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幾個問題探究

遼寧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11年年會論文

關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幾個問題探究

劉敬福

摘要：食品安全是關系到人類健康和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我國近年來頻頻出現的食品安全事故，說明目前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凸顯。隨著《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現實情況，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規制也提出了新要求，以及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臺，反思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規范之間的銜接，重構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規制，有利于更好地預防和打擊食品安全犯罪，從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發生。

一、食品安全的概述

（一）食品安全的定義

關于食品安全的定義，至今并沒有有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美國學者 Jones 曾建議把食品安全區分為絕對安全和相對安全。①絕對安全是指確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種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傷害的一種承諾。相對食品安全是指一種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況下不會導致對人體健康損害的實際確定性。

我國《食品安全法》出臺以后，用“食品安全”一詞替換了原來使用的“食品衛生”一詞，將食品安全定義為“食品安全，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這一變化體現了我國食品安全制度的進步，因為“食品衛生”一詞僅指食品應當具有良好的性狀，也就是食品要達到的標準和要求。而“食品安全”則有更廣泛的含義，目前，國際社會對食品安全基本形成共識，是指食品（食物）的種植、養殖、加工、包裝、貯藏、運輸、銷售、消費等活動符合國家強制標準和要求。

綜上，筆者認為食品安全是指食品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況下，不應當損害或威脅消費者的健康。

（二）我國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問題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首要物 ① 轉引自王艷林《食品安全法概論》.[M].北京:中國計量出版社，第33頁 質資料，食品安全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食品生產經營領域，一些人違背職業道德，社會責任喪失，只重視高額利潤，為追求經濟利益不顧一切，導致食品安全事故屢屢發生。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令人擔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食品種植、養殖領域，從內部因素來看，造成種植、養殖污染問題的主要原因來自于農藥獸藥污染、化肥污染和禽獸糞尿污染。特別是使用國家明令禁止或限制生產、使用的各種農藥、獸藥，給種植、養殖業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從外部因素來看，主要來源于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棄物污染。另外，由于國家和有關部門缺乏對作為食品原料的種植、養殖產品進行檢疫的相關規定或者由于技術的原因無法檢驗，使得所生產的食品從一開始就是有毒、有害的。

2．在生產、加工領域，一些企業在無任何生產條件或很差的衛生條件下，無視國家法律的規定，私自生產、銷售食品，這無疑對食品安全構成了很大威脅。一些企業雖然具備了衛生生產條件，但是在生產過程中管理不嚴，隨意超標增加添加劑、防腐劑等，以達到延長產品保質期或者美觀的目的。還有一些企業缺乏對產品的檢驗，很多不和格的產品未經檢驗就直接投入到了食品市場流通領域。

3．在市場和流通領域，一些經營企業貪圖私利，蓄意出售過期或變質的食品。一些食品生產經營者也時常偽造標識、濫用標識、欺騙和誤導消費者。除了食品經營企業和個人的問題外，一些食品批發市場也存在缺乏有效的安全檢測手段和質量控制措施，使造假者有機可乘，甚至成為假冒偽劣食品集散地。

二、關于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刑法分則條文中，食品安全犯罪被置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下，主要涉及兩個罪名，即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綜觀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筆者認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一）刑法體系的不完善 1.犯罪分類的缺陷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中的兩個罪名，處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中。筆者認為有待商榷。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侵犯的客體都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食品衛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既然兩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因而就有進一步區分的必要,因為主要客體決定犯罪的性質,從而也決定兩罪在刑法分則中的歸屬。究竟哪一個才是主要客體呢？根據犯罪客體理論，所謂主要客體，是指某一具體犯罪所侵害的復雜客體中程度較嚴重的刑法予以重點保護的社會關系。刑法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精神在于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在此認識的基礎上 ,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才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體。

2．刑法規定的空白地帶

目前刑法對于食品生產經營者的責任都是對作為的處罰，但實際上，食品安全法中，對于生產經營者規定了一些列的作為義務，是生產經營者必需遵守的，但在刑法中，卻缺乏相應的對食品安全不作為的處罰。比如《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了食品生產者發現其生產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應當立即停止生產，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并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食品經營者發現其經營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應當立即停止經營，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并記錄停止經營和通知情況。食品生產者認為應當召回的，應當立即召回。并且，食品生產者應當對召回的食品采取補救、無害化處理、銷毀等措施，并將食品召回和處理情況向縣級以上質量監督部門報告。這條規定，是我國食品安全制度的一個完善，對于拒不召回的，目前只規定了行政責任，刑法還沒有相應的規定。實際上，在司法實踐中，當行為人的行為使刑法所保護的一定的社會關系處于危險狀態時，行為人有義務排除危險，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當行為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時，一般作為酌定從輕量刑的一個方面，事實上，由于《食品安全法》對于生產經營者規定了相應的義務，那不履行該項義務造成危害的，應當規定相應的刑事責任加強對食品安全的保護。

（二）刑罰設置的不完善 1.死刑適用是否必要 《刑法》第144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條的規定處罰。第140條對生產、銷售假藥罪規定最高可判處死刑，筆者認為，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適用死刑過于嚴苛，不符合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和刑罰輕緩化的趨勢，缺乏人道主義關懷。理由是：第一，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屬于經濟犯罪對其適用死刑，未必能很好地實現刑罰目的，人們越來越認同現代社會是由個人組成，在個人本位的觀念下，對于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應當優先于社會權益的保護，特別是個人的生命權更應當置于優先位置，國家為保護經濟利益和經濟秩序而采取剝奪人之生命權利的刑罰方式，使保護的權益與被剝奪的權益極不相稱，有違人道。第二，刑法規定中食品安全犯罪可以適用死刑，體現了立法者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和重刑主義思想，然而針對性地剝奪犯罪人相應的資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達到預防此類犯罪的目的，無需動用死刑這種最嚴厲的刑罰。第三，食品安全犯罪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如社會監管機制的滯后、不完善等原因，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存在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如果對這種犯罪適用死刑的話，其結果便是將本來屬于社會承擔的責任完全轉嫁給犯罪者個人，這對犯罪人來說是不公平的，過分地倚重于死刑這一重刑，并不能達到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最終目的。

2.資格刑的缺失

資格刑，又稱為名譽性、能力刑、權利刑等，是刑之最輕者。②我國刑罰規定了剝奪政治權利，這是資格刑的一種，還規定了適用于外國人犯罪的驅逐出境，這也是一種特殊的資格刑。

我國對于資格刑的適用范圍較為狹窄，忽視了資格刑的作用。資格刑的優點是其他刑罰不可替代的。從我國刑法來看，資格刑具有以下優點：第一，懲罰功能。對于利用本人資格從事一定的犯罪活動和其所實施的犯罪玷污了其所擁有的資格，此時對犯罪人判處剝奪一定的資格刑罰，具有懲罰的意蘊。第二，警戒功能。通過對犯罪人資格的剝奪，還對其他具有同樣資格的人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②陳興良著：《刑罰適用總論（下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6 頁。使之珍惜自己的資格，不從事可能導致資格喪失的犯罪。第三，防衛功能。對利用本人資格從事犯罪的人判處資格刑，可以有效防止其利用一定的資格進行犯罪活動。第四，評價功能。它體現了國家隊一些嚴重犯罪的否定評價。③

食品生產經營領域是非常重視安全與規范的領域，進入這一領域，需要許可或者資格，對于利用資格從事犯罪的個人，適用資格刑，可以起到特殊育預防的作用。對于利用許可從事犯罪的單位，處以禁止其從事特定業務的資格刑，也是符合刑罰的目的的。

三、我國食品安全刑法保護的完善

（一）犯罪分類的完善

應該將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同類客體是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而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體。因而 ,把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更為妥當。

（二）死刑的取消

如前所述，無論食品安全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有多大，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之生命價值相比，都位居其次，因此有必要取消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適用死刑的規定。修改《刑法》第144條最后的比照條款致人死亡或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剮嚴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條的規定處罰，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刑設置為無期徒刑即可。

（三）增加資格刑的相關規定

我國刑法對于從事食品安全的犯罪人，并沒有處以剝奪從事食品生產、銷售領域的資格刑。在行政處罰中，規定了責令“停止生產營業”、“沒收違法所得”，處以一定數額的返款等，只有情節嚴重的，才會被“吊銷衛生許可證”。這樣的處罰仍然存在許多的不足，比如，對于那些被吊銷了營業執照或者衛生許可證的個人，法律并不限制其再次申請的資格，其仍然可以從事食品生產、銷售行業；對于那些無證經營的個人，其行為的危害性更大，卻沒有證件可吊銷，只能處以 ③參見陳興良著：《刑罰適用總論（下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8-259 頁。罰款等經濟處罰，行為人甚至可以再度從事該行業，將罰款轉嫁給消費者。這些也都是食品啊安全犯罪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我國刑罰中應當增設禁止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人從事食品生產、經營行為。可以將該刑罰作為附加刑適用，根據犯罪情節和結果，分別處以附加不同年限的資格刑。比如，對于構成基本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可以附加五年以下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的處罰；對于造成嚴重的食品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的，附加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的處罰；對于重大的造成多人人員死亡或身體健康嚴重損害食品啊安全犯罪的犯罪人，可以附加終身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的處罰。

四、結束語

食品安全犯罪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嚴重損害國家形象，影響對外貿易，是全社會高度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深化食品安全刑法保護的認識，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護措施，提高刑罰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威懾力，有效打擊食品安全犯罪行為意義重大。

第二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問題淺析

【論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面對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應運而生，這充分顯示出黨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場、懲治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信心和決心。為了做好法律規范之間的銜接，充分利用刑事審判職能，預防和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現狀，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差異，提出司法實踐中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問題，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建議。筆者認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礎。當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與《食品安全法》實施的銜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擊力度。然后結合《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有關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食品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各部門間的工作協調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體系。

【關鍵詞】：食品安全 犯罪 問題 理性之策

一、司法現狀：在罪與非罪和寬嚴量刑間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和實施，預示著應該盡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為一個新課題，展開討論和研究。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產、銷售過程中發生的犯罪活動，它直接危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從犯罪構成上看，該類犯罪的犯罪主體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單位；主觀方面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國家有關食品質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包括社會公共安全；客觀方面表現為生產、銷售偽劣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非法經營行為等，并應達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屬性和特征，理論界沒有統一認識，因此，在處理食品安全事故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為逍遙法外。同時，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歸屬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之中，而忽視了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處理結果大相徑庭的情況。下面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處理的情況，窺視一下司法現狀：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虎頭蛇尾。2004年，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在全國引起轟動，造成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嬰兒12人，輕、中度營養不良的嬰兒189人，重度營養不良患兒28人。雖涉案2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但是最終主要被告人生產商池長板只是以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罰金5萬元，銷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罰金2萬元，這與該案所產生的嚴重后果顯得不太相稱，與民眾期望相去甚遠。[2]

——沒有記者暗訪，“毒火腿”案何去何從？浙江金華火腿全國聞名。2003年10月底，因記者暗訪發現永泰火腿食品廠曹錫平、曹錫洪兄弟用兌入“敵敵畏”農藥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毒火腿”真的是記者暗訪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廠這一家生產？這些問題很難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為何之前對此無人問津？雖然內情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由此判斷，曹錫平、曹錫洪兄弟因300只未銷售出的“毒火腿”而領刑，只是代人受過而已。[3]

——廣州蘇丹紅“元兇”罰人未懲企業。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生產、銷售含有“蘇丹紅”成分食品添加劑數量為23萬余公斤，銷售金額400余萬元，譚偉棠、馮永華作為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直接責任人員，因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處罰金，應該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該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的經營行為，同樣侵害了市場經濟秩序，理應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園“陳餡月餅”和“毛發醬油”事件在“報道是否屬實”的爭執中“消化”；北京蜀國演義酒樓用福壽螺替換海螺，致70多人引發廣州管圓線蟲病，以酒樓民事賠償宣告結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從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鹽、油到各種中高檔食品，幾乎無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夠追究責任人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

——三鹿案件的查處，彰顯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與力度，但罪名的適用卻引起各界爭鳴。2009年3月，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張玉軍、耿金平、田文華等人分獲重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處罰金。該案的查處，昭示了司法機關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對同一犯罪事實根據不同的參與環節，分別適用三個罪名引起爭議。特別是對三鹿總裁田文華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存有疑問，有的同志認為“三聚氰胺雖非劇毒，但根據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質，起碼是非食品有害物質。這樣，三鹿高管完全應該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華的辯護律師梁子侃則認為，三鹿案發后，無論是調查組還是媒體，都稱之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華的罪名是重大責任事故罪可能更妥當。[6]

二、實踐困惑：罪名競合的選擇與犯罪情節的認定

分析司法實踐現狀，之所以出現處理結果迥異，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護等人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和對犯罪情節的認定上。

（一）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

我國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以及侵犯知識產權類犯罪等。刑法在此設置了兩種形式的罪名競合：

一是法條競合。法條競合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因刑事立法對法條的錯綜規定，導致數個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發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法條競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之間存在重合和交叉關系。

二是想象競合。想象競合也叫觀念的競合，是指基于一個犯罪意圖，實施一個危害行為，而觸犯兩個以上異種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條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為了牟取利益，實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時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類罪名和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罪名，這就是一種想象中的競合。

首先，在法條競合時，要求重法優于輕法，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條文認定犯罪的標準不一致，而致實踐中不好操作。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慎重起見，司法機關往往習慣于以“疑罪從無、疑案從輕”的原則選擇輕法。

其次，由于行為人在犯罪的各個環節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選擇適用罪名的差異。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團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進入市場后，導致眾多嬰幼兒引發泌尿系統疾病、多人死亡”這一事件，雖然從原料的購置到奶粉的生產、銷售是三鹿集團一個完整的生產線，但是，因行為人在不同環節參與的程度不同，而致觸犯的罪名不同：張玉軍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麥芽糊精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劑，構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給三鹿集團提供含有添加劑的原奶，構成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團及主要責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劑的原奶生產嬰幼兒奶粉，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如此細致的劃段定罪，給司法實踐出了一道難題：是適用共同犯罪理論？還是每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進行劃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包括生產偽劣產品罪、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三個罪名。從理論上講，選擇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開使用，但是根據現有的立法規定，司法實踐中并不存在獨立的生產偽劣產品罪。因此，在實踐中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應如何解決？

第四，對想象競合犯，要求從一重罪處罰，但是由于該類犯罪所侵害的客體不同，可能導致犯罪主體和附加刑的差異，且有時可能很難作出孰輕孰重的判斷，這時，對罪名選擇也就大傷腦筋。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較，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點（三年以上）高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單位可以構成犯罪，且有罰金附加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不存在這種情況。假如一個犯罪行為在這二者之間產生競合，該如何選擇罪名呢？當然，還需要根據具體的犯罪情節來考慮，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難題。

（二）犯罪情節的認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構成，一般都需要一個特定的客觀要件，上面已對幾個罪名進行了列舉，不再贅述。理解和把握這些要件是確定罪名和科學量刑的關鍵。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職能機構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違法分子得不到應有懲罰，無法實現打擊犯罪活動的目的。下面著重談一下實踐中經常遇到的三個問題。

第一，“銷售金額”的認定問題。

“銷售金額”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也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及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判處罰金的主要依據。但是，“銷售金額”恰恰又是司法認定中的一個難點：首先，只有著手銷售才會產生銷售金額，而在司法實踐中查獲的多數是在生產環節，銷售金額無從談起。如我們上面提到的金華“毒火腿”案，由于記者暗訪發現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將進入市場銷售時，一舉查獲，根本不存在銷售金額。其次，即使有銷售行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隱蔽，特別是一些小企業、小作坊沒有正規的經營賬目，造成偵查取證困難，具體銷售金額同樣難以查實，這是大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處的主要原因。生產偽劣產品按貨值金額高于銷售金額的三倍的標準，且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這相對于銷售者來說顯失公平，也有違于立法的本意。同時，偽劣產品尚未銷售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時，并處或單處的罰金刑應如何計算？只能面對罪不能罰的尷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衛生標準問題。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經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同時廢止，《解釋》中規定的不符合衛生標準的依據將不復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臺新的標準。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規定了食品安全標準，并在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給食品生產經營者確定了具體經營要求和禁止性規定，并未對食品衛生標準作出解釋。雖然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規定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公布前，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現行食用農產品質 3 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生產經營食品”，但并未對司法程序的依據作出解釋。法律法規之間的不銜接，給司法實踐帶來了疑難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問題。

刑事案件的鑒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鑒定，如故意傷害案件的傷情鑒定，是由司法機關授權的機構行使，這樣才能充分維護刑事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對“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解釋》第四條規定由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行使，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則？衛生行政部門的鑒定結論是否能夠直接運用于刑事審判？這是司法人員經常討論的問題。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論體系的確立

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基礎。2009年年初，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羅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記者專訪時講到，法律和法規體系不完善，讓人有空子可鉆，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食品生產領域的摻雜使假為什么屢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以及執法不嚴格。[9]面對頻發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過多層次的調查研究，形成一套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論體系，規范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完善犯罪情節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擊，才能維護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場秩序。

（一）針對《食品安全法》的實施，盡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規定

第一，從食品“衛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簡單的詞語更換，而是一種新理念的樹立，是將食品事件正式納入了社會安全的范疇。

在以前的司法實踐中，很難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食品衛生事件牽扯在一起。現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實施，使二者產生了必然的聯系。因此，建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節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內容。第二，《食品衛生法》已經廢止，與之相應的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亦應隨之修改，可變更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這樣就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不再存在法條競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國食品行業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對于一般的違法行為加大了處罰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隨之調整，應對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擴大罰金刑的倍數，徹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機會。第四，《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的檢驗機構的設立作出了規定，建議刑事司法鑒定，應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準設立的機構中，由司法機關的委托認可后選擇確定。

（二）修改“銷售金額”要件

實踐證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單純把“銷售金額”作為量刑依據是不科學的，盡管《解釋》做了補充規定，學術界對此也頗有爭議。有的同志認為，應該將“銷售金額”改為“經營金額”；[10]有的同志則認為，可根據生產和銷售的不同環節，同時適用“經營金額”與“銷售金額”兩個標準。[11]筆者認為，適用“經營金額”同樣不可取，所謂經營包括買進和賣出兩個環節，因此，設定“經營金額”，有可能造成犯罪數額的重復計算。設定犯罪數額要件，要根據具體的犯罪行為來確定，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中，一直是適用“貨值金額”進行處罰，因此，我們可以將“貨值金額”確定為生產偽劣產品罪的犯罪標準，這樣，一方面可以與《食品安全法》的處罰相銜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的不科學的說法。而對銷售偽劣產品的或即生產又銷售偽劣產品的，應定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標準仍沿用“銷售金額”。需要說明的是，設置的“貨值金額”犯罪標準可以稍高于“銷售金額”。對于其他的將“銷售金額”作為罰金刑標準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項內容，即“產品未銷售的，并處或單處貨值金額的**至**倍罰金”。

（三）規范對單位犯罪的處罰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數都將單位列為了犯罪主體，但是，不知何種原因，查閱了大量相關案例，均將單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單位的刑事責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保衛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團是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中國企業500強、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就是這樣的大型企業，在其觸犯法律時，仍不惜以其破產為代價而予以嚴厲懲處，這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訊號：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都將受到嚴懲。由此，筆者認為，各地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均應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不為違法行為做保護傘、開綠燈，加大對企業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和懲治，堅決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動。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機制

不法食品企業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禍首，但社會監管和防范體制的不健全，卻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消費者的維權意識不強，又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空間。因此說，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隱患，不能單純地依靠司法機關的打擊和懲治，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從理順監管體制、建立風險監測制度、統一食品標準、加強食品添加劑管理、強化食品企業責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下一步需要各有關的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工作間的協調和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機制。同時，應不斷加強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識。要經常性地通過各種媒體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宣傳食品安全法律知識，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產經營企業等。應嘗試把食品安全納入職業教育規劃，努力培養食品安全專業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識列入中小學的教育課時，引導學生不買街頭無證商販出售的各類食品；加大對公眾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眾掌握簡單的食品質量識別方法和正確的食品加工烹調方法等等。只有我們把預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

【參考文獻】：

[1] 2009年3月1日新華社記者張景勇、周婷玉、吳晶撰寫的《食品安全法誕生歷程：從“基層民聲”到“國家大法”》一文。[2]根據新浪網的資料整理。

[3]根據金華新聞網的資料整理。

[4]根據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內容整理。

[5]王文琦撰寫的《問題奶粉是偽劣還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廣州日報》。

[6]南方報業網2009年2月2日《田文華上訴否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要求撤銷》一文。

[7]高銘暄《刑法專論》（上卷），國防工業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頁。

[8]同注（7），392頁。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雜志。

[10] 《人民法院報》（理論專刊）2001年12月17日楊萬明、劉為波撰寫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網絡資料，《也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銷售金額》，作者解春。

[12]高銘暄的《我國刑法單位犯罪幾個問題》一文。

第三篇：嚴懲食品安全犯罪

嚴懲食品安全犯罪：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報記者 張景義

劉雯雯 制圖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這樣強調：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惡性食品安全事件頻現，讓百姓不敢吃

三聚氰胺牛奶、地溝油、蘇丹紅咸鴨蛋、硫黃饅頭、有毒膠囊……這些過去聞所未聞的名詞，已經變得越來越耳熟能詳了，讓人頗覺無奈。

這種無奈的背后，是近年來重大、惡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斷出現的現狀，是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嚴峻形勢的憂心忡忡。

專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不斷，首要原因是不法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當利益與道德相沖突時，一些企業往往會選擇利益。其次是監管不力。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實行的是分段管理制度，但有時由于部門之間信息溝通不暢，造成環節之間脫節，給不法企業留下可乘之機，從而出現?幾個部門管不了一頭豬?的尷尬現象。

?舌尖上的安全?一再失守，失去的不僅是部分民眾的健康和生命，還有可能失掉民眾的信任，失掉政府的公信，最終失掉人心。食品安全，不僅揪著老百姓的心，也牽動著中央高層的心。2014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蒙古一家乳制品企業考察時就強調：?食品企業要生產出高質量的放心食品，確保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提及食品安全問題時也強調：?決不能再出現問題奶粉那樣的信任危機。?

人民法院重典治亂，讓百姓放心吃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面對頻頻發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給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成為司法機關工作的重中之重。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裴顯鼎介紹，過去幾年里，人民法院持續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不斷加大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讓老百姓從不敢吃到放心吃。

首先，狠抓執法辦案第一要務。過去三年來，危害食品、藥品安全案件數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況下，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合理調配審判力量，確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順利審結。如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袁一和程江萍非法銷售?地溝油?案、山東省利津縣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范光非法銷售?瘦肉精?案、福建省仙游縣人民法院宣判的被告人陳金順等非法經營?病死豬?肉案等等，有力地打擊和震懾了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活動。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對一些大案要案掛牌督辦、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等方式，確保案件順利審判。

其次，針對實際問題深入調研。近年來出現的新類型危害食品、藥品犯罪，給審判工作帶來不少法律適用方面的疑難、復雜問題。為更好地完成審判任務，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專題座談會、個別訪談、收集案例和實地考察等形式展開調研。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是長期調研工作的一個重要成果。該《解釋》通篇體現?嚴?和?厲?兩個字，對當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展示強大的威懾力。另外，注重司法公開與法制宣傳。各級人民法院通過發布審判信息、直播庭審、接受媒體采訪、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會公布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營造了良好輿論氛圍，充分發揮了刑事司法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功能。

治亂須用重典。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審判職能，重拳出擊，必將為百姓餐桌筑上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線。

第四篇：食品安全犯罪現象調查報告

食品安全犯罪現象調查報告

—以雙匯發展公司為線

摘要：當今社會，食品安全已成為一重大問題。食品安全關乎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在老師的要求下，我以雙匯發展公司為

主線，從其給消費者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健康危害出發，針

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了一次社會實踐，對其展開調查并探

討研究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關鍵字：雙匯瘦肉精食品安全人類健康生命安全發展中國家監管失控法律制度不完善

正文：

一、雙匯公司瘦肉精案件介紹

屢禁不止的“瘦肉精”再掀風浪，這次翻船的是中國肉類制

品行業的老大“雙匯集團”。2011年3月15日，河北省孟州市等地的養豬場采用違禁藥品“瘦肉精”死樣生豬，有毒豬肉流入濟源雙匯食品有限公司。事件經相關媒體曝光后引發廣泛關注，號稱“十八道檢驗、十八個放心”的雙匯集團檢驗程序形同虛設，隱患重重。作為行業龍頭企業雙匯，一個長期被人們信賴的肉類品牌，竟然長期收購屠宰含“瘦肉精”生豬，從而使瘦肉精事件在全國引發了一場輿論地震，俗話說，“名以食為天”，食品安全問題再度挑戰居民的生存底線。政府部門救火式的督查，雙匯令人側目的道歉，輿論對企業良心的譴責，對嚴刑峻法的呼吁等，對這一幕幕我們已漸趨麻木。當人們的注意力已被另一些熱點轉

移時，食品安全仍然無解，食品安全在科技、社會、輿論、法律等諸多領域的困境依然不為人所知。

二、類似案件簡介

1、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08年9月，我國爆發了嬰幼兒奶粉事件。由于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導致嬰幼兒腎結石癥，國家啟動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級響應預案。三聚氰胺是一種有機化工原料，其類似物有三聚氰酸。食品中三聚氰胺污染途徑有：環境，三聚氰胺-甲醛樹脂制成品餐具，非法在飼料中添加三聚氰胺造成肉類、奶類和蛋類食品中的殘留，以及非法在食品中直接添加等。

時隔兩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余波未了。7月9日，甘肅省質量技術監督局檢驗出三聚氰胺超出限量值標準，檢測結果顯示，三份樣品三聚氰胺含量分別為：215mg/kg、1397mg/kg、323mg/kg，分別超出限量值標準86%、559%、130%。青海省質監部門已查獲這批問題奶粉，約達38噸。不僅甘肅，在青海、吉林等地，也在奶粉中發現了三聚氰胺超標事件。幾乎同時在三個省發現嚴重超標三聚氰胺奶粉，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貓奶粉、陜西金橋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超“回魂”事件之后，僅時隔半年，又一食品安全惡劣事件。

2、蘇丹紅事件慈祥的肯德基大叔陸續被曝出有5種產品含有帶蘇丹紅的調料。隨后，肯德基的投資方百盛集團向公眾公布了這一消息，并表示致歉。在肯德基51.18億美元品牌價值

（據美國《商業周刊》）中，中國消費者無疑占很大比例。然而，長期以來建立的信任感，在那一刻面臨坍塌之危。

3、地溝油事件地溝油，即將下水道中的油膩漂浮物或者將酒樓的剩飯菜（通稱泔水）經過反復加熱提煉出的油。這個加工提煉的過程就是去掉肉眼能看見的“贓物”，通過反復加熱，會把殘渣過濾或沉淀掉。經過這些工序提煉出的油是清澈透明的，肉眼看上去跟正常的油無任何區別，部分不法分子用于牟取暴利使其回流餐桌。據估計，目前我國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溝油有200~300萬噸。而中國人一年的動、植物油消費總量大約是2250萬噸

三、原因分析

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人口大國、食品生產消費大國，但食品產業的規模化、組織化、規范化水平和行業誠信道德體系完善程度還都較低。許多不法商人為了謀取暴利，置道德法律于不顧，做出了令人深惡痛絕的行為。從蘇丹紅染色劑到“漂白”木耳，到人造化學雞蛋，到“三鹿”奶粉，到地溝油，到染色饅頭。。。一次次的食品安全危機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和健康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一次次的警鐘響起，不得不讓我們對此深思！

食品安全方面頻頻出問題到底是為什么呢，以瘦肉精為例分析，瘦肉精到底有多嚴重？關于這個問題，郎咸平教授解釋道，美國藥品與食品監督管理局作為全世界最嚴格的食品案全監督

機構，在七種瘦肉精里面，他們批準一種可以使用，叫做萊克多巴胺，他們允許每一公斤的豬肉里面可以使用50毫克。雖然50毫克的瘦肉精不算多，但是這50毫克到最后會到豬的肝臟里面去，而我們只要吃到250克的豬肝就會中毒，可見有多嚴重。既然問題這么嚴重，難道美國政府就不知道嗎？回答是肯定的，美國政府肯定知道這個危機，問題是藥品監督它不是追求一個絕對的安全，而是在你不同的習慣和形態下，你的危險見到最低，這是他們的執法標準。因而瘦肉精的問題根本在于化工系統的監管失控。

總的來說中國食品安全方面頻繁出現危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農產品源頭污染問題。主要是農業生產環境受到污染。工業的發展讓農村環境受到污染。其次農民噴灑化學農藥等被認為現代農業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大大降低了農產品消費安全性；第二是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企業主體責任落實不夠，行業誠信道德體系建設滯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快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人們的財富在增加，但與此同時，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也在增加。于是乎，有些人便置道德法律于不顧，棄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顧，罔視食品安全問題，做出了令人深惡痛絕的行為。；第三是政府部門缺位、監管不力。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在農產品質量出了大問題或造成事故之后，政府主管部門才介入調查。這種“亡羊補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消除農產品的質量安全隱患。而且負責食品安全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溝通和協作。第四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帶來的問題。我國的食品法規存在許多盲區。國家的許多規章制度含有關于食品安全的相關內容，但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內容上的重復和漏洞比比皆是，在流通環節和農產品的再次加工中給違法分子以可乘之機。第五是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成本不高，懲戒威懾力度仍需加大。我國對食品安全方面的懲罰不嚴，打擊力度不夠。低成本犯罪更是誘使犯罪的致命的誘惑，犯了法被抓到懲罰小，沒被抓到利潤巨大，無怪乎人們會對此趨之若鶩。

四、解決問題對策

一是強化對食品源頭污染的治理。切實改善和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好安全優質和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確保農產品在干凈清潔的環境中生產，從根本上杜絕有毒有害物質對農產品的污染。

二是切實提高企業誠信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這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本所在。只要能夠提高企業誠信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使他們自覺地遵守道德法律規定，化被動為主動，從內部，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這個問題。

三是完善監管體制機制，完善法制，聯合執法。加強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建設，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證。加強對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領導。此外，政府主管部門應切實改善行政效率，加強監管力度，改革現行體制，從根本上堵住問題農產品的源頭。

四是依法嚴懲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保持打擊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的高壓態勢，使嚴厲的懲處成為一把高懸頭頂的利劍，包括生產經營者、執法者無論誰犯法，都要依法從嚴從重懲處，俗話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嚴厲處罰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甚至付不起的代價，真正起到震懾作用。

五是加強輿論監督，提高食品安全意識。對那些惡意造假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要堅決揭露予以曝光；注意引導消費，保護和宣傳那些守法經營的企業；做好食品安全信息的發布管理工作，防止極少數新聞媒體通過對個別問題的“炒作”誤導消費者。讓消費者掌握正確的食品安全消費知識，參與食品安全管理，最終使假冒偽劣產品失去消費市場。

總而言之，當前的食品安全問題并不容樂觀，需充分提高監管能力，完善監管機制，提高人員素質，嚴懲違法犯罪行為，從內部和外部雙管齊下，從而有效地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第五篇：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淺析

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淺析

祁門縣公安局查雪蓮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重視，也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控制其增長的勢頭，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響，未成年違法犯罪問題在各地仍然很突出。就祁門縣這類犯罪來說，近年來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祁門縣未成年犯罪人員共計79人，占全部抓獲成員的14。6%，其中15歲以下52人，16—17歲27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

如今失業、教育產業化、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加劇，社會矛盾日益激烈，未成年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歸納未成年犯罪主要表現為以下特點：

一是合伙犯罪多。二人以上合伙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70%以上。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心理正處在未成熟期，有合群性，單獨干一般膽子不夠，一起干會形成群膽，另外就是合伙后使犯罪責任分散，心理壓力要小一些。合群后的孩子更希望在群體里能夠表現自己，樹立自己勇敢以及對同伙的忠誠，在犯罪時他們的表現一般會更極端。這就使合伙犯罪時的暴力程度一般比單獨干時更嚴重。

二是侵財犯罪占主體。主要表現在盜竊搶劫犯罪上，近幾年搶劫犯罪有上升的趨勢。盜竊犯罪主要以錢財為目的，采取撬鎖、破窗等手段入室或溜門入室、順手牽羊，一般不要大的物件，以好帶的物品為主，作案的目標不太固定，隨意性大，作案后不掩蓋犯罪現場，只要能逃離就行，盜竊所得贓物不往家拿，全部揮霍或存放在同學朋友家中。盜竊摩托車供自己騎玩，也是如今未成年犯罪的一個新的特點。去年祁門縣摧毀的一個盜竊摩托車8人犯罪團伙，其中7人是在校中學生，他們在兩天之內利用晚上時間在本縣用車鎖匙搗開摩托車鎖，盜竊摩托車10輛，這些被盜車被他們使用后有的拋棄在路邊，有的則拋棄在田間地頭。他們盜車的目的均為了騎著玩。這些孩子還未走上工作崗位，父母不可能花幾千元買摩托車供他們騎玩，出于好奇就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追求哥們意氣，心狠手辣，不計后果。未成年人文化偏低，心理單純，缺乏對事物應有的分辯能力，同時又處在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極不穩定這樣一個特殊的生長發育期，因此在誘惑和陷阱面前，往往很難把握自己，在那些社會上混的小青年誘導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今年祁門縣在打擊惡勢力犯罪中，查獲涉案人員中有部分就是未成年人，他們受社會上無業人員影響，平時跟隨他們吃吃喝喝，然后受他們教唆去尋釁滋事，今年元月以來涉案就達8起。

四是犯罪手段有些成人化。有些未成年人作案前精心策劃，作案后迅速逃離現場。一些從報刊影視上學到的反偵查手段被頻頻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顯的成人化特點。去年祁門縣系列盜竊、搶劫加油站現金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作案時先踩點，騎摩托車前往，并且攜帶砍刀、鋼管等工具，作案后迅速逃離。

五是不悔改，重新犯罪的多。未成年人觸犯了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而勞動教養或少管往往要得到其監護人的同意，從而形成了打擊處理的空檔，再加上家長或監護人管教又不到位，使得他們不斷地重新犯罪，抓了放，放了又抓，形成惡性循環，強化了其犯罪的心理。

六是年齡逐漸向低齡化發展，在校學生犯罪增多。祁門縣從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15歲以下犯罪52人，占未成年犯罪65。8%，在校生犯罪28人，占未成年犯罪的35。4%。與前幾年相比，未成年犯罪人員平均年齡下降，在校生犯罪增多。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當或忽視教育，使未成年人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一是家庭溺愛，造成孩子自私和偏激的心理而誘發犯罪。現在家庭多為獨生子女，對孩子的過分溺愛和放任，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無法形成是非以及價值的基本判斷，以致唯我獨尊，任性忘為。

二是夫妻雙方不和，家庭暴力發生較多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實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后天受父母的影響。

三是單親家庭和面臨崩潰的家庭，有些離異后的夫妻雙方一般疏于對子女的關心和教育，有的為了再婚而把子女推出門外，不管不問，還有的父母再婚后把孩子視為眼中釘，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溫暖，最后有許多流浪在街頭，成為未成年犯罪的后備軍。

四是夫妻忙于生意或外出打工等而對孩子缺少管教，容易使他們受不良因素的影響而誘發犯罪。

〈二〉學校忽視了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

目前犯罪已經越來越低齡化，許多小學生也參與犯罪，現在教育產業化，應試教育的出現，學校只注重成績，不注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小學和中學大部分學校均未開設法律課，即使有的學校開設了

也只是流于形式，學生沒有真正學到法律知識。真正說來，學生們大部分都還是法盲。有些孩子觸犯了刑律還不知道。

〈三〉媒體和網絡逐漸成為未成年犯罪的催化劑

大眾傳媒、非法出版物以及網絡所描述的暴力、兇殺、色情的情節已無形中起到了教唆未成年犯罪的作用。而電子游戲一般內容又都是格斗、射擊、打殺之類。而現在一些娛樂場所仍然沒有按有關規定限制未成年人進入，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進入游戲廳、酒吧、歌舞廳、網吧等場所，耳濡目染，加上開支增加，容易誘發犯罪。

三、如何預防未成年犯罪

〈一〉重視家庭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一個未成年犯罪，家庭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們常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師。從法律角度上說，家長是孩子的監護人和教育責任人。家庭結構失調，家長不良言行的熏陶以及教育方法不當，都極可能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強的時候，如果不能抓緊時機促使他們向好方向發展，而是走向了反向，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孩子健全人格的確立離不開父母的呵護和關愛。各位父母在忙于自己的同時或在處理家庭關系矛盾問題時，請多為孩子考慮，請多關心孩子。

〈二〉督促學校加強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當前社會應試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片面追求升學率，這樣的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學習好的學生只知讀書，沒有理想，缺乏法制觀念，心理脆弱，一旦遇到挫折就灰心喪氣，悲觀失望，乃至誤入歧途。如馬加爵一案就值得反思的。另一方面基礎較差的學生被編入慢班，于是厭學、輟學現象增加，流失生隊伍不斷擴大，長此以往，不僅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方針將變成一句空話，而且青少年犯罪問題將愈演愈烈。

學校教育部門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基本任務和當務之急是實施素質教育。一要發揮課堂主渠道作用，加強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二要對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法制教育，開設法制課，在講解法律知識的同時，應針對中小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點，以典型案例分析為主，循以善教；三是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達成對孩子教育的共識。學校應當將班主任定期家訪或開家長會作為考核其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并將關心幫教后進生、雙差生或其他不良行為的學生的教師作為先進典型加以表彰，以徹底改變應試教育下只看重教師的教學成績的不正常現象。

〈三〉加強立法，規范對未成年人的打擊、教育和管理

如今法制不斷健全，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在不斷完善，但對未成年人的管教還存在著欠缺，如何更有效地對未成年人起到挽救的作用，還值得大家深思。有許多做監護人的父母，并未盡到監護人的責任，當孩子觸犯刑律后，有的并未認真加強管教。因而各地應當建立工讀學校，有針對性地對這些觸法的孩子進行教育培訓，使他們走出犯罪的誤區，變成一代有用新人。

〈四〉規范各種傳媒，清理整頓文化市場，給青少年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

要注重對未成年的教育培養，還必須對文化市場加大力度進行清理整頓，對各種傳媒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加以約束，可以開設一些未成年人觀看的電視頻道和網站。鑒于網吧、游戲廳對未成年人產生的危害，各地雖然也出臺了一些政策，對未成年人出入網吧等都作了越來越嚴格的規定，但盡管如此，令不行禁不止的事依然屢有發生。因此如何使這一高科技的產物確定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限度，這就需要在網吧管理上下大力氣，從而真正把未成年人堵在不健康的網吧之外，同時要加大對美容美發、桑拿等場所及有可能誘發色情活動的經營場所進行綜合治理，做到不讓污泥濁水侵蝕我們下一代。公安部八月份開展的打擊網絡色情犯罪，對凈化互聯網起到了積極作用，深受廣大群眾稱道。

〈五〉進一步完善和加強社區化管理

一些流失在社會上的未成年人，他們往往結伙租住在出租房內或者住在朋友家中，所以社區管理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社區對其轄區的居民更熟悉，較為容易掌握情況，所以管理起來更具有針對性。如何發揚社區管理的優勢，實行更為有效的科學管理，使社區成為預防犯罪的一道堅強關口，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地總結和探索。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