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阿根廷政府干預不當致物價暴漲（定稿）

阿根廷政府干預不當致物價暴漲

作為世界主要農牧業大國，阿根廷素有“世界糧倉和肉庫”之稱。但最近幾個月來，阿根廷市場上卻鬧起了“肉荒”，牛肉價格大幅上漲，并直接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阿根廷政府雖然采取了強硬措施試圖穩定肉價，但收效并不明顯。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因為政府對肉價干預不當，過分注重控制物價的短期效果，造成市場供應不足，反而加劇了物價的上漲。阿根廷肉牛的存欄數超過居民人口，是一個“牛比人多”的國家。牛肉也是阿根廷人日常飲食中的主食，該國人均牛肉消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自從去年年底以來的短短幾個月里，阿根廷牛肉價格平均上漲了近一倍。其中阿根廷人餐桌上最常見的帶骨牛肉價格目前是每公斤7美元左右，和去年同期相比漲了一倍以上，和2006年相比上漲幅度更是達到三倍以上。

肉價的大幅上漲直接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今年2月份，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消費物價指數環比上漲1．2％，創下近四年來新高，其中肉價環比上漲8．7％，是造成物價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根據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的測算，阿根廷的實際通脹率應該是官方統計數據的兩倍以上，肉價的實際漲幅則更高。

根據阿根廷牛肉工業和商業協會公布的數據，肉價的大幅上漲使得阿根廷人的牛肉消費量驟減。去年阿根廷人均牛肉消費量為73公斤，而到今年1月份，人均牛肉消費量同比減少了19．3％，如果按照全年水平來算只有59公斤，創下2003年以來的新低。

造成阿根廷最近幾個月來肉價大幅上漲的最主要原因是市場上的牛肉供應減少。今年1月份，阿根廷牛肉產量為23．84萬噸，同比減少了16．1％。阿根廷的部分畜牧產區在2009年遭遇嚴重旱災，造成肉牛大量死亡。與此同時，政府對牛肉價格的不當干預加劇了牛肉供應的短缺。

根據阿根廷農業部門的統計，阿根廷肉牛數量從2006年的5971萬頭減少到2009年的5192萬頭。在2009年屠宰的肉牛中，49．7％是用來繁育后代的母牛，這一比例創下了近20年來的新高。

分析：

由于供求不平衡造成的肉價上漲，由于政府的不當干預，反而引發了持續的肉價上漲，也是阿根廷政府穩定職能的失職。

以上案例是阿根廷政府不當干預市場的例子，當市場上肉價飆升之后，政府出臺了諸多嚴厲措施使肉價短時期內得到了穩定，可是在長期看來打擊了畜牧業這擴大養殖規模的積極性。畜牧業者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反而政府還對肉價進行強勢干預，導致許多畜牧業者干脆放棄了養牛，轉而從事利潤更加豐厚而政府干預較少的行業。

第二篇：關于政府臨時干預物價的通知

緊急通知

為響應政府號召，從4月27日至5月1日，我區將實行牛肉、羊肉和蔬菜臨時價格干預措施，以此保證全區群眾過一個歡樂的“五一”節。現請門店注意以下事項。

1、執行門店：屆時我公司市內，外所有門店（除鋁廠

店外）都執行公司統一定價。牛羊肉價格營運通知，蔬菜價格執行北環統一定價。

2、限價價格：定點銷售的牛肉，羊肉價格低于當地市

場平均零售價4元/公斤，銷售的蔬菜價格低于市場

平均零售價的15%，上述品種市場平均價格以當地價

格主管部門公布的4月26日價格監測數據為準。

3、限價品種：牛肉（新鮮去骨）、羊肉（新鮮帶骨）和

27種蔬菜（詳見附件一）

4、限量銷售：對定點銷售的限價牛羊肉實行限量銷售

和限量購買。每位消費者每次購買限價肉不超過

2公斤。

5、臺賬登記：門店需做好限價銷售期間的商品臺賬，臺賬格式公司統一規定（見附件二）。臺賬強調及時，準確，真實。（此次銷售做真實銷售臺賬）

6、門店宣傳：（1）、我公司已經制做統一條幅，門店懸

掛至店外。懸掛時請注意條幅平整性，銀川地區多

風，避免出現條幅扭曲，看不清楚的情況。

（2）、牛羊肉價格公布后，請門店單獨在橫幅上綴

小宣傳條幅，內容為：牛肉xxxx元/斤，羊肉xxxx

元/斤，蔬菜低于市場15%。

7、活動結束后，請各店及時撤下宣傳橫幅和公示牌，牛羊肉恢復價格，蔬菜執行統一標準。

第三篇：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讀后感

《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讀后感

對中國讀者而言，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陌生。他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關切，對轉軌過程中現實問題的坦誠直言和中肯建議，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在國際經濟學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被譽為“全能型奇才”，學術成就遍及幾乎所有主要的經濟學領域。作為學界新銳，斯蒂格利茨教授26歲即獲得耶魯大學的終身教職，36歲即獲得有“小諾貝爾獎”美譽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榮膺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難能可貴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經濟學教育方面始終鍥而不舍，還一直致力于將經濟學知識普及到政策層和一般公眾。下面談談對《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的感想。

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在現在的社會顯得過于完美，市場經濟中經濟大鱷的存在，無形中削弱了市場應對各種有預謀經濟行為自我調節的能力。所以，對現在的各國經濟情況來說，政府干預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不可否認市場有時會失靈,正如我們不可否認“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而政府的顯著特征——擁有社會成員和強制力——使政府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優勢，但有優勢不代表就一定能夠成功，經濟活動中會有一種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自組分效應，政府調控有時也無法改變非理性民眾的預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亞洲國家和地區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即所謂“東亞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較深。比如，戰后的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就是在政府的強力指導下走上高速發展之路的。但是，東亞一些國家的政府在將本國經濟成功地推上“快車道”以后，特別是當本國經濟已發展到相當高階段時，大都沒能及時主動地從一些已經可以由市場進行調節的領域中退出，從而壓制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使日漸失衡的經濟結構未能得到及時調整。同時，政府的過度干預還容易帶來決策失誤，資源配置不當等問題，進而使經濟微觀主體喪失活力和主動性。就金融領域而言，政府過度干預的結果更是弊端叢生，主要會帶來以下兩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政府對銀行經營干預太多，造成貸款質量低下，不良資產嚴重。其二，政府行政干預過度造成的另一個惡果是官商勾結，腐敗嚴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銀行的經營活動；在官員和企業領導人之間形成不正常的關系。它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調節作用，而且還導致權錢交易、人情貸款泛濫、部分官員腐敗。

從東亞國家的情況看，政府對企業（包括銀行）干預過多會造成上述惡果。那么，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東亞一些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令世人矚目，“東亞發展模式”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曾風靡一時，受到許多人的贊賞和推崇。然而，正當人們為“東亞發展模式”大唱贊歌之時，卻爆發了始自東南亞自家的金融危機。于是，國際上又有一些人對“東亞發展模式”產生了懷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學者和傳媒群起而貶之。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如何看待“東亞發展模式”成了人們爭論的一個話題。爭論的焦點，就是如何認識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問題。

我認為，我們說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能走另一個極端。現代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對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宏觀干預，所以關鍵要看政府是怎樣進行干預，即如何發揮作用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政策和法規，根據發展戰略的需要，為企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引導企業按“游戲規則”在競爭中發展，而不能去插手應當由企業（包括銀行）自行處理的具體經營活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宏觀調控要“靠邊站”，實際上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也不拒絕宏觀調控。市場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一面，必須通過國家（政府）對市場活動的正確引導和有效調控，加以彌補和克服。早在19世紀后期，馬克思在《資本淪》第三卷中就曾經指出：“股份公司的發展，在一定部門中造成壟斷，因而要求國家的干預”。到了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西方國家的政府更明顯地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總需求管理為核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戰后至70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占據了主流學派的位置。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凱恩斯所倡導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為西方國家所普遍采用，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來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70年代末特別是80年代，在西方國家的經濟領域里，盡管曾刮起一陣自由主義的風，向保守主義管理型式轉變成為時尚，這種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反對國有制和國家干預。但是，進入90年代后，西方國家經濟風向有變，主要西方工業國家又重新開始刮起“國家干預經濟”的風了。國家干預現已在西方國家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當今西方國家已不復存在那種沒有政府調控和干預的自由主義。現代西方國家是兩手抓，即依靠“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和“看得見的手” ——宏觀調控，來推動經濟發展的。

事實證明，某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在市場發育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在其“經濟騰飛”的一定階段，政府引導和干預經濟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但是，政府的干預要有個“度”，應當注意干預經濟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視規范自身的行為，與企業保持一定的“距離”，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放手讓企業（包括銀行）自主經營。

經濟必須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運轉，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法律。那么誰來執行法治？當然是政府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已經找不到那種完全的、純粹的、沒有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干預的經濟了。而且，政府干預經濟目的在于自由競爭。

政府應該通過各種法律對市場加以調控，只有管得好與差的問題，沒有完全不管的問題。但是市場本身還是應該由市場規律來決定，而不是由行政命令來決定。實際上，政府干預經濟就是為了保障市場能夠更健康地運作，市場主體能夠更公平地自由競爭。市場主體在平等的條件下自由競爭是非常重要的，反壟斷就是因為壟斷危害了自由競爭。

由此，我想到了中美兩國的反壟斷對象。美國反壟斷的對象，都是在自由競爭中慢慢積累起來的大財團，都是私人資本，而我們的壟斷集團都是國有企業，這與美國是相反的。我們很少有私人的壟斷，都是國有的大壟斷，所以要反壟斷首先應該反行政壟斷。大家都深受壟斷之害，價格都由壟斷者說了算，最明顯的就是油價，十次中有八次是漲，且漲多跌少，漲快降慢，比如存在嚴重風險溢價的布倫特油價是成品油定價掛靠油種之一，而價格相對偏低的WTI油價卻被排除在外，國內油價跟漲不跟跌，真是坑爹！而對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壟斷雖是在公有制的名義下進行的壟斷，但它實際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數權勢集團所有的。因為如果是公有，那它怎么花錢就應該讓老百姓知道，至少有代表討論怎么花，但現在完全沒有。

我常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什么？社會主義的實質應該是公平、正義。社會主義原本就是為了遏制資本的過度膨脹引起嚴重的不平等而出現的一種思潮，要對資本過度膨脹進行抵制，使人與人之間更為平等。

可是號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集團的高管們，他們的工資卻總要向美國最大的私人財團的高管看齊，而我們的職工平均工資卻還沒跟美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接軌，我們跟美國的福利覆蓋面沒有接軌，社會保障的底線也沒接軌，你只接軌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我覺得這非常不合邏輯。何況美國高管的超高收入也早已為社會所詬病。我們的國營企業本來就一直由政府罩著，但高管的工資卻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標準的“國際”看齊，這完全是不合理的。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問題，我們不能都拿美國說事。中國和美國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對人性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兩者貪婪的載體又是不同的。在美國這個貪婪的載體是大財團、大金融家，而我們貪婪的載體是握有權力的權勢集團。所以，中國和美國改革所針對的對象是不一樣的，因此途徑也應該不一樣。

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過法律來進行，就是說應該依法辦事。美國成功的經驗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過法律來辦事的話，即使政策再好，也執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續。執政者是應該超越利益集團的，這點很重要。

美國也有腐敗，它這腐敗往往是國會議員跟游說集團之間的交易這類東西。但是行政部門，執行機構的腐敗是比較少的，因為它沒有那么大的財權。美國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權力，特別是行政機構執行的權力，但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懷疑過他們要貪污，他們會中飽私囊，如果說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權力，就使某些人多一個尋租的資本，那主觀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會加重腐敗，結果適得其反，那就越干預越壞。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我們應該改的問題和他們應該改的問題不一樣，對象也不一樣。但是也有可以借鑒的地方，比如人性的貪婪必須有所遏制、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些都是共同的。我們應該學他們好的，不能學壞的，但實際上，我們往往學他們壞的不學好的。比如泡沫經濟就被我們照搬過來了。企業高管的工資中一部分是用股票，即所謂的期權來支付的，他們自然就愿意把股價炒起來，這樣有利于他們獲取收益。其結果就使得一個企業的股票市值跟它的業績脫節。股價高并不是因為企業效益高，而是以不正當手段炒起來的。這一套我們照搬得非常熟練，而且這么快就搬過來了。而美國改革的那些根本方向，包括社會正義、公平、民主、法治，這些東西才是我們應該學的，我們卻做得非常不夠。再來看看中國，從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來看，較其他國家更應該注重經濟建設中公民的經濟利益。而保護公民利益與規范公民的經濟行為，最為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好一系列完善的經濟法律體系，以此來維護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勞動者在這種公平有效的體制下共同競爭的同時法律體系也能有力地遏制“以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交換，把市場體制變成分肥體制”，將政府確立在一個為市場提供服務而非控制的角色上。由此可見，在我國未來的經濟改善中，法制的完善必然是首要任務。

而在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規范和監督，打擊投機禪坐和各種金融犯罪，金融市場的穩定，是社會市場穩定的先決條件，只有金融的穩定，才能保證誠信勞動不會貶值，社會才能穩定繁榮。

而政府要在法制條件下扮演一個社會服務員的角色，首要是將某些行業中的國有資產退出市場，將更多的市場份額讓給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同時鼓勵和肯定個人創業，給予創業者良好的創業環境和社會服務，這樣才能更有利于激活市場，促進創新。

我國實際步入開放的市場環境，僅僅短暫的三十年時間，借鑒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國家干預經濟的目的，歸結到根本，是要建立起一種尊重勞動、鼓勵勞動創造價值的體制、理念和社會價值觀。政府要調控社會經濟，使其保持一個良好、健康的發展態勢，關鍵在于協調好公民個人、企業、國家這三塊蛋糕的生產、分配。只有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才能穩定、健康發展。

記得布什在任職的后期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講了一句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資中筠訪談對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一些看法（摘自百度百科）

《吳敬璉風雨八十年》·季敏

第四篇：政府應只當裁判員 不當運動員

政府應只當裁判員 不當運動員

國務院領導同志在近日召開的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第二次全會上強調，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開，做到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和執法機制，逐步規范市場行為，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

應當看到，經過大力整治，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已取得初步階段性成果，但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現象仍很嚴重，深層次問題仍未得到根除，切不可掉以輕心。下一階段的工作，一方面要加大整頓和打擊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治本之策，治本與治標相結合，促進市場經濟秩序規范、有序。

市場經濟秩序混亂，深層次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許多行政管理人員還比較習慣計劃經濟的那一套管理辦法，缺乏市場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本領，角色缺位、越位、錯位、不到位的現象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有的管理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甚至一件事情幾個“大蓋帽”管。這種權力與利益掛鉤的行為，從根子上削弱了對市場的監管，成為市場秩序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現象如任由其發展下去，必將對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的深入開展帶來影響。經濟活動好比體育比賽，只有在一個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下才能得以順利進行。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勢必出現違背經濟規律，擾亂經濟秩序的情況。為此，必須繼續大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行政企分開，做到政府部門只當“裁判員”，當好“裁判員”。

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就必須把經濟管理權與監督檢查權明確分開，將監督檢查權賦予專門的執法部門，才能避免有好處的大家搶著干，不好干的互相推諉扯皮。政府部門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要按政府運作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把政府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范圍調整到最合理的范圍，主要是組織公共產品生產、建設公益事業、提供公共服務。而主要的經濟活動則由“運動員”根據“比賽規則”展開競爭。在行政職能上，各級政府要從主要側重于行政審批，走向備案登記制，審批要公開，要逐步做到不收費，審批權力要與責任掛鉤。在改革審批制度后，政府的主要精力要轉移到市場監管上來，堅決打假維權，保護公平競爭。

只當“裁判員”，當好“裁判員”，就必須依法行政，正確行使權力，防止濫用權力。政府部門要切實履行好搞好宏觀調控，培育市場體系，嚴格執法，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平等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的重要職責。特別要不斷完善質量、安全監督制度，使監督工作經常化、制度化。此外，還要在提高行政執法的公開性、透明度上下功夫，真正把行政執法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要加大對經濟違法違章行為的查處力度，特別要注重打破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嚴厲打擊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

第五篇：取消政府定價 藥價會“暴漲”嗎

取消政府定價 藥價會“暴漲”嗎

20多次降藥價為何“降壓死”

據報道，國家發改委擬出臺新的藥品價格改革方案，取消藥品政府定價，通過醫保控費和招標采購，讓藥品實際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這標志著我國藥品價格改革將邁出重大步伐。

近10年來，國家連續20多次降藥價。但是，每次降價之后，都會有一批廉價經典藥消失，有人戲稱“降價死”。由于利潤太薄，很多國內企業只能放棄生產，導致一藥難求。與此同時，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嚴重偏低，甚至虧本，醫生無法靠技術獲得有尊嚴的收入，藥品回扣就成了部分醫生的“灰色補償”。在以藥養醫機制驅動下，藥品價格越高，回扣空間越大，銷量也就越好。而藥企為了給藥品定高價或者避免“降價死”，往往不惜代價打通“關節”，催生了大量的權力尋租行為。

其實，在藥品定價上，“看得見的手”并不比“看不見的手”更高明。我國的藥品生產企業有5000多家，市場瞬息萬變，企業的原料價格、人力成本、規模大小千差萬別，政府很難精確估算出每種藥品的實際成本，無法定出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同時，政府定價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能隨時調整，難以動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

制定最高限價導致“逆淘汰”

目前，政府對藥品價格的干預方式主要是制定最高限價，即“天花板價”。但是，很多“天花板價”定得并不合理，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產生逆淘汰現象。市場的手雖然靈敏，但因長期被政府的腳踩住而無法動彈。價格是市場供求關系的“信號燈”，發揮市場在藥品定價中的決定性作用，使藥品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不僅有利于增加企業活力，而且有助于約束政府那只“閑不住的手”，減少行政干預和權力尋租。

藥品是關系民生的特殊商品。全面放開藥價，讓市場之手揮舞起來，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袖手旁觀。事實上，世界各國政府對藥品價格都有管制，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例如，美國的藥價主要是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在確定藥品價格時，保險公司會主動與制藥公司討價還價，以最大限度壓低價格。政府不能直接影響藥品價格，但可以運用法律手段對企業的壟斷行為和不公平競爭加以限制。英國允許制藥公司自行定價，但藥品的利潤率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超額利潤返還政府。

充分市場競爭更易形成合理藥價

那么，藥價放開之后，我國政府該如何作為呢？首先，全面提高醫療服務價格，取消藥品加成，破除以藥養醫，同時嚴厲打擊商業賄賂行為，讓藥企徹底告別“回扣戰”。其次，建立公平公正的“游戲規則”，嚴厲查處價格違法和壟斷行為，重點做好競爭不充分藥品的購銷價格監測和信息公開。第三，實施醫保支付價格，建立節約采購成本收益歸醫院機制，促使醫院通過聯合采購等方式，主動壓低采購價格，這是未來藥品降價的主要驅動力。目前，我國醫保制度已經覆蓋全民，醫保部門具有了較強的談判和議價能力。例如，福建三明市改革醫保支付制度，按照國產仿制藥的最低價為支付基準價。同一通用名的藥品，有10元的、20元的、30元的，醫保支付價就是10元。重慶市擬于明年實行藥品均價支付制度，先行試點的是目前醫保目錄使用量前300位的藥品。醫院采購的藥品價格低于均價的，結余歸醫院；高于均價的，超出部分由醫院承擔。此舉將調動醫院主動采購低價藥的積極性，是醫保支付制度的一大突破。

取消政府定價之后，藥價會不會暴漲？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充分的市場競爭，更容易形成合理的價格，擠干藥價中的水分。同時，醫保部門成為藥價的“守門員”，公立醫院成為藥價的“主攻手”。在這兩股力量的制衡下，藥價是不可能飛上天的。（據《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