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結合歷史與現實談談你對中日關系的看法

結合歷史與現實談談你對中日關系的看法

我認為中日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系，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系。因此一定要辯證的看待中日關系。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周恩來總理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系的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艱辛的一頁。兩千年間，日本廣泛地向中國的漢唐王朝學習，中日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然而，日本“明治維新”后，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后的侵華戰爭，日本在中國未愈的傷口上又狠狠的捅了一刀。

中國人民永遠銘記那段屈辱、備受壓迫的歷史，同時也希望日本能夠客觀的正視這段歷史。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在他大肆宣揚日本軍國主義光環的同時重重地給了中國一拳，這是中國人民所不能認可的，導致中日關系進入僵局。日本修改教科書，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日本沒有認真反省歷史上對中國的侵略，甚至否認侵略、美化侵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影響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使中日和平發展的道路變得曲折難走。

日本引發領土與資源爭端：日本采取強硬非法手段，企圖霸占中國領土，如釣魚島問題，干涉中國海洋資源勘探、開發，如東海資源開發問題。一系列的惡行將中日兩國再次推上了對立的巔峰，致使中日之間永遠存在隔閡。如果日本不能以正確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戰爭史，始終不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想“建立起融洽的關系”免談！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處于重要的發展機遇期，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對我有利無害，而與日本的關系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因其是我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技術進口來源國，中國要登上更高的國際地位，就必須在經濟上與日本和平共處、共同合作。與日本發展友好關系，亦有助于我國發展與其他大國的關系，避免了因為與日交惡，而與美歐關系降溫或被動與俄羅斯加強關系，甚至公開走上軍事同盟的道路；對我國與其它國家發展關系亦有幫助。

然而，中國經濟和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同步發展，使雙方原有矛盾更加復雜、尖銳。能源領域，日本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加大了與我國的競爭力度。金融領域，日本煽動美歐對我國施壓，逼迫人民幣升值。東亞經濟合作方面，爭奪地區合作主導權，排擠我國。

綜上，中日關系能否進一步發展，關鍵在于日本是如何對待中國的。

第二篇：結合歷史與現實談談你對黃色新聞的看法重點

19世紀90年代，一個身穿黃色衣服、沒有牙齒、咧嘴傻笑的“黃孩子”突然風靡美國，這個“黃孩子”就是普利策《紐約世界報》連載的連環畫《霍根小巷》中的主人公。沒過多久，赫斯特的《紐約新聞報》便挖走《紐約世界報》連環畫的原班人馬，并且在《紐約新聞報》上同樣刊出了“黃孩子”的漫畫，為此，兩家報紙展開了持久而激烈的競爭，人們便將“黃色”賦予當時多數報紙所具有的煽情意義，此后，黃色新聞便登上了歷史舞臺。經過時代的變遷，黃色新聞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思想潮流，并對媒介生態環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思想潮流的產生，從表面上看是由偶然的新聞事件引起，實質上卻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媒體的自由競爭和壟斷

19世紀70年代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發展到頂峰的時期。資本主義競爭的目的就是賺錢、獲取利益，引申到傳媒領域，表現為媒體為了獲取最大利潤，開始無視公眾利益和社會道德，黃色新聞成為傳媒之間相互競爭所采取的手段之一。黃色新聞的煽情性和刺激性可以吸引受眾的眼球，增加報紙的發行量，這是新聞業默許并擴展其生存空間的潛在動力。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報刊理論也為黃色新聞思潮的擴張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都以法律的形式使報刊的自由主義成為一種制度，并且使其成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報刊的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報刊“不受任何形式的事先審查，可以發布任何新聞和發表任何意見”，這使得黃色新聞思潮為其合理性找到了借口和根據。

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報業集團開始出現于各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黃色新聞是報紙形成壟斷報業的一種重要手段。

劇變的社會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隨著高速運轉的社會經濟產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很多社會問題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傳媒壟斷化過程中，媒介權力開始向私人集中，這些都成為黃色新聞思潮產生和蔓延的溫床。

在這一時期，城市化進程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城市是一個社會階級分層明顯、人口密度集中和交通擁擠的空間，各種“城市病”、“現代病”層出不窮。這為黃色新聞報道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尤其是一些面向平民大眾的報紙更加關注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反映底層人民的狀況。由于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尖銳，媒體不斷加強這類題材的報道、強化對社會生活的這一側面的反映，便逐漸形成了黃色新聞這一特殊的新聞表現形態。另外，人們在高速發展 的社會環境下普遍產生孤獨感與疏離感，人們希望能從中找到情感的慰藉以填補精神的空虛，受眾的這一心理訴求同樣也為黃色新聞制造了潛在的市場需求。

社會思潮涌動擴散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新聞界受到了非理性主義思潮、精神分析學說和實用主義觀念的沖擊和影響。

精神分析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泛性論的影響下，“性”便肆無忌憚地出現在作為公共話語權力機構的傳媒中，黃色新聞對于“性”的渲染與描寫，既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也讓人們獲得了快感，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逃離現實世界、希望能創造一個快樂的幻念世界的需要。

實用主義觀念。實用主義崇尚效用原則，這種原則同樣會反映到新聞界。對于報紙而言，實用主義就是為刺激銷量、獲得最大經濟效益，會不擇手段，將“只要能贏利”奉為最高宗旨，任何能夠達到贏利的手段就都是“真理”。而黃色新聞不僅不需要為采寫新聞耗費高額成本，而且不用擔心內容高雅無人問津。對于受眾來說，只要能得到精神消遣，獲得感官上的快感，也不會拒絕黃色新聞。

● 路立春

何謂黃色新聞

1897年間，紐約的《紐約世界報》和《紐約新聞報》競爭異常激烈。赫斯特不僅高薪挖走了《紐約世界報》星期刊的全部人馬，而且還把《紐約世界報》星期刊賴以成功的滑稽連環畫《霍根小巷》的主人公“黃衣少年”也放到了《紐約新聞報》的晚刊上。普利策則針鋒相對，他控告赫斯特侵犯了《紐約世界報》的版權，又另請高手為《紐約世界報》星期刊再畫“黃衣少年”。因而兩報推銷員所用的招貼畫上都有了興高采烈、東游西逛、咧嘴而笑的“黃衣少年”的形象。接著戲院開始上演“黃衣少年”的劇目，商店也推出了“黃衣少年”的廣告，“黃衣少年”作為一種新的文化樣式在整個紐約流行起來。于是，人們便把相類似的新聞稱之為黃色新聞(The Yellow News。

黃色新聞這個名詞代表著一種新的新聞現象的出現，人們將它定義為：用極度夸張及捏造情節的手法來渲染新聞事件，尤其是關于色情、暴力、犯罪等方面的事件，進而達到聳人聽聞、擴大報紙銷量為目的的新聞報道。

黃色新聞具有以下特點：用大標題、大圖片渲染新聞事件，使得報紙在版面形式上更加符合受眾的口味、更具有親近性，在內容上強調故事性，充滿煽情的語言。

在報道方式上，西方黃色新聞常對某一事件大肆渲染，不惜重點報道，甚至追蹤報道。所謂跟蹤報道是由若干條消息構成，每一條消息都是同一事件的接續，結尾要把受眾的注意

力緊緊拉住。它可以制造一種聲勢，極富鼓動作用。

在報道內容取向方面，西方大眾化報紙注重地方新聞、社會新聞、人情味新聞以及煽情新聞。他們認為，冒險、沖突、幽默、悲歡離合、兩性、反常、個人利益等具有人情味，即趣味性，而“趣味是吸引讀者的良方”。

黃色新聞易造成引導失當

許多新聞史學家都認為，黃色新聞使用大字號標題，給人以聳人聽聞的虛假感；濫用以至偽造照片；捏造訪問記或其他報道以行騙；對民眾表示虛假的向情，發起運動以標榜自己等”。美國新聞史學家埃默里父子也認為黃色新聞在獲得了受眾的同時，卻“阻塞普通人所依賴的新聞渠道，把人生的重大問題變成了廉價的鬧劇”；“不僅起不到有效的引導作用，反而為罪惡、性和暴力開脫”。

黃色新聞的改革創新

一個多世紀以來，黃色新聞在世界范圍內聲名狼藉，但卻能“流芳”百年，其精神模式始終為近現代報紙及其他媒體爭先恐后地繼承和仿效，從而出現了新聞界的一大奇觀：即在鞭笞黃色新聞的種種失當的同時，又把黃色新聞的慣用手法發揮到了極致，致使原本意義上的黃色新聞都自愧不如。

黃色新聞在新聞業務上的改革，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如采用圖片、多行標題、大字號，新聞寫作多樣化，增加新聞特寫等，使新聞采訪方式得到了創新，進一步活躍了報紙版面，增強了報紙對民眾的吸引力。1860年創刊的《紐約世界報》到普利策手中已經是第5任老板了，他以當時紐約占一多半的新涌入勞工為目標受眾，從三方面創造報紙新形象：經常發表支持窮人的言論、反對富裕階級，贏得讀者信賴；發起組織有利于大眾的社會活動、制造社會熱點、對讀者實施獎勵；要求記者深入下層，多用標題和圖片。這些辦報宗旨在今天很受推崇，天津的《今晚報》，經常與各高校、政府部門聯合舉辦一些公益性活動。天津電視臺的《都市報道》欄目在2007年新增設《民生頭條》節目。難道說，他們與西方黃色新聞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大發展的時期，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促使人民群眾對廣泛意義上的娛樂新聞的需求迅速增長。信息娛樂化已成為國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娛樂新聞從本質意義上講就是軟新聞、消遣新聞、休閑新聞、使人快樂有趣的新聞，是人情味濃、寫法輕松的新聞，讀者在閱讀時和閱讀后興致盎然的新聞，擁有最廣大讀者的新聞，可以說，娛樂新聞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就是黃色新聞。

不管是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不能武斷地否定黃色新聞。傳播信息、表達意見、反映公眾意愿、娛樂讀者應該是媒體的基本職能。因此，切實掌握黃色新聞的超前性和科學性，目的在于不要把黃色新聞只當作新聞史上的材料或現象，甚至是反面教材來加以研究，而更要注重黃色新聞在當今的新聞傳播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黃色新聞的本來意義。

對待黃色新聞要講“拿來主義”

對待黃色新聞不能兩極分化，既不能只看其消極影響，也不能只看其積極影響，在媒體操作上要講究“拿來主義”——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美國低級庸俗的黃色新聞遭到了普遍的反對、厭惡和抵制。屬于黃色新聞的時代就此過去。在中國，現階段的黃色新聞現象還沒形成氣候，也不是新聞資訊的主流，但是隨著競爭的加劇，我們也需要密切關注各新聞媒體在爭奪受眾注意力的過程中，是否會出現一場類似于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間的黃色新聞大戰。

傳播學對受眾心理的分析認為，受眾選擇信息的過程可以分為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三個程序，就像受眾的三個防衛圈。選擇性注意指人們在可以接觸到信息的前提下注意自己喜歡的愿意看到的那部分，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讀（選擇性理解），最后記住一些印象深刻的并有可能再由自身向外傳播。其中，傳播者要想使自己的傳播內容受到注意，可以改變傳播形式、強化和更新傳播內容。目前，我國各個媒體都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并將其深入探索和挖掘。黃色新聞在應用該理論上尤甚，特別是在互聯網上。不過，近年來在平面媒體上也表現突出。如消費類報紙的美女封面。他們大多是為了吸引和爭奪受眾，贏得商業利益。

將新聞標題做得口語化、通俗、醒目；圖片處理得鮮艷、視角獨特；新聞內容寫得獨家、更具趣味性；新聞策劃得更有時代氣息，獨一無二，筆者認為這樣的新聞都很有噱頭。當然，媒體不能將噱頭夸大得脫離實際，那樣干脆就是一則假新聞或者真的是一則“黃色”的新聞。真實、客觀、公正永遠是新聞報道應遵循的準則，但真實、客觀和公正是會被權力、利益、道德觀念和偏見遮蔽淹沒的。所以，時下吃新聞這碗飯首先要守住新聞的這一靈魂。如果進一步規范新聞事業，加強記者的新聞素質培養，對黃色新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合理適當地運用其夸張、凸顯人情味的報道手法，一定會吸引更多的讀者，使得媒體更具有影響力，并進而提升其生存能力。盡管黃色新聞作為一個報道流派，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卻對整個20世紀的世界新聞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積極的層面來說，受眾的地位得

到了承認和重視，摸索了很多喜聞樂見的報道手法，擴大了傳播效應。巨大的商業成功使報紙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地位，為報紙的真正獨立提供了經濟前提。黃色新聞大戰之后，報紙開始了分流，黃色新聞和嚴肅新聞有了區分。盡管今天的美國已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黃色報紙，但在西歐和亞洲等地仍然有發展成熟的黃色新聞性質的大眾報紙，比如英國的《太陽報》，香港的《蘋果日報》等暢銷報紙。摘要〉黃色新聞對世界新聞傳播事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作為一種創舉，黃色新聞確實能在新聞媒介自身不斷發展和新聞觀念認識方式多樣化中得到深層次的解釋。〈關鍵詞〉重新認識 黃色新聞 深遠影響 要想重新認識黃色新聞是一件比較艱難的事情。因為1個多世紀以來，黃色新聞在世界范圍內聲名狼藉，似乎早已成為定局。最使人迷惑不解的地方還在于人們對黃色新聞的反感和憎惡竟會達到如此異口同聲的驚人程度。然而，追溯黃色新聞的歷史淵源，結合今天的新聞實踐活動，從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們又認為很有必要要研究強加在黃色新聞身上的不實之詞。事實上是從一開始就有不少人抱著偏見，不能正確地對待新生事物，指責多于分析。后來又缺乏比較深入的探討，往往人云亦云，致使黃色新聞的“形象”越來越惡劣。但黃色新聞卻能“流芳”百年，其“精神”模式始終為近現代成千上萬的報紙及其他媒體形式所爭先恐后地繼承和仿效。從而出現了新聞界的一大奇觀：即在撻伐黃色新聞的“不是”后，又把黃色新聞的“不是”發揮到了極限，致使原本意義上的黃色新聞都自愧不如。由此，我們可以肯定，重新認識黃色新聞的必要性在于能夠求證出這樣的結論：作為一種創舉，黃色新聞不但在世界新聞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彌足珍貴的。

黃色新聞，或黃色新聞學，是新聞報道和媒體編輯的一種取向，指極度夸張及捏造情節的手法來渲染新聞事件，尤其是關于色情、暴力、犯罪方面的事件。達到聳人聽聞，進而擴大銷數之目的的新聞報道。而以黃色新聞為主的報紙，自然就被稱之為黃色報紙了。

2.主流媒體

在我國，關于主流媒體的論說主要有三種：一是從政治的角度。代表當權派或既得利益者看法的媒體。二是從經濟的角度。是“以吸聚最具社會影響力的受眾（主要指那些具有較高的決策話語權、知識話語權和消費話語權的社會成員）作為自己市場訴求的傳媒”。三是從經營的角度。如復旦大學周勝林教授認為，媒體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成為主流媒體，即有較大的發行量、收視率；有較多的廣告營業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權威性。綜上所述，主流媒體的定義還沒有得到基本的統一，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關于主流媒體的概念。

3.新聞體制

新聞體制是新聞事業的構成體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總稱。包括新聞事業的機構設置、隸屬關系以及機構運行原則與方針等，是社會調節和控制新聞傳播的程式。不同的社會制度，產生不同的新聞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事業實行社會主義新聞體制。它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同時是人民的喉舌的性質；堅持辦新聞事業的群眾路線。

4.鄧拓

新聞家，政論家。鄧拓1937年起進入革命根據地，從事黨的報刊工作并長期擔任主要負責人。鄧拓最重視的是報紙的社論工作，在他主持《人民日報》工作期間，社論形成每月平均篇幅逐年增長的趨勢。鄧拓對辦報的任務和目的也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十分重視改進新聞報道，認為報紙上長篇大論不是新聞，千篇一律枯燥無味的新聞也必須改革。

我國一些學者基本上是根據莫特對黃色新聞特殊做法的歸納，還研究出了黃色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的“危害性”。他們認為黃色新聞事業一度在國際上蔓延甚廣，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一般地說，資本主義越發達的國家，黃色新聞就越猖獗。黃色新聞敗壞了社會風氣，還毒害了讀者的心智，削弱了人民群眾對資產階級統治的壓迫和剝削進行斗爭的意志。（17）我們說，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同樣也站不住腳跟，原因在于提出的“危害”論的核心內涵是受“魔彈”說左右的。“魔彈”說又稱“皮下注射”論。這種理論把傳播對象看成是被動無知、惟命是從的，新聞媒介能夠把觀念、情緒、認識等因素“注射”給受眾，受眾猶如“靶子”，沒有抵抗力，而應聲倒地。事實上，1940年美國大選，盡管許多大報聯合起來反對羅斯福政府，但羅斯福還是連任總統，這就打破了新聞媒介有無限影響人們觀念和行為的“魔彈”說的神話。本來，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人們怎樣對待黃色新聞會有自己的辨別力，或認可，或反對，或沉默，即使想要施加“危害”，恐怕也難以奏效。

應該指出，黃色新聞之所以會風靡全世界，并不是因為特別“毒辣”，或有什么“絕活”，歸根結底是報紙在大眾化方面作出了努力。北巖勛爵（諾斯克里夫勛爵）的《

每日鏡報》，在英國的黃色報紙中聲名顯赫，創造了奇跡，從1903年創刊時的2.5萬份，飆升到上世紀50年代初的500萬份，一度成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被認為是英國大眾化報紙的典型。美國的帕特森上尉于1919年創刊《紐約插圖每日新聞》，借鑒了《每日鏡報》，并以大幅圖片、流行特稿及暴力色情題材為內容，還主辦美女比賽，但未獲成功，被紐約報界譏諷為“下女的圣經”。帕特森很快發現，他的消費對象不是《紐約時報》的那些讀者，而是紐約居民中的外來移民和在美國出生但文化水平低的那部分人。于是，在題材選擇、編輯處理上盡力迎合，由此銷數大增。1922年，該報日銷40萬份，并增出星期日版。1924年日銷75萬份。1925突破百萬大關，成為美國銷量最大的報紙，也使報刊事業在更大程度上成為美國大眾的事業。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大發展的新時期，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促使人民群眾對廣泛意義上的娛樂新聞的需求迅速增長起來，“玩”的信息流已成為國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能不能把握住娛樂新聞將成為決定新聞媒介市場基礎的關鍵之一，也會是中國傳媒同國外傳媒競爭的焦點。（18）因此，我們要大力提升娛樂新聞報道的比重。娛樂新聞從本質意義上講就是“軟新聞”，消遣新聞，休閑新聞，使人快樂有趣的新聞，指人情味濃、寫法輕松的新聞，讀者在閱讀時和閱讀后興致盎然、能產生“即時報酬”的新聞，擁有最廣大讀者的新聞，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就是黃色新聞。而這些在我國新聞媒介的經營上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是弱項，有待于傾注更大的力量加強開發。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較長時期以來我們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片面強調報紙的宣傳灌輸作用，不承認或者不提倡報紙的娛樂功能，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前一些新聞政策的限制，使得報紙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教科書”，娛樂性幾乎沒有，處于空白時期，當然也就更會把黃色新聞視為洪水猛獸，而絕對排斥黃色新聞了。所以，我們要重新認識黃色新聞，目的在于挖掘出黃色新聞事業中科學的、有益的因素，來拓展好符合當代讀者口味的閱讀場，生產出更多更美更易于為越來越多的受眾能夠認同的新聞產品來。

美國新聞學者認為：黃色新聞是“一種沒有靈魂的新式新聞思潮”。它是19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報紙主編為取悅讀者而將煽情主義與“更大的標題、更可讀的故事、照片和顏色的點綴”等技巧結合起來進行新聞的編輯，“黃色新聞”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是與黃色報和煽情主義緊密相聯的。無論是作為一種

報道新聞手法還是作為一種新聞思潮，“黃色新聞”絕不能僅僅被理解為“色情的內容和淫穢的東西”的代名詞。

“黃色新聞”的泛濫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詬病。美國新聞史學家莫特就認為，黃色新聞“使用大字號標題，給人以聳人聽聞的虛假感；濫用以至偽造照片；捏造訪問記或其他報道以行騙；對民眾表示虛假的同情，發起運動以標榜自己等。”美國新聞史學家埃默里父子也認為黃色新聞在獲得了受眾的同時，卻“阻塞普通人所依賴的新聞渠道，把人生的重大問題變成了廉價的鬧劇”；“不僅起不到有效的引導作用，反而為罪惡、性和暴力開脫”。由于輿論的反對和指責，《世界報》后來逐漸摒棄了黃色新聞的做法，《紐約新聞報》也因教唆刺殺總統而受到各界的抵制。然而，從美國時代背景來看，我們還應看到這一新聞手法或新聞思潮的另一面。簡而言之，“黃色新聞”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一、促使美國政黨報刊走向衰弱，廉價報刊興起。1883年普利策《世界報》標志廉價報紙取代政黨報紙成為報刊的主體①，這也促進傳播理念從“傳者本位”向“受眾本位”的轉變。

《世界報》的辦報宗旨是“華而小實，空頭支票是一文不值的。我不想作任何許諾和保證，只希望公眾能注意”。②當有人譴責它聳人聽聞的黃色新聞時，普利策辯解到:“有人情味的和危言聳聽的消息是擴大銷售量所必需的手段，在發行量得到擴大之后，編輯們就可以吸引讀者注意高質量的社論和新聞中關于公共事務的報道，以此來制造健康的公共輿論。”普利策創辦《郵訊報》和《世界報》都是以個人資本介入的，沒有接受任何黨派或社會團體的財政支持，他要擺脫負債累累的困境，要實現他的辦報理想，必須考慮提高發行量。

普利策掀起“黃色新聞”的浪潮還基于對當時美國時代的理解。“黃色新聞”的受眾定位非常明確，其受眾觀念較之政黨報紙有了很大的改變。紐約是一個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約十來年里，每年涌向美國的移民高達50多萬。多數移民沒有閱讀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語，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想學習。將這些新移民作為自己爭奪的目標受眾，依靠適合這些讀者閱讀水平和口味的方式來擴大發行量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并獲得高額的經濟回報，這無疑是對政黨報依靠社論取悅黨派和政府對上負責的受眾觀念的顛覆。同時，辦報者眼光向下的受眾觀對于滿足當時低層受眾的知曉欲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它使大眾媒介不再受一黨一派的牽制而走向一種公共領域。

二、“黃色新聞”的興起主要是在19世紀70年代至20

世紀初這一個歷史階段。綜觀這一歷史時期，美國經過工業革命和南北戰爭，社會經濟飛速發展，這為報紙的現代化進程準備了條件。“黃色新聞”順應了時代發展要求，實現了新聞業務的一大跨越，同時豐富了媒體傳播功能。

“黃色新聞”在新聞業務上的改革，如大量采用圖片、多行標題、大字號，新聞寫作多樣化，增加新聞特寫等，進一步活躍了報紙版面，增強了報紙對民眾的吸引力，這一點已為現代報紙所承襲。③普利策剛買進《世界報》的時候，負債累累，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報紙的頭版登出了跳呼拉圈的舞女。尤其是在標題的制作上別具一格。比如，寫一個被判死刑的殺人犯，他的標題是《科尼梯的最后一夜》，副標題是《他猛搖牢門，要求釋放》;另一則消息說，有一個盜賊在結婚之際被警察發現逮捕，這個故事用了這樣的標題《婚宴上賀喜太早，剛當新郎就去坐牢》。普利策雖然非常熱衷政治，但他知道如何贏得讀者的竅門，他能把所有的新聞寫得津津有味，所以在他的報紙上，政治一面的內容不占主要篇幅，因為他要拉攏那些不看報紙的人。他喜歡用標新立異的題目，簡明精的句子，鏗鏘有聲的動詞，文字緊湊的文章，“把文章縮短，再縮短”，他常常這樣大聲嚷道。他要求手下人寫東西必須能使讀者動情，就是說在寫標題、寫故事和評論時，必須立意新穎。《世界報》廣泛運用各類新聞圖片突出大字標題，有時是套紅的大字標題，用大幅的犯罪、色情照片、各種插圖和木刻畫。《世界報》是紐約各報大量運用圖片最早的報紙之一，而且種類繁多，如政治漫畫、犯罪新聞現場圖解、火災及其他災難的素描。

黃色新聞的激烈競爭也客觀上促使了采訪方式的創新。《世界報》的女記者內莉·布萊就裝瘋混入紐約拉克威爾島的瘋人院，進行了體驗式采訪。后來又逃出，撰寫出系列文章，揭發瘋人院的種種黑暗，她的報道引起了轟動。內莉·布萊最具危險性的活動是1889年只身周游世界，看自己能否以少于科幻小說《八十天環游世界》的時間環球旅行一周。當內莉·布萊乘船、騎馬、坐火車日夜兼程時，《世界報》不僅每日刊登她的旅行路線，沿途報道，還舉辦了猜謎有獎比賽，贏者可免費旅行歐洲。大約100萬人參加了這場比賽，紐約市內人人關心布萊小姐能否回來，最后內莉·布萊以72天6小時11分O1秒，少于80天的時間勝利地完成周游世界的冒險。她的這一舉動轟動了公眾，也為《世界報》制造了新聞，這就算是早期的“新

聞策劃”。這些新聞改革打破了“政黨報刊”時期媒體一味強調政治宣傳功能而忽視其他社

會功能的狀況，大大拓展了媒體的社會功能。受眾接觸媒體不僅是為了得到指導，還需要娛樂，以及一些諸如天氣預報、外匯比價、商業廣告、聲明或啟事一類具有公共服務性的信息。

三、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尤其是都市中心是一個日趨消費主義的社會。當時的社會變動劇烈、各種各樣的社會新聞尤其是社會丑聞也層出不窮，報刊雜志熱衷掏糞運動，而其中“黃色新聞”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標榜同情“受壓迫者”，發動運動反對平民所遭受的欺辱。④

利用報紙推動改革、關注弱勢群體、樹立批判精神是報紙責任意識的體現。19世紀80年代，美國迅速工業化，而在自由競爭中勞動者卻遭到無情的壓榨，《論壇報》、《時報》、《太陽報》和《先驅報》表達了富人的心聲，窮人卻沒有說話的地力，普利策給了他們一席之地。普利策第一個刊登并抨擊了墨累山和下西區貧富之間的懸殊差異，并呼吁人們采取正確的社會措施和政治行動。《世界報》自始至終抨擊那些“上層階級”、“暴發戶”和“假貴族”們的丑惡行徑。普利策從開始辦報那天起就一直為改革而奮斗。密蘇坦太平洋公司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世界報》給予支持，并指出“老板花在一瓶葡萄酒上的錢就夠他的工人一家吃一個星期的。”該報在揭露住房破爛時，還列舉出嬰兒死亡的統計數字；在圣誕節時，報道窮人過節沒有面包，只有少量火雞和干果布丁。《世界報》還提到破舊的衛生設備無人檢查修理，從而造成居住條件更加惡劣。《世界報》認為對貧民窟的悲劇的關注是推動改革的重要因素，而同時代的其他報紙對此卻不屑一顧。《世界報》還發起過反對美孚石油公司、貝爾電話公司的專利壟斷、彩票、舞弊、一個警官脅迫少女、紐約州長貪污犯罪、市議員受賄等討伐事件。“黃色新聞”在揭露社會問題，同情平民發動運動的同時，也整合了社會，協調了社會關系，起到了“社會雷達”的作用。

第三篇：歷史與現實如何有機結合

模塊七

淺談歷史與現實在歷史教學中的結合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總的來說，學習歷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歷史經驗變為現實財富。

但是歷史不是過去，而是鮮活的現在；歷史也不是分數，而是讓學生體味人生。因此，我們教師要把歷史與現實交匯，創造出富有生氣的中學歷史新課堂，提高歷史教學的實用性，使學生真正有收獲。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將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呢？

1、歷史教材和現實生活相結合自然風光、文物古跡、電影電視、圖片動畫、民情風俗，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學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話題等，這些都是歷史教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們應抓住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契合點，把這些活生生的材料應用到課堂上。這樣，學生才能感受到歷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歷史教學方式和現實生活相結合在歷史教學中，我努力讓學生帶著自己的知識、經驗和興致來參與課堂活動，借助一定的教學手段（如實物、模型、圖片、錄像、電影、多媒體等），聯系學生自己的生活體驗，學生才能獲得富有真情實感的、能動的、有活力的知識，學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體驗歷史。初中學生一般都渴望獲得認可與欣賞，喜歡表現自我，所以，我們教師應該從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入手在課堂上給他們一個展示的舞臺。

3、歷史教學活動和現實生活相結合當前，中日關系緊張異常，釣魚島問題遲遲不能解決。比如，我國與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雖然，學生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知道釣魚島歷來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為什么它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證據嗎？難道中國倚強凌弱？因此，我們教師在教授古代史知識時，就應該講清楚這個內容。根據國際通行準則，判斷和證明一個國家對一片領土是否擁有主權主要基于兩個方面，即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二者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歷史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歷史是現實的過去，而現實則歷史的延續。歷史講述著人類的過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現，也不會重演。然而，歷史又是過去與現在永不休止的對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遇到的很多問題，不是瞬間形成的，而是有著各自的歷史淵源。人們常常需要“以史為鑒”，來加深對現實的理解，科學地預見未來。在歷史教學中，把握時代的脈博，抓住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活躍歷史課堂，激發學生探究歷史，優化歷史教學的一種正確選擇。

第四篇：歷史與現實結合視角的三線建設評價

歷史與現實結合視角的三線建設評價

——基于四川、重慶三線建設的調研

鄭有貴/陳東林/段娟

? 2013-04-16 17:59:40

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京)2012年3期

對于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橫貫國家3個五年發展計劃，涉及13個省、市、區，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39.01%[2]，有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次民工參加，對我國工業體系的形成和發展、西部地區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三線建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未提及，原因是在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上爭議較多而未能形成共識。中央實施的三線建設項目大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區，而四川、重慶又是西南三線建設項目的重點地區，三線建設初期在四川、重慶實施的重點項目有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成昆鐵路、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重慶至萬縣的造船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汽車、機械制造、特殊冶金工業，以后又增加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三線建設項目在四川、重慶的實施，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實實在在地加快了西南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由此也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鑒此，2011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國情調研組對三線建設項目較多的四川省、重慶市的部分三線建設項目進行了調研。調研組實地考察了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昆鐵路、廣安市三線建設工業遺產陳列館、重慶市南川區三線建設項目遺址，先后在攀枝花市、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涼山彝族自治州、重慶市社科院與當地黨政有關部門、三線建設親歷者、研究三線建設的專家學者進行座談，訪問三線建設項目區周邊群眾，查閱相關檔案文獻。本文基于調研，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視角，對長期爭論未果的三線建設評價進行探討。

一、對三線建設項目的評價不能一刀切

作為中央的重大戰略而實施的三線建設已成為歷史范疇的概念，但三線建設企業及基礎設施項目的歷史尚未斷裂而得以延續，至今依然存在和不同程度地發揮著作用。鑒此，為便于對三線建設做出公允評價，本文首先對實地考察及座談中涉及的三線建設項目的歷史與現狀做客觀陳述。這些三線建設項目大體可分為以下4類。

（一）發展壯大型

攀枝花鋼鐵、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北碚儀器儀表研發生產、重慶嘉陵機器廠等三線建設項目，建于20世紀60-70年代，經歷改革，呈現出發展壯大態勢。其中，實地調研的攀枝花鋼鐵項目是其中的佼佼者。攀枝花鋼鐵項目自1965年起實施，1970年出鐵，1971年出鋼，1974年出鋼材；1986年啟動二期工程并于1997年建成投產；2001年啟動三期工程。2008年，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成為四川省首家營業收入突破500億元的企業（完成營業收入522.6億元）。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在科技創新上實現多項突破，形成了一些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和特色產品，實現由“鋼坯公司”向跨地區、跨行業的現代鋼鐵企業的跨越，所生產的重軌、板材、管材、棒線材、特鋼等產品暢銷國內并出口歐美、東南亞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攀枝花釩鈦產業園區成為國內最大的釩鈦原料基地和釩鈦鋼生產基地。

（二）搬遷、轉產型

三線建設的一些企業，在20世紀80-90年代實施了搬遷。調研組所到的四川省廣安市和重慶市南川區的三線建設企業都實施了整體搬遷。

1965年至1972年，國家先后在便于隱蔽和防御、以大巴山山麓的華鎣山為屏障的廣安市境內，建成了明光、紅光、華光、永光、金光、興光、江華、長城、燎原、西南玻璃廠等10家軍工企業（其中從祿市到溪口一帶的山溝里就有8家企業），主要生產為炮配套的光學瞄準儀器等。其中，有8家為中央企業（分別隸屬于第五機械工業部和建材部），只有國營長城機械廠、國營燎原機械廠為省屬企業（先后隸屬四川省國防科技辦公室、第五機械工業部重慶五機局、四川省機械廳等）。廣安市境內的三線企業門類相對單一，以生產要求空氣明凈、精密的光學儀器為主，引進了大批先進的生產設備，科技含量較高，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特種工藝設備產品，華江、華鎣、華西、珠江、明佳、佳美等多個品牌的軍用、民用光學儀器，如照相機、望遠鏡等質量上乘。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軍工企業開始大批量轉為生產以放映、攝影器材為主的民用產品，銷路較好。此外，農用車、運動氣槍彈等民用產品的市場反應良好。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這些企業包括原有生產設備遷往成都、重慶、南充等地，并煥發出生機。如現在的重慶嘉陵華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原設在廣安市境內的重慶華光儀器廠改制而成的，傳承了原重慶華光儀器廠的光學優勢，其中球面透鏡、平面棱鏡的品種、產量和精度居國內同行業前茅。調研組在廣安市只能從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看到往日三線企業的艱辛創業和為國防建設做出貢獻的輝煌歷史。

重慶市南川區是加工制造槍炮等常規武器的機械工業基地。1992年，經國家計劃委員會批準，南川區境內5家三線企業列入國家三線調整遷建計劃。令調研組遺憾的是，在原址看不到往日的景象，企業已遷移，廠區建筑設施被閑置或廢棄。位于南川區水江鎮的臨江機械廠已實施遷移，調研組看到原址較大規模的廠房仍保留，但長期空置，已顯破舊，周圍雜草叢生，部分辦公用房被改為監獄，宿舍樓轉為當地居民使用。位于鶴公巖山麓的青巖機械廠，曾生產坦克底盤構件，停產后高大的廠房保留完整，被當地民營企業租用，用于生產工藝簡單的產品。其他廠房被農民當倉庫堆放飼料，框架較好的宿舍樓也閑置。南川區境內的一些三線企業在搬遷后實現了新的發展。1997年，國營紅泉、紅山、慶巖三廠整體遷往重慶市巴南區漁洞鎮（川南區的10個兵工廠均遷建于此），在巴南區形成了漁洞汽車及重型機械加工工業區。1999年至2000年，國營寧江機械廠、天興儀表廠遷至成都市龍泉驛區，與其他幾家調遷到這里的大型軍工企業形成了高科技的精密機械和電子工業園區。目前，天興廠已發展成為規模大和實力強的車用儀表開發和生產基地、中國車用儀表行業“排頭兵”、中國車用儀表行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國營寧江廠發展成為國內車用減震器生產能力最大的企業。

（三）廢棄型

三線建設項目也有被廢棄的，但數目不多。其中，較大的項目是位于重慶市涪陵區的核原料工業基地——816軍工洞體。該項目從1966年9月開始建設，歷時17年完成。整個洞體總建筑面積10.4萬平方米，洞內有大小洞室18個。1984年2月，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民經濟戰略的調整，根據中央軍委的要求，816工程全面停工。由于潮濕和沒有采光，20世紀80年代被廢棄，工廠遷移到外面，816工廠原職工隊伍通過軍轉民，改建化肥廠，1993年更名為重慶建峰化工總廠。2010年4月816軍工洞作為旅游項目向社會開放。

調研組看到，無論是搬遷或轉產項目，還是廢棄項目，所留資源當前仍然發揮著作用。一方面，這些寶貴的資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廣安市對搬遷企業的實物進行征集與遺址保護，從征集到的1000多件三線遺產實物中精選出15臺老生產設備、60件老產品和150張老照片，建成了全國首個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四川廣安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作為三線工業遺產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列館生動再現了三線建設的歷史，展示了三線工業發展成果，宣傳了三線建設精神，發揮了三線工業遺產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三線企業遺址資源發展旅游業。調研組在南川區看到，原設在南川區的三線企業多布局在環境優美的山區，利用這些三線工業遺產資源已開發成金佛山旅游區等。

（四）交通設施型

根據三線建設的總體布局，當時還舉辦了大量交通設施項目。僅鐵路建設方面，新建和擴建了成昆、川黔、貴昆、湘黔和襄渝等5條鐵路大動脈。其中，建成的成昆鐵路沿線輻射范圍13.6萬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個地、市和所屬50個縣、市。同時，還建設了通往三線建設項目區的公路等。

從上述三線建設項目的歷史與現狀可見，三線企業有的發展壯大，有的經歷搬遷、轉產后獲得新的發展，也有少數被廢棄，因而對所有三線建設項目的評價不能一刀切，或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

二、對三線建設的評價不可回避若干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

在三線建設的評價上，學術界分歧明顯，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傾向肯定者多著眼于宏觀因素如保障國家安全、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等。傾向否定者多著眼于微觀因素如企業經濟效益低等。40多年過去后，在實地考察三線建設項目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根據實地感受、訪談、座談、查閱檔案，我們認為對三線建設的評價需要重新討論，尤其是在評價三線建設時不應回避戰略構想動因與實現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預期外績效、當期效率低的緣由及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等歷史與現實問題。

（一）從戰略觀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三線建設是從戰略層面提出的。無論是軍事上的備戰，還是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乃至具體項目實施地的選擇，首先是從戰略層面進行構想的。在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上，針對內地工業薄弱的問題，毛澤東早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就從處理好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關系的戰略考慮，明確提出要加強內地建設。1964年5月，針對當時國際形勢，中央從備戰的戰略考慮，正式啟動了三線建設。具體到每一個項目，也都體現了戰略思維。例如，在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上，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線建設的一個重點地區，應該首先把攀枝花鋼鐵基地和相應的交通、煤、鐵、電搞起來。”[3]6月6日，他再次對中央領導人說：“三線建設的開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以及相聯系的交通、煤、電建設起來。建設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4]即便是在項目實施進度上，也是從戰略層面考慮的。如1969年3月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武裝流血沖突后，面對蘇聯的軍事威脅，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辦的四川學習班上指出：要以大局為重，以三線建設為重，要政治掛帥，全力以赴，保證1970年7月1日以前渡口（攀枝花鋼鐵基地）出鐵，成昆鐵路全線通車[5]。鑒此，對于三線建設的評價，首先要對這一戰略構想予以評判。就戰略觀而言，需要從當時的世界局勢、“兩點一線”的構想、資源配置來探討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

1.從當時世界局勢看，對三線建設予以否定有失偏頗。1964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決策，主要原因是國際形勢嚴峻，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包圍圈，向三線地區布局生產力，是一種審時度勢的選擇。毛澤東對中央領導人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6]40多年過去了，戰爭未曾爆發，但這不等于建設戰略后方是錯的，也不能排除這種努力是抑制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進而在實際上實現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意圖。

2.從“兩點一線”的構想看，在四川、重慶實施三線建設項目的戰略意義重大。“兩點一線”的生產力布局是一個戰略構想。毛澤東自三線建設戰略啟動起，便把川西作為重點。我們調研所到之處，親歷者們提及較多的一句話，就是1964年毛澤東說要騎著毛驢下西昌，去抓三線建設。1965年，鄧小平視察川西地區，確定了“兩點一線”的西南三線建設布局，即以攀枝花為中心，通過成昆鐵路線，向重慶和六盤水兩點做鐘擺式輻射。六盤水工業基地的煤炭運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鋼鐵運到重慶，重慶的機器運到攀枝花和六盤水工業基地。40多年過去了，調研組體驗到當年“兩點一線”的構想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我們的調研以“兩點”中的攀枝花為起點，經成昆“一線”，沿途考察了四川省的西昌、成都、廣安和重慶市及其南川等地的三線企業。建成的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西格段）是中國鐵路“三橫五縱”格局中最西的兩條。調研組看到，現今的“兩點一線”區域，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企業和科研機構星羅棋布，崛起了重慶、成都、西昌、綿陽、雅安、樂山等工業城市。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延伸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綿陽市及重慶市、廣西北海市等地建廠。當年的點線分布，已經擴展為生機勃勃的新經濟區。三線建設時開始興建的內（江）昆（明）鐵路，以及2010年開通的“渝—新—歐”國際鐵路，成為連接東南亞經濟圈的重要國際通道，這凸顯了當年實施“兩點一線”戰略構想的重大意義。

3.從資源開發利用看，資源型三線企業實現了就地開發利用資源的戰略構想。在三線建設中，實施了一些就地開發利用資源類項目，促進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變。例如，攀枝花鋼鐵項目決策出臺后，圍繞攀枝花鋼鐵廠選址問題發生了較大分歧，主要有樂山太平場、攀枝花弄弄坪兩個方案之爭。當時毛澤東分析指出：“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7]攀枝花擁有世界罕見的超大型復雜多金屬伴生釩鈦磁鐵礦礦床，被譽為“富甲天下的聚寶盆”。在攀枝花建設鋼鐵項目，用1965年11月鄧小平視察攀枝花時所說的，就是“這里得天獨厚”。長期以來，中央始終堅持在攀枝花就地開發利用釩鈦資源的戰略。1991年4月江澤民視察攀枝花市時題詞：努力把攀鋼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鋼鐵釩鈦基地。攀枝花鋼鐵項目的成功實施，與就地開發利用資源的戰略選擇無不相關。

如上所述，無論從當時的世界局勢，還是從“兩點一線”的戰略構想，或是從資源的就地開發利用戰略看，都應當對三線建設的戰略予以基本肯定。

（二）從區域協調發展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當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雖然沒有包含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設想，但我們今天評價三線建設，區域協調發展大局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1.三線建設實現了生產力向西部地區的布局。三線建設的實施，使內地的一些省市發展成為各具特點的新的工業基地，改變了工業布局，1978年內地和邊疆地區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達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個百分點。[8]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業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由12.25億元增加到59.4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國的3.4倍）；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個百分點[9]。三線建設所形成的一大批優秀企業，成為西部大開發的生力軍。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不再贅述。調研中我們獲悉，從1964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重慶市投資建設的重點項目共計118個，總投資達42億元。其中，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企業——嘉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就是由三線建設項目重慶嘉陵機器廠發展起來的。即便是廣安市、南川區境內實施搬遷的三線企業，前往地還是在四川、重慶兩地，即仍在西部，仍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力量。三線建設項目的建成投產，使重慶市形成了以國防工業、民用機械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為骨干，輕紡工業相應發展的工業結構體系，奠定了重慶市工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2.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發展奠定了交通設施基礎。三線建設中交通設施項目的建成，使貴昆、川黔、成渝鐵路相連，構成了西南環狀路網，并有寶成、湘黔、黔桂3條通往西北、中南、華南的通道，改變了整個西南地區的交通狀況，為西部地區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座談中，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同志一致認為，成昆鐵路的建成通車，開啟了這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紀元。

3.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國家從各地選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線建設，以保障項目的實施。當時的提法是“精兵強將上三線”，“好人好馬上三線”。例如，在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早期，全國各地選送幾十萬工人、干部，其中知識分子有10萬；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抽調約5O萬優秀的熟練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員支持重慶市的三線建設。這些人才向三線建設項目集聚，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保障了三線建設的實施，也成為西部大開發的骨干力量。

4.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攀枝花本是窮山惡水之地，當年的生產方式極其落后，而現在不僅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發展壯大，還通過鋼鐵建設項目的實施而生長起一座新型的工業城市——攀枝花市（201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23.99億元、城鎮化率達61%），并帶動了周邊幾百公里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重慶市經歷三線建設，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城市的集聚和擴散作用日益明顯。

如上所述，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在西部地區建起一大批骨干企業，無論是發展壯大型、基礎設施型，還是搬遷、轉產型，乃至廢棄型，至今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西部大開發和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從效率低下問題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三線建設項目實施條件差、投資大、周期長而導致當期效率低是不爭的事實。1966-1978年，三線地區每1元基本建設投資提供的國民收入為4.98元，比全國的6.87元低27.6%，比一線地區的9.34元低46.7%；三線地區每1元基本建設投資提供的國民收入增加額為0.309元，比全國的0.406元低23.9%，比一線地區的0.655元低29%。單以1978年重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比較，三線地區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總產值只相當全國的68.7%、一線地區的49%，每百元全部資金實現利稅只相當于全國的53.7%、一線地區的38.4%，每百元總產值實現利稅只相當于全國的77.8%、一線地區的76.7%。[10]從調研看，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既有三線建設自身的因素，也有與非三線建設項目相同的共性因素。

就自身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影響經濟效率。第一，三線建設項目在不發達地區的窮鄉僻壤，按照“靠山，分散，進洞”方針選擇三線企業落戶地址。正因為如此，攀枝花市、廣安市、南川區等地被選為三線企業落戶地。例如，南川區三面環山，一面靠江，三線建設時期交通十分不便，距離重慶市區雖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當時的交通狀況下，汽車運輸需要1天多時間。這樣的閉塞條件，有利于戰備隱蔽，卻導致了企業原材料、產品運輸困難且成本高，這對企業的發展不利。[11]第二，三線建設項目多為事關國防和產業安全的重大項目，具有設計規格高、規模大的特點，這使得項目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慢，而且一些軍事項目更是不講求當期的經濟效益。

就共性而言，主要有3個方面的因素影響經濟效率：（1）三線建設受當時大的社會秩序影響。在三線建設項目選址上，本是20世紀60年代針對核工業等提出的“靠山，分散，進洞”方針，在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和“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下，被當作三線企業的普遍選址要求。同時，三線建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缺乏科學論證、攤子鋪得過大、進度要求過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講經濟效益的現象，造成了較大浪費，部分企業產生了難以繼續生存發展的問題。（2）政企不分。對于三線企業而言，政企不分所導致的不僅是企業沒有自主權的問題，更是導致負擔沉重的問題。如攀枝花鋼鐵項目，不僅要支撐自身發展的問題，還要支撐攀枝花市各項事業的發展。（3）三線企業興辦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但由于地處窮鄉僻壤，因而成本高。據初步統計，廣安市境內的10家軍工企業占地3660畝，建筑面積980000平方米，服務配套設施52個，不僅有職工醫院、子弟學校，還有城市企業不需要舉辦的招待所、職工俱樂部或電影院、百貨店、儲蓄所、郵電局等。

從發展看，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北碚儀表等不少三線企業，盡管改革前的經濟效益低，但經過改革，加上交通條件的改善，經濟效益明顯提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了較好的發展。

如上所述，對于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的問題，不完全是三線建設自身因素所致，而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四）從搬遷、轉產、廢棄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對于三線建設的肯定或否定，還在于如何看待三線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這也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調研組所見所聞，除個別三線建設項目沒有運行外，大多數都有良好運行的歷史。例如，廣安市境內的10個三線企業，不僅成功建成，而且創造了輝煌的歷史。例如，三五四廠于1978年被第五機械工業部授予大慶式企業稱號；1984年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上，許海峰奪得自選手槍慢射金牌所使用的即是國營燎原機械廠生產的環球牌4.5毫米運動氣槍彈；國營明光儀器廠生產的明佳S-207照相機在1989年全國照相機質量評比中榮獲單鏡頭反光類相機類一等獎。然而，這些企業都實施了搬遷、轉產等。對于三線建設的搬遷、轉產、廢棄等，不完全是三線企業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條件變化所致。具體而言，有以下因素：

體制變化導致搬遷。三線企業的搬遷，大多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導致三線企業搬遷的主要因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根據國家計劃進行配置，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則主要由市場進行配置。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條件下，企業發展面臨的物流不便、交通成本高、職工生活條件差等問題日益顯化，加之中央有關部門為甩包袱而讓企業自尋出路，這些都影響著三線企業的發展。鑒此，中央有計劃地實施搬遷計劃。調研中得知，南川區境內的三線企業，要求當地政府給一塊地，用于該區三線企業建設較集中的職工生活區，以便生活條件的改善，但未獲準許。據當地人分析，如果此方案得以實施，有的企業有可能就不實施搬遷了。

需求變化導致轉產廢棄。實施三線建設的主要目的是備戰，1965年至1975年，三線地區投資比例中，包括軍事工業、機械工業、冶金工業的重工業占90%以上[12]，因而三線企業生產的軍工產品較多。改革以來，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大。在這種情況下，三線企業提供的軍工產品供大于求，一些三線企業根據這一變化而做出調整，由生產軍用產品改為民用產品。換言之，三線企業實行轉產是適應市場需求的選擇。

如上所述，對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不能因為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而予以否定。

綜上所述，從生產力區域布局的戰略構想、促進西部大開發和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際績效看，對三線建設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還應當予以積極肯定。至于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下和搬遷、轉產乃至廢棄的問題，既有三線建設自身的問題，也有大的經濟社會背景及制度變化的問題，否則就難以解釋以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為代表的三線企業發展壯大的現象。

三、對三線建設的評價不能遺忘彌足珍貴的經驗

三線建設改寫了四川、重慶工業化的進程，也改寫了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留下的寶貴經驗，在評價三線建設時不應當將其遺忘。

（一）發揮政府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調研組聽到經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三線建設者們說的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三線建設項目只有在計劃經濟體制才能成功實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是難以實施的。三線建設者們深刻體驗所說出的樸素話語，道出了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的地理二元結構理論。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中指出，由于經濟發展帶來商品、資本、人員、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會使先進的地區更先進，落后的地區更落后。為了避免“循環累計因果關系”的影響，防止地區發展中出現兩極分化，不能消極等待市場力量發生作用，必須由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刺激和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13]三線建設項目不僅是在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而且是在這些地區的窮困山區，地形艱險，交通不便，原材料運輸和吃穿用物資供給都很困難，如果僅僅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這些項目是難以實施的，東西部地區差距必然會比現實更大。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在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上，全國一盤棋，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通過政府對資源的動員和配置，改善生產力的區域布局，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保障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中央領導親自抓三線建設工作，還形成了有力保障三線建設項目實施的體制機制。例如，在建設攀枝花鋼鐵項目上，將渡口設為特區，以保障項目的實施；在人才保障上，全國各地的人才向攀枝花調集，在工地上的人口音各異，僅1970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畢業生集中分配及相繼調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14]。再如，在廣安市境內的三線建設中，為協調國家三線建設，行政建制上設立了華云工農區（現華鎣市）；為保障供給，組建了工礦貿易公司、華鎣山礦務局，以及華鎣建筑隊、各企業附近的蔬菜隊等配套服務單位。從三線建設為西部大開發奠定基礎，并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歷史功績分析，應對政府推動三線建設給予積極評價。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三線建設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資源配置政策取向依然具有借鑒意義。這就是政府應當發揮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在投入上對西部地區給予傾斜，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改善基礎設施，為西部地區發展和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創造條件。這也是我們在西部地區調研三線建設時聽到的呼聲。

（二）科學規劃和創新是實現發展的前提

成功的三線建設項目都是因為實施了科學規劃和設計。例如，攀枝花鋼鐵項目不僅選址是經歷了爭論后確定的，而且還經過科學設計而建成了“象牙微雕”鋼城。在東西長只有約2.5公里、南北寬不到1公里、總面積2.5平方公里、前臨大江、左右后三面環山、自然地形坡度大、有5條大沖溝和2條斷裂帶橫截場地的弄弄坪，如何建設攀鋼廠區成為了難題。如果照搬蘇聯模式，在如此小的地盤上建設大型鋼鐵企業只能是一個“傳說”。為解決這個難題，冶金部、鐵道部的800余名專業設計人員深入現場，反復勘測，先后提出50多個方案，經過多次篩選、修改，最終形成了切合實際和經濟合理的，被譽為“象牙微雕”的方案。它與當時國內同規模的鋼鐵廠相比，工廠用地減少一半，廠區鐵路少建約90公里，土石方工程約少2/3。這個成功設計成為奇跡，探索出山區建設大工業的新路。在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國家、企業實施了一系列科技攻關而創新了技術，在制度上也實施了創新，如在項目啟動時實施了特區制度，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及時建立攀枝花市并實行政企分開，在改革開放以來率先實施了利潤分成制度等改革。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獲得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獲得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科技和制度創新是發展的動力。

毋庸諱言，受條件所限及“文革”的干擾，一些三線建設項目的計劃或規劃有所欠缺，甚至是“邊規劃、邊施工、邊投產”，造成嚴重浪費和重大損失。這些教訓也應當汲取。

（三）嵌入式發展要實現向融合與內生轉變

三線建設項目實施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嵌入式發展，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根據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資為主，在窮困的山區建設工業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項目實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給與所生產產品的分配都由國家計劃配置，企業還獨立辦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這種各自獨立運行，使中央與地方、三線企業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脫節。

在實施嵌入式發展上，由于以軍工項目為主，產品是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除對攀枝花市實行黨、政、企協調體制外，嵌入的三線企業與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沒有太緊密的關系。加之嵌入的三線企業均為當時的高端技術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可能形成產業集聚和企業集群。不僅如此，即便是與嵌入的三線企業配套的生產企業也難以發育壯大。這是廣安市、南川區境內三線企業逐步搬遷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廢棄的三線企業廠房設施等，也有不少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產權約束。當年中央實施的三線建設項目由中央直接投資，產權屬于各部委特別是國防工業部門，地方無權使用。由此可以看出，當年三線企業難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除生產生活條件差外，還由于缺少與地方經濟的融合。即使在三線企業調整改造過程中，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我們調研中看到，三線企業搬遷后的廠房等設施至今尚有不少沒有利用起來而仍然荒廢。這是在評價三線建設時很少被人提及的一個方面，也是如何利用三線企業發展西部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與廣安市、南川區境內三線企業搬遷不同的是，一些三線企業逐步與當地經濟融合，向內生發展轉變。例如，國家在實施攀枝花鋼鐵項目的同時，將其與攀枝花市建設同時實施，特別是近年來與地方經濟融合，發揮中央企業輻射、拉動地方經濟的作用，實現了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與攀枝花市的共同發展。再如，在重慶市北碚區集中發展儀器儀表企業，以及與之配套的科研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向內生式轉變，使該區科研及門類齊全的儀器儀表產業實現集聚和形成企業集群。相反，同樣是儀表企業，南川區境內的天興儀表廠，除了生活條件艱辛外，還由于在市場經濟下沒有實現向內生型轉變而導致遷移。

嵌入式發展還導致嵌入的工業與當地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形成巨大差距。當地人民對三線建設給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犧牲，沒有得到應有的反哺回報，有的甚至還給當地帶來污染和環境破壞等負面影響。這是一個不得不令人反思的問題。

（四）三線精神是項目成功實施的動力源泉

神圣的事業造就了三線精神。三線建設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創業奮斗史。在三線建設中，建設者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了為國家、為黨、為社會主義建設勇于付出乃至犧牲，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進取、團結協作的崇高精神。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三線建設精神為項目的順利實施提供了精神動力。以攀枝花鋼鐵項目的實施為例，如果沒有開拓進取精神，在弄弄坪這樣一個偏僻而通途又很險峻的地方是無法建成鋼鐵廠的；在沒有火車的條件下，如果沒有團結協作精神，沒有5省市1500輛汽車支持項目建設，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調研組無論從發展壯大的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還是實施三線企業搬遷轉產的廣安市、南川區，看到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跡。調研組在廣安三線工業陳列館看到“備戰備荒為人民”的主題標語。在參觀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的圖片中，看到了很多當年的話語，如：“讓理想放飛”；“不想爹不想媽不出鐵不回家”；“同帝修反搶時間”；“試看天下誰能敵”。在南川區三線企業的遺址上，我們看到了“樹雄心立斗志向科學技術進軍”。更讓我們感受深刻的是，調研組在與三線建設者的交流中，他們不因為從經濟相對發達、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舒適的地方到人煙稀少的深山艱辛創業而怨恨、后悔，反而對奉獻終身表現出坦然和欣慰，這是三線精神的創造者、踐行者對三線建設精神最樸實的詮釋。

三線精神是留給后人的財富。1993年4月9日江澤民對三線建設做了這樣的題詞：“讓三線建設者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三線建設精神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作用，還將激勵后人。廣安市繼2010年建起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后，現又籌劃建一個規模更大、更能反映廣安三線建設的博物館。攀枝花市委、政府籌劃中的三線建設博物館，力求建成三線建設者的精神家園，以激勵后人。

注釋：

[1]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國情調研組于2011年9月赴四川、重慶三線建設調研的主報告。本所武力副所長和鄭有貴、陳東林、李正華、陳于武、王瑞芳、鐘瑛、冷兆松、葉明勇、段娟、王蕾、付強、張金霞，經濟研究所的董志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宋毅軍等參加調研和討論。

[2]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頁。

[3] 國務院三線辦公室《三線建設》編寫組：《三線建設》，第9頁。

[4] 孫東升：《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大轉變》，《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頁。

[8]李悅：《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人民日報》1981年12月15日。

[9]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所編《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版）第9、12、847、849頁數據整理。

[10] 根據馬泉山的《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6頁數據整理。

[11] 隨著經濟的發展，三線建設項目區的交通狀況有了顯著的改善。比如，原來南川區前往重慶市區需要1天時間，而現在高速路通車后只需要1個小時。正因為交通設施的改善，現在一些大型企業又重新進入三線建設項目區。調研組看到，中國鋁業重慶分公司就在臨江機械廠遺址旁邊落戶。

[12]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頁。

[13]繆爾達爾：《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國區》，杰拉爾德·達克沃思公司，1957年。

[14] 劉慶華：《最后的貴族》，臺海出版社

2010年版，第212、215頁。

第五篇：歷史與現實感悟

歷史與現實感悟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歷史，或長或短。我們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歷史呢？有句古語“以史為鑒”。

在歷史的長河里，我們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我們可以從其中的一件件事中總結一些東西，可以在現實中更好的幫助我們。

例如我們民族的重要文獻《孫子兵法》是軍事家的必讀之書，現在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許多外國軍事學校也把此書作為必修課額來學習、探討，以提升自己國家的軍事水平。再如，我們會經常提起古代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這些戰役對我們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通過分析他們，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作戰的技能和方法，在戰爭時，我們可以將其運用到實踐中。

俗話說：有因必有果。我們可以從歷史中來分析這些因果關系來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們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犯，而且沒有能力改變這一現狀，我們可以從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華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為了和平，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統治者的目的達到了，但是這樣做使清朝與世界脫了軌。西方國家的先進的技術、文化無法傳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國家。又因為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他們不得不打開中國這個大市場。于是中國近代史就順理成章的進行了。我們通過分析這些，總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們現在積極融入到世界這個大家庭中去，不斷學習，不斷發展，因為我們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歷史和現實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時候，通過觀察歷史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也就是將來的現實。

許多事情看似不可能發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極為豐富的人卻能猜測到一些事在將來會怎樣。以前的科幻書籍、現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許多我們無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這些事情卻正在慢慢的變成現實。在前人看來，機器人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有些人卻把機器人想象著在以后的某天能夠出現，并寫成了科幻書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機器人出現了，他們的預言成為了現實。

綜上可以看出，歷史和現實是一個整體，存在著嚴密的因果關系。并且，歷史可以更好的服務于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