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時政熱點：專項資金違規使用為何難根除

[鍵入文字]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審計局近期對全市40個一級預算部門2013年預算執行和決算草案開展審計，除了像預算不規范、違規使用資金等老問題外，值得關注的是，在對重點專項資金和重點工程審計中，發現建設單位將1.8億元廉租房保障金用于償還商業貸款，將1.8億元公租房建設資金用于購買銀行理財產品。

違規挪用保障房工程資金遠非個案，2013年的審計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專項資金57.99億元，用于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支出。而將其用于購買理財產品的也非個案，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資公司就用財政撥付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專項資金購買理財產品2.69億元，購買信托產品1000萬元。

這一做法，看起來似乎還頗有“經濟頭腦”：巨額財政資金一時還用不完，銀行常規存儲利息太低，相對于明顯違規的挪用，在不影響項目建設的情況下，不如拿去購買理財產品。但這一做法仍然明顯違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的專項資金管理和使用基本原則，也存在明顯的腐敗色彩：理財基金與建設單位的巨額交易是否有個人不當獲利？在違規使用專項資金使財政收入無法透明的情況下，誰是“理財”的最終受益者？受益者會否因為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利益而延誤工程建設？這樣看來，用工程費購買理財產品，絕不是建設單位或地方政府會“當家理財”的表現，其違規性質也并不比挪用資金更輕。

但長期以來，下撥專項資金和建設費用被違規使用的問題一直難以根除。它首先反映的就是資金監管上的問題。我國專項資金實行財政、審計以及紀檢部門的多重監管，但在實際工作中責權落實不到位，各個部門無法做到協調配合。而從內部監管看，一些單位的專項資金賬務不公開，從項目立項到項目實施的各個環節都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監督檢查。而對事后審計和檢查，一些單位和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財務違規操作來掩蓋問題，這導致監管滯后，難以有效制約對專項資金的違規使用。有人總結職能部門在資金監管上存在“四多四少”：突擊檢查多，日常監督少；事后監督多，事前、事中檢查少；對某一項目或環節檢查多，全方位、全程跟蹤監督少；規定強調的多，深入調查解剖的少。這“四多四少”的監管漏洞不堵住，類似建設資金買理財產品的現象就難以杜絕。

而從更深層次分析，當前我們正處于地方政府從“市場化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過程之中，地方政府承擔著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重任，要在各項建設中努力爭取中央財政支持，同時，各種財政收支平衡的大盤子也由中央政府操控。這樣，地方政府在專項資金預算、申報、管理、使用及績效考核的整個過程中都奉行本地利益優先原則。從管理科學的角度看，這就可能存在諸多背離之處。這樣，專項建設資金成為地方政府與上級審計部門的一場博弈游戲，而鑒于其復雜的現實因素，對相關違規問題的處理也往往因此雷聲大雨點小，不能真正起到警醒作用。

因此，加強專項建設資金的監管，既需要加強審計等監管工作，更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鍵入文字]

使其從“當家理財”者變身為社會公共服務者。（劉國強）

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第二篇：時政熱點：村干部違規操辦酒席有“斂財味”

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時政熱點：村干部違規操辦酒席有“斂財味”

因違規操辦“滿月酒”、婚宴等，宜昌3名村干部被紀委點名道姓通報曝光。秭歸縣茅坪鎮建東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李勝，違規操辦孫子“滿月酒”，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宜都市枝城鎮官坪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倪勝華，違規操辦兒子婚宴，受到黨內警告處分。(8月10日新華網)近年來，黨員干部婚喪嫁娶大擺筵席之風不減，禮金也是逐年水漲船高。宴請的“科目”除了婚禮、葬禮、祝壽、生日以外，連孫子滿月、子女升學、婚宴等也成為宴請名目。有的地方宴請之風已經陷入惡性循環。更有甚者，講排場、比闊氣，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嚴重影響了黨員干部形象，也給權錢交易帶來了機會。

就在幾天前，巴中市通江縣政府發紅頭文件“限宴令”引爆了輿論，其中最具爭議的便是，“限宴令”除了對國家公職人員酒席范圍界定進行了規范外，還對農村和城鎮居民允許舉辦的酒席范圍進行了界定，只規定了可以操辦的酒席是婚嫁酒、喪事酒和壽酒等三類，而辦壽酒則要求老人年齡70周歲及以上，每間隔十年可操辦一次，意味著60大壽將無緣;除此三類之外，升學、滿月等則一律不允許操辦酒宴。

一些地方發現，不管是黨員干部還是普通群眾，一旦逾越了正常人情消費的雷池，無論是“升學宴”，還是“婚喜宴”，本身的意義都是善意的，問題的關鍵是切不可在不良心態的驅使之下，“升學宴”

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和“婚喜宴”帶著濃厚的不良風氣，如果其主人是黨員干部，則不可避免地讓人生疑裹挾著“斂財味”和“腐敗味”。

實際上，對于黨員干部來說，不管是子女“喜結良緣”亦或是孫子滿月宴，只是人生一個新的起點，只是人生的一個轉折，以后的人生道路還很漫長。不管是何種“宴席”，黨員干部違規操辦酒席跟建設節約型社會相悖，不但浪費了大量的資金，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還使社會不良風氣愈演愈烈，特別是黨員干部再清楚不過了。籠罩上物質化和庸俗化的陰影后，“宴席”便失去了它本來的初衷，變了味，令人難以下咽。特別是當大擺“宴席”的主人是黨員干部時，其動機就很難擺脫以權謀財的嫌疑了。因此，我們不能讓黨員干部違規辦“酒席”演變成斂財的社會陋習，更不能讓它來敗壞黨風黨紀。

第三篇：2014年江西大學生村官考試熱點：180萬為何難招高端人才

“在教育部和貴州省支持下,貴州大學開出了每引進一個長江學者給予120萬元年津貼,一個院士給予180萬元的優厚條件,還提供科研平臺和經費,但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都沒有一個人報名。”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大學校長鄭強說,“西部對高端人才很饑渴!”津貼120萬，180萬，招不來一個好學者。看似違反“經濟人”常識的招聘現象，透露的是高端人才對事業平臺、工作氛圍的關注。就目前而言，東部院校與西部院校的差距，不僅僅存在于待遇方面。無論是創業機會，還是事業平臺，西部院校在這些方面的建設均明顯滯后。故而，盡管西部院校開出的百萬津貼十分誘人，但對這些已步入專家領域的高端人才而言，已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從事學術研究一輩子，這些人最期待的事情莫過于隨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做出成績，做出影響力。

當然，這并不是說高端人才去西部院校工作，就不能做出成績，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才的流動趨勢已從過去響應行政指令號召，轉化為根據市場配置人才資源。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把希望寄托于高級人才適應周圍環境，以較高的道德自覺奉獻價值，已難成為現實。一則，行政指令號召所帶來的狂熱效應已經褪去，個人英雄式的創舉已成為歷史。二則，市場配置人才已經在傳統機制上撕開了一道大口，人才與機構的關系已被顛覆，對高端人才而言，花時間去改變環境，還不如重新選個好環境。

鄭強代表說吸引不來人才，其實還是說得好聽了。現實情況，留住人才的問題也已積重難返。早前，教育部曾經下文，要求東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挖人才，并禁止東部高校不要檔案、戶口等違規做法招攬和引進全職人才。但這畢竟只是治標之策。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而言，人才也是資源，它遵循著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規律。行政性的禁止，難以扭轉西部人才缺失的頹勢。

厘清了此，當明白百萬津貼招聘高端人才的誤區所在。對西部院校而言，更務實的做法，當是努力推動其事業平臺的發展，讓高端人才有用武之地。當然，這需要國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別是加大對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西部地區產生造血功能，培養一批本土人才。也需要西部院校自己搶抓市場化機遇。比如貴州省貴安新區被國務院批準成為第八個國家級新區，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的數據中心均設于此，這無疑會帶來一大批人才的入駐，對當地高校而言，無疑是一個發展產學研的利好消息。現在的問題是，相關部門能否借此推動體制機制創新，為這些人才排除制度性障礙，從而留住先到的一批“千里馬”，以人盡其用的示范效應吸引更多的人才。唯有如此，在待遇與制度環境上雙向發力，及早樹立市場意識，才有機會打破留不住人才、招不來人才的尷尬困境。

第四篇：2015國家公務員時政熱點：為升任副監獄長行賄50萬？

來自《羊城晚報》消息，在沸沸揚揚的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系列違法減刑案中，廣東番禺監獄獄政科原科長劉志民指使下屬為張海偽造實用新型專利發明的證明材料，導致張海被記重大立功，被法院裁定減刑后釋放。此外他為了升任副監獄長，通過廣東省司法廳黨委原副書記王承魁的情婦向王承魁行賄；事情沒成功，他花了一年時間追回送出的50萬元，甚至還到王承魁的單位去追錢。記者7日獲悉，劉志民犯受賄罪，徇私舞弊減刑罪、行賄罪，被廣州市留珠區法院判刑兩年，判決日前已生效。

一些地方盛行買官賣官，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完全不必諱言。為買一個廣州番禺副監獄長行賄50萬元，還沒有買成，這有點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不管是什么原因沒有買成，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在買官者劉志民心中，副監獄長的標價應當是50萬元。他是根據什么計算出來的，外人不好推測，最好有記者采訪他本人，由他加以說明。

倘若說他買個官是為人民服務，那是胡說，天底下沒有人相信。大多數人只相信，他花50萬買官，是為了撈到比50萬更多的利益。外人當然也不知道，花50萬買一個副監獄長，從什么地方把50萬的本撈回來，還要有利可圖。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只能拿回50萬，大概他沒有必要去買這個副監獄長。既然是買賣行為，一定要連本帶利一起賺回來。否則，50萬存銀行直接吃利息，總要比買官安全得多，風險小得多。

新華社7月6日報道，有網友發帖《廣西陽朔原國土局長受賄被判刑十年卻未坐一天牢》，稱陽朔縣國土局原局長石寶春在2007年7月，因受賄罪被桂林市七星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石某沒有坐過一天牢，還多次出現在廣州、南寧、柳州和河池等地，甚至坐飛機去四川成都。對此，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和陽朔縣公安部門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應稱，“具體情況還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不妨向讀者交個底，我有時思考一些問題喜歡從“一己之私”出發，或換位思考。我想，假如我是監獄長，一分錢好處沒收，我憑什么要讓一個判刑10年的犯人一天牢不坐？他在獄外惹出麻煩，難道監獄長一點責任沒有嗎！監獄長的烏紗帽還保得住嗎？除非他給我的好處遠遠大于一頂監獄長的烏紗帽，否則，準不會讓他在監外如此逍遙。也許桂林陽朔的監獄方面另有原因，一分錢好處沒拿也放石寶春局長到監獄外玩耍。但是，這種玩忽職守似乎不符合人之常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盡快有個調查結果。

判處一個官員有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有一位紀委工作人員說，一個單位要開除一個員工都挺難，何況是開除官員的黨籍，送他到司法機關接受法律的莊嚴審判。前邊千難萬難，后邊有人收錢放人，實在是讓人泄氣的事情。因此，嚴守監獄的牢門，不讓金錢突破最后一道防線，至關重要。對那些徇私舞弊的監獄官員，必須嚴判，決不給犯罪分子后門逃脫的機會。(蘇文洋)

文章來源：陜西人事考試網（http://sa.offcn.com?wt.mc_id=br4383）

第五篇：2018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無車日”為城市交通檢驗新方案

2018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無車日”為城市交

通檢驗新方案

9月22日，是世界“無車日”，北京市交通部門劃定王府井大街、南鑼鼓巷、奧林匹克中心區道路三個無車區，只對行人、自行車開放，限制社會機動車通行。2017年“無車日”還趕上了“擁堵日”，根據交通部門預測，本周五是節前第一個重點擁堵日，當天下午就將出現交通擁堵。(9月21日《北京日報》)又到“無車日”。這一天，各大城市明顯減少的車輛讓人們耳目一新，但第二天卻又迅速恢復原狀，以至于很多人覺得這樣的“作秀”越來越缺乏實際意義。

“無車日”從來就不是解決交通擁堵的現成方案，至多是提供了一種可能——離開了機動車，生活并不會變得很糟，甚至還能收獲似曾相識的美好。曾幾何時，“有車”會帶來出行的便捷與舒適，甚至是生活更美好的代名詞，但機動車保有量達到一定程度后，人們又懷念“無車”的好處，矛盾如何解決?總不能天天都是“無車日”。

讓別人“無車”，自己開車上路時就會方便許多，于是近兩年的“無車日”出現了刺眼的一幕——“無車日”反倒成了“擁堵日”。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開車出行已成為現代都市人的剛需，以至于一天都不愿放棄，有些城市也放棄全城參與“無車”，而只劃定幾個特定區域參與;二是政府倡議與交警勸導日漸無力，能做到自覺自愿放棄開車的人越來越少。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尷尬并不突然，與各地紛紛限號限牌的現實暗中相合——綠色出行，看起來很美，以犧牲便捷為手段的倡導，幾無作用。

事實上，城市交通越是擁堵，“無車日”的意義也才越大。進一步說，它的意義不僅在于讓人們體驗“無車”的美好，更重要的是要為平時的“少車”提供一種方案，可執行的方案。毫無疑問，公共交通是被寄予厚望的替代產品，杭州、天津、石家莊等地今年也推出了“免費乘公交”的活動，以引導公眾參與，抵消出行不便的影響。然而，這畢竟也是難以持續推行的臨時措施，各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公交容量與便捷程度，當下還很難承載人們無車出行的期待。

在“互聯網+”背景下出現的共享經濟模式，為出行提供了新方案。共享汽車和共享單車為城市交通帶來了巨變，不僅使得出行產生的個人和社會成本更低，而且具有低碳環保、緩解擁堵等顯著優勢。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方式由市場自主產生，消費者自愿選擇，既不用花費公帑進行大規模基建，更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因此，今年“無車日”“綠色交通 共享出行”的活動主題可謂正當其時，這一天可以更好地檢閱共享出行對機動車出行的替代作用有多大，其與公共交通形成的承載力究竟在未

來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又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與推廣。同時，“無車日”也由此有了新內涵——出行體驗不降低太多而又能引發公眾主動參與的方案，才是未來城市交通的新玩法。

文/宋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