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市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調查

對××市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調查

對××市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調查2007-02-10 16:50:07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實現“城鎮人口比重的較大幅度提高。”處于××××的××市，認真貫徹落實市委二屆三次全委會精神，統一思想、加強領導，把推進城鎮化作為促進全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建設具有××萬城鎮人口現代化山水園林大城市的重大戰略，把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作為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重要措施。

一、關于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理論依據

（一）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

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由分散的鄉村向城市轉移，進入城市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文明城鎮建設，主要是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為核心，以創造優美環境、維護優良秩序、提供優質服務、豐富文化生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努力提高市民素質、城市文明程度和群眾生活質量，打造先進城（鎮）市文化的過程。

（二）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是辯證統一的

文明城鎮包含兩個要件：即優美的城市環境和文明的生活秩序。優美的城市環境是文明城鎮的物質基礎，又需要良好的城市意識和文明素質與之協調。城鎮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民市民化。

根據世界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規律，我國城鎮化處于快速發展時期，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大量農民“洗腳進城”了，可精神上卻并未脫貧，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仍保留著落后的傳統習俗。因此，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對推動文明城鎮建設至關重要。農民進城后，面對全新的生產生活環境，要盡快融入城市生活，必然會自覺改變諸如亂吐口痰、亂丟垃圾等很多不良習慣，所以較高的城鎮文明程度也能加速農民市民化的進程，促進進城農民文明素質的提高，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二、××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的情況分析

××市幅員面積××平方公里，總人口××萬，轄××個鎮、×個街道辦事處。該市的城鎮化進程從—某年經歷了萌芽、起步、快速發展三個階段，城鎮化水平從年的提高到某年的，城鎮人口達××萬人。而農民市民化主要集中在某年

這一階段。在推進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的進程中，××市確立了“由過去限制農民進城轉向主動引導農民進城和由過去主要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出路轉變為優化城鄉社會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高人的素質”的戰略思想。

（一）發展現狀及做法

⒈以環境建設為基礎

規劃前導。××市確定的城鎮化目標是：本世紀前年，城鎮化率以年均的速度增長。到今年城鎮化率達到；到年達到；到年達到，主城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全市城鄉全面實現小康。

目前，該市已經完成了《××市域城鎮體系規劃》，確定了“一心、兩極、四點”帶動一般鎮發展的城鎮發展格局；完成了個鎮的城鎮規劃修編以及個鎮的城鎮風貌設計和個片區的近期建設性詳細規劃；開展了土地利用規劃、商貿流通規劃等專項規劃編制工作。規劃工作的超前性為××廣大農民進城鎮后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可靠保證。目前××有國家級

試點鎮個、××市級試點鎮個、××市中心鎮個，農民新村也適度發展。

建設奠基。××距××主城×公里，已有個國家級內河深水港口，××、××鐵路交匯境內多公里。公路通車里程多公里，其中高等級公路公里，基本形成了××最大的區域性“一縱、一橫、兩循環”的公路網絡，城區道路也初步形成了“三縱”、“五橫”的網絡。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交通總體規劃》和《××××的規劃》，引進××市高投司等企業投資對多條主骨架公路進行改造。以××、××濱江路防洪堤工程建設為龍頭，改變城市景觀，推進和完善大城市功能。完成了××市城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工程建設，新增日處理污水和生活垃圾能力分別為萬噸和噸。

先后引進××、××等知名商家，完善了××建材市場等專業市場配套功能，連鎖經營深入到鎮街，形成了物流配送和連鎖經營的商貿流通網絡體系。體育場、圖書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等文化陣

地建設大力推進，烈士陵園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充分發揮了陣地育人功能。城鎮基礎設施實現了合理功能分區和配套完善。

產業支撐。為了引導農民進城，××市堅持“土地向業主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企業向園區集中”的思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強化城鎮產業支撐。出臺了工業強市等相關政策，引導和支持企業做大做強，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不斷加快農民進城鎮的步伐。目前該市規模以上企業發展到家，規模企業完成總產值也從年的億元提高到某年的億元，工業總產值也已突破億元。某年，該市新引進項目個，引資億元，形成了以機械、建材為主的產業群、延長了產業鏈。大力發展業主制農業，建成以花椒、柑橘、青果、苧麻等為主的一大批產業化和農產品加工基地。采取開辦職業培訓班、加大內外勞務輸出力度、發放小額貸款鼓勵進城農民自謀職業等措施，解決了

農民進城后的安穩致富問題，沒有進城的農民也看到了希望，累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萬人，流轉土地萬畝，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元，比××市平均水平高出元。失地農民就地轉移成為企業工人已達數千人，他們的平均年收入在元以上。大力實施“商貿旅游活市”戰略，完成了《主城區商務區的規劃》和《專業市場的規劃》，形成了“一個中心”和“三個次中心”的格局，促進了城鎮三產業的迅猛發展。該市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從年的萬人增加到某年的萬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從年的億元提高到某年的億元。以××風景名勝區等為主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規劃建設為重點，加快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旅游經濟得到蓬勃發展。

體制保障。××市搭建了以城市建設開發投資公司為龍頭、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等為輔助的城鎮建設投融資平臺，吸收更多民間資本進入，盤活了城鎮土地資源和存量資產。構建政府信用體系，僅某年就爭取到國家開發銀行的政府信用貸款億元。改革戶籍制度，進城農民只要在城鎮購房就可以轉戶口，孩子就近入學并和城里孩子享受相同待遇。××在就業市場化機制、社會保障等方面也進行了大膽探索。扶持包括進城農民在內的個體私營業主，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為進城農民提供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形成多元化的就業格局；進城農民可以保留其原有承包地；對進城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政府實行補貼，提高其職業技能；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讓農民享受到初級衛生保健，解決了因病返（致）貧等問題；農民進城后無生活來源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強大的產業支撐、寬松的政策環境，解決了進城農民生產生活的后顧之憂，因此××農民進城的步伐越來越快，改變了過去政府采取種種措施限制農民進城的局面。如今，農民已經意識到他們想生活得更好的個

人愿望不但能夠實現，而且城鄉經濟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業生產效率大幅提高，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小。

⒉以城市管理為主線

結合市情，××市發布了涉及個人行為規范、市容市貌管理、生活垃圾處理、戶外廣告等七個行政規章。充實調整環衛監察、城管監察、食品衛生等監督隊伍，配備多名義務城管員，設立了“紅領巾衛生監督崗”，形成了較完善的城建、城管、衛生執法體系。

推行“兩道合一”的清掃保潔制度，整治裸露垃圾，強化公廁以及衛生死角的監管力度；加強窗口行業的容貌衛生管理，推行垃圾袋裝化；開展“交通法規進萬家”宣傳教育活動，實施“暢通工程”；大力整治集貿市場；統一規劃，規范戶外廣告；以××路為重點，安置景觀燈，著力展示××獨具特色的依山傍水的燈飾景觀線；積極探索建立公眾參與城市發展的策略和機制。

⒊以提高生活質量為著眼點

在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把提高市民生活質量作為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的著眼點。

隨著中國加入，國外對農產品設置的“綠色”壁壘越來越高，××市把大力推進無公害蔬菜基地和優質糧食基地建設作為政府保障市民生命質量的重要舉措。通過完善從農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體系，為市民的身體健康打造“綠色通道”，實現以人為本的城市理念。

通過在公共地帶和小區內建設各種文化娛樂設施，努力為進城農民和市民搭建文化娛樂的平臺，先后建成了人民廣場、體育館、圖書館、電影院、閱報欄等一大批文化娛樂設施。如今，城市老居民和新進城的農民，均可以在廣場、小區內散步、打腰鼓、跳交誼舞，累了還可以進洗腳城、請盲人按摩……極大地滿足了不同層面、不同年齡結構市民的文化需求。

通過有目的地舉行街頭宣傳、清掃衛生死角等群眾性道德實踐活動，開展

公民道德教育，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娛樂方式。“××××”周末文化廣場的綜合文藝節目，露天電影專場，書畫、楹聯、攝影作品展覽、比賽，“三下鄉”等活動的開展，吸引了市民廣泛參與，為打造××先進的城市文化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加快了農民市民化的進程。

餐飲、美容保健行業的快速發展，家政、職介等中介機構的不斷增多，為城市居民和進城農民新的生活需求提供了廣泛的空間，既為進城農民帶來大量就業崗位，也為促進進城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可能。鐘點工、保姆已逐漸成為進城農民家庭的重要成員，農民進城后開始享受到與城里人完全相同的生活滋味。該市僅從事家政服務的人員就從年的不足人增長到某年的人。

（二）目前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

⒈統籌意識不夠。××市在推動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方面作了較為科學的規劃，但是部分鎮（街）在具體

實施上存在急于上馬、準備不足等問題。一是盲目鋪開，羅列項目多，針對實際的規劃確定、資金運作、矛盾問題、對策措施研究少；二是定位不準，造成產業結構趨同；三是建設存在隨意性，表現在總規和建設性詳規實施隨意性大，一屆政府一套規劃；城鎮風貌雷同；建設過程中注重了修房造街，忽略了系統運籌，基礎設施薄弱；四是城建資本運作不夠，未能形成招商引資的良好局面。

⒉自我發展能力不強。由于財稅體制等問題，該市多數鎮（街）仍屬“吃飯財政”，可用于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較少，基礎設施完善難，城鎮發展后勁不足，難以進行招商引資。同時，多數鎮（街）以農業生產為主，工業、商貿發展緩慢，提供的就業崗位少，造成部分進鎮農民在城鎮當農民。

⒊人才缺乏，體制不完善。人力資源嚴重不足，特別是專業管理技術人員相當缺乏，加之現有從業人員素質不高、配置不平衡以及交叉使用等原因，制約

了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進程。

⒋重建設輕管理。當前，一些鎮（街）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舍得花大力氣投入，但在管理和服務方面停留在一般水平，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的現象。

⒌農民進城面臨多種障礙，農民與市民不對等。

亂吐亂扔、橫穿公路乃至偶爾出現的小偷小摸等現象，市民認為皆進城農民所為，因此進城農民得不到認同和尊重，有時還受到誤解和歧視，造成了農民進城速度緩慢；戶籍制度、農村的土地政策、城市的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還需要不斷完善，需要建立更為有效的促進機制；缺乏有效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勞動力盲目流動，實現異地轉移難；由于農民的整體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較低，多數從事臟、苦、累、險等工種，使得整體收入偏低。

三、推進××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對策建議

如何實現農民市民化，怎樣加快文明城鎮建設，涉及到政策、體制、管理制度的改革與調整，也涉及到經濟發展、政府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方面面，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站在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整體聯動，開拓創新，方能在文明城鎮建設過程中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

（一）統一認識是關鍵

人們對農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鎮建設的認識需要走出種種誤區。對農民抱有偏見，不公正地責難農民的進城行為，這種認識和做法顯然是錯誤的。農村和城市，農民與市民本來根本不存在鴻溝。城市原來是由農民創造的，城市的市民原本都是由農民轉化而來的。一部城市發展史，就是農民創造史，農民演變市民史。××每年上萬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一方面固然為了掙錢，為了使生活過得更美好；另一方面也是農民向往城市文明，是向先進文化學習的表現，是他們求進步，求發展的表現。廣大進城農民 的智慧和創造力充分發揮出來，也能成為文明城鎮建設的推動力量。近年來××城市建設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無數高樓的拔起，廣場的擴展，××路的延伸，農民工功不可沒。可以說沒有數十萬農民工出大力、流大汗，就沒有××這座城市基礎設施的飛速發展，沒有第三產業的興旺發達，只看到進城農民占用城市基礎設施的一面，而看不到他們對城市貢獻的一面，這是不公正的。至于有的人認為農民進城搶了城里失業下崗人員飯碗的認識同樣缺乏根據。在加快文明城鎮建設中實現農民市民化，可促進建筑業和城市服務產業的大發展，農民向城市轉移，不僅不會過多的擠占就業崗位，而且會帶動勞動就業崗位的增加。

（二）發展經濟和加快建設是基礎

經濟建設是環境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環境建設是經濟建設的動力。建設三個文明，首要是物質文明，當物質文明達到一定程度后，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而經濟的快速發

展，需要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作為像××一樣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以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只要農民進城有了就業機會，能夠安穩致富，能夠享受到好于農村的物質生活，城市就能吸引更多的農民。只有加速發展地方經濟、提高綜合經濟實力，才能確保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并與大量農民進城鎮相適應。

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常強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功能；我們不僅要認識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增加消費、擴大內需的作用，更應該重視其對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貢獻。同時，城市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也解決了農民進城而帶來的“城市病”問題。為此，××要在文明城鎮建設中，進一步完善包括住房、水、電、氣、路、通訊等在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投資問題上，可考慮讓國有資本、民間資

本、外資共同參與，實現基礎設施投資主體多元化；在基礎設施經營機制問題上，運用市場化的方式完成，探索基礎設施經營機制創新。

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由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不只是居住環境的改善和物質生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城市意識的樹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農民市民化需要接受先進城市文化的熏陶，文化陣地作為城市文化的有效載體，建設是基礎。因此，像文化廣場、電影院、大眾體育場館等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必須滿足大量農民進城鎮的文化需求，社區文化建設更要豐富和發展。

（三）制度改革是保障

當前，××農民進城鎮的藩籬正在被逐步拆除，城鄉二元結構在不久的將來也將不復存在。農民只要在城鎮有固定住所、有穩定收入就能夠辦理常住證，成為城鎮居民。但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員和城市居民心中存在城市仍然是“城里人的城市”這種思維，導致農民進城鎮后

在就業、勞動保障、醫療等各方面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要消除這些障礙，就應該建立統一的、流動的戶籍制度以及城鄉一體化的就業、社會保障制度，解決農民本身文化素質不高、就業信息缺乏以及農民進城鎮后重新回到農村等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為農民進城鎮提供可靠保障。

要在保持轉移農民原有土地承包關系穩定的前提下，賦予基層更多的靈活性，妥善解決城鎮建設用地和工業發展用地的矛盾，確保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用地不受影響，為城鎮擴容創造條件，為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創造空間。與此同時，要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步伐，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創造條件，為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創造機會。推行土地股份制，農民以土地折股，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制農業企業。或允許土地轉讓，允許農民將年的土地承包權一次性有償轉讓第三者或村委會使用，受讓人同轉讓方的農戶

達成協議付轉讓費。還可以實行土地置換的辦法，即政府建立土地置換公司，進城農民可以將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與城市住房基地按照：或：或：等具體情況置換。

農民要變市民，進城農民不僅應有就業的平等權，而且還應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盡快享受與城市市民統一的福利待遇。在開放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加強失業保險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城市包括下崗職工和進城農民在內的就業困難群體扶助體系和制度。從××目前的實際出發，一是可以嘗試為進城農民工建立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其相對于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與醫療保險所要繳納的保險費金額較低，單位和個人均能承受。二是應吸收進城就業時間較長（年以上）的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單位與個人，繳納的數額與繳納的辦法可等同于城市職工，按有關規定按時征繳。三是為已進城落戶并將承包土地一次性轉讓的農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享

受城市職工待遇。

另外，還應該建立鼓勵進城農民自主創業和外出農民返鄉創業的相關政策制度，為農民創業提供更多的優惠。

（四）管理服務是手段

推進農民市民化，建設文明城鎮，需要的周期長，涉及的范圍廣。要真正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目標，既要切實加強對農民進城工作的統一管理，又要想方設法為進城農民提供良好服務，實現管理與服務的統一，方能使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規范、有序，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近期內，××市政府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一是根據文明城鎮建設的現有規模和發展目標，以及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承受能力，對吸納農民進城落戶變市民的數量、分年度實施計劃的時間表作出具體規劃。同時將進城農民的住房、公有設施包括其子女上學等問題，納入城市總體建設規劃，從長計議，統籌考慮。二是積極

做好對進城農民的培訓工作。政府要把進城農民的培訓工作作為提高市民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措施。農民進城前，著重培訓其對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等內容，提高進城農民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權益的意識。農民進城后，主要培訓其各類職業技術，包括必要的崗位技能和生產安全培訓等。此外，還要通過先進的城市文化熏陶，豐富市民生活，潛移默化影響進城農民。如，繼續開展好“××××”周末文化廣場活動、電影晚會及評選雙文明戶、文明市民、五好家庭戶等道德評議活動，以活動凝聚人心，促進市民素質的提高，堅持陣地建設與活動開展同創共進，真正實現農民市民化。因此，營造良好的城市社會氛圍是農民市民化與文明城鎮建設的催化劑。

第二篇：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隨著城鎮化快速發展，過去以從事農業生產、在農村居住和持有農村戶口為特征的單一傳統農民正在逐漸分化為不同農民群體，他們在戶籍、就業、居住、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異不斷擴大，利益訴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農民為何在城卻不轉戶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體系是和相應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導致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戶籍含金量差別明顯。從對已實施戶籍改革的重慶市轉戶農民情況分析，農民轉戶取向既受自身經濟條件、鄉土情結影響，也與對更高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資源等的追求有關，農民選擇性進城傾向明顯。

記者采訪發現，城鄉結合部農民選擇性進城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城鄉利益關系正發生深刻調整。城鎮戶口附著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含金量相對弱化，而農村戶口含金量在增加，這導致農民轉戶選擇更加理性和現實。在地處重慶主城區的沙坪壩、九龍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農村，農民轉戶意愿要明顯低于其他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發達，農民甚至可以比城鎮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龍坡區華嚴鎮共和村，自1985年創辦村集體企業以來，經過近30年積累，村集體資產超過1500萬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紅收入超過3000元，村里五保戶、軍烈屬、老黨員每年還能從村集體獲得1000元生活補貼。村干部們說，村集體經濟發達，并且有收益分配，農民是不愿意退出集體成員權，來換取一紙城鎮戶口的。通常這些地區已融入城市圈，農民不但有穩定非農就業，還有來自村社集體收益分紅，誰愿轉戶呢？

在大中城市城鄉結合部，一面是不少農民不愿轉戶，另一面是不少已轉戶的群眾還想把戶口遷回農村。在東部某大城市近郊農村，記者先后走訪了10多個想要非轉農的群眾，這些人主要是原戶籍在農村的大學生、征地農轉非和進城務工經商并轉戶人員。李學鵬（化名）以前戶籍在農村，2005年外出讀大專時，將戶口遷往學校所在地。李學鵬說：我們農村學生讀大學或中專，要把戶口遷出去。現在家里土地越來越值錢，征地拆遷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時，自己已不能與同村農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錢補償沒有。

第三篇：農民市民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

農民市民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

[摘 要]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發展，城鎮化發展提高農民市民化意愿、滿足農民市民化訴求。農民市民化是農民擴展自由、拓展選擇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徑。農民市民化為釋放農村土地資源，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而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進程創造條件。農民市民化的規模和速度需要與經濟發展速度和政府財政承擔能力相適應，農民群體分化速度要適應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實現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與農民群體分化的動態均衡。因而，在農民群體分化的過程中，要逐步實現公共基礎設施的城鄉一體化以及公共服務的城鄉均等化分享。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是農民獲得發展以實現農民現代化的重要契機，所以應注重實現農民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協調互動。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市民化；新型城鎮化；農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8）01-0071-07

一、引言

黨的十七大提出我國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期[1]。黨的十八大強調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三化”并進與“四化”同步是城鄉一體化、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環節。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堅持新發展理念，協調推進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圍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加強科技創新引領，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加大農村改革力度，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3]。為解決經濟新時代的“三農”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重點和難點仍在農村和農業，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著眼于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才能最終推動國家現代化[4]。在“二元經濟”轉型時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群體分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問題，以此為契機推動農民?F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三化”并進時期，這一時期需要破解的難點就是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現代化是現階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加快農民群體分化促進農民市民化。農村人口逐步轉化為城鎮市民，城鎮化因之擴展，農村人口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人地矛盾可得以緩解，農業經營逐步從分散經營走向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為現代農業發展創造條件。農民市民化還為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持續推進提供動能，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加快農業“三區、三園、一體”建設，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供支持。農民市民化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并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也將具有重要作用，這需要政府積極推動制度變革以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進程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城鎮人口集中

中國的改革肇始于農村，而后在全國展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連年遞增，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但隨之而來的賣糧難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少數有知識具有資金支持的新生代農民開啟了走向城鎮的旅程。外出打工的農民回鄉后給農村生活帶來了新的理念，主導農村的生活潮流，激發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轉變。先行者的示范效應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擴大，城鎮人口集中度不斷提高。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人口規模逐步降低，城鎮人口以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農村人口79014萬人，由于受戶籍制度的制約，1978―1995年農村人口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到1995年，農村人口為85947萬人，依然存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現象。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45萬人增加到1995年的35174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17.92%提升至1995年的29.04%。而后由于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1995年以后，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提高，農村人口逐年減少，從1996年的85085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58973萬人。城鎮人口在這一時期不斷集中，從1996年的37304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79298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6年的30.48%上升至2016年的57.35%（見圖1）。

（二）城鎮人口集中提升了城鎮就業能力和城鎮規模

城鎮人口集中降低了企業搜尋成本，推動了產業集聚，更利于生產要素在產業園區的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產業集聚促進社會分工和外溢效應的擴散，刺激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產品質量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開拓國際市場創造條件。

社會就業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就業人口呈現增加趨勢，從1978年的30638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49039萬人；1998年以后，農村就業人口逐年降低，從1998年的49021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36175萬人。城鎮就業人口逐年增加，從1978年的9514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20781萬人，城鎮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從23.69%增加至29.76%；從1998年始，城鎮就業人口快速增加，從21616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41428萬人，城鎮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從30.60%增加至53.38%（見圖2）。

城鎮人口集中會深化社會分工，同時，推動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也隨之逐步降低。改革開放初期，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的絕對量呈現增加趨勢，從1978年的28318萬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85萬人。1992―1997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數量呈降低趨勢，從38349萬人減少至34730萬人；1998―2002年，又呈增加之勢，從34838萬人增加至36640萬人。但在2003年以后，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快速減少，從2003年的36204萬人降至2016年的21496萬人。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在波動中呈現快速降低趨勢，從1978年的70.53%降低至2016年的27.70%（見圖3）。

在人口集中的過程中，大城市不斷擴張，行政區劃不斷調整，布局得到優化，如廣州市2000年把花都市、番禺市“撤市設區”轉為廣州市的兩個新區，以實現“強強聯合、優勢互補”；2005年把荔灣、芳村合并為荔灣區，越秀、東山并為越秀區；而后在從化、增城撤市設區的基礎上，為優化配置行政資源，把黃埔、蘿崗兩區合并為黃埔區。長沙市2011年把望城縣“撤縣設區”轉為長沙市的一個新區，把瀏陽的永安、洞陽、北盛、蕉溪四個鄉鎮納入長沙城市總體規劃。重慶市城區范圍不斷擴展，2015年潼南縣、榮昌縣撤縣設區，2016年梁平縣、武隆縣、開縣撤縣設區，部分鄉鎮進行了調整，以便更好地整合資源。2015年上海市把閘北區、靜安區合并為靜安區。201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在河北省保定市境內設立“雄安新區”，分流北京市高度密集的人口。為了適應城鎮化發展，各省市都在不斷優化區域布局和行政規劃。

三、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民市民化

（一）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

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規模擴張，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歷了從農民到農民工、從農民工到市民兩個階段，現已處于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關節點[5]。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初期，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少，轉移的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并未發生顯著變化。但隨著外出打工農民回鄉的言傳身教，他（她）們的言談舉止都在訴說城鎮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對他（她）們產生的影響。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期，由于受示范效應的影響以及城鄉差距的推拉作用，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迅速擴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演變。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在農忙季節，農業勞動力出現季節性短缺，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則在農忙季節返鄉經營農業，忙完農活后再返城，形成了“候鳥”式打工模式。但隨著打工工資和交通費用的提高以及農業經營比較利益偏低，農忙時節回鄉務農的機會成本上升，使農民工在農忙季節不再返鄉。農業的生產經營方式因之發生變遷，從農忙季節農戶之間互助或雇傭幫工經營農業到農村土地拋荒。隨著農村轉移勞動力規模繼續擴大，農村土地拋荒也從季節性拋荒到常年拋荒，從貧瘠土地拋荒蔓延到肥沃土地拋荒。農村土地拋荒客觀上為農村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在此背景下，政府積極支持和引導土地流轉模式創新，推動了土地流轉，農業經營規模擴大，生產經營方式激變，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

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推動城鎮化發展，還會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以及農業現代化進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經營方式相對應，農民從經營傳統農業的身份的農民轉變為經營現代農業的新型職業農民，職業農民需要具備經營現代農業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儲備。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系統工程的激發點，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農民群體分化要解決的是農民群體中誰是農民，依然經營農業以實現農民職業化，誰將成為城鎮市民尋求城鎮就業以實現農民市民化[6]。農民群體分化是農民的自由得到擴展、選擇集隨之擴大的表現，也是農民發展的重要指標，是農民自由遷徙、自由選擇職業的體現，可以推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釋放，推動社會分工深化和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則會進一步推動人的發展。農民市民化進而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真正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農民職業化以及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進程。通過農民群體分化逐步實現城鄉協調發展（見圖4）。

（二）城鎮化發展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

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為農民市民化提供平臺，農民市民化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推力，新型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即農民市民化。中國的問題依然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讓農民變成市民，即實現農民市民化。農民市民化是在城鎮化進程中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鎮從事非農產業，其地位、身份、價值觀念、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交際方式向城鎮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7]。由“鄉下人”變為“城里人”，由農民變為市民。這一重大經濟社會現象在我國的出現和發展不僅順應了現代社會結構變遷趨勢，而且對整個國家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必將產生不可估量的積極而深遠的影響[8]。農民市民化是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發展農民的必由之路，是農民選擇集得到擴展的體現，也是農民擴展自由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人多地少，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業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銳，在鄉鎮企業又不能大規模吸收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鎮轉移變農民為市民，實現農民市民化，使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依靠城鎮非農產業尋求就業機會。農民市民化是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城鎮化發展深化社會分工，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而推動人的發展。人力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人的發展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新型城?化發展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增加了對農民市民化的需求，具有文化引領的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對廣大農民工產生了巨大的引力，激活了農民的市民化意愿，只要主客觀條件允許，就可極大地促進農民市民化規模。現階段，由于城鄉發展差距導致的農民低收入和較低的成本分擔能力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發展速度的客觀因素；農民落后的生活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偏低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是阻礙農民市民化進程的主觀原因[9]。特別是部分農民缺乏進取的思想，缺乏開放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競爭意識和法律意識，難以真正融入城鎮生活，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而要提高農民素質，必須借助于城鎮化發展。政府應加大投入，廢除歧視農民的政策和制度，改變歧視農民的行為和觀念，全社會共同參與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城鎮是區域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重心，是現代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農民市民化是廣大農民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相對于農村社會而言，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具有諸多優越性，農民市民化需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和現代文明的熏陶，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結構、法律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必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產生質的飛躍[10]。農民市民化有利于促進人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四、農民市民化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職業化

（一）農民市民化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

城鎮化發展提高農民市民化意愿，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國家統計局2010年在10個省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數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8.4%。對“新生代農民工未來的打算”的調查結論顯示：堅決不回農村的占8.1%；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占37.0%；掙夠錢就回農村的占22.2%；一定會回農村的占11.2%；不好說的占21.5%[11]。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應該在50%以上。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自2008年以來，農民工總量一直呈擴大趨勢，從2008年的22542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28171萬人，增長了24.57%；外出農民工和本地農民工都呈增加之勢，外出農民工從2008年的14041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16934萬人，增長了17.08%，本地農民工除了2009年有所減少外，總體呈增加趨勢，從2008年的8501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11237萬人，增長了24.35%。2008―2010年，外出農民工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從62.3%增加至63.3%，隨后緩慢下降，從2011年的62.8%降至2016年的60.1%；本地農民工從2008―2010年有所回落。2010以后，本地農民工所占比重穩步提高，從2010年的36.69%增加到2016年的39.89%（見圖5）。城鎮化發展、經濟發展的加快以及農民市民化是本地農民工所占比重上升的重要影響因素。近年來，隨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民工輸入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有所提高。中部地區輸入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31.1%提高至2016年的32.9%，西部地區輸入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25.3%上升到2016年的26.9%。西部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快于其他地區，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的43.6%。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2016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整理，圖6數據來源同。農民工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2008年由于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出現倒閉潮，農民工隨之出現返鄉潮。本地農民工增速在2011年達到最高點，為5.9%，而后逐年下降，2015年的增長率為2.7%，到了2016年又有所回升，為3.4%；農民工總量和外出農民工的增長率在2010年達到峰值，分別為5.4%和5.5%，而后一直呈降低趨勢，到2016年分別為1.5%和1.3%，只是2016年的農民工總量增長率比2015年的1.3%有所回升（見圖6）。

（二）農民市民化推動農民職業化進程

農民市民化影響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并使之逐步演化。隨著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政府要根據區域發展經濟差距預估不同區域的農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規模，全面統籌優化城鎮規劃布局，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資源，實現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各級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城鎮發展規劃，根據區域特點，評估城鎮承載力，尤其是水資源、生態環境對人口的容納力。交通、通訊、文體娛樂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都需要根據農民市民化進行規劃設計，合理評估其對農民市民化的承載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農民市民化進程的順利進行，避免在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出現重復建設。若不能對未來的發展正確評估，不能制定適宜的發展規劃，必將導致拆了建、建了拆的短期行為，浪費社會資源，為尋租提供發展空間，滋生社會腐敗，敗壞社會風氣，進而阻滯農民市民化進程。

農民市民化的順利推進為農民職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隨著農民市民化的規模擴大，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力必然逐步減少，為提高人均耕地面積創造條件。但要弱化農民對土地的依戀，須先弱化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讓農村土地回歸其應該承擔且只應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各級政府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承擔能力，逐步構建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的城鄉一體化體系，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分享的均等化，解除農民市民化的后顧之憂，確保農民市民化渠道暢通。在農民市民化后，市民化的農民要得到社會保障體系庇護，以強化他們對社會保障體系的信賴，逐步放棄對農村土地的依賴。政府可以耕地換社保或耕地換城鎮優惠政策的方式，鼓勵市民化的農民放棄耕地甚至住宅地。政府可為釋放農村耕地和住宅地提供平臺，以政府為主導，創新土地流轉模式，提高土地流轉效率，讓耕地向種田能手或農業龍頭企業流轉，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避免“去農化”行為發生。農村土地流轉可促進農業生產經營規模擴大，變革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逐步以機械化作業代替手工耕耘，以現代農業替代傳統農業，農業經營主體從傳統農民逐步轉化為新型職業農民。新型職業農民的生產經營要面對區域市場、全國市場甚至世界市場，需要應對產品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新型職業農民還需要了解國家的農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因而需要應對政策風險；農業生產還受土質、溫度、陽光、雨水、霜雪、冰雹等自然條件以及氣候的影響。有的地方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甚至靠天吃飯，農民還要面臨自然風險。新型職業農民為適應現代農業的先進耕作方式，需要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能知識素養。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還要加快新型職業農民培育以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適應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承載能力以及城鎮發展規劃的農民市民化能夠促進農村土地釋放，經由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推動農民從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新型職業農民的誕生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經營主體（見圖7）。

五、農民職業化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

（一）農民職業化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

城?化發展推動農民群體分化，在加快農民市民化的同時促進農民職業化，進而加快從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的進程。農民市民化是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擴大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手段。農民投入土地的勞動和資金受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制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收益效應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12]。因而，需通過農民市民化減少農民，促進農民職業化來提高勞動的邊際產量，進而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遷。在我國農業已從供給約束型產業轉變為需求約束型產業的背景下，農民很難在小塊土地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遷和擴大農業規模收益，需依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實行農民市民化，使農業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減少農戶和自然村數量，減少農業勞動力數量[13]。創新農村土地市場流轉機制，通過土地入股、信托、租賃、轉換、轉包、招標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轉。鄉鎮政府主動整合土地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在尊重農戶意愿的前提下引導農村土地資源向種植、養殖專業戶、農業龍頭企業或農業專業合作社集中，增加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使用量。職業農民能通過專業化、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活動，采用現代化的農業耕作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以凸顯農業規模經營效果。

在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逐步演化的過程中，農業生產經營條件逐步改善，農業生產機械廣泛使用。大中型拖拉機從1978年的55.74萬臺增加至2016年的645.35萬臺，2016年大中型拖拉機的使用量為1978年的11.58倍；小型拖拉機從1978年的137.3萬臺增加到2011年的1811.3萬臺。但從2012年開始，小型拖拉機出現小幅遞減的趨勢，從2012年的1797.2萬臺減少至2016年的1671.6萬臺，出現了用大型拖拉機替代小型拖拉機的趨勢。農用排灌柴油機使用量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265.7萬臺增加到2016年的940.8萬臺，這一期間只有2013年出現了突變現象，使用量為1259.4萬臺（見圖8）。出現這種突變現象的原因是2013年我國西南、西北地區中東部、內蒙古中西部、東北、華北、江淮、黃淮、江漢、江南以及華南北部等地出現較大面積的旱情[14]。

隨著農民市民化進程加快，農作物播種面積穩步增加，從1978年的150104千公頃增加到2016年的166650千公頃；人均耕地面積隨之提升；水利基礎設施得到改善，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從1978年的4496.5萬公頃增加到2016年的6714.1萬公頃；農業機械動力使用逐步普及，農業機械總動力從1978年的11749.9萬千瓦增加到2015年的111728.1萬千瓦，為1978年的9.5倍，但2016年有所降低，為97245.6萬千瓦（見圖9）。

隨著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在農業經營主體發生變化的同時，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顯著變化，從依靠手工和畜力的傳統耕作方式，逐漸轉變為依靠機械和電力的現代化耕作方式，極大地節約了勞動時間，讓農民有了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其在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對知識渴求的欲望增加，知識存量增大，文化素養隨之得以提高，實現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

（二）農民市民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互為依托

農民市民化是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但農民市民化又需依托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狀況。由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和城鎮化拉動的農民市民化需要吻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工業化水平。一方面，如果僅僅為了追求城鎮化規模而人為地逼農民上樓，則會出現嚴重的負面效應：一是城鎮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進城農民處于失業狀態，進而引發流民現象，甚至產生城鎮貧民窟；二是難以為農民市民化提供社會保障，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政府財政負擔能力，難以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得到社會保障庇護的人口在遭遇突發事件后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因子；三是城鎮基礎設施難以承載轉移過快的人口，給城鎮的交通、水電供應以及生態環境帶來巨大隱患，影響城鎮居民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如果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發展過慢，則會引發另一負面影響，尤其是影響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鎮只是臨時性就業，沒有真正地實現農民市民化，會導致農民不愿放棄農村承包地，成為農村土地流轉的障礙，制約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抑制農業現代化進程[15]；二是農民市民化進程過慢，影響社會保障體系和城鄉基礎設施城鄉一體化的建設，難以實現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農民市民化滯后影響現代農業發展進程進而制約農民生活觀念的改變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甚至可能擴大城鄉差距加劇城鄉矛盾引發城鄉對立，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融合發展、和諧社會構建背道而馳。因而需要設法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實際和政府財政承擔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城鎮發展規劃和農民市民化的階段性實施戰略，合理引導農民市民化進程。合宜的農民市民化規模可促進城鎮社會分工和產業集聚，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增加產品附加值和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有利于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適宜的農民市民化規模可以釋放農村耕地和住宅地，創新土地流轉模式，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變。使用更多的機械設備，以資本替代勞動，可釋放更多的農業勞動力，推動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市民化，促進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良性互動，實現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短期均衡，進而實現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互動。

（三）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

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是同一事件的兩面，共同推動農民素質提高和農民發展，是農民現代化的體現。農民的發展進一步推動農民市民化和職業化，逐步實現農民的現代化。農民市民化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新的動能，農民現代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在農業現代化從初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的過程中，將進一步推動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推動農民專業技能和文化素質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農民現代化。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互為?恿Γ?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進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和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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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析農民非農就業與農民市民化的關系

淺析農民非農就業與農民市民化的關系 摘要：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極大促進了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但由于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性問題，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為了克服城鄉差距，我國政府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主張，加大對農村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農民走出農村到城市就業，或者從事非農行業，這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也正好隨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轉變的大趨勢，在此基礎上闡述了農民非農就業必要性，提出了農民市民化應克服認同、身份、素質三大障礙，從教育培訓、戶籍制度、城鎮化三個方面努力來實現。關鍵詞：農民；非農就業；市民化；城鎮化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兩部分，一部分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另一部分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兩者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框架，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原因在于我國長期處在經濟落后的階段，同時地域廣闊，資源稟賦不一樣，再加上國家早期的重工抑農、城鄉戶籍等政策的影響，我國農村和城市呈現不同的面貌。大部分農村還是以傳統的方式發展，而城市完全呈現以現代工業發展為主的形態，由于地域發展的水平不一致，對勞動力供需影響程度也不一樣。城市工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而農村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因而我國的“民工潮”現象實質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問題。當然城市的發展并不能在短時間內全部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正如“拉美陷阱”典型代表巴西，該國在大力發展城市工業的同時促使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由于城市無法全面吸收這些勞動力導致了城市的穩定、就業、保障、環境等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也要注意吸收和轉化問題。當前在這個特殊時期，如何處理好農民非農就業與農民市民化關系成為了重要論點。

一、農民非農就業的動因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由于改革的側重點不一樣，城鄉差距愈來愈明顯，廣大農民為了克服家庭的貧困和追求更好的生活，離開了世代耕作的土地到城市里從事非農產業工作。當代農民就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非農化就業取向，除受制度和政策的影響，最深層的還是經濟原因，這里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

第一方面是農村對農民非農就業的推力

1.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和農村耕地面積日益減少所形成的逆向增減矛盾是農民非農就業的根本動力

從長遠看，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一直存在，并日趨嚴重，這是形成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客觀基礎。一方面是耕地面積的逐年減少，另一方面是農業勞動力供給的不斷增加，人地矛盾的加劇，呈現出土地資源壓迫人口、農業勞動力大量潛在失業的格局。日益尖銳的人地矛盾產生巨大的推力，迫使農業勞動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農民非農就業成為了必然。

2.農業的比較效益低形成了農民非農就業的直接驅動力

近幾年，農業特別是種植業比較利益下降，投資成本高，獲得收益低。有的地區農業甚至虧損，農民每年凈收入幾百元，而到發達地區打工每年最低也能收入幾千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促使農業勞動力不得不在農業之外謀求出路。

3.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農民非農就業的支撐力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使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提供更多的農產品，滿足非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食物及原材料。

第二方面是城鎮非農產業對農民非農就業的拉力

1.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擴大，是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鎮非農產業的內在拉力

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間的城市與農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農村與農村之間均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就形成強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拉力”。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和沿海地區靠地理和經濟社會環境的優勢以及前幾年國家的優惠政策，經濟發展很快，社會總產值和人均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下必然會吸引一些農業勞動力跨行業、跨地區轉移。除此之外，還有諸多非經濟差異，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種農民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等，這種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差別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2.城鎮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多，形成對農民非農就業的產業需求拉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大中城市的經濟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客觀上形成了對勞動力尤其是建筑隊伍的大規模需求。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發展了一大批有活力的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在吸納了當地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同時，也吸納了大量的外來農業剩余勞動力。

3.城鎮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對農民的吸引力

城鎮不僅具有優越的生活條件、較高的收入、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設施，而且有更多的接受現代教育和在城市氛圍中鍛煉的機會。農村的農民外出見世面和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迎合著這種吸引力。農村中尤其是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人口在自我意識的驅使下，除了有改變經濟地位的強烈愿望外，還有提高社會地位的追求。這種強烈的心理動力是農業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二、非農就業農民市民化的障礙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迅速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鎮化進程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僅為43%，落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快城鎮化是當務之急。雖然現實中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但其市民化效果并不良好，主要是由于三個方面的障礙：

1.認同的障礙

所謂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角色的肯定性確認，農民市民化本身即是一個身份轉變，重新尋找認同團體的過程。從鄉村社會到城市社會的過渡，農民市民化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也在這里。如果不能建立起新的認同團體，這種市民化過程必然帶來相應的身份困擾和認同障礙。在對進城務工農民工那里可以了解到，他們十分羨慕城市人的知識、工作和交往生活，常將自己充滿各種各樣苦惱的生活不自覺地與城里人對比，但在市民化的過程中，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靠買房來獲得附帶的城市戶口，或通過農地補償變為城里人，以及期望子女能夠考取大學進而畢業在城里工作，而事實上遺忘了如何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實現人格平等，要知道人格平等恰恰是城市社會團體意識的基礎。

2.身份的障礙

我國社會結構的原則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以身份為標準，城市和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不平等的關系維系著社會秩序的穩定狀態。有人說，中國社會在此意義上是一個身份社會，這話不無道理。應當說保障這個身份社會存續的力量主要源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框架和戶口制度的長期存在。有很多學者一直對困擾農民問題的戶籍制度進行反思，并明確提出戶籍制度改革不宜緩行的主張。

3.素質的障礙

現代社會的特征集中表現為它是以工具和知識為主要運行手段的，一個人要想在當前社會生存或者生活的更好，掌握現代生產技術工具和專門化的知識就成為衡量他是否具備社會生存能力的基本指標。而農業社會和鄉村生活所催生的卻是守成的習慣，固化的傳統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顯然從農民進入市民化行列的那一天起，天然的缺陷便制約著他們有機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充滿激烈競爭的現代社會里似乎難于擺脫落伍的命運。

三、著眼農民非農就業，促進農民市民化的思考

農民非農就業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然而讓農民變成市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全面構建農民非農就業的技能培訓體系，強化農村的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當前農民非農就業的多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崗位，這與現代社會主要依靠知識和現代技能為生存之道相脫節，非農產業越來越需要高技能的人才，農民如果不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必然會被社會所淘汰。作為追求最大利益的“經濟人”，農民他們必然在工作中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但由于方方面面限制，他們自身對人力資本投資效果差和動力不足明顯，因此需要國家政府來對農民人力資本進行大力投資，近年來我國強化了農村的基礎教育，許多地方也基本構建了農民非農就業的技能培訓體系，這無疑是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第二，健全農民市民化體系，打破舊的戶籍制度限制，減少非農就業成本，多方位有次序促進農民身份的轉變。

長期以來，我國是以戶籍制度來劃分城市和農村居民身份特征的，正是這種身份的制度限制了城市和農村人力資源快速流動，目前，我國非農就業農民大多數是“離鄉不離土”的，也有一部分是“不離鄉不離土”的，“離鄉又離土”者非常少，這實際上增加了農民非農就業的成本，不利于非農就業的發展，也不利于社會保障的實施和社會穩定，因此我們要改變舊有的戶籍制度，循序漸進促進有條件的農民變市民，減少非農就業的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加快我國城鎮化建設，為農民非農就業，實現市民化提供空間支持。眾所周知，城市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搖籃，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一直起著巨大作用，而作為現代文明的標志——現代化非農產業大多集中在城市，同樣，作為現代文明向農村延伸的紐帶——鄉鎮也以非農產業居多，因此要想使非農就業的農民變成市民就要大力建設城市和鄉鎮，為農民市民化提供空間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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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加快城市化建設步伐 積極推進農民市民化

區委一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作出了全區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實現兩個率先的決定，制定了我區力爭兩個率先的時間表，沿江街道作為全區的經濟重鎮，要在兩個率先的征程中，爭做企業創新的先行街道、xx北大門建設的示范街道、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特色街道，加快城市化建設步伐 積極推進農民市民化。沿江街道地處長江之濱，位于南京長江大橋以北1公里處，東鄰長江，西與盤城鎮接壤，南連泰山街道，北靠南京鋼鐵集團，總面積約30.9平方公里，人口約5萬人，下轄五個村、二個居委會，農業人口8754人。轄區內有南京xx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京大學xx校區、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等大單位。104、寧連、寧揚公路在轄區內交匯而過，交通十分便捷。2002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25759萬元，完成工商稅收403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4600元。新的xx區成立以后，區委、區政府把沿江街道作為江北主城區的一部分來建設。沿江街道為呼應新市區建設，在著力加大城市化建設的同時，也加快了農民市民化步伐，響亮地提出建設城市化的新沿江，培育市民化的沿江人，并在六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

一、以加速推進城市化建設為手段，加快農民向市民的身份轉移步伐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市民轉移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而要農民脫離土地，洗腳進城的最快方法就是加快建設發展步伐，走征地帶動之路。多年來，隨著南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大xx校區、南鋼等大單位的建設發展，已經使一批農民通過征地帶動轉變成城市居民。隨著江北新市區和沿江大開發速度的加快，沿江街道再一次成為開發的熱土。截止到8月初，先后有浦東房地產征下大外江3500畝土地建設威尼斯水城；京新、復興4500畝被蘇寧公司摘牌，用于房地產開發，同時蘇寧公司還拿下了航海儀器二廠以南的170畝和復興七組復興路以北的160畝土地；金飛成集團聯通公司的160畝土地、農科所30畝土地均被摘牌。另外，浦江學院征地手續已完成，已進入拆遷補償程序，這一系列的土地開發將一次性讓4516名農業人口轉移為城市市民。沿江街道緊緊抓住這一大好機遇，將街道行政中心遷至農業人口較為聚集的洲區，以推動洲區的發展，并對還未掛牌的土地，由街道拿出資金來進行土地儲備，以盡快實現街道轄區內的農民在兩年內全部轉移為城市市民的目標。同時，積極推動房地產企業的早日開工建設，讓離土離地的農民，盡快集中居住到設施完善、功能完備的小區中，改善人居環境，實現農民身份和生活方式市民化的真正轉變。

二、構筑經濟發展平臺，增加農民轉移為城市市民后的收入城市化建設，使農民逐步脫離土地，融入城市生活，離開土地后，如何增加他們的收入，沿江街道根據實際采取三種措施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一是高品位建設工業產業群，增加就業機會。沿江街道擁有市級重點鄉鎮工業園區的牌子，為充分利用好這一塊牌子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街道按照一牌三點規劃建設了三個產業分布區，即原街道工業園、新化工業園和馮墻工業園。在認真做好現有工業園美化、馮墻工業園金飛成四個項目建設的同時，重點開發新化4.3平方公里工業園區。目前，馮墻工業園已建成的金鼎金屬材料有限公司已解決三百多人的就業，原工業園區已解決200多人的就業，新化工業園計劃解決1500人的就業。二是打造三產發展新平臺，擴大就業面。三產經濟一直是街道發展中的短腿，隨著房地產開發的興起，為街道三產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人口的增加，將帶來商業、物流、餐飲、娛樂休閑、物業管理等三產業，街道將利用行政中心搬遷至洲區之機，科學合理的規劃街道三產的產業格局和布局，積極引導居民投入到三產發展中，增加收入，同時也徹底解決三產對街道貢獻份額較小的問題，促成街道經濟結構的轉移，預計三產將帶來3000個就業機會。三是鼓勵居民參與投資。征地拆遷將給街道居民帶來一大筆收入，同時多年來農民手中也有一筆積蓄，為了聚集民間資本，引導居民用手中的閑錢參與投資，以錢賺錢，街道將運用經營城市的理念，在工業區的建設中，出臺鼓勵私人投資廠房、道路、水、電等設施建設的政策，增加居民收入中的投資性收入的比例。

三、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消除農民轉居后的后顧之憂農轉居后，作為城市居民的沿江人，也應享受同市民居民同樣的待遇，尤其是社會保障須逐步到位，以解決農轉居后沿江人的后顧之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化，工作匯報《加快城市化建設步伐 積極推進農民市民化》。一是醫療保障。街道將逐步為農轉居后的沿江人辦理大額醫療保險，并加大本地衛生服務水平，杜絕因病致貧現象發生。二是養老保障。街道將根據《勞動法》的有關規定，在勞動部門的支持配合下，規范街道企業和事業單位用工、養老保險辦理工作，同時為鼓勵企事業單位辦理養老保險，街道將在政策上、資金外給予一定的扶持，以確保街道居民能夠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上的養老保險待遇。三是勞動就業。在不斷擴大就業面的基礎上，街道將充分發揮街道勞動就業保障所和各居（社會）勞動就業保障站的作用。根據崗位的需要，對農轉居后的勞動力實行就業前的培訓，建立完善的勞動就業培訓機構，以確保人人適應就業需求，增強就業能力。

四、加強基礎教育，從源頭抓起農民轉變成居民，身份的轉變是可以一夜之間完成的，而要讓農民徹底轉變小農意識，在思想上、行為上真正成為城市居民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此，沿江街道將以創建學習型街道、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家庭為龍頭，深入開展學習教育活動，以不斷提高農轉居后沿江人的素質。尤其是要從娃娃抓起，從在校學生抓起，立足源頭，立足基礎，落實到位。以學校、家庭為教育的主陣地，積極推動素質教育，引導孩子從小養成做文明市民的習慣，同時通過在家庭中開展教育，也帶動每家人在思想、行為上的轉變。與此同時，街道還將以社區少先隊活動為載體，加大對孩子們的德育教育，從小培養高尚的道德修養，如開展敬老愛老、互幫互助、勤儉節約、尊重社會、尊重他人等教育實踐活動。

五、深入開展精神文明系列創建活動，不斷提高市民素質從多年的精神文明創建經驗來看，開展文明創建是提高居民素質的一個有效途徑。沿江街道有著多年的精神文明創建經驗，為適應城市發展需要，街道在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中，重點抓好兩個方面工作。　一是創建具有沿江特色的市民精神。市民精神是城市建設發展的精髓。沿江街道在向城市化進軍的同時，也要把創建具有沿江特色的市民精神活動作為提高士氣、凝聚人心、形成合力的一個重要活動來抓，以此來促進街道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通過在全體居民中征集、討論等多種形式，以確定符合沿江發展特色的市民精神，以此激發大家建設沿江、發展沿江的士氣，實現沿江倍速發展的目標。二是以人為本，深入開展精神文明系列創建活動。精神文明系列創建活動在沿江街道有著濃厚的群眾基礎，如五愛雙評、文明戶、文明窗口、文明學校、文明工商戶等等，群團組織為做好這些創建還開展了綠色家庭、文化中心戶、青年致富能手、雙學雙比等評比活動，使全街道的精神文明系列創建活動形成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格局。隨著街道城市化建設的加快，有些創建已不適應發展的需求，為此，在下一步的創建工作中，街道將本著以人為本的宗旨，以提高市民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為目標，總結前面的創建經驗和做法，對文明戶、文明學校、文明窗口、文明工商戶、文明企業等創建評比條件內容進行修改、完善，開展符合發展需求的、富有時代精神的精神文明系列創建活動。

六、打造最佳人居環境，以優美的環境影響人人是優美環境的締造者，優美的環境也同樣可以凈化人的心靈，改變人的行為，沿江街道將借大開發之際，從亮化、綠化、美化入手，打造最佳人居環境，讓沿江人生活在城市功能完備、環境優美的現代化城市氛圍中。一是綠化、亮化。街道將科學規劃建設好主干道、主要河流、主要街區和市民休閑區、居住區、商業區的綠化、亮化，同時規劃建設兩條百米寬的防護林，把大企業的污染徹底隔離，并建設一批市民綠化廣場，鼓勵企業進行花園式工廠建設，讓沿江人生活在綠色中，讓沿江的夜景亮起來。二是美化。借大開發之際，建設設施齊全、功能完備的住宅區，將分散居住的農民向集中居住轉變，徹底改變沿江人散、亂、臟的居住環境。同時，建設污水處理設施，解決生活污水、工業污水處理排放難題，杜絕水質污染。建立衛生保潔長效管理機制，努力培育沿江人的衛生意識，保持街道的整潔，樹立沿江人愛護環境、講究衛生的新形象。通過這一系列的環境建設，讓沿江人生活在一個整潔、優美的城市環境中，同時讓整潔、優美的環境提高居民自覺愛護環境的意識，主動改變自己的不良行為。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所謂農民市民化就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就是減少農民、降低農村人口比重、增加城市人口的過程，因而農民市民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城市化。沿江街道將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加快城市化建設的同時，通過各種教育手段，努力引導沿江人民身份由農民轉向城市居民的同時，意識和個人行為也由小農意識轉化為城市居民意識，形成和城市化進程相適應的人文環境，提升沿江的城市建設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