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魯迅小說中阿Q的人物形象

淺談魯迅小說中阿Q的人物形象

——讀《阿Q正傳》有感

《阿Q正傳》寫于1921年，是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魯迅寫《阿Q正傳》“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是想“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個在辛亥革命中的貧苦農民，這說明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同他關心革命，關心農民對革命的態度以及革命給農民帶來的利益等種種問題間的一致性。

《阿Q正傳》以辛亥革命前后閉塞落后的農村小鎮未莊為背景，塑造了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迫害的農民的典型。阿Q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貧者，他沒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從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慘重的剝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獨立生活的依憑，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當他有一次喝罷兩杯黃酒，說自己原是趙太爺本家的時候，趙太爺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給了他一個嘴巴，不許他姓趙。阿Q的現實處境是十分悲慘的，但他在精神上卻“常處優勝”。小說的兩章“優勝記略”，集中地描繪了阿Q這種性格的特點。他常常夸耀過去：“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其實他連自己姓什么也有點茫然；又常常比附將來：“我的兒子會闊的多啦!”其實他連老婆都還沒有；他忌諱自己頭上的癩瘡疤，又認為別人“還不配”；被別人打敗了，心里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象樣??”于是他勝利了；當別人要他承認是“人打畜生”時，他就自輕自賤地承認：“打蟲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么?”于是他又勝利了。遇到各種“精神勝利法”都應用不上的時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臉上打兩個嘴巴，打完之后，便覺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于是他又得勝地滿足了。他有時也去欺侮處于無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頭皮，以此作為自己的一樁“勛業”，飄飄然陶醉在旁人的賞識和哄笑中。但是這種偶然的“勛業”仍然不過是精神的勝利，和他的自輕自賤、自譬自解一樣是令人悲痛的行動。阿Q的“精神勝利法”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夠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他的“優勝記略”不過是充滿了血淚和恥辱的奴隸生活的記錄。

作品突出地描繪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同時又表現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許多復雜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滿著矛盾的。魯迅后來曾經說過：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個被剝削的勞動很好的農民，質樸，愚蠢，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毒害，保持著一

些合乎“圣經賢傳”的思想，也沒改變小生產者狹隘守舊的特點：他維護“男女之大防”，認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為他們把“長凳”叫做“條凳”，在煎魚上加切細的蔥絲，凡是不合于未莊生活習慣的，在他看來都是“異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個失掉了土地的破產農民，到處流蕩，被迫做過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趙太爺、錢太爺，敢于對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義”；還覺得未莊的鄉下人很可笑，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沒有見過殺頭。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國一般封建農村里普通農民所沒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鄉下人；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典型環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現在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一方面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后近代中國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的表現，另一方面也為阿Q本身的具體經歷所決定。魯迅從雇農阿Q的生活道路和個性特點出發，按照自己藝術創造上的習慣——“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遵循主體的需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鑄的時候，又突出了人物復雜性格中的某一點，使某具有鮮明的精神特征，從而塑造了阿Q這樣一個意義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現象，“精神勝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湛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們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是因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而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說來只能受支配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受到統治階級思想影響是十分自然的。還由于不同階級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環境和同一個民族環境里，它們接觸到的物質條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因而也就為這種病態心理的傳播制造了機會。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地位，同樣是孕育“精神勝利法”的溫床。象阿Q這樣一方面沒有擺脫本階級的弱點，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階層落后意識的農民，接受和產生“精神勝利法”便更為容易。魯迅在寫作《阿Q正傳》的時候，曾經抱有批判“國民的弱點”的意圖，根據這個意圖，他還作了如下的說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象是寫自己，又象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藝術必須擔負起社會教育的廣泛的任務，這表現了一個革命作家對于自己創作的嚴格的要求。實際上，阿Q也的確不是生活里的具體的“誰”，然而陳Q又的確是藝術上的具體的阿Q，沒有阿Q的那些行動，也就沒有了所謂“阿Q精神”。作為一個專替人家打雜的雇農的形象，魯迅在作廣泛針砭的同時，仍然是以對農民生活的實際觀察作為藝術概括的基礎的，他嚴格地遵循了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原則。這樣，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能是為阿Q所獨有的“精神勝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魯迅后來所說，“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足見人物形象在魯迅心中是具體的，確切不易的。他也說過：“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在魯迅看來，針砭“精神勝利法”的普遍現象和塑造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體現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體深刻，也便越帶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勝利法”越是具有農民阿Q本人的特點，也便越能夠取得廣泛的社會諷刺的效果。這是因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吻合于他的階級地位、生活經歷和個性習慣，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使讀過《阿Q正傳》的都在腦海里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一旦遇見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盡管在根柢里存在著很大區別，也會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覺地叫出阿Q的名字來。藝術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廣泛影響，決不會也不需要損害它原來的屬性。小說從第七章起，描寫阿Q性格在革命到來以后的某些變化，這種變化緊緊地扣住農民阿Q的特點，進一步證明了慣于使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作為農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義。正當他在生活中處處碰壁，快到“末路”的時候，革命黨要進城的消息傳來了。阿Q原來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與他為難，一向表示“深惡痛絕”。現在看到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居然這樣害怕，未莊的人居然這樣慌張，便不免對革命“神往”起來。他想：“革命也好吧，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和“精神勝利”不同，阿Q這個時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現實的根據：向來驕橫霸道的趙太爺換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著他低聲叫“老Q”；趙白眼也改口稱他“Q哥”，想從他這里探聽“革命黨的口風”。這些都使阿Q感到新鮮和高興。在革命的風暴面前，小說準確地勾畫了各階層人物的情緒和動態，嚴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邏輯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寫出了阿Q要革命的階級特點。阿Q是從被剝削者樸素直感去歡迎革命的。魯迅沒有忽視這種革命性，也沒有夸大這種革命性。阿Q覺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黨都穿著“白盔白甲”，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革命之后，趙家的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還有錢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來；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阿Q對革命的認識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這種想法里充滿著農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復仇情緒，卻又的確反映了農民阿Q具有改變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魯迅看到農民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他們本身存在著許多缺點，不覺悟，不團結；同時也看到農民是一個要革命的階級，不

管在什么情況下，他們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終潛藏著革命的可能性。

《阿Q正傳》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現實主義的杰作。在具體的藝術手法上，魯迅運用傳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敘述體的結構和夸張的諷刺性的語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將悲劇和喜劇兩種不同的風俗融為一體，達到悲劇內容與喜劇形式的有機統一；在寫人的藝術上，成功地將西方小說注重描寫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等特點，與中國古典小說的白描手法、傳統形式的結構及用人物自身言行來傳達人物神情的藝術傳統融為一體。

第二篇：論魯迅小說中悲劇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論魯迅小說中悲劇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內容提要] 魯迅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在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中，一直致力于“國民性”問題的探索。其中，中國婦女問題、特別是農村婦女問題是魯迅較為關注的問題之一。本文從其作品中擷取了單四嫂子、祥林嫂、愛姑、子君這幾位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魯迅筆下這幾個主要女性的悲劇，固有其個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作品挖掘的最終造成她們的悲劇的根源是壓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關鍵詞] 魯迅小說悲劇女性形象

魯迅是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在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中，一直致力于“國民性”問題的探索。其中，中國婦女問題、特別是農村婦女問題也是魯迅較為關注的問題之一。魯迅以婦女為主人公的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明天》、《祝福》中的單四嫂和祥林嫂，都是失子的寡婦，深受封建制度的壓迫、封建思想和禮教的毒害，命運悲慘卻從沒想到要去抗爭。《離婚》中的愛姑具有較明顯的反抗性，但并沒有跳出封建禮教的圈子。《傷逝》中的子君，是有文化有知識的“五四”時代的新女性，敢于沖出封建家庭，與自己的愛人自由結合，但由于封建勢力的壓迫、以及個人的思想局限，同樣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悲劇。魯迅通過這幾個悲劇性的女性形象，既同情她們的遭遇，又批評了她們自身存在的缺點，更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腐朽、反動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婦女要獲得解放，首先必須取得社會的解放這個深層的含義。

魯迅是20世紀我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毛澤東對魯迅評價時說：“魯迅是中國文化的主將”。他棄醫從文，以現實主義的手法，一直在探索“國民性”問題，他要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墜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用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引起“療治”的注意。他的小說，著重于反映下層社會的人們的不幸，具有悲劇的美學意義。在他的小說中，涉及女性的篇章不算多，但就在這為數不多的篇章中，通過一個個在生活中痛苦掙扎的女性的悲劇，深刻揭示了殘酷的社會現實，憤怒控訴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種種罪惡，其悲劇性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和震撼靈魂的藝術效果。

一、失子的寡婦：單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是《明天》，單四嫂子是魯迅在小說中塑造的第一個女性悲劇形象。她具有中國傳統婦女的優良品質，勤勞、善良；也具有舊社會農村婦女的弱點，逆來順受。她是中國舊社會農村“受苦受難兼愚昧無知的婦女形象”①。單四嫂子是勤勞、善良的。守寡后專靠著自己的雙手紡出棉紗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寶兒。她從來沒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禮教“從一而終”、“從子”的觀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她的心中只有寶兒。毫無疑問，寶兒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勞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義。然而她的寶兒突然生了病，神簽求過、愿心許過、單方吃過、醫生診過，她盡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兒子，然而寶兒最終還是死了。這個“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讓兒子健康地活著，但兒子死了，她面對的是無盡的空虛與壓抑。她茫然的雙眼能看透自己悲劇的未來么？深受封建禮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單四嫂子，早已經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單四嫂子卻實在沒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夢里，希望在夢里與寶兒見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會怎樣？“作者雖然沒有明說，實際上卻通過種種跡象，把一個殘酷的世界，擺在了讀者面前。”②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禮教的枷鎖、封建政權的壓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著單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無窮盡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長更黑暗的無情歲月”。③

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第二個失去兒子的寡婦是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個善良、勤勞的人，但這樣一個平凡的、處于社會下層的勞動婦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會中，政權、族權、父權、神權四座大山把她徹底壓碎了。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她“整天的做，似乎閑著就無聊”，“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地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她具有傳統的農村勞動婦女的品質。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強嫁給山里人。當她在山里平靜的生活中剛嘗到一點生活的樂趣，她的第二個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婦。可是她還有兒子，所以，這也還不能打垮她。阿毛被狼叼走，給了這個堅強的靈魂不可抵擋的一棍，她終于改變了，“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尸似得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在周圍人的鄙視和侮辱下，她漸漸走向崩潰。柳媽的話，使她感到了陰間地獄的威脅，以一年的工錢捐了贖罪的門檻，滿以為自己是個干凈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擺福禮的時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這個女人，終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終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體上的死亡也就為期不遠了。

“祥林嫂是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絞死的。”④在重重壓迫下的中國勞動婦女，尤其是寡婦，尤其是再嫁的寡婦、失子的寡婦，在社會上已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封建統治者的代表魯四老爺對她實行經濟上的剝削、肉體上的摧殘。就因為祥林嫂能干，“竟沒有添短工”。不僅如此，魯四老爺們還在精神上給予她無情的打擊。就因為祥林嫂是寡婦，魯四爺已經皺了眉；再嫁再寡，就是“敗壞風俗的”，祭祀時候幫手的份也被禁止了。就連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壓迫者，他們實際上也都受到封建勢力的麻痹毒害而幫同著對祥林嫂進行精神虐待，不自覺地促成了舊社會的這個平凡而不幸的悲劇。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顧死活的強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實際上依賴的是封建社會的族權、夫權。陰間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著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錢去捐一條門檻。就這樣，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織成了一張有形和無形交織的網，通過社會各階層的人有效地完成著踐踏、侮辱和傷害的任務，無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掙扎，終于釀成了祥林嫂這個舊中國農村婦女的悲劇。

祥林嫂和單四嫂的形象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她們都是活在封建社會底層的農村婦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婦，受苦受難，“他們的命運非常凄苦，逆來順受，從來不會想到怎么樣去改變她。”⑤單四嫂是麻木的，只會呆坐空想，只會“等候明天”，但明天又能給她什么呢？可以預見，等候她的只能是更痛苦、更黑暗的命運。祥林嫂有一點抗爭，如從夫家逃了出來，獨立謀生；婆婆強迫她再嫁，她“鬧得厲害”，甚至不惜用頭撞香案尋死。但祥林嫂的這些抗爭是不自覺的，是盲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她的逃跑，只是因為婆婆的虐待。她的尋死，只是封建思想“從一而終”在作怪。最后，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跑到土地廟里捐門檻。她們都受封建禮教的毒害，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犧牲品，魯迅對她們的態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概括。顯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立場。”⑥

三、離婚的愛姑

失子的寡婦命運是如此，那其他婦女的命運又是怎樣呢？魯迅在《傷逝》和《離婚》中塑造了子君和愛姑這兩個人物形象。讓我們先看看《離婚》中的愛姑。愛姑同樣是農村婦女，但她跟祥林嫂、單四嫂相比卻不同。她大膽潑辣，丈夫要離棄她，她就整整鬧了三年，最后對方不得不請出“和知縣老爺換帖”的七大人來調停。娘家又有依靠，父兄都支持她，這也是祥林嫂們沒法比的。作為辛亥革命之后的農村青年婦女，她多少受過一些辛亥革命反封建的影響，所以不像祥林嫂、單四嫂那樣任人擺布，有一定的反抗精神，要大鬧一場，“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無路”，“決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奮斗”，但又怎么樣呢？七大人打一個噴嚏就把她鎮住了。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愛姑所幻想的那樣知書識理，講公道話，會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維護“公婆說走就得走”的封建禮法、封建秩序，他憑借自己的權勢、地位，幾個動作、幾句話就把愛姑壓服了。在同七大人這個封建勢力代表人物的交鋒中，愛姑表現得是多么的幼稚和軟弱啊。愛姑是魯迅筆下最具反抗性的農村婦女形象，但愛姑的思想還沒有擺脫封建禮教的鉗制，她的反抗是不自覺、不徹底的。她認為自己有理，因她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到了婆家又“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對方沒有理由“撇掉”她。她所依據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為完全合乎傳統的“禮”，而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當然，愛姑不可能有這樣先進的思想，因為辛亥革命并沒有給她進行過這種人權思想的啟蒙教育，更沒有給她創造出離婚還可以自由結婚的條件，事實上所謂離婚就是封建社會的休妻，那是比寡婦還不如的下場。因此，在她面前、在她腦子里沒有一條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還不能不依賴丈夫而生存，還不能脫離開這種依附關系。她鬧了三年，并不是真的鬧離婚，只是為了賭氣，為了不被對方“撇掉”而被休回娘家去。她要爭的，其實只是一個做男人附庸的地位。所以，從這一點看，她的反封建思想還是很粗淺、很不徹底的，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

愛姑在離婚悲劇中暴露了她的許多弱點。她對封建勢力的認識是天真狹隘、幼稚糊涂的，她對封建統治者始終抱有幻想。自己的抗爭失敗了，還認為自己“誤解”了七大人，自己“太放肆”、“太粗鹵了”，于是“非常后悔”，最后“恭恭敬敬地退出去”，竟然連自己的敵人是誰還搞不清楚，真正的可悲！她理直氣壯地來，服服貼貼地走，讓人們看到封建階級權威、封建傳統觀念是怎樣根深蒂固的鉗制著被壓迫者的頭腦！

四、“五四”新女性：子君

《傷逝》中的子君是“五四”時代的新女性，有文化，有知識，接受了新思想，心中有真摯熱烈的愛，跟愛姑又有明顯的區別，但結果又怎么樣呢？子君和涓生是“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他們的思想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在當時新思潮的影響下，在反封建、爭取個性解放的斗爭中，他們敢于蔑視封建禮教，不顧一切非議和異樣的眼光，勇敢地沖出家庭，大膽地自由結合了。

子君跟前面分析的幾位女性不同，就因為子君的心中有愛，她和涓生的愛是真摯的、熱烈的。因為愛，子君發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的強音，這種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是堅決的、強烈的；因為愛，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冷眼中表現得無所畏懼；因為愛，子君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但第二年初春，他們的同居生活就解體了。子君負著空虛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進了“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涓生又回到了會館破屋里那“寂靜和空虛”之中。子君的故事，同樣是一個悲劇。

子君的悲劇，首先是時代的悲劇。“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但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并沒有改變，封建勢力仍然占統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為，必然會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他們的個人奮斗，還無法逃脫沒有自由可言的舊社會這個大牢籠。在“小東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職了，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起碼的經濟基礎。任憑涓生如何想方設法、如何努力，但在封建社會各種勢力的孤立下，他們最終還是走到了絕境。可見，個性解放離開社會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的。

子君的悲劇也有自身的原因。他們缺乏遠大的理想，只是把自己束縛在個人奮斗的小圈子里。一旦他們自由結合，達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湎于短暫的“安寧和幸福”之中，他們的愛也“凝固”了。子君已沒有了新的理想，新的追求。“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還跟小官太太暗斗，竟然虛榮到拿涓生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去喂阿隨。昔日勇敢的子君已經蛻變成一個關在小家庭的樊籠里、依賴丈夫生活、毫無獨立能力的平庸小女人了。子君逃出了一個封建舊家庭，又建立了一個舊社會模式的小家庭。經濟的窘迫，使他們的愛漸漸產生了裂縫，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愛的墳墓。終于，涓生說出了“我已經不愛你了！”他們因為愛自由地結合，因為失去了愛而走向了悲劇。

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將問題留給了讀者，而魯迅用子君的形象證明了自己曾經講過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觀點。封建勢力的迫害，個人思想的局限，子君的路必然是悲慘的結局。

魯迅筆下這幾個主要女性的悲劇，固有其個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作品挖掘的最終造成她們的悲劇的根源是壓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魯迅剖析的是國民的靈魂，目的就是要改變人們的精神，挽救國民的靈魂；同時，也寓示了社會制度必須要革命，國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這就是魯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我們今天重讀魯迅的小說，繼續研究其思想內涵，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也是對目前流傳的一些詆毀魯迅的言論最好的、最有力的反駁。注釋：

①葉開《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網易網《文化頻道·非常文青》 ②前郭蒙古族師范分院語文研究小組《魯迅小說導讀》吉林師范大學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師范分院網《走近魯迅》

③王彬《試論魯迅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廣東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萃》鄧志遠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頁

④前郭蒙古族師范分院語文研究小組《為什么說祥林嫂是被“四條繩索”絞死的？》吉林師范大學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師范分院網《走近魯迅》

⑤葉開《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網易網《文化頻道·非常文青》 ⑥李新宇《魯迅的選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第33頁 參考書目：

1、《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唐弢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2、《廣東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萃》鄧志遠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李新宇《魯迅的選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第三篇：魯迅《阿Q正傳》讀后感

流浪者阿q——讀《阿q正傳》有感 《阿Q正傳》是魯迅的一部經典之作，人們在這篇小說里看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現實和民族劣性，而我看到的只是流浪，阿q以及整個民族的流浪。

中華民族從不是個喜歡流浪的民族，可是在那個讓人絕望的年代里人們在不斷地流浪找不到方向。三毛說過:“如果只是為了看藍藍的天空，飛翔的鳥兒，那不叫流浪。”阿Q是絕對不會有這種高雅情調的，他就是個名符其實的流浪者。

在辛亥革命歷史舞臺上，在未莊這樣一個閉塞落后的江南農村中，我們的流浪者阿Q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給人家打短工來維持生計。他一直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甚至一無所有，經濟條件和社會現實逼迫他一直流浪。

阿q在流浪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也是需要女人的，他甚至想女人想的失眠。這對一直沒有什么追求的阿q是從來沒有的，于是他的那句“我和你困覺，我和你困覺。”橫空出世了。作為流浪者，阿q是不懂詩意的，或許他對吳媽吟誦“我只有兩天時間用來把握，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我只有兩天時間用來把握，一天用來想你，一天用來想我，我只有兩天時間用來把握，一天用來希望，一天用來絕望??”，今天的阿q會有不同的結局，可是他沒有學習文

化的權利，連姓氏都是奢侈品的人是不配懂這些的，或許吳媽也不懂，但人家不是有姓氏的人么。于是在愛情這條路上阿q注定流浪了。

或許阿q本來是可以交幾個朋友的，可是為什么現實是他和小D王胡他們勢同水火，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想象小d和王胡也是水火不容的呢？阿q欺善怕惡，沒有朋友是注定的吧，流浪者是沒有朋友的，他的劣根性決定他只能孑然一身。

阿Q是個充滿精神勝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流浪者。他從城里回來時曾向別人大談其殺革命黨的見聞，嘴里津津樂道著“殺頭，好看！好看！”，可是自己當了替死鬼時，無數個流浪者道出了同樣的幸災樂禍。阿q是無知的，就是在決定自己生死的畫供時，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還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畫得圓，直到走向刑場，他也沒能像竇娥一樣覺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著“再過二十年又是一個”，連對這個害他至死的社會的最起碼的痛恨都沒有。你看，多么悲哀如此可憐的流浪者！

很多人對魯迅的這部經典之作做過評價，從女性觀、革命觀、奴隸性到看客態度，然而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我們不能對一個可憐的流浪者批評太多不是？

希望這樣的流浪者永遠只活在文學作品里，那么其他的流浪者呢，你我他，中華民族還在流浪。

第四篇：魯迅《阿Q正傳》讀書筆記

魯迅的《阿q正傳》我已經讀過許多次了，至今依然還沒能完全弄懂其中的深意。

今年寒假我又重溫了一遍。大概是我自己頭腦特別笨的緣故吧，不像有些人那樣，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奧妙，一眼就能挖掘出它的現實意義來，并讓它創造出價值，帶來豐厚的社會財富(其實就是他自己的財富)，同時也宣傳了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大廈的建設壘了n塊磚，加了m片瓦。我實在是非常佩服這些高明人士的頭腦和眼光的。也許是因為我曾經讀了幾本古書，中了舊思想的毒，思想比較保守，屬于呆子一類，故從來只知道有為圣人立祠(如武侯祠——武侯可能是“智圣”)，為鬼神立廟(如文昌廟、藥王廟等)，而從不知竟會有人為阿q這樣的不知名氏不知行狀更無豐功偉績且曾被拉到十字路口槍斃示眾的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建祠立廟的。

然而，在我國的靈秀山水地紹興，卻有一家“土谷祠”專門為阿q建立起來了。土谷祠是魯迅小說里阿q住過的地方，是在未莊的。它何以會出現在紹興，我不得而知，也許這是分店或者連鎖店吧。但我又太孤陋寡聞了，沒聽說過哪里還有一家土谷祠，這到現在為止應該還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也許未莊就是紹興，紹興就是未莊吧，但我又不懂考古，也沒有考證過。究竟土谷祠為什么會開在紹興，那就只好等淵博的學者們來考證考證了。總之，現在紹興就是有這樣一家土谷祠。那么土谷祠里供奉的是什么呢?我沒去過，不大清楚，大概就是社神谷神吧，好保佑當地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然而，我們精明的商家，好像還沒這么博愛，眷顧到上至神只，下及黎民。但里面又不供奉阿q，因為他不是圣人，他們為阿q立這一家土谷祠，只是因為這是阿q曾經“下榻”的地方。就這問題我想來想去，最后總算想通了：所謂的“土谷”者，土地和稻谷者也。而現在保佑土地和稻谷之神，就是錢爺爺、孔方兄，亦即財神爺。試想那土谷祠的老板、廟祝，不就是在這萬能之神的保佑之下獲得建屋買房的土地和吃飽肚子的稻谷嗎?至于阿q和魯迅，只不過是財神爺香案上的香爐罷了，就專門等待那些熱愛魯迅、熱愛文化、熱愛旅游的 “香客”們前來上一炷香。想通了這些，我就更是對那些老板和廟祝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他們既保佑了自己的土谷，也給當地帶來了土谷，而且讓“香客”們獲得了無價的精神享受，就像是善男信女們禮拜禱告完畢之后的精神上的舒坦一樣。他們建立了這土谷祠，真是利己利人，利國利民，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真真足可為圣人矣!上面說了這么多，仿佛都是從“耳聽為虛”的東西上引發的。

紹興土谷祠的情況，我只是從那些寫得繪聲繪色的旅游指南中的介紹和游人的敘述中得知的，自己并未去過，看什么時候去瞻仰瞻仰吧。然而，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卻是“眼見為實”的。阿q有一些名言，那就是“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 或者是“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可是阿q先前是不是很闊，他的兒子(不知道他有沒有兒子)會不會更闊，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阿q的現狀很糟，這從小說中就能看出來，不用多說。阿q的這些名言我好像不只是在小說里看過，仿佛在現實的世界里也能經常看到、聽到過。

也許是人們引用了阿q的名言，并發揚了阿q的精神吧。有時候，我很覺得咱們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很像阿q對未莊人的態度，很落實了他名言里的精神。這就是我讀完《阿q正傳》的一些感受。

第五篇：淺析魯迅的《阿Q正傳》

淺析魯迅的《阿Q正傳》

摘要：《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篇章之

一。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曾這樣高度評價一一“《吶喊)集中較長的一篇當然是《阿Q正傳》，它是現代中國小說中唯一享有國際盞譽的作品”。連素與魯迅對立的陳西瀅看了《阿Q正傳》后也不得不折服，論斷“阿Q不僅是一個典型，而且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是與李逵、魯智深、劉姥姥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朽的”。而《阿Q正傳》的成功之處不僅在于刻畫阿Q這一典型人物形象，而且在于具有它的的廣泛社會意義與深刻歷史意義。

關鍵字：《阿Q正傳》； 阿Q形象； 精神勝利法； 意義

前言

對于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問題，學術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阿Q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落后農民的典型[1]；有人認為，阿Q“是一種精神性的性格化和典型化”[2]；有人認為，阿Q是一個革命農民的典型，是一個一步步走向革命覺醒的農民形象[3]；還有人認為，阿Q作為一個虛構的人物，是某些具有種種消極性格的人的“共名”[4]。目前，學術界趨向于認為阿Q是一個落后不覺悟的，帶有精神病態的農民形象。而不管怎么說，阿Q這一形象的刻畫是成功的。魯迅先生創作《阿Q正傳》的意圖在于“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讓世人清醒。

一． 阿Q形象分析

《阿Q正傳》之所以會得到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阿Q相”太普通了，魯迅先生銳利的鋒芒觸痛了社會的神經，使得許多人從中照見了自己的靈魂，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這正好印證了俄國卓越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的著名論斷： “對于讀者，每個典型都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5]。道理很簡單，讀者感到熟悉，因為這個人物集中地體現著社會上同類人物的特征：讀者覺得陌生，因為他是身肉飽滿、生動活潑的獨特生命，個性與眾不同。阿Q是一個植根于中國社會的有著深厚生活基礎的文學形象。

（一）落后不覺悟，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貧苦農民形象

魯迅先生對阿Q的階級地位和生活處境做了明確而具體的描寫：他是赤貧的雇農，社會地位低下，受壓迫受剝削，被侮辱被損害，生活十分悲慘，性格也豐富復雜。魯迅說過，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6]。但同時，阿Q又是一個深受封建觀念侵蝕和毒害，帶有小生產者狹隘保守思想的落后、不覺悟的農民；他不敢正視現實，常以健忘來解脫自己的痛苦；他同時又妄自尊大，進了幾回城就瞧不起未莊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莊生活習慣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著畏強凌弱的卑怯和勢力，在受了強者凌辱后不敢反抗，卻轉而欺辱更弱小者；他有著守舊的心態，如對錢大少爺的剪辮子

深惡痛絕，稱之為“假洋鬼子”；他身上更有著“看客”式的無聊和冷酷，如向人們夸耀自己看到過殺革命黨，并口口聲聲地說“殺頭好看”。而且阿Q對革命的認識是十分幼稚、糊涂、錯誤的，他帶著傳統觀念來理解眼前的革命。他向往革命，不是為了推翻豪紳階級的統治，而只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阿Q抱著狹隘的原始復仇主義，認為革命后“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阿Q還幻想著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曾和他一樣的生活在底層的小D、王胡們。阿Q這種革命觀，是封建傳統觀念和小生產者狹隘保守意識合成的產物。總之，阿Q的這些小生產者的弱點和深刻的傳統觀念，都表明他是一個不覺悟的落后的農民。

（二）阿Q的“人上人”思想

阿Q是經濟、政治思想上都受到嚴重的剝削和壓迫的農民，他沒有家，沒有固定的職業，他失掉了他的土地和獨立生活的依憑，現實處境十分困難。“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對此句進行深度剖析：作為封建社會代表的趙太爺是有錢有勢的人物，即權勢者，而阿Q的思想清楚地說明他所向往的是成為“闊”人，成為高居于一切人之上的“人上人”。“你”字說明阿Q對人的態度和阿Q的“很自尊”。人都應該自尊，但正常人的自尊必須是同時尊重別人，而阿Q的自尊卻是異于常人的，他“很自尊”，同時卻鄙視一切的人。從沒有聽見他說過別人的什么好話，阿Q根本沒有一個朋友，從來不用平等態度對待任何人，說明阿Q身為社會底層的“人下人”，但他夢想翻身上來成為唯我獨尊的“人上人”，這種思想才是阿Q性格里最本質的東西。

辛亥革命到來時，阿Q追求“闊”、成為“人上人”的思想徹底暴露出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阿Q形象的實質得到最充分的表現。阿Q身上集中反映了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下，自己被人凌虐、被人吃又要凌虐別人和吃別人的人際關系的實質，這也是國民性的根本問題。

阿Q是奴隸，但他想反過來成為奴役一切人的奴隸主。如果他的“抱負”、“志向”得到實現，他就會成為新的統治者，而且其暴虐程度很可能不比舊統治者輕。

（三）精神勝利法的性格特征

精神勝利法，是阿Q精神的核心。所謂精神勝利法，就是在現實生活中

處于失敗者的地位，但不正視現實，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輕自賤、畏強 凌弱、健忘、忌諱缺點、以丑為榮等種種手法來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虛偽的精神勝利之中。精神勝利法是一種麻醉劑，它使得阿Q不能正視自己的現實處境，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悲慘命運，雖然受盡欺凌，卻并無真正的不平。

他能夸耀過去來解脫現實的苦惱，他能用虛無的未來寬解眼前的窘迫。他連老婆都沒有，卻還如此夸口：“我的兒子會闊的多啦！”他能用自輕自賤來掩蓋自己所處的失敗者的地位，并且立即從這種自輕自賤中的“第一”中獲取心理滿足；他能用健忘來淡化所受的屈辱，將屈辱拋到腦后。阿Q在生活中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在精神上卻永遠優勝，總能得意而滿足，所憑借的就是這種可悲的精神勝利法。

二、《阿Q正傳》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意義

《阿Q正傳》畫出了國人的靈魂，暴露了國民的弱點，達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效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傳》是魯迅長期以來關注和探討國民性的結果，他在談到創作該作品的動機時明確說過是想“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7],“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8]。阿Q的身份雖是農民，但這個形象所表現出的性格弱點卻并不只是農民才有的，它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魯迅先生把阿Q性格作為國民性的最劣表現加以鞭撻，因而也就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因此，在作品發表的當時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對號入座”認為魯迅在罵他。[9]魯迅從整個國民的思想和精神狀況出發，對其精神、思想的痼疾進行概括，是要提醒人們，引導人們反思和自省，同時也是要呼吁改革者們來做改造國民性的工作。

三、《阿Q正傳》表現的深遠的歷史意義

《阿Q正傳》所揭示的阿Q精神，作為一種歷史的和社會的“癥狀”將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存在，它將作為一面鏡子，讓人們從中窺測到這種精神的病容而時時警戒。《阿Q正傳》所寫得雖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但他的深刻的思想價值卻不會隨時代變遷而喪失。中國是一個被封建政權、封建思想和文化統治了幾千年的國家，封建意識不可能一下子從人們的腦中完全清除，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積習太深，以至于產生巨大的惰性。又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中國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尚不十分徹底。因此，當年存在于阿Q身上的落后意識和精神病態也不可能從今天或明天的人們身上消除的無影無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當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時期內，在許多人身上，阿Q精神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卻依然還可能時時見到其影子。

結束語

《阿Q正傳》有著不朽的魅力，在它發表后的幾十年里，阿Q在中國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阿Q正傳》也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國內外研究、評論文章眾多。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層次的讀者從不同角度和側面去解讀它，其結論也不盡相同，這也正是這部作品本身的豐富性所決定的。《阿Q正傳》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將會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永世流傳下去。

參考文獻：

[1]蔡儀：《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新建設》第4卷第5期,1951.8

[2]馮雪峰：《論<阿Q正傳>》，《人民文學》第4卷第6期，1951.11

[3]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人民文學》，1956.10

[4]何其芳：《論阿Q》，《人民日報》，1956.10

[5]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上海出版社，1991.7

[6]魯迅：《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150

[7]魯迅：《集外集.俄譯本<阿Q正傳>序》，《魯迅全集》第7卷，82

[8]魯迅：《偽自由書.再談保留》，《魯迅全集》第5卷，144

[9]魯迅：《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