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0司法改革民間報告(簡本)

中國司法改革年度報告(2010)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2010)

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

執筆人：徐昕 黃艷好 盧榮榮

2010年，中國司法改革沿著預定的軌跡緩慢前行。

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門根據司法改革整體規劃，繼續低調推進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2010年是司法改革攻堅年。但“攻堅”并沒有出現，2010年的司法改革主要體現為機制改革和工作方法的改進，基本未涉及司法體制的轉型。盡管刑事證據規則出臺、量刑規范化改革、案例指導制推行等舉措力度較大，改革司法官遴選制度、完善合議制、規范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完善審查逮捕程序、加強刑事立案監督、出臺《人民調解法》等改革措施有所深化，但相比上一年，改革步伐更加緩滯，改革理念趨于保守，改革的政治色彩有增無減。

一、綜合性改革

--完善刑事證據制度。《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可謂刑事證據立法的重大進展，體現了中國在遏制刑訊逼供、避免違法取證、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等方面的努力。但兩項規定仍有不足，如“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等規定過于模糊，非法證據范圍過窄，某些規則有所保留甚至有所倒退，死刑案件的證據規則區別于其他刑事案件并無必要，不少規則仍需完善。兩項規定施行半年以來，無任何跡象表明刑訊逼供得到或可能得到遏制。未來應切實執行兩項規定，確立并落實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和直接言詞原則，進一步完善訴訟證據規則。從根本而言，公民應享有沉默權；律師的權利應得到切實保障；警察權應弱化并受到有力的監督制約；檢察權恰當定位從而實現有效的監督；司法的獨立性應得到切實保障。

--量刑規范化改革。《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關于加強協調配合積極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通知》出臺，量刑規范化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量刑被納入庭審程序，檢察機關擁有量刑建議權，控辯雙方可就量刑進行辯論，量刑方法和步驟更為明確，裁判文書應說明量刑理由。量刑規范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開性，規范自由裁量權，減少“同罪不同罰”現象。但量刑規范化改革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出臺的若干文件不應理解為固定模式，而應作為改革新起點。未來應加大試點力度，注重各地經驗的總結、提煉、統一和推行，逐步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量刑模式。

--探索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皆出臺案例指導的相關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明確了發布主體、選擇范圍、工作機構及程序，確立了指導性案例的參照效力，是2010年司法改革的重大進展。案例指導制度對于不同機關的意義有所區別。對法院而言，案例指導制度的確立意義深遠。對其他機關而言，指導性案例更多只是工作指引。法院案例指導制度的建設應堅持“兩步走”：當下旨在化解“同案不同判”現象；長遠應充分挖掘功能，使其逐步上升為正式的法律淵源，最終建立中國特色的判例制度。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改進。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主要體現為地方性探索，形成了監護人或合適成年人到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分案起訴、對不捕不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強跟蹤幫教、未成年人不羈押風險評估、未成年人輕微犯罪記錄有條件封存或消除等制度。2010年《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出臺，要求各級公檢法司完善專門機構，擴大保護范圍，加強協調配合，健全配套制度。這是多年工作的總結和提升，構建了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新平臺。但各部門的銜接配合仍需加強。未來應加大試點改革的力度，以刑事司法為出發點，逐步拓展到民行領域，并不斷總結試點經驗，將成熟的做法上升為立法。

--鐵路司法系統的改革。根據方案，鐵路法院將從鐵路企業中剝離，作為專門法院予以保留，并納入國家司法體制。“企業辦司法”不符合法治原則，但這是一項復雜的任務，涉及人財物等諸多方面。作為專門司法機關整體保留，是否有利于徹底清除司法企業化問題，有待觀察。期待有關方案至少能確保鐵路法院人事及財政獨立于鐵路企業。

--司法官遴選制度改革。《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律師工作的意見》要求從律師中遴選法官和檢察官，推薦優秀的律師參政議政。司法官公開遴選制度，特別是從律師和其他法律工作人員中選任司法官，應成為未來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遴選更多面向司法機關內部，今后應逐步擴大從律師遴選的規模，促進從律師到司法官的法律職業流動機制的形成。

--應對政法隊伍人力短缺。《關于切實解決法官、檢察官提前離崗、離職問題的通知》出臺，最高人民法院為地方法院確定五年增編四萬人的計劃，政法干警招錄培養體制改革的政策向中西部一些“老、少、邊、窮”和條件特別艱苦的地區傾斜，這些舉措旨在應對政法隊伍人力短缺，但未從根本入手，收效甚微。中短期化解問題可考慮：整合司法資源，優化內設機構；完善司法官遴選制度和司法官助理制度；推遲法官的退休年齡；建立獨立的職務序列和工資制度。長遠而言，應建立司法官職業養成制度、從律師到司法官的司法職業轉換機制，徹底改革法學教育體制。

--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和《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明確從“嚴”從“寬”處罰的各種情形、寬嚴“相濟”的具體要求及工作機制的完善。但該政策的貫徹落實需繼續增強可操作性，并逐步滲透到具體的制度建設中。

--加強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全國政法機關開展“涉法涉訴信訪積案清理”活動和“百萬案件評查”活動，各地紛紛將2010年列為“涉法涉訴信訪督辦年”并制定相關工作方案。《人民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出臺，力圖構建涉法涉訴信訪終結制。信訪終結制看似可以化解纏訪、重復上訪等問題，但信訪不可能真正被終結，在“維穩”的壓力下信訪更難實現“案結事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徹底解決需從根本上改革信訪制度，并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二、法院改革

(一)優化法院職權配置

--陪審制改革。《關于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人民陪審員工作若干問題的答復》出臺，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方面的努力，但改革力度有限，不可能解決“陪而不審”等問題。河南省推行人民陪審團試點，配備人民陪審團成員庫，隨機抽取組成陪審團參審，其意見在合議庭評議案件時作為參考。該試點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缺陷明顯，總體上政治考慮高于法律因素，浪漫色彩多于理性設計。陪審制改革的整體框架可考慮：立足參審制完善，進行陪審團試點，形成以參審制為基礎、陪審團有限適用為補充的二元陪審模式，或選擇“競爭”勝出的模式推廣。完善陪審制需考慮三大因素：化解制度固有缺陷、借鑒國外先進制度設計、貫徹落實司法民主。目前，可結合陪審制面臨的急迫問題對陪審員的選任與管理等進行系統改革。

--合議制改革。《關于進一步加強合議庭職責的若干規定》出臺，明確了合議庭組成方式、職能分工、內部運作、考評機制和責任分配，旨在化解合議庭行政化和虛置問題。但該規定僅完善了部分工作機制，未觸及體制根源，并非全面和最終方案。合議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以審判組織改革為中心，涉及法院的審判管理、人事安排、職業保障等諸多方面，需要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法院內部管理機制等作為配套支撐，最終需要司法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如保障合議庭和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消解司法的行政化尤其是法院內部行政化。

--規范上下級法院關系。《關于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明確了上級法院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工作的范圍與方式，對案件請示做法進行訴訟化改造，旨在糾正長期以來上下級法院審判業務的非正常關系。規范上下級法院的關系主要涉及法院系統自身，可作為法院改革的突破口。但該舉措改革尚不徹底，未觸及問題的核心。總體上，規范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應以實現各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為目標，具體舉措包括廢除案件請示制度、限制提級管轄和發回重審的適用、規范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司法行政管理關系、改革法院績效考評、錯案追究機制等。

--建立司法巡查制度。《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暫行規定》出臺，司法巡查制度正式建立。該制度短期內可能有助于改進法院管理、提高辦案質量，但透露出中央對地方、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不信任。難獲取真實信息、暗訪如何運用和規范、“三不”原則與巡查目標內在沖突、巡查結果納入考核獎懲機制不合理等問題顯而易見。事實上，該制度旨在強化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行政控制，與消解司法行政化的目標背道而馳，是逆司法規律而動的倒退。但期望該制度引出司法系統的縱向管理模式。

--完善審判管理機制。多年來，地方法院不斷完善審判管理機制，設立各種審判管理專門機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設審判管理辦公室。期待該機構積極總結和提煉審判管理經驗，盡早制定審判管理的操作規程。長期以來，審判管理存在部門銜接不暢，審判事務分流低效、處理不及時，考核評價體系極不合理等問題，特別是管理行政化現象嚴重。完善審判管理涉及審判權的優化配置，優化審判職權配置也適合從審判管理的完善入手。審判管理涉及上下級法院的關系、法院內部各機構和人員之間的職責劃分，其關鍵在于合理界定職權，建立以審判權為中心、分工合理、職責明確、制約平衡的法院權力結構。這項改革任務可行但艱巨：可行是因為阻力主要來自于法院自身；艱巨是因為任何自我改革皆缺乏足夠和持續動力。

--執行體制及工作機制改革。《關于建立和完善執行聯動機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出臺；“無執行積案法院”活動和“委托執行案件專項清理活動”持續開展；被執行人財產報告制度普遍實行。多年來，執行工作機制改革措施不斷推出，但“執行難”、“執行亂”問題未能有效化解。這表明只是工作機制和方法的改進難以徹底解決問題，必須深入推進執行體制改革，可考慮設置獨立于法院的專門執行機構。

--死刑復核程序改革。律師在死刑復核階段的有效介入和權利保障問題，因樊奇航案而倍受關注。作為回應，最高人民法院啟動對死刑復核程序中律師權益落實的調研；年底，王勝俊提出將于2011年加快推進死刑復核程序改革。自收歸死刑核準權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在控制死刑、完善死刑復核程序上做了一些努力，但該制度仍需完善，一個重要方面是強化程序的參與性、公開性，改變單方、書面、秘密的復核方式，加強辯護律師和檢察機關的參與，防止復核走過場，避免司法腐敗。

--加強涉軍案件審判工作。《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涉軍案件審判工作的通知》出臺，要求建立健全涉軍案件審判工作組織機構，全面強化涉軍案件審判工作。但涉軍案件與普通案件并無太大區別，法院應堅持訴訟的平等和對等原則，注重對當事人各方權利的平等保護。

(二)落實司法為民

--倡導能動司法。兩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倡導能動司法。能動司法被置于“服務大局”、“司法為民”的框架下，強調法院主動服務、送法上門、促進社會管理創新。這種主動、積極的形式違背了司法被動、中立的基本特征，可能導致司法偏袒、不公或民眾的不信任，最終損害司法的正當性。長遠而言，能動司法可向司法能動主義趨近。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考慮倡導一種適度、溫和、漸進的司法能動主義，首先實現司法權復位，進而逐步實現司法權的擴張：一是支持訴權的擴張；二是不斷完善案例指導制度；三是建立司法審查制度。

--大力推廣巡回審判。近年來巡回審判制度出現復興之勢。《關于大力推廣巡回審判方便人民群眾訴訟的意見》要求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策略有針對性地開展巡回審判工作。盡管巡回審判有助于便利民眾訴訟、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及時解決糾紛，但實踐中也出現法院上門攬案、巡回審判的時間、地點隨意、受案范圍不明確、審判程序不規范、特別是巡回審判經常流于形式等問題。須克服上述問題，明確適用條件、受案范圍、巡回時間、審判地點和基本的程序要求，加強巡回審判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建設。

--強化“調解優先”工作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規定了法院調解工作各個環節，繼續強化“調解優先”原則。該原則有過度重視調解之嫌，可能導致權利打折、規則缺失和司法權威的削弱。法院不是“調解院”，調解率的硬性要求應當取消。對該原則也應作符合司法規律的解讀，將其定位為“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基礎上對柔性司法手段的傾向性選擇，將“調解優先”與“調判結合”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調解優先”是步驟，“調判結合”是手段。盡管“調解優先”對司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也不應低估法院系統的自我調適能力，該原則在實踐中得到一定的糾偏。

--探索司法附設調解。大力發展司法附設調解等類型的司法ADR，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方面。廣東省東莞市第二法院建立以調解速裁中心為樞紐，訴前調解、訴調對接、立案調解、委托調解、協助調解五大機制為支撐的司法附設調解體系。其做法遵循司法規律，嚴格實行“調審分離”，僅立案調解由立案庭法官主持，其他調解皆借助社會力量，調解不成的簡易案件經“繁簡分流”機制進入速裁程序，調解速裁中心另行安排法官審理，“訴訟綠色通道”一直延伸至二審和執行階段。盡管目前情況下法官介入稍多，但這是公民社會欠發達背景下的無奈選擇。總體上，該法院在“調審分離”基礎上大力發展司法附設調解，值得肯定。

--開展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試點。《關于開展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部分基層法院試點行政訴訟簡易程序。此項試點有助于提高訴訟效率，但僅對極少數行政案件較多的法院有意義，不具有緊迫性和普遍意義。行政審判面臨的嚴峻挑戰主要是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小，地方干預司法，司法公正未獲切實保障，故該領域的改革應以擴大司法審查權范圍、提升司法的獨立性為目標。

--立案信訪窗口建設。《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立案信訪窗口”建設的若干意見》力圖實現立案信訪窗口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回應“立案難”和信訪難題。但這種回應僅是程序性機制改革，而非嘗試化解問題的深層原因。問題的解決需對癥下藥，并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如解決行政訴訟面臨的“立案難”，需從根本提升司法的獨立性；民事訴訟“立案難”的解決，需通過禁止提高起訴門檻，杜絕“抽屜案”，明文規定相關救濟與懲罰條款，修改《民事訴訟法》第108條有關起訴條件的規定等舉措來實現。

(三)強化司法監督

--落實司法公開。最高人民法院首度發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09)》，開展“司法公開宣傳月”活動，下發《司法公開示范法院標準》，公布100個“司法公開示范法院”，以促進司法公開。地方法院也積極落實司法公開，如陜西三級法院實現裁判文書全部上網；廣州市中級法院采用網絡直播刑事案件庭審等。最高人民法院確有必要每年發布工作年度報告或專項審判白皮書，但下級法院不宜跟風。發布審判白皮書應作為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而非“面子工程”，應面向公眾，通過媒體公開發布，并提供網絡下載。司法公開的落實更體現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

--推進司法廉政建設。《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文化建設的意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和《法官行為規范》出臺、司法警察警示教育活動啟動等舉措均可視為法院廉政建設的一部分，體現了法院推動司法廉政的努力。但這些舉措效果甚微。在全方位、體制性腐敗的背景下，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須痛下決心，從根本上監督、制約和削弱權力，可借鑒香港經驗設立廉政公署。

三、檢察改革

(一)加強法律監督

--強化刑事立案監督。《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出臺，明確了刑事立案監督的任務、原則、公安機關立案的條件、刑事案件信息通報制度、刑事立案監督的程序及其保障措施、法律文書的隨案移送等事項。該規定一定程度強化刑事立案監督，但仍然不夠。應進一步明確監督內容；建立刑事案件備案審查制；賦予檢察機關立案監督調查權、程序選擇權和違法處分建議權，明確違法立案的程序性制裁等。

--完善審查逮捕程序。《關于審查逮捕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出臺，明確了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訊問的要求和重點、聽取律師意見的方式等事項。這體現了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環節訊問犯罪嫌疑人改革的司法化、規范化走向，較大程度避免檢察機關辦案書面化。但由于該條文操作彈性大，總體上對違法偵查的監督制約有限。未來改革應從兩大方向努力：一是以權利制約權力；二是以權力限制權力。首先，賦予公民沉默權。其次，堅持以檢察權和審判權制約警察權，提升檢察權和審判權的地位，弱化警察權。最后，真正貫徹落實《憲法》第五條的規定。

(二)加強對檢察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

--規范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規定》出臺，對職務犯罪偵查中扣押、凍結涉案款物的范圍、程序、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權利保護等作出明確規定，是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無監督”現狀的局部糾正。但該規定的部分內容較為原則，且規定的貫徹落實僅依賴于檢察機關的自覺性，故監督效果仍有待觀察。未來方向是強化當事人權利的保護，特別是從根本上考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化配置，如借鑒香港經驗設立廉政公署。

--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要求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明確了同步審查的范圍、程序、重點、責任主體和責任追究，規定了意見分歧的處理方式和協商程序。但該制度只是一種“同體監督”，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在改革方向上，需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尤其要制約行政權力，禁止黨政部門干預司法，進而不斷提升司法的獨立性。此外，應進一步完善緩刑、免刑、假釋、取保候審、保外就醫等制度。

--全面推行人民監督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全面實行，一定程度有利于監督檢察權。以此為契機，人民監督員的選任管理、監督范圍、程序等規則有所調整。但該制度并未突破以往的固有缺陷，只能歸屬于內部監督，監督效果和民主實現程度相當有限。未來改革方向是深化體制外改革：一是保證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保證參與途徑的開放性和自由性，保證監督者獨立于被監督者；二是保證監督范圍的全面性和可行性；三是完善監督程序，保證制度的獨立性和順暢運行；四是提升監督效力。

四、司法行政領域的改革

--完善人民調解制度。《人民調解法》出臺，這是中國第一部人民調解的專門法律。但該法較為保守，多數條文沿用原有規定，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也沒有為將來的制度創新留下足夠的空間，立法理念存在方向性誤區。調解的立法性質應定位于促進性立法，促進調解工作的開展，尤其是促進調解組織的發展。該法也未回應人民調解制度的糾紛解決能力低等問題。當下的人民調解是一種外生型調解和政府控制型調解，缺乏民間調解制度本應具有的內在活力。人民調解制度應從外生型調解向內生型調解轉變，最終邁向社會自治型人民調解。要淡化人民調解與民間調解的區別，從半官方調解轉化成真正的民間調解。應制定統一的《調解法》，培育各類民間調解組織，鼓勵試點改革。

--加強律師管理。司法部下發《關于李莊違法違紀案件的通報》，在全國律師界開展整風運動。該通報引發了較大爭議，且運動出現蔓延態勢。《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辦法》和《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加大了對律師事務所及律師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但部分規定有超越立法權限之嫌，對律師的處罰規定過于苛刻，對已處境困難的律師執業產生了消極影響。《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律師工作的意見》可視為律師業整風運動的總結性文件，總體傾向是視律師為“麻煩制造者”。

李莊案引出律師業整風運動，也引發律師執業基本權利保障的熱議。保障律師權即保障公民權，保障律師權即保衛法治。律師制度的改革方向應以律師權利保障為中心。規范律師執業應采取符合司法規律的方法。長遠而言，政府主導的律師監管模式應轉型為律師行業自治。目前應完善司法行政機關與律師協會行業“兩結合”的管理體制，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監管職責應逐漸從前者轉移到后者。

2010年，中國司法改革進展緩慢。司法改革的重點仍然是機制改革和工作方法的改進，基本未觸及司法體制的變動；大多數改革措施仍然是小修小補，進步不大；公正廉潔執法年年講，但不從根本上制約權力，效果必然欠佳；改革力度有限，步伐放緩；某些方面進一步倒退，如建立司法巡查制度強化了司法的行政化等固有弊端；司法體制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有增無減，司法的獨立性遭受了更大損害；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邏輯在不斷加強。

這種政治化邏輯已成司法改革的桎梏。司法體制是相對獨立的功能區域，屬于中立性、工具性、功能性的治理技術問題。改革應采取去政治化的技術和策略，實現司法與政治的分離。從法律技術的角度推進司法改革，具有廣闊的空間。除了某些底線外，幾乎所有的問題在理論上都可以轉化為法律技術問題予以考慮和完善。

2011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期待新一年改革直面危機，沖擊司法體制痼疾，實現實質性變革。只有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堅持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才能走出停滯不前的困境，最終邁向公正、高效、權威、獨立的社會主義現代司法制度。

徐昕，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IAJS)主任；黃艷好、盧榮榮，司法高等研究所項目研究員。

全文將在紙媒發表后正式對外公布。如需獲取全文，可通過電郵聯絡司法高等研究所：justice.2005@163.com。

第二篇：司法改革

申論熱詞：司法改革

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頗受輿論關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而“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性質、職能、權屬、運轉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區別，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運作司法，將不可避免地給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程序性等，都帶來傷害。

應當說，司法高層曾對“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給予了關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中，明確指出，“審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適應審判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嚴重影響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針對此，在這個以及后一個法院改革“五年綱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體舉措出臺。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眾化”來概括。客觀評價，司法機關在“去行政化”上雖然作出過頗多努力，但進展始終不大。個中原因或就在于，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決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們的行政職級，他們拿什么去套工資與福利?一個簡單的方案是，按司法職業的特點另立司法職級。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誰認可你這一套?

不僅司法官員的去行政化步履維艱，司法活動的去行政化同樣阻礙重重。法院內部的“個案請示”被認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綱要”曾明確要求應“逐步取消，并進行訴訟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綱要”，又變成了“規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用“規范”來替代了 “取消”，無疑是認同了行政化的“個案請示”，而在事實上將司法固有的審級制度給人為架空了。

這種改革的反復無疑在向我們傳遞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遠的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法院系統所堅持的去行政化實踐，顯得更加不易。當務之急，是如何將這些可貴的改革經驗向全省，乃至向全國法院系統推廣。這仍然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也不僅在于當下的司法公信堪憂。還因為中國是在司法權威尚未確立的基礎上，就遭遇到了一個自媒體時代。司法的信息壟斷、知識壟斷和權力壟斷被迅速打破，普通民眾也擁有了更多、更便捷評議司法的輿論平臺。司法一方面必須要面向民眾，另一方面，又必須盡快回到司法的原點，回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上來。司法去行政化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最難的那部分。由此破局，當為可行的選擇。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綱要”能夠正視和吸納廣東法院系統在去行政化上的諸多經驗，切實推動司法體制變革的到來。

第三篇：司法改革

中國法院網訊(張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東省濟南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向社會發布《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應邀出席發布會，全面介紹了“四五改革綱要”的總體思路、主要內容和推進措施。

一、總體思路和主要特點

談及“四五改革綱要”的制訂起因時，賀小榮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確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對若干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結合法院工作實際，在深入開展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綱要”，并報中央審批同意。

作為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即：緊緊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為建設法治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在謀篇布局與內容設置上體現了四個重要特點：一是整體性。綱要提出的改革舉措嚴格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央司改意見“對表”，是對中央改革任務的分解、延伸與細化，兼顧了人民法院牽頭和參加的各項任務。凡是人民法院牽頭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詳細，并提出了明確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門推進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原則，側重協同推進。二是系統性。綱要充分考慮了改革舉措之間的關聯性，在內容設置、進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夠相互呼應，確保改革穩妥有序推進。三是科學性。綱要內容主次分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建立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作為重要抓手，將健全審判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做到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四是連續性。綱要立足中國國情，科學研判形勢，在總結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的成果經驗基礎上，結合前期試點工作，確定了需要繼續推進的項目和需要調整的內容。

二、主要內容

圍繞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這一關鍵目標，“四五改革綱要”針對8個重點領域，提出了45項改革舉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也不利于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建立分類科學、結構合理、分工明確、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賀小榮指出，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綱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統管改革，推動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進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將法院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與之配套的，則是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減少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三是建立法官員額制，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額管理，確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審判一線，高素質人才能夠充實到審判一線。四是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確保一線辦案法官即使不擔任領導職務，也可以正常晉升至較高的法官等級。五是完善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

2.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四五改革綱要”就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作出了安排。

賀小榮表示，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在管轄制度方面，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確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區劃的民商事案件和環境保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鞏固鐵路運輸法院管理體制改革成果，將林業法院、農墾法院統一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部門、企業管理法院的體制。三是在機構設置方面，建立上級法院在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機制。進一步推動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建設。四是在法院設置方面，推動在知識產權案件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3.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是司法規律的客觀要求。近年來，司法機關為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進行了許多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內部層層審批，辦案權責不明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將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推動建立權責明晰、權責一致、監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賀小榮指出，在完善審判責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辦案能力強、專業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作為獨任法官或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完善合議庭成員在閱卷、庭審、合議等環節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督機制。二是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主審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由院、庭長簽發。三是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律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實現法官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與退出機制的有效銜接。四是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五是建立法官懲戒制度，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

賀小榮表示，主審法官、合議庭審判責任制與院、庭長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并不是對立關系。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在加強專業化合議庭建設基礎上，實行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況內部公示制度。二是對于變更審判組織或承辦法官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規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四是規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五是依托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督不缺位、監督不越位、監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

4.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為強化對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訴訟權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機制，有效發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和引導作用，確保司法公正。

賀小榮表示，為了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五項措施：一是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標準。二是建立對被告人、罪犯的辯解、申訴和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的機制。完善審判環節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工作機制。三是健全司法過錯追究機制，統一司法過錯責任認定標準。四是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明確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范圍、標準和程序。五是進一步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監督下，有序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啟動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在前期工作基礎上，“四五改革綱要”對深化司法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賀小榮表示，為了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四項措施：1.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推進庭審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范以圖文、視頻等方式直播庭審的范圍和程序。

2.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庫，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立案信息和審

判流程節點信息。3.繼續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4.整合各類執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行工作進展，實現執行信息公開平臺與各類征信平臺的有效對接。

6.明確四級法院職能定位

為合理定位四級法院職能，“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學、職能明確、監督得力、運行有效的審級制度。

賀小榮表示，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進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制度，逐步改變主要以訴訟標的額確定案件級別管轄的做法，將絕大多數普通民商事一審案件的管轄權下放至基層人民法院，輔之以加強人民法庭和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強化基層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職能。二是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完善提級管轄制度，明確一審案件管轄權從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轉移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充分發揮中級、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提級審理重大、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指導類案審判工作，確保法律統一適用的功能，壓縮個案請示空間。三是改革法院考評機制，廢止沒有實際效果的考評指標和措施，取消違反司法規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審級法院之間的行政化。四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職能的機構設置模式。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將建立將本院作出的裁判轉化為指導性判例的機制，充分發揮其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職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立足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舉措：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二是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三是推進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機構設置模式和人員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購買社會服務的工作機制，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四是深化司法統計改革，以“大數據、大格局、大服務”理念為指導，建立司法信息大數據中心。

8.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

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提出建立訴訪分離、終結有序的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準、范圍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新網絡辦理信訪機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師為主體的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實施細則，切實發揮司法救助在幫扶群眾、化解矛盾中的積極作用。

三、落實和推進

賀小榮透露，為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落實和推進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同志擔任組長，負責研究確定改革要點、審議改革方案、聽取進度匯報、討論重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具體辦事機構，負責“四五改革綱要”的組織協調、實施推進、試點管理、督促檢查和評估總結工作，并及時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報告改革進展、請示重要事項。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發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將配套推出貫徹實施方案，明確各項改革措施的牽頭部門和參加部門，科學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建立情況通報、督導檢查、評估總結制度，做到每項改革任務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檢查，確保各項任務不折不扣完成。

第四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內容摘要:司法改革的進程中,作為執行和運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況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因此本文通過古代“法官”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進程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幾點完善“法官”自身建設的建議.關鍵詞:法官獨立 清官意識 法官培訓 高薪養廉 媒體監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來一大熱門話題,此話題的提出正是因為當前我們司法領域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司法改革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包含者眾多方面的內容：有人認為當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認為司法過程不公，另有人認為司法人員素質底下，還有人認為司法體制設置不當等等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這個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認為，解決問題既要有輕重緩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別。加之我能力所限，對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諸方面問題不易作泛泛而談。相比之下我覺得所有問題解決的落腳點都最終在人身上。因為我覺得執行和運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關系上，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著重討論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當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我們的法官了。一，中國古代法官對社會的影響。

中國古代法官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將“法司”中任職的官吏稱法官，但是法司卻不同于現在的法院。其中各個法司間分工并不象今天對其總結的那樣有明確的劃分。以唐代為例：雖然中央一級審判機構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臺官員可以直接參審，有時對特殊案件進行三法司會審。此外，中書門下兩省也可參審。可見，古代審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獨有的權力。同時，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從屬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長官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斷獄”。（1）正因為中國古代是一個權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會，無論皇帝對法司法官表現的如何重視，也只是為了加強其皇權。這一點使人們忽視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機關一部分，沒有什么獨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這種觀念在人們心中形成定式直影響到今天。

另外，由于歷史上有秦王朝短暫的統治，使的人們在觀念深處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們對于法官的認識也產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尋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這在客觀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對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連古代官吏也不會以法官職業為榮。正是這些觀念在今天仍成為人們正確理解對待法官的障礙。再次，中國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一個遺產就是清官意思。如歷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這些人們心中的清官正是人們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現。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對清官的信任也是對王法的信任。雖然這種過分寄希望于某個清官而忽視上層法制作用的意識與現代法治不合拍。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積極的一面，比如人們對清官的贊揚正是對貪官批判，這有利于凈化社會空氣，促使法官廉潔自愛，公正審判，起到監督作用。

最后，在選拔法官方面，從古到今，斷獄審判和行政事務還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對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對法官還有特殊選拔規定。

二，透過古代“法官”及其影響提示并完善現代法官。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古代對現代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對我們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鑒意義。

第一，確立法官獨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或核心就是司法獨立。而事項司法獨立的關鍵就是先讓法官獨立。為此，可以從三個方面確立法官獨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識必須獨立，不可否認，我們的法官獨立意識不強，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觀上不自覺的成為一種附庸，對地方政治事務參與性太強工具主義太濃，中立觀念不強；其次，法官身份要獨立，確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職位條件及任期要適當保障；還有就是法官在執行職務時除受法律和良知約束外，不受任何外 來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會地位，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完善司法體制。根據我們憲法，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有立法權，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有司法權。現實操作中應嚴格遵守憲法的權力分工，人大只對司法人事任免監督，行政機關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權威和法官權威。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必須完善法官選任機制。如我們國家目前實施的司法考試制度。另外，要規范法官培訓制度。（3）一方面針對在職法官進行培訓，注重在造就法官過程中的實踐和經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大學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強化職業指向或特色。對于法院財政一有全國人大財政預算統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資收入，改革法院與行政區劃一致的現狀，這方面可以學習外國設立跨省跨地區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防止司法官員腐敗，高薪養廉。當前雖然存在地區差異及不同審判庭的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說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們也需要生活和發展，所以有些腐敗現象無法制止。我們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說法官收入必須達到很高水平。只是為了突出法官獲得整個社會認可和尊重的標志。我覺得可以借鑒國外防止政府官員腐敗的一種制度即高薪養廉。這樣可以減少灰色收入，因為有些現實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對人的主觀性寄于太高期望。顯然那些為了生活發展而為的腐敗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有時候合理。我們應該把對現實的判斷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上，并堅信“凡是合理的應該成為現實”。

第四，完善監督，重視媒體作用。由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當然我們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構互相制約和監督以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同時也要加強媒體監督作用，將法庭和社會進行連接。要知道新聞自由是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對司法活動的自由報道對監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動置于陽光之下。

結尾：“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的表現為什么形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5）藝術家決定我們法律的質量。對于要法治不要人治這一真理中包含的對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運行過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這兩種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反對樹立人的權威不是反對樹立法官的權威，因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碼是具備了一定資質的人。只要充分重視“人”的因素，才能促進司法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1）參馬小紅〈〈試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法官’〉〉一文 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頁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國際律師協會19屆雙年全會上通過的〈〈司法獨立最低標準〉〉中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內容

（3）參張志銘在〈〈對我國法官培訓的兩個角度的思考〉〉一文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獨立與問責制國際研討會”上的觀點（5）德國法學家來因斯坦語轉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較法〉〉范愉譯 法律出版社264 6

第五篇：司法改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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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解析

按：本文發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參考”版。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刪節，是所謂“潔本”。按照慣例，這里發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復了原題（南周版的題目是“司法改革的難題與出路”）。一些觀點仍然是嘗試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

摸起石頭過舊河

1999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組織了一次題為“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的研討會。跟那段時間舉行的許多有關司法改革的研討會一樣，法學所的會議上也是洋溢著一派樂觀的情緒。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報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調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題：“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學術界以及司法界對此都頗為興奮，以極大的熱情為改革出謀劃策。不過，在那次會議上，我個人對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卻沒有表達樂觀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對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樣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識，二是，在政治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的約束條件下，司法改革能夠走多遠自己沒有把握。我的發言用了一首題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詩作為結束：

棋局交困兵馬車，法眼迷離儒道佛。

廟堂新招頻頻閃，摸起石頭過舊河。

歲月如白駒過隙，一轉眼，將近十年的時間就過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處在一種猶豫彷徨的狀態。十多年來，司法界甚至人大出臺了很多的改革舉措，但是，由于對于改革的目標以及實現的途徑等方面缺乏共識，不少措施相互沖突和抵消，并沒有產生“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效果。改革的持續沒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們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權的愈發邊緣化。技術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卻而難以在整體上推進社會正義的實現，曾經響亮而激動人心的口號也逐漸變成一種若隱若現的微弱回聲。司法公正的話語曾經讓國民對司法界充滿期望，但是一些承諾實際上是法律界所難以獨立實現的。在許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中，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從于外部權力，律師的辯護權受到種種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導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抑有進者，有關司法腐敗的報道頻頻出現，更動搖了國民本來就不甚堅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轉而呼喚回歸到某種人治。“摸起石頭過舊河”，此之謂也。

回歸大眾司法？

去年11月，針對可能沉冤十馀載的聶樹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文章，認為之所以冤案頻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對于司法權的壟斷和人民參與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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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錯誤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學者的錯誤引導下，在法官群體的有意推動下，走上了所謂職業化的路線，司法與人民漸行漸遠，人民失去了對司法權的最終控制。司法職業化努力并沒有帶來人們所想象的廉潔、公正的司法，相反，一個維護自身利益勝于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官群體正在形成。為此，本案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體對司法權的壟斷，通過各種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實行人民對司法權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報》）

無獨有偶，近來的一些信息也顯示官方有意強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糾正“職業化”帶來的弊端。某省高級法院甚至發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城市廣場、田間地頭又再現法庭審判，據說旁聽的人民普遍稱贊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權威不彰、誤判連連的原因果真是因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謂職業化的路線”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職業化一定意味者“與人民漸行漸遠”么？那些貌似新招實則故伎的舉措能夠推進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認為，這樣的判斷完全是藥不對癥，甚至是所謂“殺頭以治斜眼”。中國的司法之所以無從履行運送正義的使命，不是因為它的職業化，恰好是因為它的非職業化。

什么是司法職業化

也許首先我們需要正本清源，討論一下所謂司法職業化的含義。在我看來，司法職業化的含義無非是強調在司法制度設計和司法權行使過程中的專業化，其基本內容已經在近年來的相關討論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這里不妨作些簡要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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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事人沒有提起的事項不得作出裁決，要盡可能地讓當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證據，法官不可以過分主動地行使權力，只能坐堂問案，從而最大限度地將判決變成一種當事人之間競爭的產物，這樣在客觀上也減輕了司法決策者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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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長位居黨委常委，而法院院長或檢察院檢察長在黨內位置卻日趨邊緣化，導致憲法所規定的“一府兩院”體制、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和檢察權的設計無從正常運行。例如，刑事案件，許多冤案的發生都是因為在審判環節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門的結論。司法界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聽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問題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這種不獨立的體制下，法院和檢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權力的需要，尤其是遵從同級黨政的指令，成為地方利益的守護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業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護本地當事人。行政訴訟方面，百姓起訴本地政府，每每讓法院如坐針氈，因為判決政府敗訴是法院難以承受之重。對于官員的腐敗行為，沒有黨委的認可，檢察院難以主動出擊，多年來不斷反腐，但是腐敗卻愈演愈烈，檢察權的不獨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權的這種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員一手遮天，中央無法有效地獲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導致的民怨難以得到公正處理，于是導致上訪特別是到北京的控訴者連綿不絕，為了維護政府形象所進行的驅趕又招致人們對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種道路奔走、權門呼號的過程中，民怨不斷積累和加劇，社會必然處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險邊緣。

雖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據自己近二十年的觀察，我們太多的案件之所以處理不公，之所以引發不斷地上訪，或者說從整體上看司法之所以難以回應國民對于正義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職業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則是司法不獨立，法律之外的權力左右著司法，“憑云升降，隨風飄零”，完全無從知曉它所依據的規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過改革，有效地改變司法權的地方化實在是一件時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與職業化

在我們這樣的共和體制下，國家權力應當以民主的邏輯建構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權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接受人民監督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自從古希臘以來，民主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就呈現出相當復雜的面向，難以作出簡單的判斷。這里提出幾個關鍵問題，以為進一步討論的線索。

首先，民主化與職業化是否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司法職業化強調的當然是一種精英化的制度建設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卻是良好的社會秩序，而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解決的是立法過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權力分配的標準和方式。可以說，隨著現代化的展開，政治民主化與司法職業化已經成為緊密關聯、唇齒相依的關系了。但是，關系緊密并不意味著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們無法想象案件的處理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加以解決。前面我們對職業化含義的討論已經表明，職業化解決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確保司法公正，它與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標。一個好的制度環境能夠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濟，而壞的制度下卻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實際上，如果說有司法民主化這件事情的話，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適用的規范是民主機構所制定的；司法界嚴格地依據體現民意的立法判決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的最要緊的體現。相反，如果讓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諸一時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讓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斷怎樣的判決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僅僅使得案件的判決存在著無可名狀的任意性，而且憲法和法律作為通過民主過程提煉民意所形成 4頁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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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規范就變成可有可無的空文。遵從立法之外，民意機構還必須對于司法機關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這類監督體現在人事任免、處理對于司法官員的控告以及確保司法獨立不受其他權力損害等方面。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民意機構對司法的監督也必須遵循立法、依據嚴格的程序進行。民主在司法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