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小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小議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似乎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目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顯得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已經開始顯現出一些問題，主要分析如下：

（一）現行稅制模式欠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F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

（二）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欠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

（三）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欠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了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幾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35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適當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也是可以的。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偟内厔菔墙档妥罡哌呺H稅率。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年度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

小結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必須進行，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一、引言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課稅主體、課稅客體，還是在征稅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基本情況

從國際上看，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主要分為綜合稅制、分類稅制以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也稱為混合稅制）三種類型。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綜合稅制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而我國實行的則是分類稅制，具體如下：

1、納稅人：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包括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非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2、征稅模式：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制度，應稅所得分為11項，具體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等。

3、稅率：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包括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兩種形式。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適用20%的比例稅率。

4、費用扣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采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兩種方法，比較簡明易行，但對于一些情況比較特殊的家庭難以完全兼顧。

5、減免稅：為鼓勵特定納稅人或照顧部分特殊人群，個人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若干個人所得稅減免稅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軍級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和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獎金；國債利息；單位和個人按規定繳納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鎮居民按照國家規定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免稅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兩種征稅方式。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利息、股息、紅利等各項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對于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等情形的納稅義務人，則要求其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現行稅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是指征稅額與納稅人收入水平相適應以保證各納稅人之間稅負水平均衡。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與綜合稅制模式相比，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納稅意識逐漸減弱，使國家財政收入嚴重流失。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不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首先，由于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長期沒有隨收入和物價提高而調整，從而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再次，我國對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計算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每月稅前扣除額為4800元，比我國普通居民納稅人多了2800元。這種形式在世界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形式是為了吸引外資和外國人才。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違背了稅法所倡導的公平原則。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5%～45%、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和20 %的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雖有加成征收，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這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勞保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免費午餐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健身俱樂部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侵蝕稅基。另外，由于現行減免稅及優惠名目太多，費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觀上造成稅基縮小。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稅務代理制度還不完善，不能很好發揮其中介組織的作用。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用，違法現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四、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吸收了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優點，既體現了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對納稅人不同的收入來源實行綜合課征，又體現了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項目按特定辦法和稅率課征。按照這種混合所得稅模式，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

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三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20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可以刺激我國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應在2000元的基礎的再次調高費用扣除標準。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偟内厔菔墙档妥罡哌呺H稅率和減少稅率級次，以簡化個人所得稅稅制。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實行“少檔次、低稅率”的累進稅率模式，應充分發揮累進稅率的調節作用，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要使稅負比較“溫和”地增長。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再次，提高稅務征管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

五、結語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所存在的問題

【內容摘要】本文從個人所得稅的課稅模式、稅率、費用扣除標準三個方面 ,分析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所存在的問題 ,以探究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款流失、調節居民收入貧富差距力度不夠的原因 ,并針對個人所得稅法規的缺陷 ,提出改善建議 ,以期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能夠有效實現其增加財政收入、調節居民收入水平的稅收目的。

時下 ,個人所得稅稅款流失嚴重 ,現行稅制及征管手段尚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F就課稅模式、稅率、費用扣除中所存在的問題逐一分析 ,并給出改善建議。

一、課稅模式從世界范圍來看 ,個人所得稅有三種課稅模式:綜合稅制、分類稅制和混合稅制。①“綜合稅制” 是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將其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進行綜合申報 ,稅務機關對此匯總計算并征收稅款的一種稅收制度。綜合稅制一般采用累進稅率。其特點是將納稅人的各種不同來源所得 ,不論來自勞動所得還是投資利潤或偶然所得都納入課征范圍 ,擴展了個人所得稅的稅基 ,并根據納稅人的總體收入 ,確定其稅負水平,通過累進征收 ,體現了量能負擔、公平稅負的稅收原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均采用綜合征收的課稅模式?！胺诸惗愔啤?是把個人收入按一定標準分類 ,對納稅人取得的不同所得項目分別征收。分類稅制一般采用比例稅率。分類稅制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可以實行差別待遇 ,但不能衡量納稅人的總體收入水平及其稅收負擔能力 ,因而不能有效地調節個人收入水平。西方國家在開征個人所得稅之初實行的是分類稅制 ,以后有的演進為綜合稅制 ,有的則發展為混合稅制?！盎旌隙愔啤?是將綜合稅制和分類稅制相結合 ,對部分所得綜合匯總 ,按累進稅率征收;對部分所得進行分類 ,按比例稅率征收 ,充分吸收 “綜合” 和 “分類” 兩種稅制的優點。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采用的是 “分類稅制”。稅法將個人所得稅的應稅項目分為 11 個類別 ,即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或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及偶然所得等。對納稅人的不同所得項目依稅法規定扣除一定的費用標準后按對應的稅率分別計算征稅。② 這種課稅模式 ,雖然能夠簡化計算稅額的手續 ,雖然便于對納稅人的不同應稅項目分別進行 “源泉扣繳”,但就目前實際情況看來 ,弊大于利。第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 ,人們的收入來源已從過去的工資薪金 “單一化” 的構成形式轉變為個人收入來源的 “多元化” 趨勢。① 從近幾年來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形式來看 ,除了工資薪金以外 ,勞務報酬所得、財產收入所得等名目繁多的貨幣收入形式不斷增加。分類稅制對不同來源所得分別進行費用扣除、分別設計稅率、分別計征 ,因而難以從整體上掌握納稅人的總體收入水平及其稅收負擔能力 ,不利于對個人總收入進行有效調節。此外 ,由于不同收入來源項目所對應的稅率不同 ,相同總收入的兩個納稅人繳納的稅款額會不同 ,造成稅負不公的現象。例如納稅人A 的月收入 4000 元都屬 “工資薪金所得”,其納稅額為:(4000125 = 355 元 ,納稅人B 的月收入 4000 元中 3000 元屬 “工資薪金所得”,這部分的納稅額為:(3000125 = 205 元 ,1000 元屬 “勞務報酬”,這部分的納稅額為:(1000-800)×20 % = 40 元 ,兩者之和為 245 元。當我們以個人收入作為衡量納稅能力標準時 ,這兩個具有相同納稅能力的人卻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與稅收的公平原則相悖。據此 ,分類征收的課稅模式已經不適應我國居民個人收入總額的不斷增長和個人收入來源渠道的日益增多。

第二 ,分類稅制會引起費用的重復扣除 ,為一部分納稅人將一次取得的巨額收入化整為零、偷逃稅收提供了便利。例如某人全年一次稿酬所得 1600 元 ,需繳納稅款額為:(1600-800)×20 % = 160 元 ,若分兩次取得 ,每次 800 元 ,則不必繳納稅款。分類稅制的費用重復扣除侵蝕了稅基 ,導致國家的稅收收入大量流失。第三 ,目前我國對個人所得稅涉及的各種應稅項目分別采取 “源泉扣繳” 的方式征收。一個納稅人有幾種不同的收入來源 ,就會有幾次征收程序。這不僅加大了個人所得稅征收工作的難度 ,又增加了稅收成本 ,從而大大降低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務行政效率。征收個人所得稅的目的可以歸納為籌集財政收入和調節居

民收入水平,由于分類課稅模式存在著種種弊端 ,不能有效實現個人所得稅開征的預期目的 ,因此需要對這種課稅模式進行改革。目前 ,不少發達國家采用的是 “綜合征收” 的課稅模式。綜合課稅模式的建立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1)納稅人要有較強的納稅意識 ,充分配合稅務機關實行納稅申報制;(2)要有較高素質的征管人員和運轉水平較好的征收信息系統 ,便于進行個人收入的核查、匯總 ,有效地對個人所得稅進行征收和稽查;(3)征收過程中 ,需要有關機構 ,特別是金融機構的配合 ,如全面實行個人金融資產實名制、廣泛使用信用卡等現代化的支付工具等。而我國目前的狀況是:(1)公民整體納稅意識淡薄。大部分公民還不知道自己有向國家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義務 ,即使知曉這一義務 ,也是千方百計減少納稅數額 ,對繳納個人所得稅存在抵制情緒。(2)稅務部門的工作人員素質有待提高。他們不僅缺乏征稅的成本意識 ,而且沒有較好掌握現代化的征管手段 ,造成稅收成本上升及征管效率低下。(3)征管過程中的科技含量少。稅務部門還沒有采用現代化的資料儲備、檢查、查詢和處理方法 ,對納稅人的收入調查、納稅資料建檔立卡、納稅申報表的審核、稅務調查等多由手工完成 ,難以對每位納稅人進行全面管理 ,導致大量偷稅、漏稅現象。此外 ,稅務部門與其他部門 ,特別是金融部門的協調沒有真正建立。因此 ,近階段我國還難以實現采用綜合課稅模式應具備的客觀條件。

因此 ,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稅收征管的實際情況 ,可以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稅制。其具體的改革方案是 ,在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第 2 條規定的十一個應稅項目基礎上 ,按有無費用扣除為劃分標準進行分類。對于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 ,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生產經營、承包經營或承租經營所得等 ,實行綜合所得征收。對于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 ,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等 ,實行分類所得征收。前者所涉個人所得基本屬于勞動收入 ,此舉將這類勞動所得的總收入進行綜合納稅 ,便于調節居民的個人收入水平,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同時可以避免重復費用扣除 ,也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后者所涉個人所得一般都屬于非勞動收入 ,此舉有利于對非勞動所得的不同收入在稅收上給予區別對待 ,又能適應我國當前尚不成熟的個人收入匯總及核查手段等配合措施。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 ,能將分類制和綜合制的優點兼收并蓄。值得一提的是 ,采用混合型的課稅模式須以完善的征收措施相配合 ,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二、稅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設計存在著不盡合理之處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我國在 1980 年開征個人所得稅 ,當時的稅率為: “工資薪金所得” 采用 5 %至 45 %的 7級超額累進稅率 ,其余項目采用 20 %的比例稅率。1994 年我國進行了稅制改革 ,在結合中國實際、參照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稅負情況的基礎上 ,本著 “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緩解社會分配不公” 的立法原則 ,將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作了改動 ,對 “工資薪金所得” 采用 5 %至 45 %的 9 級超額累進稅率 ,對 “生產經營所得、承包經營或承租經營所得”,采用 5 %至 35 %的 5 級超額累進稅率 ,其他則采用比例稅率 ,比例稅率又有加成和不加成之分。① 如此種類繁多而復雜的稅率不僅增加了稅收成本 ,在實施過程中也沒有很好地起到調節收入的目標。同時 ,這與當前國際上簡化稅率結構的所得稅改革趨勢也不相適應。80 年代以來 ,西方主要國家對個人所得稅都實行了較大的改革 ,在稅率方面 ,西方各國保持了傳統的累進稅率形式 ,在稅率檔次方面刪繁就簡。例如:瑞典于 1983 年的稅制改革時 ,將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檔次從 14 級改為 2 級;美國于 1986 年的稅制改革時 ,將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檔次從 14 級改為 2 級。

(二)近年來 ,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雖然我國也實行了超額累進稅率 ,以期達到調節個人收入水平的目的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一稅制卻是累退性的。例

如:2000 年我國低收入者實際稅率為 0.68 %;中等收入者實際稅率為 0.55 %;高收入者實際稅率為 0.53 %。② 這些數據表明:第一 ,我國納稅人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率遠小于

名義稅率?？梢娢覈鴤€人所得稅稅款流失嚴重。第二 ,收入越高者 ,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率卻越低。其結果顯示 ,我國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并沒有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導致 “累退性” 現象的原因在于 ,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大筆的勞務報酬、財產租賃及轉讓所得、存款利息、股息紅利等。而目前對 “勞務報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 及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等均采用 20 %的比例稅率 ,明顯存在著難以體現個人所得稅重點調節高收入者過高收入的公平性 ,造成個人貧富差距更趨擴大。針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所存在的不合理處 ,可以有以下改進方法:(1)按照 “分類 +綜合” 的混合型課稅模式 ,短期內仍可實行累進制和比例制兩種稅率。對于綜合征收部分 ,順應世界性稅制改革的趨勢 ,將對 “工資薪金所得” 采用的 9 級稅率和對 “生產經營所得、承包經營或承租經營所得” 采用的 5 級稅率進行合并 ,同時降低超額累進稅率的稅率檔次。原因分析如下:第一 ,雖然累進稅率檔次越多 ,對納稅人納稅負擔的公平性越強 ,但使稅款計算過程復雜化 ,降低了征稅效率。

我們知道 ,稅收的公平與效率歷來是難以解決的矛盾 ,一般而言 ,要么強調公平犧牲效率 ,要么強調效率犧牲公平。① 既然我國個人所得稅多達 9 級的稅率并沒有收到良好的成效 ,那就從效率優先的立場出發 ,通過縮減累進稅率檔次以求提高征稅效率 ,同時達到稅負的相對公平。第二 ,從效率角度分析 ,累進所得稅對勞動、儲蓄、投資產生較大的替代效應 ,導致效率損失和社會福利損失較大。多級累進稅率檔次則加劇了這種福利損失 ,又帶來了嚴重避稅、逃稅問題。② 第三 ,縮減累進稅率檔次 ,改變以往九級稅率時累進程度過于平緩的弱點 ,使個人所得稅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的作用更為突出、有效。對于分類征收部分 ,將比例稅率逐步過渡為累進稅率 ,最終統一個人所得稅的稅率 ,以更好地調節個人收入水平。(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 ,個人收入每年的增長幅度也較大 ,因此 ,稅率的確立往往跟不上經濟形勢的變化。為了較好地解決法律的權威性、穩定性與調節的靈活性之間的矛盾 ,使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力度與人們的實際收入水平相符 ,可以在稅法上只確定課稅對象、征稅范圍和扣除范圍 ,而稅率、扣除標準等具體稅制要素則每年以法案的形式公布。

三、費用扣除標準個人所得稅應遵循補償原則和公平原則進行費用扣除 ,具體扣除項目應包括一般扣除和個人生計扣除。一般扣除包括成本費用扣除、福利扣除。個人生計扣除是為了保障納稅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需要 ,對應納稅所得額給予一定數額的扣除 ,這種扣除要求考慮納稅人的家庭狀況 ,并體現國家的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③關于 “個人生計扣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對 “工資薪金所得” 項目采用 “定額扣除法”,由于這種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 ,未能與物價指數相聯系 ,從而難以適應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再者 ,這種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 ,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所處地區的發達水平和家庭結構的差別 ,不能作到真正的公平稅負。

因此 ,個人所得稅法規有必要調整費用扣除的標準。在設定費用扣除標準時 ,應考慮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 ,物價指數;第二 ,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第三 ,個人的家庭結構情況(包括婚姻狀況、子女狀況等)。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可以對費用扣除數額設定一個范圍 ,即規定一個上限和下限。各地方政府在此范圍內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指數確定具體的費用扣除數額作為當地費用扣除的基數 ,考慮不同納稅人不同的家庭結構情況(包括婚姻狀況、子女狀況等),設定不同的系數加以調整。納稅人的費用扣除數額可以這樣計算:費用扣除數額 =費用扣除基數 ×婚姻狀況調整系數 × 子女狀況調整系數。這樣 ,不同的納稅人依據其實際情況的不同 ,扣除不同的生計費用數額 ,使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能真正實現 “公平”,有效調節全民的收入水平。

第四篇：我國現行上訴制度弊端及完善

按法國學者之通說，所謂上訴系指“遮斷判決的確定，使案件移審到上訴審的不服申請”，我國現行上訴制度弊端及完善。就其制度價值而言，上訴之存在有力的確保了程序正義在訴訟過程中的實現，成為當事人訴權行使的重要手段。由此角度審視我國當前之上訴制度，不難發現其所存在的瑕疵不足。基于制度完善、正義實現之考慮，本文擬就我國上訴制度之缺陷及改善提一些意見和建議。

一、問題之緣起上訴案件的巨幅增長是現代世界國家的普遍現象。以法國為例，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9年由初級法院許可上訴的案件數量由59800件上升到97797件，由州法院許可上訴的案件數量由46379件上升到60170件。在我國，各類上訴案件的增長也呈現十分迅猛的態勢。（1）以某基層法院1999年至2001年的上訴案件統計情況為例，該院1999年受理案件民商事案件1988件、上訴108件，2000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201件，上訴201件，2001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578件，上訴268件。就上訴效率而言，1999年為5.4%，2000年為9.1%，2001年為10.3%,就上訴案件的絕對數量1999年至2000年遞增了10.7個百分點，2000年至2001年遞增了17.1個百分點。純粹從數據的統計分析角度而言，三年中上訴案件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百分比都有了較為明顯的攀升，并從整體上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當然，上訴案件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事人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但是，從上訴設立的制度價值而言，不可否認，在這些大量增加的上訴案件也不乏一些不應進入二審程序的案件。比如，在上述的上訴案件中，其案由大都比較簡單，如離婚、人身損害賠償、簡單的買賣糾紛等，而其提起上訴的理由大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的爭議，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一審并沒有什么問題。因而，上訴的結果大都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類案件上訴率逐年攀高的現象，一方面為二審法院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影響了訴訟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導致了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的不確定性，對于民事訴訟程的序安定價值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干擾。以上反映的問題，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上訴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此，我國民事訴訟中上訴問題的存在，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過多的上訴案件導致了訴訟資源的浪費，影響了訴訟效率；另一個方面是，過于頻繁而無效力的上訴，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國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對于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在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益的角度學界已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程序公正觀和效益觀的確立對于民事訴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民事訴訟領域的許多問題，從本源上考慮，往往歸結為如何在理論和立法實踐中如何平衡兩者關系的問題。對于上訴問題的考量自也不能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解決和處理好上訴問題就是在制度層面如何均衡好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問題。而依程桂明先生在《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在法的價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優先于正義和其他價值。有鑒于此，我們可否大膽地提出：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1），由此，筆者是否也可以認為，上訴問題的解決也可以從程序安定的角度進行考慮。行文至此，對于前述提出的效率與既判力的兩個層面的問題，在筆者心中已有了基本的價值考慮的歸依。即從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合理配比角度著手，解決上訴在訴訟資源浪費、導致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從程序安定角度入手，維護第一審判決既判力。我國現行上訴制度之弊端對任何問題的考量都不能離開一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基礎，尤其是該問題賴以存在的法律制度前提。對于上訴制度問題的考慮同樣如此，而我國上訴制度存在之前提無疑乃為二審結構之存在。所謂二審結構系指二審審理與第一審法院之間的關系，它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復審型、續審型和事后審制。復審制的特點在于，二審法院對于第一審審理的案件完全重新審理，第一審提出的訴訟資料不能作為第二審法院裁判的基礎，當事人在第二審中應當重新提出一切訴訟資料。由于二審程序重復了第一審的審理過程，故稱之為復審制。續審制系第而審以第一審言辭辯論終結時的訴訟狀態為前提，續行第一審的程序。事后審制是指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法院提出的訴訟資料和證據資料進行審查，以判別第一審判決是否妥當，當事人在第二審中不得提出新訴訟資料。三種審理結構相比，續審制由于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顯著的優越性，而為廣大西方國家采用。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二審原則上是一審的續行，當事人和法院在一審中實施的訴訟行為，要受到第二審法院的審查，當事人可以在二審中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因此我國在二審結構上采取的是續審制。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我國二審法院的審理范圍被限定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其中“適用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第153條根據一審判決中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不同情況，規定了維持原判、依法改判、撤銷原判并發回重審等二審處理方式。同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一審事實審功能不足的現象，當事人依法享有當然的上訴權，大量案件直接進入二審，二審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此外，二審法院還承擔著審理第一審案件、對已決案件進行再審，答復下級法院關于法律問題的請示等多項工作任務，最高人民法院還承擔著規范性司法解釋的制定工作。就工作量而言，我國的二審法院比兩大法系的任何國家都要承重，工作性質也更為復雜，無西方國家那種專門的上訴法院或上訴庭的設置，這種狀況不利于事實審功能的發揮和法律適用的統一，同時加劇了我國上訴審程序效益低下的窘境。當然，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還有社會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公民法律意識、法律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影響上訴制度的運行。為行文邏輯結構的嚴密起見，在此，筆者著重從制度因素角度進行探討。具體而言，我國現有的上訴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或不足：

1、對當事人上訴權沒有進行合理的限制，加之一審（事實審）無法從制度給予當事人充分的信賴感，導致當事人對上訴權行使需求的膨脹，進而導致上訴權盲目擴大，濫用上訴權，無形中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上訴權的啟動頻繁適用與上訴權未得到有效的限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我國相關法律在關于上訴人上訴權行使權利的規定方面比較簡單，依筆者看來似乎只有《民訴法》第147條對此進行了規范，即：“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倍蜕显V方的角度而言，在上訴權的行使未受到實際上制約的時候，其上訴失敗所應付出的成本相對于勝訴的收益而言，無疑是微乎其微的。根據我國的訴訟制度，在絕大多數場合上訴方一旦上訴失敗所應額外支付的僅僅是上訴所引起的訴訟費用（當然二審判決增加其債務負擔的情形除外，但此種情況由于二審制度“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項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1）的原則而較為罕見。），而一旦爭議的事實得到二審支持則對于起訴方而言，無疑將得到更大的收益，在較小風險承擔的前提下可以有望獲取潛在的較大收益，對于心智健全的一方當事人（起訴方）而言，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同時，當事人對上訴權的青睞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我國一審程序所能賦予當事人公正安全的信賴感尚嫌不足，這與我國現在對基層法院投入不足、重視不夠，以及行政化管理、分級定不無關系。由于待遇和社會認同甚至自我認同的巨大差異，我國基層法院無論在人員素質和物質裝備方面都與二審法院有著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無疑成為了上訴權頻繁提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在我國根深蒂固的級別、官本位思想也在其間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2、上訴案件審查的范圍沒有科學的設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上訴能否真正達到目的，從根本上關系到我國二審終審制這種審級制度能否得到完全的貫徹實施。如前所述，根據《民訴法》第15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闭缥覈痉ń鐧嗤耸克赋龅哪菢樱骸吧显V程序的發生，只有在當事人提起上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上訴人一旦提起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就必須作為上訴案件進行審理，同時，當事人對不服一審判決、裁定的哪些方面提起上訴，完全是上訴人的權利。既然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后，當事人已經接受判決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再提起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也就沒有必要再去進行審查?！保?）而問題就在于，在世界范圍而言，不管是對第二審審理范圍采取全面審查的國家，還是規定第二審受上訴范圍限制的國家，都不是絕對的限制法院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綜觀《民訴法》的規定，也不難發現我國的立法對于法院依職權的在二審中司法審查也未采取完全杜絕的態度：

1、根據《民訴法》第13條的規定，當事人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應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進行。如果一審裁決對非上訴部分的處理具有重大錯誤，不僅有損當事人的正當權益，而且違反社會的公共利益，二審法院不應視不見、見而不糾。

2、根據《民訴法》第153條的規定，如果二審發現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發現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改判；發現一審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調查報告《我國現行上訴制度弊端及完善》。在此，所謂的法院發現各種錯誤并未僅限于根據當事人的上訴請求進行審查而發現的錯誤。

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80條中又補充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對上訴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法律適用進行審查時，如果發現在上訴請求以外原判決確有錯誤的，也應予以糾正?！?/p>

5、從審判實踐來看，二審范圍也并沒有完全受上訴內容的限制，既不能作到及時糾正一審的錯誤，也不利于執行“兩便原則”。上訴部分的內容與非上訴部分的內容往往具有密切的聯系，有時對非上訴部分的審查是審查上訴部分的基礎，如果二審范圍僅限于上訴部分，就不利于發現一審的錯誤，使本來在二審中可以糾正的錯誤還要通過再審程序加以糾正。另外，即使二審發現非上訴部分的內容有錯誤，卻因受到上訴范圍的限制而無權糾正，只好發動再審程序，這就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和法院的工作負擔。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實際的操作中，法院應當如何把握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的范圍的尺度？如果過分拘泥于上訴的申請范圍，則勢必導致二審糾正偏差確保公正的制度價值無法很好的實現。如果無視上訴申請范圍，任意進行司法審查，則無疑將過分挫傷上訴人的積極性，導致上訴率的極大萎縮，無法實現二審制度的積極功效。

3、二審終審制這種單一的上訴制度，不能完全涵蓋解決審判實踐中所遇到的上訴問題，同時導致某些簡單的上訴案件不能實現訴訟效率、當事人之間不能完全實現訴訟公平。首先，在審判實踐中有在許多情況下，法院的司法公正、獨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在一些商事案件糾紛中，涉及到地方政府財政利益的案件，往往會招致地方當局的出面干涉。而在我國二審終身制的情況下，作為一審法院的往往是基層人民法院，往往難以抗拒政府對司法審判的“實際”介入，即便到了二審情況也好得有限，即便在二審中地方政府的干擾大大減少的情況下，也會看在一、二審法院間微妙的關系上，而網開一面，予以維持。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對于上訴制度價值功能的實現無疑是一個較大的阻礙；其次，由于在訴訟制度設計上的缺漏，在司法實踐中，許多簡單的案件也被納入了二審范疇，無論從訴訟的效率還是從制度的嚴謹性角度而言，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都是不應容許的。當然，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還有上訴申請范圍的不受限制等，但究其最為本質的原因而言，仍應歸咎于對此類簡單問題處理手段在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的缺失。也正因如此，作為最為直接簡便的救濟途徑的二審上訴制度便成為了一些簡單問題的解決機制的替代。從訴訟效率的角度而言，對事實簡單、法律適用清楚的案件并不適宜動用二審的審判資源，至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宜動用。因此，尋求二審制度以外的制度設立便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出路、對策。

三、對策現行上訴制度存在的問題，如需徹底解決尚有待我國國民法律素養之深入提高，我國法律文化傳統與西方先進法律文化的進一步交融互補。但從價值實現的角度考慮，在進行這一問題的分析解決過程中，我們既要考慮公正與效率的合理分配，又要對程序安定的價值進行必要的兼顧。關于程序安定的問題，筆者以為，有必要進行一些專門的介紹，根據程桂明先生的認為：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訴訟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作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的安定性包括兩個不同層面的安定，即程序規范的安定和程序運作的安定性。（1）由此從制度層面考慮，圍繞上述三個價值的實現，我們還是應有許多措施可以采取，以期實現問題解決之功效。

1、上訴權的設立反映了古今中外一脈相承的“自然正義”觀念。不管是中國古代老莊的道法自然，還是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源流，在各國的法律觀念中都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理念：即既然法官也是人，那么就可能犯錯誤，出于正義實現的價值考慮，當事人要求上級法院審查下級法院的裁決，確保裁斷的公平正義，這是依自然理性而應賦予當事人的權利，是不需要任何論證而能為人接受的應然性的法律制度的追求。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上訴權而言，應有一個合理的限度，至少在法院角度應當享有一定的對上訴權的審查權利，即上訴權不應再被視為一旦當事人一方提起即當然啟動的法定程序，而應當在啟動程序方面有所限制。從維護原審判決的既判力而言，這無疑也是極為重要的。眾所周知，我國的上訴制度規定，只要當事人在法定的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即可當然引起第二審程序的發生。而在此期間法院不具備立案時的程序審查權利。當然，由于在法定的上訴期間，法院判決的既判效力已被阻卻，由此角度上訴權的任意行使并不對其構成任何的侵犯影響。然而，從二審最后作出的結果角度而言，如一味縱容當事人提起無謂的上訴，而二審裁決結果大都是維持一審的原判。則由此角度，事實上一審的正確判決被提起上訴的上訴人認為的阻卻了生效的時間，在一方當事人有意以訟累對對方進行報復的惡意上訴場合，一審判決既判力的遭受侵害更是盡顯無疑。同時，在另一個層面由于上訴權提起的不受限制，導致二審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甚至出現了一審行同虛設的怪異現象。因此，為上訴權的提起設定限制性條件無疑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由于上訴制度本身對當事人正當權利實現的巨大保障作用，這樣的一種限制又不能過度。因此，該條件的設定應當在維護當事人正當權益衡平雙方當事人之間利益及維護法院審判權威之間進行再三的斟酌。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上訴率升高的原因也與上訴人對上訴本身需求的高漲，因此，如何減少當事人對上訴的需求無疑也成為解決上訴程序啟動過于頻繁這一問題的一大途徑。筆者建議：（1）限制上訴。在控制上訴案件的數量上，最簡單、粗俗的方法就是限制或者排除某些案件的上訴權。參照外國的經驗，對于小額訴訟案件而言，許多國家規定一定金額以下的案件不允許上訴。如德國1990年將二審案件的金額由700馬克提高到1200馬克，1991年由提高到2000馬克。此外，對于中間裁決而言，多數國家規定終局裁決可以上訴，而中間裁決的上訴受到限制。這是因為，準許中間裁決的上訴會造成上訴的零碎性、重復性，使正在進行的本案審理發生中斷結果往往是浪費時間、拖延涉訟。正如法蘭克福大法官說的：“為了講效率，司法部門決不能因循拖延，如準許整個訴訟理由從組成部分一一分別進行審查，那么司法的能動作用就會受到阻礙。”（1）有鑒于此，我國在今后的立法、司法過程中，也完全可以通過排除小額訴訟案件、中間裁決案件的上訴控制上訴權的濫用。（2）降低上訴需求。在控制上訴案件數量上最為恰當的方法是通過提高當事人對一審判決的信賴來減少對上訴的需求。事實上，審判制度的目的就是追求達成值得當事人信賴并能使人民信服的裁判。為此應盡量健全一審（事實審）的程序制度，充實可使當事人信服裁斷以便當事人能在該審級對法院表示是否信服裁判并提出資料說服法官等內容?！耙簿褪潜Ｕ袭斒氯水斒氯擞谐浞值臋C會，可籍此預測法官之判斷而提出利于節約勞力、時間、費用以及發現真實的材料。經由此等機會的賦予，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1）無疑這樣的制度設置，對于我國的上訴制度改革也有著較大的意義和價值。

2、如同筆者在第二部分中所認同的，對我國二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界亟待進行合理的界定。欲解決這一問題，愚以為應叢以下三個方面入手：（1）明確依據當事人申請進行審查與依法院職權進行審查的關系。根據《民訴法》第151條的規定，二審的審查范圍應當以當事人上訴提出的請求為基本內容。但是有關案件的定性、適用法律以及重大的程序問題，人民法院無論當事人在當事人請求中是否提出，均應依職權主動予以審查。比如在經濟合同糾紛中，一方當事人僅對一審判決給付賠償金的數額提起上訴，要求增加或減少賠償金。二審法院如果不審查一審定性是否正確，不首先確定合同是否有效，就無法判斷當事人上訴請求是否合理。所以，在具體操作上，二審法院應進行閱卷，針對上訴提出的問題以及人民法院依職權應予以審查的主要問題進行查證和審理；（2）明確二審和一審的關系。二審就一審判決中非上訴部分如果認為處理正確，在二審判決中不必認定，以免形成全面審理，即僅就原審判決中的上訴部分進行認定，在判決書主文中不必寫明“雙方對一審判決的其他內容無爭議”或“維持一審判決主文的其他內容”。但是，如果二審中發現原審判決中的非上訴部分存在錯誤，則應依法糾正，并在判決書主文中寫明。另外，需特別注意一審判決非上訴部分無論是否由二審變更和糾正，其法律效力都將因當事人的上訴而停止，這是因為裁判的整體法律效力是不可分的。認為一審判決中未上訴的部分過了上訴期即先于上訴部分發生法律效力的觀點是不正確的。（3）明確二審與再審的銜接關系。再審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而是一種特殊的糾錯機制，對一審判決中的錯誤，在當事人上訴的情況下通常應在二審程序予以糾正，而不應因其不屬于上訴內容而留待再審程序予以糾正。那樣做不符合審判程序的分工，認為地造成一案多審、重復勞動。

3、二審終審制這種單一的上訴制度，不能完全適應審判實踐的需要，在我國正式加入WTO之際，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改變這樣的局面無疑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在西方國家不少國家均采取了三審終審制。比如在德國，在普通法院審理的案件采取的就是三審終審制度。德國的普通法院分為四級，即地方法院、州中級法院、州高級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其中當事人對于經第二審法院審理不服的案件仍可以提出上訴。這樣的的制度設計有利于在一些復雜的民商事案件中及時有效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于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的我國而言，這樣的制度設立對于當事人合法利益的充分救濟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無疑有著較為重大的意義；此外，如前所述，在西方對于一些訴訟標的較小的案件規定采取一審終審制度，不得采取上訴制度，這對于我國現行的上訴制度無疑也有著較大的意義。由此，筆者認為，就我國未來的上訴制度的構建而言，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法院審級制度的變革。我國應當發展起來以二審終審制度為主，三審終審及一審終審為輔的審級制度，以便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不同民商事紛爭的司法救濟需求。至于不同案件適用何種審級制度的具體條件，筆者對此的思慮尚有欠周全系統，在此不再贅言。

第五篇：我國現行上訴制度弊端及完善

按法國學者之通說，所謂上訴系指“遮斷判決的確定，使案件移審到上訴審的不服申請”。就其制度價值而言，上訴之存在有力的確保了程序正義在訴訟過程中的實現，成為當事人訴權行使的重要手段。由此角度審視我國當前之上訴制度，不難發現其所存在的瑕疵不足?；谥贫韧晟啤⒄x實現之考慮，本文擬就我國上訴制度之缺陷及改善提一些意見和建議。

一、問題之緣起

上訴案件的巨幅增長是現代世界國家的普遍現象。以法國為例，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9年由初級法院許可上訴的案件數量由59800件上升到97797件，由州法院許可上訴的案件數量由46379件上升到60170件。在我國，各類上訴案件的增長也呈現十分迅猛的態勢。（1）以某基層法院1999年至2001年的上訴案件統計情況為例，該院1999年受理案件民商事案件1988件、上訴108件，2000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201件，上訴201件，2001年受理民商事案件2578件，上訴268件。就上訴效率而言，1999年為5.4，2000年為9.1，2001年為10.3,就上訴案件的絕對數量1999年至2000年遞增了10.7個百分點，2000年至2001年遞增了17.1個百分點。純粹從數據的統計分析角度而言，三年中上訴案件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百分比都有了較為明顯的攀升，并從整體上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當然，上訴案件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事人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但是，從上訴設立的制度價值而言，不可否認，在這些大量增加的上訴案件也不乏一些不應進入二審程序的案件。比如，在上述的上訴案件中，其案由大都比較簡單，如離婚、人身損害賠償、簡單的買賣糾紛等，而其提起上訴的理由大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的爭議，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一審并沒有什么問題。因而，上訴的結果大都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類案件上訴率逐年攀高的現象，一方面為二審法院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影響了訴訟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導致了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的不確定性，對于民事訴訟程的序安定價值無疑是一個莫大的干擾。以上反映的問題，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上訴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此，我國民事訴訟中上訴問題的存在，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過多的上訴案件導致了訴訟資源的浪費，影響了訴訟效率；另一個方面是，過于頻繁而無效力的上訴，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國第一審判決的既判力。對于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在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益的角度學界已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程序公正觀和效益觀的確立對于民事訴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民事訴訟領域的許多問題，從本源上考慮，往往歸結為如何在理論和立法實踐中如何平衡兩者關系的問題。對于上訴問題的考量自也不能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解決和處理好上訴問題就是在制度層面如何均衡好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問題。而依程桂明先生在《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在法的價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優先于正義和其他價值。有鑒于此，我們可否大膽地提出：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1），由此，筆者是否也可以認為，上訴問題的解決也可以從程序安定的角度進行考慮。行文至此，對于前述提出的效率與既判力的兩個層面的問題，在筆者心中已有了基本的價值考慮的歸依。即從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合理配比角度著手，解決上訴在訴訟資源浪費、導致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從程序安定角度入手，維護第一審判決既判力。我國現行上訴制度之弊端對任何問題的考量都不能離開一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基礎，尤其是該問題賴以存在的法律制度前提。對于上訴制度問題的考慮同樣如此，而我國上訴制度存在之前提無疑乃為二審結構之存在。所謂二審結構系指二審審理與第一審法院之間的關系，它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復審型、續審型和事后審制。復審制的特點在于，二審法院對于第一審審理的案件完全重新審理，第一審提出的訴訟資料不能作為第二審法院裁判的基礎，當事人在第二審中應當重新提出一切訴訟資料。由于二審程序重復了第一審的審理過程，故稱之為復審制。續審制系第而審以第一審言辭辯論終結時的訴訟狀態為前提，續行第一審的程序。事后審制是指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法院提出的訴訟資料和證據資料進行審查，以判別第一審判決是否妥當，當事人在第二審中不得提出新訴訟資料。三種審理結構相比，續審制由于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顯著的優越性，而為廣大西方國家采用。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二審原則上是一審的續行，當事人和法院在一審中實施的訴訟行為，要受到第二審法院的審查，當事人可以在二審中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因此我國在二審結構上采取的是續審制。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我國二審法院的審理范圍被限定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其中“適用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第153條根據一審判決中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不同情況，規定了維持原

判、依法改判、撤銷原判并發回重審等二審處理方式。同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一審事實審功能不足的現象，當事人依法享有當然的上訴權，大量案件直接進入二審，二審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此外，二審法院還承擔著審理第一審案件、對已決案件進行再審，答復下級法院關于法律問題的請示等多項工作任務，最高人民法院還承擔著規范性司法解釋的制定

工作。就工作量而言，我國的二審法院比兩大法系的任何國家都要承重，工作性質也更為復雜，無西方國家那種專門的上訴法院或上訴庭的設置，這種狀況不利于事實審功能的發揮和法律適用的統一，同時加劇了我國上訴審程序效益低下的窘境。當然，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還有社會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公民法律意識、法律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影響上訴制度的運行。為行文邏輯結構的嚴密起見，在此，筆者著重從制度因素角度進行探討。具體而言，我國現有的上訴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或不足：

1、對當事人上訴權沒有進行合理的限制，加之一審（事實審）無法從制度給予當事人充分的信賴感，導致當事人對上訴權行使需求的膨脹，進而導致上訴權盲目擴大，濫用上訴權，無形中增加了訴累，浪費了訴訟資源。上訴權的啟動頻繁適用與上訴權未得到有效的限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我國相關法律在關于上訴人上訴權行使權利的規定方面比較簡單，依筆者看來似乎只有《民訴法》第147條對此進行了規范，即：“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而就上訴方的角度而言，在上訴權的行使未受到實際上制約的時候，其上訴失敗所應付出的成本相對于勝訴的收益而言，無疑是微乎其微的。根據我國的訴訟制度，在絕大多數場合上訴方一旦上訴失敗所應額外支付的僅僅是上訴所引起的訴訟費用（當然二審判決增加其債務負擔的情形除外，但此種情況由于二審制度“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項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1）的原則而較為罕見。），而一旦爭議的事實得到二審支持則對于起訴方而言，無疑將得到更大的收益，在較小風險承擔的前提下可以有望獲取潛在的較大收益，對于心智健全的一方當事人（起訴方）而言，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同時，當事人對上訴權的青睞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我國一審程序所能賦予當事人公正安全的信賴感尚嫌不足，這與我國現在對基層法院投入不足、重視不夠，以及行政化管理、分級定不無關系。由于待遇和社會認同甚至自我認同的巨大差異，我國基層法院無論在人員素質和物質裝備方面都與二審法院有著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無疑成為了上訴權頻繁提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在我國根深蒂固的級別、官本位思想也在其間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2、上訴案件審查的范圍沒有科學的設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上訴能否真正達到目的，從根本上關系到我國二審終審制這種審級制度能否得到完全的貫徹實施。如前所述，根據《民訴法》第15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闭缥覈痉ń鐧嗤耸克赋龅哪菢樱骸吧显V程序的發生，只有在當事人提起上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上訴人一旦提起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就必須作為上訴案件進行審理，同時，當事人對不服一審判決、裁定的哪些方面提起上訴，完全是上訴人的權利。既然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后，當事人已經接受判決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再提起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也就沒有必要再去進行審查。”（1）而問題就在于，在世界范圍而言，不管是對第二審審理范圍采取全面審查的國家，還是規定第二審受上訴范圍限制的國家，都不是絕對的限制法院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綜觀《民訴法》的規定，也不難發現我國的立法對于法院依職權的在二審中司法審查也未采取完全杜絕的態度：

1、根據《民訴法》第13條的規定，當事人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應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進行。如果一審裁決對非上訴部分的處理具有重大錯誤，不僅有損當事人的正當權益，而且違反社會的公共利益，二審法院不應視不見、見而不糾。

2、根據《民訴法》第153條的規定，如果二審發現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發現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改判；發現一審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消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在此，所謂的法院發現各種錯誤并未僅限于根據當事人的上訴請求進行審查而發現的錯誤。

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80條中又補充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對上訴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法律適用進行審查時，如果發現在上訴請求以外原判決確有錯誤的，也應予以糾正?！?/p>

5、從審判實踐來看，二審范圍也并沒有完全受上訴內容的限制，既不能作到及時糾正一審的錯誤，也不利于執行“兩便原則”。上訴部分的內容與非上訴部分的內容往往具有密切的聯系，有時對非上訴部分的審查是審查上訴部分的基礎，如果二審范圍僅限于上訴部分，就不利于發現一審的錯誤，使本來在二審中可以糾正的錯誤還要通過再審程序加以糾正。另外，即使二審發現非上訴部分的內容有錯誤，卻因受到上訴范圍的限制而無權糾正，只好發動再審程序，這就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和法院的工作負擔。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實際的操作中，法院應當如何把握依職權進行司法審查的范圍的尺度？如果過分拘泥于上訴的申請范圍，則勢必導致二審糾正偏差確保公正的制度價值無法很好的實現。如果無視上訴申請范圍，任意進行司法審查，則無疑將過分挫傷上訴人的積極性，導致上訴率的極大萎縮，無法實現二審制度的積極功效。

3、二審終審制這種單一的上訴制度，不能完全涵蓋解決審判實踐中所遇到的上訴問題，同時導致某些簡單的上訴案件不能實現訴訟效率、當事人之間不能完全實現訴訟公平。首先，在審判實踐中有在許多情況下，法院的司法公正、獨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在一些商事案件糾紛中，涉及到地方政府財政利益的案件，往往會招致地方當局的出面干涉。而在我國二審終身制的情況下，作為一審法院的往往是基層人民法院，往往難以抗拒政府對司法審判的“實際”介入，即便到了二審情況也好得有限，即便在二審中地方政府的干擾大大減少的情況下，也會看在一、二審法院間微妙的關系上，而網開一面，予以維持。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對于上訴制度價值功能的實現無疑是一個較大的阻礙；其次，由于在訴訟制度設計上的缺漏，在司法實踐中，許多簡單的案件也被納入了二審范疇，無論從訴訟的效率還是從制度的嚴謹性角度而言，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都是不應容許的。當然，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還有上訴申請范圍的不受限制等，但究其最為本質的原因而言，仍應歸咎于對此類簡單問題處理手段在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的缺失。也正因如此，作為最為直接簡便的救濟途徑的二審上訴制度便成為了一些簡單問題的解決機制的替代。從訴訟效率的角度而言，對事實簡單、法律適用清楚的案件并不適宜動用二審的審判資源，至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宜動用。因此，尋求二審制度以外的制度設立便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出路、對策。

三、對策現行上訴制度存在的問題，如需徹底解決尚有待我國國民法律素養之深入提高，我國法律文化傳統與西方先進法律文化的進一步交融互補。但從價值實現的角度考慮，在進行這一問題的分析解決過程中，我們既要考慮公正與效率的合理分配，又要對程序安定的價值進行必要的兼顧。關于程序安定的問題，筆者以為，有必要進行一些專門的介紹，根據程桂明先生的認為：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訴訟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作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的安定性包括兩個不同層面的安定，即程序規范的安定和程序運作的安定性。（1）由此從制度層面考慮，圍繞上述三個價值的實現，我們還是應有許多措施可以采取，以期實現問題解決之功效。

1、上訴權的設立反映了古今中外一脈相承的“自然正義”觀念。不管是中國古代老莊的道法自然，還是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源流，在各國的法律觀念中都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理念：即既然法官也是人，那么就可能犯錯誤，出于正義實現的價值考慮，當事人要求上級法院審查下級法院的裁決，確保裁斷的公平正義，這是依自然理性而應賦予當事人的權利，是不需要任何論證而能為人接受的應然性的法律制度的追求。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上訴權而言，應有一個合理的限度，至少在法院角度應當享有一定的對上訴權的審查權利，即上訴權不應再被視為一旦當事人一方提起即當然啟動的法定程序，而應當在啟動程序方面有所限制。從維護原審判決的既判力而言，這無疑也是極為重要的。眾所周知，我國的上訴制度規定，只要當事人在法定的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即可當然引起第二審程序的發生。而在此期間法院不具備立案時的程序審查權利。當然，由于在法定的上訴期間，法院判決的既判效力已被阻卻，由此角度上訴權的任意行使并不對其構成任何的侵犯影響。然而，從二審最后作出的結果角度而言，如一味縱容當事人提起無謂的上訴，而二審裁決結果大都是維持一審的原判。則由此角度，事實上一審的正確判決被提起上訴的上訴人認為的阻卻了生效的時間，在一方當事人有意以訟累對對方進行報復的惡意上訴場合，一審判決既判力的遭受侵害更是盡顯無疑。同時，在另一個層面由于上訴權提起的不受限制，導致二審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甚至出現了一審行同虛設的怪異現象。因此，為上訴權的提起設定限制性條件無疑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由于上訴制度本身對當事人正當權利實現的巨大保障作用，這樣的一種限制又不能過度。因此，該條件的設定應當在維護當事人正當權益衡平雙方當事人之間利益及維護法院審判權威之間進行再三的斟酌。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上訴率升高的原因也與上訴人對上訴本身需求的高漲，因此，如何減少當事人對上訴的需求無疑也成為解決上訴程序啟動過于頻繁這一問題的一大途徑。筆者建議：（1）限制上訴。在控制上訴案件的數量上，最簡單、粗俗的方法就是限制或者排除某些案件的上訴權。參照外國的經驗，對于小額訴訟案件而言，許多國家規定一定金額以下的案件不允許上訴。如德國1990年將二審案件的金額由700馬克提高到1200馬克，1991年由提高到2000馬克。此外，對于中間裁決而言，多數國家規定終局裁決可以上訴，而中間裁決的上訴受到限制。這是因為，準許中間裁決的上訴會造成上訴的零碎性、重復性，使正在進行的本案審理發生中斷結果往往是浪費時間、拖延涉訟。正如法蘭克福大法官說的：“為了講效率，司法部門決不能因循拖延，如準許整個訴訟理由從組成部分一一分別進行審查，那么司法的能動作用就會受到阻礙?！保?）有鑒于此，我國在今后的立法、司法過程中，也完全可以通過排除小額訴訟案件、中間裁決案件的上訴控制上訴權的濫用。（2）降低上訴需求。在控制上訴案件數量上最為恰當的方法是通過提高當事人對一審判決的信賴來減少對上訴的需求。事實上，審判制度的目的就是追求達成值得當事人信賴并能使人民信服的裁判。為此應盡量健全一審（事實審）的程序制度，充實可使當事人信服裁斷以便當事人能在該審級對法院表示是否信服裁判并提出資料說服法官等內容?！耙簿褪潜Ｕ袭斒氯水斒氯擞谐浞值臋C會，可籍此預測法官之判斷而提出利于節約勞力、時間、費用以及發現真實的材料。經由此等機會的賦予，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1）無疑這樣的制度設置，對于我國的上訴制度改革也有著較大的意義和價值。

2、如同筆者在第二部分中所認同的，對我國二審法院的審查范圍界亟待進行合理的界定。欲解決這一問題，愚以為應叢以下三個方面入手：（1）明確依據當事人申請進行審查與依法院職權進行審查的關系。根據《民訴法》第151條的規定，二審的審查范圍應當以當事人上訴提出的請求為基本內容。但是有關案件的定性、適用法律以及重大的程序問題，人民法院無論當事人在當事人請求中是否提出，均應依職權主動予以審查。比如在經濟合同糾紛中，一方當事人僅對一審判決給付賠償金的數額提起上訴，要求增加或減少賠償金。二審法院如果不審查一審定性是否正確，不首先確定合同是否有效，就無法判斷當事人上訴請求是否合理。所以，在具體操作上，二審法院應進行閱卷，針對上訴提出的問題以及人民法院依職權應予以審查的主要問題進行查證和審理；（2）明確二審和一審的關系。二審就一審判決中非上訴部分如果認為處理正確，在二審判決中不必認定，以免形成全面審理，即僅就原審判決中的上訴部分進行認定，在判決書主文中不必寫明“雙方對一審判決的其他內容無爭議”或“維持一審判決主文的其他內容”。但是，如果二審中發現原審判決中的非上訴部分存在錯誤，則應依法糾正，并在判決書主文中寫明。另外，需特別注意一審判決非上訴部分無論是否由二審變更和糾正，其法律效力都將因當事人的上訴而停止，這是因為裁判的整體法律效力是不可分的。認為一審判決中未上訴的部分過了上訴期即先于上訴部分發生法律效力的觀點是不正確的。（3）明確二審與再審的銜接關系。再審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而是一種特殊的糾錯機制，對一審判決中的錯誤，在當事人上訴的情況下通常應在二審程序予以糾正，而不應因其不屬于上訴內容而留待再審程序予以糾正。那樣做不符合審判程序的分工，認為地造成一案多審、重復勞動。

3、二審終審制這種單一的上訴制度，不能完全適應審判實踐的需要，在我國正式加入WTO之際，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改變這樣的局面無疑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在西方國家不少國家均采取了三審終審制。比如在德國，在普通法院審理的案件采取的就是三審終審制度。德國的普通法院分為四級，即地方法院、州中級法院、州高級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其中當事人對于經第二審法院審理不服的案件仍可以提出上訴。這樣的的制度設計有利于在一些復雜的民商事案件中及時有效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于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的我國而言，這樣的制度設立對于當事人合法利益的充分救濟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無疑有著較為重大的意義；此外，如前所述，在西方對于一些訴訟標的較小的案件規定采取一審終審制度，不得采取上訴制度，這對于我國現行的上訴制度無疑也有著較大的意義。由此，筆者認為，就我國未來的上訴制度的構建而言，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法院審級制度的變革。我國應當發展起來以二審終審制度為主，三審終審及一審終審為輔的審級制度，以便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不同民商事紛爭的司法救濟需求。至于不同案件適用何種審級制度的具體條件，筆者對此的思慮尚有欠周全系統，在此不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