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作人《故鄉的野菜》讀書筆記

讀《故鄉的野菜》有感

周作人的散文多沖淡平和，雋永幽雅。他的審美標準表現為崇尚自然、愛好簡樸，也體現了他的生活態度與審美理想，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審美理想所以周作人作品中的情感往往是淡淡存在于字里行間，所以他的文章往往有一種深切的情誼在流淌。

《故鄉的野菜》通過對于三種野菜的描寫，細致的描寫了浙東的一些風土民俗人情，雖然在文章中沒有明確的寫出自己的懷鄉之情，但是文中那些對浙東風土人情細致入微的描寫，無一不表現出周作人對故鄉的懷念和對童年的眷念。

第一段使用了淡淡的筆觸來掩蓋濃濃的鄉情，周作人在開始說“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但是對于“故鄉”、“家鄉”的界定已經很明確了，在不經意間已經激起了周作人的懷鄉之情。

第二段從周作人妻子從西單買菜歸來，說起有薺菜在賣，從而引發了周作人對故鄉的追憶。關于薺菜，吳地和浙東的風俗傳說都不一樣，從而體現出了故鄉的個性。故鄉中，孩童關于薺菜的童謠，擁有及其豐富的地域色彩。

第三段和第四段詳細的描寫了關于黃花麥果的各種用途，例如有關黃花麥果糕的制作以及關于浙東使用繭果的特殊風俗，還借用許多年未見黃花麥果的惆悵來表達了一種追憶過往的故園情。

第五段描寫紫云英的白花可以治療痢疾的民間傳說，這種民間傳說自然是來自于故鄉，在文章的各個地方表現出對故鄉的深深的懷念。調皮活潑的孩子聽到了上墳船的鼓吹聲以及發現棚窗下的紫云英和杜鵑，就會帶著好奇的心情去追看等等行為，都反映了一種濃濃的生活情趣，也寫出了周作人濃烈的對故鄉的懷念與對童年的想念。

全文的敘事手法十分簡潔。沒有使用任何華麗的辭藻與復雜的修辭，平鋪直敘的寫出了搜尋馬蘭頭、薺菜的勞作等等日常的生活場景。對于介紹黃花麥果和繭果的時候，介紹得也是簡潔明了，盡可能的使用精簡的語言來描寫事物。

多處運用對比手法。先是將在北京買的薺菜與浙東的薺菜對比，從而引出下文。又將清明掃墓時使用的繭果與在日本時吃過的草餅進行對比，用來突出對童年時期吃到的繭果的喜愛與想念。還將故鄉人采摘紫云英與《俳句大辭典》中日本女人采摘紫云英的習俗進行對比。這些對比不僅僅講事物描寫得十分詳細，而且還把事物的神韻也描寫了出來，將自己的感情寓于對這些平常事物的描寫中。

移情于物，情景交融。因為散文的旨趣本在于寫情、見性，所以對于事物的描寫就不能不從作者的主觀感受出發，周作人對故鄉的野菜情有獨鐘，所以寫得形神兼備，富有詩的韻味。在他眼里，故鄉的薺菜花、馬蘭頭和紫云英，是那么誘人，那么明麗鮮艷，足以引你親近，使你躍動。以致全篇神情并出，融情于景。正是以愛故鄉、戀故鄉之情貫穿全文，情中有物，物中有情，才使得文章更加耐讀。

語言樸素平實，筆調清新自然，這與周作人一貫的主張十分契合。他主張文章只要真實簡明就好，而這篇《故鄉的野菜》正是這樣的一篇散文，使用平實的語言，營造出了一種清新的氛圍，故鄉最真實也是最為平常的生活情景就這么躍然紙上，給讀者一種親切感，似乎文中那一幕幕的情景就再現于眼前。

周作人的散文在后期往往是沖淡平和的，而這篇《故鄉的野菜》就充分的表現了這一點。全文的氛圍清新輕松，周作人用一種真實自然的態度將故鄉的種種風土人情描寫得活靈活現。也體現出他作為散文大家的深厚功力。

姓名：李銳敏 學號：2012504022

第二篇：以《故鄉的野菜》為例 淺談周作人文章的藝術特色

以《故鄉的野菜》為例

淺談周作人的散文藝術特色

11屆漢語言文學2班 李思盈45號

摘要：平和沖淡是周作人的散文風格的突出特點，而在《故鄉的野菜》 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普通的野菜蘊含著作者對故鄉似淡非淡的 故鄉情。正是他這種閑適地對待生活的藝術態度，讀者才有機會靜靜的體會到那種淡淡的愁思。野菜不僅是他裝載思念的家常特產，更多的是勾起兒時美好的回憶的載體。所以我們可以通過賞析《故鄉的野菜》來深入了解周作人的散文藝術特色。

關鍵詞：周作人《故鄉的野菜》散文藝術特色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紹興人。初名櫆壽（后改為奎綬），字星灼，1909年又改號為啟明，常用筆名有豈明、開明、獨應、仲密等。雖然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但后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后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五四時期及20年代是周作人散文創作的鼎盛期，散文集有《自己的園地》（1923年）、《雨天的書》（1925年）、《澤瀉集》（1927年）、《談龍集》（1927年）、，另有詩和散文《過去的生命》（1929年）。

周作人散文歷來就有浮躁凌厲和平和沖淡兩種風格。五四前后及20年代談時事的雜文屬于浮躁凌厲的一類，而五四時期的雜感、讀書隨筆及20年代他稱之為“美文”的藝術性散文，則屬于平和沖淡的 一類。[1]

一、散文的藝術特色

雖然周作人和魯迅是兩兄弟，但是性格上自小就屬截然相反的兩類。魯迅正直敢為，不平則鳴，在是非間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則和順平靜，用心專注，不愛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環境中也能隨遇而安。這在雙方的作品中也能體驗得到。《故鄉的野菜》可以從淡、深、動、靜來剖析其藝術特色。

（一）淡

縱觀全文，它的基調就是一個字——淡。仿佛沒有對故鄉有一個很深切的概念，作者開篇便“漫不經心”地說著故鄉的“水到渠成”性，說那只是“釣于斯

游于斯的關系”。實質上是在為下文介紹故鄉的野菜奠定基礎。“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買菜——一個日常生活中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卻自然而然地導出了文章的主角——野菜。引入自然，除了沒有那種為了引入而引入的味道，還有一種坦然的感覺。讓我們覺得生活充滿回憶，輕輕的觸碰便能泛起漣漪。同是寫故鄉的特產，相比之下，汪曾祺先生的《端午節的鴨蛋》介紹方式就顯得開門見山得多了。

在文中不僅介紹了三種故鄉的野菜，還連帶介紹了與其相關的風俗人情。其散文風格不求華綺，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張，不作態，不嘩眾取寵。又如不談深奧理論，只說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寬闊氣象。從國內到國外（日本），從童年到到國外留學的那段日子，無一不體現了周作人見識廣闊和喜愛發現生活中平淡的趣味的習慣。

（二）深

雖說此文文筆平淡，但情卻是深厚的，深厚得不太經意，深厚得絲絲入扣。“自從十二三歲時出外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后，不復見過蠶果，進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算算時間，《故鄉的野菜》寫于1924年，離作者十二三歲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作者依然記憶猶新。利用倒敘的手法，寫出黃花麥果的兒時回憶，說明了作者實際上對故鄉及故鄉的特產、風俗印象深刻，無言中表達了對故鄉最深刻的懷念。

后又把故鄉的味道與日本、北京的類似黃花麥果糕作對比，更加顯出作者兒時故鄉的黃花麥的味道的特別和難忘。

除此之外，作者不僅科學地闡釋了野菜的屬性（引用古典的記錄），還從視覺上、味覺上來介紹野菜。“掃墓時侯所常吃的還有 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云英。農人在收獲后，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采取嫩莖溣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把野菜寫活，不是一味的摹狀貌，讓野菜的概念不再那么抽象，還使讀者有一個更加廣闊的想象空間。

（三）動

“小孩”是全篇文章提及最多的人群。就好像說到薺菜時，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游戲的工作。通過描寫薺菜為兒童帶來身邊的樂趣，這么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仿佛為薺菜添上了幾分生機。

在介紹黃花麥時，運用了小孩的歌謠來贊美之：

“黃花麥果韌結結，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一方面說明黃花麥這種野菜在作者的外祖家家喻戶曉，連小孩子都知道，而且喜歡得要關上大門來獨自品嘗；另一方面為文章增添不少趣味性。

而可愛的紫云英同樣得到小孩的青睞。周作人運用豐富的想象力，把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比喻為華美的地毯，即顯得惹人喜愛又不庸俗。且把其花朵喻為蝴蝶、雞雛等精致靈活的小動物。彰顯出野菜“活力”的一面，更而突出了作者熱愛故鄉的野菜，熱愛大自然，熱愛故鄉的感情。

（四）靜

周作人的美文這種簡素質樸，沖和閑適的風格是與日本俳諧的影響分不開的。這些日本文化藝術給予周作人的啟迪是使他的審美理想加濃了東方本色。俳句的那種“隱遁思想與灑脫趣味合成的詩境”和“禪味”。[2]

在《故鄉的野菜》中，亦有引用日本《俳句大辭典》的語句。周作人認為“文學不是實錄，而是一場夢。”而回憶故鄉的野菜也就是他不經意的一場夢，夢得平淡，夢得閑適，故鄉在他的夢里還是一如既往的樸素，小孩還是那樣的純真。但是在夢中，也不是一股子氣地贊美說到“啊！故鄉的野菜你多美啊！你多鮮嫩啊！”反而更多的是通過先抑后揚的手法來體現野菜的獨特。野菜本來給別人的感覺都是很賤的，而作者也沒有回避這樣一個問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野菜是實實在在地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制成糕點還是用于拜祭。不知不覺中野菜默默地成為了作者對故鄉的印象，占了一個無聲勝有聲的地位。

二、結語

讀完這篇《故鄉的野菜》，像是跟作者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說說故鄉那些事兒。溫和的文筆令人舒服，趣味性的敘述卻又能驅走沉悶。由淺入深的布局，更是有一種登堂入室的驚喜，使人越讀越有味道。這就是周作人散文的功力深厚之處，在平和的小舟中搖曳到故鄉的回憶中，過去的一切都重短短的幾百字文章中重現。

參考文獻

[1]朱棟霖 朱曉進 龍泉明 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現當代文學史》116~117

[2]

http://de20.dongeedu.com/news_newshow1.asp?classid=12&newsid=157

第三篇：故鄉的野菜

《故鄉的野菜》讀后感

人生就像一篇若隱若離，意猶味盡的散文，時而朦朧，時兒頓悟；時而枯燥，時而優美；時而忽視，時而想起；我們每走過一個地方，都會留下我們的足跡，在那里曾經留下的歡聲笑語就像一粒粒晶瑩惕透的珠子，跳動著生命的樂符。然而，走過的地方多了，我們播撒的珠子也慢慢多了。暮然回首，有一天你會發現，你身后有無數晶瑩剔透的“小精靈”跳動著生命的樂符。在你無意識或有意識的一個個去回憶，去品味之時，你已把她們串起來了，是無數個小生命緊緊的聯系在一起，閃閃發光，無形間創作了人生最優美的散文。

周作人先生的歷程也可以說是一篇耐人尋味的散文，他人生散文的優美在于他善于發現，善于回味。即使偶爾思想如掙脫了束縛的野馬奔闊在廣闊無垠的大草原上，但他毫不迷茫，能夠讓狂放的思想停滯在昔日的一幕幕，撲捉曾經的樂趣。正如他在《故鄉的野菜》一文中，他能讓狂放已久的思想停留與故鄉的一幕幕，甚至小到故鄉地域野味的氣息。如文中所提到的“野菜”，包括“薺菜”“馬蘭頭”“黃花麥果”“紫云英”等等，從文中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先生搬了幾次家，按理說走過的地方太多，目歷也就更多，至于那些小到地方的野味兒也就自然的經不起歲月的蹉跎，時間的淡忘。但周作人先生從人生歷程中找回那些播撒已久的珠子，并去慢慢的品味，與其說他在記憶中品嘗野菜的味道，不如說他在記憶深處品嘗故鄉的味道，在記憶中觸摸，汲取故鄉的氣息。

即便是作者后來又看到了，且品嘗到了如同故鄉的野菜，但他總

是覺得沒有昔日的味道，總感覺眼前的野菜不如家鄉的野菜，而且，最令作者刻骨銘心的是野菜的吃法，甚至櫪櫪在目。或許，我們可以說講究吃法也是吃家鄉的人文氣息，那股人文味兒，給作者靈魂深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實，我們的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相信，我們都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家鄉的人文氣息，每個人的記憶深處都有家鄉的烙印，每個人走過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些晶瑩剔透的珠子，只是我們缺少一顆善于品味的心，缺少那份對故鄉一如既往的眷戀。留在我們身后的，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珠子獨自發光。

時而回首一下走過的路，拾起一路播散的晶瑩剔透的珠子，感受著生命的樂符，小心的把他們串起來，串起人生最優美的散文。

手心上的生命多了，自然就更容易被摔碎，讓我們抓緊手心上的每個小精靈吧，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擁有很多。

第四篇：故鄉的野菜

故鄉的野菜

春天來了，人們到家鄉游玩，多喜歡去山莊野外就餐。青山秀水悅人心性，那剛吐芽還帶著泥土芬芳的新鮮野菜，更是讓人眼前為之一亮。走進山間的草棚架下，尚未靠近飯桌，聞到野菜那誘人的清香，心早已醉了，不用什么佐料，從山間小溪流淌的清水里洗一下，放入口中，整個身心都融入了田野，融入了大自然。

若有興

致，三朋五友，帶上小鐵鏟、竹籃，踏青山坡，呼吸著溫煦的陽光里鄉村田野所特有的氣息，哼唱著歡快的《鄉間小路》，一會兒，竹籃就滿了野菜。故鄉就是故鄉，融入這春風、陽光、青山、野菜的畫卷里，曾經埋藏著的遙遠的鄉村記憶和思念便都鮮活了起來。

故鄉的野菜象童年那優美的歌聲，一串一串。薺菜、苦菜、菇渣菜、人興菜、灰菜、山韭菜、苜蓿、馬踏菜、蓬毛衣…..許多、許多。以上均為我所食過，掛漏必多。薺菜是最早上飯桌的。童年時，記得，春風剛起，正是“草色遙看近卻無”的季節，我們抖擻精神，提了籃子，帶上鐵鏟，來到山坡、田邊。走近了，會驚喜地發現，還枯黃的荒草里已摻雜了青青的薺菜。它們那單薄的身軀，正冒了微寒的東風，擁擠著、嘻鬧著趕春來了。于是，大家你呼我喚、熱熱鬧鬧地涌上前去，彎腰挖采。那情景，在我的記憶中清晰如昨。

薺菜，耐寒力強，野生于田野，具有樸實、生命力強的品格。田邊、地頭、蒿草叢里，它都能頑強的生長，它從不占好的土地，那些貧瘠、不為人看中的荒地野坡才是它的去處。一點陽光，一滴水份，一縷春風就足可以生存。有時你帶土刨出一顆，根莖上的土竟是粉末一樣干細，它卻還是青翠著。我不知道它是靠什么汲取營養賴以生存，是日月之精華？或是大地之靈氣？薺菜性涼，味甘美，做出菜來微辣、清香爽口。家鄉的做法一般是將薺菜清洗干凈，去掉根部，調入蛋清和面粉、精鹽、放油煎薺菜餅，這樣煎來不失原味，又當飯菜。炸薺菜、涼拌薺菜則是下酒的佳肴。家鄉人用來包薺菜水餃更是上乘的吃法。吃慣了白菜、蕓豆、蘿卜等家菜水餃，若能吃上一頓薺菜水餃，那真是你的福氣。辭海上介紹，薺菜全草含薺菜酸、生物堿、氨基酸類營養成分，有涼血止血的功能，近用治腎炎、乳糜尿等。多食，不僅讓你細致地領略了野味，更有其藥用價值。

幾乎與薺菜同時返青的是苦菜，童年時，看電影《苦菜花》，聽那首“苦菜花開遍地黃，受苦人何時得解放”的電影插曲，從大人們那里懂得了舊社會受苦人的日子似苦菜一般苦。幼小的心靈上對這普通的野菜便生了幾分厭惡感。后來，隨了年齡的增長，父輩們告訴我，春天易上火，吃苦菜可清火。有時害牙疼，便去屋后山坡上采些來吃，對它又有了新的認識和感受。讀的書多了，方知原來它還可入藥。有清熱解毒、涼血的功能。爾雅云：“荼，苦菜也。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葉似苦菊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它一般春夏間開花，全部為黃色舌狀花。我國各地普遍野生。食用，一般是清洗干凈，帶根清沾甜醬。初嘗，微苦，沾了甜醬入口咀嚼，那滋味，口中有若含了薄荷的清香，提神爽口。

人興菜、灰菜、蓬毛衣、菇渣菜，要來的遲一些，這四類野菜，一般用麻汁、大蒜，放鹽、味精作涼菜拼盤，可謂色香味具佳。人興菜、灰菜也可做炒菜和用作家鄉人常吃的小豆腐，先將豆粉用醋點漿成小豆腐，再用蔥、姜熗鍋，放入野菜，吃來特別清鮮。

故鄉的野菜很多，吃法亦不同，如果你吃厭了油膩葷腥，不妨到我的家鄉，來一趟綠色飲食之旅。

第五篇：故鄉的野菜 教案

一、教學要求

1.把握作者寫作的大體思路，體會濃郁的鄉土氣息。2.引導學生掌握這篇散文的藝術特色。

3.能與學過的周作人的散文《喝茶》進行比較，了解他們的差異。

二、學習要點

1.仔細欣賞這篇充滿鄉土氣息的散文《故鄉的野菜》。

2.把握作家在《故鄉的野菜》中所蘊含的真摯情感。3.掌握這篇散文在藝術上的特色。

三、作者生平

汪曾祺（1920-1997），我國現代作家，江蘇高郵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深受教寫作課的沈從文的影響。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1943年大學畢業后在昆明、海">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46年起在《文學雜志》、《文藝復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復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等刊物。1962年調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另有一些京劇劇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記事》是他的獲獎小說。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他以散文筆調寫小說，寫出了家鄉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顯現奇崛，情韻靈動淡遠，風致清逸秀異。

四、作家作品

1.作品概述

汪曾祺的作品深受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響，綿延不斷地傳遞著傳統文化的氣息。一方面，他的創作中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情感取向，譬如，喜歡尋訪古跡，如《國子監》、《楊慎在保山》等，追慕先賢，如《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金岳霖先生》等，讀古籍懷舊，如《橋邊散文·午門憶舊》），欣賞自然界一切美好的風物，如《翠湖心影》、《香港的鳥》），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汪曾祺稱為“本世紀最后一個士大夫”。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文本里也充滿民俗風情，凡人小事也隱含著俗文化的精神傳統。比如，在《故鄉的食物》、《吃食和文學》、《散文四篇》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對各種民間小吃的偏愛。但是與中國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現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對這些事物所發出的感喟，隱含了中國下層貧民內心深處沉重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面對這些普通事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戰亂是有關系的”。他崇敬所有給生活帶來美的人物如作品《沈從文先生

在西南聯大》、《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又真誠而饒有興趣地欣賞和辨析著民間傳統，如《八仙》、《隨筆兩篇》、《水母》等作品。我們無法判斷民間文化和精英文化哪個對汪曾祺影響更大，其中體現出來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精英之火，卻構成了相對完整的精神堡壘，在世紀末現實社會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怡失落的語境里自有一股感人的魅力。

2.重點作品

《大淖記事》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個愛情故事。作者不是誘惑讀者去獵取特異的世態風俗，也不只是讓人陶醉于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透過題材的表皮，我們獲得了一種啟示：應該如何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它觸及到一個雖不是永恒，卻決不是一個短時期就消逝的問題。

《受戒》通過描寫地域風情來描述了一個天真爛漫，活潑伶俐的鄉村小丫頭和一個憨厚老實，“六跟不清”的和尚之間那種如清水般純潔的愛情。這部小說看似散文，又像是一首優美的“風土詩”。其言辭如行云流水般流暢，既不晦澀，也不華麗，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

《故鄉的野菜》垂青江南的薺菜,作者帶著淡淡的遺憾來懷念野菜，懷念野菜簇擁著的故鄉。野菜的滋味就是鄉戀的滋味,野菜帶給現代人的,是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胡同文化》作者在文中將普普通通的胡同，從來源到起名分類和其中凝聚浸透著的獨有的胡同文化自然融合起來，使我們對北京的胡同文化和那世世代代居住在這里的北京人的文化心態有了生動、深刻的了解。從中也窺探到作者對胡同文化懷舊傷感的思緒。

五、課文講解

1.課文朗讀

學生輕聲自讀課文，把握作家的總體思路。2.課文分析

本文作家談故鄉的野菜，談故鄉野菜的吃法。在作家的筆下，每一種野菜都聯系著家鄉四季之景，凝聚著作者的人生記憶，飽含著歷史的滄桑。

文中寫了五種野菜，各具特色和韻味。

寫薺菜雖是野菜，但是在“我”的家鄉是上席的。用其可涼拌、包春卷、包餛飩，一句“沒有大餛飩”，抒發了對家鄉的小吃的眷戀和懷念。

然后是介紹枸杞頭。在這里，作者想起了賣枸杞的小女孩，勾起了對童年往事的回憶。

描寫野菜蔞蒿時，先引《大淖記事》介紹蔞蒿時水邊植物，并以蘇東坡的詩文“蔞蒿滿地蘆芽短”為證，同時作者不忘寫與家人的情誼，別有情趣。

寫野菜馬齒莧時，圍繞馬齒莧的吃法，道出了中國溫情脈脈的日常生活，同時，還寫了養鳥的拔“馬齒莧”喂畫眉的故事，饒有趣味。

莼菜一篇則顯得別開生面，寫出了家鄉野菜和鄉土大地的滄桑和血淚。先引用秦少游的《以莼姜法魚槽蟹寄子瞻》詩，說明莼菜原來是高郵的特產。接著談起了明朝散曲作家王西樓作的《野菜譜》和周作人《故鄉的野菜》中談到的野菜中的灰菜，講述自己國賓館外采灰菜的故事。而文章最后以《野菜譜》中四首詩結尾，則寫出了家鄉歷史的的滄桑，人民的疾苦。與前面的寫情記趣不同，多了一份歷史的沉重感和滄桑感，領略到汪曾祺散文的別調。

文章的藝術特色：

汪曾祺以儒家審美理想為主導，輔以莊禪哲學，文章的內容平和，在平淡中看出最深的喜悅和悲哀。這篇散文，談野菜、寫風景、說文化、述掌故都是在平和中娓娓道來。

文章表現了傳統文化和習俗，語態安詳、心態從容。家鄉的野菜在他的筆下呈現出一種異樣的美。

作者引證大量大量的民俗學資料，將幾首民歌附錄在內，富有哲理色彩。語言簡約生動、拙樸而高雅，給人們極大的想象空間。同時他善于吸收民間大眾的語言，為我所用。本篇記載家鄉的野菜，反映家鄉的風俗人情，糅進了民歌民謠，顯得活潑自然，從眾而又脫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3.課文難點討論

比較“莼菜”和其他各篇在內容上有何不同。

答：其他各篇以情趣見長，而“莼菜”一篇則別開生面，寫家鄉的野菜和鄉土大地的滄桑血淚，使我們領略了汪曾祺散文的別調。

4.相關評論

① 王堯《“最后一個中國古典抒情詩人”——再論汪曾祺散文》說：“汪曾祺在本質上不是一個“再現”型而是一種“表現”型的作家，他通常不是去再現生活，而是去表現人的性靈。”

② 王鳳玲《自覺·厚度·張力--論汪曾祺散文話語形式》說：“由于汪曾祺獨特的語言把握方式，其散文話語呈現出獨特的審美魅力。擺脫主流語言束縛的審美自覺性，講究氣韻流動的樸實美，具有跳躍性和節奏感的音樂美,富有多重變化的交響美，這些話語特點統合在汪曾祺散文的話語形式中,顯示出其成熟的散文話語組織系統的厚度和張力。”

③ 卞永清《平民化的汪曾祺》說：“汪曾祺散文的創作是建立在其平民話語身份的自我定位基礎上的，因此，平民化是汪曾祺散文文化追求的最顯著特點。”

④ 魯曉霞《汪曾祺散文的藝術個性》說：“汪曾祺不僅足小說家，還是散文家。他的散文記人事，談文化，述掌故，間作小考證，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字少雕飾，古拙雅潔。因此，他的散文在某種程度上說，并不遜色于小說，同樣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顯示出與眾不同的鮮明的藝術個性。”

六、練習

1.選擇題

下列作品不屬于汪曾祺散文作品的是（）

A.《胡同文化》

B.《大淖記事》 C.《故鄉的野菜》

D.《翠湖心影》 2.填空題

汪曾祺（1920—1997），江蘇 高郵人，中國現代作家。著有小說集 《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飯花集》，散文集 《蒲橋集》，文學評論集 《晚翠文談》，以及

《汪曾祺自選集》等。本文《故鄉的野菜》，選自 《汪曾祺全集》。

3.簡答題

說說本文在藝術上的特點。

答：藝術上，首先汪曾祺的散文“記人事，寫風景，說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第二，行文結體自由，筆之所至，不主故常，不事機巧，不落窠臼，像本文就是把故鄉的幾種野菜一一說過，不假雕飾，自然作結，深得散文之“散”的精髓；第三，語言表達趨向非抒情化。由于感情的淡化，自然影響到文章的語言和修辭，因而，語言多白描，少夸飾的修辭。

七、研習與思考

思考：本文和周作人的《喝茶》，同樣從身邊取材，一樣有閑適風度，試比較二文有何差別。

答：從文學淵源上看，汪曾祺似是“閑適”、“性靈”一路，但因為有故鄉鄉風民情和對故鄉的深情懷念的孳乳，同樣的題材，在汪曾祺寫來卻不見枯澀，倒是一派鄉野的素樸鮮活，仿佛故鄉春天早晨，女孩子竹籃子里的枸杞頭，沾著雨水和泥土。因此，汪曾祺的小品文，態度固然閑適從容，但卻更多日常生活親切的人間氣息。

八、相關藝術作品展示

1.汪曾祺與妻子的生活照，見本文PPT 2.文章里提到的四種野菜的相關圖片，見本文PPT 3.張承志主要作品封面圖片，見本文PPT

九、延伸閱讀

“最后一個中國古典抒情詩人”

——再論汪曾祺散文

我曾經以《換一個角度讀汪曾祺》為題初論汪曾祺散文，后來再讀汪氏散文有意猶未盡之感。汪曾祺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出版時，我對封面上的“廣告語”出自誰人手筆有猜測，疑是夫子自道。后來知道，確是作者自擬。這文字有兩段，其一曰：“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后一句語出《山家清供》，葉靈鳳《春初早韭》云：“《山家清供》載，六朝時代的周颙，平時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惠文太子問他蔬食何味最勝？他答道：‘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我對書的裝幀雅潔也頗欣賞，以為與汪氏的文字相宜。列入作家出版社“四季文叢”的還有賈平凹之《抱散集》、張承志之《綠風土》，其時散文集還沒有像今天這般出濫、濫出，買回來后沒有冤枉感。我并不主張以散文比小說或以小說比散文，但汪曾祺以小說家而作散文并有這樣的成就似乎也佐證了我一貫的想法：職業性的散文寫家成功者極少。我無非想說，散文作為邊緣性的文體一旦被人“職業化”，其審美空間就會變形和萎縮。

許多人都注意到，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靈派文學傳統一脈相承。也許，正是在相對疏離政治功利適度靠近傳統中，汪曾祺顯示了他的魅力。我們不必夸大汪曾祺所達到的境界，但是在這個浮躁的世紀末，他的文章滋味確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從散文發展的歷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態度、審美情趣與話語方式都與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用現成的“沖淡”“閑適”“性靈”“情趣”等概念和范疇來描述他；但這不影響我們對汪曾祺意義的估價，因為他的出現，使我們重新領略了傳統與文人的魅力，《蒲橋集》成為文化轉型時期當代作家對傳統的最成功的一次“聚焦”。因此，我始終把《蒲橋集》視為文人傳統復活與轉化的精神與藝術的標本。從作家與現實的關系看，汪曾祺所持的是“邊緣化”的立場；同時汪曾祺還以他的創造讓我們重溫了審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雅趣關懷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詩意和書卷氣。汪曾祺散文的意義不僅表明了以漢語為母語的寫作和傳統不可分割的血緣關系，而且展示了以漢語寫作的永恒魅力。

汪曾祺給人“舊式文人”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蘊藉于作品中而又表現在日常生活里的人格魅力。有人曾經戲稱汪曾祺為本世紀最后一個“士大夫”，這戲言實際上揭示了汪曾祺依傍著文化傳統的心靈與人格特征。汪曾祺出身書香門第，精通詩書琴畫的父親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并最初將東方藝術的精神傳遞給他，其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有趣地描述了父子之間的關系。汪曾祺分析自己“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大”，是在“溫柔敦厚”的詩教里長大的。有一陣子對莊子很迷，雖然他感興趣的是其文章而非思想，但“文章”和“思想”是難以分清楚的。因此他后來在分析自己隨遇而安心態形成的原因時，突出了老莊思想的影響。1歸結到最后，是在創作中形成了內儒外道的士大夫傳統傾向。

“傳統/現代”、“中/西”的沖突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境。在40年代，西南聯大出身的汪曾祺并不排斥現代主義，甚至“年輕時候受過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也可以說有模仿，后來不再模仿了，因為模仿不了。”模仿不了的原因是，“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就散文創作而言，“看來所有的人寫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傳統。事情很糟糕，不接受中國的傳統，簡直就寫不好一篇散文。”2強調傳統對現代散文的影響由來已久，新文學時期周作人幾次說過“公安”“竟陵”派文學與現代散文的關系。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當然需要作深入的探討，但不管怎樣，只要母語是寫作的語言，那么這樣的寫作就不能不存在于自身的文化語境中。在散文創作中汪曾祺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明清與五四散文的傳統，汪曾祺在《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一文中對此作過清晰的表述。在新時期文壇上，作家選擇傳統的似乎不在少數，稱汪曾祺為“閑人幫主、文風領袖”的賈平凹是其中較典型的一個。賈平凹著名散文《靜虛村記》重蹈的是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思想路徑，“桃花源”在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歷程中難以舍棄，尤其對那些處于“出世”及“入世”沖突中的知識分子來說始終充滿誘惑。儒釋道在賈平凹身上有著復雜的影響，而在近幾年來，他對民間文化的浸淫日深。在《靜虛村記》中，賈平凹曾以“忘我”“忘歸”“忘乎所以”展示道家描述的“天之道，虛其無形”的無形無象的狀態，賈平凹甚至以莊子口吻說：“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來了。山風森森，竟幾次不知，這山石中的石頭就是我呢，還是我就是這山中的一塊石頭？”他尋清靜，避鬧市，尋拙樸，退繁華。賈平凹重悟性，用內在的智慧去探究事理，在文章中深潛著佛性，所以有論者說他的文章“其至深處，所悟每近禪味”。他的那些可以稱為當代文人畫的畫，都有一種悟性。當他能把柿樹看成“佛”時，他的悟也就出神入化了。“長長的不被理解的孤獨使柿樹飽嘗了苦難，苦難終于成熟，成熟則為佛。佛是一種和涵，和涵是執著的極限；佛是一種平靜，平靜是激烈的大限，荒寂和冷漠使佛有了一雙寬容溫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運動在嘴邊。” 賈平凹靜觀臥虎所悟出的“重整體、重精神、重情感、重氣韻”的特征正是一種中國藝術精神的體現。他喜歡國畫，并認為國畫“忠實生活，又突破生活的極限，工筆而寫意，含蓄而夸張，沉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無時似有時，在有限之中喚起了無限的思想和情趣”。同樣，他喜歡融語言、詩詞、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和雜技等為一體的戲曲，認為戲曲和國畫“是真正的體驗，真正的剖象，真正的表現藝術；出格的規范，自由的創造，以真為美，寓真于美，而真美完全融于神、形、意境之中”。這表明賈平凹選擇了契合自己美學趣味的傳統藝術精神。

在我看來，汪曾祺、賈平凹他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文人傳統的“復活”與“轉化”。“復活”是針對很長時期內尤其是“文革”十年人文傳統的“斷裂”而言，“轉化”則是指接受者賦予傳統以“當代性”。

這種“復活”，增添了我們所面臨的文化背景的多樣性。在擁有了這樣的背景之后，作者可以真正作為一個“文人”而以審美化的人生方式存在著。汪曾祺

創作所具有的這一重要人文意義可惜為人們疏忽了。在本世紀，“文人”曾經是個多么“臭”的稱呼。盡管我認為“文人”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并不能劃等號。但是，“文人”的遭貶確實只是非知識分子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汪曾祺是以他的“文人”本色立足的作家，他出現在一個文化上可以相對兼容的新時期；這一本色和“戰士”本色、“工農”本色意義不同，但卻不可或缺。

其實，汪曾祺在新時期再度崛起之始，就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當我們在世紀末的今天議論“中心”與“邊緣”時，汪曾祺似乎沒有許多作家深感文學被擠出“中心”的悲哀與煩惱。我們也許會說這是“淡化”使然。但汪曾祺自己并不樂意接受“淡化”的說法——在下面我們還需詳細談論這一問題——并且說“你不能改變我”。準確地說，汪曾祺的創作從來沒有居于“中心”的位置。就小說而言，他寫于1980年的《受戒》，寫于1981年的《大淖記事》，不僅是疏離現實，而且也不在小說主流藝術之列。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更是“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逝者如斯，文學的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而汪曾祺依然故我，從容不迫。往俗處說，這情景頗似在他家鄉一帶常常可以見到的情景：某人在菜館一角就著一盤干絲喝酒，自得其樂；往雅處說，想到前面引用的賈平凹的話，汪曾祺是一種和涵，一種平靜，有了一雙寬容溫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運動在嘴邊。

我曾經說過，汪曾祺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文學史價值的命題。這不僅是指一位40年代已有所成就的作家在經歷了近30年與文學隔絕的日子后能再崛起，現象本身就耐人尋思。更重要的是，汪曾祺不是制造轟動效應的作家。如果非要說他在制造什么，那么可以說他的產品是藝術魅力。我一直認為汪曾祺的魅力不是大眾的，回應他的讀者多是“文化人”，盡管他的小說、散文從來關注的就是民間、鄉村和日常生活，但那也只是“文人”化了的民間、鄉村和日常生活。這使他和劉紹棠也和莫言相區別，有人嘗試把汪曾祺歸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義。如果以30年代“京派”作家為參照系，我們就會發現，汪曾祺散文和他所尊敬的老師沈從文散文《湘西》、《湘行散記》其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審美取向。沈從文突出了“鄉村”的原始性、野性，以“鄉村”與“城市”相對抗。而汪曾祺則突出了日常生活的雅潔與情致，他的關于鄉村生活印象的散文，不是作為現代文明的對立物出現的，也沒有“讀書人”與“鄉下人”的沖突。相反，汪曾祺以他的文人的情致雅趣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陋俗，讓他的字里行間永遠飄逸著書卷氣。

因此，汪曾祺在本質上不是一個“再現”型而是一種“表現”型的作家，他通常不是去再現生活，而是去表現人的性靈。說得偏頗些，這種才能是散文的而非小說的。他不著意于虛構，也無慘淡經營故事的興趣；以“內視點”體驗世界和以“外視點”敘述世界，相互補充，而以前者為著眼點；不強調敘述對象的過程，而著意于某一狀態；無意于表象的喧嘩，而著意于心靈化了的事物的神韻。曾有人戲言，單憑一篇《葡萄月令》汪曾祺就可以稱作散文家。話雖有點極端，但這篇散文無疑是汪曾祺的經典之作。《葡萄月令》用筆簡約，但意蘊豐深，饒

有情趣。汪曾祺把自己的性情與葡萄的“性情”融會于文章之中，充溢著田園之美與勞動之美。沒有和涵的性情，沒有對自然的親切與融入，是寫不出這如歌如吟的“月令”的。讀它，會使人想到《詩經》中的采桑人之歌《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這不也是汪曾祺的“風度”么？

能夠從容地表現文人的性靈，這確證了精神與人性自由對散文（當然不僅僅是散文）創作的重要。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對人、對個體本質與價值的肯定，應當是人類思想文化背景中最重要的內涵之一。我們由汪曾祺散文，看到了作家發現自我并以散文確認自我存在的文化意義。散文終于有了來自作家自身的血脈、體溫與性情。

我不想把汪曾祺式的“文人性靈”與楊朔式的“戰士豪情”作為對立的雙方，且不論兩者的內涵，各自存在的歷史背景就有著太大的差異，但我認為汪曾祺《蒲橋集》及后來一批散文的出現，真正打破了“楊朔模式”為主潮的格局。而賈平凹也在逐漸擺脫“楊朔模式”的潛在影響后，進入了真正屬于他自己的境界。他的成名作如《丑石》、《地平線》等都能看到這種影響的痕跡。“打破”或“擺脫”是藝術上文化精神上的一次真正超越。在超越之中，傳遞了新時期散文藝術嬗變的信息：政治文化氛圍的淡化；散文藝術傳統的復活；審美理想的多樣；個人話語權力的獲得；等等。

現在需要回答的是，汪曾祺他們的超越和“閑適文化”的興起有怎樣的聯系。我并不否認“閑適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勃興這一事實。正像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閑適文化”“并不是九十年代文化的獨特產物，而是貫穿于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一種話語，它當然也指涉著一個‘現代性’尚未浸染的安寧的‘樂土’，指涉著中國文明傳統的一個側面。‘閑適’是對一種超越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靜平和、追求優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現，是邊緣的和獨立的、隱士式的境界的體驗。它浪漫而又不狂熱，有詩意而無激情，充滿體驗、品位又對人生保持一定的距離。‘閑適’不僅僅是一種文**流，而首先是一種人生態度。它是一整套話語，隱約地標明了一種獨特的‘風格’的表記。”3在八九十年代，“閑適文化”的內涵與二三十年代是既有聯系而又有區別的。

1987年，岳麓書社出版周作人的早期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談龍集》和《談虎集》，在“出版說明”中有一段文字說，“周作人依附日本人的行為不得原諒，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價值”。周作人以及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直至蘇青，其著作的重新出版與讀者的接受，在最初都源于對其文化史研究價值的肯定，它與在學術上重新評價20世紀中國文學史聯系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出版者、學者、讀者）開始學會了從文化視野而不是從單一的意識形態視野審視文學評價作家；明確了多元化審美格局建立的重要性；意識到了藝術傳統的滋潤對當代文學的必要。

對“邊緣”性作家的重視，意味著對政治功利“疏離”。以主體性為特征的“個人話語”，其精神的深度與人性的自由，對有著文人情懷的讀者充滿了魅力。

即使在最初，人們在接納了“閑適”“沖淡”中的“深度意義”時，并不排斥“閑適”的趣味與情調，就像朱自清在三十年代所說的那樣：“悠閑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閑一樣”。政治功利主義隱退，粉墨登場的是經濟功利主義，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種消費。“閑適”中的“意義”被剝離與排斥，作為趣味與情調的“閑適”成了大眾的消費品。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著作以各種名義被重新編排出版，成為大眾文化消費中的“盤中餮”。從有意無意的“誤導”到有意無意的“誤讀”，商業動機暴露無疑。

在這樣的背景中，人們很容易把汪曾祺、賈平凹的散文歸入到已經成了消費的閑適文化潮之列，他們兩人尤其是賈平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廢都》的“爆炒”，更加深了這一印象，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讀”。當然，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接受作家作品，但這并不能取消作品內涵的規定性，汪曾祺或賈平凹作為當代的“士大夫”或“名士”或“隱士”，其意義并不在提供消費意義上的閑適。就汪曾祺而言，“士大夫”人格的文化意義是對文人性靈的緬懷、情趣的守護和在邊緣外審美人生。而賈平凹，盡管在人們的印象中，可能是“一個智慧而又淡泊的隱士，一個對功名利祿都早已看穿的優雅的舊式文人”，但他從來沒有遠離傳統/現代、文明/愚昧的沖突；在近幾年的創作中。他發現了知識分子進退維谷的尷尬與異化，并因此有了《廢都》；他由審美而審丑，人生的苦澀代替了甜美。汪曾祺和賈平凹的這些重要特征，使我們所議論的“士大夫”人格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了，它具有了一種：“當代性”。

在議論汪曾祺時，我一直謹慎地使用“疏離”這一詞，以避免牽強附會。汪曾祺對自己作品的“淡”曾發表過感想：“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么意思，叫作‘淡化’。談化主題、談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并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復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于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咤風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只能寫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因此，我覺得用“沖淡”來評價汪曾祺的作品更加準確。

除了“本色”，“本來就是那樣”，有沒有“疏離”的成分呢？汪曾祺在解釋“隨遇而安”的心態時說，“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

4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5

再回到“平淡”上來，汪曾祺說“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家常’一點的”。又說“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會留于枯瘦”。這一樸實的想法，說的正是閑適中的不閑適。

這些年來，汪曾祺的散文愈寫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漸地少了閱讀《蒲橋集》的感受，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定勢和遲鈍，另一方面，當汪曾祺把“傳統”“文人”“閑適”的魅力帶給我們時局限也隨之而來了。汪曾祺所選擇的方式在《蒲橋集》中達到了極致，再下去不能不為才氣和性靈所累。我覺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他真正的成了“最后一個中國古典抒情詩人”。——在這篇舊作刊出之時，汪曾祺先生已經辭世，我謹以此文寄托哀思。汪先生，您好嗎？

載自王堯《“最后一個中國古典抒情詩人”——再論汪曾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