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小說創作成就和發展

新時期小說創作成就和發展

耿富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文學創作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新時期短篇小說是新時期文學中一支最突出的部分，它取得的成就是建國以來無與倫比的。

如果我們把建國后十七年小說創作的原則概括為有限的革命現實主義，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概括為反現實主義的話，那么，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國進入新時期以來，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小說創作則完全恢復了現實主義傳統，而且表現了相當充分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

具體來看，新時期小說創作取得的成就和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突破禁區之一

——— 寫社會主義現實的陰暗面時期即文革造成的傷痕，所謂“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內容主要表現為對“文革十年”里“四人幫”罪行的揭露。作品的主旋律是寫苦難，寫悲劇，1 寫哀痛，是對“四人幫”累累罪行的控訴；對無數受害的干部、知識分子、“知青”以及一些普通群眾的不幸給予同情和撫慰。這類文學最早發表的短篇小說有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另有宗璞的《我是誰》、張賢亮的《牧馬人》、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葉辛的《蹉跎歲月》及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等。

二、突破禁區之二 ——— 反思歷史的“反思文學” “反思文學”的主旋律是感情的憤怒的發泄，激動有余而思辨不足。它繼承了傷痕小說大膽揭露的特點，但是它的內容深度和涉及時間的廣度要遠遠超過了傷痕小說。它反映了建國以來的歷史曲折性，寫出了貫徹“左”傾政策而制造的人“妖”顛倒的現實，也描寫了老干部的自省意識。如古華的《芙蓉鎮》、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及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和張弦的《記憶》等。

三、突破禁區之三 ——— 改變“車間文學”的模式，反映當前改革內容的“改革文學”

“改革文學”主要反映企業管理的改革，如蔣子龍 2 的系列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和《喬廠長后傳》；后涉及到工業經濟體制的改革，如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再后著意描繪改革中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如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等。

以上這些作品基本上是沿著現實主義傳統創作的，是對以往革命現實主義的恢復，并且有所發展。它的發展表現在對以往設置的某些禁區給予勇敢大膽的突破。而且這些作品是從生活出發而不是“從路線出發”，改變了過去只準唱贊歌的所謂肯定的現實主義寫法，實事求是地有啥寫啥；對于十年**以及文革前黨在工作中的錯誤路線，極“左”思潮種種表現，尤其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給予大膽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有人把它稱做“暴露”文學。暴露黨和政府自身存在的缺點，在過去這是被視為禁區的，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作家思想解放，突破禁區，把革命現實主義向前推進了一步。

新時期小說現實主義的發展還表現在軍事文學打破了戰場和訓練場題材的局限，開始接觸到軍人心靈的 3 矛盾和斗爭，涉及到軍內不正之風的揭露。如寫軍人的情感、愛情。

另外，新時期小說還相當深刻地表現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而人性和人道主義在以往則被看做“修正主義”的同義語，然而現在它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文學殿堂。

四、突破禁區之四 ——— 小說樣式的變化 新時期小說不僅內容深化，而且表現形式也呈現多樣。在現實主義同一特點之下，有故事結構的傳統式小說；有紀實性的紀實小說，如劉心武的《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前者是根據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因中國足球隊與香港足球隊一場比賽引起的**撰寫的；也有以反映民風民俗的鄉土小說；還有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手法的現代派小說。小說創作中出現的這股現代派思潮，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潮流而出現的。最早有以王蒙為代表的“意識流”小說，但他并未照搬福克納和海明威，而是把西方意識流某些表現手法與中國傳統小說“雜交”，形成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意識流”，如他的《布禮》和《海之夢》；另外還有荒誕小說，如諶 4 容的《減去十歲》；新小說派小說，如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如扎西達娃的《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等。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小說創作模式。

五、“西部文學”的出現

“西部文學”主要寫西部地區生活，表現在西部生活著的人的生活形態，如路遙的《人生》，張賢亮的《綠化樹》；既有歷史意識的荒蕪和凄涼，又有正在開發的樂觀與希望，如邵振國的《麥客》；還有表現“粗獷、豪放”風格的，如雪漠的《大漠祭》；另有很濃“人情味”的，如陳放的《大漠與孤煙》；同時，西部文學也有“悲劇美”的特色。

六、文學的尋根和“尋根文學”

“尋根文學”主張從“民族文化”、“各地區文化”和“古代文化”中尋找文學的營養、文學的源泉。“文化尋根小說”主要代表人物有韓少功，作品有《爸爸爸》、《女女女》及《棋王》的作者鐘阿城及《老井》的作者鄭義。

七、新現實主義小說（新寫實小說）

到了80年代末，小說創作出現新動向，一些作家既不熱衷現代派小說，也不甘心死守傳統的現實主義，而是以一種嶄新的面孔出現，這就是新寫實小說，也稱新現實主義小說。它提倡“革命現實主義原則”，要求文學反映本質的真實，用歷史發展的觀點寫生活，要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主張寫“生活的原生態”，還有一種“生命意識”，還要寫“凡人瑣事”，以一種自然主義的方式描寫人生，寫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對生活的擷取，似乎隨意拈來，但它卻能讓讀者窺見某些人生的真諦。代表作有劉恒的《伏羲伏羲》，后改編成電影《菊豆》，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等。

八、“創作群體”的形成

首先是北京作家群，他們的“京味”小說表現了自己的特色；隨之是西部作家群，包括陜西、山西兩省的作家在內，他們形成新時期西部小說的格局；然后是以孫犁為首的“荷花淀”派作家，表現京津一帶的鄉土風 6 格；還有湘軍的所謂“茶子花”派，帶著農村知識分子眼光看取人生。這些新的或在原有基礎上形成的作家群落，大大豐富了新時期小說創作陣容。

整體來看，新時期小說的內容，表現的思想進一步深化。小說創作向生活縱深推進，作家把握“文學是人學”這一規律，大膽地在“人”字上做文章，突出寫人的命運和遭際，把作品內容深化到人的本體意識并揭示其深廣的社會意義，表現人性、人情、人道主義。人道主義過去是為人們所諱言的禁區，新時期則成了文學普遍的主題，從劉心武的《班主任》到諶容的《人到中年》，再到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人道主義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的階段。從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呼喚，到呼喚人性復歸，在更深層次上挖掘人存在的真正價值，再到提出人與人之間應當獲得精神上的理解，從而把對人的關心和尊重推向每一個個體的內心世界。

總之，新時期小說對于“人”的揭示，不僅升華到人道主義思想高度，而且比較徹底地打破了以往那種用善與惡、勇敢與懦弱、公德與自私等等簡單的歸納法給 7 每人貼標簽的模式；作品里的人，不再是干巴巴抽象的階級共性代表，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個人獨特命運的文學形象，這不能不說是革命現實主義發展的成就。

第二篇：建國60年發展成就和總結:衛生事業

慶辦：

建*60年來，我*衛生事業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關注下，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衛生醫療機構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人民群眾的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一、回顧我*衛生事業的發展成就，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建*初期至改革開放前期。全*從僅有一個四

人的診療所，逐步發展到幾家*直醫療單位和部分鄉鎮衛生院。衛生事業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只靠赤腳醫生“一把草藥、一根銀針”為群眾緩解病痛。人民群眾的健康缺乏有效的保障。在此期間，***是克山病、大骨節病和地甲病三大地方病的重病區。同時麻疹、脊髓灰質炎等傳染病嚴重威脅著人民群眾的健康與生命。全*醫務工作者在*委、政府的領導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防治工作的巨大勝利。

二是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我*衛生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衛生局的功能得到加強，各個鄉鎮都成立了衛生院，各村都設立了衛生所。三級衛生網絡得到了鞏固和完善。計劃免疫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1986年全*兒童免疫建卡率為95.2%，至1990年建卡率達99.5%，四苗覆蓋率達88.4%。全*兒童的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三是進入21世紀至今。在 “十五”期間，隨著我*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全*衛生事業發展較快，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目前，全*有*人民醫院、中蒙醫院、疾控中心、婦幼保健所和衛生監督所等5個*直衛生事業單位，有17個鄉鎮衛生院，197個村衛生室、8個社區衛生服務站，30家個體診所。有衛生技術人員790人，病床總數為203張，全*有醫療用房852100平方米。擁有ct、彩超、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影像增強x線機等大中型先進醫療設備52臺套。可以開展腦部、胸部、腹部等較復雜的手術。建起了***中心血庫，取締了流動血源，推動了無償獻血工作的深入開展，有效控制了艾滋病、肝炎等血源傳染病的發生。

四是近年來，在衛生局新一屆領導班子的領導下，全*衛生人克服醫療衛生過度市場化所帶來的種種困難，進一步整合了衛生資源，衛生系統的服務功能得到加強。

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提高了公共衛生服務能力。一是完成了疾病控制和衛生監督體制改革，建成了疾病控制中心辦公樓、婦幼保健所辦公樓建設；啟動并實施了結核病控制項目和婦幼“降消”項目。“十五”期末，我*嬰兒死亡率和5歲兒童死亡率分別降至16.26‰和17.26‰；孕產婦死亡率下降至0；四苗接種率均達到95%以上；乙肝疫苗納入了常規免疫范圍。二是深入開展了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監督工作。深入開展了以城鄉衛生環境集中整治和以滅鼠工作為重點的“除害滅病”大會戰，使我*城鄉衛生狀況均有了很大的改觀。加大了對非法行醫的打擊力度，和食品衛生的監督監測的工作力度。有效凈化了我*的醫療和食品市場。三是取得了抗擊“非典”和防控禽流感的重大勝利。在衛生經費和醫療資源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衛生人按照*委、*政府的指揮，不惜一切代價，全面投入到防治工作中去，再一次體現了“白衣天使”的“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道主義精神。四是在全社會的關心支持下，我*合作醫療工作抓住了解決農民看病難和改善農民就醫條件兩條主線，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廣大農民得實惠。2006年參合農民為15.3萬人，參合率達到84.5%。合作醫療基金總額達到837.57萬元。通過報銷制度九個半月的實施，共為32682人核銷醫藥費用313.02萬元。受益面達21.5%。2007年我*參合農民達162218人，參合率達90%。籌資額達892.2萬元。今年前四個月共為23902人核銷醫藥費用278.54萬元。切實減輕了農民醫藥費負擔，緩解了農民看病貴的問題。二是轉變了農民的就醫理念。合作醫療開展以前，*外住院率為51.6%，*級住院率為32.3%，鄉鎮衛生院住院率為16.1%。合作醫療實施后，*外為12%，*級為33%，鄉鎮為55%。農民過去那種小病拖、大病扛的現象得到有效緩解，農民有病亂投醫的觀念也在逐步改變，基本上達到小病不出鄉，大病不出*。三是醫療機構基礎設施建設得到改善。2006年依托項目投資1000多萬元，對霍爾奇等4所鄉鎮衛生院和*中蒙醫院進行重建，總建筑面積達1萬平方米。另外我們通過爭取緩助、項目匹配等形式為鄉鎮衛生院籌資170多萬元，購進了大批醫療設備及救護車，增強了鄉鎮衛生院的服務功能。特別是通過積極爭取，加大了衛生項目爭取力度，將8所鄉鎮衛生院和*人民醫院列入了國家建設項目，其中*人民醫院將建設7000多平方米門診病房樓，中蒙醫院建設8600平方米功能用房并實現整體遷建。今年還將新建2200平方米醫療后勤中心服務樓。8個鄉鎮醫院將新建、改建、擴建6000多平方米病房樓，通過以上的項目建設使我*醫療衛生

第三篇：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

摘要：西安作家創作心態雖幽微復雜，但有跡可尋。從歷時性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說創作呈現出務實求變的青春心態，而90年代以來則是頹廢與復興心態糾纏交織在一起。應從西安 歷史 地緣文化、社會 政治、世紀末情緒等多個向度人手，結合作品個案梳理西安小說作家紛亂的創作心態，探索沖出西安文學精神危機的路徑，倡導借鑒京派和海派等文學流派，創建具有鮮明特色的“安派”文學。

關鍵詞：西安作家；文化心態；小說創作；安派

當今 時代，文化愈來愈成為民族凝聚力與創造力的重要資源，要建設和諧文化推進整個社會的繁榮與 發展，則需要把握時代脈動，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進行傳承與吸納，從而建構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文化價值體系。眾所周知，歷史上的西安文學曾是那樣輝煌，如漢如唐，詩文并茂，簡直就是國家文學的象征、世界文學的翹楚和驕傲。即使是宮廷樂府與民間傳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贊美不絕。時至近現代，西安文壇卻大抵像古城一樣廢弛頹敗、荒涼一片，漸漸疏離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卻終不見文學的燦爛春天來臨。倒是在陜北延安，文學 藝術 高舉工農旗幟，成派成風，蔚為大觀。于是并非單純因為政治或黨派的原因，人們對現代延安文學的關注與對古都西安文學的忽視居然構成了歷史上最為鮮明的一種對比(情形有些類似于“延安學”與“西安學”或“長安學”)。進入當代，西安文學開始發出較為響亮的聲音。所謂“白楊樹派”隱約現身，一些知名作家會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當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帶，積極開展文學活動從事創作，并取得了顯著成就。而 中國 新時期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借西部大開發的時代機遇，西安增勢甚顯。作為全世界無可爭議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無可爭議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歷史文化性格既重傳統亦講發展，既容納萬有又自具特色。時至世紀之交尤其近幾年，在大力提倡“人本·發展·和諧”的社會語境中，西安人對此傳統有了更深的體認和更好的發揚，正在致力于創造更具傳統特色、時代氣息、人文內涵的現代西安，努力彰顯西安氣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與現實背景，西安作家大顯身手，躋身中國當代文學重鎮，成為“陜軍”中的主力，使陜西省成為令人心儀的“文學大省”。由此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社會的 經濟 與文化所發生的巨大變革與發展折射到文學天地中，同時也必然滲透到作家的心靈世界中。這樣對于作家文化心態的 研究 就成了一個饒有趣味的學術取向，它不只可使我們通過文學創作與作家心態的嬗變更好地把握時代風云的變遷，而且使我們窺探到變革時代人們靈魂的真實搏動；同時，也有利于我們深入思考文學自身的發展，發現當代文學及作家精神生態層面的變異。

當年曾名噪一時的“廢都文學”所發生的變異或轉型，就是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為“廢土廢都文學”(筆者曾給出的一種命名)整體中的重要部分，“廢都文學”顯示的廢都心態也有一個生成與發展或轉型的過程，并與西安的社會及文化環境變遷密切相關。這也就是說，要將廢都文學即西安文學與陜西文學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闡釋古都西安文學的命脈及意蘊。我們既要關注描寫西安的作品，也要關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題材廣泛的創作。當然，陜西(包括西安)作為中國文學大省，作家隊伍龐大，文化心態相當復雜，要想無一遺漏地概括是極為困難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當代作家，主要是指長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協、文聯系統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協中“農裔城籍”的“駐會”作家(即陜西省作家協會聘的專業作家，會址在西安市建國路)，他們是西安文學的主力軍；同時本文還將論題的時間主要限定在20世紀70年代末延續至今。這大體還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新時期文學整體上呈現出復蘇、繁榮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態主要呈現出務實求變的復興青春心態；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實施的市場經濟改革，中國社會進入全新的發展變革時期，人們的思想經受了價值觀念的錯位與信仰虛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態呈現出斑駁復雜的中年心態，有較多廢土廢都的頹廢的一面，卻也不乏擺脫落后、渴求進步、振奮進取的另一面。這兩個時期有一定的內在延續性，但更有著深切的嬗變。

總體上來講，第一個時期作家文化心態是積極進取、振作的復興心態。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陜西(西安)文壇告別十年“文化大革命”，整體風貌呈現繁榮復蘇的局面，作家隊伍壯大、優秀作品脫穎而出。陜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蔣金彥，40年代出生的趙熙、陳忠實、京夫、文蘭、鄒志安、路遙，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賈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楊爭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說《窗口》、賈平凹的《滿月兒》獲得本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陳忠實的短篇小說《信任》獲得本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說《手杖》獲得本優秀短篇小說獎，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得1979－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3年路遙的《人生》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4年鄒志安的短篇小說《哦，小公馬》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5年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獲得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5年之后，路遙、賈平凹、陳忠實、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長篇小說的創作，“陜軍”長篇小說取得突破性進展，迎來長篇小說豐收的季節。而這些“陜軍”的大將大都駐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區。

陜西(西安)文壇繁榮局面的鑄就與作家務實求變的文化心態密切相關。路遙在介紹《平凡的世界》時曾說：“要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作品中將要表露的對某些特定歷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態度；作家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地上，真正體現巴爾扎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但是，作家對生活的態度絕對不可能‘中立’，他必須做出 哲學 判斷(即使不準確)，并要充滿激情地、真誠地向讀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觀和個性。”賈平凹在借鑒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時，也認為“文學應該為社會做記錄”。陜西(西安)作家似乎與生俱來具備這種腳踏實地、務實苦干的精神，在長期艱苦創業的奮斗歷程中，這種精神與崇高的使命感和崗位責任意識融為一體，他們為了“腳下踩的這方厚土”，不惜“下油鍋”甘愿“流盡最后一滴血”。正是這種類似殉道式的精神驅使陜西(西安)作家緊緊地貼近時代，心甘情愿地作時代忠實的“書記官”。其實，這種精神不僅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陜西(西安)作家，活躍于50年代文壇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備，當代陜籍作家亦多能繼往開來秉承老一輩作家的優秀特點。

西安作家這種務實求變的心態與三秦大地獨特的地理環境、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有著淵源的關系。歷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擁有突出的區位優勢，譜寫出輝煌的歷史篇章，尤其是關中及古都西安(長安)，從西周到唐代演繹出13個朝代，建都時間總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顯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漢文化的顯赫，拓跋鮮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顯赫。伴隨著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顯赫，曾經發生數不勝數的動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奮斗不息。顯然，上個世紀末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既是源于對古老的傳統文化精神的積極繼承，又是對上個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民族渴求獨立、發展的社會思潮遙遠的歷史回應。縱觀整個20世紀，務實求變思潮貫穿世紀始末，不斷升華、提煉凝聚為時代精神。而這種精神的鑄就經受著傳統向現代艱難曲折的蛻變過程，這樣的精神無疑深深 影響 著陜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應的精神漫游軌跡。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議論孫少平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遠是這樣一種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過多的報酬和寵愛，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對現實。這也許是所有 農村 走出來的知識階層所共有的一種心態。”

務實求變的心態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獨特的歷史地緣文化因素制約外，社會政治權力話語的介入也為務實求變心態的形成提供了契機。恰是新時期以來的政治進步，才使文學在經受多年的壓抑和束縛后，逐步恢復敏感的功能，摒棄“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虛假模式，書寫出一大批真實的現實主義優秀作品。當然，陜西(西安)作家對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過售票員韓玉楠熱心于背誦逐個車站站名、路程及票額的故事，熱情謳歌普通勞動者為社會主義事業熱心服務的美好心靈。80年代賈平凹的《滿月兒》以傳神筆法勾畫出兩個農村姑娘月兒和滿兒的甜美動人的形象。這一時期作家以單純明亮的心態，沿著柳青、趙樹理開創的現實主義道路歌頌時代的偉大變遷。

路遙《人生》中的農村青年高加林處在城鄉交叉的文化匯合點上，一心想出人頭地，改變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窮困命運，這種姿態與行為反映了變革時代人們普遍存在的求新求變異的文化心態。值得注意的是路遙對高加林的態度是混雜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執著的奮斗精神，理智上卻譴責高加林拋棄農村姑娘劉巧珍的不道德行為，情感與理智處于極度的分裂狀態。其實，路遙整體思維價值體系依然堅守于傳統的倫理觀念，筆下人物一旦觸及復雜的新 問題 時，路遙經常依照固有的傳統價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變行為，這種簡單道德價值觀念評判固然能滿足普通讀者的審美需求，而沉潛在問題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們還是能夠從這首青春頌歌中，間或隱約地聽見一種與嘹亮的旋律不相諧調的、異樣的聲音。隨著80年代中后期社會改革浪潮對思想文化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全面沖擊，這種變調更加凸顯。很顯然，悄然滋生于務實求變的文化心態層面的迷茫紛亂的矛盾情緒使得這一時期青春頌歌不再那么單純透亮。當然，這種矛盾情緒摻雜著幾許迷茫、幾許猶疑、幾許困惑，卻又不舍不棄奮發進取、務實求變的厚重品質。這發生在務實求變的心態文化層面的紛亂情緒，與務實求變的文化心態割不斷、理還亂，它既是對務實求變心態的不斷延續，又是對傳統價值觀單純性的決然背離。

1987年賈平凹《浮躁》對這類情緒給予細膩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筆下時代浮躁情緒的載體，賈平凹一方面對改革者金狗沖出州河奮進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時敏銳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淺薄、狹隘、愚昧、刁鉆等不良習性，深刻地指出封閉保守的農耕文明是滋生小農經濟不良陋習的土壤。在社會體系新舊更替之際，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動不安的情緒亦是作家文化心態的投影，作家沉思著、渴望著從浮躁中平靜下來。寫完《浮躁》后的賈平凹大病一場：“我希望世界在熱鬧，在浮躁，在急躁地變幻時髦，而我希望給我一間獨自喘息的孤亭。”

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文學逐漸過渡進入第二個時期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多元時期，作家文化心態日趨呈現斑駁復雜的狀態，既有廢都廢土的文化心態，又有緬懷、眷戀、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態，頹廢無奈與懷舊復興、消極解構與積極建構等矛盾心態交錯疊加，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90年代賈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筆者對《廢都》、《白夜》和《土門》三部長篇的命名)堪稱是“廢都文學”的代表之作。’《廢都》(有人認為1993年是《廢都》年)概括出彌漫于世紀末華麗而頹廢的情緒，西京著名作家莊之蝶“活得潑煩”，面對飛速變化的社會無所適從，掙扎、游戲于事業、政治、商業、家庭等多座“廢都”城池。當一座座“廢都”淪陷后，性就成了他執著掙扎的最后一個領域，與唐婉兒的交往使得莊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跡般的恢復，他把這當作療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與諸多女性的性游戲中展開其生命啟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對莊之蝶“毀滅我們”、“毀滅了你”的一番質問，徹底打破莊之蝶拯救精神的美夢。莊之蝶再次沉淪了，轟然倒在廢都車站。這些頹廢的人和事與頹敗的城墻、失修的古廟、哀哀的塤音、拾破爛老頭的歌謠交匯組合，呈現出具有極大象征意味的頹廢意象。自然，這是遠遠勝于“僵死樂觀”的“活人的頹唐”。

第四篇：胡錦濤改革開放成就和原因

胡錦濤：改革開放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１５日電

胡錦濤同志在談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時指出，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胡錦濤說，我們即將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一九七八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胡錦濤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胡錦濤強調，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面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吹響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創立鄧小平理論，指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上闊步前進。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承、發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歷史關頭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國內外政治**、經濟風險等嚴峻考驗面前，依靠黨和人民，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開創全面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

胡錦濤說，十六大以來，我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發揚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精神，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著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胡錦濤指出，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胡錦濤說，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取得了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胡錦濤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第五篇：中國古代水利成就和歷史意義

中國古代水利成就和歷史意義

摘 要：自古以來，農業的命脈是水利，農田水利設施作為農業基礎設施之一，其對種植業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興修水利是農田基本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關鍵詞：古代水利；建設古代水利建設的基本情況

我國自古以來就很重視水利問題，而且深知水利對農業的重要。我國從大禹治水開始，幾千年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莫不把興修水利作為一件興國興民的大事來抓，水利興則國興，發展農田灌溉排水事業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據史書記載，從進入農業社會開始，我國就有了農田灌溉事業。搞好農田水利建設，是擺脫農業靠天吃飯的必然選擇。“治國先治水，治水即治國，是鯀所以亡，禹所以興也”。管子說：“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也就是說，要在中央政府內設置專管水利的官員，令熟悉治水業務的人來擔當，并且要配備一些技術人員具體組織和指導施工等等。防治水害，興修水利，由于農業是最主要的經濟部門，發展水利成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古代水利建設的重要成就

秦漢以來，我國的灌溉事業在其規模和技術水平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發展。其中一些已經經歷了2 000多年的運用考驗，至今仍發揮著顯著的作用。

2.1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縣附近的岷江上。這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李冰任蜀郡守后，領導群眾修筑的。將離堆鑿開，使岷江變為兩股，以分水勢，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可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其規模之宏大，治水方法之科學，技術成就之高超，在當時水利技術史上是罕見的。經歷代整治維修和解放后大規模改建，至今仍灌溉著數百萬畝糧田。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發揮效益時間最長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成為富有的糧倉，享有“天府”的稱號。

2.2鄭國渠，戰國末年，秦用韓國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以溝通涇、洛二水，即所謂鄭國渠。渠長150多km，灌溉關中平原。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余頃”，變成“收皆畝一鍾”。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當時關中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鄭國在前，白渠起后。舉?a為云，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生動描繪了在鄭國渠等灌溉渠的淤灌下，關中平原農業發達、經濟繁榮的情景。

2.3 芍陂(安豐塘)，春秋時期楚國楚莊王在位年間(，楚國勞動人民在今安徽壽縣南面興建了芍陂。這是個大似湖泊的水塘，塘堤四周設有36道門，72道涵。它接引了六安山區流來的水，形成一座周圍60多km的蓄水庫，可以灌溉萬頃農田。現在它成為淠史杭水利綜合利用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2.4 圩田是太湖以至長江中下游地區農田的主要灌溉排水形式，至唐末已有相當大的規模。據當時人李瀚的記載，蘇州、嘉興屯田最發達。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余里”。北宋范仲淹曾描述當年圩田的規模和技術：“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以上只是較為著名的幾例，其他諸如河南南陽六門堰、湖北宜城白起渠、安徽蕪湖萬春圩、政和圩、新疆等地坎兒井、漢武帝時引洛河水灌溉重泉龍首渠、黃河大堤、江浙海塘等都在我國農田水利史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古代水利建設的主要特點

3．1 注重科學規律

四千年的水利建設中，我國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長時間的先進地位。中國不僅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國的獨具一格的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傳統，也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科學技術體系。“左準繩，右規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大禹治水原始測量技術；魚嘴分水、飛沙堰溢洪、寶瓶口控制引水的都江堰無壩取水樞紐；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政府大力推行放淤，短短幾年間放淤面積達到250km2以上，并有總結性專著出現，此后放淤和淤灌在北方各省民間流傳下來。

3．2 尊重自然規律

一是氣候條件。受水資源條件的限制，“北方水土之性迥異南方”。由于政治或經濟的需要，在今河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二是借鑒歷史，作出相應的改進。例如漢晉時期，淮北地區就曾反復出現豐水和枯水的情況，當地水利工程也曾借鑒歷史經驗，相應地采取或注重灌溉，或在發展灌溉時注重排水的工程調整。三是地形條件。對各種地形水源條件下的灌溉排水類型古人有系統歸納，元代著名農學家王禎在其所著《農書》中指出：“地上有可興之雨，其用水有法”，有引江河水的渠道，有蓄水的陂塘。渠道陂塘工程都有閘門、涵洞來調節水量，以利自流灌溉。

3．3 重視制定水利法規

水利建設中，古代也重視制定專門法規。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興建六輔渠，還同時制定了“水令”，是我國第一個灌溉管理制度。唐代《水部式》是現存最早的全國性水利管理法規。北宋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對于興修水利特別重視，熙寧二年(1069年)曾頒布《農田水利約束》，這是中央政府為促進興修農田水利工程而頒布的政策性法令。古代水利建設的歷史意義

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產業，沒有充足的糧食供應，就會造成人心惶惶，引起社會動蕩。2002年下半年的糧價上漲所引起的全國性的物價上漲還令人記憶猶新。農業作為主要靠天吃飯的行業，水利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大澇或大旱都會對農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古代如此，現在也如此。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農民自己，都應認識到農田水利建設的重要性，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其高效產出離不開各方面的協同合作，而水利設施的建設尤其如此。政府在重視修建大型水利設施的同時，要兼顧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要加強對基層政府利用水利資金的監管力度，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國家應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通過提供補助鼓勵農民自力更生興修水利。政府要充分發揮政策激勵的作用，制定關于個體或組織修建小型水利設施的有關優惠政策，鼓勵有修建意愿的單位和個人，并給予一定的補助，本著“誰修誰受益”的原則，大力發展中小型水利設施和節水灌溉工程。宋朝神宗時代的做法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勸農為先。1068年11月，正式頒布《農田利害條約》，??，民修水利，工料自籌，若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給者，許貸常平倉錢物給用。此令一行，四方爭言水利，古陂廢堰，陸續興復。”這充分說明政策在激勵農戶修建水利設施方面的巨大作用。農戶本身要加強對水利設施在種植業發展中所起作用的認識，積極自愿地修建一些小型設施，并引進先進的灌溉技術，提高節水意識。盡管我國是一個水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是水資源分布不均、人均水資源較少、水資源污染嚴重、水利設施老化，已有的水利設施利用效率低下，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因此，進行水利立法是必要的，盡管我國已經頒布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的相關法律，但實施的效果非常有限。鑒于我國人均水資源貧乏的現實，有必要制定節約用水的相關措施，并結合經濟手段控制水的使用量。采取相應措施引導農民使用先進的節水技術，同時配以相應的獎勵手段，調動農民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

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是解決農業靠天吃飯的必然選擇，是穩定糧食生產、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也是搞好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一環。對于中國農業人口大比例的農業大國，搞好水利建設對我國構件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