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生會與班級的關系

學生會與班級的關系

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學生會是學生的自治組織，是一個為學生服務的組織。而班級則是同學們主要的活動組織形式，集體活動往往是以班級為單位展開的。因此，同樣為同學服務，學生會與各班級之間的工作就必然會存在聯系和交叉，這種關系存在形式多樣。學生會成員來自班級，在活動的上傳和下達上也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目前的學生會與班級的關系的現狀。第一，因為學生會負責全院的學生工作，很難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班級的工作，因此，出現了各班同學對學生會所做的工作不了解、不清楚的情況，原本應當重合的部分也相對不合理地劃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二，班級工作完全針對本班學生，甚至有的班級都沒有自己的活動。缺乏將優秀活動推廣到全院的意識，與學生會之間也就缺少了必要的聯系。第三，學生會的工作對班級來說是陌生的，同樣也是不透明的，直接導致了班級對學生會工作的不支持和不信任。

那么如何處理好班級與學生會之間的關系，下面我主要從4個方面談談。

首先，學生會經過多年的磨礪和發展，在內部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成熟的工作鏈條，環環相扣，緊湊有效，已經策劃了好多經典的活動，因此班級工作應當著重從外圍實際工作上與學生會進行聯系。當然如果各個班級有好的活動也可以推廣到整個學院。既提高了班級同學參加活動的積極性又與學生會時刻保持聯系，使得所有活動都能有效地開展，保證最大的受益面。第二，作為班級活動的組織者，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學生會舉辦了哪些活動，這些活動的具體流程如何，這一活動的意義是什么等問題，以便能夠更加詳細具體地向班級同學傳達這一信息，形成互動的有效機制，要保證活動最后的實施效果關鍵就是要抓好學生會與班級之間的信息傳遞工作。

第三，學生會成員同樣也是班級的一員，在班級中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威信是必要的。因為這些同學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學生會在同學心目中的形象，個人的素質有時會影響班級同學對整個活動的信任度，因而，良好的個人素質對班級與學生會之間的聯系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學生會成員要做好聯絡員的工作。比如一項活動要開展，這就要求我們學生會成員去向大家宣傳，讓同學們了解這項活動并及時將同學們的意見和建議反應給學生會。以便活動有質量的開展。

處理好學生會與班級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就是各項學生工作的關鍵環節，這一關系不僅保證了各項活動的順利實施，也實現了班級工作與學生會工作的雙豐收。這一關系形成了最基本的為同學服務的體系和框架，為全院學生工作的開展和學生個人素質的提高保駕護航。可以說，班級是學生會工作的基礎，學生會是班級展現風采的舞臺，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前提，缺一不可，共同構筑人文學院學生展示自己、提高能力的最廣闊的平臺，只有把班級與學生會的關系處理好，我們才能攜手共創人文學院更加輝煌的明天！

第二篇：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

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

鄉鎮人民政府與村委會之間，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而是指導和協助的關系，這是由《村委會組織法》規定的。《村委會組織法》第三條明確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

這種指導和協助的關系，是由村委會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村委會既不是一級政權組織，也不是鄉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此，二者之間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鄉鎮人民政府對村委會的指導主要體現在：（1）政策指導，即保證村委會的決議、決定及工作符合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規定；（2）組織指導，即指導和幫助村委會搞好班子建設，特別是村委會的換屆選舉工作；（3）工作指導，即指導村委會依法辦好各項工作，如辦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維護社會治安，調解民間糾紛，建立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等。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現實生活看，村委會工作都離不開這種有效的指導，這是保證村民自治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村委會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主要體現在：（1）向村

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憲法、法律、法規，做到家喻戶曉；（2）按時完成上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依法布置的各項工作；（3）及時向鄉鎮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

在鄉鎮人民政府和村委會的關系問題上，關鍵在于鄉鎮人民政府及其有關工作部門要自覺地尊重和維護村委會的自治地位，對村委會的工作少一些行政命令和指手劃腳，多一些實實在在的支持和幫助。

第三篇：董事會與經營班子的關系

董事會與經營班子的關系

董事會與經營班子的關系實際上是各自權責劃分的關系，如果處理不好，會造成兩者權責不清，影響決策的制定與執行。由于董事會既是信托人，又是代理授權人，它肩負著承上啟下的中樞作用，既要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又要為經營班子的運作提供決策，所以界定董事會的職能與責任至關重要。

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機構，但其決策范圍和深度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或動輒干預具體的業務經營，或過度放權，完全不了解公司經營狀況。

董事會若要演好信托人、代理授權人的角色并切實起到承上啟下作用，應主要負責制定公司發展的大方向和監督經營班子執行的正確性。這意味著他們要選擇一支成功的公司管理隊伍，由他們進行經營管理，而董事會負責監督公司的戰略和業績，并在規劃和政策制定方面充當管理層的源泉。

《深圳市公司董事會工作暫行規定》在國內的相關法規中是比較出色的一個，其中規定：董事會受股東大會的委托，負責經營和管理公司的法人財產，是公司的經營決策中心，對股東大會負責。主要行使負責召集股東大會、執行股東大會決議等18項職責（參見附件1）。

相對國內的法規，美國法律協會、商業圓桌會議和全美公司董事聯合會對董事會職責的界定要“宏觀”一些，他們認為，公司目標，也是管理層和董事會的目標，是進行商業活動以提高公司利潤和股東收益。在實行這個公司目標的過程中，董事會的角色就是對管理層負責，對企業的成功負責，其職責包括選拔、監控、評估和替換CEO（首席執行官）、審議和批準管理層的戰略計劃等。

比較以上兩種法規，可以發現，美國的董事會注重對經營管理層的監督和評估，只對公司重大決策、中長期發展戰略進行審議，并無制定決策和戰略的功能，更不參與經營管理；而國內董事會的職責較廣泛，有多項“制定、擬訂”職能，即董事會對具體的經營管理涉入程度深一些，經營管理層的自主能動性就弱一些。

第四篇：社區居委會與社區工作站的關系

社區居委會與社區工作站的關系

居委會的職責：

根據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居民委員會的基本職能和任務是：

①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應盡的義務，愛護公共財產，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活動；

②辦理本居住區居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

③調解民間糾紛；

④協助維護社會治安；

⑤協助人民政府或者其它的派出機關做好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項工作；

⑥向人民政府或者其它的派出機關反映居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社區工作站的職責：

社區工作站的主要職責有三項：

1、行政性服務。主要是協助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好下列工作：辦理失業卡、待業卡；失業人員就業安置；殘疾證和殘疾人家屬農轉非的申辦；社區內失業人員及離退休人員管理與服務；居民收養證明；居民身份證和老年卡申領；直系親屬公房卡過戶申辦；外來人員暫住證申辦；規劃雜項工程申辦；居民占綠手續申辦及寵物類管理申辦；事業人員獨生子女父母獎勵申辦；《失業人員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申辦、生育審批及《生殖健康服務證》申領；流動和失業人員計生申請等。做好社區公益性資產管理工作，完成其它由街道辦事處（鎮政府）確定需要進入社區的工作事項。

2、福利性服務。主要是協助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好下列工作：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濟金申辦、失業人員失業金救濟金申辦；民政對象、退休人員房租減免申辦；特困對象家庭子女就讀學雜費減免申辦；社會救濟對象的送養申辦以及其它需要提供福利性服務的工作。

3、社會化服務。主要是老年休養院、老年活動室、托幼服務、社區衛生服務、社區物業服務、社區志愿者服務以及轄區內各類中介服務組織的協調管理；社區服務信息網絡協調管理；開展其它便民利民服務工作。居委會的產生：

1982年憲法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它們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由法律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村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任務是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可見，居委會的產生，是通過居民民主選舉產生的。社區工作站的產生：

一般，社區工作站的成員是： 1。專業社工 2。政府派出人員。

第五篇：新加坡工會與政府關系芻議

新加坡工會與政府關系芻議

新加坡是一個工業國家，城市居民為100%，工會是新加坡最大的社會團體，人民行動 黨與工會的關系成為人民行動黨執政機制的重要內容。

一、工會角色的轉變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得益于工會的支持才逐漸登上政治舞臺并開始執政。1961年，隨著人民行動黨內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工人也分別追隨兩個工會組織，一個是親激 進派的“新加坡職工聯合會”(簡稱沙都)，一個是親溫和派的“全國職工總會”(簡稱 職總)。隨著人民行動黨執政地位的逐漸穩固，沙都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1963年11月，沙都申請注冊被拒絕，失去了在新加坡的合法存在，再加上沙都集團的高階層領袖被 拘留，以及1962和1963年間許多附屬的工會被吊銷注冊，造成了激進派職工運動的崩潰，許多以前隸屬于沙都的工團以及被吊銷注冊工會的會員都轉而加入職總。職總成為統 領全國工人運動的半官方組織。“新加坡李光耀總理的人民行動黨，原來是靠工會運動 起家的，并且，獨立的第一年，工會就當了權。但是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后，政府 覺得島國擔當不起勞工斗爭，也擔當不起勞工的漲價，因此，工會的權力就被削弱了。”新加坡工會權力及在新加坡政治體系中地位的衰減，經歷了一個先政治功能被剝奪、再到經濟功能被弱化的過程。

人民行動黨執政初期，“新加坡工會歷來反政府的政治色彩已大為減弱，但仍保留著 傳統工會的經濟職能，如通過談判維護工人的利益”(李一平、周寧《新加坡研究》第3 1頁)。1968年以后，新加坡的工會運動已被行動黨政府有效地控制，職總并被認為是行 動黨組織體系內的一部分。李光耀政府特別賦予職工總工會特殊的地位和權利，透過職 工總會加強與各工會的聯系，最終目的是希望工會能夠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推動的政策，站在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立場，與人民行動黨協調合作。

目前，新加坡工會的職能已經大大轉變，其傳統的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已經不復存在。而履行的新職能是與人民行動黨配合，維護工業秩序，加強勞動紀律，抑制工資增長，成為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梁和紐帶，成為政府政策推行的助推者。在新加坡，60%的 職工都參加了工會，職總的秘書長和副秘書長都是人民行動黨的重要干部，吳作棟曾表 揚原內閣成員、后任職總副秘書長的林瑞生，稱他在向工人解釋我們面對的困難時“相 當坦率、積極和主動”。

近年來，工會也不再只是屬于藍領階層的安全網，越來越多的執行級人員(俗稱白領)也希望能獲得工會的保護。每個月加入全國職工總會的5000名新會員中，就有75%是執 行級人員。職總的42.4萬會員中，超過10萬人是執行級人員，占了總會員人數的近三成。職總助理秘書長成漢通指出，過去幾年經濟不景氣，有些公司重組，有些公司裁員，許多工人包括執行級人員的飯碗都不保。同時，這些中層管理人員，夾在管理層和員工 之間，更需要工會的保障。此外，職總所提供的多種福利，例如職總平價合作社、超市 回扣、獎學金、助學金、娛樂設施等，也是吸引人們加入工會的原因。

二、人民行動黨政府與工會關系的制度化

如果說人民行動黨與工會的關系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和執政初期是依靠人民行動黨領 導人的主觀意念來調整的話，那么20世紀80年以來，隨著新加坡法制的日益健全和工人 自主意識的增強，人民行動黨政府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機制來調節政府與工會的關 系。

1、“三方協商”機制

新加坡的勞、資、政三方，即新加坡職工總會、新加坡雇主協會以及政府的關系中始 終貫徹“協商的精神”。“三方協商精神”是新加坡工業關系和諧的基礎，三方通過協 商、調解或裁決等手段來解決日常的工業糾紛，從而保持了新加坡勞資關系的穩定。

這種協商機制在人民行動黨執政以后就逐步建立，到1968年時，隨著人民行動黨對全 國政治局面的完全掌控，這個機制得以形成。全國職總于1968年4月發表文告稱：“在 過去

一年來，新加坡職總比較注重促進勞資雙方的良好關系。該總會在處理勞資關系及 要求加薪的問題上，比較關注前者的工作。職總與其他四十八個附屬工會在過去一年來，已經不太注重改善工資及更多的工資以外的福利，他們比較關心改善勞資良好的關系。”在1968年職總主持的五一勞動節慶祝大會上，職總主席號召工人“以犧牲及愛國的 精神去克服未來的難題，且全力支持政府維持政治、經濟的安定”。全國工會評議會秘 書長對新加坡勞資政關系評述說：“在新加坡，大概所有勞工問題，都能在會議桌上，根據勞工關系的法律、協調手續，而得到圓滿的解決。”

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工人自覺意識的覺醒，人民行動黨又加緊了對工會的控制。1 980年，為了加強人民行動黨與工會的聯系，成立了專門協調兩者關系的“聯絡委員會 ”，人民行動黨和工會各派4名代表參加，確保職工總會推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政策，充當人民行動黨和職工總會聯系的橋梁。

自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工人罷工逐漸銷聲匿跡，從1986年至今，工會就再沒有行使 過罷工的權利，因為工業糾紛一般都能夠通過協商而得以妥善解決。新加坡三方機制的 實際效果由此可見一斑。除了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工人罷工行為嚴格的控制和嚴厲的打擊 外，職總在其中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政府與工會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使新加坡的 工人運動悄無聲息，工人運動的減弱盡管對工人利益的保護不利，但對于新加坡的社會 穩定，減少社會動蕩和經濟發展在客觀上起了重要作用。

2、互相滲透機制

所謂“互相滲透”機制，是指人民行動黨和職總在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互相交叉。人民 行動黨執政以后，新加坡各基層工會絕大多數被收編進“職總”彀中。職總的大部分經 費要靠行動黨政府撥付。人民行動黨派出大批干部到職總工作，不少工會領導也被動員 進入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中工作。職總和人民行動黨之間的關系被稱為“共生的關系”，工會在維護工業秩序，抑制工資增長，提高生產率，加強勞動紀律，宣傳政府意向等 方面都與政府密切配合，所以有人稱之為“政府的工會”。人民行動黨黨員有一半是新 加坡職總的會員。總之，新加坡工會通過三種途徑參與國家決策：第一，通過執政黨和工會交叉任職的 領袖來實現決策參與；第二，通過工會在國會中的議員來實現參政議政；第三，通過在 內閣任職的成員實行參政決策。工會在60多個官方機構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全國 工資理事會、經濟發展局、建屋發展局、中央公積金局以及人力資源部等機構中都有工 會代表。因此，凡涉及勞工利益的重要政策方針的制定和出臺，工會都可以通過正式渠 道和規范機制實現參與。

3、法律機制

隨著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地位的絕對穩固，人民行動黨政府逐漸運用法律手段來 調整勞資關系，而不希望工會過多地介入其中。完備的勞資關系法律體系保證了新加坡 勞資關系的和諧穩定。《雇傭法令》、《勞資關系法令》、《職工會法令》等一系列法 律法規，使雇員的基本勞動標準、勞資關系的處理原則以及工會的權利和活動都納入了 法制軌道。《工業關系法》授予資方在招工、解雇、提升、任免等方面的權力，工會不 得參與其中。1972年，由政府、企業和工會代表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成立，其職 責就是制訂工資結構與工資增長的指導方針和總體規劃。

這樣，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通過三方協商、互相滲透和法律三種機制維持了勞、資和 政府三位一體的合作關系。

發稿 知識詞典工會理論研究（上海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京46～47D422工會工作孫景峰20052005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使工會組織體制建設面臨新的 挑戰：如投資多元化進一步沖擊原有控股集團工會體制、勞務公司的發展給工會組建帶 來難題、工會體制難以擺脫行政管理體制的依附性……對此，工會應適時調整工作

思路，創新工會組織體制，積極探索、培育、完善產業工會；強化地區工會組織建設；以“ 雙重”管理模式探索工會組織體制創新，同時，進一步探索靈活多樣的工會組織形式。具海根(Hagen Koo)著，2004年1月，《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Hagen Koo,2001,Korean Workers: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梁光 嚴、張靜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滴石知識詞典朱雅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Union And Government In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