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祝福》相關資料：魯迅小說中對封建文化的批判

《祝福》相關資料：魯迅小說中對封建文化的批判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魯迅這樣深刻而又具體，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魯迅這樣執著而又犀利。魯迅一針見血地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概括為奴性文化。他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努力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特征的同時，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還十分具體深刻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病，魯迅以偏至的發展觀孜孜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魯迅在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中也努力解剖、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對國民性的卑怯是深惡痛絕的，他一再針砭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淫下國民性的卑怯，他說：“??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茍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北京通信》)魯迅的鄉土小說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卑怯者的世界。李長之在《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中就指出：魯迅的小說創作“在內容上，寫的東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寫農民的愚和奴性”。在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懦弱的華老栓(《藥》)，一心躋身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在多子、饑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都是鄉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于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于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于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魯迅將國民的卑怯視為國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決絕的姿態予以抨擊。魯迅極力反對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茍活，他深切地期望人們能掙脫文化傳統的禁錮，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魯迅先生對于卑怯者的恃強凌弱更為痛恨，他曾憤憤地指出：“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雜感》)魯迅在其鄉土小說創作中一再針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們對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藥》中老栓茶館里茶客們對夏瑜的斥責譏嘲，《明天》中魯鎮上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對單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傳》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對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魯鎮人對祥林嫂悲劇故事的學舌、對祥林嫂額頭傷疤的嘲弄，《孤獨者》中寒石山村人們對魏連殳關于其母喪葬儀式的脅迫，都可看出魯迅對鄉村社會中卑怯者的恃強凌弱的深惡痛絕。魯迅曾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魯迅對封建節烈觀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惡，在《我之節烈觀》中，魯迅將封建節烈觀念視作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他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魯迅在其鄉土小說中就描述了在封建節烈觀念的影響摧殘下，“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鄉村社會的人們。《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執意守節，將兒子寶兒視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寶兒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強行嫁到賀家轕，一心守節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頭撞在香案角上。被稱作善女人的柳媽竟認為當初祥林嫂“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并勸祥林嫂去土地廟捐門檻“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節烈觀念成為摧殘鄉村婦女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盡折磨和摧殘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會里只有走向死路。魯迅認為應該追悼中國歷史上為節烈觀念迫害致死的人們，并說：“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魯迅將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與傳統概括為吃人的筵宴，這種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上的。魯迅指出：這種吃人的筵宴，“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燈下漫記》)魯迅對這種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極為憎惡的。他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論“他媽的!”》)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第嚴格的禮治秩序成為幾千年來規范人們的生活準則和處世方式，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對這種森嚴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動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們，長衫客和短衣幫涇渭分明，短衣幫們是靠柜外站著喝酒的，而長衫客則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終未能躋身于長衫客之列，最終脫下了長衫，穿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來喝酒。《故鄉》中回鄉尋覓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歲月和生活壓迫得麻木了的閏土一聲“老爺”的稱呼中，感到他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時相處得無拘無束的小英雄閏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閏土了。魯迅十分深刻地將人之間的這種隔膜歸為封建等第的緣由。他說：“??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

魯迅針砭了中庸思想和瞞騙行徑。被稱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導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中和主義，這成為人們道德修養和處世行事的基本準則和方法。魯迅將中庸視作國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礙中國人進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魯迅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無聲的中國》)在散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魯迅就抨擊了聰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論》中針砭了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魯迅在鄉土小說創作中，也生動地揭示了這種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媽，面對單四嫂子詢問寶兒的病情，她只是“端詳了一番，把頭點了兩點，搖了兩搖”。這種不置可否不負責任的回答，與《立論》中既不謊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轍，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鄙棄的。《祝福》中回歸魯鎮的游子，在祥林嫂關于靈魂地獄有無的叩問中，只能以“也許有”，“也未必”和“說不清”搪塞，這種中庸之道的處世態度，魯迅在小說中闡釋道：“‘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針砭的調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種擺脫責任和道義的中和主義。《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在社會和環境的壓迫下，從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敢作敢為的青年，變為一個教教“子曰詩云”敷衍模糊無聊隨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調和規范自我的人生。這顯然也是為魯迅所不滿的。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的《阿Q正傳》立意寫出國人的魂靈，阿Q是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的典型人物，不管處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從中擺脫出來，處于精神上勝利的不敗之地。《故鄉》中麻木辛苦生活著的閏土，在香爐和燭臺里尋覓人生的希望，尋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盡折磨的祥林嫂，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門檻贖罪，求得精神的平衡與解脫。《孤獨者》中作繭自縛的魏連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在失敗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勝利。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真誠地期盼能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真正爭取到做人的資格和權益。

(節選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第二篇：《祝福》相關資料：魯迅小說中對封建文化的批判

《祝福》相關資料：魯迅小說中對封建文化的批判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魯迅這樣深刻而又具體，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魯迅這樣執著而又犀利。魯迅一針見血地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概括為奴性文化。他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努力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特征的同時，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還十分具體深刻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病，魯迅以偏至的發展觀孜孜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魯迅在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中也努力解剖、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對國民性的卑怯是深惡痛絕的，他一再針砭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淫下國民性的卑怯，他說：“??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茍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北京通信》)魯迅的鄉土小說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卑怯者的世界。李長之在《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中就指出：魯迅的小說創作“在內容上，寫的東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寫農民的愚和奴性”。在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懦弱的華老栓(《藥》)，一心躋身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在多子、饑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都是鄉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于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于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于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魯迅將國民的卑怯視為國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決絕的姿態予以抨擊。魯迅極力反對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茍活，他深切地期望人們能掙脫文化傳統的禁錮，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魯迅先生對于卑怯者的恃強凌弱更為痛恨，他曾憤憤地指出：“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雜感》)魯迅在其鄉土小說創作中一再針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們對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藥》中老栓茶館里茶客們對夏瑜的斥責譏嘲，《明天》中魯鎮上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對單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傳》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對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魯鎮人對祥林嫂悲劇故事的學舌、對祥林嫂額頭傷疤的嘲弄，《孤獨者》中寒石山村人們對魏連殳關于其母喪葬儀式的脅迫，都可看出魯迅對鄉村社會中卑怯者的恃強凌弱的深惡痛絕。魯迅曾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魯迅對封建節烈觀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惡，在《我之節烈觀》中，魯迅將封建節烈觀念視作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他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魯迅在其鄉土小說中就描述了在封建節烈觀念的影響摧殘下，“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鄉村社會的人們。《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執意守節，將兒子寶兒視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寶兒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強行嫁到賀家轕，一心守節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頭撞在香案角上。被稱作善

女人的柳媽竟認為當初祥林嫂“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并勸祥林嫂去土地廟捐門檻“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節烈觀念成為摧殘鄉村婦女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盡折磨和摧殘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會里只有走向死路。魯迅認為應該追悼中國歷史上為節烈觀念迫害致死的人們，并說：“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魯迅將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與傳統概括為吃人的筵宴，這種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上的。魯迅指出：這種吃人的筵宴，“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燈下漫記》)魯迅對這種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極為憎惡的。他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論“他媽的!”》)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第嚴格的禮治秩序成為幾千年來規范人們的生活準則和處世方式，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對這種森嚴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動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們，長衫客和短衣幫涇渭分明，短衣幫們是靠柜外站著喝酒的，而長衫客則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終未能躋身于長衫客之列，最終脫下了長衫，穿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來喝酒。《故鄉》中回鄉尋覓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歲月和生活壓迫得麻木了的閏土一聲“老爺”的稱呼中，感到他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時相處得無拘無束的小英雄閏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閏土了。魯迅十分深刻地將人之間的這種隔膜歸為封建等第的緣由。他說：“??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

魯迅針砭了中庸思想和瞞騙行徑。被稱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導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中和主義，這成為人們道德修養和處世行事的基本準則和方法。魯迅將中庸視作國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礙中國人進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魯迅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無聲的中國》)在散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魯迅就抨擊了聰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論》中針砭了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魯迅在鄉土小說創作中，也生動地揭示了這種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媽，面對單四嫂子詢問寶兒的病情，她只是“端詳了一番，把頭點了兩點，搖了兩搖”。這種不置可否不負責任的回答，與《立論》中既不謊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轍，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鄙棄的。《祝福》中回歸魯鎮的游子，在祥林嫂關于靈魂地獄有無的叩問中，只能以“也許有”，“也未必”和“說不清”搪塞，這種中庸之道的處世態度，魯迅在小說中闡釋道：“‘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針砭的調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種擺脫責任和道義的中和主義。《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在社會和環境的壓迫下，從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敢作敢為的青年，變為一個教教“子曰詩云”敷衍模糊無聊隨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調和規范自我的人生。這顯然也是為魯迅所不滿的。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

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的《阿Q正傳》立意寫出國人的魂靈，阿Q是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的典型人物，不管處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從中擺脫出來，處于精神上勝利的不敗之地。《故鄉》中麻木辛苦生活著的閏土，在香爐和燭臺里尋覓人生的希望，尋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盡折磨的祥林嫂，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門檻贖罪，求得精神的平衡與解脫。《孤獨者》中作繭自縛的魏連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在失敗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勝利。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真誠地期盼能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真正爭取到做人的資格和權益。

(節選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第三篇：魯迅小說中的溫情

魯迅小說中的溫情

近幾日重拾魯迅的作品細細研讀，越發覺得魯迅筆下字字珍貴，細節處更是讓人浮想聯翩，細細品味，別有一番風味。往日讀魯迅，總覺得魯迅的文章艱澀難懂，同時也被一種陰冷的氣場包圍，讓人心冷、讓人深刻。魯迅的作品中有批判，有絕望，同時也有溫情，有希望，作品中字里行間透出的縷縷溫情，我想，便是魯迅始終懷抱希望的源泉。因為魯迅對生活中的真情有著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也是對生活中處處溫情愛得太深，期望就越高，所以才會有對世間溫情的如此渴望。愛之深，痛之切，因而表現出一副橫眉冷對的姿態，也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因為他的作品具備了對整個人類的人文關懷，對普通人擁有同情和憐憫的情懷，讀者在讀他的作品時能獲得一次溫情的洗禮。

魯迅童年的前期是富裕幸福的，他生在一個小康家庭，受著鄉里人的尊敬。天真無邪的年代給魯迅留下美好的記憶，也是魯迅一生珍藏的情感。魯迅曾說：“兒童與國家之關系，十余年后，皆為成人，—國盛衰，有系于此，則欲尋求方術，有所振策，是為研究。”可見他對兒童是相當愛護的，在他身上，他童年感受的溫情集中體現在他的小說《社戲》中，那些天真無邪、單純可愛的孩子，能讓每一位讀者想起自己童年時的玩伴，喚醒讀者童年里的件件看似無知但每次想起都會會心一笑的“蠢事”。《社戲》中一群小孩子偷羅漢豆的經歷是整篇小說中最讓人回味的故事，我想，每一個人的童年都有偷東西吃的經歷。而其中那些孩子的邏輯也是讓你忍俊不禁的。孩子們吃完豆后擔心用了八公的鹽和柴會挨罵，但他們最后的結論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桕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偷豆的時候，阿發很仗義地說“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讓大伙偷自家的東西，完全沒有任何的猜忌。魯迅對小孩子的喜愛多次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在《故鄉》中，閏土為“我”敞開了另一個奇異的世界，使“我”久久沉醉在那幅神異的圖畫中：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中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這份童真沒有任何人愿意打破，如果魯迅沒有那些值得珍藏的童年記憶，是不可能表現出這份童年的溫情，雖然成長帶給作者太多的感悟，帶給每一個人太多痛卻不得不去承受的經歷，但那些童年的記憶是人們時常記起并細細品味的。

魯迅作品中童年的記憶是讓人倍感溫馨的，同時其中的母愛也是讓人感同身受的，小說中的母愛平凡但溫馨，總讓人不忍打擾。現實生活中，魯迅對其母親也是孝順有加的，無論在怎樣的境地，魯迅首先想到的就是其母親，這份孝順是凌駕于一切之上的，就連魯迅與朱安的婚姻也是這份孝順的衍生品。魯迅的一生都被這段婚姻束縛，包括他和許廣平的愛情，與周作人的分手。但這些魯迅都不后悔，作品中魯迅有的只是對那段婚姻的怨恨，包括他對貓的仇恨，但其中沒有他對母親的不滿，而是取代一段段溫情。在《社戲》中有一段“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橋腳上站著一個人，卻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著話。我走出前艙，船也就進了平橋了，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了，說是過了三更了，怎么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著邀請大家去吃炒米。”這樣一段飽含深情的文字在魯迅的作品中是很少見的。魯迅選用這樣的一個場景，是因為這個場景是最觸動人心的，無論哪個游子回家，看到母親在家門或橋頭等待自己，都能感受到母親濃濃的愛意。母親責怪，但責怪中有笑容，“回來就好”，這是天下母親對兒子的寬容。在《阿長與<山海經>》中，阿長對小孩子的喜愛是淋漓盡致的，魯迅在文中講到“（長媽媽）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撿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鉆過的。”這些細節魯迅都清晰記得。長媽媽在魯迅的童年里扮演著啟蒙的角色，為魯迅開啟一扇扇神奇之門，一個個神話故事對魯迅產生深遠的影響。長媽媽是一個迷信的人，但這并不影響魯迅對她的尊敬。魯迅在記敘長媽媽的故事時，是帶著一個兒子對母親的喜愛、尊敬之情的。

看一個人是否有愛心，要看他是否喜歡小動物。顯然，魯迅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因為他很喜歡小動物（貓除外）。兔和貓，顯然魯迅是喜歡兔的。貓總代表著陰暗，或是不祥。魯迅是愛憎分明的人，他喜歡兔子喜歡得很明顯，仇兔也仇的很明顯。我們在看他的《兔和貓》時，會被他描述的白兔的可愛樣迷倒：“那小的也檢些草葉吃，然而的的似乎不許他，往往夾口的搶去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們笑得響，那小的終于吃驚了，便跳著鉆進洞里，大的也跟到洞門口，用前腳推著他的孩子的脊梁，推進后，又爬開泥土來封了洞。”如此仔細生動，讓人不得不佩服魯迅的功力。我們讀魯迅的《兔和貓》想到的不是諷刺國民，想到的不是戰斗，而是一種很祥和的場景，這些場面有別于《狂人日記》，有別于《阿Q正傳》，或者正是由于作者需要這樣的場景來調和內容的不安，正如黑貓的出現需要白兔來補充，讓自己內心的愛不至于枯竭，抑或自己的愛心沒有載體。

有時，當我們內容浮躁時，當我們累時，但我們孤獨時，看看魯迅，看看這個超前者，這個孤獨者，這個寂寞者，看看他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保持那份對生活的熱愛。正如他說的：“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第四篇：淺談魯迅小說中的女性人物

淺談魯迅小說中的女性人物

(2007-08-24 00:45:06)轉載▼ 標簽： 分類： 論文

文學/原創 魯迅研究

[摘 要] 魯迅在他的小說《吶喊》、《彷徨》中，創造了那個時代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一個相對完整的女性世界，其中寄寓了魯迅對中國婦女的深切同情，挖掘她們被扭曲、被踐踏的根源，深刻地揭露了她們的主體意識被抹殺的社會現實，并執著地為她們的解放尋找出路。正是在關注婦女、探索婦女問題的角度上，魯迅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關鍵詞] 魯迅小說；女性意識；婦女解放

婦女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婦女在社會生活中是否獲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是衡量社會解放與否的標志。魯迅是最早關注婦女問題的作家之一 ,他以理性之筆關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揭示了封建社會女性的生存狀態。魯迅對婦女的悲慘遭遇和不幸命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他的小說《祝福》、《離婚》、《傷逝》中，他以深沉的筆觸，塑造了祥林嫂、愛姑、子君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當我們走進這些鮮活的形象，就會看到積淀著數千年的中國婦女的血淚，她們的不幸、無助，她們的堅忍、頑強，她們的希望、出路 ??在魯迅的小說中，他對女性生存、女子節烈、男女平等、女性社會地位等問題也給予了分析批判，意在通過對女性的發現來啟蒙社會，實現“立人”思想。

一、女性形象反映的社會生態

在封建社會，女性不僅在生理上遭受慘無人道的摧殘和扼殺，更在心靈上受到極大的毒害和禁錮。封建倫理道德規范像巨大的無形的繩索，長期絞殺和窒息著中國的女性。魯迅作為思想文化革命的主將，采取冷峻清醒的現實主義審視態度，始終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幾千年來“吃人”的社會制度和封建禮教，在小說中把不同女性的不幸置身于社會的大背景下，通過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現，讓讀者明白：她們為什么會走向那樣的結局。

《祝福》中祥林嫂生活的環境 ——魯鎮，是舊中國農村的縮影。壓在祥林嫂頭上的，首先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魯四老爺。小說的開頭，通過“我”對魯四爺的介紹和對他書房的描寫，特意點明了他的身份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此后,魯四老爺的所作所為——從他初見祥林嫂時即“皺眉”，一直到祥林嫂死后還大罵“謬種”都活畫出他的丑惡面孔。在舊社會，依照禮教，女子的婚姻是“從一而終”，不得再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但是以婆婆為首的族權讓她毀節。婆婆用強硬的手段綁架她, 把她逼嫁到賀家。在花轎上，“她一路只是嚎，罵，抬到賀家時，喉嚨經全啞了。”但最終沒有逃出“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里”成婚的命運。“天有不測風云”，祥林嫂第二任丈夫斷送在傷寒上，兒子也遭遇狼叼而歿的命運。祥林嫂再次回到魯四老爺家做工時，“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暗暗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祥林嫂到處向人傾訴自己的痛苦，人們如何反應呢？她的不幸并沒有引起真正的同情與理解，卻通過“看（聽）”的行為，轉化為可供消遣的“故事”，并從中得到某種“滿足”，同時又在“嘆息”、“評論”中，使自己的不幸與痛苦得到宣泄。柳媽對她宣傳閻王對寡婦再嫁懲罰的因果報應，這使從肉體到精神受著雙重奴役的祥林嫂陷入極度的恐懼之中，就這樣，勤勞善良、麻木愚昧的祥林嫂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喪失勞動力，最后被魯四老爺解雇，淪為乞丐。在家家戶戶喜慶祝福之時悄然而死。

《離婚》中的愛姑也是個悲劇人物。愛姑十五歲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歡，要撇掉她。為了不被丈夫離棄，她大鬧，不同意離婚。她在眾人面前怒罵其夫為“小畜生”，其公公為“老畜生”，“打過多少回架，說過多少回和，總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調停”下，愛姑的不愿離婚最終還是離了。她想憑自己個人的力量，去沖破用幾千年織成的強大的封建羅網，只能是妄想。當她意識到這點時，卻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認為他會為她主持公道。誰知，這樣愛姑卻陷入了“完全孤立”，她的激憤不平，都抵不過七大人的一個“噴嚏”。何以七大人有如此的威力呢?這只要從“他”把玩古人“屁塞”、手握“小烏龜”的派頭和“公婆說‘走’就得走”的話語中可以領悟到,“他”就是“男權”的更高級也更荒誕的化身。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維護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縱的。“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的??”，在龐大而堅固的封建勢力面前，愛姑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被“吃”的命運。

《傷逝》中的子君是“五四”時代的新女性，有文化，有知識，接受了新思想，心中有真摯熱烈的愛，但結果又怎么樣呢? 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在反封建、爭取個性解放的斗爭中，她不愿恪守“父母之命、媒約之言”婚姻范式。為了自 由，為了愛情，她挑戰封建的父權，從家庭中逃離，不顧一切非議和譏笑,大膽地與涓生相愛并且同居。當他們好不容易組織起一個家庭時，涓生卻被解職了，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任憑涓生如何想方設法，但在封建社會各種勢力的孤立下，他們最終還是走到了絕境，他們的婚姻也走向了解體。子君最終仍回到封建大家庭中去了。“從家庭出走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可見，子君的失敗，歸根到底是因為她的婚姻模式沒有走出封建時代的影子。

二、女性形象被抹殺的主體意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義之一就是使人意識到個體獨立存在的合法性。《祝福》中的祥林嫂是有獨立的經濟意識的，丈夫死后，她到魯鎮去打工。但是，封建家長制度卻無情地剝奪了她的自由。當婆婆把她抓回去后賣到深山里去，對于失去自由的祥林嫂來說，所有的獨立意識都只能是空談：無論是出來打工，還是拒絕嫁人。祥林嫂第二次來魯鎮打工時雖然獲得了自由，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在魯鎮立足了。死了兩個丈夫，這種晦氣和不吉祥，使她在魯四爺家只有燒火的資格。她因寡婦身份所受的歧視使她的精神倍受摧殘，神情呆滯的祥林嫂再也沒有先前的麻利和靈活了,被驅走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祥林嫂就這樣被社會所遺棄，成為“無聊生者”，成為被“厭倦”的人。“冬至的祭祖時節”，當她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時，四嬸慌忙大聲說：“你放著罷,祥林嫂!”這一句話就使“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死黑”。她顯然是意識到了自己寡婦的身份是不配做祭祀活動的。因此她的身心倍受摧殘，“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半年,頭發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于常常忘卻了去淘米”。所以當祥林嫂發現自己的存在不被現存社會秩序所認可的時候,她的內心無法承受這份失落，最終陷入自己心靈的煉獄，難以自拔。祥林嫂最后淪為乞丐、走向死亡，并不是因為她生存能力的喪失，而主要是因為她的精神走向了死亡。

與祥林嫂相比，《離婚》中的愛姑似乎很有反抗意識，其實她的反抗也不過跟祥林嫂一樣，是在對傳統價值觀的認可之上，以傳統反抗傳統，而不是以獨立自由的主體意識來對抗傳統。在她的觀念里，婚姻體現的是一種買賣關系，所以她總認為自己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這種婚姻具有合法性。《傷逝》中的子君同居后卻由無畏走向怯弱，即使細微的小事情竟會使子君變得很“怯弱”和“凄然”了；因為她早已不再讀書了，知識的匱乏以及精神上的空虛是其“怯弱”的本質。雖然開始時，子君還賣掉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環與涓生共同承擔起組建家庭的責任。但當家庭生活陷入困頓，油雞們不得不成為他們的肴饌，子君卻很頹唐，“似乎常常覺得凄苦和無聊，至于不大愿意開口”；當不得不把阿隨也放掉時，子君的神色變得凄慘了。她的凄慘和無聊顯然是因為失去了官太太那樣的生活方式，并沒有為家庭經濟的現狀著想。

無論是子君、愛姑還是祥林嫂，她們雖然都是以一種反抗或逃離的姿態出現在魯迅的作品中，也一直以反抗與逃離的方式在傳統的約束與禁錮中掙扎著，但最終都沒有逃脫歷史安排給女人的宿命。由此可見，外在的歧視和打擊與精神上的自我毀滅是其悲劇產生的主要根源——而這根源恰恰是封建社會強加給女性的，它使女性在傳統觀念的捆綁中，沒有形成獨立的主體意識。

三、魯迅對婦女解放的探索

魯迅著力揭露他那個時代婦女的處境，并且不遺余力地批判婦女的自在的異化狀態，意在揭露“病苦”，以引起“療救”的希望。“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他還一直致力于尋找女性解放的出路。

魯迅的女性解放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立人”思想基礎上的。他將女性解放納入了整個反封建斗爭中，并且作為反封建的一個突破口。女性處于社會最底層，解放了女性，也就是推翻了不合理的舊制度。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指出：“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作為弱者的女性更是任人宰割，任人享用。魯迅號召現在的青年肩負起“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的使命。魯迅認為女性首先要解放思想，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不公平的社會地位。而要解放思想，女性必須接受新式教育，不斷讀書，接受新知識、新文化的熏陶。祥林嫂、愛姑等農村婦女都對自己的生存困境缺乏認識，糊里糊涂地做了舊禮教的犧牲品。子君雖然受過五四個性解放的影響，追求戀愛自由，但與涓生同居后卻又沉湎于家庭瑣事之中。實際上子君并沒有從深層意識中覺醒到自己與涓生是平等的人，不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

魯迅也對女性的經濟問題和女性世界的文化問題也作了深入思考。“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沒有經濟的獨立, “解放”了的婦女可能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子君不是退怯了嗎?那么，婦女的出路在于接受更好的教育并承擔有報酬的工作。中國古代文化是典型的父權制專制文化，傳統、宗法、禮教是其基本要素。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就是被這種文化牢牢捆縛著，她們成為男人的物化對象。魯迅從文化的角度揭露他那個時代中國婦女的命運，昭示了文化由“器物”變為“神物”之后對婦女的恣肆淫威。要改變婦女的命運,自然要開展“新文化”的革命運動，以沖破那間窒息人的鐵屋子，才能有新生的希望。魯迅的這種女性意識自有其深刻之處。他在《狂人日記》中犀利地點明:“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卻滿本都透著兩個字‘吃人’。”眾多無辜的弱者被吃，而被吃的人亦難免吃人。祥林嫂就是這“人肉筵席”上被吃的底層勞動婦女。她在魯鎮存在的唯一價值便是充當“玩物”,一旦被看的“厭倦”,變的“陳舊”,便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祥林嫂何罪之有? 魯迅在1918年發表的《我的節烈觀》一文中，就對封建統治階級鼓吹的節烈觀，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表彰節烈”其實是強加給婦女的“畸形道德”；在《關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社會制度把女人擠成了各樣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這些見解是相當深刻的。魯迅堪稱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代宗師，他以“首在立人，百事可舉”的啟蒙思想在反對封建禮教的斗爭中沖鋒陷陣，搖旗吶喊；他以獨特的眼光在“病態的社會”選取獨特的題材，通過極富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學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貢獻一系列意蘊深厚風格獨特的文學作品，塑造了一批在中國文學畫廊中熠熠生輝的典型人物形象。閱讀魯迅的《吶喊》和《彷徨》，我們看到了魯迅塑造的他那個時代女性的一個相對完整的表現世界。這個世界是多側面、多層次和立體的。相對于魯迅對他所塑造的男性世界的關注,魯迅在他的女性世界中飽含了更深的悲哀和憂傷，滿注著深切的同情和希望。而且在那個時代，魯迅對女性問題的文化批判和經濟審視是超前的，從而說明了魯迅在關注婦女、探索婦女問題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 1 ]劉遠峰校注.魯迅自選集.武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錢理群等著.中國現當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版.[ 3 ]牡丹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36頁.[ 4 ]太原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第100頁.[ 5 ]王璐撰.魯迅小說中女性人物的主體意識.2006

第五篇：淺論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淺論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摘 要：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受封建教育制度毒害的知識分子,以孔乙己、陳士成為代表;二是具有進步要求和變革愿望的現代知識分子,以呂緯甫、魏連殳等為代表;三是“五四”后追求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知識青年，以子君和涓生等為代表。通過對魯迅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寫知識分子的弱點和缺點，批評他們，和寫貧苦農民一樣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們克服這些弱點和缺點，以便更好地擔當起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

Summary：The novels written by Lu Xun in 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First,the intellectnals were poisoned by the feudal education system，such as Kong Yiji and Chen Shicheng；Second，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who had a desire to make progress and chang the requirements，such as Lv Weifu and Wei Lianshu；Third，the young personality who pursued the bourgeois of liberation after “5.4”Movement,such as Zi Jun and Juan Sheng and so on.We can see that Mr Lu wrote the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intellectnals that were written in Lu Xu’s novels by analysing and researching the characters.Lu Xun criticized and sympathized the intellectuals ,the same as farmers.Lu Xu wished they could overcome these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assume their mission given by history.關鍵詞：魯迅

小說

知識分子

形象

Key words： Lu Xun novel intellectuals figure

淺論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目 錄

摘要..........................................................................................................2 關鍵詞…………….………………………….…………...….……….….2 引言............................................................................................................4

一、本文闡述的背景..…...…………...……….....…………......……..…4

二、魯迅小說中三類知識分子形象….....................………............……5

三、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態度....................................................................8

四、魯迅小說知識分子形象揭示的社會意義........................................11 結語……………………………………….......……………..….............13 參考文獻……………………………………..…………………………14

淺論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引

言

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并不是一個單獨的階級。在舊社會，由于他們的經濟狀況和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有本身就是統治階級或極力為統治階級效勞的知識分子，有靠自己的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也有被壓迫被剝削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是少數，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和勞苦大眾一樣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他們也是被侮辱與被傷害者，雖然由于知識分子掌握一定的知識技能，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處于較勞苦大眾稍好的狀況，但是，也由于他們思想活躍，反應敏感，統治階級對他們的思想統治和政治壓迫就較之一般群眾為烈。而知識分子對所遭迫害又感受格外深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更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塑造他們的形象，表現他們的生活，正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刻畫“病態社會”，讓人們看到這些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痛苦和不幸。

魯迅先生的小說中，主要塑造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而魯迅先生寫知識分子的弱點和缺點，批評他們，和寫貧苦農民一樣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們克服這些弱點和缺點，以便更好地擔當起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

一、本文闡述的背景

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主要塑造了兩類人物形象，一類是輾轉于社會底層，受盡壓迫和蹂躪的貧苦農民，另一類則是命途 3 多舛，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作者對這兩類人物的態度本來是十分清楚的，即認為他們都是“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對他們的悲慘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與此同時，也看到他們身上存在的這樣那樣的弱點、缺點，對他們作了誠懇的并且也是深刻的批判，希望他們能夠擺脫現狀，奮發努力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對于知識分子形象，魯迅刻畫他們，就是要指出知識分子必須徹底改造，努力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作者對他們的態度雖有同情，但主要是批評。這種看法是否正確理解了作者的創作意圖？是否符合魯迅作品的實際呢？本文試圖把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按照類型進行分類，通過人物形象的歸納分析，了解作者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以及人物形象背后的社會意義。

二、魯迅小說中的三類知識分子形象

在魯迅的小說中，真正以表現知識分子生活為主題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在這些作品中，魯迅主要塑造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雖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經歷各不相同，生活和結局很不一樣，但他們的命運大致相同，幾乎都十分凄苦，在貧病和屈辱中悲慘死去的亦有其人。第一類：封建祭品型。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陳士成是同一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一輩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4 完全是舊式知識分子。孔乙己終因養活不了自己而淪為竊賊，最后被丁舉人打折了腿，在人們的笑聲中悄然地離開了人生的舞臺。陳士成這個連續考了十六次都未考中的老童生，也在“金榜題名”的幻想中耗盡了青春，以至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財寶的白光的引誘下淹死在河里。

第二類：茍延殘喘、自暴自棄型。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是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們既受過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影響，他們對封建禮教制度具有反叛精神，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對封建勢力作過斗爭。但是，他們都比較脆弱，缺少韌性，終于被封建黑暗勢力打垮，壓碎。呂緯甫和魏連殳作為辛亥革命退潮后的個性主義者，他們“敏捷精悍”、“傲骨嶙峋”，因破除迷信“拔掉神像的胡子”，辯論“改革中國的辦法”與人打架，甚至被作為“吃洋教”的“新黨”而受人排斥。現在卻變得“迂腐”和“孤獨”，進而在灰色的生活中沉淪。第三類：無可奈何型。

《傷逝》中的子君、涓生誕生在“五四”運動的大潮中，一開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洗禮，在新的形勢下，以大無畏的精神向封建禮教沖擊，追求著幸福的生活。但是，黑暗勢力和現實環境終于壓倒了他們的反抗和追求，給予他們的是毫不留情的打擊。子君是 5 不得不回到她曾經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帶著無限的凄怨悄然死去，走進了“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涓生雖然想奮翅高飛，也不過是寄希望于渺茫之中，到頭來只落得悲哀和悔恨，飽嘗這人生的可悲。魯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這么多的篇幅來描寫知識分子，對他們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運表現出極大的關心，決非出于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就魯迅進行小說創作的前前后后，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但它沒有觸動舊社會的根基，原有的社會問題并沒有解決。即如孔乙己的生活出路問題，科舉制的廢除，取仕的道路完全斷絕，他們就喪失了僅有的一點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孔乙己們的悲劇命運在辛亥革命之后畢竟并未成為過去，相反，還是當時社會生活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呂緯甫和魏連殳為的生活就更說明辛亥革命之后的問題，由于他們追隨過革命，思想表現過于“特異”，因而遭到舊勢力的報復。子君和涓生們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遭到了失敗，感到了幻滅。他們發現，生活比預想的要更復雜得多，冷酷得多。事實上，“五四”以后的中國社會，雖然受到新思想的沖擊，仍到處充斥著腐敗、落后、黑暗和貧困，封建勢力頑固地占據著政治舞臺，廣大人民群眾仍處在軍閥專制的奴役之下，遭受著非人的待遇，知識分子在當時也是和勞動人民一道受苦受難。魯迅正是從現實生活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待知識分子問題的。他在小說創作中用和對待農民問題幾乎相同的注意力來 6 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正是把知識分子生活當作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加以考察。

三、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魯迅對他所描寫的知識分子究竟主要抱什么態度，是否如一些評論者所說的主要是批判或批評？

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魯迅創作的用意和目的，他小說的取材“多來自病態社會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對于涓生、子君、呂緯甫、魏連殳以至孔乙己等知識分子，魯迅以他們作為小說的主人公，正象選中了阿Q、閏土、祥林嫂、七斤等貧苦農民一樣，雖然對他們也有批評，但更多的是同情。

人物形象本身最說明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孔乙己》中，魯迅一方面批評孔乙己懶惰酸腐，一方面也細致刻畫了孔乙己純真善良的性格，喜歡和孩子們玩耍，用指甲蘸了酒教酒店小伙計寫字，分茴香豆給孩子吃。更主要的是他寫了孔乙己的孤獨，被人取笑，沒有社會地位，寫了他不得不以最末的手段（偷竊）來茍延殘喘，并因此而慘遭毒打，終至無法活下去。《白光》中的陳士成，作者對他醉心仕途，對精神世界的渺小和可鄙，作了比對孔乙己更為嚴厲的批評，然而作品主要是告訴人們，陳士成的悲劇根源正和孔乙己一樣是萬惡的科舉制度。作品結尾時，有一段關于萬流湖里的浮尸的描寫，表面上 7 十分客觀冷靜，實際上顯示出作者對“病態社會”的憤懣和對死者的同情。

對呂緯甫和魏連殳，魯迅的同情就更為明顯，通過他們的遭遇來揭露、抨擊黑暗社會的思想也更為明確。的確，呂緯甫到了中年，已經喪失了昔日的戰斗意氣。曾經受過民主和科學教育的他，為了敷衍母親，竟不辭辛勞回到故鄉給已死多年的小兄弟遷葬。呂緯甫的變化除了他本身的原因外，社會客觀條件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么？作品寫到呂緯甫雖然消沉，仍然清醒，“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這說明他內心的痛苦和矛盾。呂緯甫一些看來顯得頹唐的話，表現了對現實的不平和不滿。“你看我們那時候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這句話往往被人忽略，其實它不僅是了解呂緯甫思想性格的重要線索，也是作品主題思想的核心——作者是要通過呂緯甫的生活變化，對黑暗社會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

《孤獨者》在風格上顯得格外冷峻，魏連殳的結局比呂緯甫更凄慘，更令人戰栗。這是否由于作者對小說主人公作了更多更嚴峻的批判呢？的確，魯迅對魏連殳用自暴自棄的方式反抗舊勢力，對他把自己的靈魂裹得嚴嚴實實，對他思想中的冷氣，都是不以為然的。在魯迅看來，這并不能觸動舊社會的根基，相反只能白白地消耗自己。但魯迅寫這篇作品的目的也顯然不是為了批判魏連殳，而是通過對他命運的描述，憤怒控訴當時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摧殘和蹂躪。他有意寫魏連殳吐血，苦心描繪魏連殳死后的情景，讓讀者看到這個剛直正派的 8 知識分子是怎樣被封建社會撕碎了肉體和靈魂！“在不妥貼的衣冠中”“很不妥貼地”躺在棺材里，魏連殳至死都和當時的環境格格不入。很顯然，作品提示出，魏連殳不是病死而是被人殺死的，兇手不是別人，就是他生活著的社會！魯迅究竟要批判誰，抨擊誰，不是再清楚不過嗎？

至于子君和涓生，可以說無論從作品的基調和表現方式看，魯迅都是在為他們說話，替他們控訴。子君，作為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她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她的大膽和堅決的性格，確是證明了“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光。”她對自由的追求，對愛情的忠貞，盡管周圍的人對他譏笑，她卻是大無畏的。涓生在開始也真正是全身心地愛子君，他們一起“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說明他們的思想有著共同的基礎。對這些，魯迅都是贊揚的。魯迅對子君和涓生思想性格上的弱點和缺點，批評也是很明顯的。子君缺乏遠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燒飯做菜，忙于飼油雞，喂阿隨。她至死未悟“人必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個十分淺顯的道理，涓生雖逐漸認識到生存溫飽要比愛情來得迫切和實際，認識到“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但他最后拋開子君，要一個人去“開辟新的生路”，則未免有點自私。他的“悔恨和悲哀”，他的自責，正表現了作者對他的批評。從整個作品看，從人物形象提示的全部意義看，作者的意圖仍然是暴露和批判黑 9 暗的社會，抨擊它摧殘和迫害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而主要不在批評涓生和子君。

綜觀魯迅寫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對知識分子的弱點和缺點確有所揭露，有所批評，那也正象他把貧苦農民的弱點和缺點有所揭露和批判。其實，魯迅寫知識分子的弱點和缺點，批評他們，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們克服這些弱點和缺點，既沒有偏袒，也沒有夸大，態度上也不是冷嘲熱諷，而是把這些弱點和缺點放在適當的位置，本著愛護的精神，分析缺點的影響，危害及歷史根源，并著重通過表現知識分子的不幸，來解剖他們生活的環境——“病態社會”，使人們對這個罪惡的淵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四、魯迅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揭示的社會意義

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都刻畫得深刻生動，有相當的典型性。他們都表現了巨大的社會意義，舉其大者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們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一個人的思想感情與其生活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他的遭遇和命運必然反映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從孔乙己、呂緯甫、魏連殳到子君、涓生，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喜怒哀樂，都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深深帶著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社會的印痕。毫無疑問，在歷代封建社會，只要科舉制度還被作為一種控制知識分子的手段而存在，孔乙己和陳士成的悲劇就不可避免。孔乙己和陳士成的性格和遭 10 遇帶有辛亥革命前后近代動蕩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丁舉人的淫威固然說明了封建勢力的猖獗，但孔乙己們的落魄也正表明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孔乙己和陳士成實際上成為了社會的贅疣，恰好表明他們所附著的肌體已經腐敗。一句話，許許多多的孔乙己們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的產物，從他們可以照見當時社會生活的情形。呂緯甫和魏連殳更是如此，他們思想性格中新與舊的矛盾，反抗與失敗的痛苦，正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生動寫照。呂緯甫和魏連殳的民主思想和反抗要求，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我們看到，象呂緯甫，魏連殳這樣一批知識分子是怎樣具體地受到新思潮的影響。他們本來是應該推動中國社會向前邁進一步的。遺憾的是由于封建力量的頑固，也由于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中國社會經歷一次小小地震后又一切恢復了原樣。呂緯甫的頹唐，魏連殳的死亡，都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新舊思想斗爭的激烈和嚴酷。今天我們讀這樣的作品，猶如身臨其境，不但主人公的痛楚使我們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認清了一個社會。至于子君和涓生，通過他們，可以看到五四時期年輕一代和封建勢力的斗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是怎樣從各個方面把罪惡的手伸向它的叛逆者，以便最后使他們失敗、屈服。毫不夸張地說，讀魯迅這些作品，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認識新舊民主革命交接時期的中國社會。

其次，作品告訴讀者，不容知識分子的社會是沒落的社會，折磨和摧殘知識分子最厲害的是封建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他的上升階段，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最大限度地剝削工人創 造的剩余價值的同時，也給勞動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以使勞動生產得以繼續和發展。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腦力勞動者。為了鼓勵知識分子進行創造，以便吸取他們腦力勞動生產的成果，甚至給予知識分子比體力勞動者略為優厚的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能夠發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封建主義則不然，它實行的是專制主義，以一人或一家之利害為利害。為了維護其統治，對生產力最活躍的部分——人，采取各種各樣的壓制手段。特別是對待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比較有知識，能思想，這對專制獨裁構成最大的威脅，統治者便采取能誘之以利祿則誘之，以把他們變成封建階級的分子或奴才，對大多數知識分子則實行嚴厲的思想統治，在精神上倍加摧殘和打擊，在生活上把他們逼向絕路。因此，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知識分子即腦力勞動者幾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這樣一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也就得不到發展，長期陷于停滯狀態，而社會也日趨沒落。魯迅當時寫小說，著意刻畫知識分子形象，表現他們的不幸遭遇和生活，是否也作過這樣的分析，今日不敢斷言，但從他當時對封建社會的憎惡和深刻認識，從他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精神看，他是不可能不認識到這一點的。而作為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更是通過人物形象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

結 語

是的，魯迅是偉大的。他最了解知識分子，既知道他們的長處，也知道他們的短處，既看到他們的不足，又看到他們的苦難。在魯迅 12 看來，知識分子也和勞動人民一樣，不是花鳥，有很多痛苦。在舊社會里，他們和勞動人民的處境是大體相同的。他沒有在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之間劃一條鴻溝，而是認為他們“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了解到這一點，才能正確認識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才不至于過于強調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批評。

參考文獻

1．沈欣《魯迅研究新探》2005年5月研究出版社 2．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1999年9月岳麓書社 3．杜一白《魯迅研究史稿》2000年4月遼寧大學出版社

4．吳子敏、徐迺翔、馬良春編《魯迅論文學與藝術》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5．靳邦杰、王世家編《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詳解》1994年9月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