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學校、教師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學校、教師

發布時間：2012-3-23

來源：中國教師報

作者：李炳亭 康麗 韓世文 郭瑞 馮永亮 梁恕儉

點擊數：694 【字體：大 中 小】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什么樣的學校，什么樣的教師??

教育要回歸常識和原點，新聞也要回到常識和原點。于是，有了我們諸多關于教育常識的系列調查和分析報道，我們試圖以關鍵詞為經，以報道為緯，織起“教育”這張網。

實踐證明，每一個教育人，都必須回到“教育即人學”的本質上，回到新課程改革理念的大背景下，回到基于對生活和生命的尊重上，“從學生出發”，建構起以“新教師、新課堂、新學校、新學生”為框架，以課堂為中心的中國當代“新教育學”。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教育教學的真正變革，才能讓教育煥發新生!

新的語境下，讓我們重新回到原點，解讀——

教師

教師是什么?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蠟燭?春蠶?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者”?

不論從哪種角度看，教師這個職業都不普通。

它的不普通之處在于，它是教育的奠基者，它決定著國家和民族未來。所以，有了這句話，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會有什么樣的學生;甚至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有什么樣的民族。

但如此不普通的教師，卻面臨著形象兩極分化的尷尬：一種是把教師看成高高在上的“靈魂塑造者”，把教師看作“蠟燭”和“春蠶”，在這種悲情的意象里，教師被刻畫成默默耕耘的犧牲者、不求回報的奉獻者，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而另外一種則是對教師的惡意丑化和貶損，似乎教育的一切問題，都出在了教師身上，都該由教師來負責。

更讓人憂慮的是，除了存在著外界對教師角色的不解外，教師自身也缺乏對自我職業的認同感。“外人看來，教師有兩個假期，其實個中甘苦，只有我們自己知道”;“你實行素質教育少留作業，他們怪你耽誤了學生;你補課多留作業，他們說你加重學生負擔。老師真難當”;“教學這么多年了，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都不知忙了些什么”。現在，職業倦怠成為教師群體普遍存在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有個別教師的確存在著某些師德問題。在有些地區的重點學校，一些教師課上有意不講，課下相互“串通”起來，把給學生“補課”、“猜題”當成自己撈取外快、發家致富的手段!當下在某些地區，師德問題已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嚴重制約著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警惕“師德滑坡”問題!

教師到底是一個什么職業?為什么教師這個職業迫切需要明確其角色、良知、責任，明確使命、信念、道德?

有人說“角色即人格”，明確了教師的角色，便能厘清教育教學的諸多“關系”。

如何讓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中找準定位，轉變角色?如何讓教師重拾內心的幸福和愉悅?如何“讓中國教育因你而改變”?

在本報的報道《教師：幸福在哪里》中，我們試圖給出答案。讀《看，老師們的寒假生活》便能體會在今天做教師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工資待遇低、工作負擔重，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教師正在功利社會和應試教育的雙重夾擊下進退兩難。

一位老師說，如果我們把教書僅僅當成謀生的職業和手段，把教育的全部價值都維系于學生的“分數”和“升學”，而全然不顧學生心靈的陶冶和生命的成長，那么教師的教育生活就很容易變得單調而毫無生氣，就會被瑣碎的日復一日的“常規管理”、“知識傳授”所桎梏。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就會降低，就會有厭教、棄教的念頭。尤其是新課程改革的推行，更讓一些教師因窮于“實操”，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對所從事的工作漸漸失去信心和興趣，從而產生職業倦怠。因此，新課改必須更加注重推廣新課堂的“實操經驗”，有些教師曾經這樣建議，既然杜郎口、昌樂二中等一大批課改學校改得好，又有具體實際的操作經驗，為什么不大膽推廣?比如，課堂的基本流程需要什么樣?或者干脆從基于“學”出發，提供幾個“通識”性課堂模式;如何評課，好課有哪些共性，等等。

是到了推進一場徹底變革的時候了!

一方面，要努力促進教師的觀念轉變，重新界定、認識、塑造教師角色;另一方面，教育主管和科研部門，也應該轉變教育培訓的觀念和方式，給予教師切實可行的“技術”操作方式、方法。再也不能重復“舊教育”的老經驗、老套路，因此我們才有了聚焦當代中國“最大”培訓的《國培：改變中國教師》。

其實要解決教師的職業倦怠問題，恐怕最好的方式不是“逼迫”教師如何如何，而是喚醒和找到教師的內在發展需要，把教師這個職業定位在“發展者”上。當然，這個發展，不是以犧牲學生的發展為代價的，而應該是謀求一個“兩全其美”的最佳策略——“發展學生、成就自己”，這樣的教師才代表著教育的全新希望。

教育的希望在“新教師”!

時代呼喚“新教師”!

新教師族群的多少，決定著中國教育未來的希望。

新教師是什么樣的?毋庸置疑，他首先必須是一名受學生歡迎的教師。那么如何做，才能讓學生喜歡?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本報有了《為什么，這樣的教師不受歡迎》和《什么老師，最受學生喜歡》兩篇報道。從“不受歡迎”到“最受喜歡”，我們試圖為“新教師”勾勒圖像。

照本宣科滿堂灌、拖堂搶課搶時間、以分論人??這些都是學生眼中“不受歡迎”的老師。如何才能成為學生歡迎的老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本報發起的調查中，盡管讀者發來的答案不盡相同，但有一些是共通的。諸如：有愛心，體貼學生，會傾聽學生的心聲，會鼓勵贊美學生，不拖堂，不布置過多的作業??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相比于一些傳統教師，一些“另類”教師反而更容易受到學生的歡迎。

為什么會這樣?根本的原因在于，隨著新課程改革的深入推進，教師的角色和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本報《張卓玉：一場哥白尼式的教育革命是否可能》的訪談里，山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卓玉認為，現在的教師，要更多地發揮其組織者、引導者、評價者、合作者的作用。所謂組織者的角色，是強調教師組織課堂教學的能力。所謂引導，旨在強調是引導而非替代，引導學生思考，而非直接告訴結論。看到學生回答錯誤就叫停、就糾正，是對學生思維的一種扼殺。所謂評價，首先是欣賞，然后是點撥。

時代發展至今，我們需要的是從教育教學中發現快樂、感受幸福的“新教師”，我們需要的是常常被學生感動著，被自己激勵著的“新教師”，我們需要的是在傳授學生知識的同時也發展自己、成就自己的“新教師”。

正如美國學者帕克·帕爾默的《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一書中所說的：“真正好的教學不能降低到技術層面，真正好的教學來自于教師的自身認同與自身完整。”

與帕爾默觀點相似的還有成都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陳大偉，他提出，成為學生喜歡的教師、家長喜歡的教師、校長喜歡的教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為自己喜歡和滿意的教師。就此，他給出了3個關鍵詞：“尊重”，“責任”，“愛”。“因為尊重，我們和學生平等;因為尊重，我們接納學生的處境和選擇;因為尊重每一個學生，所以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學生??因為責任，我們自律和敬畏;因為責任，我們擔當和承受;因為責任，我們研究和成長??因為愛，我們傾情和呵護;因為愛，我們關心和鼓勵;因為愛，我們信任和良善??”

教師是什么?只有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自己的價值和內涵，才會為學生的全面發展著想，才會培養出更多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新人，才能減輕自己和學生的負擔，才能建立真正以人為本的新型師生關系，讓自己和學生都得到快樂。所以，真正的好教師一定是作為一個發展者而存在的。作為教師，請千萬不要忘記這8個字：發展學生、成就自己。

教師的作用體現在哪里?他應該是一個點燃者、學習條件的提供者，或者一言以蔽之，教師就是要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興趣是最好的教育》里，武漢市魯巷實驗小學的“興趣教育”，可能會為教師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啟發。

學校

什么是好學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

但曾有這樣一所“老學校”，它的存在似乎能給人一些啟發，即教育家陶行知1939年在重慶近郊創辦的育才學校。

在這所學校里，沒有入學考試，沒有升學考試，也不存在所謂的畢業問題。學校設立音樂、戲劇、繪畫、社會、文學和社會等6個專業。陶行知親自選聘了當時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專家學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詩人艾青、音樂家賀綠汀、歷史學家翦伯贊、戲劇家章泯和美術家陳煙橋、張望，舞蹈家戴愛蓮等。

更重要的是，這所學校既重視普通教育，又注重給學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勵學生創造性地學習，鼓勵師生共同創造健康之堡壘、藝術之環境、生活之園地、學術之氣候和真善美之人格。

在今人看來，育才學校絕對稱得上是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殊的學校，它是根據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創設的。“它(育才學校)不是培養小專家。不是培養他做人上人。不是丟掉普及教育，而來干這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如是說。他的目標很明確，育才學校不是培養“人上人”，而是培養“人中人”，孩子們都從老百姓中來，還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但我們今天的學校，培養的是“人中人”嗎?與陶行知的辦學理念不同，一些學校走著一條恰恰相反的道路。

“祝賀學校今年中考平均分、優秀率的學生人數在縣里名列第一”，“我校×××榮獲××××競賽一等獎，獲得×××學校保送資格”，“我校今年又有××人考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樣的標語和口號，在每個暑期里都是高高飄揚在學校門口，提醒著路人該所學校的“優異”和“卓越”。

好學校是關注“小專家”、“人上人”的學校?好學校是培養更多優生，生產更多狀元的學校?好學校是硬件最好、設施最完備、師資最強、升學率最高的重點校、實驗校?

是不是時代變了，好學校的標準也變了?我們該用什么樣的標準去衡量和評價一所學校的優劣?由此，我們開始了調查和探究，于是本報有了《好學校是一方池塘》、《發現童年》等報道，我們試圖回到教育原點，用最樸素的語言和案例來回答好學校是什么的問題。

在《好學校是一方池塘》這篇報道里，我們摒棄了以往“現實”的學校評價標準，用美國思想家梭羅在《種子的信仰》的一段話，給了好學校一個答案。

“如果你在地里挖一方池塘，很快就會有水鳥、兩棲動物及各種魚類，還有常見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開始往里面填東西。盡管你也許沒有看見種子是如何、何時落到那里的，自然看著它呢??這樣種子開始到來了。”

在這里，池塘是作為好學校的隱喻而出現的，學生可以是“水鳥”，可以是“兩棲動物”，也可以是“植物”，不需要你看見種子是如何、何時落地的，種子開始到來了。這就是“自然”的力量。

不獨梭羅這樣認為，陶行知在《育才學校創辦旨趣》一文里也有類似的觀點，“(我)創辦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養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夠發展，就必須給予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和養料，并掃除害蟲。”

無論是池塘里的水生植物，還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好學校”的價值，其實就體現在為學生創造一個好的生態環境，給他們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養料??讓他們快樂幸福地成長。

是的，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所說“教育即自然生長”，這才是學校存在的本義，這才是學校存在的價值，這才是學校存在的目的。好學校不應該是培養考試機器和聽話的奴仆的地方，而應該是培養身心健康的人和現代公民的地方;學校不應該是“文明的監獄”，而應該是學習的樂園、創造的天堂。而很多人理想中的巴學園，從本質上說，又何嘗不是一所崇尚自然教育、順應孩子們自由天性的好學校呢?因此，本報建議學校應該回到辦學的“最初”，從原點上思考，才有了這樣的一篇報道——《教育：從身體出發》。

現實里，有多少學校符合這樣的標準?

在本報《武鋼三中：為未來而教》的報道里，湖北武鋼三中校長周新華認為，“當前學校功能的發揮發生了極大的偏差”，“被過分強調的學校選拔功能使得學校在促進個人發展方面的功能難以發揮，在殘酷競爭的環境下，學生的人格遭到扭曲，極大地損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發展”。而武鋼三中立足“為未來而教”，首先就要讓學生明白，是為未來而學，為自己的未來，為祖國的未來。高尚的道德情操，強大的精神力量，能決定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走向。

學校要不要去承載一些“宏大”的使命，又如何去接續偉大光榮的“傳統”?

在《紅色學校尋訪》的報道中，大多數有著紅色“血液”的師生們認為，教育需要重鑄信仰、重鑄靈魂!

“教育能造文化，則能造人;能造人，則能造國。”這是陶行知的名言，在本報《學校的產品是什么》的報道里，山西省臨汾市新立中學校長李延杰狠抓課堂，他說學校的產品是課堂，對課堂負責才是對學生負責，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學校辦成一所讓師生向往的地方。李延杰的名言是“課改很難，但改起來就不難”。辦學，其實考驗的是校長的行動力!

“一個讓學生和老師都活得很累的學校，絕不是一個好學校，一個讓學生和老師都覺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機的學校，也一定不是一所好學校。”在本報《雅行教育的六大追問》里，武漢市洪山區廣埠屯小學校長王淑芳如是說。在她看來，一所真正的好學校，應讓多數學生學得自主，學得愉快，學有收獲，不斷有體驗成功的機會。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教育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學生和老師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尊嚴的人，然后才是學生和老師，他只有作為一個正常的人，才能正常地學習或施教，才能做出其他的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我們非正常的教育中，真正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十分少見，大多數人只是智力的某個狹窄方面——機械記憶和邏輯運算能力獲得了畸形發展，變得越來越像機器，越來越沒有人性。

正如我們在報道中所說的，做正確的事情比正確地做事更重要。方向錯了，只能離目標越來越遠。

欣喜的是，還是有一些學校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本報《發現童年》的報道里，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西下池小學的生態教育記錄，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教育景象：

西下池小學有19個文化景觀。在這個只有七八畝大的袖珍學校里，有秋千、沙池，有“數陣”、“地棋”，有“和平鴿苑”、“吉祥兔屋”，有松樹、柿樹、櫻桃樹、梨樹等28種樹木、11種農作物，以及學生親手為鳥兒搭建的“鳥巢”，可謂“一步一景，處處皆文化”。

西下池小學甚至專門辟出一塊狹長的空地，每個季節都會種上不同的農作物，有麥子、谷子、玉米、花生、芝麻等。這些植物組成的生態園是孩子們的“露天教室”，他們每天都會去看望、觀察和陪伴著這些不說話的生命，并精心照料它們。

這是一所追求孩子“自然生長”的學校，一所充滿“愛與自由”的學校，一所充滿詩意的“故事校園”。在這里，尊重與平等、規則與界限、傾聽與接納、自然與人文，實現了期待中的平衡。

這樣的校園，才是學生最留戀的地方;這樣的校園文化，才會滋潤孩子的心靈。在西下池小學，“處處景點會說話，面面墻壁都育人”的觀點深入人心，成為共識。相比之下，其他學校千篇一律的“團結進取，嚴肅活潑”的校訓、班訓，千校一面的名人畫像、名人警句、標語口號，怎么會讓學校“生動”起來，怎么會讓學生喜歡起來?

學校必須為兒童的成長“創設”和“提供”條件。而學校文化就提供了這種可能性，為種子的發芽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條件。文化，為學校立魂，你的學校，有“魂”嗎?

課堂

今天，你會上課嗎?

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教師，肯定會遭遇“不解”乃至“嗤笑”。作為一位教師，最主要的職責就是上好課，這個問題是問題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新課程改革深入實施的今天，上課越來越考驗著每一位教師的“功力”。

在《中國教師報》的讀者論壇上，教了10多年書的馬老師大倒苦水：“我無論怎樣用功備課，怎樣精講細講，怎樣熱心輔導，總有部分學生不買賬。那些厭學者，要么在課上看課外書，玩游戲;要么心不在焉，無精打采;要么懶洋洋地敷衍塞責。任憑老師講得天花亂墜，學生就是無動于衷。我的課堂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這就是傳統課堂的問題，在本報《什么是真正的高效課堂》一文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吳剛平認為，高效課堂是相對于“低效”、“無效”以及“負效”的課堂教學而言的。高效課堂的“高效”體現三個指向，即“效果”、“效率”和“效益”的結合。“效果”指教學結果和預期教學目標的吻合度，反映課堂的“扎實”，不能偏離或有悖于教學目標;“效率”指取得的效果與投入時間、資源的關系，追求投入的消耗最低化和取得效果最優化，反映課堂的“充實”;“效益”是教學過程及結果的整體收益，反映課堂的“價值實現”，從整體上能實現學生的發展價值。高效課堂的產生是這三方面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高效課堂正是在對傳統課堂弊病的批判與矯正的基礎上誕生的。事實上，不解決課堂效益的問題，正如本報調查發現，只能導致學生的學業負擔越來越重，《作業還是“作孽”》就是一篇聲討傳統課堂的檄文!可誰都知道，傳統課堂有問題，非改不可。可如何改?或者說課改到底是在改什么?本報再一次帶著問題走進杜郎口、聚焦杜郎口，《杜郎口，到底在改什么》，明確向讀者們解答了這個一直困惑很多人的問題。作為高效課堂的策源地，杜郎口給了我們不一樣的課堂。其實，除了杜郎口，河北省興隆縣六道河中學——一所總理聽過課的普通農村學校，也有《不一樣的課堂》，“六道河”和“杜郎口”均屬于相對偏僻的農村學校，他們共同的經驗是首先把學生當成“人”，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習成為學生自己的事情;把“教室”變“學室”，把“教材”變“學材”，把“教案”變“學案”，把“教學目標”變“學習目標”，把“講堂”變“學堂”，他們最大限度地把課堂還給學生，通過對話、合作、展示，讓學生真正得到了解放，收獲了成長。

“高效課堂關注的是學生在課堂上學到了什么，而不是教師教了什么和教了多少。所以衡量課堂高效的唯一標準就是學生獲得的具體進步和發展。”吳剛平這樣強調。

傳統課堂基本是“教中心”，屬于教師課堂;新課堂是“學中心”，屬于學生課堂。傳統課堂是圍繞“教”建構的體系，新課堂是圍繞“學”建構的體系!而從教到學的轉變，不亞于一次大地震。

過去，不少教師盡管也一直強調教師主導、學生主體，強調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但是在內心里，或者在課堂行為表現上，總是或有或無、若隱若現地表現出“越位”。課堂上補充補充，總結總結;課下，給不會的孩子“開小灶”;課間，再給大家補補課，出個問題考考大家??與“越位”孿生的總是“缺位”，在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調動學習積極性、開發學生學習能力等教育教學的關鍵環節，教師真正有效的引導還遠遠不夠。

“你的課堂‘還權’了嗎”，這是本報現代課堂周刊策劃的一期選題。針對很多一線教師仍然對如何落實學生主體感到茫然的問題，山東省昌樂二中校長趙豐平給出了非常簡單的4個字：開放課堂。“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整個地球。我要說，給90后的孩子一個支點，他能把整個宇宙掀翻。90后孩子開放、自信、大膽，他們身上的這些普遍特質，是課堂主體落實最好的軟資源。讓學生學習自主，同時還要管理自主。把研究權和評價權都交給學生，讓學生成為教育創新的主體，促進學生自我設計、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讓學生快樂成長，全面協調發展。”

本報在《李鎮西“突破”》的報道中，引用了特級教師李鎮西的兩節“研究課”，解讀了用不同教學方式上課，達到不一樣的學習效果的案例。

這兩節課，一節是“不講的課”，一節是“講的課”;一節是“自主課”，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圍繞著導學案自主學習，一節是學生預習，朗讀，教師逐字逐句講解翻譯。為了“檢驗”，次日的早讀，李鎮西突然襲擊，組織前一天上過課的兩班學生同時考試。結果，“不講”的那個班，學生平均分86.24分，而“講”的那個班，學生平均分是71.9分。

從對比中不難看出，“講”的效益抵不上“不講”。這樣的一次測試結果證明，教師講得再生動傳神，都無法取代學生的自主學習。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劉良華說，“如果說有效地解決知識困惑是一堂好課的標志，那么，教師引領學生自主學習，就是一堂好課的最高境界或終極使命。幫助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但真正的幫助是讓學生‘擺脫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依附’。”

一堂好課的話題雖然復雜，但還是可以從“復雜”中找出一些“簡單”的要素，比如好課是學生自學的課;好課是動靜結合的課;好課是注重展示的課;好課是師生相長的課;好課是注重情感的課。

幾乎教育領域所有的改革，最終都要回到課堂上。不得不提的是，隨著新課改的深入，杜郎口中學的成功引發了空前的課改“模式熱”，越來越多的課堂模式應運而生。綜觀這些課堂模式，不難看出，課堂流程各有不同，思維主線卻驚人—致：動態學習——情境交流——自由表達——智慧引領。課堂追求也殊途同歸：先學后教，以學定教。

但與此同時，也有人對課堂模式提出了質疑，在本報的《中國課改模式“樣本”調查》一文中，一些人對模式最大的質疑莫過于，模式會限制個性，阻礙藝術，妨礙創造。

那么，課堂到底需不需要模式呢?模式能解決課堂業已存在許久的癥結嗎?

對此，福建師范大學教授余文森認為，教學有效性是追求的目標，模式是一種必要的措施。采取哪種模式是要服從和服務于教學有效性的，模式也是可變的，有效性才是我們的追求。

事實上，對于目前中國的教師來說，如果不遵循規律，隨心所欲地去展示自己所謂的“教學藝術”，那么這種教學對學生來說就不是藝術，而是一場災難。我們最缺的不是教學的藝術性，而是教學的科學性。而模式就承載著這樣的科學性。

當然，模式與模式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模式只是一個框架，不應該規定所有的教學過程和教學細節，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教師應該有不同的風格。否則就是模式化。

所以，今天我們尤其要警惕模式化。當我們在倡導模式、強調方法與途徑的時候，請不要忽略了模式背后承載的理念與文化。當我們在強調“少講甚至不講”的時候，請注意少講定位于精講，定位于點撥與引領。當我們在強調改革的時候，要警惕課堂教學改革一味“創新求異”的模式化，而是要回到“先學后教、少教多學、以學定教”的原點，捍衛常識??

第二篇：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

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

——《學生第一》讀后感

看了李希貴校長的《學生第一》，掩卷之余，我在想，我們現在到底需要怎樣的教育？無容置疑，北京十一中之所以成為人人羨慕向往的學校，除了它優越的條件，還在于它的教育是開放的，是面向未來的。因材施教，著眼于學生能力的培養，而非知識的儲蓄。

當前人們對教育的企盼無非有兩種，一是在高考中金榜題名，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二是在大學畢業后，能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崗位，實現創業夢想。前者依靠知識的積淀，著眼于一時的榮耀；后者借助能力，著眼于長久的培養。

從一年一度聲勢浩大的高考來看，社會民眾對教育的重視在不斷加強，對學校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高考一結束，他們首先談論的是哪一所學校的升學率更高，師資力量更強，考慮著下一步該把孩子送到哪一所學校，卻不去考察一下哪一所大學更能把他們的孩子培養成適應社會的優秀人才。等到大學畢業，孩子的工作就成了他們最頭疼的事情。文憑很高，因能力缺失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句話我們說了多少遍，而在現實的教育中，我們卻好少去身體力行。我們的教育多數是為了迎合家長們的心愿，寧愿背負著高分低能的壓力，也要努力實現“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諾言，否則家長就不買賬。從我們教育者的角度來看，家長們渴望高分的愿望就很合理嗎？我們的教育是否就要被家長牽

著鼻子走路？我們為了學校的生源和聲望順應了家長的心愿，家長買了學校的帳，可是未來的社會會買學生的帳嗎？又有誰去為學生的未來負責？

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讓學生掌握最基本的學科知識沒有錯，學生必須接受基礎學科的知識學習。可是，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學生的愛好、智慧、能力千差萬別，適合接受知識的好學生在學習中獲得的是快樂，不適合知識學習的學生就頭疼萬分。于是我們就有了所謂的差生，于是就有了問題學生的出現。如果我們的教育能根據學生的特點、興趣因材施教，給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發展的平臺，而不是一味地讓他們成為“書囊”，廣大師生將會在教學中獲得更多的解放和快樂。

知識和能力，猶如東風和西風，我們要的不是誰壓倒誰，而是它們的齊頭并進，最終形成一股和諧的春風，孕育萬千桃李。而哪一所學校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學校教育將迎來萬紫千紅的春天。

我堅信我們的外國語學校會成為這樣一座人人向往的百花園。

第三篇：教師需要教育機智

教師需要教育機智

教育學生需要教育機智。教育機智就是教師在課堂上對突發情況迅速而正確地做出判斷，隨機應變地采取及時、恰當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機智是教師良好的綜合素質和修養的外在表現，是教師嫻熟運用綜合教育手段的能力。教師在上課之前都會進行備課，備教材、備學生、備教法、備學法，包括課堂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都應該考慮到。但無論教師備課多么詳細，也難以避免課堂上出現一些突發事件，如果處理得當，或許可以將偶發事件轉化為教育契機，但若處理不當，則不光影響教學進度，還有可能激化師生矛盾，將學生推向對立面。所以，處理突發事件，一定要沉著冷靜，采取恰當的方式，及時地將問題解決在課堂上。

課堂上有時會遇到學生惡作劇，比如起哄，捉弄某個同學，甚至是捉弄老師等等。這時候是最考驗教師處理偶發事件能力的了。遇到這類事情，一定要沉著冷靜，不急不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先把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和最短時間內。充分認識和挖掘其中包含的積極因素，善于引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阻力為動力，把偶發事件變成磨練學生品質，激發學生情趣，教育大多數學生的一次機會。有一次，我安排學生做課堂練習，然后在教室里來回巡視檢查學生完成情況。突然身后傳來竊竊私語的聲音，我轉身一看，后面有幾個男生在捂著嘴笑，見我轉身就不

敢笑了。我正納悶，旁邊一個女生告訴我，剛才有人甩鋼筆，把鋼筆水甩到我褲子上了。我扭過頭看，真的，淺色的褲子上不知什么時候多了一溜黑點。當時的心情真是，只能用憤怒來形容，只想著是誰干的，把他揪出來，好好的修理一頓。我轉頭盯著剛才那幾個男生，他們全都頭低低的，不敢看我。于是我快步走上講臺，準備給全班上一堂“政治教育課”。可就在我轉身面對大家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也許這只是一次無心之過，再說我也不知道是誰干的，批評誰？我站在講臺上不說話，慢慢調整自己的情緒，這時同學們都靜靜地看著我，心想“暴風雨”就要來臨了。過了一會兒，我才開口：“剛才有人在我的褲子上‘畫’了一副‘墨畫’，可能是覺得我的褲子太單調了吧。可是，他畫的不好看，我不喜歡。現在我要洗掉它，誰來幫我想想辦法？”同學們還沒回過神來，都瞪大眼睛看著我。于是我轉身讓大家看我褲子上的污跡，接著說：“這是鋼筆水弄上的。大家根據鋼筆水的成分，幫我想一想，用什么東西可以洗掉它。”同學們確認我并沒有發火之后，紛紛議論開了，有的說用洗潔精，有的說用酒精，還有的說用酸，用鹽，用米湯，等等，還有同學說要用飯粒，這是她看書了解到的方法。我表揚了她關心生活常識的做法，并鼓勵同學們回去做試驗驗證一下哪種方法最好。就這樣，“暴風雨”消散了。但從那以后，我發現更多同學開始關心化學生活常識了，也常有學生問我這樣那樣的生活常識問題。我想，那次沒有發火是對的。

教師在教學中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突發事件，這時我們還可以采用冷處理法，以靜制動法，幽默帶過法，等等。對有些事件的出現已經激起學生的好奇心，完全吸引了學生的注意力，教師想讓學生重新注意原定的教學內容十分困難。這時可以發掘事件中的積極因素，因勢利導開展教育或教學活動，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篇：我們需要怎樣的親子教育

我們需要怎樣的親子教育？－羅博學

索引：他的手掌重重地落在年僅四歲的女兒臉上，小孩便一直哭鬧。為了什么原因？聚餐中，孩子渴望多喝一點飲料，在座的都是長輩，氣氛當然喧嚷。爸爸忍無可忍，做出了這樣的舉動。以至于過后的責備，充斥著整個過程。

我知道這又是一次嚴重的家庭災難。將此看作一種災難，其實沒有一點夸大其詞。雖然他的意思是：為了管教孩子，同時為了挽回在人前的尊嚴，但是給她的心靈 一定會留下嚴重的創傷，她無法用恰當的語言表達，只能在哭鬧中，顯示出心靈受傷的委屈。很長時間過去，她的小臉還是一片紅暈，讓人好生心疼。

我認為不應采取此類方式管教孩子有很多理由：

第一：這是早熟的一代。她們心靈的早熟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孩子在未成年時經歷的一切，都會對她們的成長產生影響。無論她們遭遇的是來自家庭，還是來自 于學校。也許幼稚園老師一句鼓勵的話，會成為孩子一生努力的標竿；來自家長一句失去理智的責備，會嚴重挫傷孩子的自信心，導致自卑與自閉心理。

第二：對待一個年僅四歲的女孩，采取這樣暴力的做法顯然不妥，無論家長是站在什么立場上。她們是天真無邪不諳世事的，在餐桌或其它場所，任何人都不會刻 意指責孩子任性的舉動。當然，管教是另當別論。合理的教育既非溺愛，也非暴力教育，而是充滿智慧之愛的教育。有很多理由告訴我們，他的舉動過于魯莽失去理性了。當小孩開始感受到父愛的逐漸缺失，最危險的后果也許已經醞釀。爸爸意識到這一點，他并不是在體罰孩子，也并非實施家庭暴力，只是在忍無可忍的關頭對孩子進行一次“巴掌教育”，他意識到自己的沖動，又微笑著送給孩子許多糖果。她忘卻了疼痛，逐漸歡樂起來。

很多孩子在成年之后，往往會出現許多心理問題，心理問題的“變質”引發出偏激而危險的行為導向，如清華學子劉海洋潑熊事件，馬加爵殺人事件等等。追根究 底，這些問題其實早在他們童年，乃至于青少年時期就被深深埋藏下來。目今出現太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例，與他們在青少年時期沒有得到正確而智慧的教育，有不可 分的聯系。每當我看到那些在鐵窗內的年輕生命，便想到了許多。

我發現為什么在中國，家長和孩子之間難以達成共識：我們幾乎不可能有成為朋友的可能。中國式的教育中，孩子眼中的父母是獨裁式的家長，他們沒有溫暖的情 懷，沒有慈善的理念，也沒有非常人性化的教育。他們所期望的子女是言聽計從，他們往往認為自己代表獨一的真理，人世間的所有真理都被大人掌握，以至于父母 自身便是上帝，孩子只能無條件地聽從他們，從此失去了自主意識，不具備思想自由的權利，失去了屬于自己的私密空間。當某異性朋友中學時與男友離家，數月未 歸，其父母頗帶有“獨裁式管制教育”的色彩，其家庭教育的失敗影射出中國式親子教育不被真理引導而產生的一系列根源性問題。對于中國式缺乏真理的親子教 育，巴金在《家》里完成了一次宏觀的集體性反思。覺慧、覺民、覺新都取“覺悟、自省”之義，他們渴望個體的自由與新世界、新理想，而作為家族真理代表的高 老爺在氏族社會中擁有愚昧而強大的主導力量，由此導致家庭的沖突，以及社會的沖突，最終釀造時代悲劇。家庭是培育孩子健全人格與完整思想體系的第一學府及 第一社會，倘若一個家庭中沒有真理、自由、平等、博愛，對孩子造成的負面影響、帶來的心靈創傷則十分巨大。

對比西方民主社會的親子教育，以圣經為終極真理的思想觀念深深維系著父母與子女之間平等、互敬、互諒、互愛的親情紐帶，“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 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新 約圣經·以弗所書）。圣經作為千千萬萬個西方民主家庭的必備經典，是一個家庭和諧、美滿、喜樂、自由的根基，他們共同站立在上帝的真理面前，除此之外，沒 有絕對完美的個體，“圣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新約圣經·提 摩太后書）。耶穌史無前例的宣稱祂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穌宏觀的生命形態已然囊括了真理的各樣范疇；在耶穌的國度，為人之父學會諒解、自省、付出、與寬 恕；為人之子也必然懂得諒解、自省、付出、與寬恕。如此，便成功塑造一種健全而美滿的親子教育，上帝的真理維系著彼此之間的情感交融。

《活在美國》的作者，作家兼傳道人的范學德老師數月前電話中與我聊到他與孩子之間如伙伴、如兄弟的情感交流，我是由衷的羨慕和祝福。

祈禱耶穌的真理與生命，在目今所及的當下，在并不遙遠的未來，走向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每一個家庭，都將綻開一朵自由、光明、且滿含笑意的花蕾。

《在上帝的愛中肯定自己》

夢凡今年讀初二，臨近開學，容易陷入焦慮和緊張狀態，甚至意欲輟學。我一直關注未成年孩子的心理成長。孩子在未成年時期的心理發育，對其今后的人生有至 關重要的影響。與夢凡交流，能夠感受到她的自卑感，她的自卑直接來源于“分數未上線”、在學校不被認可的片面誤導。我相信在中國目前并不完善的應試教育的 體制下，很多學生都會被動式陷入類似的心理困境。

應試教育根植于功利心態：考試和分數成為衡量一個學生潛在價值的唯一標準，由此導致成人世界片面而扭曲的價值觀：金錢是衡量一個人潛在價值的唯一標準，因而使社會脫序，商業貿易等各領域都缺乏最基本的誠信，以致悲劇泛濫。應試教育完全以分數論成敗，以考試斷英雄，素質教育的本質仍然屬于應試教育。人們將 “素質”片面理解為“考試素質”，卻忽略了其余層面更重要的基本素質，如：心理素質、道德素質、思想素質、以及人格素質。忽略這些，便釀造了馬加爵、劉海 洋的悲劇事件，也出現了中國政法學子的弒師案。中高考因一分之差，斷送了無數學子的人生理想，令多少貧寒的家庭陷入困境。至于孩子作為一個鮮活生命所急需 的人格培養、以及自身的人性閃光點，卻被嚴重忽略。比如夢凡，她的特立獨行的思維方式、對弱勢群體的深切憐憫，與同齡女生相比，表現出相當的成熟，讀初

一 時，被選為班長，其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得到肯定，初二時因為成績功課的“暫時性漏洞”，讓她產生心理自卑感，其親情關系、師生關系、心理健康，或多或少受 到影響。

凡是心理自卑的人，心靈處于非自由狀態，被外界事物奴役，因此無法發現自己、認識自己、肯定自己，并最終超越自己。對于夢凡，急需的并非采取惡補以提高 她的學習成績，而是幫助她發現自我、肯定自我，并建立信心，應該嘗試以基督信仰的普世倫理讓她從

“醬缸文化”中得到解放，開拓屬于自己的新天地。

劉墉在《肯定自己》的教育讀本中寫道：“每個人應當從小就看重自己，在別人肯定你之前，你先得肯定自己。”類似的自我肯定在無神論的教育環境中，往往導致盲目的心理自大，因為在肯定之前，缺乏自我認知。為了紓解夢凡的心理陰影，我與她分享了上帝與人的關系。

第一：任何生命，都不是一個偶然的存在。你的生命源自上帝，你無須再因“進化論”的誘導而逐漸對生活失去信心，對生命失去熱愛。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 光線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個世界。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你的生命本身是上帝愛的一部分，你不是為了考試而存在，也不是為了其它事物而存在，你是因為上帝而 存在，你的生命因愛而有，你是為愛存在。你的生命本身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不被任何事物局限或貶低。《獨立宣言》最新譯文中，人并非“生而平等”，任何生 命降臨，勢必因為家庭環境、經濟條件、外貌長相的不同而本質不可能平等，但因為“受造而平等”，上帝賦予一切生命以追求幸福、自由、光明的權利，上帝以超 越人類之愛的愛，愛著每一個人。也許你并不美麗、聰明、和富有、或生理有一點點的殘缺，但都無法阻礙上帝對你的愛：“上帝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你從 遠處知道我的意念。（詩139）”上帝對你的愛包括你的不可愛，你的失敗、軟弱、痛苦、和憂愁，他仍然無條件的愛著你。因為上帝是愛，你是他眼里杰出的創 造，他創造你的那一刻，運用了最卓越的智慧和心血。你必須明確一項重大事實：在你沒有肯定自己之前，或者，當人們否定你的時候，上帝已經肯定并完全接納了 你。你的存在本身即是宇宙間恢宏而壯烈的神跡。

第二：你必須在地球上給自己一個定位。你雖不完美，然而上帝賦予每一個生命不同的潛力與恩賜，你無須因為成績的滑落而自卑。功課方面，尋求上帝賜你智 慧，盡你所能，但盡量保持快樂、友愛、完整的心靈。當你具備完整的心靈，你會在上帝的帶領中發現自我，與室友和睦相處，日漸學習處世為人的基本智慧，這是 你日后的最大保障。永遠記住：即使遭人唾棄的乞兒，上帝同樣賦予他們尊嚴。任何人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使命。上帝更看重一個人的“內在成就”：諸如苦難中感 恩，孤獨中自省，和絕望中守望。他希望你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站立在心靈的地平線上，前方將是榮耀的曙光。

第三：希望你在《阿甘正傳》與《給我三天光明》中獲得啟迪。你會看見：上帝如何在一個殘缺的生命身上，彰顯他毫無保留的愛與智慧。除此之外，你仍然需要 感恩。你的物質生活已相當富足，獲得喜悅和信心的最佳方式，是將所擁有的十分之一奉獻給一位乞兒，并為他的生命祈禱

第五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模式

據解放日報：人們的許多行動反映了非常明顯的具有社會成分的價值觀，而教育在喚起人們的理性思考和正義的思想，從而加速社會具有社會成分的價值觀的行程中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在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張揚個人自由，而且更加需要通過發展教育來加速正確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教育模式？要回答這個問題，大致涉及到以下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關于教育的功能；第二，關于教育的分工；第三，關于教育的投入或經費的來源。關于教育的功能總結一下古今中外的教育實踐，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大致具有以下這些功能：第一，幫助社會形成一種正確的價值觀；第二，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第三，增加全社會的人力資本。自由主義者大都認為人類是堅定的自利者，人們永遠會以一種自我中心的方式來行使他們所擁有的每一種權利和自由，以至于對于理性社會進步和公共行動的預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的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自利當然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動機，沒有它，我們許多的社會經濟活動就會失去動力。但是，我們同時必須看到，人們的許多行動反映了非常明顯的具有社會成分的價值觀，而教育在喚起人們的理性思考和正義的思想，從而加速社會具有社會成分的價值觀的行程中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在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張揚個人自由，而且更加需要通過發展教育來加速正確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教育的第二個非常基本的功能就是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人們經常把貧困與低收入聯系在一起，這當然沒有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只是貧困的表現，并不是貧困的原因，貧困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人們可行能力過于低下，而造成人們可行能力過于低下的原因則主要是由以下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是受教育水平過低；二是健康不良；三是由于受到過多的管制而導致行動不自由。由此可見，反貧困的成功措施不可能是收入再分配或者如同目前中國大量采取的扶貧政策，反貧困的正確策略首先應當是通過發展教育來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所以，更好的教育與健康、以及更加自由的進入市場的權利，是解決貧困的基本方法。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將會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供給的數量和質量，而增加社會人力資本的供給數量、提高社會人力資本的質量的功能就只有教育才能承擔。簡單地講，人力資本就是可以在生產中作為“資本”來運用的人類素質，而人力資本的增長通常表現為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效率的提高，這不僅可以增加擁有人力資本的當事人的收入，而且也可以增加整個經濟體的財富。從教育的上述三個最基本的功能來看，教育對社會與經濟的進步和發展是任何其他部門所不能與之相比的。因此，教育絕對是戰略性的部門，而且還屬于制高點部門，因而也就是一個必須由政府大量參與的部門。關于教育的分工由于教育同時承擔著多項功能，因此，它就需要教育系統的內部分工來完成以上這些既有聯系、但是又有區別的功能。一般說來，普通教育是弘揚社會價值觀、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的，而專業技術教育則是提高人們的人力資本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教育分工，與此相反，我們整個教育系統幾乎都走上了應試教育的歧路，結果，教育沒有能夠有效地實現它弘揚社會價值觀、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和增加個人與社會人力資本的功能，反倒成了一種淘汰機制，把那些所謂“沒有能力”（包括金錢能力）的、不是“好學上進”的青少年排除在了接受教育的權利之外。教育的功能正在變異為識別人們的身份而不是教育本身，一部分中小學校老師正在變異為私塾先生而不是崇高的教育者。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應當極其慚愧才對，因為我們今天對教育和對人的能力差別的認識甚至還不如生活在200多年以前的亞當·斯密。斯密對教育和學習的力量具有特別強的信念，在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關于“天生的”與“后天培養的”作用的爭論中，斯密是一個毫不妥協的、甚至是教條主義的“后天培養”論者，他的這種堅強的信念來之于他對人類能力可以改善的堅定信心。斯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別，在現實中比我們所意識到的要小得多。例如，一個哲學家與一個普通的街頭看門人，其間的差別更多來自習性、慣例和教育，而不是天生。當他們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在生命最初的六到八年，他們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們的父母和游戲伙伴都不會意識到有任何顯著的區別。從斯密所竭力主張的“后天培養”論中我們應當得到怎樣的啟示呢？那就是重新確立教育部門改善人的能力的功能，并且通過教育體系內部的合理分工來使教育原本具有的弘揚社會價值觀、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和增加個人與社會人力資本的功能得到張揚。具體地講，就是由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部門為主來承擔弘揚社會價值和提高人們可行能力的功能，而由中等以上的技術教育部門和高等教育部門為主來承擔增加個人與社會的人力資本的功能。關于教育的經費來源

與配置方法由于教育承擔的功能是社會性的，再加上教育所存在的巨大的溢出效應，即教育所產生的收益不僅可以為受教育者所得，而且整個社會也會因為教育的發展而得到好處，這些好處可以包括：更好的公民、更具有創造性和生產效率的勞動者以及更加理性的社會。因此，教育不僅是受教育者個人的事，而且也是整個社會的事。這意味著教育的費用不僅應當由受教育

者個人來承擔，而且也應當同時由政府來承擔。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生產力競爭更是要求政府把教育部門確定為首要的戰略發展部門，通過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提高本國的國際競爭力。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放松政府對教育部門的管制、積極推行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政策，從民間和國際社會獲取更多的教育發展所需的資金。當然，在做這樣的改革時，我們必須制定若干原則，以防止民間和國際資金進入中國的教育部門時，對教育系統的社會功能造成沖擊。首先，不管是民間資金，還是國際資金都不準進入九年制義務教育部門，以防義務教育蛻變為有償教育；第二，進行必要的資質評估，以便讓更多的教育家來發展我們的教育事業，而不是讓投資者進入教育部門來擾亂正常的教育秩序；第三，政府只對辦學方向等重大問題進行干預，而不對學校的管理進行干預。至于教育經費的配置，則可按照以下的原則來操作：政府的財政投入主要用于九年制義務教育，并對重要的國立大學予以必要的支持；鼓勵民間投資和國際資金投向增加人力資本的專業教育部門和高等教育部門；對于受教育者來說，九年制義務教育應當是免費的和無償的，但是受教育者在接受專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時，則應當適當付費，即這后兩種教育應當是有償的。這樣做的好處在于：第一，九年制義務教育可以確保全體國民的可行能力和統一的社會價值觀；第二，有償的專業技術教育、特別是有償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從根本上打破應試教育的瓶頸，讓中國的教育最終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