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道德與幸福

論道德與幸福

我們所在的世界，所有存在物，如人、自然界的事物，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種種觀念，都是存在的某種具體形式。雖然此在世界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作為現象存在，存在的形式則在不斷變化中。但取定一個有限的、確定的時空區域，這個存在形式可以被近似看作是一個整體與集合。

作為一個整體，特別是作為一個有限的可能性的集合，其內在自然就存在著某種規律法則。現象世界盡管紛繁，但其可能性終究是有限的，于是擁有某種特性、規律就是現象世界中所有存在物的固有屬性。

如在低速宏觀世界，牛頓運動定律是成立的，所有被框定在此區域內的存在物都遵循這規律。在牛頓沒將此規律揭示出前，它依然是存在的。

如果將宏觀低速世界與人類世界都作為現象世界的一個有限可能性的集合，于是就可以作這樣一個類比，將人類存在的所有歷史，從誕生直至滅亡作為一個有限可能性的整體，同樣地可以發現，其中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秩序、規律。這就是道德律吧。

當然取不同的區域會得到不同的有限性集合，于是在不同地域時代，對道德律的感知描述也會是不同的。

再說幸福，幸福是非常主觀的感受，幸福的反面是痛苦，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事與愿違，正如佛家所說，諸行不定，有漏皆苦。

即客觀現實與主觀欲求發生沖突。簡單來說隨心所欲就是幸福狀態。

個體所能擁有的可能性同樣是有限的，而且這有限的可能性被包含在人類世界、自然世界的集合之中。于是這種存在形式的可能性受著自然律、道德律的共同約束。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存在宿命，當然我并不是在主張消極的生活態度，因為積極地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結果，難道不也是這宿命里的一部分么。

于是就可以發現，人的幸福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既然命運軌跡已是被預先設置好的（只是人無法感知到），那幸福的關鍵，就在于自我欲望是否能過與這預先被設置好的、但在人的生命歷程中始終無法被感知的命運相貼合，而非對抗沖突。

要做到這樣的一種貼合，并不容易，首先認知到自我的有限渺小，進而能夠越加辨明并靠近道德與真理。

第二篇：道德與幸福

道德與幸福

（摘自《簡論道德》）

什么是幸福？這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這里主要從倫理學范疇來考察。

如果按照人們現在達成的比較理性的、具有比較完整意義的共識，對幸福的概念應當作如下的表述：所謂幸福，是“人們在社會的一定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識到自己預定的目標和理想的實現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種內心滿足。”

在這個定義里，至少有幾點需要注意：一是幸福首先是個體的一種“內心滿足”，是一種主觀感受。因此，幸福的價值意義，不僅是個體的一種主觀意圖，重要的是某種意圖得以實踐之后的感受；

二是幸福的發生是建立在個體對幸福的預期的基礎上的，在某種幸福感發生之前，是因為他心中有預定的目標和理想。只是這種目標和理想的實現或接近才引發了幸福的感受；

三是幸福關涉的實質內容包括物質生活領域和精神生活領域兩個方面。當然，物質生活的幸福與精神生活的幸福是否始終需要保持強烈的一致性，二者可不可以背離，是需要具體探討的。即精神生活的幸福可不可以建立在物質生活的不幸福基礎之上？僅有物質生活的幸福，但同時遭受著精神生活的不幸福，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幸福？歷史上，確實引發了許多的思考。

具體的生活實踐中，人們不可能按圖索驥般地按照如上所述的幸福涵義去追求對幸福的把握，人們沒有這樣的耐心。顯然，人們對幸福的認識與把握很早就出現了，由此所形成的幸福觀也是精彩紛呈的。

在西方倫理學史上，最早對幸福作理論上探討的是古希臘思想家梭倫。他認為幸福不是由財富決定的，還需要有德行。梭倫明確地告訴了我們：幸福不是單純的物質生活領域的幸福感，還需要與社會道德倫理要求相符合。而道德倫理上的滿足更在精神領域，所以，幸福應當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

在中國倫理學史上，對幸福的理解與把握，一如中國哲學思想的思維傳統，重在人們的情感與感受，缺少理論上邏輯推理與嚴密的體系。幸福的涵義主要表現為個體對現實生活的主觀感受，它可能是物質生活上的，也可能是精神生活上的；可能有明確的倫理道德指向，也可能自始就沒有倫理道德的思考。

如《尚書·洪范》中提出幸福的5個方面的內容：“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終命。”這樣的幸福，你能說沒有物質上滿足，沒有精神上的感受，沒有道德的考量嗎？所以，中國人的感覺向來是很直接、很周全的。

馬克思主義的幸福觀是我們必須大力弘揚的。馬克思主義的幸福觀是建立在物質決定論基礎上的，認為人們對幸福的看法，既與他們對人生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分不開，也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生活條件決定的。共產主義道德學說中的幸福觀與以往其他的幸福觀存在本質的區別：

一是強調個體幸福與集體幸福的對立統一。集體幸福內含著個體幸福，個人幸福的實現依賴一定的社會條件；

二是堅持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辯證統一。物質生活的幸福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但離開精神生活的幸福，一切幸福就失去了保障； 三是注重幸福與道德的有機統一。幸福是在道德的生活實踐中實現的，背離道德的生活實踐，產生不了真正的幸福。

這里思考的重點是幸福與道德的關系。從邏輯思維上看，道德與幸福的關聯有4種可能的情況：一是道德與幸福完全一致；二是道德與幸福毫無關聯；三是道德高于幸福，幸福成為道德的偶然性附屬物；四是幸福高于道德，道德成為謀取幸福的工具之一。

柴素芳：道德是通往幸福的階梯

“幸福”不僅是一個極具個性又不乏共性、既有感性色彩又彰顯理性光輝的理論命題，而且是既有豐富的客觀性又有高度主觀性的實踐活動。從客觀角度看，幸福需要政府提供優良的條件，政府應成為民眾基本生活的保障者、公平正義制度的提供者、和諧安定環境的塑造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溫家寶總理提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從主觀角度看，幸福是人美好的心理感受，這種心理感受是個體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的反映。因此，無論是作為規范還是品性，道德的最終目標是引導人們過一種“應當”的幸福生活。作為規范，道德的主要功能是調節各種利益關系，因而具有調節功能；作為品性或德性，道德的主要功能是激勵道德主體不斷完善自身，達到理想境界，因而具有激勵功能。在現實生活中，道德的兩種功能往往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人類的和諧相處，贏得幸福生活。

當然，在形式上，幸福體現為人的一種愉悅的心理體驗，但在內容上，幸福源于人的重要而合理的需要通過正當途徑得以實現或部分實現。所謂“正當的途徑”是指獲得幸福的手段必須具有道德意義，即幸福要以道德為必要前提。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在任何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互相服務的關系，是目的和手段的辯證統一。只要生活在社會中，自我與他人就必須是互為目的和手段，如果人人只想作為目的而不愿作為手段，那么社會就不能存在，更談不上發展，個人的幸福也會因為割裂了自我與社會的關系而成為鏡中花、水中月。因此，個人追求幸福必須以不傷害他人為前提，否則，就扯斷了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個人幸福與他人幸福關系的鏈條，最終，人們都將無法實現幸福的目標。

雖然若想獲得幸福，必須遵循道德規范，具備道德品性，但是不能說“越是遵守道德規范，越是有德性，就越幸福”。因為道德與幸福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既有德福一致的情形，也有德福相悖的現象。

謂德福一致是指德性與幸福具有一致性，即有德之人必有福。主要表現在：首先，從幸福的動力源(600405,股吧)泉看，幸福源于人的迫切需要得以實現，道德需要是人的一種特殊的精神需要。當一個人把德性作為自己的迫切需要去追求并得以實現時，便可獲得社會輿論的贊賞和自我良心的肯定，內心充滿價值感，進而獲得具有道德意義的精神幸福，或稱之為德性幸福。孔子堅定地認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即只有道德上的無愧才有正當的幸福，只有正當的幸福才可能有心安理得的享受。因此，我們可以說“有德就有福”。其次，道德本身具有功利性——為人的利益而存在，所以古人早已得出結論“德者，得也”。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張載認為，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德福一致蘊含著人們對正義必勝、邪惡必敗的道德評判的價值認同以及懲惡揚善的美好道德理想的追求。

所謂德福相悖是指有德之人未必有福，無德之人未必無福。在現實生活中，當人們看到“好人”（即道德品質高尚的人）遭遇不幸時，常常感嘆“好人沒好報，有德卻無福”；當人們看到“壞人”（即品性惡劣的人）享盡榮華富貴時，也常常義憤無比，“惡人無惡報，無德卻享福”。之所以出現德福相悖現象，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從幸福的內容看，道德幸福屬于精神幸福的一種，但實際上，人的幸福是多樣的。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有“五福”之說，“五福”即“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從現實來看，真正獲得“五福”并非易事，而且“有德無福”并非德之過，而可能是德之外的疾病等其他復雜因素造成。對于人的幸福而言，德性雖然具有重要價值，但它沒有確保人類必然幸福的全部義務，也不可能完全具有這樣的職能。因此，有德之人必定有福，因為道德需要得以實現而產生了美好的精神體驗。但有德之人未必有全福，因為人的各種需要不可能得到全面滿足。其次，影響幸福的條件很多，除了德性之外，還有馮友蘭先生所說的才氣、能力和機遇。有德卻無福的現象并非因為某個人有德造成的無福，很可能是因為他才氣不足、能力不強或機遇不好。而那些無德者為何偏偏“有福”，也并非因為他無德造成，而是因為他的才高、力大、機遇好。再其次，德福相悖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德福是一致的。善行得不到善報，惡行得不到懲罰以及“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現象畢竟不具有普遍性。在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施恩者應該得到應有的回報。之所以存在好人不得好報的現象，這一方面說明人們的道德素質還沒有真正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國家尚缺乏讓好人得到好報的機制。倘若一個社會有越來越多的好人得不到好報，那么，社會風尚與秩序就會混亂，最終結果必然是更多的人喪失自己的幸福生活。

道德與幸福的不一致性說明道德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但是道德與幸福也應該具有一致性。道德，只有在促進人類幸福之時才具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幸福，道德就是抽象的概念、符號；幸福，只有得到道德的引導才有可能實現，離開了道德的制約，幸福不僅是片面的，更是難以全面實現的。我們所追求的幸福，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創造我們自己的根本利益，并盡可能實現他人的根本利益。

幸福與道德

在現在這個物質生活高度發達的社會，人們的幸福指數真的是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能力不斷提高而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嗎？其實答案是否定的，所謂幸福從個人的理解角度來說就是一種滿足與慰藉，心靈得到安寧與滿足，心情得到高度放松與愉悅。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幸福，都可以不幸福，其實當你做出不同的選擇時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變得幸福，也可以通過一些手段讓自己變得不幸福，這種是相對來說的，那么此時我們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說怎么樣才可以使自己變得幸福呢，怎么樣來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數呢，幸福一詞跟哪些東西會扯得上關系呢，我。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在一定程度上與其的道德相關。

首先，一個人是不是感到幸福，不止取決于她所處的事實現狀，狀況，還取決于她怎么看待這個事實狀況，取決于這個人的心理狀態，而道德作為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它使人們心中有了一個對與錯的天枰，使人們知道什么是錯的，什么是對的，從而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與看待事物的觀點，影響到人去感受幸福。

再次有人說過，有法律的地方就有自由，而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我認為既然有法律的地方有自由，那么有自由的地方就自然會產生滿足感，會產生開心的情緒，會讓人感覺很溫暖很幸福呢，正是因為每個國家有了法律法規制度對人們的限定，這樣人們就知道自己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這樣既讓自己不會有點不知所措的質疑自己該不該做這個，那個該不該做！而且這樣做也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與保護，因為這樣的規定可以起到對別人的一種限制作用，有了法律道德的制約，人們的生活才得以安寧，這樣人們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我國是一個具有優良傳統的國家，是個禮儀之邦。因此我們國家對于一些品質道德一直是看的很重的，道德是每個人都不斷努力去做到與追求的目標，可是幸福與道德還是有些許區別的，其實幸福還是一種很搞的體驗，幸福相對于開心、快樂還是有好多區別，幸福這個詞其實在官方來說還是很復雜的，相對于道德來說都是那么神秘可是每個人都能觸手可及的感受的到的，從個人的生活經歷來說，幸福大概可以包括下面幾個方式來表現的：物質需要產生的幸福、社會需要產生的幸福、精神需要產生的幸福，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從前到后那種幸福越來越高尚越來越內在化，那么現在我們就來解決一個這樣的問題，怎么得到幸福，我現在不得不浮現起以前自己看過的一部電影叫《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是講一個主人公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與付出，終于得到成功，幸福終于來敲門的時刻，所以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必須經歷一定的過程，方能求得幸福，此時所得到的幸福是自己努力所產生的結果，用專業名詞來說可以叫做結果幸福。然而，而當我們為了得到結果幸福而不斷的付出與努力，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痛苦也會有幸福的時刻，那個幸福就叫做過程幸福，大家現在聽我說了關于幸福一說是不是會覺得有些復雜和深奧呢，其實呢我想說的就是幸福就在我們身邊，有時幸福不會主動的來敲你家的大門，它也會有害羞的時候，所以說你應該主動一點，努力追求幸福，這樣幸福才會像你招手。幸福其實很簡單，沒我們想的那么復雜。

道德在書上一說有個解釋就是說“人格的完善”，曾經在報紙上發現這樣一則小短文，里面提到的是環境導致的德福一致。里面是這樣說的：在現實社會里，一個有德行的人如果能得到幸福，很大程度是與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系的。為了給德福一致提供條件，要在制度上面建設上下功夫，不但要堅持促進德福一致的原則，更中國要的是要不斷地堆人么恩進行長期的、一貫的教育與自我教育，使人們有能力保證自己成為德福一致的公民，使自己成為促進公正、促進德福一致的堅強力量，因為“一個國家中的每個人抵抗不公平行為的力量，同這個國家所有的不公正行為的總量，恰成反比》”類似的來說，一個社會中德福沖突的總量也這個社會不公平的行為總量成正比。，所以說每一個社會，如果它把促進的古一致作為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一個目標，就不可避免的要通過對公民的教育與自我教育，來在社會上培養大量的促使和保證德福一致的社會力量，這是促使德福一致的最根本的對策。在當今我國，我國在走一條具有特設的社會主義道福路上，中國在德福問題上的一些制度得到不斷的發展與完善，德福問題也是今后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我認為在遵守道德的基礎上得到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吧，不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幸福都是偽幸福，都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良心的煎熬。

關于國內當前時局中的幾個常見問題的思考

（一）貧困問題

新聞媒體經常有報道，黨政領袖到基層的貧民家中做客的消息。此類消息看得多了，也聽得多了，筆者便有了一些想法。既然能夠成長為國家的領導人物，大概也都具備了“在孩童時代便能夠體察到自身周邊環境之疾苦”的稟賦；幾十年的時光，很快便已成為過去，可是他們在少年時便開始擔憂或牽掛的貧困至今依然。事實上，這樣地能夠讓人心酸的貧困在中國至少都延續了五千個年頭。在這期間，也不知有多少萬個的達官貴人熱熱鬧鬧地在貧民的家里留下過足跡？！

現在的管理當局大可不必常到貧民家去看看，而是應該滿懷激情地來創意并推行一種簡單、快速的“除貧”模式。不管是香港還是深圳，也不管是蘇州還是上海，她們所以能夠走出一條簡單、快速的致富之路，其核心理念無非就是“鼓勵民營經濟，大力吸引外資”。鄧小平先生偉大思想的頂峰莫過于他成功創意并堅決地推行了“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施政模式。后一輩的領導人所要做的無非只是將這種模式發揚光大而已。

筆者以為：穩健有序地劃出一些地區來相繼建立“中外合營式的行政特區”，方是 “富民、興國、興黨”的不二法門。

（二）臺灣問題

剛剛出臺的《反分裂國家法》獲得了國內民眾的普遍認同，盡管如此筆者還是有些疑惑：為什么中共第一、第二、第三代的領導團隊就沒有想到來制定一部諸如此類的法律？是他們的政治智慧稍遜于第四代的領導團隊還是更為高明？美國素以“法治、民主”而聞名于世，然而當她決定打擊南聯盟、打擊伊拉克等主權國家或地區的時候為什么既不拘泥于國內的法制，也不屑于國際上的現有法律？我們能說美國行政當局的決策就是不明智么？很可能，在涉及到國家領土安全的事務上，“無法”反而要比“有法”強。

在臺灣，陳水扁和他的伙伴在今后的日子里會不會強行建國？他們會選擇什么樣的時機而強行建國？諸如這樣的關鍵問題卻只能由他們自己伙同美國政府來確定。中共高層所能確定的只是當陳水扁和他的伙伴舉行分裂活動的時候給予他們武力打擊而已。這是一項風險很大的預期。事實上，把動武的壓力懸在臺灣人民政府頭上的想法是麻木不仁、善惡不分的；只要有黨派在進行實質性的“臺獨”便毅然開火的預算將給整個民族帶來長遠的仇恨情緒，并將嚴重毀損中華民族的國際形象！決策層如果能夠下定決心在今年十二月份以前就把 “以陳水扁為主犯的恐怖主義團伙”端掉，這將會是一個節省成本、減少風險的決定。顯然，是惡疾就應該早治療。當然，如果管理當局愿意放手創意和嘗試，這樣的問題是能夠用和平的方式來盡早解決的。

（三）官員腐敗問題

當人們面臨那些能夠讓自己動心的事物，總是要產生“愛”的感覺。由于人類既具有“社會屬性”又具有“自然屬性”，所以對事物的“愛”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無怨無悔地為之付出，力圖通過自身的汗水和智慧而讓自己所愛著的事物變得更美好或者更崇高，此謂“人性化的愛”；另一種則是絞盡腦汁地運用自己的資源來將那些能夠讓自己動心的事物占為己有，此謂“牲口式的愛”。

“錢與權”這類事物當然能夠讓人們動心，因為人們只有用它才能夠實現內心的欲望或需求。愿意從事社會管理工作的人們是肯定不會反感 “錢、權、色”這類美好事物的，但是要讓他們自覺地并長此以往地對這些美好的事物來“人性化地愛”，又是非常困難的。畢竟，那種自發自覺地“一日三醒”又樂于“讓自己內心的欲望天天發生爭斗”的人士只是一種稀有的資源。然而，如果生活中每天都會有耳提面命般的教育與提醒，人們的內心是能夠感生出更多一些的社會屬性。所以，當前對官員腐敗現象的治理，重點不在于“撤幾個或者是殺幾個”，而是在于保證每個公務人員每天至少都有一個小時以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學習機會。事實上，“重典”也只能夠暫時地抑制人類的自然屬性。它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掉人類的自然屬性，更無法感生出人們的社會屬性。如果“重典”真的有用，秦贏政老先生當年創下的家業就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族人士的手里轉來轉去！如今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在叨念著諸如“人為財死，鳥為食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囔囔皆為利往”之類的格言，激情滿懷地來追求“名利”與“性福”。這樣的情懷與“豬狗搶屎”的心情又有什么兩樣？！根據馬斯洛先生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前四項，其他的動物們也同時擁有。現在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在熱忱追求“生理、安全、社交、自尊”等方面欲望的滿足，這實在是緣于社會文化與教育的罪過。因為這樣的文化教育宣傳導向，很容易讓人們的內心回歸到那些低等動物的陣營。

國人的智商和膽量是地球村的其他村民無法比擬的。這樣的優秀品質用來追求社會屬性的欲望滿足，即追求“個人社會價值”的實現，則表現出“兩袖清風”、“大智大勇”、“驍勇善戰”等崇高風范；但是，如果只是用來追求“生理、安全、社交、自尊”等自然欲望的滿足，則很容易變成“狡兔三窟、膽大包天”或者“奸詐、殘暴、臉厚心黑”的邪惡現象。

無庸諱言，當今社會不但“貪風、假風”滿天飛，而更為甚者，又開始彌漫著一股“殺人風”。隨便走到哪個稍微大一點的城市街頭，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公安機關張貼的“認尸啟事”或者是“命案線索懸賞”之類的公文，諸如此類的案件還不僅是一件兩件。有些人士殺了幾個人后才歸案或者還依然未曾歸案。如果公安部門有實施“遇害人零報告制度”，我相信在中國境內，每個月至少都有兩千名以上的人士要被非法殺害。

這樣的問題怎么辦？如果社會的高層人士沒有公允的創意和激情，而只是一味地采用簡單的暴力手段，我相信就是等到人類這個物種絕滅的前一天，這些不良的社會風氣還是旺盛依然！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那些推崇暴力的“歷史英雄人物”根本就不是什么人類的英雄，而更像是一些高智商的野獸。不管它們喊的口號是多么地令人血脈僨張，也不管它們的博殺技能是如何地讓人贊嘆不已，可是最終它們大都是在傾情滿足自身“崇高的自尊欲望”的進程當中而撒手歸西。這些人物不但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把其他的人們看作是牲口來肆意愚弄，而且經由它們總結或傳承的文化（或社會風尚）也烙上了嚴重的“牲口印記”。就這樣以訛傳訛地來荼毒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正是這樣的緣故，人類與其他的動物才得以共同遵守“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最終生存規則或者是“元規則”。

有專業人事預言，地球在公元2572年前后將重返海洋時代。如果真是這樣，那些依賴陸地生存的生物屆時大都要面臨物種絕滅的境遇。當然，人類也不會例外。因此，個人或組織“堅守成見、競爭、廝殺”等行為對整個人類的繁衍生息而言將會變得沒有一丁點的社會價值。真正的英雄人物其價值在于引導全人類共同來打造一個富裕、文明、詳和、泰然的生活平臺。惟有這樣，那批最后一代的人類才能夠泰然、安詳地面對物種絕滅的宿命，否則必將會由于過度的憂慮和驚恐而亂性或瘋狂。

（四）關于當前基本國情的認識

小孩子的本意是要問母親拿一塊錢來買雪糕吃，他會很自然地對母親說他要去買一個練習本；國家的領導人物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去國際上“爭取支援”或者“爭取資源”，他們也要“弄虛作假”或者是“斗智斗勇”，否則想要的東西就無法變現。事實上，有競爭就有“造假”，有管制就有“造假”；“造假或作假”只是人們為了實現自己內心的欲望而激情創意的“迂回戰術”。“造假”的本身并不是一件不可啟齒的事情，只有當人們為了追求“自然屬性欲望” 的滿足而“熱忱或瘋狂造假”的時候，“造假”才變成了一件壞事。

筆者以為，中國的基本國情并非是書本上通常所講的“人口多，底子薄”，而是“民眾的智商高、膽子大、自然屬性的欲望強烈，以至目空一切地造假、作假”。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每當國內有失控的政治局面發生，便顯得天下大亂。“殺人、吃人、活體取內臟、尸積成山、血流成河”等慘景也總是冰冷、麻木地重復出現。如果你愿意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來思量這個問題，你會由衷地發覺鄧小平先生 “穩定壓倒一切”的理念，是多么地情真意切。我堅信，鄧老先生在十六年前“鎮壓學生運動”的舉措，是很合理的。就是當年親身參加過那場“運動”的學生現在回過頭來總結，也會在內心承認，鄧老先生當年的舉措是在維護中華子民的整體安全。中國的政治改革是肯定要搞的，但是決不可以局面失控。

其實人世間并無“上帝”或“佛主”，這些讓人們覺得法力無邊的稱謂都只是來自那些“社會欲望強烈、悲天憫人”的先輩們所殫精竭慮地創意與宣揚。他們可真稱得算是熱情萬丈地來從事這樣的工作呀！究其原因，我以為他們是想通過自己的創意和宣揚來引導全人類能意識到“共同打造一個富裕、文明、詳和、泰然的生活平臺”的使命，從而使得最后一代的人類能夠泰然、安詳地面對物種絕滅的宿命。

（五）黨的發展方向問題

“一黨治國”的政權模式不但現在適用，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依然有用（原由參見第三、第四節）。根據鄧小平先生的預測，這樣的行政模式至少還要在中國保用八十年。顯然大家都明白，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zgzf的領導團隊就要與時俱進，游弋于國際社會。但是由于我們信奉著“***”的治國理念，自然，中國共產黨組織形象的國際化工作就勢在必行。如何將中共的黨組織進行國際化？實際上，這也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一個重要問題。

筆者以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1）更改黨的名稱，將“中國共產黨” 更名為“中華民族共和黨”。相當多數僑居在國外的同胞 “愛國但是不愛黨”，因為他們對我們黨以前的暴力背景念念不忘，這樣的情形得以在國際上以訛傳訛，最后就連很多還不了解中國的外籍人士都要來貿然地批評中共和中國，“妖化中國”的事件在國際上時有發生。所以更改黨的名稱是很有必要的。

“中華民族共和黨”這種稱謂，立意高遠而且盡顯祥和，民族的親情和責任感仿似呼之欲出；當然，也可以簡稱為“中共”。

（2）更改黨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實在是提得不怎么樣，盡管簡潔但是不可操作，而且也不現實。所有的黨員都是普通的人，大家的心里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自然欲望”和“家族使命”。所以，這不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理念。事實上，一個組織或者是一個人如果不希望別人將自己“妖化”，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自己防備自己被“神化”。如果中共能夠把黨旨改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安全、富裕、團結、文明等進步事業而自覺奉獻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直至生命！”，這樣的傳播效果應該會不錯，語句是長了一些，但是卻很容易讓黨外的人士理解和感動。

（3）允許并鼓勵民營企業中的精英人士，甚至是僑居國外的民族精英加入到黨政干部的隊伍當中來。顯而易見，中國是屬于中華民族的，黨和政府也應該是屬于中華民族的，那么領導或管理黨和政府事務的各級干部隊伍自然應該從廣泛的中華民族范圍內來選拔。否則，又怎么能夠來體現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如果有一天，世人覺得在中國“民族、國家和執政黨”是一種完美結合的時候，中華民族就真的振興了！

第三篇：論道德與發展

論道德與發展

受父親的影響，十歲我便開始涉獵一些武俠小說，通常是父親看完一本，我便接著他看。小說里面的行俠仗義，救死扶傷，劫富濟貧等等，都在我小小的腦海里根植下了所謂的“俠義”精神。總認為那些俠士便是生活中值得我學習的道德楷模，是正義與光明的化身。如果說，我身上有著一點點地正義感與責任感，和那份同情心，那么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是那些“俠士”賜予我的。在以后幾年的成長史中，我始終幻想著自己成為救世的俠女。

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富，逐漸認識到自己當初的狂熱信仰也許就是一種道德崇拜吧！而這種崇拜在我的性格發展和道德建設上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隨著自己社會閱歷的增多，我越來越尋不著那一絲絲的“俠義”之風。自己的那份正義與責任心，在小小的校園竟都尋不到生存之處，我不敢想象在社會上又會如何？在現實面前，我越來越困惑，迷茫：我到底應不應該再堅持下去？當道德在性格中的存在都成了一種非大眾化的個性，且這種個性被生活，被社會打磨得失去棱角后，我們該如何自處，生活該如何繼續，社會該如何運行？我不得不開始思考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人生的發展，性格的塑造中，道德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1】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們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道德以它特殊的社會功能，調節著人的行為，進而調節社會關系。人們在道德規范的約束下，隨著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逐漸掌握道德與不道德的界限，學會以道德的觀念去評判并處理事物。道德不是一個人主觀努力的結果，而是歷史的產物，中國的道德文明可謂是源遠流長，在春秋時期的《大學》里有這樣一段經典語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可見道德在歷史的發展與傳承中，并沒有沒落于文化塵埃之中，反而在歲月的洗禮下，愈見其枝繁葉茂，并一步步地緊密融合于現代化社會之中。也許，也只有歷史才有這樣的能力，將道德推進社會發展的洪流，卻不被其所湮滅，反而在社會轉型的時刻實現了它完美的轉身，與現代化真正契合。

道德這個詞廣義而空泛，但它的內涵卻是極其之豐富的。為了進一步挖掘道德文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將可感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作為道德評判的標準。【2】道德品質是道德行為的積累和結晶。一個人具有什么樣的道德品質，決定了他在社會生活中會選擇什么樣的道德行為。【2】道德行為是道德品質的客觀內容和外在表現。一個人在各個時期各個場合下的一系列行為的綜合表現，為他人對他的道德品質評判提供了依據。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一般將道德外化成具體的道德品質，而我們應該具備這樣一些道德品質：熱愛祖國，勤儉節約，尊師重教，誠實守信，見義勇為，公正無私，孝敬父母等等。

【3】人類現在正處在一個道德時代，整個人類的生存與命運日益與道德相結合，整個人類的道德活動日益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體系，整個人類面臨的問題日益成為道德問題。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道德問題卻層出不窮，道德的弘揚與延續，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這三德卻在經濟大邁步時，停滯不前甚至是愈見落后。道德的缺失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的正常運行，經濟的健康發展和自然的生態平衡。如今，市場上大量的食品安全問題將“三聚氰胺”、“地溝油”、“催生劑”、“毒奶粉”等等熱點話題帶入了每個人的交談詞典，老百姓人人自危，惶惶恐恐。道德文明關乎社會民生。富士康職工連連發生跳樓自殺事件，無論是職工本身意志薄弱，公司高層殘酷剝削，還是社會制度欠缺的原因,建立良好的社會公德與職業道德是解決問題關鍵。官場的貪污腐敗現象，煤礦坍塌，動車、地鐵事故等等屢見不鮮，試問，若是在一個人人推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的國家，這些現象會如此頻繁發生嗎？責任心缺失造成的事故還少嗎？一度的私自開發自然資源，高成本，低利用率，每年解決環境問題花費的人力物力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難道不發人深思嗎？我們的所做所為又有哪些真正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路線呢？美國經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信貸危機不也是因為誠信道德的淡化嗎？明明是在這樣一個道德化時代，我們在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機卻面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但這并不表示道德在中國已經淪喪，也并不說明了我們的道德無法再重建。

我們大學生作為中國社會一個特殊而龐大的團體，在道德建設上舉足輕重。我們并不能為現狀所嚇倒，更不能被社會上某些道德缺失的人事所同化，我們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對未來社會的道德建設充滿希望。我們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中華民族在災難面前眾志成城，互相扶持的場面；在中國舉辦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國人的振奮、驕傲和他們付出的努力；面對西藏藏獨運動，他們的憤怒。尤記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帶給我們的感動與震撼【4】“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多少人瞬間作出把生的希望留給他人、把死的威脅留給自己的抉擇，多少老師用身軀為學生擋住死神的威脅，多少干部舍小家為大家、奮不顧身地奮戰在第一線。”“在抗震搶險的日日夜夜里，全國各族人民憂心如焚、戮力同心、生死與共。災難無情、人間有愛，汶川加油、中國加油，成為響徹中華大地的最強音。”“多少人自發從天南地北趕赴災區做默默奉獻的志愿者，多少人自發前往遍布全國的獻血點爭先恐后無償獻血，多少人自發為災區慷慨解囊，多少共產黨員自發向黨組織交納特殊黨費。”“在波瀾壯闊的抗震救災斗爭中，我們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鑄就堅強、用真情凝結關愛，大力培育和弘揚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這種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是我們的人民和民族在生與死、血與火的嚴峻考驗中的本色反映，是中華民族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內在力量，顯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這足以證明我們國人的道德精神力量是我們整個名族的精神支柱，盡管社會上仍有許多不盡人意的道德敗壞案例在發生，但我們可以堅信道德精神依舊是中華民族的主流。在我們的努力建設下，中國的明天必是一個道德社會。但我們也需明白自身在道德體系中的特殊現狀，才能更好的為創建道德文明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簿力。

大學生作為道德生活的特殊體也決定了矛盾的雙重性。【5】（１）、革，希望通過自己的道德參與獲得更多的社會權利。但我們情緒起伏大，一旦行為受挫，便容易對道德生活持消極和冷漠的態度。（概述）

【5】（２）、青年學生具有思想道德前傾趨向與現實社會難以接受的的參加社會道德生活。但是由于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道德參與受阻、輿論導向片面的情況下，青年學生的道德情緒便特別強烈，表現為情緒化的道德思想和情緒化的道德行為。（概述）【5】(3)、青年學生具德熱情極為可貴，但這種熱情一旦形成，狂熱就有可能盲目沖動，或受人利用，干出一些蠢事。同時，青年學生思想活躍，有傳播思想新文化的優勢，但他們鑒別力差，也有可能為錯誤的社會道德思潮推波助瀾。（概述）

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有必要在正確認識自我，學習真善美的基礎上，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促進自身道德提高與個人發展。【6】“道德人格是使一個人成為權利主體的充足條件，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充分的享受自己在道德生活中的權利，才能對道德文明建設做出更多的奉獻，進而完成自我人生價值的提升，最終達到自身健康發展的目的。

【1】《道德與修養》主編 尤建國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2.7 第180頁

【2】《道德與修養》主編 尤建國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2.7 第186頁

【3】《青年道德心理學研究》彭希林 馮惠先 著 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 2002.4 第55頁

【4】《在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胡錦濤 新華社北京 2008年10月8日電

【5】《青年道德心理學研究》彭希林 馮惠先 著 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 2002.4 第72至74頁

【6】《個體化社會》 [英]齊格蒙特·鮑曼上海三聯書店 2002年版 第160頁

第四篇：論道德與社會公德

論道德與社會公德

管理學院 11房管2班柴思亞

【摘要】道德作為規范人們的行為準則，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著引導和促進人們向善的功能。

【關鍵詞】道德;社會公德

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背景下，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知識型人才大學生開始登上社會舞臺，并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精神文明的建設卻跟不上腳步，社會公德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一、關于道德與社會公德

（一）道德

“道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它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們內心信念來維持，是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善惡評價的心理意識、原則規范和行為活動的總和”。由此可見，道德是為了創造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而自然產生的。在當今社會，道德可分為傳統道德和社會主義道德。

1.傳統道德

傳統道德形成于漫長的歷史中，它的主要內容為：先義后利，把義放在首位；推崇“仁愛”，追求人際和諧；謙敬禮讓；恪守誠信。我們可以看出，傳統道德強調修身，加強對自己的要求。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①就是這個意思。修身無論對于我們大學生還是社會公德建設都是極有好處的。

2.社會主義道德

社會主義道德應時而生，它的出現是由我國目前的經濟制度決定的。社會主義道德強調了團結和對集體的奉獻。例如，“八榮八恥”中明確指出“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它們的內容都是以社會公德作為基礎的，而“八榮八恥”中的“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和“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也都和社會公德建設的內容緊緊相扣。

我們應把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看成是一種光榮，并努力地去實現它。

（二）社會公德

“社會公德教育是道德建設的核心內容，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學校是進行系統道德教育的重要陣地，而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

俗話說，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社會公德是人們在社會中應遵守的基本準則，它是社會道德的基礎。社會公德的基礎性決定了它具有廣泛性。只有每個人都參與進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運行，才能夠完成社會公德的建設。

二、社會公德的現狀

社會公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優良的社會公德能提供給我們一個自由、有序的公共場所。從本質上看，社會公德要求人們在行使自己的權力時，不去侵害集體、他人的利益，不干擾別人的正常活動。

在現實生活中，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大多數人還能遵守社會公德，盡量不去做干擾別人的事情。即使如此，不遵守紀律，破壞公共秩序等與社會公德相悖的事情還屢有發生，甚至有的行為的嚴重性已經從道德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

三、道德修養與社會公德建設的關系

（一）、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可以促進社會公德建設

社會公德的建設需要將社會道德轉化為個人道德，即把個體道德建設過程中的他律道德轉化為自律道德，讓人們感覺到道德的必須性，并且從內心發出道德行為。這樣，道德的建設才算成功。由于人們的道德水平不同，社會公德不可能均勻地提高，必須要有一個建設重點，然后再由這個建設重點向四周慢慢加強建設力度，最終，社會公德水平就會明顯得到提高。

（二）、社會公德對人們的道德修養的影響

個體的道德修養受社會公德的影響明顯。例如，在一些發達的城市，社會公德建設比較完全，我們可以看到，周圍的環境是比較整潔的；與之相比，在一些較偏僻的城鎮，社會公德建設較為落后，可以看到，路面上會有零零散散的垃圾。這說明處在一個城市的人的行為

會受這個城市社會公德水平的影響，優良的社會公德能夠對提高道德修養起積極作用。

個體道德修養能促進社會公德建設，同時，優良的社會公德能提高個體道德修養。在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中，二者并舉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早些完成道德建設，才能營造一個文明的公共環境。

【參考文獻】：

1.田秀云.社會公德與個體公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焦國成、李萍，公民道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五篇：論道德與法制

論道德與法制

劉小飛

內容摘要：道德和法制作為維系社會的兩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是相輔相成的，正確認識和處理二者的關系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道德

法制

社會 作者簡歷：山東大學體育學院本科生

一

儒法兩家爭論治國之道，其中心問題就是德與行的關系。這場爭論中大致經過兩個階段，第一級段，法家的嚴峻刑法取得了勝利，第二階段，儒家的德禮之治取得了勝利，從此以后法家思想走向衰敗，而儒家的德禮思想逐漸走向輝煌，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

現在時一個法制的社會，我為生活在這個社會里而感到驕傲，我國自從進入里市場經濟的時代后，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我們的思想卻沒有更上這一腳步，這是一個可怕地現象，我在很小的時候看過一幅漫畫，一個大漢站在大田里，他的左腿異常的健壯而他的右腿卻十分的弱小。左腿代表財富，右腿代表道德覺悟。現在大多數的人都表現出這種現象。現實社會中的人們一次又一次沖破我們的道德底線，道德的淪陷導致社會的冷漠，在現在的社會中再也找不到單純的友誼，有的只是利益的相互利用的關系。

法制的社會，我國的道德幾乎沒有了底線，現在的人們的思想大部分被金錢充斥著，人們一切的行為動向都是朝錢看的，無論是社會現實還是媒體廣告都是在想我們闡述一個道理，金錢才是王道。我們可以從湖北“撈尸索錢門”這一事件看看現在人們的道德觀和金錢觀，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荊州寶塔灣地帶，兩名少年不慎落水。為了營救落水少年，湖北長江大學10多名大學生手拉手撲進江中營救，兩名少年獲救，而3名大學生不幸遇難。就在人們為見義勇為者扼腕嘆息時，一則新聞卻使整個事件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一名參與施救的大學生告訴媒體：“在兩個少年落水不足5米的地方就停著一艘機械漁船，我們同學都給漁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們看能否撈救方招等三人，老板說，長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幾個人我們靠什么掙錢啊？活人不救，撈尸體，白天每人一萬二千元，晚上一萬八千，一手交錢一手撈人??”后經媒體調查發現，當地存在一個牟取暴利的民間打撈隊，專靠撈尸體賺錢。一時間引發眾怒。這是什么這是種過人嗎？我不相信這個，孔孟之道被這些人踩在腳底下，他不但泯滅了自己的良心，而且也讓自己失去了活著的意義。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說過：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國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禮。有道德的公民，祖國，敬禮。這些詞語在現在的社會還活著嗎。當道德遇到金錢時我們看到了它的脆弱，鏡子明則塵埃不染，智明則邪惡不生。因為我們的心不在明，所以邪惡才會不斷的從我們的心中產生。這只是一些少數的群體，這些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防微杜漸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是沒有引起我們思想上的覺悟，所以在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有關道德的事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富二代“飆車門” 感冒農民工“民意門” 值班醫生“偷菜門”等等的這些事件在我們的周圍發生，每一次都能有很大的影響卻是在事后很快就淡出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的發展太快了，快得我們都沒有時間來反思我們的行為的正確性。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一個人必須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努力改善自身，而不能把他的力量浪費在任何別的事情上。我們是時候停下來改善自己的某些行為和道德要求。

法制的社會，法治的人們，有了法律我們的生活才會更有秩序，有了法律的約束，我們的生活才會更公平。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都是以人治為主，人的權利大于法的權利。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的時代，法治依然主導不了人治。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于人的價值的尊重。但看看小悅悅事件，我們的想法會不會發生變化，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時30分許，一出慘劇發生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里，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后又被一小柜車碾過。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八個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小悅悅父母竟然會讓2歲的女兒一個人大晚上上街。最后，一位撿垃圾的阿姨陳賢妹把小悅悅抱到路邊并找到她的媽媽。小悅悅在廣州軍區陸軍總醫院重癥監護室，腦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腦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悅悅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在零時32分離世。我們來看看這些數據兩輛汽車，七分鐘，十八個路人，不聞不問。兩歲啊，一個只有美好的夢一般的童年的時代，一顆還在成長的生命就被哪冰冷的汽車帶走來了。十八個路人沒有一個人上去幫助一下啊，哪是什么啊，十八人啊！為什么會這樣？誰應該為這件事負責？最應該為這事負責的是整個社會，社會的道德的敗壞，使得每一個人都奉行事不關已，莫管閑事的風氣，就因為這樣我們的思想道德的底線沒了，“人要有一個基本的道德底線。在面對別人的求助時要想到，如果下次是我需要別人的幫助，有人會幫助我嗎？用一個積極的態度去做一個有道德有勇氣的公民。”這才是一個公民應有的思想素質。北京大學社會學夏學鑾教授認為，這種社群內的陌生，也是導致那18位路人對小悅悅視而不見的一個重要原因。夏教授說，在社會學上有“陌生人社會”和“熟人社會”兩個概念，而事發地廣佛五金城就屬于“陌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很陌生，感情上較為疏離，有時甚至還有反感。他們之間彼此獨立，不相互依賴，沒有認同感，處于一種“連接但不黏著”的狀態，而這種連接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稍有震動就會斷掉。另一方面，之前發生的多起救人反被誣陷的事件，傷了人們的心，導致了現在整個社會的人際信任危機。在這樣一個信任危機的大背景下，再加上社群內人際之間的陌生，就導致了這起悲劇事件的發生。而之所以會發生像彭宇案這樣好人得不到好報的事件，其實最終是制度上的問題，所以說并不是說人心不古，而是制度使人心涼了

法制與道德都是起著約束人們的行為的作用，法制更有強制性作用，更具有力量，而道德只是在文化傳統上產生的不自覺地約束。這個約束力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但在中國的以前的幾百年的時間里，中國古文化了的儒道文化和孔孟之道都沒有變化過。到了現在孔孟文化已經開始慢慢地淡出我們的世界了，我們的道德的約束了也越來越弱了，從而使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很多的類似于小悅悅一樣的時間。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更應該，停下來多多的反思自己的行為與道德的沖突，從新學習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精神文化，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的和諧美好，讓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都能看到溫暖與希望，讓小悅悅等事件離我們遠去，從而創建一個美好的社會，讓人人都感覺溫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