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對金融系統的干預及其后果

政府對金融系統的干預及其后果 ——韓國金融危機探析

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慘痛和深刻的。關于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普遍存在的觀點認為是由于高額負債經營帶來的資金流通的問題和政府對金融系統的干預造成的經濟結構性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相互聯系的，而且是長期性的。韓國政府早在80年代就已經認識到政府干預對經濟產生的不良后果，并開始對金融系統進行自由化改革，但由于種種原因，自由化改革進行得并不徹底，根本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本文試就韓國政府是如何對金融系統進行長期干預，以及金融自由化改革失敗的原因進行一下深入的探討。

一、韓國政府對金融系統的干預

一個國家的金融系統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它承擔著將經濟中的金融資源從過剩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并通過不斷地配置，使經濟中的金融資源達到最佳配置，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西方工業化國家，金融系統被看作是一個金融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對金融資源進行不斷配置的是各種金融媒介，即各種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金融市場上資本不足的一方主要是經濟中的各生產部門，金融機構對金融資源進行配置實際上是將本系統內的儲蓄基金轉化成生產部門中的投資，因而金融系統能否有效地向生產部門提供資本是決定這個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金融系統擔負著向生產部門提供資本的職責，工業化國家金融業的發展一般快于其它行業的發展。各種高新科技產品（如電子計算機、無線電遠程通訊等）總是最先應用于金融業，各種金融產品發展衍生速度之快也是其它行業產品無法比擬的。更重要的是，這些經濟中的金融資產總是超過其它生產部門的總產值的。這個具體是用金融相關比率，即一個經濟中的金融總資產（通常用貨幣供應總量M2表示）與國民生產總值（GNP）間的比值來衡量的。金融相關比率越高說明這個國家的金融系統越發達。另一個衡量金融系統效率的標準是金融市場的整合程度。如果一個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大規模的無組織地下金融市場；或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內融資的渠道和利率差別很大，那么，這個金融市場就是分割的，表明金融系統的低效和不發達。金融系統除了起將金融資源從剩余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為各生產部門提供生產必須的資本的作用以外，還起著把不可避免的金融風險進行重新分配，通過分散投資減少風險的作用。金融市場和各種金融媒介為金融資源提供了一個價格機制和一套清算系統，使其具有更高的流動性，降低了信息和交易成本，最終使金融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個人、商業組織（包括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國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國家各有關部門。在一個國際化的金融市場上還有來自境外的各種組織和機構。金融市場按不同的標準可劃分為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以及借債市場和資本市場等。〔1〕 根據以上提供的兩個標準來衡量，韓國金融系統的發展程度落后于生產系統的發展程度。韓國的金融相關比率在1992年為41.9%，遠低于同期的日本109.5%，臺灣167.0%（見表1）。與工業化國家相比，韓國的個人很難從商業銀行中取得貸款；金融市場上的融資工具有限；并且長期存在大規模的地下金融市場。不同的企業和投資項目得到貸款的條件和利率相差很大。這些數據和事實反映了韓國金融系統的不發達，無法完全滿足各生產部門對資本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表1

1965—1992年日本和臺灣的金融相關比率（單位：%）國家/地區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韓國 12.1 32.2 31.1 34.1 39.2 40.1 41.9 日本 75.4 72.2 82.3 85.2 96.8 116.0 109.5 臺灣 33.3 40.9 55.9 64.0 104.7 144.0 167.0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日本銀行《經濟統計年報》；中國中央銀行（臺灣）《金融統計月報》。

韓國金融系統的不發達來源于韓國政府對金融系統的干預和管制，正如以下解釋的，韓國的金融系統不是建立和發展在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之上，而是建立在政府的長期干預之下。韓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其經濟發展計劃，出口和戰略產業政策，然后再根據這些計劃和政策建立發展相應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以滿足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在必要的時候，政府還頒布緊急法令管制金融市場，解救陷入破產困境的企業。因此，韓國的金融系統不能夠獨立于生產系統之外優先發展，而是根據生產部門的發展目標而發展。可以說，韓國政府是把金融系統作為一個執行宏觀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的工具。

1.政府對金融系統干預的開始

1948年韓鮮半島獨立之后，新政府面對的是一個由日本殖民政府遺留下的金融系統，但苦于沒有合適的人選來運作，政府只好重建金融系統。新的金融系統是按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所提供的方案建立的，主要的特點是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和私人擁有的商業銀行系統。但在1950年，新的中央銀行“韓國銀行”建立不久，韓鮮戰爭（1950—1953）就爆發了。戰后，韓國政府面臨的是戰爭的廢墟，飛漲的物價，資本的匱乏和政治社會的動蕩。當時，作為向生產部門提供資本的金融系統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相反，無組織的地下金融市場卻非常活躍。〔2〕

1961年樸正熙軍政府上臺后，便開始抓緊對整個金融系統的控制。首先，作為中央銀行的韓國銀行對金融系統進行獨立調控的權力被剝奪，其本身被置于財政院（MOF，后改組為財政經濟院MOFE）的管理下； 隨后，政府沒收了由私人擁有的商業銀行的資本所有權，對其進行國有化，實行直接控制。由于當時現存的商業銀行無法向政府制定的出口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政府又新設了幾家專業銀行：韓國產業銀行（1961），農業合作協會（1961）和國民銀行（1962）。這些專業銀行都有各自的融資對象，并獨立于央行的管理之外。為刺激出口，政府于1964年主動對韓國貨幣進行了貶值，同時為解決企業外匯方面的問題，又成立了專門的韓國外資銀行，還允許外資銀行在國內設立分行。〔3〕1965年，為扼制地下金融市場，截流更多的地下資金到有管理的金融系統中來，政府大幅度提高了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從15%調高到26.4%（18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調高到30%）；銀行的貸款利率從17.52%調高到26%（見表2）。這個措施有效地吸納了資金，銀行的存貸款數量到1972年政府重新實行低利率政策為止，各自增長了大約7倍。在同一時期內，整個經濟中的存款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左右上升到20%以上，而且高利率還吸引了大量的外資。

第二篇：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讀后感

《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讀后感

對中國讀者而言，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陌生。他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關切，對轉軌過程中現實問題的坦誠直言和中肯建議，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在國際經濟學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被譽為“全能型奇才”，學術成就遍及幾乎所有主要的經濟學領域。作為學界新銳，斯蒂格利茨教授26歲即獲得耶魯大學的終身教職，36歲即獲得有“小諾貝爾獎”美譽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榮膺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難能可貴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經濟學教育方面始終鍥而不舍，還一直致力于將經濟學知識普及到政策層和一般公眾。下面談談對《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的感想。

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在現在的社會顯得過于完美，市場經濟中經濟大鱷的存在，無形中削弱了市場應對各種有預謀經濟行為自我調節的能力。所以，對現在的各國經濟情況來說，政府干預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不可否認市場有時會失靈,正如我們不可否認“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而政府的顯著特征——擁有社會成員和強制力——使政府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優勢，但有優勢不代表就一定能夠成功，經濟活動中會有一種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自組分效應，政府調控有時也無法改變非理性民眾的預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亞洲國家和地區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即所謂“東亞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較深。比如，戰后的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就是在政府的強力指導下走上高速發展之路的。但是，東亞一些國家的政府在將本國經濟成功地推上“快車道”以后，特別是當本國經濟已發展到相當高階段時，大都沒能及時主動地從一些已經可以由市場進行調節的領域中退出，從而壓制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使日漸失衡的經濟結構未能得到及時調整。同時，政府的過度干預還容易帶來決策失誤，資源配置不當等問題，進而使經濟微觀主體喪失活力和主動性。就金融領域而言，政府過度干預的結果更是弊端叢生，主要會帶來以下兩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政府對銀行經營干預太多，造成貸款質量低下，不良資產嚴重。其二，政府行政干預過度造成的另一個惡果是官商勾結，腐敗嚴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銀行的經營活動；在官員和企業領導人之間形成不正常的關系。它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調節作用，而且還導致權錢交易、人情貸款泛濫、部分官員腐敗。

從東亞國家的情況看，政府對企業（包括銀行）干預過多會造成上述惡果。那么，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東亞一些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令世人矚目，“東亞發展模式”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曾風靡一時，受到許多人的贊賞和推崇。然而，正當人們為“東亞發展模式”大唱贊歌之時，卻爆發了始自東南亞自家的金融危機。于是，國際上又有一些人對“東亞發展模式”產生了懷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學者和傳媒群起而貶之。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如何看待“東亞發展模式”成了人們爭論的一個話題。爭論的焦點，就是如何認識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問題。

我認為，我們說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能走另一個極端。現代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對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宏觀干預，所以關鍵要看政府是怎樣進行干預，即如何發揮作用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政策和法規，根據發展戰略的需要，為企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引導企業按“游戲規則”在競爭中發展，而不能去插手應當由企業（包括銀行）自行處理的具體經營活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宏觀調控要“靠邊站”，實際上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也不拒絕宏觀調控。市場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一面，必須通過國家（政府）對市場活動的正確引導和有效調控，加以彌補和克服。早在19世紀后期，馬克思在《資本淪》第三卷中就曾經指出：“股份公司的發展，在一定部門中造成壟斷，因而要求國家的干預”。到了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西方國家的政府更明顯地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總需求管理為核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戰后至70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占據了主流學派的位置。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凱恩斯所倡導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為西方國家所普遍采用，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來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70年代末特別是80年代，在西方國家的經濟領域里，盡管曾刮起一陣自由主義的風，向保守主義管理型式轉變成為時尚，這種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反對國有制和國家干預。但是，進入90年代后，西方國家經濟風向有變，主要西方工業國家又重新開始刮起“國家干預經濟”的風了。國家干預現已在西方國家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當今西方國家已不復存在那種沒有政府調控和干預的自由主義。現代西方國家是兩手抓，即依靠“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和“看得見的手” ——宏觀調控，來推動經濟發展的。

事實證明，某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在市場發育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在其“經濟騰飛”的一定階段，政府引導和干預經濟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但是，政府的干預要有個“度”，應當注意干預經濟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視規范自身的行為，與企業保持一定的“距離”，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放手讓企業（包括銀行）自主經營。

經濟必須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運轉，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法律。那么誰來執行法治？當然是政府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已經找不到那種完全的、純粹的、沒有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干預的經濟了。而且，政府干預經濟目的在于自由競爭。

政府應該通過各種法律對市場加以調控，只有管得好與差的問題，沒有完全不管的問題。但是市場本身還是應該由市場規律來決定，而不是由行政命令來決定。實際上，政府干預經濟就是為了保障市場能夠更健康地運作，市場主體能夠更公平地自由競爭。市場主體在平等的條件下自由競爭是非常重要的，反壟斷就是因為壟斷危害了自由競爭。

由此，我想到了中美兩國的反壟斷對象。美國反壟斷的對象，都是在自由競爭中慢慢積累起來的大財團，都是私人資本，而我們的壟斷集團都是國有企業，這與美國是相反的。我們很少有私人的壟斷，都是國有的大壟斷，所以要反壟斷首先應該反行政壟斷。大家都深受壟斷之害，價格都由壟斷者說了算，最明顯的就是油價，十次中有八次是漲，且漲多跌少，漲快降慢，比如存在嚴重風險溢價的布倫特油價是成品油定價掛靠油種之一，而價格相對偏低的WTI油價卻被排除在外，國內油價跟漲不跟跌，真是坑爹！而對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壟斷雖是在公有制的名義下進行的壟斷，但它實際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數權勢集團所有的。因為如果是公有，那它怎么花錢就應該讓老百姓知道，至少有代表討論怎么花，但現在完全沒有。

我常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什么？社會主義的實質應該是公平、正義。社會主義原本就是為了遏制資本的過度膨脹引起嚴重的不平等而出現的一種思潮，要對資本過度膨脹進行抵制，使人與人之間更為平等。

可是號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集團的高管們，他們的工資卻總要向美國最大的私人財團的高管看齊，而我們的職工平均工資卻還沒跟美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接軌，我們跟美國的福利覆蓋面沒有接軌，社會保障的底線也沒接軌，你只接軌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我覺得這非常不合邏輯。何況美國高管的超高收入也早已為社會所詬病。我們的國營企業本來就一直由政府罩著，但高管的工資卻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標準的“國際”看齊，這完全是不合理的。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問題，我們不能都拿美國說事。中國和美國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對人性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兩者貪婪的載體又是不同的。在美國這個貪婪的載體是大財團、大金融家，而我們貪婪的載體是握有權力的權勢集團。所以，中國和美國改革所針對的對象是不一樣的，因此途徑也應該不一樣。

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過法律來進行，就是說應該依法辦事。美國成功的經驗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過法律來辦事的話，即使政策再好，也執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續。執政者是應該超越利益集團的，這點很重要。

美國也有腐敗，它這腐敗往往是國會議員跟游說集團之間的交易這類東西。但是行政部門，執行機構的腐敗是比較少的，因為它沒有那么大的財權。美國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權力，特別是行政機構執行的權力，但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懷疑過他們要貪污，他們會中飽私囊，如果說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權力，就使某些人多一個尋租的資本，那主觀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會加重腐敗，結果適得其反，那就越干預越壞。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我們應該改的問題和他們應該改的問題不一樣，對象也不一樣。但是也有可以借鑒的地方，比如人性的貪婪必須有所遏制、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些都是共同的。我們應該學他們好的，不能學壞的，但實際上，我們往往學他們壞的不學好的。比如泡沫經濟就被我們照搬過來了。企業高管的工資中一部分是用股票，即所謂的期權來支付的，他們自然就愿意把股價炒起來，這樣有利于他們獲取收益。其結果就使得一個企業的股票市值跟它的業績脫節。股價高并不是因為企業效益高，而是以不正當手段炒起來的。這一套我們照搬得非常熟練，而且這么快就搬過來了。而美國改革的那些根本方向，包括社會正義、公平、民主、法治，這些東西才是我們應該學的，我們卻做得非常不夠。再來看看中國，從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來看，較其他國家更應該注重經濟建設中公民的經濟利益。而保護公民利益與規范公民的經濟行為，最為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好一系列完善的經濟法律體系，以此來維護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勞動者在這種公平有效的體制下共同競爭的同時法律體系也能有力地遏制“以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交換，把市場體制變成分肥體制”，將政府確立在一個為市場提供服務而非控制的角色上。由此可見，在我國未來的經濟改善中，法制的完善必然是首要任務。

而在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規范和監督，打擊投機禪坐和各種金融犯罪，金融市場的穩定，是社會市場穩定的先決條件，只有金融的穩定，才能保證誠信勞動不會貶值，社會才能穩定繁榮。

而政府要在法制條件下扮演一個社會服務員的角色，首要是將某些行業中的國有資產退出市場，將更多的市場份額讓給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同時鼓勵和肯定個人創業，給予創業者良好的創業環境和社會服務，這樣才能更有利于激活市場，促進創新。

我國實際步入開放的市場環境，僅僅短暫的三十年時間，借鑒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國家干預經濟的目的，歸結到根本，是要建立起一種尊重勞動、鼓勵勞動創造價值的體制、理念和社會價值觀。政府要調控社會經濟，使其保持一個良好、健康的發展態勢，關鍵在于協調好公民個人、企業、國家這三塊蛋糕的生產、分配。只有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才能穩定、健康發展。

記得布什在任職的后期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講了一句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資中筠訪談對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一些看法（摘自百度百科）

《吳敬璉風雨八十年》·季敏

第三篇：春運票價中的政府干預

春運票價中的政府干預

為了緩解春運高峰的壓力，2002年春運前，在當時的國家計委主持下召開了鐵路價格聽證會。長達一天的聽證會上，33名代表對鐵道部提出的春運客票價格上浮方案進行了反復審議最終原則同意對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自此之后的5年，每逢春節來臨，隨著客流量的增加，鐵路部門就提高票價20%左右。然而，2007年1月10日，元旦剛過，鐵道部宣布“今年春運各類旅客列車票價一律不上浮，以后春運也將不再實行票價上浮制度”的消息，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隨后，交通部表態“贊成在春運期間公路和水路不漲價”，發改委和交通部也聯合發出通知，明確要求2007年春運公路旅客運輸票價不上浮”，延續六年的票價上浮慣例終于結束了。一．淺談春運期間的票價浮動

目前我國客運市場運能與運量的矛盾十分突出，春運期間這一矛盾尤顯突出。針對春運期間猛增的客流量，有關政府部門主要通過價格杠桿進行調控以期合理配置客流量。按照供求理論，春運期間旅客對運輸服務需求猛增。將使需求曲線右移，這會使均衡產量陡然增加，在短期內呈現出客運運力嚴重不足而無法滿足需求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緩解矛盾，交通運輸部門根據運力與運量的供求關系即需要抑制需求。

票價上浮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也就是自覺利用市場價格機制來引導消費，平抑客流量，以減輕客流量驟增所帶來的運輸壓力。但是無論是一年才能和家人團聚一次的農民工還是外出求學的學生抑或探親旅游的高收入階層們，所有這些人對春運期間的交通運輸的需求幾乎是缺乏彈性的，由此來說，價格杠桿就很難發揮作用了。按照經濟學原理分析，當缺乏需求彈性時，價格上升，則總收益上升；價格下降則總收益下降，否則情況相反。也許，將票價提高20%會大幅度地提高鐵道部門的經濟效益，但是這些經濟效益的取得卻是以犧牲社會效益為代價的。

也許政府部門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時隔六年后廢除了票價上浮制度，實現了人民群眾心馳神往的“春運不漲價”。但若仔細分析，“春運不漲價”又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惠國惠民。首先，它促進了黑市的猖獗和黃牛黨的活躍,其次，從鐵路運輸本身來說，負面效應也不容小覷，雖然需求彈性小，但是票價不上浮的實惠還是會刺激很大一份人的返鄉意圖。這樣就會對旅客流量流時的調控造成困難，從而衍生出治安和人身安全等問題。二．政府指導價出臺

由于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的控制，票價無論是上浮還是保持不變似乎都不是能夠做到兩全其美，但絕不能因此就否定政府指導價出臺的意義，毋庸置疑，政府指導價充分顯示出了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作用，但是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政府指導價，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格。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根據權限和市場現狀，給出的強制性的價格范圍。自2007年起，各地頻繁召開價格聽證會，以期確定較為合理的政府指導價，江蘇、貴州、上海、廣東等省市地區就此先后表示要將票價控制在政府指導價之內。

在市場機制下，企業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定價，使企業利潤最大化，而在政府定價下，由于無法掌握企業的邊際成本變動，往往會造成定價過低或過高。我國鐵路部門的現實情況是由于政府定價機制的限制，票價長期低于市場均衡價格，造成票價短缺。現實生活中，票價的隱性成本出去排隊成本外，還有管理“黃牛市場”的成本，以及鐵路部門的人員進行尋租所增加的負擔。

政府最鐵路的春運進行指導價，即是希望目前鐵路客運在行政壟斷條件下，不刪自利用自身的行政壟斷權胡亂漲價，以維護市場秩序，同時政府也是出于保護低收入者和照顧社會弱勢群體的考慮。政府部門每年都會試圖預測每年的客運需求還制定相應的票價漲幅，酌情減輕或加強對市場的干預。三．政府主導與鐵路部門壟斷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鐵路客運是有鐵路企業公給的一種服務商品，起價格應由市場中供需雙方的供求關系來確定，供不應求是擴大供給，減少需求，從而是市場達到平衡。但是，這種合理化的鐵路客運市場在中國似乎并不存在，我們還不具備通過價格杠桿來調節鐵路客運市場供需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基礎。一來我們的客運壓力十分之大，鐵路客運的張力不足，二來票價由國家壟斷，鐵路部門也是由政府主導。

長期以來我國的鐵路客運票價都是由政府管制，鐵路企業無權自主決定客運票價，而且管制的票價明顯低于市場的合理價位，人為地增加了客運的緊張程度和壓力。目前，國家仍每年想鐵路企業下達很多指令幾乎，許多本不應該由鐵路企業承擔的費用依舊由企業支付，導致運行成本高居不下。同時鐵路企業在市場中處于壟斷地位，沒有競爭的壓力，再加上價格管制，生產者沒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消費者也處于無法選擇的弱勢地位。誠然，鐵路的政企不分，保證了每年春運期間鐵路企業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將春運當成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安全及時地將旅客運送完畢。

在認識到政府的主導地位后我們還要關注的便是鐵路部門的壟斷性質。對于壟斷，很多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解釋，在多數情況下，自然壟斷與通過規模擴大形成的產品成本遞減的規模經濟是高度一致的，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成本弱增性的自然壟斷正是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由于自然壟斷企業在無管制的情況下的產量水平低于滿足社會利益的產出水平，因而不能實現產品組合效率，但是多個企業的競爭會使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從而偏離生產效率。因而，采用價格管制或公共生產來糾正自然壟斷所造成的弊端被認為是較為可取的。《價格法》同《鐵路法》規定的旅客票價應當采取政府定價的原因正是出于此。四．政府應怎樣干預

我國的鐵路運輸長期處于壟斷地位。主要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即由于某一行業的經營的不具備替代的可能性，使之在該行業內形成壟斷。發展中國家的鐵路與一個很長的時期中在運輸領域占據了絕對的市場份額。但事實上，其他交通運輸方式尤其是公路運輸，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對鐵路運輸形成了替代，鐵路運輸的地位正在經受著挑戰。

我國一直對鐵路實行政企不分的規制，既制約了鐵路的發展，也損害了社會福利最大化。在政府的規制下，鐵路無法成為市場的主體，因而不能利用市場機制配置運輸資源，無法運用價格杠桿的調節鐵路運輸的供求關系，鐵路的非市場化經營導致了不可能獲取正常的收入和回報，基本堵塞了通過市場化融資建設鐵路的途徑，導致鐵路建設資金長期極度短缺狀態。再者，鐵路運輸企業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與政府形成一種非合作博弈，通過多種方式突破政府的規制。

所以說要想對春運票價進行有效的干預，實行或發出票價上浮制都是遠遠不夠的。從近期看，政府要從成本或利潤控制入手規制鐵路價格。但是在目前的狀態下看，這種控制步履維艱。從長遠看，政府要做的是統籌規劃，整合何種資源，制定政策，引導不同交通方式的發展方向，構建我國立體交通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使公路和民航對鐵路形成極強的替代性，在多種運輸方式并存的格局中，它們之間的比價會對各自的經營狀況形成極強的約束，鐵路運輸企業才會給出合理的價位，既保證自己的正常經營，又實現了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還要利用價格杠桿的調節作用。鐵路客票價格應與市場接軌，按照市場規律的價格機制定價。利用價格干干使各種運輸方式都達到一個合理的價位，既兼顧各方利益又能起到真正的客流分流作用。

春運與其說是一種社會想象，還不如說是伴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經濟現象。因此，唯有發展的方法才能徹底解決。政府的最根本的干預手段便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句永遠不變的名言。

第四篇：教育改革需要政府行為干預加入

教育改革需要政府行為干預加入

《中國教育報》近來發表了很多有關素質教育的文章，無疑對教育轉軌有推動和促進作用，但筆者認為，教育轉軌是從教育思想到辦學體制的深刻變革，除了學校內部的探索和改革外，還需要采取政府行為。

近年來許多地方和學校都在積極探索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但也有一些學校尤其是普通高中面對高考升學的壓力，轉軌的力度不大，國家教委頒布的教學計劃沒有落實，五天工作制沒有真正實行，假期和雙休日仍以補課為名在授新課趕進度，教育行政部門統考頻繁。

教師是應試教育的實施者，但也飽受其苦。許多老師年復一年違心地加班加點，搞題海戰術，有的積勞成疾，甚至昏倒在講臺上。有的高中教師問：“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實行真正的五天工作制？”一位重點中學的校長說：“我們也想按規定開課，把超出的課時減下來，把時間還給學生，但正如不能單方面裁軍一樣，不能光我們減；其他學校不減。”說到底是擔心減了課時影響高考成績，降低學校聲譽。這些說明，教師和學校領導并不歡迎應試教育，但又迫于壓力而去適應它。

應試教育之所以頗有市場，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古代的教育就是以應試為目的，熟讀四書五經而后八股應試，高中了就可以為仕，苦讀經書的學子能為此奮斗大半輩子，無怪乎范進中舉后竟興奮得痰迷心竅了。解放后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基本上仍走著應試的老路，通過層層選拔，只要升入大中專學校，十年寒窗就算沒有白辛苦，無論城鄉學子就可成為吃皇糧的“公家人”。粉碎“四人幫”后，恢復了高考制度，這對否定教育、否定科學的“文化大革命”是撥亂反正，是很大的進步。在當時的條件下，各類學校搞了一批重點校，深受“文革”之苦的廣大家長都企盼子女通過應試能以高分擠入重點學校，為升大學打下基礎，由于對教育的評估辦法不夠完善和科學，各級領導和社會都把升學率和考分作為評價學校和教師的主要指標，對應試教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今，為了培養面向未來的高素質人才，必須實現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而這需要學校深化改革，需要家長和社會共同努力，更需要各級政府發揮領導和調控的功能。

汨羅市之所以成為全國素質教育的先進典型，重要的一條就是那里的領導站得高看得遠，采取了堅決的政府行為，對教育轉軌抓得得力。筆者認為，對教育轉軌各級政府目前應從三個方面加強領導：一是加強對素質教育的宣傳引導，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二是采取強有力的行政手段確保教育計劃的落實，對隨意增加課時、占用假日、不符合國家教委規定的統考和濫編濫印資料等現象堅決制止，發揮督導，監控的作用；三是切實改善對各級各類學校的評估辦法，確保教育方針的全面貫徹落實，發揮其對學校的領導作用。當然還有許多工作，但首先從這三個方面抓起，將大大促進和推動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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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政府臨時干預物價的通知

緊急通知

為響應政府號召，從4月27日至5月1日，我區將實行牛肉、羊肉和蔬菜臨時價格干預措施，以此保證全區群眾過一個歡樂的“五一”節。現請門店注意以下事項。

1、執行門店：屆時我公司市內，外所有門店（除鋁廠

店外）都執行公司統一定價。牛羊肉價格營運通知，蔬菜價格執行北環統一定價。

2、限價價格：定點銷售的牛肉，羊肉價格低于當地市

場平均零售價4元/公斤，銷售的蔬菜價格低于市場

平均零售價的15%，上述品種市場平均價格以當地價

格主管部門公布的4月26日價格監測數據為準。

3、限價品種：牛肉（新鮮去骨）、羊肉（新鮮帶骨）和

27種蔬菜（詳見附件一）

4、限量銷售：對定點銷售的限價牛羊肉實行限量銷售

和限量購買。每位消費者每次購買限價肉不超過

2公斤。

5、臺賬登記：門店需做好限價銷售期間的商品臺賬，臺賬格式公司統一規定（見附件二）。臺賬強調及時，準確，真實。（此次銷售做真實銷售臺賬）

6、門店宣傳：（1）、我公司已經制做統一條幅，門店懸

掛至店外。懸掛時請注意條幅平整性，銀川地區多

風，避免出現條幅扭曲，看不清楚的情況。

（2）、牛羊肉價格公布后，請門店單獨在橫幅上綴

小宣傳條幅，內容為：牛肉xxxx元/斤，羊肉xxxx

元/斤，蔬菜低于市場15%。

7、活動結束后，請各店及時撤下宣傳橫幅和公示牌，牛羊肉恢復價格，蔬菜執行統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