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詩經的再評價

關于《詩經》再評價的幾

個問題

夏傳才

詩經學在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近百年的現代詩經學，是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革新和發展，完成了《詩經》研究的一次重要轉型，從觀念到方法，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現代詩經學前輩大師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革命性的貢獻，使受益的我們，對《詩經》的認識脫離傳統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學說達到他們時代的認識高度，還有待我們豐富和發展，其中某些觀念和論斷的偏頗，也有待我們來更新。

一、《詩經》是一部什么書？

《詩經》是一部什么書？古人說它是“圣經”，早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時的大師們稱它是“民歌總集”，最有影響的當是胡適先生，他說：“《詩經》并不是一部經典，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1]。當時古史辨學派諸君或稱“民歌總集”，意思是一樣的。從胡適到古史辨派，他們撥開籠罩在《詩經》上的兩千年迷霧，掃蕩封建性的說教，為恢復《詩經》的本來面目作出貢獻。他們的“民歌總集”說，對中國現代詩經學，乃至歐美的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內，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學者研究《詩經》，大多研究《國風》中的“民歌”。如聞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風》詩[2]。研究《雅》詩《頌》詩的學者極為少見，說《詩經》是“民歌總集”或“歌謠總集”，就把《雅》、《頌》視而不見地撇開了。

在法國，社會學家、漢學家葛蘭言（P·Mercel Garnet）的《中國古代的節目與歌謠》是西方文化人類學《詩經》研究的開創性著作，他把全部《詩經》作為古代的歌謠。這部書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國美國同時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譯為日文在東京出版，[3]引起熱烈的反響。

在俄國，從19世紀末的漢學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紀中期的漢學家費德林院士（H·T·ФеЛоренко），在他們的《詩經》論著中都稱《詩經》是民間的樂歌，《國風》全部是歌謠，所以《詩經》是中國古代民間口頭創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華裔學者王靖獻著《鐘與鼓———口頭詞組《詩經》研究》[4]，運用西方研究歐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語理論（帕利—勞德理論）來研究《詩經》將它全部作為口頭歌謠創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國，《詩經》的“民歌”說更盛極一時。論者們首先確定《國風》是民歌，而《國風》160篇占全部《詩經》的多半，所以可以說《詩經》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據“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華”的指導方針，剔除貴族有《雅》《頌》之作，《詩經》自然就是“民歌總集”了。庸俗社會學家又進一步演繹：民歌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當時的勞動人民是奴隸，所以《詩經》是奴隸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籠了許多奇談怪論。《詩經》是“民歌總集”之說，在中外的影響都廣泛而長久，但是歷來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魯迅，在大學講中國文學史，他注重《詩經》的文本。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這部講義中就不理會當時的“民歌總集”說，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5]這是從文本的實際出發；后來他計劃撰寫一部新的中國文學史，在提綱中稱《詩經》為“周詩”。30年代朱東潤曾向“民歌”說提出挑戰。他的長論《國風出自民間說質疑》[6]，比較詳盡地考證《國風》絕大部分詩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間，當然，《詩經》也就不是“民歌總集”了。可是他的挑戰并無人應戰，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沒有展開討論。

50年代末胡念貽發表論文《關于詩經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7]，提出“把《國風》和《雅》的一部分籠統地說成民歌，不符合它們的實際內容”，他考察論證這些詩篇的作者屬于社會各階級，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統治階級人士的書寫文學。在庸俗社會學盛行的當時，這個問題也不能展開討論。

在《詩經》中尋找可以鼓吹階級斗爭的詩篇，即使穿鑿附會，也太難了。在中學教科書里只能收進《伐檀》《碩鼠》兩篇，大學中文系教科書也不過20篇，經過他們的“剔除”，《詩經》這部世界性的文學遺產，剩下的已經不多了。既然沒有庸俗社會學可以利用的，“文革”時期便發展到極端，干脆把《詩經》定性為“奴隸主貴族文學”，列入要破除的“四舊”之中，付諸于火炬。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焚書坑儒”。所謂“民歌總集”說，發展到最后的結果，便是對自己的否定。

新時期以來的十余年，能夠從實際出發，我們的認識逐漸明確了。

《國風》是15個國家和地區用地方樂調演唱的歌詩，它們的作者有大小貴族、下級士吏、自由民，卻很少勞動者之作，它們是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歌詩，反映各階級、階層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生活，從而展現周代社會的風貌，具有更大的認識價值。因為用地方樂調演唱，所以它們和民歌有密切的聯系，運用了民歌的藝術形式，有些作品帶有民歌的色彩，乃至《小雅》中有些貴族寫的詩也帶有民歌的風味，但它們畢意已上升為書寫文學。我們不否認《國風》中也有少數篇章，是原來流傳的口頭歌謠的記錄，但已經過整理者的加工潤飾，它們保留著民歌的胚胎，也已經成為書寫文學。

貴族公卿列士創作的《雅》詩，在體制、韻律、比興、固定詞組等藝術形式方面，也與民歌有密切的聯系，這只說明作者對民歌學習、借鑒乃至模仿，它們本身并不是民歌。大《雅》中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保存著周民族古老傳說和口頭歌謠的遺存，也經過后人加工改寫。

《頌》詩是用于宗廟祭祀的貴族樂歌，追溯源流，它從古老的祭歌發展而來，但它與原始宗教祭歌已有本質的不同，它是朝廷的作品，不是口頭文學。

綜上所述，《詩經》不是民歌集，但它與民歌有密切聯系；它不是口頭文學，卻是由口頭文學發展進化而來的最初的書寫文學。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詩經》是中國古代由口頭文學轉化為書寫文學的第一部詩歌集。由口頭文學向書寫文學轉化，是文學藝術發展的第一次飛躍性進步。沒有這個飛躍，便沒有整個的中國詩史。它繼承了民歌貼近生活和富于人民性的優良品性，全面地吸取了民歌創作的藝術經驗，創造出藝術優美、思想內涵豐富的歌詩，開拓了中國詩歌發展的正確道路。中國詩史是由《詩經》開始的，它是中國詩歌的源頭。

二、為什么要研究《詩經》

為什么要研讀《詩經》，研究這部兩千多年前的古老詩歌集，有什么現實意義？《詩經》用為學校教科書，已有約3000年歷史了。早在孔子之前，《詩經》已是貴族學校的必修課程。春秋時代，在列國交往中賦詩應對，是行政外交人員必須具備的才干；貴族社交活動也離不開引詩、賦詩，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季氏》）他要求掌握三百篇詩應用于政務，出使辦外交能夠賦詩應答。當然，我們現在沒有這個任務了。

其實，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社會動蕩，列國兼并，賦詩專對的用途已經不多，孔子整理《詩經》作教授學生的教材，更加注意詩的作用的其他方面。他對學生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術之名。”（《論語·陽貨》）

興、觀、群、怨，是孔子對詩歌功能的深刻概括，興，指感發情志，即詩歌藝術的激發感染作用，啟迪陶冶人們的情操。觀，指詩歌內容的認識功用，古人稱為觀俗，考察政治得失，我們現在則說認識生活。群，指交流情意，密切人際關系，加強了解和團結。怨，指對黑暗政治和丑惡現象進行諷喻和批評，即我們現在仍然說的，把詩歌作為改造社會的武器。興、觀、群、怨這四種功用，現在仍然有效，不過誦的詩并不單指《詩經》，而指一切優秀的詩歌，當然也包括《詩經》在內。

孔子說的“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單就字面講，是增長博物知識。讀《詩經》和其他詩，增長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現在我們在小、中學即進行詩歌閱讀教學，除了陶冶情操，也還有增長知識和提高語文能力的作用。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就是正，孔子認為讀詩要達到思想端正，即我們現在要求“三好”學生的第一條，“思想好”；他又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溫柔敦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認為，讀詩可以陶冶這種美好的人格。孔子說的陶冶情操，是就《詩經》的文學功用而言的，我們讀《詩經》的優秀篇章，還可以受到它的藝術感染，通過它生動的形象、優美的韻律、真摯的感情而激起心靈的顫動。

關于通過《詩經》的藝術描寫，形象地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外國人早就提出這個見解。19世紀前期法國人比奧（M·Edouard Biot）的專論《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8]明確說明：《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以古樸的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上古時期的風俗習尚、社會生活和文明發展程度。”他把《詩經》看作了解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分列體格、衣著、飲食、居室建筑、農牧、狩獵、漁釣、政府機構、軍隊、戰爭等等20個項目依次簡略介紹。20世紀中期俄國費德林院士也稱：“《詩經》是中國古代的一部獨具一格的百科全書。”[9]他們說的“百科全書”，自然是一種夸飾性的形容，意在說明《詩經》對了解古代中國社會有多方面的認識作用。

中國古人早就提出“六經皆史”，把《詩經》作為研究歷史的真實可信的文獻。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者，一方面把《詩經》中的史料應用于先秦史的研究；一方面利用歷史研究的成果來驗證或重釋詩篇。《詩經》中史料可以利用于先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研究，即使詩中的那些草木鳥獸蟲魚，也是古代博物學以及古代農業史、天文學史等學科寶貴的信實材料。對《詩經》時代及前《詩經》時代的社會生活、祭禮、民俗、原始藝術等進行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從20世紀末期起在中國正在積極展開。這些宏大的工程必將提高我們對民族和人類歷史的認識。

《詩經》語言學，又是一項宏大的工程，而且這個工程還要求一字、一詞、一音地細致而精確地去考察研究，所以相當艱巨。《詩經》的語言（雅言），是先秦漢語的代表，是研究漢語史最可信的上古語言資料，利用這些資料可以考察古文字、古音韻以及詞匯的發展演變；總結其規律，將推動漢語的發展。外國學者也以《詩經》語言為材料研究古漢語，其目的則是探討人類各種語言發展的共同規律。

從三百篇的注疏來說，詞語訓詁是研讀《詩經》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這個工作，古人已經做了兩千多年，至今也沒有完善。乾嘉時期起繁盛一時的《詩經》小學，對《詩經》文字、音韻、名物，乃至異文等的研究，也留下許多闕疑和難點。在當代，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學不斷進展，運用古文字學的新成果來研究《詩經》的字詞，當不斷提高《詩經》訓詁水平。

《詩經》詞語的基本詞匯仍然活躍在現代漢語里，在我們現在的口頭語言中和書面語言中使用；《詩經》中有二三百條成語仍具有生動豐富的內容，被現代人使用。為什么《詩經》作者能以簡潔精確的詞句構造成優美的樂章，其語言的邏輯性、形象性、和諧悅耳的音樂性，都是值得學習和研究的；學習和研究《詩經》中仍有強大生命力的語言，將提高我們的語言表現力。

《詩經》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文學作品了，其中許多篇章，現在讀起來，仍是瑯瑯上口、生動感人的抒情詩。18世紀德國大詩人歌德曾經稱贊《詩經》這些抒情詩迷人的藝術魅力。19世紀初，當《詩經》多種譯本在歐洲流傳，法國大詩人雨果說“路易十四時代，人們是古希臘學者，現在人們是東方學者。”[10]古老的作品歷經歲月滄桑仍然閃耀藝術光輝，其藝術創作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總結，借鑒其優良的經驗，發展我們當代的詩歌文學。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提倡學習和研究《詩經》的現實意義。

弘揚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要從民族優秀文化的載體一點一滴地做起，把它們的精神融入現代新文化之中。《詩經》是中華文化的元典，又是被稱為與希臘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的人類三大古代文學典籍之一。它是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杰作，我們當然應該學習和研究，從而弘揚中華文化，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并吸取其優良的成份，發展建設中國現代的新文化。

三、《詩經》藝術經驗還值得借鑒嗎？

對《詩經》的藝術經驗應該如何評價，是不是還值得當代文藝創作作為借鑒？

我想起1950年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話。郭先生當時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全國文聯主席，稍后又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在全國學術文化和文學藝術界具有權威性影響。他在《文藝報》上發表《簡單地談談詩經》一文，提綱挈領地對《詩經》的藝術性作了總結。他認為“最有文學價值的是《國風》”，因為“它保留著民歌民謠樸素的人民風味”，“有自然和生動的情趣”，“口語的形態”，“整齊諧適”的音韻；“《國風》多是一些抒情小調，調子相當簡單，喜歡用重復的辭句反復詠嘆”。他又指出《國風》“敘事的成份很少，”“沒有什么波瀾壯闊的成份，沒有什么悲壯的成份。”“《雅》《頌》是宗廟朝廷的貴族文學”，“《周頌》好些是斷片的東西，??拿文學價值來說，卻是最無聊的”，“含有詛咒的一部分變雅尚可取。”他的結論說：“作為今天在寫作上的借鑒，如果是技術上的問題，《詩經》是太古遠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問題，那倒還有很可以供我們借鑒的地方，首先告訴我們民間文藝的生命，比貴族文藝或宮廷文藝的生命更豐富，更活潑。??偉大的文藝作品必須由民間藝術的加[11]工。”我在80年代初的《試論郭沫若對詩經研究的貢獻》[12]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對現代詩經學的貢獻，提出他的《卷耳集》是體現“五四”精神、《詩經》詩體今譯的開創之作，認為他是現代馬克思主義《詩經》研究體系的奠基者之一。不過，郭先生的這篇談話，有些是對的，有些是不對的。

郭先生談到兩個方面的借鑒問題，一個是藝術經驗（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借鑒，一個是創作方向或創作思想方面的借鑒。

關于藝術方法、技巧的借鑒，郭沫若認為古老的《詩經》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借鑒的了。他只承認《國風》保留了生動活潑的民歌民謠風味，如口語化、自然的韻律，所以主張現代人直接去學習民歌民謠等民間文藝。其實，《詩經》是中國由口頭文學向書寫文學轉化的第一部詩集，它吸取了民歌的全部優良品性，又經過藝術加工。它運用口語，是經過提煉加工的簡潔生動的藝術語言；它與樂曲密切結合，韻律自然、靈活而變化多端，節奏瑯瑯上口而鏗鏘悅耳，重章疊韻，它們源自民歌而又加工提高為有強烈音樂性的優美的抒情詩。郭先生說的“調子簡單”，應該理解為簡潔精煉，而這正是中國古典詩的優良傳說。五言絕句或七言絕句，能說“調子簡單”嗎？拙著《詩經語言藝術》[13]曾嘗試對《詩經》的語言藝術作初步的總結，考察了它的詩體、韻律、多樣的詩歌修辭手段、象征和隱喻的意象以及賦、比、興的豐富的創作經驗，這篇文章不可能多作重復。我認為《詩經》在藝術上的成功之處，正是中國當代新詩需要學習借鑒的。以郭沫若今譯的《卷耳集》為例，我們肯定其開創性的貢獻，但又必須指出，他今譯的《國風》40首，就信、達、雅而論，不僅許多地方失去原意，在藝術上也不如原著簡潔優美。郭譯只能說是郭氏自己的創作，調子不簡單了，可是沒有了簡潔明朗、韻律和諧的美感。

對于《詩經》藝術經驗的認識，郭先生不如與他同時代的美國人龐德（E·Pound）。這位美國新詩運動的領袖、西方意象派大師，特別推崇包括《詩經》在內的中國古典詩的意象，1954出版了他選譯的《詩經》英譯本14向歐美詩壇介紹《詩經》以簡潔的語句構成優美深邃的意象。龐德的詩體英譯和郭沫若的詩體今譯都像是他們的個人創作，距離《詩經》文本較遠，但對《詩經》意象的領悟，龐德超過了郭沫若。我認為，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從他“五四”時代成名的新詩，到他晚期的舊體詩，在藝術上不足的正是詩的意象。

至于郭先生說到《國風》沒有波瀾壯闊和悲壯的成份，我認為不必解釋，抒情小詩就是抒情小詩，如同我們不能要求劇作家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像歷史小說一樣。《詩經》的藝術創作經驗是一座寶藏，中國的屈原、魏晉詩人、唐宋詩人都曾從中吸取藝術營養。我們這一代，不能把這座寶藏丟了。

要在創作方向上向《詩經》借鑒，郭先生說對了。他說學習《詩經》向民間文藝借鑒，這個見解也很對。但是，發展新詩，提高創作質量，僅僅向民間文藝借鑒，還是不夠的。

60年代為推動當代新詩發展，在全國范圍開展了新民歌運動。這個運動，我認為是不成功的。為什么？首先，是在指導思想上有問題。民歌，誠然有它優良的品性，如內容貼近生活、思想富有人民性，抒情真摯直率，語句平易自然，韻律明快靈活，以及即情即景運用比興等，這些藝術品性，已為由口頭文學向書寫文學轉化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全面繼承。由民間口頭文學向書寫文學的轉化，是文學藝術劃時代的進步。民歌與詩人精心構思、反復琢磨的書寫作品相比較，畢竟有粗細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不能認為只有民歌才有人民性和藝術價值，如果這樣，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國詩史。在這個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都去找民歌、仿民歌，連大詩人艾青也不得不寫“張大媽，六十八，耳不聾來眼不花”，如果這樣下去，中國現代詩歌將滑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說，借鑒民歌的藝術經驗，決不是仿民歌。古代偉大詩人向《詩經》學習借鑒的，主要是創作精神，即貼近生活，關懷民生，追求政治清明，批判社會黑暗；即立足現實，有感而發，情操高尚，真情流露。李白贊美《板》《蕩》精神，杜甫提倡“風雅”，陳子昂、白居易先后舉起“風雅比興”的大旗。這個“風雅比興”傳統，造就了一代唐詩達到詩歌發展的頂峰。整部中國詩史證明：繼承這個傳統，詩歌文學就興盛發展，出現大詩人，為天空增添光輝的星座；背離這個傳統，詩歌文學就步入歧途，詩壇黯然失色。

這是歷史的經驗，中國當代詩人應該重視這個經驗，創作新時代貼近現實、服務人民、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詩歌。

四、《詩經》研究的題目做完了嗎？

《詩經》研究的題目做完了嗎？還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在本文前面兩個小題目之中，我們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

前些時，國家最高科研機構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一位負責人曾經向我說：“《詩經》研究的題目現在很難找，所以文章難寫，因此發表的少了。”當時我只能不置可否。確實，常有人表示：前人已經把《詩經》研究的題目做完，現在沒什么可寫的了。我回答：“閣下不入門，焉知堂奧深。”

現代詩經學是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革新和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完成了由傳統詩經學到現代詩經學的重要的轉型，到現在，還不滿一百年，它真正進入建設時期時間還要短些，應該說現代詩經學和各項研究，還只開始不久。

從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而言，我們對傳統詩經學兩千年的發展過程，還未能進行徹底的清理：各家各派的名著沒有完全研究和深入研究；因而許多成果和經驗還沒有接受。仍然有前人已經解決或接近解決的問題，我們還在重復那些艱難的探討，或出現不必再有的失誤。傳統詩經學遺留下來一些重大學案，我們大多仍未能解決或未能圓滿解決。現代詩經學近一百年的發展很快，著作和論文累計幾千項，也需要我們加以整理。這些工作都需要一家一派、一個個課題進行研究，明了其得失，總結其成果和研究的經驗教訓。由于對傳統詩經學和現代詩經學發展過程總結不足，因此，至今還無人寫出一部總歷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能鑒往知來的《詩經研究史稿》。

前面說過，《詩經》訓詁搞了兩千多年，并沒有完善；音韻、名物考證、異文，留下更多問題；輯佚和辨偽，也有工作可做。例如，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的《詩經韻讀》，代表了一個時代《詩經》音韻研究的水平，有人則說其擬古音大都不正確。向熹教授的《詩經詞典》，代表了當代《詩經》字詞訓詁的較高水平，在中外獲得好評，而他經過繼續研究，卻進行修訂，并準備再修訂。霍松林教授講解《關雎》一詩，說原詩因脫簡掉了四言句四句，是掉了還是沒掉，真掉了的話掉的是什么詞句？《詩經》脫簡闕文或錯簡錯置的現象是存在的，那么，都是什么，根據又何在？種種問題都有待研討。

《詩經》的一字一詞都需要重新驗證，然后存正更訛。一字一詞的訓詁，用于闡釋作品，常常產生對詩義的不同理解；用為歷史資料，會造成對歷史的誤斷。《詩經》農事詩在60年代曾展開一場爭論，就是因為對詩中的名物、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近年頗為興盛的《詩經》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社會形態的認識，對古文獻的解讀，也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者，西周社會究竟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更是歷史學界五十年未能解決的大老難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詩經》中的農業勞動者是奴隸？農奴？還是自由農？諸如此類，我們可以說，不是沒有研究的題目，題目比比皆是，不過研究不能浮光掠影，必須向深度和廣度進軍，要求更多的知識，付出更艱辛的勞動。

《詩經》的文學研究，包括對305篇的詩旨、內涵、藝術技巧，作出正確的闡釋和審美的分析，以及在全民中普及這份文學遺產，總結《詩經》藝術創作經驗，發展現代新文學，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前面已經說過。僅僅近20年，出版的《詩經》各種注譯本（全本或選本）已不下百種之多，大體上說，有一部分各有所長，也有一部分只是拚湊成說，陳陳相因。我們能不能集中力量，共同合作，編撰一部新的能夠流傳較久的注譯本呢？希望這個注譯本的詞語訓詁、內容闡釋、藝術點評和詩體今譯，都能夠集現代詩經學成果之大成，達到新的較高水平，至少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有一定的權威性，并且能夠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

20世紀的古文字學、考古學都有長足的、重大的進展，金文、甲骨文研究和陸續出土的文物文獻，已經并將繼續為《詩經》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資料，提出新的研究題目，并解決一些問題。怎能說沒有題目寫呢？上海圖書館公布了一批戰國竹簡，其中有《詩論》，上海的報紙作了報導，連續發表幾篇文章說是孔子的《詩論》，提出可據以更正文化史上的某些成說；經過更多學者研究考證，那是子夏（卜子）之作，并非孔子之作。可見一定要經過認真的考證研究、共同討論，最后才能審慎地作出科學結論。現在，各國的世界文學教科書，都講述《詩經》；從18世紀以來，西方學者也研究《詩經》。對這一世界性學術的研究，外國學者與中國學者一樣，也有得有失。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互相取長補短，共同把詩經學在全世界提高到新水平，也是我們面臨的任務。我們正站在21世紀的開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開展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層面的《詩經》研究。多元的，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社會制度和信仰）和學術上的多元（多種多樣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全方位，指文學的、歷史學的、語言學的、比較文學以及文獻學、考古學、人類文化學的各個方面的宏觀和微觀的研究；多層面，理論性和資料性，普及和提高，古譯今和中外互譯等等。現在詩經學又正在進行新的轉型，它的建設時期正在開始。一切正在，怎么會英雄無用武之地呢？

我們站在21世紀弘揚中華文化、推進世界學術、爭取世界民主與持久和平的高度，就會感到肩負重任。等待我們致力的課題，不是幾位大師或一代學者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注釋：

[1]胡適《談談詩經》（1925），《古史辨》第三冊。聞一多研究《風》詩，著有《風類詩鈔》、《詩經新[2]義》、《詩經通義》及一批論文，所釋所論全屬《國風》均見《聞一多全集》。[3]葛蘭言《中國古代的節目與歌謠》，中文譯本譯為格拉耐《中國古代的祭禮和歌謠》，張銘遠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4]王靖獻《鐘與鼓》，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中譯本謝謙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5]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朱東潤《國風出自民間說質疑》，1935年發表于《武[6]漢大學文史季刊》，后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胡念貽《關于詩經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文學遺產增刊》第7輯；收入其《先秦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8]比奧《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原載《亞洲研究》，1843；后收入英國理雅各（JamelLegge）的《詩經》英譯本為附文，1971年出版。

[9]費德林專著《史學、文學、哲學之源》（1969）中的《詩經》部分，譯文見《費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0]雨果《詩歌作品集》，據周發祥轉引自賽義德1979年在倫敦出版的《東方主義》51頁，見周發祥《詩經在西方的傳播與研究》，《文學評論》1993年第6期。[11]郭沫若《簡單地談談詩經》，原載1950年《文藝報》，收《郭沫若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拙稿《試論郭沫若對詩經研究的貢獻》，原載《文學評論》1982年第6期，收拙著《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臺北萬卷樓出版公司，1993。

[13]拙著《詩經語言藝術》，語文出版社，1985；臺北云龍出版社，1990；修訂本加“新編”二字，語文出版社1995。

[14]龐德的選譯本稱《孔子頌詩集》，1954年在美國出版。

作者簡介：

夏傳才，1924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師范大學教授、香港大學廣大學院高級文學創作課程講座教授、日本宮城女子大學特聘研究員、中國詩經學會會長、中國屈原學會顧問、全球漢詩總會名譽理事。著有《詩經研究史概要》、《詩經語言藝術新編》、《十三經概論》、《思無邪齋詩經論稿》等專著。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第2期

第二篇：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之一)

【內容提要】上山下鄉運動作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試驗，以往外國學者的研究都將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問題作為領導人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現在可參考的資料并不支持這種似乎合理的解釋，因為正是在城鎮青年下放的同時，發生了大規模的城鄉勞動力的對流。本文重點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鄉運動，認為毛澤東防止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動機起了最關鍵的作用。但是這個政策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它沒有得到知青和他們的父母的擁護，從70年代末開始，公開的抵制出現，最終以上山下鄉政策的結束而告終。雖然這場運動的確培養了很獨特的一代，但是下鄉城市青年沒有變成“社會主義新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沒有獲得留學資訊http://正常的教育機會。這對他們，對國家都是很重大的損失。【摘 要 題】共和國史研究

【關 鍵 詞】當代中國/政治運動/人口遷移/知識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從1968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有千百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數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們已經年屆50。這一經歷對他們影響頗深。但西方人對人類史上這一罕見的社會實驗所知不多。在一般公眾中，很多人對紅衛兵耳熟能詳，知道“知青”的卻寥寥無幾。即使在學術界，自1980年這一運動結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專家的忽視。

我認為，重新評價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不僅因為中國的重大變遷使我們有了足夠的距離感進行歷史反思，還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這使我們能夠比以往更準確地描述這場運動。現在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區分，這有助于我們對這場運動導致的某些重要問題提供更確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張將1968年之后的群眾運動與先前的下鄉加以區分，并且認為，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這場運動的動機和設想，不同于那些更“務實”的領導人。

一、下鄉：一個歷史課題

(一)時段和數字

在中國，把城市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時這已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數不多：從1955到1961年間不到20萬人（注：這段時期的統計數字不全，這是作者按當時報社所發表的數字的估計。），從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萬人。1966年這項工作因文革的混亂而暫時中斷。1968年恢復實行，但性質已大不相同，且規模更大。從1967到1979這13年間，大約有1650萬知青被送到農村(見表1)。

表1 不同下放知青人數和種類[*] 年份 下放 到農村 ％ 到知青農場 ％ 到國營或軍 ％

總人數 人數 和大隊人數 墾農場人數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1987：110。

*根據半官方資料，1980年的下放人數為155000人。因資料沒區分下放種類，所以不便放入表中(顧洪章、胡夢洲，1996：301)根據表1，下放人數的變化趨勢見下圖：

附圖

圖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況

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時間，有些知青被允許離開農村返城、上大學、參軍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業。下文我們將他們稱為“返城者”。

從表2看出，1968-1980年間下放知青的人數超過1660萬，而1962-1980年間幾乎達到1800萬。相對于1980年的1.34億城市人口(見表4)，這是一次相當龐大的人口遷移。由于不斷有人返城，實際住在農村的知青從未達到900萬人，雖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這個數字。

表2 各累計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鄉(1973-1980)的知青人數 年份 1967年以來 1962年以來 1962年以來 累計返城 在鄉的 累計下放人數 累計下放人數 累計返城人數 比例(％)知青數[*]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16764800)[**](93.6)(1000000)

第三篇：供應商評價和再評價制度

供應商評價和再評價制度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為規范原料供應商的管理，保證原料供應商的合法性和挑選合格供應商提供依據，確保原料供應商的質量和數量，對供應商進行階段性的評估與考核，從而有效保證質量的穩定性，保證本公司使用的原料安全、質優和追溯性。

第二條 適用范圍

本制度規定的供應商泛指一切可以向公司提供飼料原料、單一飼料、飼料添加劑、藥物飼料添加劑、添加劑預混合飼料、濃縮飼料的原料、包裝耗材的生產企業和經銷商，適用于本公司生產管理部門使用。

第三條 管理職責

1、生產管理部負責組織對供應商進行選擇、評價與再評價，并對供應商的供貨情況進行評價與再評價；

2、制造部部長負責對合格供應商進行最后審批。

第二章 供應商評價與再評價

第一條 供應商評價原則

本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以信譽可靠、產品合法、質優價廉為評審依據，選擇合格的原料供應商。

第二條 供應商選擇、評價及再評價流程

1、生產管理部按公司質量管理和產品質量控制的要求，根據關鍵原料的一致性、符合性和有效性原則，收集符合供貨條件的供應商信息、資質等資料，并對所收集的供應商信息、資料進行初步篩選。

2、生產管理部在品管部的配合下對經過初步篩選的供應商的資質、產品質量、保障能力及誠信度等進行全面的分析、考核、評估后確定符合條件的供應商，并填寫《供方評價表》。

3、將經過篩選的合格供應上報制造部部長審核，將通過制造部部長審批的合格供應商錄入公司的《合格供方名單》之中，歸入檔案，妥善保存。

4、采購擔當負責對合格供應商進行供貨質量、到貨及時性隨時記錄，并填寫《合格供方供貨明細》。以便對供應商隨時評價、每年再評價。

第三條 評價內容

評價供應商主要針對其資質、誠信、產品質量、供貨保障能力等，對影響程度不同的采購產品可采用不同的評價準則。公司在評價供應商時應全面考慮以下因素：

1、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價格、后續服務、歷史業績等；

2、供應商的誠信度、保障能力；

3、來自外部方面的信息（如同行的評價、主管部門的推薦、第三方認證等）；

4、若涉及采購產品中有強制性認證的，還應有認證的證書和質量證明等。

第四條 評價與再評價頻率

1、隨時評價：對新入選供應商或已經入選但供應的原料質量不夠穩定，或信譽、能力一般的供應商應該隨時進行評價。

2、再評價：公司每年年底對合格供應商進行一次再評價，對供應能力、質量信譽較差、到貨及時性較差的供應商堅決剔除。

第五條 評價與再評價標準

1、對第一次供應原輔材料的供應商，除提供充分的書面證明材料外，還需經樣品測試，測試合格才能供貨：

（1）新供應商根據相關要求提供少批量原料；

（2）交品管部實驗，實驗結果反饋給生產管理部門；

（3）實驗結果不合格則取消其供貨資格。實驗結果合格的，必要時再經試用，均合格的，經制造部長批準后，可列入《合格供方名單》，并且進行隨時評價。

2、隨時評價標準：

采購擔當負責對合格供應商進行供貨質量，到貨及時性隨時記錄，如有質量或者到貨及時性發現一次問題，堅決剔除該供貨商。

3、再評價標準：

公司每年年底對合格供應商進行一次再評價，采購擔當根據一年的《合格供方供貨明細》，如有質量或者到貨及時性發現問題多于三次的確定不合格，剔除該供貨商。三次以下（含三次）的確定合格，上報制造部部長審核簽字，繼續錄入公司的《合格供方名單》之中。

4、供應商的日常管理

生產管理部應時常與供應商進行溝通，并對供應商的供貨業績進行跟蹤，及時與品管部進行溝通。供應商產品如出現嚴重質量問題，生產管理部應及時要求供應商限期整改，但質量仍沒有明顯改進的，應取消其供貨資格。

第四篇：考核、評價再評價工作制度

考核、評價再評價制度

文件編號：GL/BC-03

1、目的：通過對人員的評價再評價，確定其是否適合本崗位工作；培訓后對參與培訓人員進行考核，確定培訓的有效性。

2、范圍：對生產、技術和質量管理部門負責人進行考核、評價再評價。

3、內容：工作業績、工作能力、工作態度 3.1對工作業績考核評價內容包括：

1)質量體系的維護運行情況； 2)質量檢驗的準確率、及時率； 3)質量反饋的處理率； 4)生產工藝改進驗證情況； 5)不合格品處置情況； 6)生產計劃完成情況； 7)過程質量控制知識； 8)技術文件的完整性； 9)產品技改情況； 10)安全生產事故率； 11)生產人員管理情況； 12)生產任務完成情況； 13)清潔衛生情況； 14)與其它工序配合情況；

15)降低采購價格、減少庫存積壓、采購物料的質量、供應商評價。3.2對工作能力的考核評價內容包括：

1)專業能力：醫療器械的基本知識（功能、構成、生產、使用）掌握情況； 2)計算機能力：辦公軟件應用能力；

3)語言能力：溝通技能、交際能力；理解能力、書面與溝通能力； 4)綜合能力：責任心，獨立工作能力，吃苦耐勞，有團隊精神；策劃、組織、協調、管理能力；工作的條理性； 數學運算能力，思考、邏輯能力；

5)工作態度的評價標準包括：優、良、中、差。3.3評分法對人員進行評價： 首先是選定崗位的主要影響因素，并采用一定分值表示每一因素，然后按預先規定的衡量標準，對現有崗位的各個因素逐一評比，求得分值，經過求和最后得到各個崗位的總分值。其基本步驟是：

a確定崗位評價的主要因素；

b對各評價因素區分出不同檔別，并賦予一定的分值；

c對各崗位進行評價。給各崗位每一因素打分，然后匯總，計算出各崗位的總分值；

d根據各崗位的總分值進行排序，得到相對分值的高低。

4、每年年末對員工進行業績考核和崗位評定。

5、評價標準

90～100：優； 75～89：良； 60～74：中； 60以下：差。

6、行政科按上述辦法對員工進行日常工作業績的評價和年終績效考核，可隨時對各部門員工進行現場抽查，對評價結果為“差”，不能勝任本職工作的人員，應安排培訓或轉崗，使員工的能力與其從事工作相適應。

7、考評的結果可作為提供薪酬管理，人事調整，人員培訓的依據和基礎。

8、對人員進行再評價的條件及瀕次： a每年一次，年底對各崗位人員進行再評價； b對換崗人員進行再評價。9.評分細則（共100分）

第五篇：鄭成功歷史地位再評價=

鄭成功歷史地位再評價

鄭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跡是抗清與驅逐荷蘭殖民者。史學家肯定鄭成功的抗清斗爭，稱頌他驅逐殖民者，收復和建設臺灣的豐功偉績，給予政治家、軍事家、杰出人物、偉大的愛國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榮譽稱號，甚至有的評論者認為鄭成功的歷史活動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領導軍民抗擊西方侵略者的事跡彪炳史冊，馳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應該是國際英雄。我們認為除了以上評價的層面外，鄭成功的偉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紀中國閩粵之地這個特殊地理環境所產生的市民階層的卓越代表。

鄭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舊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時期。當時，皇權專制主義既受到以“夷夏之辨”為中心的滿漢民族為爭奪政權的激烈斗爭，同時更存在以反對皇權專制主義為主要目標的全國各地農民大起義。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統治，激發了階級矛盾，爆發了幾乎推翻明王朝專制主義制度的李自成和張獻忠農民大起義；東北滿洲貴族向明王朝發動軍事進攻，驅兵入關，入主中原，南明軍民奮起抗清。

在國外，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風云大變的環境。此時，西方國家正處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殖民者向世界大舉進軍，侵略非洲、美洲和亞洲，開拓海外市場，建立殖民地，掠奪財富，販賣奴隸，窮兇極惡。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東方，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侵占印度沿海地區、錫蘭、馬來亞、菲律賓摩鹿加群島和爪哇，進行殖民統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萬歷年間，荷蘭人幾次入侵澎湖，天啟四年（1624）侵占臺灣。英國軍艦也不斷竄入廣東沿海侵擾，北方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頭號強國就是荷蘭。這個國家于1579年，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紀是它的“黃金時代”，國內經濟繁榮，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積極開拓殖民地，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盛極一時。1602年，荷蘭政府建立“東印度聯合公司”，該公司擁有貿易特權，開辟殖民地，建立海陸軍，興建要塞和兵工廠，鑄造貨幣，設立法庭等權力。1619年，東印度公司侵占巴達維亞（雅加達），作為侵略東方的大本營。它與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進行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奪得錫蘭、麻六甲、馬來群島和香料群島，進而侵略中國，控制了從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廣大海域，成為海上霸王。

長期以來，皇權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心都是在黃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帶。因為中國有“重農抑商”以農立國的傳統，而黃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帶平坦、寬闊的沖積扇平原，發達的農業灌溉系統和人口稠密、技術精湛的農民，為中國皇權專制主義以農立國傳統的存在，提供了豐厚的資源。要延續皇權專制主義以農立國的傳統，就要加強對中原地區與江浙一帶農民的人身束縛和精神控制。而對全國其它地區農民的控制相對來講，就要寬松的多。特別是在王朝統治面臨危機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帶，對其它地區農民的控制進一步松弛。閩粵地處中國東南丘陵地帶，山高溝深，交通不便，東臨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塊相對封閉的地區。在農業社會里，這里文化經濟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魚為生，一直是北方經濟南移和開發的對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經濟危機時期，由于荷蘭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肆向東方侵略，閩粵東臨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絕世界文明聯系的天然屏障，而成為聯系以荷蘭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閩粵商貿活動的“黃金水道”，丘陵地帶的地理環境正好成為淡化內地以農立國傳統的“減壓閥”。在農業經濟嚴重破產的條件下，閩粵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進行商貿活動這一新的可能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經濟和傳統的農業經濟的最根本區別就在于，傳統的農業經濟以消費為中心，而資本主義經濟是以追求財富的增殖即發財致富為靈魂。這些西洋的冒險者到東方來經商和野蠻搶掠，就是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因此，區分資本主義和傳統農業經濟生產方式，既要從客觀的經濟總量方面進行分析，更要從主觀的價值追求方面認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觀的價值追求方面以財富的增殖為目的，那么，在實際上就標志著不同于傳統農業經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了。鄭成功的身世典型的體現了閩粵地區社會，從傳統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軌跡。他的父親鄭芝龍在明末閩南農業經濟破產的情況下，為謀生計只身前往澳門隨母舅黃程學習經商，與葡萄牙人關系密切，又當荷蘭人翻譯。廣泛接觸西方人，對世界形勢及各國情況比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詢問泰西諸邦國情。和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仍以“天朝上國”自居孤陋寡聞和夜郎自大相比較，在早于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對西方國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國和東方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憑著智慧和精明能干，鄭芝龍和家族成員經營海商，商船往來南北洋及日本、呂宋、加留巴、東京、交趾、暹羅等國，進行貿易活動。經過鄭氏幾代人的苦心經營，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敵國”的海上商業資本，在閩粵沿海之地構建起來一個，和內地農業文化有很大區別的以追求商業利潤為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大規模的海上商業貿易，就不可能有當時西方先進的文化理念的侵襲，和東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鄭成功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和從荷蘭人手里收復臺灣，得益于慘淡經營的海上商業資本的支撐。同時，鄭成功的抗清收臺活動基本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以為支撐和延續龐大的海上商業資本和新的生產方式服務的。

從個人出身來說，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長崎平戶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戶的名門望族。鄭成功出生于平戶，并且在此度過童年。當時，平戶是對外開放的國際港口，許多外國商人駕船載貨入港貿易，荷蘭人和英國人設立商館，港市繁榮。鄭成功童年在這里對西方人和商業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他父親鄭芝龍曾經只身打敗數十個荷蘭人，此事使他蔑視西方人。明朝崇禎三年（1630年），年已七歲的鄭成功離開日本，返回福建故鄉安平鎮。安平鎮是鄭成功之父開府所在，是“著名的商業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貨物山積。安平海商與鄭氏商船航海通貿東西洋各國，運回“番貨”，帶回海外各國消息和奇聞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鄭成功從幼小的年齡開闊了眼界，直接和間接獲得許多同齡孩子無法想象的世界知識。盡管他的父親在他回國以后，給他延聘飽讀儒家經典之師，使其深受儒學文化傳統之熏染，對其堅毅的性格和忠貞愛國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沒有走當時中國上層社會的孩子所成長的道路，即：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儒家圣賢書。十年苦讀求取功名，做官升官發大財，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農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業活動視為“末業”，賤視甚至仇恨它而是從小接觸東西方各色人等，受到來自東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響。耳聞目睹了經商活動和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以及對國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為受到東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響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選擇傳統中國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職和使命就是成為鄭氏家族船王的傳承人，開創鄭氏家族更為強大的海外航海貿易事業。

也許有人會講，鄭氏父子都曾經受到明、清兩朝的招撫。鄭芝龍先降明、后降清；鄭成功至死不渝忠誠于南明朝廷，這不是殊途同歸，還是對傳統士人人生模式的認同嗎？我認為從主觀上看，這反映了鄭氏父子儒家傳統文化的情結，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們試圖化解和利用傳統的政治資源，為其龐大的海上貿易活動尋找到合法的保護傘。鄭芝龍的先降明、后降清這一心態最為明顯。而鄭成功至死不渝忠誠于南明朝廷，雖有“夷夏之辨”的族類意識，但他所認可的“夏”絕非農業經濟基礎上的絕對皇權專制主義。而從客觀環境來看，明清之際改朝換代，中央政府根本無力、無暇應對閩粵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撫的方式任用地方勢族維持一方安定，達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權官僚體制的視角里，這些地方勢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異類”。這主客觀條件的結合，使鄭氏父子走過了海盜——海商——政府官員的人生軌跡。海盜生涯是鄭芝龍早期起家殺人越貨的非法商貿活動。而作為海商的鄭氏父子，總是希望獲得政府官員的政治資源和資格，壟斷閩粵地區的海上國際貿易活動。龐大的國際貿易活動，不僅使鄭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給沿海人民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把閩南泉漳地區建設成為繁榮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商業貿易所取得的巨額利潤，鄭氏父子訓練一只精銳的軍隊，既保證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為防御以荷蘭為首的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我東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條件。

1644年滿清貴族回師入關并定都北京。從此開始直到1661年收復臺灣前夕的十多年間，鄭成功積極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斗爭。這一活動本身，沒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但通過北伐和擁戴南明小朝廷，所要達到的目的是要獲得正統的政治資源，以庇護他龐大的國際貿易事業。在這國內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鄭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擊清朝的南進政策以外，儼然以在海外中國商人合法經商的保護神出現。在這一時期，荷蘭與西班牙殖民者經常在海上搶劫中國商船，殘害中國商人，破壞中國同日本及南洋各國的傳統貿易關系。為了捍衛中國商人的正當利益與維護同各國的友好貿易關系，鄭成功和荷蘭、西班牙殖民者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從1652年開始，鄭成功的商船駛往臺灣，“紅夷每多留難”，而就在此時發生了荷蘭殖民當局鎮壓郭懷一起義，屠殺臺灣人民的事件。鄭成功問訊大為震怒，“遂刻示傳令各港澳并與東西夷國州府，不準到臺灣通商”①。這個行動使東印度公司當局驚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礙了公司在北方的商業活動”，臺灣“陷于蕭條”②，“船只不通，貨物涌貴，夷多病疫”③。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遭到嚴重打擊。接著，為打破荷蘭人獨霸遠東海權與壟斷貿易的局面，鄭成功照會荷蘭當局，他將派遣商船前往巴達維亞、暹羅、日本、東京、大員等地貿易，不許妨礙商業活動。荷蘭東印度公司蠻橫無理，下令嚴禁中國船開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許多其他地方貿易，還搶劫中國商船。中國商民向鄭成功申訴。鄭成功即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出警告，“本人將發布一道命令，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無論大小船只皆不準開往巴達維亞、大員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貨物”④。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對荷蘭殖民者的經濟制裁范圍擴大到東印度公司大本營巴達維亞。同時，鄭成功對荷蘭殖民者屢次搶劫中國商船的暴行，向東印度公司提出嚴重抗議，并要求賠償。

公元1656年閏五月初六日，鄭成功發布命令，譴責臺灣荷蘭當局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狼狽為奸，不張貼和執行他所頒布“斷絕與馬尼拉貿易往來”的命令。鄭成功說，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惡又傲慢”，視中國“商民為要供人食之魚肉。本藩聞知此情，心血翻騰，極為憤怒。”為此，他決定與臺灣荷蘭當局“斷絕貿易往來，任何船只，甚至連片板皆不準赴大員。”以示懲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當局侵占呂宋，在菲律賓群島進行殖民統治，迫害華僑和中國商民。期間曾兩次屠殺華人四萬五千余人。鄭成功時，僑居菲律賓華人逾十萬，中國商船開往菲律賓每年近百艘。菲律賓西班牙當局殘酷壓迫當地居民和華僑，搶劫中國商民財物。華僑和商民向鄭成功申訴慘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況。鄭成功譴責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斷絕通商。在當時，有如此膽略者，東方惟有鄭成功一人。

在這十多年的時間里，鄭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貿實力和超人的膽略與勇氣，以他高度的愛國精神，勇敢面對當時實力最強大的海上霸王荷蘭的挑戰與壓迫，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中國人和東方各國人民贏得了榮譽與尊嚴。隨著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師”清軍的迅速南進，特別是父親鄭芝龍慘遭清朝的殺害，這諸多因素迫使鄭成功收復臺灣，開辟事業新基礎的決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親鄭芝龍對他介紹臺灣島及其開發、經營情況，并特地囑咐說：“倘不可為，臺灣有如虬髯之安。”鄭成功由此得知“臺灣系我先王（鄭芝龍）所有”，乃“吾故土”⑤。從此，他一刻不忘“驅荷夷”收復臺灣這一神圣使命。在東方各國、特別是日本的幫助下，在臺灣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鄭成功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統帥二萬五千多將士，戰船數百艘于1662年打敗荷蘭殖民當局，勝利收復臺灣，使資本主義強國荷蘭失去了遠東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許多研究者大多從文化和政治的視角，評價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意義，認為這是亞洲和歐洲兩者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一場國際性的正義戰爭，我們認為這些評價是確當的。但在此基礎上更應該說收復臺灣的勝利，是東方市民資產階級戰勝西方市民資產階級的結果。因為鄭成功所領導的這只軍隊，是靠海上商業資本所供養，收復臺灣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為代表的中國海商集團和東方海商集團航海和貿易活動的安全。經商、特別是經營跨越國家界限的海商活動，實質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資產階級這一新生產方式的活動，是對明清王朝統治的嚴重沖擊，是要求對外開放貿易，反對海禁政策的斗爭。鄭成功從事海外貿易，反對海禁，就其自覺的目的是試圖扭轉國家衰勢和追求誘人的海商貿易利潤的努力，而在不自覺的層面上體現了中國新的市民階層的濫觴和先聲。正是這獨特的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養成和滋潤了中國市民資產階級這一新生產方式的根苗。這是中國皇權專制主義汪洋大海中的一個亮點，就是在整個東方傳統自然經濟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成功，不僅顯示了中國人的智慧、力量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偉大，更表現了新生產方式的威力。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多年來，許多的學者、政治家高度評價鄭成功的歷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贊美他。但這種高度的評價和稱頌，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視角。其實，從宏觀歷史進程的視角來看，鄭成功受到包括日本、東南亞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傳統農業經濟的一統天下中接受和發展了一種新生產方式，暗示和導引著東方社會未來發展的前途。這可能就是歷史前臺的行動者鄭成功本人，也沒有自覺意識到歷史意義。

根據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解讀，20世紀30-4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明清以來由于皇權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始終沒有發育出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萌芽。我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終結果來看，從明清以來江浙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看，“萌芽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把這一觀點運用于對明清以來，閩粵之地以鄭氏家族為代表的蔚為大觀的海商集團的活動的評價，就和實際情況相差太遠。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揭示鄭成功在近代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會講，鄭成功收復的寶島臺灣，最終不也歸入嚴格皇權專制主義的清王朝的一統版圖之中嗎？一度興旺的中國海上國際貿易，在更為嚴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滯了嗎？其實，這樣的質疑，并不能抹殺在此之前，閩粵之地曾經存在過的興旺發達的國際海洋貿易以及對中國、對東方社會和世界的深遠影響。 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說”的影響和束縛，長期以來我們漠視和回避鄭成功歷史活動的市民資產階級屬性，妨礙了對其歷史地位的公正、科學地評價。今天，應該撥開迷霧，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作者單位：福建師大圖書館流通部] 注釋：①③楊英《從征實錄》。②C.E.S.《被忽視的福摩薩》。

④《鄭成功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陳倫炯《海國聞見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