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四運動論文五四運動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

五四運動論文五四運動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

八十年前，在中國爆發(fā)了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就是五四運動。這場運動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條件。八十年滄桑巨變，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在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闊步前進。今天，回顧歷史，繼承和發(fā)揚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tǒng)，對于全面深入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為什么二十世紀到來后不久，在中國大地上會發(fā)生這樣一場以愛國救亡和思想解放為主要內容的規(guī)模空前的群眾性運動？它不是突然發(fā)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來的。可以說：這以前的全部歷史，已為這場運動的到來作了充分的準備。

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在西方列強侵略下，中國一步步喪失獨立的地位，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著、反抗著。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這種沉淪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戰(zhàn)爭失敗，帶給中國人心靈上的創(chuàng)痛，是以往歷次對外戰(zhàn)爭失敗難以比擬的。曾經親身經歷這場事變的吳玉章沉痛地回憶道：“我還記得甲午戰(zhàn)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xiāng)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xiàn)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么大的恥辱啊！”戰(zhàn)后，西方列強以為中國這條“破船”快要沉了，紛紛撲過來，在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時，八國聯(lián)軍武裝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這一連串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件，竟發(fā)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內。

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在每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的心頭。人們再也無法沉默，無法繼續(xù)忍受下去了。愛國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開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來。最早提出“救亡”的，是嚴復1895年的一篇文章。孫中山比他看得更遠，前一年在檀香山興中會宣言里就提出了“振興中華”這個激動人心的目標。怎樣才能將中國從絕境中拯救出來？人們普遍意識到：不能再照老樣子生活下去了，必須在各方面來一個大的變革。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人們?yōu)槭裁床幌ё鞒鋈魏螤奚欢ㄒ獖^起革命？中心的一點，就是要救亡圖存，振興中華。他們當時認為：中國之所以會淪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為有一個專制、腐敗、賣國的清朝政府在統(tǒng)治著，只要把這個政府推倒了，中國就可以獲得新生，一步步建設成一個現(xiàn)代國家。他們把革命看做是為建設掃清障礙、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tǒng)治秩序再也無法穩(wěn)定下來。這次革命也帶來一次思想解放。皇帝，歷來被看成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拋棄掉呢？

但是，歷史前進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出籠，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一幕幕丑劇緊鑼密鼓地上演。中國的狀況仍在一天天壞下去。周圍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盡頭。有志氣的愛國者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前進的腳步，在遍布荊棘的崎嶇道路上毫不氣餒，開始了新的探索。他們痛定思痛，從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入手，認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鞏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場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陳獨秀寫道：“我們中國多數(shù)國民口里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里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凈凈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要救亡圖存，要變革，要在思想上來一個解放，這已成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誰也阻擋不住的時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它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學是專制和迷信的對立物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陳獨秀，在他創(chuàng)辦的風靡一時的《新青年》雜志上喊出的最響亮口號，是民主和科學。他寫道：“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他又寫道：“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xiàn)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民主”和“科學”（也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時弊的。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迷信，這正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遺留的惡果。它在中國社會里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巨大勢力和影響。向這兩個大敵全面宣戰(zhàn)，需要極大的勇氣。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聲勢，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魯迅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小說《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不僅是新文化運動中真正以白話文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的第一篇，在新文學運動中有著里程碑的意義，而且就其對舊社會、舊文化鞭撻的精辟深刻來說，在當時也可說無與倫比。

《新青年》的影響不斷擴大。各地擁護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風起云涌般相繼出版。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號的提出，使運動觸及的社會面遠比辛亥革命更為廣泛。

這次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大討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許多原來處在麻木不仁狀態(tài)的人猛然驚醒過來。短時間內，人們（特別是青年人）對新舊事物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它清掃了舊地基，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以《新青年》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民族覺醒的重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當然，統(tǒng)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舊思想、舊文化，決不是一兩次猛烈的討伐和沖刷就能清除干凈的，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在這個過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國民眾的大多數(shù)是工人和農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數(shù)學者和知識青年的狹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議論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數(shù)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運動初期，由于中國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這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xù)前進。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這同樣不是單靠少數(shù)人坐而論道就能解決的，需要投身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中反復經受檢驗才能做到。五四時期的先進分子，就是循著這個方向不斷前進的。

從個性解放到改造社會

五四運動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他們用來反對舊文化、舊禮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他們把個人的權利看得高于一切，認為：“社會集多數(shù)小己而成者也。小己為社會之一員，社會為小己所群集。故不謀一己之利益，即無由致社會之發(fā)達。”陳獨秀寫道：“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斗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他們的著眼點還只在個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他們所追求的還只是個人的解放，而不是全體勞動人民的解放，但用這種思想來反對專制和迷信，仍有著巨大的進步作用。

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胡適在1918年寫了《易卜生主義》，說：“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易卜生有一個著名的劇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有人稱贊這個劇本表現(xiàn)了“女性的自覺”。魯迅卻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樣》的講演，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說：“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這些話是辛辣的，但顯然是更清醒而現(xiàn)實的認識。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時統(tǒng)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強大的，中國社會的現(xiàn)狀是那樣黑暗和腐敗，決不是任何個人奮斗所能改變；離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也不會有什么個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從文化領域著手，停留在這里，不進行社會的變革，同樣會流于空談，不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人們不能不繼續(xù)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逐漸響徹全國。各種報刊紛紛參加社會改造和中國出路問題的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為先進青年集中關注的焦點，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是第一次。這表明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正從表層向更深層挖掘，是當時先進青年中產生新的覺悟的表現(xiàn)。

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必須改造，這在先進的愛國青年中已逐漸成為共識。但是，這個社會應該改造成什么樣子，多數(shù)人最初卻并不清楚。

長時期來，許多愛國者一直欽慕西方國家的富強，把它們作為中國仿效的榜樣。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從當時來說，確實也沒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樣。但隨著資本主義在近代的發(fā)展，它的內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地暴露出來，貧富懸殊的狀況令人觸目驚心。二十世紀初，對歐美社會認真作過考察的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只有國家繁榮富強這一個目標是不夠的。他寫道：“歐美強矣，其民實困”，“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社會主義思想，本來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內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無法根本解決的情況下產生的。孫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義也稱為社會主義。盡管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許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許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便敏銳地看到西方社會不是完美無缺的，存在著它的陰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熱烈地同情社會主義，同情勞動大眾的命運，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劫后的歐洲留下的是滿目瘡痍，是更加令人震驚的災難和混亂。這種狀況，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國人感到震驚。西方的社會制度在他們心目中頓時失卻原來那種耀眼的光彩。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在許多人

面前樹立起新的榜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隊伍開始出現(xiàn)分化。先進分子們自然地得出結論：難道我們還要步著西方世界的后塵，沿著這條老路再走一遍嗎？為什么不能改弦易轍，采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chuàng)立一種更加合理的社會？當時是北京大學學生的何孟雄寫下這樣一段話：“歐洲資本主義的發(fā)達，工人及中產階級的淪到不幸的地步，我們中國在產業(yè)萌芽的時會，當然要對于歐洲資本主義造出來的罪惡務宜具一種戒心，有旁的較好的法子當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見得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即是資本主義發(fā)展了，將來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難道勞動階級鑄定必需受資本主義的痛苦嗎？”

中國國內社會狀況出現(xiàn)的新變動，也深化了這場中國要不要社會主義的辯論。那時候，張東蓀主張：中國現(xiàn)在最需要的就是發(fā)展實業(yè)，不必再去談什么社會主義。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fā)實業(yè)，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癥就是貧乏。”他說：“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對他提出批評。他們說：中國要發(fā)展實業(yè)，要增加富力，在這一點上并不存在爭論；問題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數(shù)人都能享受到幸福，還是只歸少數(shù)人壟斷。他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大多數(shù)人得到幸福。他們舉出中國現(xiàn)實生活中已出現(xiàn)的實例說：“譬如開灤煤礦、京奉鐵道，總算是北方物質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數(shù)人未曾因開灤煤礦、京奉鐵道減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礦坑燒死工人幾百名，鐵橋壓死工人幾百名，假使沒有開灤煤礦、京奉鐵道，這幾百工人或者還不至一齊慘死；可見只知開發(fā)物質文明，卻不用有益于多數(shù)人的主義去開發(fā)，即令各省都開礦筑路，也不能使多數(shù)人得著人的生活。”

當然，這些先進分子那時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還是相當膚淺的，他們還不可能指出民族資本的發(fā)展在現(xiàn)階段有它的積極意義，也不可能了解實現(xiàn)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還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多么艱巨而復雜的事業(yè)。但他們在當時就尖銳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果聽任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fā)展實業(yè)，結果將會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國社會的改造應該以社會主義為方向，要在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的同時實現(xiàn)人民共同富裕。這些認識是十分重要的。

這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期探索后產生的新的認識，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時期那樣多先進分子奔集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來，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是立志救國的忠誠的愛國者，懷著強烈的正義感和歷史使命感。最初，傳入中國的新思潮中，有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國家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過不小的影響。那些先進分子從對各種思潮的反復比較推求中，得出結論：只有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才能救中國，別的辦法都不能救中國。隨著對中國的具體國情逐漸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們在不長的一段時間后又看清了應該先把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作為現(xiàn)階段的基本任務，但他們的長遠目標始終是要在中國實現(xiàn)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一個沒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沒有前途的。許多先進分子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是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所決定的。一旦這種理想和信念在越來越多的先進分子中堅定地樹立起來，它就成為一種新的動力，使中國歷史開始以新的姿態(tài)大踏步向前邁進。

青年知識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運動前列、起著先鋒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

青年學生在當時是剛剛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長期為民族的屈辱、社會的黑暗和連年不息的內戰(zhàn)而感到痛苦。他們有著較多的近代文化知識，視野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思想，許多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激情。學校中的集體生活，也使他們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

直接導致5月4日愛國運動爆發(fā)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把戰(zhàn)敗國德國原在中國山東攫取的種種特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學生中久已郁積的憤怒一下子爆發(fā)出來了。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游行。當時散發(fā)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寫道：“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進行了殘酷的鎮(zhèn)壓。學生們向社會各界展開宣傳，取得公眾的支持。運動像野火一樣，迅速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從學生的抗議活動發(fā)展到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原來潛藏在中國社會內部的巨大力量，仿佛從地平線下突然噴涌出來，這是過去沒有看見過的。整個中國沸騰起來了。

一場把千百萬群眾卷進來的運動，就像平地一聲春雷，使許多原在睡夢中的人驚醒過來，喚起了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喚起了人們對新的社會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學生們去街頭演說，到工人區(qū)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沖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fā)現(xiàn)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明白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

運動的高潮稍稍過去后，許多人又逐漸認識到：單憑一時的熱情和沖動，并不能解決如何救中國的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確學理的指導。人們頭腦中積累了大量的問號，要求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各種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在五四后的一年間達到四百種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團體也紛紛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中文全譯本，1920年以前連一部也沒有。這時，國內出現(xiàn)了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釗主持，北京大學一些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是利用從北 大圖書館借來的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以及與此有 關的一些書籍，分別閱讀。不懂外文的同志，則請通曉外文者幫助他們。再過一個時期，又籌集了一些資金，買了一批書籍。學習的人漸漸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宣布，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列名這個研究會發(fā)起人的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羅章龍、劉仁靜等都是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除陳獨秀等外，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是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這兩個中心，同湖北、湖南、山東、廣東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深刻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起聯(lián)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兩年多一點時間，中國共產黨成立了。李達回憶道：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有。但是思想準備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這是中國的特點。因為中國人民已經經過了多年的教訓，完全懂得別的路不行”。他們作出自己的抉擇，是以多年實踐檢驗過的事實為依據(jù)的，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確定下來的。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

八十年的時光，很快就流逝過去了。回顧八十年前我們的先人經歷過的這段扣人心弦的歷史行程，不能不令人興起無窮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圍，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滿懷悲憤的黑暗環(huán)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對有志氣的愛國青年來說，剩下的只能是置個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們面前的現(xiàn)實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他們心中期待著的是在未來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國的狀況同當年相比已發(fā)生根本的變化，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為現(xiàn)實的奮斗目標，人們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集中全力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宏偉事業(yè)奮斗。重溫往昔的歷史，無疑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摘要】一戰(zhàn)后尤其是巴黎和會上中國被玩弄后，國人迷信西方的潮流不在，人們開始對西方文化產生懷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本土文化，文化界也出現(xiàn)了東西文化之爭，文化取向開始趨向多元化。

【關鍵詞】五四運動；民族主義；發(fā)展

五四運動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深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作為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它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主義的發(fā)展。

政治上，首先是民族自決思潮的出現(xiàn)，對外來說，主張各民族均享有自主決定其命運的權利，不受外來民族的支配。對內來講，則是針對政府的專制，而要求實現(xiàn)民主權利、反對腐敗統(tǒng)治。五四前后中華民族自決思潮的興起和發(fā)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從一開始人們對巴黎和會的滿心期待，而后是對威爾遜十四條的迷信，結局卻換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人們終于醒悟了，變被動為主動，再加上這一時期國內報紙刊物的大量宣傳，人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以及數(shù)量都有了極大的提高，民族自決思潮在在這一時期興起并發(fā)展開來。與此同時，在這次民族自決運動中，群眾參與面之廣是空前的。巴黎和會開始召開，國人便對它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希望，然而山東問題處理的失敗極大地震撼了國人，在山河破碎，是非顛倒，國家危亡之際，中華民族淤積已久的愛國情感猛烈地迸發(fā)出來，最開始以學生為先鋒的民眾運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開，參加者不僅有學生、大學教師而且工人、商人等也位列其中，聲勢巨大，并迅速蔓延到全國多個城市。而此前的一些民眾運動，很突出的一點是政治參與面比較窄，往往局限于一個或幾個階層，例如戊戌變法主要局限于正從傳統(tǒng)士紳轉變來的知識分子階層，義和團運動主要是農民階層，而辛亥革命的主體則主要為受革命黨人影響的學生、新軍和會黨。最重要的是此次民族自決運動的思想深度是以前的政治運動所不能達及的，一戰(zhàn)特別是巴黎和會的召開，使國人在思想，政治，外交等諸多方面經受了一場洗禮，從而在對抗北洋政府的黑暗統(tǒng)治和外國列強壓迫的民族自決運動中表現(xiàn)得比以前更加理智，更加成熟。在以往的民族主義運動或斗爭中，人們反對的主要是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行為，沒有把反對外國列強的斗爭與反對國內封建統(tǒng)治者的斗爭結合起來，而此次五四運動的目標很明確，也很徹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實質是愛國，這同以前任何一種運動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北洋政府出賣國家權益以及在五四運動中打壓學生和群眾的野蠻行為嚴重傷害了民眾的感情，也使人們清醒的認識到對內改革的緊迫性。

經濟上，滲透的民族主義似乎與大眾生活更加相關，很明顯的就是中國在一戰(zhàn)前后興起的實業(yè)救國思潮與提倡國貨運動，這是一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后經濟民族主義最突出的一個表現(xiàn)。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全中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愛國運動和抵制日貨運動，人們對日本的囂張行為感到憤慨，變本加厲的是在巴黎和會上，決定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弱國無外交，中國外交的失敗徹底擊潰了人們的底線，抵制日貨運動也很快達到高潮，學生是此運動的先鋒，與此同時商人在運動期間的積極表現(xiàn)也很值得重視,巴黎和會上中國合理要求遭拒絕的消息傳出后，商人義憤填膺，全國商會致電巴黎公使萬勿簽字，上海總商會等則積極發(fā)起救國儲金，為救國全權出力。在各方力量抵制日貨的運動中，北洋政府雖然并沒有充當組織者的身份，有時在日本的壓力下它還委曲求全甚至還要賠償日方的損失，盡管如此，在此期間政府感于當時的不利形勢還是實施了諸多有利中國發(fā)展的經濟措施，這些行為對于維護國家主權、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積極抵制日貨的同時振興國貨也是當時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主要任務。國貨不興，即使日貨完全被排斥出中國市場，中國也不能最終實現(xiàn)獨立富強的民族主義目標，因此“實業(yè)救國”論盛行不衰，中華民族資本家大力提倡國貨，抵制外國的經濟掠奪，維護民族利益。他們的共同口號是：“振興實業(yè)，挽回權利”。因為除日本外，歐美國家的產品在中國市場占有大量份額，中國的制造業(yè)還是比較薄弱的，這無疑刺激了中國實業(yè)的發(fā)展

第二篇：五四運動歷史

五四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偉大的開端。

早在“五四”以前幾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xiàn)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內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歷史條件下發(fā)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內實行獨裁統(tǒng)治，陰謀恢復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xù)進行著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lián)合壓制下，屢遭挫折。國內政治局面極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歐洲帝國主義忙于戰(zhàn)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yè)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產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產階級也隨著壯大起來，自發(fā)性的罷工不斷發(fā)生。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著有利于革命運動的變化。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內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號，致力于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這個啟蒙運動后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志》)便是適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chuàng)刊于上海。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丑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后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號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xù)發(fā)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產后，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xù)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內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后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tǒng)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xiàn)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xiàn)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產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吳虞發(fā)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jù)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別發(fā)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號，第3卷第4號。)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也加入了這場斗爭，在《甲寅》日刊上發(fā)表《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并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隨時代而進化。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盡管理論上尚有不確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zhàn)斗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主派知識分子反對封建舊道德的決心和勇氣。

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里，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內容。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加以批駁，把反對迷信作為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包括《新青年》編者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對于來自西方的學說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們不能區(qū)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區(qū)分各種學說中的積極成分和消極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盤肯定的態(tài)度。盧梭的民約論、彌爾的自由論、叔本華的自我意志說、尼采的超人說、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化論以及其他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在刊物上都用顯著地位加以介紹。其中有關“民主”和“科學”內容的宣傳介紹，反映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尋找真理的可貴熱情，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參加反封建斗爭，而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過高估計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貶低民族文化的錯誤觀點，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新青年》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還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內容的文學改革運動，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這些文章一開始還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后有了新的發(fā)展，發(fā)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居指導地位到后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的重大變化。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fā)生，在地球上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緊接著俄國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先后發(fā)生起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本民族的出路，他們的注意力由資本主義的西方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的蘇俄。盡管軍閥政府和各國反動派對蘇維埃政權施加新聞封鎖，多方造謠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依然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努力接受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并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愈來愈顯著的作用。李大釗就是這方面一個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fā)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值得“翹首以迎”的“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fā)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正確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性質及其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關系，熱烈歌頌十月革命，堅信“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國人民應當沿著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前進。這些論文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開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8頁。)的正確結論。這是在中國展開科學社會主義宣傳的良好開端，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十月革命還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斗爭的人們信心百倍，斗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孫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電列寧，“表示極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圣武”》)。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注：袁世凱失敗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也遷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軍閥政府鎮(zhèn)壓，復又遷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適等人或先或后參加了編輯工作。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

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fā)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并出現(xiàn)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并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國雖然是“戰(zhàn)勝國”，但并未獲得絲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反蘇的軍事協(xié)定，日本侵略勢力已經深入中國。中國人民反日反段的愛國浪潮不斷高漲。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李大釗、陳獨秀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斗爭，發(fā)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時評及隨感錄，抨擊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顯示了文化革命由著重于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發(fā)展到直接與政治斗爭緊密配合的基本趨勢。社會主義宣傳也是《每周評論》的重要內容。由李大釗執(zhí)筆的社論《新紀元》，分析了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嶄新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朝著這個革命的曙光前進。在第十六號上并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兩雜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時創(chuàng)刊。《國民》的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社員思想傾向雖不一致，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宣傳內容，愛國色彩比較鮮明。《新潮》是北京大學一部分師生所辦的綜合性刊物，曾團結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刊載了不少反對封建禮教、贊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論文及新文學作品，但也比較突出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國民》、《新潮》創(chuàng)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報》改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成為宣傳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這些刊物影響下，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覺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展開，遭到守舊派人物的咒罵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學內流言四起，對《新青年》百般誣蔑恐嚇。三月，劉師培、黃侃等人創(chuàng)辦《國故》月刊，以所謂“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嗣后，自稱“拚我殘年極力衛(wèi)道”的林紓，寫了《致察鶴卿太史書》、《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攻擊新派人物“覆孔孟，鏟倫常”，對白話文大加嘲諷。他還在上海《新申報》上發(fā)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影射詆毀新文學倡導者，希望有“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對此，新文化陣營堅決給以反擊。《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發(fā)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針對種種流言，猛烈地抨擊舊人物，正式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的口號，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個答辯書實際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張的簡要概括，也標志著刊物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更為增強。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一文，揭露林紓之流企圖假借軍閥勢力實行武裝鎮(zhèn)壓的陰謀；他以俄國革命的實例，說明“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表示了同舊勢力作斗爭的堅強決心與非凡勇氣。《每周評論》用特大標題刊出了“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專頁，轉載當時許多報刊支持新文化運動的言論。蔡元培在答復林紓指責新文化運動的公開信中，宣稱“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這種“兼容并包主義”，雖然屬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范疇，但在軍閥政府言論封鎖的情形下，卻有利于新思潮的傳播。魯迅則以一系列雜文諷刺和打擊守舊派。在“五四”前夕的這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zhàn)中，新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充分顯示了它的積極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人民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要求為直接導火線，在北京爆發(fā)了空前未有的愛國示威運動。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工商界也罷市。愛國浪潮迅速波及全國，形成全國范圍的革命風暴。在巴黎的華僑工人和留法學生也堅決響應。軍閥政府懾于廣大群眾的威力，被迫釋放示威中逮捕的學生，撤除了三個賣國賊的職務，在巴黎和會上不敢簽字。這就是使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為之震驚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tài)，這就是徹

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封建主義”(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9、660頁)。從此，中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揭開了。

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進一步擴大，以各種實際行動參加或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新的社團、報刊風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組織“新民學會”、團結湖南革命知識分子展開反軍閥斗爭的毛澤東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發(fā)表《民眾的大聯(lián)合》等文章，宣傳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徹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雖然這一刊物僅出版五期就被軍閥查封，但在湖南和長江流域各地發(fā)生了相當大的革命影響。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fā)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少年中國》月刊，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東京等地設立分會，又出版分會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參加學會的成員有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在刊物上所宣傳的觀點是很不一致的；但學會團結了不少知識分子，做了許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學傳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所指導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出現(xiàn)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評論》以介紹世界和中國的勞動運動著名，客觀上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會主義言論。《覺悟》宣傳了比較徹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對舊道德和舊文學，并且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推動下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此外，團體如周恩來等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惲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書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會》旬刊，也都團結和影響了許多熱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識分子，其中“覺悟社”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還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實際斗爭中起過重要的戰(zhàn)斗作用。據(jù)有人統(tǒng)計，“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現(xiàn)的新報刊達到四百種之多，盡管它們思想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極為廣泛的群眾性，也表明文化運動已日益與政治運動相結合。

五四運動后，民主和科學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已形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宣傳介紹在“五四”后占了最顯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積極宣傳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李大釗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評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刊載了他自己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他接著分別在《新潮》和《新青年》上發(fā)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也在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李大釗發(fā)起倡導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傾向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第七卷第一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發(fā)表宣言，反對“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希望消除“虛偽的、保守的”、“階級的、因襲的”、“少數(shù)幸福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了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隨著主編陳獨秀思想發(fā)生變化(當然，轉變后的陳獨秀也并不真是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當時的軍閥政府將馬克思主義污蔑為“過激主義”，多次通令禁止，但這并沒有嚇退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也遏制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之外，《晨報副刊》、《曙光》月刊、《新社會》旬刊等許多刊物都宣傳過社會主義。此后，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相繼成立，社會主義宣傳更加深入。上海的共產主義者創(chuàng)辦了《共產黨》月刊，介紹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宣言》的全譯本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等書，先后在中國出版。一部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有組織地到上海、長辛店、漢口、長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區(qū)進行實況調查，并從事社會主義的通俗宣傳，這就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準備。

然而，“五四”時期流傳的社會哲學思潮是異常復雜的，在馬克思主義廣為傳播的同時，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一些在社會主義幌子下的反動社會學說，都蜂擁而來。《少年中國》曾發(fā)表文章，主張先逃到深山野林造個新社會，再去“援救”舊社會，帶有濃重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所主張的以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為基礎的“新村主義”，被中國有些文人吹噓為救國之道，不少報刊競相介紹，實際上成為某些知識分子躲避階級斗爭和抵制與人民結合的屏障。傳入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頗為得勢，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現(xiàn)過不少宣傳這種思想的刊物，克魯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在許多場合都與無政府主義擁護者爭論著。英國學者羅素來華講學，又帶來了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相對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這種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幌子下鼓吹資本主義的學說，也曾由張東蓀、梁啟超主編的《解放與改造》、李石岑主編的《民鐸》等刊物大量販賣，甚至還出了以“羅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學方面散布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至于“五四”前就為人所熟知的達爾文學說、尼采思想等，這時仍被不少知識分子用作反對封建舊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漸顯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極作用。披著“科學”外衣的實用主義，則隨著美國學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來華講學而為胡適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狂熱吹捧，許多刊物出了專號，廣泛印行他的演講錄。這些形形色色的學說，對于熱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時還沒有鑒別能力的知識分子雖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學作者中存在著一定的影響，但也同時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斷批判和堅決回擊。在這個借綜復雜的局面里，由于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獲得勝利的明證，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革命現(xiàn)實的發(fā)展，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斗爭所取得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據(jù)了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在一定范圍內終于發(fā)展成為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思想界發(fā)生了三次重要的論爭，這些論爭清楚地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導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適利用軍閥政府對革命知識分子逮捕通緝的機會，接編《每周評論》，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而以特大標題刊載杜威演講錄，并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攻擊和污蔑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主張研究一些瑣碎的具體問題，而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批駁胡適的改良主義觀點，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變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適又發(fā)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繼續(xù)鼓吹“一點一滴進化”的改良主義。而李大釗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則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對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本質作了有力的批判。這一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是新文化運動中革命派與改良派、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分化的開始。接著，馬克思主義者又與研究系政客就基爾特社會主義展開了論戰(zhàn)，與無政府主義者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展開了論戰(zhàn)。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戰(zhàn)線上進行階級斗爭的經驗，對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是不夠徹底的，而且還不免夾雜一些錯誤；但在這些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階級斗爭的學說，明確地回答了要不要主義、要不要政黨、要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無政府主義政黨等根本性質的問題，幫助了不少人區(qū)分革命與改良、科學社會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黨的建立掃除了許多思想障礙。這些論爭，特別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推動了一些新文學作者去接觸和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期就引起他們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文學革命也不斷向前推進。白話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領域內的正宗地位。文學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文學觀念都起了深刻的變化。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用文學創(chuàng)作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礙人民前進的舊事物展開了英

勇的進攻。文學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帶動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愛國運動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從“五四”前夕興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其間經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日益覺醒的過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結合的過程，是中國先進分子由向西方尋找真理而轉到“走俄國人的路”的過程，是來自國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國同時傳播并引起思想界開始分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學革命興起和獲得發(fā)展的過程。一句話，這是新文化運動隨著整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發(fā)生偉大轉變的過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因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這樣一個分水嶺，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歷史的評價：“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第三篇：五四運動論文

由五四運動想到的郭海婷 11119122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大肆宣傳五四運動，年復一年用五四青年節(jié)來紀念五四運動。那么，歷史上的五四運動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發(fā)的？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五四運動發(fā)生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后，北洋軍閥統(tǒng)治期間。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清王朝專制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機器和統(tǒng)治人員、統(tǒng)治方法基本上保存了下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壓得全國人民透不過氣來，而青年分子“比別人更有沉重的責任感”。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政治氛圍中發(fā)生的。引發(fā)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協(xié)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了廢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要求，這些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絕。和會在討論德屬殖民的問題的時候，中國代表團提出收回被德國侵占的山東權益的問題。但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條款，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是對中華民族尊嚴的肆意踐踏！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這實在是令國人難以容忍的屈辱。消息傳到國內，中

國人民郁積已久的憤怒就如火山一樣爆發(fā)出來了。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云集天安門，他們打出“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賣國賊。五四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的爆發(fā)了。

他們的出發(fā)點是山東問題，是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的強盜行徑和中國政府媚外賣國的外交政策。大學生、工人懷著對祖國的滿腔熱愛呼喊著口號走上街頭，他們要求聲討賣國賊，要求主權獨立，他們的聲音傳遍中國的每個角落，呼喚著每一個滿載熱情的愛國青年起來反抗。

他們提倡科學，重在提倡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首先表現(xiàn)在尊重事實，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現(xiàn)實的審判臺上接受審判，辨別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根據(jù)尊重現(xiàn)實的精神，他們激烈的批判中國傳統(tǒng)的舊政治、舊道德、舊文學，大力倡導思想革命、文學革命和政治革命。五四運動的科學精神還表現(xiàn)在推崇理性，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正如胡適

所說：“批判的態(tài)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毋庸置疑，五四運動對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而又深遠的。

首先，五四運動促使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方向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

變。五四以前，在一個長時間里，中國先進分子曾經虔誠而熱烈地向西方學習，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巴黎和

會上中國的外交的失敗，給他們上了嚴峻的一課。對于資本主義幻想的破滅，推動他們去探求中國的新出路。正是通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的實踐，人們對挽救祖國危亡的途徑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其次，五四運動促使中國先進分子考慮創(chuàng)建新的革命政黨的問題。五四以前，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國民黨及其前身中國同盟會，在五四運動中，孫中山雖曾對學生的斗爭表示過同情和支持，一些國民黨人也參加過這場斗爭，但他們并不是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

再次，五四運動促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準備。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列寧說，工人階級政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它的產生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后，這些條件逐步具備了。

在現(xiàn)代來說，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由大學生發(fā)起的革命運動，而且是愛國的代名詞。一說起五四運動，人們想起的是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激發(fā)出來的大無畏的精神。在國難面前，自己的一切都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只在乎國家的生命。國家的生命沒有了，個人的生命留下來又有什么用呢？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對愛國的很好的理解。我們作為新時代的青年人，仍要將五四運動牢記在心，并將五四運動精神注入時代的特點，將其真正地發(fā)揚光大。五四運動傳遞給后人的那份愛國的熱情永遠都不能因時間流逝、時代逆

轉而改變，反應該更加強烈，更加深入人心。

現(xiàn)在的青年人，多被社會稱為缺乏責任感的一代。我想現(xiàn)在重提五四運動也是為了喚起每個中國人心底的那份愛國熱情吧。其實，在當今和平年代，真正的愛國，并不一定是激進的游行示威，而是好好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祖國的建設、改革和發(fā)展貢獻青春、智慧和力量，在神州大地上處處抒寫壯麗的青春篇章。我們要充分利用科學這鋒利的武器，讓祖國日益強大，讓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高速公路上飛馳。這也是五四運動給我們當代人最大的財富，是我們紀念五四最大的意義。

第四篇：五四運動論文

飛

揚

青

春，傳

承

五

四

熱

血

年級：

專業(yè)：數(shù)學與應用數(shù)學2011級

飛揚青春，傳承五四熱血

有人說，青春是一首歌，回蕩著歡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說青春是一幅畫，鐫刻著瑰麗，浪漫的色彩。

九十四年前，為了驅逐黑暗、爭取光明，為了祖國的獨立和富強，一群意氣風發(fā)的青年用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最壯麗的青春之歌，繪就了一幅最宏偉的青春圖畫。如今，“五四”運動已作為光輝的一頁載入了中華民族的史冊。然而，“五四”絕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它是一種精神，表現(xiàn)出青年人對我們民族熾熱的愛，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注，表現(xiàn)著青年人的責任和使命。九十四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一批先進青年和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的轉折點。

五四運動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爭取進步和推動歷史前進的斗爭，一代又一代青年站在時代的前列，不屈不饒奮斗，歷盡艱辛求索，創(chuàng)造了令人贊嘆的業(yè)績。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青年運動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交響樂中一部雄渾的青春樂章。這是中國青年可以引以為自豪的光榮歷史，也是激勵中國青年在新世紀再創(chuàng)佳績的巨大動力。

九十四年的歷史證明，青年始終是我們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朝氣的一部分力量。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青年運動的發(fā)展始終同我黨領導人民不懈奮斗的歷 史進程緊密相連，人民的事業(yè)取得的全部成就也始終與一代又一代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就是堅持黨的領

導，堅持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一道前進。“五四運動”正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精神與時代相結合的一個交匯點。在“五四運動”精神的感染下，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不屈不撓地奮斗，歷盡艱辛地求索，創(chuàng)造了令人贊嘆的光輝業(yè)績。

五四運動點燃的革命火炬已經傳到當代青年手中，五四先驅振興民族的崇高理想，將通過當代青年繼往開來。我們更加要勤奮學習，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現(xiàn)在我們應該弘揚五四精神，肩負歷史使命，就是要樹立理想，立志報國，獻身于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偉大事業(yè)，自覺地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國和民族的命 運前途聯(lián)系起來，在服務祖國服務人民的實踐中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就是要深入群眾，投身實踐，了解國情，經受鍛煉，增長才干，開拓視野；就是要勤奮學習，善于創(chuàng)造，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用人類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武裝自己，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勇于創(chuàng)新實踐，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自身素質，完美人格品質，努力做中華民族美德的傳承者，做體現(xiàn)時代進步要求新道德規(guī)范的實踐者，做新型人際關系和良好社會風尚的倡導者，就是要腳踏實地，艱苦奮斗，深刻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繼承和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

現(xiàn)在的我們作為一名學生，就應該做到刻苦學習，做一個學生應該做的。毛主席曾對青年人這樣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還是你們 的”，青年人是朝氣蓬勃的正如初升的太陽，我們學習多方面的知識，不論自己在什么崗位工作，都應做好自己的工作，盡職盡責，才能不辱時代所賦予的使命。

五四青年運動所取得的輝煌勝利和愛國精神永不磨滅。弘揚偉大的五四精神，我們就要做出實際行動，用知識財富來武裝自己是我們義不容辭是責任。作為當代青年，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我們一定要勇立潮頭開風氣之先，奮發(fā)進取創(chuàng)時代偉業(yè)，為建設一個更好的現(xiàn)代社會，做出青年應有的貢獻，在自己的人生篇章中，寫下絢麗的青春。

九十四年風雨兼程，我們歷經滄桑；九十四年斗轉星移，我們志不改向。我們年輕，夢想永遠背肩上；我們年輕，快樂永遠裝行囊。因為那束精神火炬穿云破霧，燃盡蒼茫。因為那面思想旗幟摧枯泣朽，迎風飄揚。

第五篇：五四運動論文

1919年5月4日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樹立了一座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豐碑，也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精神，其核心是偉大的愛國主義。五四運動所體現(xiàn)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應萬分珍視、大力弘揚這個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四運動不是憑空發(fā)生的，也不是單靠少數(shù)先進分子的主觀意愿和決心就能夠發(fā)動起來的。它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是中華民族愛國救亡怒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xù)和發(fā)展。說到底，人們被那時祖國苦難境遇激發(fā)出來的滿腔悲憤，對創(chuàng)造合理的新社會的強烈追求，是五四運動能夠發(fā)生的內在動力。生活在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很難想象，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何等深重的苦難中；也許很難體會到，那一代中國人在幾乎看不到一點光明前景的艱難歲月里，是怎樣為祖國的悲慘命運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煎熬。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曾經創(chuàng)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燦爛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幾千年內綿延不絕，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中國在近代卻大大落后了。鴉片戰(zhàn)爭后，在西方國家炮艦的威脅下，中國開始喪失獨立的地位，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刺激。翻開20世紀歷史的第一頁，呈現(xiàn)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驚心動魄的圖景：西方的八國聯(lián)軍武裝占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長達一年之久。

中國真的要滅亡了嗎？昔日的輝煌同任人宰割的現(xiàn)實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對這種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無法忍受。“振興中華”這個響亮的口號，便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發(fā)生的那年喊出來的。它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頑強追求的目標。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在這之后，日本軍國主義者出于獨霸東亞的野心，開始對中國進行規(guī)模空前而野蠻的侵略掠奪。他們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在1919年1月開始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之一，原先期望能將戰(zhàn)敗國德國在山東攫去的特權歸還中國，而巴黎和會卻不容討論地把這些特權又交給了日本。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前我們也曾想過最終方案可能不會太好，但卻不曾料到結果竟是如此之慘。”這件事給中國人的刺激太大了。原來抱著很高熱情期待的“公理戰(zhàn)勝強權”，至此全部化為泡影。過高的期望，使這種失望帶來的痛苦格外強烈。

憤怒終于像火山那樣爆發(fā)了。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學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并約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決定在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他們的文言宣言寫道：“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話宣言中寫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這是用血淚寫成的文字。國勢的危急、民族的苦難，使人痛苦，也催人奮進。五四運動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起步的。五四運動一發(fā)生，人們看到：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出現(xiàn)席卷全國、有著各社會階層民眾參加的聲勢宏偉的群眾運動。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過去，中國人民也有過多次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統(tǒng)治者的行動，可是他們或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或者是只有較少人參加和只在部分地區(qū)進行的愛國活動。而支配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統(tǒng)治者卻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強大實力。如果只靠少數(shù)人而沒有廣大民眾奮起投入，這種力量自然異常單薄，遠不足以戰(zhàn)勝如此強大的敵人。以往近代歷次革命以至改革運動的失敗，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五四運動就大不相同了。5月4日那天，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的北京十幾所學校的數(shù)千名師生在天安門前集合，先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qū)抗議，但被阻擋而無法通過。憤怒的學生奔赴在山東問題上負有嚴重責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動，不少學生被捕。

第二天，北京大專院校總罷課，中學生也參加進來。運動迅速推向全國。5月7日，上海學生和各界人士兩萬多人集會抗議。9日，是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團體停業(yè)一天，各娛樂場所停止營業(yè)一天。6月3日，北京學生大批被捕的消息傳來，許多工廠的產業(yè)工人宣布罷工。據(jù)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記載：“總共人數(shù)無確實統(tǒng)計，大概有六七萬人。”中國工人開始以獨立的姿態(tài)、以如此規(guī)模的行動走上政治舞臺，這又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紛起響應，其中特別激烈的有濟南、天津、武漢、長沙等。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大地似乎籠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處在低潮。北洋軍閥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著中央政府，正在叫囂“武力統(tǒng)一”。環(huán)顧海內，仿佛沒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勢力抗衡的力量。誰也沒有想到，在原來相當沉默的民眾中竟會爆發(fā)出如此驚人的大風暴來。一場暴風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沖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們短時間內在思想上發(fā)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運動中，學生們去街頭演說，到工人區(qū)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沖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fā)現(xiàn)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這種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在一般情況下往往多少年也難以達到，也不是幾個刊物或者幾次演講的影響所能相比的。

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包括早期的共產黨人，幾乎沒有誰不曾受到過五四運動的影響。瞿秋白在五四運動后不久寫道：“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五四運動陡然爆發(fā)，我于是卷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華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里。工業(yè)先進國的現(xiàn)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

這場規(guī)模空前的群眾運動，還使當時的先進分子真正看到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所在。吳玉章回憶五四運動時說：“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沖擊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開始煥發(fā)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眾運動的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還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

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運動后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它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從陳獨秀等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愚昧和迷信，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的惡果。魯迅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小說《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新青年》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氣勢，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更不用說以前了，確實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啟蒙作用。它帶來思想的解放，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鼓吹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著眼點主要是個人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它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寫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被贊揚為“女性的自覺”。魯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只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的確，當時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是那樣黑暗，舊的社會不改造，個人再努力也沒有前途可言。離開社會的改造，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連生存也難以得到保障，更談不上有什么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領域里談來談去，仍只會流于空談，不可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xù)前進。于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但在最初一段時間，對于現(xiàn)實社會應該怎么改造、要建設的新社會是怎樣的、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里這些問題，人們并不很清楚。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的天地，讓人們看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為什么會引起中國人那樣大的關注？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內部有這種需要，它給了正在苦苦思索問題的先進分子們一個全新的答案。作為先驅者的李大釗所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便是中國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當然，當時有這樣認識的人還不多。

經過五四運動，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人們處于異常激動和興奮的狀態(tài)。經過這樣一場急風暴雨的沖刷后，下一步該怎么辦？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運動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們從過去寧靜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驚醒過來，投身到火熱的集體生活中。當運動逐漸平伏下來時，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上去，而一部分先進分子轉向更深層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結成社會主義團體。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地是北京大學。1920年初，由李大釗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和一批留日學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馬克思主義成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年，全國已有相當數(shù)量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不是拋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而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下繼續(xù)奮斗，并且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內容，正如它不是抹殺個性而是把個性解放和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融合在一起一樣。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shù)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對民主的議論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數(shù)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既不應當為僵化的教條所束縛，也不是單靠學院式的推理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辦法。這自然比只在書房或會議室高談闊論要艱苦得多。可以說，經過五四運動以后，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實際了。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fā)揚者，同時他們又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局面，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社會主義新中國正是從這時開始，經過全國人民30多年的奮斗，一步一步實現(xiàn)的。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正朝著奮力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闊步前進。

長春在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功績。他指出，９０年前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并使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五四精神，成為激勵全體中國人民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

李長春指出，五四運動以來９０年的歷史昭示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yè)不斷前進的根本保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yè)不斷前進的強大動力；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唯一正確的選擇；青年始終是我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生氣的力量，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是我們事業(yè)興旺發(fā)達的希望。

李長春強調，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離不開青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青年要進一步弘揚五四精神，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要求，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把勤奮學習作為人生進步的重要階梯，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獻社會作為不懈追求的優(yōu)良品德，努力成為理想遠大、信念堅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頑強的新一代，視野開闊、知識豐富的新一代，開拓進取、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新一代，切實肩負起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李長春希望當代青年自覺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投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實踐，努力成為科學發(fā)展觀的忠實執(zhí)行者；勤奮刻苦學習，努力成為黨和國家事業(yè)的合格建設者；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努力成為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積極推動者；注重道德修養(yǎng)，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模范踐行者，不斷譜寫無愧于前輩、無愧于時代的更加輝煌的篇章。

當代青年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對五四先驅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以執(zhí)著的信念、優(yōu)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勇敢地擔負起歷史重任，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奮力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讓偉大的五四精神在振興中華新的實踐中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