現在是一條正道和三條邪路并存。一條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風正，工作踏實、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擁護，通過實踐證實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這體現了黨“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但除了這條正道外，不可否認還有一些人是通過其他邪路上去的：靠溜須拍馬、裙帶關系得到上級賞識，或直接是上級某個領導的親信，得到指定而被提拔；靠拉幫結派、搞哥們義氣“拉票”幫襯，在所謂的民意測驗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直接依靠金錢的力量，通過買官賣官上去。受訪專家表示，這三條邪路不容放過。

仍將出臺后續舉措

針對黨內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四中全會確定從六個方面加強重點工作。權威專家表示，全會提出的黨建新要求新舉措，是對黨的十七大關于黨的建設任務的深化和具體化，實在具體，條條管用。

熟悉黨建工作的專家進一步指出，全會提出的眾多新要求新舉措，預計還將陸續得到細化、充實、完善，再以意見、辦法、規定等多種形式下發黨內。

比如四中全會提出健全干部選拔任用監督機制和干部選拔任用責任追究制度，強調匡正選人用人風氣，堅決整治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問題。有關專家透露，中央已經提出要進一步從嚴管理干部特別是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具體意見，明確指出對用人嚴重失察、失誤，疏于管理監督，班子成員或者分管的人員連續或多次出現違紀違法行為的，不僅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還要追究相關領導和干部管理部門的責任。

再比如全會提出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明確要求建立各級黨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落實和完善黨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等。專家認為，這也對今后黨內理論和實踐的深入探索提出了新要求。

從后備干部選拔任用來看，中央高度重視培養造就大批優秀年輕干部。結合當前信息網絡化對黨建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勢必相應要求年輕干部學習和熟悉信息網絡，善于運用信息網絡，提高運用信息網絡進行引導和管理的能力。

此外，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相關專家表示，一些新的廉潔規定也正在討論醞釀之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四中全會對黨的建設提出“提高科學化水平”這一新命題。實際上，高層極端重視的黨內突出問題，也同樣是黨建領域存在的不夠科學的地方。例如，多年來我黨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武裝全黨，探索出建立黨委學習中心組、述學考學等措施，但始終沒有解決好一些黨員干部不好學習、不勤學習、不善學習、學用脫節的問題。

根據中央的要求，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關鍵是堅持科學理論指導。在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有其客觀規律需要去認識和把握，還有大量復雜課題需要去研究破解。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作為一個新命題，理論上還將進一步研究、充實，實踐上也有待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深入探索與破解。

同時，制度建設既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黨的建設的重要保證。要增強黨內生活和黨的建設制度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既要有實體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確規定應該怎么辦又要明確違反規定該怎么處理，減少制度執行的自由裁量空間，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

在受訪專家看來，四中全會強調，“抓緊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在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下，進一步確保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相適應。

第五篇：《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揭示的，在后工業化時代，人類正步入“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遭遇社會轉型拐點。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育、醫療、住房、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生態環境等熱點領域不斷積聚能量，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影響嚴重，還有一系列天災人禍給公眾內心帶來的顛簸、震動，無不令中國人對于“風險社會”的體味更加深刻。

而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不協調、不科學、不可持續的負面效應和社會斷裂，集中投射、釋放于社會層面，對社會管理的壓力重負不言而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幾乎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有著超高的風險系數。

一面是無“主管機構”的新單位、社會人不斷增加，人口流動加劇，網絡行為活躍，需要大幅增加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投入；另一面是社會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隊伍“質”、“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就業壓力等社會矛盾大量產生，社會階層固化、對立趨勢漸成，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年輕一代價值取向“神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會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會用，執法無力與執法暴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行

面對現實，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首先弄清社會管理事務中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該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該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給誰？還有，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哪些價值觀念應該繼續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減壓閥、出氣口的作用？

從另一個維度看，政府已然無法延續“一方獨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會力量及時融入，使“大社會”名副其實。但政府放權了，社會力量能頂上嗎？這也需要政府給予時間、空間，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會力量才能實現健康有序的“自組織”，其間還不可缺少精英階層的實際參與。

也許，通過摸爬滾打，在社會管理實踐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術，但這還不等于就擁有了社會管理的智慧，讓人民順心。

相對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務”。俯下身去傾聽，人民群眾會告訴我們，大家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管理服務，怎樣才能管理好社會?！罢\意＋技術”，才是開出社會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礎?！?文/楊琳)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 郭奔勝

帶著愿景，具有特殊時間坐標的2011年走進了中國人的生活：物價還會漲嗎？房價能降嗎？拆遷能依法了嗎？治堵能見效嗎？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嗎這些被帶入新的問號能否拉直，相關因素很多，但社會管理能否給力成為關鍵。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社會管理面對的新挑戰、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社會管理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依然燃點較低。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相對于經濟建設而言，社會管理的“表情”繃得較緊。無論是已開啟的“十二五”，還是在戰略機遇期的下一個10年，社會管理的成敗直接考驗著“中國智慧”。

“四個維度”折射社會“表情”

“糾結”，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管理“心情”的生動寫照，由此而產生的“表情”自然輕松不起來。以下四個維度更能折射出社會管理的“表情”。

“寧信訪不信法”。信法是調解一切社會紛爭的基礎。然而，現實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信訪不信法”傾向。不管是民與官的矛盾，還是民與民的矛盾，信訪似乎成為解決矛盾的一種習慣心理。行政資源比法律資源有限，大量的信訪案件難以得到及時處置，積案迅速增加，處置難度加大。法律資源雖然豐富，但分享法律資源的成本卻很高，尤其是時間長、費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現象，與人情案、金錢案的打不贏官司現象并存，加劇了社會“不信法”的程度。

“公權強私權弱”。公權力與私權利達成相對平衡，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內因。但目前部分領域、地區、環節，卻存在公權力頻繁損害私權利的嚴重問題，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中尤為突出。與私權相比，公權力本就處在強勢地位，需自我約束、自我規范。但少數行使公權力的部門或干部，卻屢屢侵犯私權利，引起社會矛盾，甚至導致命案發生。公權力肆意妄為不僅破壞了平等、法治的精神，還誘發了負面社會情緒，導致社會管理難度增大。

“個體誘發群體”。近些年來，一種類型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引起社會管理者的警覺，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個個體矛盾，但最后卻釀成了大規模沖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個孩子用石塊劃了一位老板的汽車，老板生氣打了孩子。一個簡單的糾紛，但卻導致上萬人參與，發生打砸行為。個體矛盾演變為群體性事件，反映了“無直接利益沖突”升級的新趨勢。個體靠群體來維權，群體拿個體來說事，這無疑給社會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社會從來都不會是風平浪靜的，更何況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加速發展時期，社會階層深刻變動，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社會心理深度撞擊。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斷的，彼此之間“串燒”的少，社會群體之間也很難實現大范圍的溝通，社會情緒的傳染烈度較低。但在網絡時代，局部沖突易被放大，社會矛盾交織難辨，社會情緒加速感染，出現“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的新勢頭?！叭沼涢T”“香煙門”“報銷門”“回扣門”，這些網下“不軌行為”經網絡迅速傳播后，變成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在成為社會管理新工具的同時，也正成為社會管理的難點?！氨砬椤北澈蟮乃膫€“不適應癥”

這些社會“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階段的社會心理。從已經發生的事件不難看出，一些滯后的社會管理理念也在加劇著“新表情”的出現。面對“新表情”，社會管理者卻出現了不適應癥狀。

“守法不適應癥”。依法行政是各級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目標，然而法治意識淡薄卻是少數政府人員、公職部門的典型癥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管理事務中，他們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長官意識、部門意識占上風，隨意決策，主觀臆斷，導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為嚴重偏離群眾意愿，甚至完全背離社會管理規律，結果越管理越亂，越管理群眾越不滿意。

社會的成熟程度，決定著社會管理的質量，成熟的社會要求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法律賦予的權限里審慎履行職責。但現狀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門利益時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門立法還沒有徹底糾正，公職人員權力尋租時有發生，等等。守法，是社會的底線，也是社會管理的基石。如果社會管理者自身還存在“守法不適應癥”，必將貽害無窮。

“限權不適應癥”。當前，社會矛盾滋生的一個誘因就是社會管理者不當行權，在一些領域、一些環節，社會管理者的權力膨脹得很厲害，“強權”色彩十分濃厚。近年來屢屢發生的跨省逮捕所謂“誹謗者”的行為就是一個有力例證。這些公職部門或公職人員動輒揮舞著權力大棒，不允許公眾有半點“不敬”，面對輿論監督，他們不是內省而是千方百計通過“抓人”來消除所謂“負面影響”。

社會管理中還存在大量權力不受制約的現象，比如拆遷補償協議還沒談妥，擁有推土機指揮權的人就野蠻地把房屋給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權力怎能管出和諧社會來？對那些習慣了不受約束的管理者來說，限制他們的權力無疑是“革他們的命”，他們會百般抵制、極端不適應，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化小不適應癥”。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會的前提。當前，社會利益主體多元、人員構成多元、價值判斷多元，出現小規模矛盾沖突實屬正常，社會本可以通過“把矛盾化解在小”的辦法來調解矛盾，維持社會的動態穩定。但目前社會管理者發現和處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觀上說，一些小矛盾的確難發現，但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主觀上的確存在不重視小矛盾的思想傾向，通常憑人數多少、沖突強弱來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從潛在風險和關聯度來認識矛盾。比如社會普遍用“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等這樣的名稱來表達對社會分層的理解，其中蘊藏著對機會不公的不滿。在這樣的社會心理中，一個家庭富裕的學生與一個農村學生之間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變成為一起群體性事件。但在不少社會管理者中，這樣的警惕和判斷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監督不適應癥”。監督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權力的管理部門或管理人員來說，監督是保證他們手中權力不變形、不尋租、不濫用的利器。但實際上，一些管理者卻對監督很不適應。近兩年來，網絡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錄公務員或提拔行為，引起社會反響。但有些管理部門或管理者卻對此不以為然。從這些行為的實施過程中不難發現，社會管理者帶頭破壞了社會公平規則，用隱蔽的方式排斥監督。要不是網絡介入，這些行為恐怕很難被發現和糾正。

探尋社會管理三劑“良方”

社會系統猶如人的肌體，而社會管理如行醫術。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摸準新時期群眾工作脈搏。群眾工作丟不得，這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新時期如何做好群眾工作，卻需要在實踐中探索。首先要變“車下去”為“心下去”，跟群眾交朋友，傾聽群眾的心聲，把群眾放在心坎上。一段時期以來，干部出門有車坐，雖然下基層更便捷了，但卻與群眾隔著車窗玻璃。群眾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間的心卻離得遠了。因此，光“車下去”、“身下去”還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變“灌輸”為“協商”?！巴ú煌ㄈ昼姟?，這樣灌輸式的群眾思想工作在特定時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眾工作不是單純的思想工作，還包含利益分配、權益保障等內容。因此，與群眾坐下來一起協商，一起討論，形成體現多數人意愿的決策，是群眾工作的新內涵。

三是變“為民作主”為“讓民作主”。在解決社會矛盾、研究發展問題上，尊重群眾意愿、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變“為民作主”的傳統思維，創造“讓民作主”的條件和氛圍。

四是變“送溫暖”為“送公平”。對生活困難的群眾，送溫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從總體上看，群眾更需要公平的發展機會、發展環境和保障條件。社會管理者既要送溫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為主線的社會管理必然會得到群眾擁護。

讓尊嚴看得見、摸得著。尊嚴不是憑空存在著，而是在以下環境中看有無。一是在公共政策中體現尊嚴，當今社會仍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農村與城市、收入高與收入低等差異，公共政策正是縮小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會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區域的人，都應該分享到社會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礎教育，無論生活在什么樣家庭的孩子，都應該擁有受教育的機會?！白屆恳粋€人生活得更有尊嚴”，正是社會建設加速的著力點。

二是在管理的嚴與寬中體現尊嚴。以城市管理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狀態是，大家都彬彬有禮、生活富足，按照規則來生活和工作，但現階段的中國城市還不得不面對尊嚴的拷問。比如當城市管理與擺地攤為生的小商販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還是以人為本至上？顯然，在特定的階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嚴高于城市的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難群體的尊嚴嵌入進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護私權中體現尊嚴。每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受到法律保護，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觀上看，私權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視和損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會和被管理者依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同等的地位，這一點管理者必須心中有數。

對風險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風險，就是不知道如何維護穩定。從社會現實看，哪里的社會情緒積累得多，哪里的社會不穩定風險就高。貪污腐敗、機會不公、貧富差距、資源占有、利益受損等等領域或方面，都積累著較高的社會風險。

當前尤其要警惕決策不當催生的管理風險。社會越多元，對決策的要求就越高，社會越開放，對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從管理實踐看，不少地方在決策中缺少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動輒拆遷幾百萬平方米，動輒讓數萬農民集中居住，動輒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這些決策往往缺少科學論證和民主決策過程，因此在具體執行中存在不少風險，有的還會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對風險保持敬畏，是社會管理者應有的態度。評估風險不是讓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讓管理更具科學，更符合民意，更體現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會管理“蹺蹺板”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總編輯 鐘玉明

從黨的十六大確定政府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社會管理被明確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管理的任務日益繁重，社會矛盾的日趨復雜，使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大力推進社會建設的剛性需求，也在催促著社會管理快點兒“硬起來”。

然而，原有的社會管理力度卻未能同步提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跛腳也一直沒能跟上。種種發展不平衡、政策法規不配套，導致當前社會管理領域出現了五大“蹺蹺板”。

“四無”政府很尷尬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辦事無“腿”。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地方政府的錢袋子真的是鼓起來了，向市民派送“大禮”的新聞不絕于耳。部門做個經費預算，開個新聞發布會一宣布，便覺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讓“大禮包”落實到“每一個市民”呢？

2010年，是廣州“亞運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亞運、健康廣州全民健康活動——限鹽限油項目”，計劃向全市戶籍居民免費發放的250萬套油壺、鹽勺。這些油壺鹽勺，很快由生產企業配送到居委會。然而8個月過去，仍有70萬套無人認領?？芍^“好心辦出了糟心事”。

而后，廣州市政府派發亞運交通補貼，戶籍居民每戶150元，集體戶、持有居住證或暫住證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壺鹽勺”教訓，政府反復向社會征集發放法案，最終任務還是落在居委會身上。不過這次學精了，不再“派發”，而是改為居民自行在“上班時間”到居委會領取，且限定了兩個多月的發放期限，逾期作廢。

同在2010年，為慶祝特區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計劃向深圳市民派發1500萬張電話卡。最初的發放方案，依舊是由居委會發放。但居委會這條“腿”實在已經扛不起政府龐大的身軀，方案遲遲實施不了。一些網民誤認為政府反悔，批評為“不誠信”。最后，還是委托給三大手機運營商辦理。但居民必須先向運營商發送手機短信，申報個人資料。最終電話費送出1000萬份，只完成計劃的2/3。

建立“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社會管理體制，是政府的豪邁口號。給公眾送“大禮”，尚且難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給公眾“添麻煩”的社會管理事務，諸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沒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實現“到邊到底”？

說話無“嘴”。管理，先要知曉。基層政府除了一份黨委機關報、地方電視臺每天半小時的電視新聞以外，不知道該怎樣才能讓千百萬群眾聽到自己的聲音。四平八穩、干巴巴地掛點政務信息的政府官網，又怎能在海量網頁中突圍，吸引到網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說自話、溝通困難。

執法無“權”。法制建設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府行政權力一步步被限制的過程。面對著浩如煙海的社會管理對象，當群眾或企業發生違法行為，政府職能部門先發整改通知、不聽的就開罰單?！皟砂甯庇猛?，而對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罰款，職能部門往往這樣塞責：“我們沒有執法權，只能發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們沒有辦法?！比绾卧诠矙嗔蛡€人私權之間界定范圍，既充分保護私權又能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又給政府出了一道新題。

調控無“手”。該市場調節的還給市場，但當市場機制失靈，需要宏觀調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與市場有形和無形的手較量較勁，糾正市場偏差？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觀調控、緩和社會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環節提高勞動報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記者采訪收入分配問題時，在基層政府聽到最多的說辭，卻是“政府沒有手段”，反反復復一味地強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加大社保投入”，別無他法。

立法執行差距大

近年來，我國社會領域立法成果可觀。《物權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即將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等，都對調節社會群體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法律越完善、標準越高，客觀上導致被侵權者越多，矛盾糾紛、沖突越多，公眾對政府的不滿也越多。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來越“上檔次”的法律法規，遭遇越來越弱的執行力和羸弱的維權。一些有名無實的所謂制度建設、法律建設，反而徒增被侵權群體的怨氣，削弱了群眾對政府的信心。

我國的法定工作時間，是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絕不遜色于任何發達國家。但是《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卻顯示，九成農民工每周工作超時。工人迫于就業壓力，忍氣吞聲。有的在離職后立即通過勞動仲裁、法院申訴討要加班費，有的則埋下了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

2010年9月1日，廣州市開始實行號稱“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明確規定，餐廳、網吧、公園、游樂場、機場、火車站、體育館、咖啡廳，以及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辦公室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條例制訂之初，廣州就確立了由一個機構綜合組織協調，包括市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在內的15個部門分工負責的管理體制。但是多頭管理卻陷入了“無人管理”的真空。聲勢浩大的立法宣傳之后，市民既沒見到有誰去制止違法吸煙，更沒聽說有誰因違規而被處罰。有人調侃道，“一支煙”難倒了15個部門。

如果說，過去市民們只能肚子里暗罵吸煙者不文明，如今這執行軟弱的“嚴厲”控煙條例，卻把市民的怨氣怒火引向了政府。經濟社會管理問題聯動

市場經濟發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了。但是從廣東的實踐看，社會管理只有主動緊跟經濟生活步伐，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國際金融危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看似純粹的經濟事件，最終無一不衍生出社會管理事件：企業停產、減產、倒閉，必然帶來職工失業，誘發欠薪；經濟復蘇，“招工難”接踵而至。物價上漲，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車系列罷工，富士康系列職工自殺，是2010年廣東引起全球關注的兩大事件。兩大企業危機事件的最終化解，都離不開地方黨委、政府和工會的強力干預。尤其是擁有40多萬名員工、幾成獨立王國的富士康，在連續多起職工自殺事件之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親自帶隊的中央調查組入駐調查。巨大壓力之下，資方最終作出讓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職工管理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

這一樁樁一件件，令“企業經營問題讓企業自己去解決”、“政府不應干預企業事務”的時髦觀點，再一次受到挑戰。在勞動者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建成、集體維權行為尚不規范的情況下，政府的這一只手還真的難以放開。

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是，公安系統是廣東各地方政府部門中最早緊盯著經濟問題衍生的社會管理危機并及早部署應對的部門之一。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發生，當經濟界還在為它對中國沖擊有多大而爭執不休的時候，廣東公安系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社會管理危機?；鶎痈删崆敖槿?，有的通過調查鄉村雜貨店的食鹽銷量變化，有的通過調查出租屋租客變化，直觀地把握工廠開工情況變化，并對可能發生的欠薪、失業安置等等問題作好應對準備。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和難得的執行力，為社會管理的轉型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樣本?！熬ⅰ比后w缺席

面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有差距，但作為普通市民，你為社會管理做過什么？很多廣州人無法給出響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稱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務員、醫師、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記者編輯、企業經營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會志愿者，被稱作“小白菜”；廣州亞運會志愿者，被稱作“綠羊羊”。這些昵稱本身，就透著稚嫩與草根氣息。在校大學生，做一些文字資料、指路咨詢、端茶送水之類的簡單勞動，這是許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無論是自家的社區事務，還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無疑是當今社會管理中最遺憾、最無奈的一環。

一些意見領袖、文人墨客，在拿國際先進范例作對比，批評中國文體明星、企業家缺席公益事業的時候，很少把自己擺進去。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很起勁地“聯名上書”、寫博客、發微博，但當政府就某項政策法令、社會管理事務公開征求意見時，卻未必愿意“摻和”，認認真真地貢獻智慧，除非相關部門專門邀請，或者聘任為顧問，或者購買他的服務，把“公眾參與”變成職務行為。

由于掌握著最多資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常常表現為“草根服務草根”。如何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們每個人在抱怨之余應該認真思考的事情。

網絡民意難吸取

在網友對被網帖拉下馬的官員津津樂道的時候，更多的網絡監督事件，洶洶擾攘幾天，就淡出網民視野、最終銷聲匿跡。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曬”工資，發帖者掛出包括財務報表在內的連串證據，相關單位輕描淡寫地解釋幾句，對證據不予理睬，沒了下文。

《曬曬最牛煙草局長的出入境記錄》，曝出廣東汕尾煙草局局長持有兩張身份證、兩本護照、近些年共進出港澳65次、一個月吃喝招待費206萬元。爆料者掛出了一系列圖文證據，包括5張“出入境記錄表”，詳細羅列其進出港澳的情況。然而除了其上級廣東煙草局回應“正在調查”之外，并未見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網絡之所以具有“眼球經濟”的特點，就是源于網民會因一個熱點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個熱點轉移而快速解體。被監督的單位，只要給個不咸不淡的回應，“硬扛”幾天，網民沒有新的證據，沒了新“段子”，**也許很快就會過去。這已經成為一些部門應對網絡質疑的有效法寶。

當網絡監督、網絡問政被當作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時，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遭遇相關部門不“接招”，網民如之奈何？最終難免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