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12月8日中國新聞

每日俄語：12月8日中國新聞（俄漢對照）

1.Футболист ЦСКА Алдонин хочет сыграть в плей-офф ЛЧ с сильным клубом中央陸軍足球運動員阿爾多寧希望歐冠淘汰賽中與強隊交戰

2.Полиция вновь задерживала оппозиционеров в Москве и Петербурге警方又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拘捕反對派人士

3.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дал документы в ЦИК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выборах弗拉季米爾普京已將參選文件交給中央選舉委員會

4.Досудебное следствие по уголовному делу Кучмы возобновлено針對庫奇馬刑事案的庭前調查已經恢復

5.Э.Кокойты уволил мэра Цхинвала и ряд министров科科伊特撤了茨欣瓦利市市長和幾名部長的職務

6.Билл Гейтс создает вместе с Китаем ядерный реактор нового типа比爾蓋茨將和中國一起創建新型核反應堆

7.В Китае арестовало 608 человек по подозрению в торговле детьми中國逮捕了608名涉嫌拐賣兒童嫌犯

8.Мировые продажи Kia Motors увеличились за 11 месяцев на 19%起亞汽車全球銷量11個月內增長19％

9.Анелька заключит с Шанхай Шеньхуа 3-летний контракт阿內爾卡將與上海申花簽約3年

10.Пассажир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Авиа” около суток не могут вылететь из Пекина

“遠東航空”的乘客已經近24小時不能飛離北京

11.ЦСКА вышел в плей-офф Лиги чемпионов中央陸軍俱樂部進入冠軍聯賽決賽, 12.Рода Благоевича приговорили к 14 годам тюрьмы羅德布拉戈維奇被判14年監禁 13.Пассажиры рейса Пекин新羅西斯克”輸油管道被炸

25.Манчестер Юнайтед не попал в плей-офф Лиги чемпионов“曼聯”無緣冠軍聯賽淘汰賽

26.ЦСКА обыграл Интер и вышел в плей-офф Лиги чемпионов中央陸軍俱樂部完勝“國米”進入冠軍聯賽淘汰賽

27.Standard & Poor's грозит ЕС и крупнейшим банкам еврозоны понижением их кредитного рейтинга標準普爾以降低其信用評級來威脅歐盟和歐元區主要銀行

28.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Лондоне называет неуместной критик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хода выборов в Госдуму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稱英國對國家杜馬選舉過程提出的批評是“不合時宜的”

29.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митинге против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тогов выборов задержаны около 100 человек在彼得堡反對偽造選舉結果的集會上約有100人被拘

30.Волошин: в итогах выборов следует винить не Путина с Медведевым, а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из избиркомов沃洛申：選舉結果不應怪罪于普京和梅德韋杰夫，而應怪罪于我們選舉委員會的鄰居

31.Единорос Исаев: в ответ на акции оппозиции выведем в защиту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трудящихся統俄黨員伊薩耶夫：我們將以“保護成千萬人的憲法”來回擊反對派的行動

32.Состояние здоровья избитого полицие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ухудшилось: у него вывих шейных позвонков遭警方毆打的報記者健康狀況惡化：他頸椎已經脫臼

33.США после отповеди Лаврова вновь говорят об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рестами в Москве и нарушениях на выборах在拉夫羅夫反駁后美國對莫斯科逮捕及選舉中的違規事件再表憂慮

34.Сотрудников дву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обвинили в сексуаль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х в Африке兩家俄羅斯公司的員工在非洲指控性犯罪

35.Звезду “Сумерек” назвали самой рентабельной актрисой“驚天戰神”女星被稱最能掘金演員

本文摘自: 卡秋莎俄語論壇(http://bbs.kachiusha.net)詳細出處請參考：http://bbs.kachiusha.net/thread-1687-1-1.html

第二篇：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

追新溯本

——評以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為代表的中國新聞史教材

1949年以來的大陸新聞史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的這一段時期，共29年。第二個時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還在繼續。

據方漢奇《1949年以來大陸新聞史研究》記載，從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時間里，累計出版的新聞史專著和教材達到253種，累計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與相關文章達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時間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現在，累計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與相關文章達到10749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

雖然數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當前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卻出現了“學術內卷化”現象。何謂“學術內卷化”？借用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杜贊奇的說法：所謂“學術內卷化”，是指在當下，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在方漢奇教授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和方漢奇、寧樹藩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人，都有一個感受，我們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規定的歷史情境中發問，只是在重復他們的工作，而無法為新聞史研究增添知識和學術含量。方漢奇教授也說，現有的研究成果的內容有交叉和重復。這一點在教材類的成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據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統計，已出版的以《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國新聞傳播史》之類的書名命名的教材和與之配套的‘大綱’、‘文選’、‘數據’等輔助教材，已接近60種??其中有不少屬于低水平的重復，沒有太多的學術價值。

新聞史專家方漢奇教授曾經指出，在改革開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時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錮，在如何對待傳統繼承的問題上；在如何處理史和論的關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新聞史人物的問題上，有很多束縛思想的框框和禁區。其結果，使寫出來的新聞史，議論多于史實，缺少史的特點，缺少有關報紙編輯、采訪、評論、廣告發行和經營管理等新聞業務活動的內容，缺少對新聞界人物活動及其影響的介紹和評價，缺少對報紙作為傳播工具，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從事思想啟蒙活動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論述和分析，也缺少對各個歷史時期共產黨機關報刊和左翼報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傾向的報刊通訊社的研究。視野狹隘,亂貼標簽，因人畫線,無限上綱，夸飾溢美，隨意貶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具體分析等情況，所在多有。”

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聞史研究已經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新聞史教材的改進卻落后于研究。現在本科使用的中國新聞史教材有十余種，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方漢奇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和《中國新聞傳播史》；復旦大學出版社黃瑚的《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國新聞事業史新編》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處。然而，我們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紀的目光重新審視這些教材，又不無遺憾。

從中國新聞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時代發展的需要與教材的關系來看，現有的中國新聞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中國新聞史教材的編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進行，如篇章結構、編寫體例基本上以中國革命史為主線，而不是從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 規律 去寫新聞史，因而存在時代的局限性。在許多新聞史教材中，難以找到關于新聞的論述，大多是從言論性文章中分析報紙與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現，除非認為某類新聞報道能夠充分說明其所表現的思想立場才是例外。還有許多新聞媒體成功的經營管理經驗、經濟宣傳報道、商品行情和廣告方面等很少介紹和涉及。另外，一些新聞史教材內容只從古代邸報講到1949年，邸報之前的新聞傳播活動及當代新聞事業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紹方面，更多是介紹報刊，而對廣播、電視方面介紹較少，更不用說網絡了。在介紹報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紹黨的機關報，而對于晚報、都市報等大眾化報紙只是寥寥數語，輕描淡寫，這種現象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后大眾化報紙的發展狀況很不適應。

我就以方漢奇先生所著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為樣本，進行研究，認為當下新聞史教材研究和編寫應“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學術內卷化”現象，有新發現；溯本即回歸新聞本體意識。

首先，在對新聞史的研究中,應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內史”研究(注重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一個是“外史”研究(注重學術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及時代氛圍的關系)。理想的寫法是內外兩種方法的完美結合。但從現有問題來看，中國新聞史研究確實存在著革命史化的狀況。長期以來本體意識的缺位導致了新聞傳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趨。中國新聞史無論在史觀、整體思路、歷史分期、人物評說等方面，都存在著以革命史為藍本，依葫蘆畫瓢的狀況。而這種革命史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新聞史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化，出現了以階級分析方法統領新聞史研究總體的趨向。

《中國新聞傳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從維新運動開始，歷經民主革命準備時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國初期、五四時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時期、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到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革”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等。新聞教材大多以類似的結構來安排中國新聞傳播史的撰寫體例,不過繁簡不一而已。這種篇章結構,與中國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轍。但實際上,當前中國歷史的研究已經不是這種簡單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過由于主導性意識形態要求強調革命史、階級斗爭史在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作用而已。

中國新聞史研究不僅在歷史分期上存在著革命史化的問題，而且還表現在處處以意識形態為依歸，強調政治事件、社會事件對新聞業的直接影響，缺乏從新聞業自身、新聞活動本身出發去做認真、深入、細致的探究。這種對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趨，必然導致新聞傳播史本體意識的匱乏。

1942年延安調整和精簡報刊時，均單純的把事件歸結于“日偽的瘋狂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也就是經濟困難和物資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們不否認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就是整風審干搶救運動之后，新聞出版方針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轉變。吳鴻召《只讀《解放日報》》一文中對此有詳細闡述。沒有提及政策調整方面的因素，或許與不了解這方面新披露的史實有關，或許是因為，避談某些歷史事實，從而繞開延安整風負面成分的話題。這樣的案例在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中不勝枚舉。

此外，材料的選擇和運用存在偏頗。新聞事業史在介紹新聞媒介、新聞人物、新聞事件時應當以其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影響力作為取舍、詳略的主要標準,不應過分注重它們是“我”方的媒體、“敵”方媒體或民營的媒體。而現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闡述的詳略方面幾乎總是呈現出“以我為主”的傾向,對“我”方的、傾向進步的媒體不厭惡其詳,不顧及它在歷史上存活時間的長短,社會影響的大小,而對“敵”方的媒體則盡可能簡略。如“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成立的黨,1927年它曾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并維持了22年之久,抗戰時期,作為戰略防御階段作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現了一大批愛國將士。國民黨統治時期,它主辦和統轄的新聞媒介不下百余種(抗戰勝利后超過1000家)。而對這些,我們的新聞史論著大都付之闕如。”在對民營媒體的介紹方面,《中國新聞傳播史》對幾家著名的商業報紙《申報》、《大公報》、《新聞報》雖然著墨不少,但對歷史上其他一些較有影響的民營報紙,如《世界日報》、《社會日報》、《新民報》等民營報刊,對它們的介紹似乎惜墨如金。而對于國民黨的“新聞統制制度”介紹得很細致，且重點放在敘述國民黨對異己報刊的迫害封殺上。當然這些是事實，應當如實介紹。但另一種情況也應有所涉及，即當時辦報辦刊手續簡單，創辦報刊相對容易，封殺的情況雖然時有發生，但同一種報刊改頭換面、東山再起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種方式實際上也被我黨新聞宣傳部門作為一種常見的斗爭手段。而且，在解放戰爭后，中共中央如何處理國民黨新聞事業的敘述只有寥寥幾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勝利者訴說。

在對新聞人物的介紹方面同樣存在“以我為主”傾向,對革命宣傳家們的介紹往往不厭其詳,而對那些在政治觀點或辦報理念上與“我”相佐的報人和新聞學者,盡管他們在新聞研究或新聞實踐方面也作出過不小的貢獻,但教材對這類人物的介紹往往語焉不詳。如成舍我,作為我國現代新聞史上杰出的報人和新聞教育家,解放前曾參與創辦和編輯10多種報刊,解放后去了香港、臺灣,繼續辦報和從事新聞教育工作,1991年在臺北去世。教材對成舍我的介紹往往只有蜻蜓點水式的幾行字。又如黃天鵬(1909—1982),也是我國現代新聞史上較有影響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他在1927年創辦了北京新聞學會,并以該學會的名義創辦了當時較有影響的《新聞學刊》,參與過《申報》、《時事新報》等報刊的工作,一生撰寫的新聞學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臺灣,1982年在臺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對黃天鵬的介紹也少得可憐。事實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不是絕對的,要改變“非此即彼”、“非好即壞”、“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勢。如對于《大公報》的“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辦報方針這樣的問題,就需要作過細的分析與論證,才能得出有說服力的、符合實際的論斷。但回顧目前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作為“歷史現場”中的人物還是作為“歷史敘述”中的人，其行為主體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沒的。很多時候，一部生動的新聞事業史被化約為了一部階級斗爭史。

而且，在教材的內容構成上，有很多與新聞傳播關系不大的內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黨史等方面的內容。例如梁啟超與革命派的論戰，屬于思想史的范疇，《中國新聞傳播史》中，用大量篇幅來介紹他們論戰的內容和意義，這對新聞史的研究沒有多大意義；五四時期的期刊，多數也不屬于新聞傳播，文學性質更多，而且在介紹“五四新聞史”時，新思潮和舊思潮的劃分標準是以文學和思想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為封建頑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聞史人物價值。

胡正強認為，新民主主義新聞史觀是時代的產物，它凸顯了政治對新聞的深刻影響，甚至遮蔽了新聞史的主體——新聞自身發展的歷史，導致新聞成了政治的附庸。新聞史闡釋往往脫離新聞事實、新聞自身而憑新聞之外的某規律來建構新聞史，新聞史研究便常常變成剝離術，新聞史只能成為新聞以外的東西的“載體”的歷史，新聞自身的歷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總之，新聞史教材的種種問題，使新聞史無法體現出新聞的個性特征，這已經嚴重影響了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寧樹藩先生更是明確提出新聞史研究要有“本體意識”，認為很多新聞史研究“讓新聞事業史圍繞一個個政治思想斗爭、一個個政治任務來展開，把中國新聞事業緊密相聯的發展過程分解為許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爭當作串連這些零碎事件的線條”。

新聞史的本體探詢，其目的就在于建構新聞專業的主體性，必須找到新聞史自己的框架體系，建立專業史的學術地位，用符合新聞史研究的本專業特色的術語來還原新聞史的研究，并進而建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主體性，在現實的新聞活動中自覺承擔其專業職責。

當然，要改變本體意識的匱乏這種局面并非易事，“因為它是我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勢，并且演繹出大家都習以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時至今日，雖各方多所論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見，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多年來情況似乎依然如故，未見多少改觀。誠然,新聞事業史和各個時期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是緊密相聯,也和各時期的階級、政黨、政權機關的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研究新聞史離不開階級斗爭史和政黨運動史。但新聞學畢竟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有它自身的內在演變規律,不能把新聞事業史變為政治斗爭史、政黨運動史的簡單比附。所以，應拋棄我們的教材往往過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沒了內史研究的做法，應從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規律去寫新聞史。

針對中國新聞事業史教材編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 首先要走出學術內卷化現象。抵制教材低層次重復建設的不良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見解,又有嶄新的學術視角,發現利用新史料并對新史料進行重新利用,這樣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義和參考價值。

其次要回歸新聞本體意識。

第一，擺脫傳統的中國事業新聞史的體系框架的束縛,力求有所突破,回歸新聞本位,強調新聞主體意識,按照新聞事業自身的發展規律,構建一套完整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理論體系,而不是把中國新聞事業史附著在政治思想史、階級斗爭史、政黨發展史中。有些新聞學者已經在作這種嘗試,如李秀云在《中國新聞學術史》中摒棄了以往的新聞史分期方法，將中國新聞學從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過程劃分為：前新聞學的歷史考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建立、戰時新聞學的興起、純粹新聞學與大眾新聞學的分野四個階段。盡管這樣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處，但能夠不囿陳說，超越學術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國新聞學發展過程的現有理論格局，突破階級分析的傳統理論框架，具體以新聞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轉變為標志，按新聞學理論形態的變遷為基本線索，以新聞學特有的概念、范疇、原理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頗受啟發。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方面要以該媒介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影響力作為取舍、詳略的主要標準,要有開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識,不要受過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擾。

第三,對新聞史上的各個時期的新聞媒體、新聞人物、新聞事件,力求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不亂貼政治標簽,不亂扣政治帽子,對新聞史上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人物和報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時,也在行文和注釋中介紹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讀者擇善而從。

第三篇：中國廣播網：新聞通稿（定稿）

“智光杯”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力促河北節能改造

7月19日，國務院總理任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持召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審議并原則同意“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以及節能目標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近期，從中央到地方，節能減排政策開始密集發布，各項指標加速落到實處。全國各地節能項目的快速展開 ,將直接影響中國節能減排工作的高速發展。

“智光杯”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借政策東風，承接“云南行”、“貴州行”火炬走進河北，為河北省節能減排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8月4日，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在河北會堂隆重舉行。本次“智光杯”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是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EMCA）攜手河北省工業經濟聯合會(河北省經濟團體聯合會)共同主辦，由廣州智光節能有限公司冠名承辦。國家及河北省有關領導出席了本次活動，河北省原副省長、河北省工業經濟聯合會(河北省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郭世昌、國家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副司長楊鐵生、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戴彥德、國家節能中心副主任徐志強、河北省工信廳廳長王昌、河北省發改委副主任吳曉華、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主任吳道洪等領導出席并講話。參加本次活動的單位涉及政府節能主管部門、社會團體、用能單位、節能服務公司、金融機構、新聞媒體，共計200余人。

活動現場舉行了“智光杯”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啟動儀式，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委員會副主任諶樹忠代表活動組委會發表了2011年“智光杯”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倡議書。

河北省工業經濟聯合會(河北省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郭世昌、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主任吳道洪分別代表主辦單位致詞。國家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副司長楊鐵生、河北省工信廳廳長王昌、河北省發改委副主任吳曉華分別講話，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戴彥德做了《全國節能減排形式分析》主題報告。

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是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EMCA)創新服務模式，以組織優秀節能服務公司、匯集先進的節能技術、攜手國內外金融機構打造“中國節能服務聯合艦隊”的模式。廣州智光節能有限公司作為全國節能服務公司的優秀代表，以傳播全新節能理念，弘揚節能精神為己任，共同促進和拉動中國節能減排的發展進程。

此次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活動將為河北省節能減排工作帶來“六帶三促”工程：帶來合同能源管理機制、帶來國內外節能專家團隊、帶來國內外金融機構、帶來先進節能技術及綜合節能解決方案、帶來節能減排市場化長效機制、帶來用能單位能力建設系統培訓產品；從而促進河北各級政府節能減排工作、用能單位節能降耗及節能服務產業快速發展。

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活動旨在促進河北省節能減排工作和節能服務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廣合同能源管理，利用市場化手段深入實施“雙三十”(省三十家重點用能單位和三十個縣市區)節能減排示范工程。

“十二五”開局之年，河北省將繼續傾力打造“雙三十”節能示范工程，帶動全省由過多依賴資源能源消耗向科技引領、創新驅動轉變，打開了河北“調結構”、“轉方

/ 2

式”的突破口，由單純追求量的擴張向追求質量和效益的提高轉變，塑造了經濟發展“新版圖”。

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到河北省考察工作時，對河北調整產業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出重要指示。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在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也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上邁出新步伐。產業結構的優化關鍵是技術水平的高低。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核心是提升產業行業技術水平。節能減排要形成新機制，節能減排工作要從初始階段的行政發力變為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協同聯動，節能減排要成為各級政府及廣大企業的工作常態。

河北省政府已將節能減排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部署，與其它工作統籌謀劃、協調推進，節能減排工作正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十二五”期間，河北省工業完成技術改造投資2.7萬億元以上，年均增長30%以上，占全省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40%提高到60%以上。每年滾動實施省重點技術改造項目1000項以上（即千項技術改造工程），實現“四提高一優化”。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杰輝為本次活動專程發來了賀信，并預祝中國節能服務萬里行——河北行活動取得圓滿成功。張杰輝在賀信中指出：這次活動以推廣合同能源管理為重點，依托中能聯盟咨詢中心的專家資源，圍繞推廣先進節能技術、建立健全節能減排長效機制等主要內容，為全省節能減排工資提供組合式、高水準、長效化服務，對加快推進節能減排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次活動也得到了廣州智光節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彰顯了其崇尚社會責任，用實際行動回報社會的企業追求。智光節能是上市公司智光電氣（股票代碼：002169）的控股子公司，注冊資金3.125億元，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節能服務公司之一，長期致力于用能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倡導安全、節約、舒適地使用能源的理念，是工業電氣領域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大型綜合節能服務公司。智光節能依托深厚的行業背景和多年的經驗積累，在工業電氣整體節能、余熱余壓綜合利用、熱電聯產和分布式能源領域具有多種綜合解決方案，與國內眾多大中型用能企業有著良好的合作業績并得到他們的信賴。

/ 2

第四篇：方案 - 中國婦聯新聞

“災區母親安居工程”方案

一、背景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在回答記者有關災民住房的問題時表示，短時間內的住房問題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鑒于短時間內建成永久性住房非常困難，肯定要有一個過渡的辦法。可以先建相當數量半永久、可以居住兩三年的房子。

二、意義

在本次地震災區開展抗災自救、恢復生產、災后重建的關鍵時刻，全國人民伸援手、共患難、幫助災區人民渡難關進入最緊張之際，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開展?災區母親安居工程?募捐行動，謳歌時代精神，弘揚?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主旋律。

三、口號

捐助一萬元給災區母親一個安居之家

四、安居工程

（一）工程及配套項目

1、捐贈一萬元，可以修建一個過渡房，解決一個家庭災后重建過渡期的住宿問題

2、每修建100個過渡房，就可以成立一個愛心村

3、每一個愛心村配套建設一個愛心書屋

4、每10個愛心村配套建設一個安全飲水工程

（二）發動目標

1、發動社會各界，利用周圍一起資源，包括企業、社區、網絡團體、明星名人等，通過募集資金，修建企業愛心村、博客愛心村、80后愛心村、明星愛心村等。

2、邀請基金會理事和功勛理事，利用理事資源擴大宣傳范圍，募集善款

五、宣傳主體活動

1、慈善義演

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牽頭，邀請其他演藝界人士進行義演，答謝為災區抗震救災、災后重建奉獻愛心的愛心單位和各界愛心人士。

2、慈善拍賣

征集書畫作品、名人明星物品進行拍賣，拍賣所得款項用于?災區母親安居工程?

3、回訪活動

在適當的時機組織捐贈單位、個人、媒體赴地震災區進行回訪，慰問得到資助的災區母親和兒童，考察災后重建的成果。

4、制作專題節目

挖掘感人故事，與中央電視臺合作制作專題節目，喚起更多有愛心的企業或個人對災區母親和兒童的關注與支持。

5、表彰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災區母親安居工程?頒獎典禮，對為災區母親、兒童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家庭、愛心人士、媒體進行表彰。邀請領導接見并為有突出貢獻的獲獎者頒獎。

六、行動發起人

宋祖英

七、組織機構

在全國婦聯領導下，由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組織成立活動辦公室，聯系災區婦聯進行項目實施。

八、基本回報條件

? 向企業頒發?‘災區母親安居工程’突出貢獻獎?

? 授予企業領導?‘災區母親安居工程’慈善之星?榮譽稱號 ? 由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頒發捐贈證書、紀念牌及特制紀念品 ? 由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開具捐贈收據

? 企業所獲榮譽入?災區母親安居工程?光榮冊

? 企業產品或產品標志可結合捐贈方意愿在公益片中做軟性宣傳 ? 企業產品可作為紀念品發放給參加活動嘉賓

? 邀請企業領導參加專題節目的錄制

? 多家電視臺對支持企業給予相關報道

? 邀請參加?災區母親安居工程?回訪，隨團記者跟蹤報道 ? 播放企業回訪宣傳片

? 電視字幕鳴謝

? 手提袋中放企業宣傳手冊或單頁

捐贈方式

捐贈熱線：010－***765102488

銀行匯款：

戶名：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開戶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市分行東四南支行

銀行賬號：***3956

郵局匯款：

收款人姓名：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收款人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15號

郵編：100730

網上支付寶、快錢支付：請登陸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網站點擊支付。

第五篇：中國新聞傳播史

第一章 中國古代的新聞傳播活動

古代

木鐸：中國古代傳播活動中一種特殊的媒介，在夏商周時期，有這樣一種被稱為遒人的政府官員，搖動木鐸，巡行于各地，既以宣達政令，又進行必要的采風。

甲骨文和金文：最早的文字傳播，甲骨多用于祭祀和占卜；金器多用于記錄帝王招數或國家常法；巖刻多用于頌德和紀功。

兩漢和三國魏晉南北朝

漢代以后郵驛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并開始進入以文字傳播為主的時代。三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傳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童謠和謠言作為社會上普遍的傳播手段。

唐代

中國最早的報紙開始出現于唐代，是在封建官僚機構內部發行的政府官報。開元雜報：開元年間（公元713-741 年），朝廷每日分條發布有關皇帝與百官動態的朝政簡報。這種朝政簡報被抄寄外地以使朝廷動態在封建階級內部更廣泛地傳播。唐人孫樵《經維集。讀開元雜報》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數十幅的簡明朝政公報的抄件，并稱之為“開元雜報”，也是我國最早的封建官報。

敦煌進奏院狀：簡明朝政公報，到了后唐，人們便把這類官文書稱為“朝報”，又稱“進奏院狀”是進奏官呈遞和承轉文書、查詢有關地方政務外，還向他們所在道的軍政長官提供京都信息，其中有朝報的內容，也有他們自行采訪的特別是與本地有關的新聞，甚至還有朝廷的絕密消息。“敦煌進奏院狀”: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兩張“進奏院狀”的殘紙。進奏院是地方行政機構的駐京辦事處，漢朝初建時稱邸。

宋代

邸報：出現于宋代，是一種在封建中樞部門統一管理下，按一定制度，統一編發給諸路州郡，向地方官員們傳報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級官報。鞏固了封建統治秩序，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內容上包括皇帝的詔旨、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軍事情報以及刑罰。在管理上，“邸報”要受到編輯審定工作，為了加強傳報活動的管理，宋代實行過“定本”制度。即根據進奏官采集來的各種發報材料，經本院監官編好，送請樞密院或當權的宰相們審查通過后產生的樣本，進奏官們必須根據這一樣本進行發報。

小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非官方報紙。起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報”是一種以刊載新聞和時事性政治材料為主的不定期報紙。發行人包括進奏官、使臣、政府機關內工作的中下級官員和從事書籍印售工作的“書肆之家”。信息靈通，時效性強，所發表的大多是中樞部門還沒有公開的“朝廷機事”。曾遭到當局的限制，但由于“小報”能夠滿足一定的社會需求，而始終沒有被完全禁絕。

宋代的其他傳播活動包括榜、懸幟、牌匾。

元代

小本：民間的新聞傳播媒體，有民間私自雕印發賣，內容主要是來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很可能是宋代“小報”的延續。其他傳播活動有書籍，報登科，商品廣告。

明代

明代“邸報”：明代“邸報”的抄傳、發行工作主要通過三個環節，通政司總匯朝廷政事信息，六科參與、記錄各項重大政事活動，并為“邸報”提供皇帝諭旨；提塘擔任軍情和各項文報的呈遞下達和抄傳。明代“邸報”的內容較以前多了社會新聞，還附有“鼎甲單”。留存下來的明代邸報的摘抄本有《萬歷邸鈔》（按照時間的先后摘錄而成，依抄錄者的興趣和需要抄成，因此有所取舍），《天變邸鈔》（它的全文是被當時人和稍后一些時候的人根據原件或傳抄件，以附錄方式輯入私人文集或叢刻，保存下來。記錄的是北京發生的一次特大災異事件），《急選報》（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份明代報紙的原件，由雕版印刷。）明代民間報房：明中葉以后，民間新聞傳播活動日趨活躍，出現了民間的報房。明代早期的民辦報房，多數情況下，是從官方的提塘報房分離出來的，它的官方消息仍然得自六科或間接地得自提塘報房。起初是手抄的，崇禎末年，出現活版印刷的報紙。

明代其他新聞傳播活動有塘報、告示和旗報等。

清代

清代提塘分京塘、省塘兩種。

京報：清代的民間報房主要集中在北京，所出的報紙通稱京報。民間報房所出的京報大多是印刷的，內容基本上是宮門鈔、皇帝諭旨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京報的全部稿件都來自內閣和科鈔，沒有報房自己采寫的新聞。

轅門鈔：轅門抄是一種以報道地方官場消息為主的非官方報紙。內容包括上諭、江藩牌示和出版者自行采寫的官場信息。

第二章 中國近代報刊的產生和初步發展

鴉片戰爭前

中國近代報紙的模式，是鴉片戰爭前夕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傳入中國的。

東南亞：

馬禮遜：英國政府企圖把海外傳教事業與海外殖民事業緊密地結合起來，借助傳教士這種改變人們思想信仰的工作性質，用以宣揚西方社會的觀念，實行思想征服。英國海外傳教組織“倫敦布道會”選派馬禮遜來華傳教，馬禮遜在傳教過程中發現出版書刊是在華傳教的一個好方式，因為中國雖然地方大、方言多，而文字則是統一的，使用印刷品宣傳比口頭宣傳更為民眾所接受。1832年，馬禮遜在澳門成立了“馬家英式印刷所”。翻譯了《圣經》、編纂了字典、編寫了宣傳基督教義的小冊子，并用中、英文出版了大量書籍。《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于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正式創刊。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創辦人是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馬禮遜的助手。《察世俗》絕大部分內容是闡釋基督教教義、介紹《圣經》的文章，宣傳西方文化與近代科技知識。后增設《全地各國紀略》欄目，簡要介紹世界各國概況，同時發表時事評論性文章。《察世俗》采取了中國本土化策略，處處附會儒學，將基督教義與孔孟之道想比附。為了適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裝訂也采用中國書本式。《察世俗》中的中文近代報刊上的新聞之最:①最早的預告性新聞《月食》；②最早的廣告《告貼》；③最早的新聞圖畫《事逗娘娘懸人環運圖》。澳門：

1820年葡萄牙政變成功實行君主立憲制后，澳門本土葡人欲借立憲運動奪回澳督手中的權利。

《蜜蜂華報》是澳門立憲黨的首領巴波沙于1822年9月創辦的周報，站在居澳葡人的立場上為立憲革命的勝利歡呼。隨后澳門保守派發動政變，接管了《蜜蜂華報》。該報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

《澳門報》以宣傳葡萄牙國內保守派的主張為主要內容。

《雜文篇》是馬禮遜與1833年4月創辦的近代中文報刊，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大部分內容是宣揚基督教信仰的。

《傳教者與中國雜報》是馬禮遜于1833年5月創辦的中國首份以中、英文兩種文字合刊的報刊。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文化知識、宗教知識及教義討論、各地消息及評論。

《廣州雜志》1831年由澳門東印度公司船板的英文月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份英語報刊。

廣州：

廣州是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唯一準許外國人常住并進行貿易的地方，英文報刊因此首先在廣州問世，在華英語報刊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中英貿易的迅速增長有關。

《廣州記錄與行情報》中國境內第一份英文報紙，是逢星期二出版的周刊。由英國鴉片商馬地臣出資創辦，美國商人伍德、馬禮遜等擔任編輯。后改名為《廣州記錄報》，是一張商業性報紙，貨價行情、航運消息占主要篇幅，但也有廣泛刊登政治時事新聞和評論，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廣州周報》

《中國差報與廣州鈔報》 《中國叢報》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創辦人和編輯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郭士立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旨在宣揚西方文化的優越，征服中國人驕傲自大的排外心理。雖是一份宗教性報刊，但其所刊載的內容已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知識、新聞和雜俎等各個方面，宗教內容已在次要地位。在宣傳策略上，《東西洋考》注意附會儒學，盡可能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吻合。該報與《察世俗》在本質上都是宗教性報刊，創辦人都與倫敦布道會有關。后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這些報刊的宗教色彩漸趨淡薄，而政治、經濟色彩則日益濃厚，使這些報刊的新聞傳播性質日益凸顯。

鴉片戰爭后

香港

1841年1月，香港為英國侵略者所占據，此后，大批英國移民涌入香港。英文報刊：

《香港鈔報》1841年5月創刊，為第一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報刊。

《中國之友》1842年3月創刊，后與《香港鈔報》合并，改名為《中國之友與香港鈔報》。1850年8月，臺仁特購得產權并擔任主編，該報持反對政府的立場。

《香港紀錄報》由《廣州紀錄報》遷至香港出版，該報持反對香港政府的態度，十分重視刊登有關中國的材料。

《德臣報》歷時129年，是中國也是香港歷史書上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該報持親政府態度。

《孖剌報》

《香港電訊報》 中文報刊： 《遐邇貫珍》：1853年8月創刊于香港，創辦人和首任主編是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該報雖為傳教士所辦，但實際上是以新聞為主的刊物，在內容上以時事新聞為重點，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時事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既有報道中國和中外關系的新聞，也有反應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的新聞。該刊還注重文化知識的介紹。1855年，《遐邇貫珍》增出副刊《布告編》，專載商情及船期。《布告編》率先在我國中文報刊上推出廣告收費舉措。

《香港船頭貨價紙》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視為英文《 剌報》的中文版。后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1873年改版為日報，之后脫離《 剌報》，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

上海

英文報刊：

《北華捷報》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報刊，該刊報道新聞不多，言論則反映英國在華商人的利益，被視為“英國官報”。后改為《字林西報》

《字林西報》大量刊載船務、商業等方面的信息，日益加強新聞報道工作。該報在中國邊遠地區聘有自己的通訊員，還曾一度獨享英國路透社電訊的特權。該報對言論十分重視。1864年創刊至1951年，是上海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

《華洋通聞》

《文匯報》 宗教性報刊：

《六和叢談》在內容上，宗教、科學、文學、新聞、商業無所不包，與同期其他傳教士辦的宗教性報刊一樣，該刊已不再純粹宣傳基督教義，而是一份綜合性的新聞期刊。

《萬國公報》在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報刊中，歷史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1868年9月，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集資創辦并擔任主筆。前身是《中國教會新報》，后改名為《教會新報》。《萬國公報》是英美傳教士控制下的重要輿論工具。林樂知在中國的辦報活動得到美國輿論的高度評價，稱贊他為在中國“傳播種子的人”。在改名為《萬國公報》之前，該報以宣傳宗教為主，間或刊載一些中外史地、科學常識以及中國教育方面等內容。改名為《萬國公報》后，其內容也改以時事政治為主，經常發表時事評論、重要法令、條約及外報譯文，大量介紹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識，減少了有關宗教教義的宣傳。

*商業報刊： 《上海新報》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重信息的商業化階段；重教化的綜合化階段，重經營的娛樂化階段。上海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

《申報》 創刊于1872年4月，是上海的第二份中文商業報紙，是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等4人集資創辦。美查創辦該報以營利為目的，十分重視辦報質量。《申報》創刊后一直由中國人主持筆政。1877年美查將所營事業改組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申報》由外國人獨資報紙轉為中外合資經營的報紙。①在新聞業務上，《申報》將新聞報道放在首位，為了提高新聞的實效性，《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了電報，還在國內報紙中最早發布號外。②《申報》還不斷拓寬新聞報道面，大量報道社會新聞。曾持續三年連續報道楊乃武被誣謀殺親夫一案。③《申報》還很重視報紙言論工作，標榜自己“謀利而兼仗義”，立論“公道”。所刊言論或為中國的富 強獻計獻策，或對官府的陋規苛政有所指摘。此外還注意發表讀者的來信和來論。④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公開征集文藝類作品。⑤最早使用新聞圖片。⑥申報館發刊我國最早使用白話文的報紙《民報》。

《字林滬報》所刊新聞最初多譯自《字林西報》，后轉手給日本東亞同文會，改名為《同文滬報》 《新聞報》

在華外報的歷史作用

在華外報對中國近代報業及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作用和影響，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外人在華辦報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殖民主義文化侵略活動。來華的外國人無論是懷著侵略的野心，出于傳教的目的，還是尋找發財的機會，都是企圖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宣傳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圖以西方模式改變中國人的頭腦。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將中國逐步推向殖民地的道路。

（二）在華外報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外包宣傳的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對長期處于封建思想禁錮下的中國讀者具有深刻的啟蒙作用。

（三）在華外報的辦報經驗為中華民族報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章 國人辦報活動的興起與發展

早期國人對近代報刊的認識與接觸

林則徐譯報：禁煙運動時期，林則徐為了了解敵方虛實，以便制定對敵策略而翻譯在華外報。組織了一個由中國人、外國傳教士和商人組成的譯報班子。活動流程：第一，派人搜集外國人出版的外文報刊；第二，將其中有關鴉片貿易和其他方面的消息、言論翻譯成中文；第三，將譯好的材料整理裝訂起來，分送給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海關監督和軍方參考。后來匯集成冊稱為《澳門新聞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報紙，但具有新聞傳播的性質。

太平天國的辦報構想：近代中國最早系統闡述自己的辦報思想的是太平天國的洪仁玕。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了設立新聞館、設置新聞官、準賣“新聞篇”等主張。洪仁玕的新聞理想還沒實現就發生了天京事變。

王韜與鄭觀應的新聞思想：王韜的新聞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1）報紙的目的和意義，王韜要借日報立言，通過報紙來宣傳其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2）報紙的功能和作用，報紙可以使“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達內事于外”，“通外情于內”。（3）新聞自由，王韜最早在國內提出言論自由，呼吁朝廷放寬言禁，允許民間創辦報紙。（4）報紙的文風，應該是直抒胸臆，詞達而已。（5）報紙編輯人員的條件，知識淵博、品德高尚、持論公平。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著作中論述了（1）日報是“通民隱，達民情”的有力工具。（2）創辦報紙是中國變法自強的重要手段。（3）應該維護民族尊嚴，允許國人辦報。（4）制定報律來規范報業。

國人創辦的第一批近代報刊

《昭文新報》是中國人在國內創辦的第一份報紙，1873年在漢口創辦，創辦人是艾小梅。內容以奇聞軼事居多，間有詩詞雜作 《公論報》1889年創辦于漢口，該報由李寒秋主編，后由宦誨之接辦，言論傾向官方。1907年后改名為《公論新報》，為辛亥革命前在武漢地區出版的重要報紙之一。

《循環日報》我國第一批國人自辦報紙中影響最大的，是我國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王韜在香港主編的《循環日報》。該報以“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變法以自強”為辦報宗旨，是我國近代最早宣傳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想的報紙之一。在業務上，《循環日報》對我國近代報業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首創了一種以政論為靈魂的報紙。這種報紙以“立言”為目的，利用報紙縱論中外形勢，指陳時弊，褒貶得失，提出建議，使人耳目一新。《循環日報》同時開創了政論文體。

王韜： 1857年參加《六合叢報》的編輯工作，是他報刊活動的開始。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1874 年創辦《循環日報》。是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他的政論反帝愛國，昌言變法，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于感情，后來被發展為一種新的報章文體，后發展于梁啟超，對當時的文壇和以后的維新派領導人影響較大。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后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他關于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

上海《匯報》中國近代留學第一人容閎于1874年在上海創辦。《匯報》鼓吹發展洋務，措辭謹慎，不議論官府政事，但對外人侵害中國的言行常有抨擊。后改名為《益報》。

《新報》由上海道臺主辦，欲作為宣傳工具，影響在滬華人，但讀者多為國人。廣州《述報》內容有中外新聞與評論、西方書報譯稿、商業行情、船期和廣告等。正逢中法交戰，該報大量報道了中法戰爭的消息，并發表了許多有關言論，主張對法作戰。

《廣報》

第一批國人自辦報刊的特點：

（1）在辦報主體方面，創辦者的身份比較復雜，多是與西方人打交道比較多的中國人。（2）在辦報性質方面，這些報刊多事私營性質的。（3）在報紙內容方面，這些報刊都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宣傳者。（4）在政治立場反面，這些寫報刊表現除了鮮明的反侵略愛國思想。（5）在業務方面，在形式上大多參照了外國人在當地出版的中文報刊模式。（6）在報業環境方面，這些報刊的處境十分困難。

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維新運動）

《萬國公報》于1895年8月在北京創刊，康有為、陳熾等負責籌募經費，康有為的兩大弟子梁啟超、麥孟華擔任編輯，這是我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出版的第一份報刊。創刊同月康有為等人聯絡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在北京成立了強學會，講論“中國自強之學”。《萬國公報》轉為該會的機關報。所刊內容以講論洋務為主。1895年12月改名為《中外紀聞》，經費收受了袁世凱等達官貴人的捐款。內容上除論說外，該報增加了外電、外報的選譯和國內各報的摘錄等內容，還有上諭等。

《強學報》是康有為南下宣傳維新變法主張的結果，1896年創刊于上海。是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報，其政治色彩較《萬國公報》和《中外紀聞》更為濃厚。因“托古改制”用孔子紀年遭到張之洞的不滿，該報僅存了14天。

梁啟超：著名的維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論家；先后創辦10多種報刊，如:《中外紀聞》、《時務報》,戊戌事變逃亡海外后，在日本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從事報刊宣傳活動27年；創造了“時務文體”，一生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人們稱之為“輿論界的驕子”，有豐富的報刊實踐經驗，為資產階級辦報提供了基礎。《時務報》：創辦于上海，是維新派重要的輿論陣地，1896年梁啟超受邀主持筆政。《時務 報》所刊內容有政論、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西電照議等。梁啟超在該報上發表的最有影響的政論是《變法通議》，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明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知新報》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輿論陣地。創刊于澳門。

《湘學新報》和《湘報》先后創辦于長沙，是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在華中地區的重要輿論陣地。湖南維新派認識在長沙成立了南學會。唐才常任《湘學新報》主編，譚嗣同領導南學會和《湘報》。兩人合稱為“瀏陽二杰”。

《國聞報》是我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報刊活動家和翻譯家嚴復在天津創辦的日報，是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在華北的重要言論陣地，也是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日報。該報尤注重報選譯和新聞采訪工作，在國內各地及國外各大城市設有特約記者。同時還出版旬刊《國外匯編》。《國聞報》在當時的維新派報刊中獨樹一幟，①該報強調“以通外情為要務”，報館不惜高薪聘請翻譯人員，而最優秀的翻譯則是嚴復在《國聞匯編》上翻譯的《天演論》。②該報所刊消息“確而速，又極多極詳”，且頗具地方特色。③為躲避封建頑固派的注意，采取了一套特殊的辦報策略。

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的特點

（一）報刊數量多，辦報地區廣。

（二）報刊種類多，除了以政論見長的綜合性報刊的發展，第一次國人辦報高潮中海出現了文摘類報刊（上海的《集成報》、《萃報》，長沙的《博文報》，江西的《菁華報》等）；婦女兒童報刊（《女學報》、《蒙學報》）；專業類、行業類報刊（《農學報》、《算學報》、《利濟學堂報》、《工商學報》）；消閑性文藝小報（《指南報》、《奇聞報》、《笑報》）；白話報（《民報》、《演義白話報》）。

（三）這一時期的主修形態是維新派主辦的以宣傳辦法為主旨的政論性報刊，辦報人員多是維新派人士，辦報方式是把辦報同辦學會、辦學堂緊密結合起來的“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一

維新派辦刊的業務特點：

（一）開創了新的報刊政論文體。

“報章文體”是指出現于報刊之上、不同于盛行一時的桐城派古文的一種比較通俗淺近的文體。這種文體首先是王韜在《循環日報》上運用的，但當時為形成氣候。特點是：半文半白，平易暢達，筆鋒常帶感情，有時還夾以口語和外來語。也被人稱為“時務文體”，“新民文體”。這種文體是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過渡文體，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開了先河。

（二）新聞報道中夾帶評論；

（三）編輯工作有所改進；

（四）重視新聞的采訪工作；

（五）運用新聞圖片配合新聞報道。維新派辦報活動的進步作用與歷史貢獻：

第一，向讀者進行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教育。第二，向讀者進行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

第三，維新派的辦刊宣傳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促成了變法的實現。第四，沖破了封建統治者對報刊從出版的限禁。

第五，開政治家辦報的先河，提高了報人、報業的社會地位。第六，推動了民族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

第四章 清末時期的新聞事業

海外報刊

19世紀40年代后期，隨著大批“契約華工”被誘拐到北美加州的金礦做苦力，華文報刊開始在美洲出現。海外：

《金山日新錄》1854年在華工比較集中的舊金山創刊，有美國基督教會主辦。該報內容有新聞，中西商業廣告、國內外船期和貨物行情等。

《東涯新錄》1855年創辦于舊金山，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牧師創辦，中國留學生李根擔任華文編輯。

《沙架免度新錄》由旅美華僑司徒源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創辦，以刊登與華人社會有關的新聞為主。第一份中國人在海外創辦的華文報紙。

《叻報》1881年在新加坡創刊，被譽為“南洋第一報”。創辦人是薛有禮，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以開啟華人社會風氣，推廣中華文化為辦報宗旨。葉季允擔任主筆，有“南洋第一報人”之稱。

資產階級維新派報刊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逃亡海外。在加拿大、南洋、歐、美、澳洲等地創立了“保皇會”，從事保皇和君主立憲活動。在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在海外創辦了多家報刊，宣傳保皇立憲。

《清議報》：創刊于1898年，是戊戌變法后康、梁等人在海外創辦的第一個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的機關報。梁啟超擔任該報主編，撰寫了大量社評。辦報宗旨有四條，即：1.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2.增長支那人之學識。3.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4.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所刊文字主要內容是：尊皇攘后和宣傳君主立憲。梁啟超在辦報期間受革命黨人的影響，曾主張“不登保皇會文字”，被康有為派往他地進行保皇活動。1901年報館遭遇大火，第二年以《新民叢報》為名復刊。

《新民叢報》是由主張變法維新轉為主張保皇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在海外最著名的刊物，梁啟超按照西方大型綜合性雜志的模式創辦起來的，內容豐富，編輯嚴謹。大量篇幅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學說。《新民叢報》的命名來由在于，梁啟超認為，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國民素質低下，希望通過教育手段來提高國民素質，造就一代“新民”。但《新民叢報》總的傾向是鼓吹保皇和君主立憲。

資產階級革命派報刊

以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為標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辦報活動氛圍兩個階段，即興中會的階段和同盟會的階段。

《中國日報》是興中會創辦的第一份機關報，也是中國最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報紙。1900年創刊于香港，由孫中山指派的陳少白主持。《中國日報》的主要宣傳內容，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賣國罪行，鼓吹反清革命；二是宣傳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等資產階級的思想，贊美共和制度；三是與保皇派報刊進行論戰。《中國日報》不僅是革命黨人的宣傳輿論陣地，也是他們的重要活動據點。辛亥革命后，《中國日報》遷至廣州出版。

《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創辦于同盟會成立前，由鄭貫公主辦，言論激烈。

《民報》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同盟會的言論機關，1905年11月在日本東京創刊。該刊是一份大型時事性政論月刊，設有論說、時評、談叢、紀事、譯叢等欄目。宣傳“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政治綱領，是《民報》的辦報宗旨。宣傳內容有以下方面：一是宣傳以排滿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二是宣傳以建立共和政體為中心的民權主義；此外，還有對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報道，和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介紹。

留日學生辦報：

《開智錄》創刊于橫濱，由留日學生團體開智會主辦，鄭貫公主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文字淺顯，立論新奇。

《譯書匯編》創刊于東京，由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編，變異歐美日本等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的內容。

《國民報》創刊于東京，秦力山主編，在經濟上受孫中山的支持，該刊主要宣傳革命排滿思想。

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

革命派的《國民報》就發表了章太炎撰寫的《正仇滿論》一文，向保皇思想發起挑戰。此后，香港和海外各地兩派的報紙之間紛紛進行論戰。《民報》創刊后，為了抵制保皇派報刊對革命的攻擊和清除出保皇和君主立憲思想在受眾中的影響，主動向以《新民叢報》為代表的保皇派報刊展開筆戰。兩報的筆戰主要圍繞以下四個問題展開：第一，要不要進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統治；第二，實行民主共和制還是實行君主立憲制；第三，要不要實行土地國有、平均地權；第四，革命會不會引起帝國主義干涉，使中國招致瓜分。這場論戰，不僅使資產積極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逐漸深入人心，而且還為辛亥革命做了組織上的準備，許多原來支持保皇派的人轉變了立場，加入同盟會。

“慈禧新政”宣布預備立憲

1901年慈禧“新政”發布后，隨著“報禁”、“言禁”的廢除，中華民族新聞事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后，中國新聞事業更是迎來了第二次國人辦報高潮。

此時出現了一批政治上比較溫和、主張改革的民營報紙，較著名的有：

《京話日報》是一張以城市居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用通俗的北京話出版的報紙，1904年創刊于北京。創辦人兼社長彭翼仲，創辦目的：一是開發民智，二是爭回中國人說話的權利。該報十分注重與底層讀者的密切聯系，敢于沖撞權貴。

《東方雜志》為綜合型文摘性月刊。1904年創刊于上海。初辦時的主編人為徐柯和孟森。該刊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發表各類現代學科的論著。辛亥革命以后，該報認為西方的道德觀念已毀，強調要用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來救治西方的“物質文明”。

《中外日報》汪康年主辦，該報重視新聞報道，政治上持保守的愛國主義，擁護慈禧垂簾聽政，但反對廢除光緒。

《申報》美查回國后，報館董事會幾經改組，最后由史量才獨資經營、主持筆政，進行了 改革。營業部主任張竹平，首先從廣告經營下手，廣告的版面甚至超過了新聞、副刊的版面，業務收入也隨之增加；其次張竹平也重視報紙的發行，力爭將報紙當天送達上海及上海附近長江三角洲地區。《新聞報》

資產階級立憲派報刊的發展：

《大公報》1902年在天津創刊，由天主教徒英華等人集資創辦。早期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和一定的來自英國領事館方面的影響。該報以開民智為辦報宗旨，鼓吹變法維新，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封建專制、黑暗吏治和國外侵略。重視言論工作，以“敢言”名于時。《時報》是戊戌變法后以康、梁為首的保皇派在國內創辦的第一份報紙。1904年創刊于上海，梁啟超籌辦該報時明確宣布“吾辦此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新代表輿論之報界”。后《時報》的報務由狄葆賢主持，該報在業務上曾做過以下嘗試：1.將梁啟超創造的時事短評這種新的評論文體移植于日報；2.設立“北京特約通信”專欄，聘黃遠生任駐京記者，為該報撰寫新聞通訊；3.設置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7種周刊專版，聘請專家擔任主編。《時事新報》

1906年，慈禧宣布“預備立憲”，康梁等保皇派人士認為自己的政治改革為統治者所接受，康立即將保皇會改組為國民憲政會，帝國憲政會，要求所屬報刊權利鼓吹君主立憲。國內外支持君主立憲的官紳們也紛紛辦報，宣傳君主立憲思想。

《政論》1907年創刊，是梁在日本組建的政聞社的機關報，該報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為目標，鼓吹立憲。后清政府和租界當局勾結查封政聞社。

《國風報》由梁等在上海創辦，稿件是他在上海編訂后寄往上海發行。該報就實施憲政的諸多問題向清政府出謀獻策，對全國各地憲政派進行了理論上的指導。

《國民公報》由梁的密友徐佛蘇在1910年立憲活動進入高潮時在北京創辦，借以聯絡各省立憲派人士，指導各地立憲活動。主撰稿人仍為梁。

《預備立憲公會報》1908年創刊于上海，上海預備立憲公會機關報。該會由資產階級上層人士創辦，以介紹憲政知識為主。

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展：

隨著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國內的宣傳更為活躍。

《蘇報》創刊于1896年上海，創辦人為胡璋。后因經營不利轉讓給了陳范，起初陳范同情康梁，思想上傾向于變法，該報在立場上堅持維新、變法。當康梁轉向保皇后，陳范轉向革命。在經濟上資助了上海的許多愛國學社，該校的師生也輪流為《蘇報》撰寫論說，《蘇報》開辟了“學界風潮”專欄，連續報道各地的**消息，給予支持。該報成了當時上海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言論機關。1903年章士釗出任《蘇報》主筆，提出該報“第一排滿，第二排康”的辦報方針，言論激烈、革命傾向強烈，為清政府所不容。后發生了讓中國在國際上臉面掃地的“蘇報案”。“蘇報案”《蘇報》的革命言論，為清政府所不容。與上海領事團多次密謀，決定上海租界工部發行拘票，對陳范、章太炎、鄒容等7人實行拘捕。上海租界公廨開始會審“蘇報案”，一場以清政府為原告，以章、鄒等人為被告的特殊審訊開始了。章、鄒被監禁，《蘇報》永遠停刊。在“蘇報案”中，清政府在中國領土上同自己的臣民打官司，卻要由租界當局來審判，在國際上臉面掃地。而章、鄒在審訊過程中慷慨陳詞，把法庭變成了宣傳革命的講壇，表現了革命者的崇高氣節和英雄氣概，贏得了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同情。《國民日日報》“蘇報案”后第一份革命派報刊，1903年在上海創刊，由章士釗主編，該報主義斗爭策略，聘請英國人在英國領事館注冊，宣傳上不作“爆炸性之一擊”，但并不諱言其革命立場。

《俄事警聞》1903年創辦于上海，后改名為《警鐘日報》，該報將拒俄宣傳與反請宣傳緊密結合起來，大力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賣國政策。

《中國女報》創刊于1907年上海，主編秋瑾，該報以婦女為讀者對象，以爭女權，爭獨立、爭解放為宗旨。

《神州日報》，“豎三民”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于右任主編。

新式官報

萌芽時期（1896-1902）：

官書局主辦的《官書局報》、《官書局匯報》：最早以官方名義編發，從形式到內容都和報房京報類似，不同的是增加了路透社電訊等新聞和外國新事新藝的譯文。這種報紙一無自采新聞，二無言論評說，三不代表政府發布命令和文稿，所以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報。

發展時期（1902-1911）：

《北洋官報》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天津創辦，內容首為圣訓、上諭，次為本省政、學、軍事要務，次為時務、農、工、商等知識，次為教案、交涉，最后是各省、各國新聞，還刊發廣告性的公私告白。標志著中國官報的發展進入新時期。

《政治官報》我國歷史上第一份有中樞部門直接創辦的新式的政府機關報。

《內閣官報》被賦予公布正式法令、公文的功能。標志著中國現代官報的誕生。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二

資產階級各派別的新聞思想

資產階級立憲派（梁啟超）：

戊戌變法時期：他把報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變法失敗，流亡海外時期：

一是報紙的功能：監督政府，向導國民。

二是辦好報紙的四條原則：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當；4）報事確而準。

三是健全輿論主張：具備五本，“一曰常識”，“二曰真誠”，“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節制”。

四是他根據自己的辦報經驗，提出辦報宣傳有兩種方法，即浸潤的方法和煽動的方法。

資產階級革命派：

一、高度重視報刊宣傳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

二、公開你承認報紙的黨派性，明確提出為革命辦報的主張。

三、黨報要重視輿論的制造和指導。

四、黨報重視民意。

新聞業務工作的改進

第一，報刊的形式，在1902年前后，開始由書冊式逐步向單張印刷的近代西方報紙靠近。第二，在版面安排上，開始打破“首論說、次上諭或宮門鈔，次為各省各埠要聞，次為本埠新聞”的框框。版面和報刊字體都變得靈活，欄目設置也逐漸變得細致。

第三，重視報刊評論的寫作。各報刊均以論說為主。第四，新聞的質量開始提升。由于通訊設備和印刷技術的改進，加上經濟的發展和政局的多變，新聞報道數量大大增加，新聞報道的面也相應擴大。新聞報道的體裁也日益怎過。

第五，新聞攝影圖片開始被廣泛運用。

第六，這一時期，報紙文藝副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新聞團體開始興起：上海日報公會，中國報界俱進會，北京報界公會。

第五章 民國初年的新聞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開始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國初年的新聞事業迎來了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辦報活動高潮。主要原因是1）舊的禁令的廢除；2）新的自由新聞法律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將言論出版自由原則載入國家根本大法，頒布有利于新聞事業發展的法律）；3）革命黨對新聞自由的保護和推動；4）民國“暫行報律”事件的影響（《中華民國暫行報律》遭到報界的反對，孫基于對新聞自由的尊重撤銷了該“暫行報律”）；5）國人與業界對報刊和報人的過高期待和自詡。

民國前期報業的繁榮和泛濫

各級政權機關的機關報，各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機關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最求資產階級民主，“鼓吹共和，監督政府”所辦的報紙。

政黨報刊的泛濫：

國民黨——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報刊數量最大 《民立報》該黨報紙的總樞紐。

《天鐸報》李懷霜任主筆，陳布雷、柳亞子任編輯。反對袁世凱專制獨裁方面發表了不少言辭激烈的文章

《民國新聞》以“維護共和政體”為宗旨。《中華民報》“擁護共和，防止專制復活”，同盟會中反袁態度最堅決的報紙。

進步黨——由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等小黨派合并而成，以梁啟超、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等為領袖，其成員主要是立憲派、舊官僚和對他們的觀點比較認同的原同盟會成員等。

《少年中國》由黃遠生等人創辦的周刊，擁護袁世凱，但敢于批評時政，揭露黑幕。《庸言》梁啟超在天津創辦的政治理論性半月刊。

《大共和日報》同盟會分裂出來的章太炎創辦，吹捧袁世凱和黎元洪。

其他政黨，如：自由黨、社會黨 “橫三民”《民權報》、《中華民報》、《民國新聞》。

兩大報系之間的主要政論問題：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實行總統獨裁下的“超然內閣”、“人才內閣”，還是實行責任內閣；國務員是對國會負責還是對總統負責；對外借款問題。

袁世凱時期

袁世凱控制輿論和新聞界的主要手段： ①創辦御用報紙：

《亞細亞日報》1912年創辦于北京，袁世凱政府出資創辦，由聲名狼藉的帝制分子薛大可 擔任主編。二次革命期間，連續刊登帝制分子勞乃宣和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古德諾鼓吹復辟帝制的文章。袁世凱稱帝期間，該報帶頭改用“洪憲”年號，稱袁世凱為“今上”，記者署名“臣記者”。主要在北方創建，在上海出分版，遭 到革命當人和愛國人民的強烈抵制，報館兩次被炸。

《神州日報》在上海，1915年被袁黨強行接辦后，利用它原來的聲譽籌辦帝制張目。②收買報紙或報人：

③迫害和摧殘反對派的報刊：

對一批革命立場堅定的報刊，袁世凱則毫不留情地進行了迫害和摧殘。搗毀、查封報館和毆打、逮捕、驅逐、殺害報人的事件時有發生。“癸丑報災”：二次革命后，袁世凱政府宣布國民黨為“亂黨”，凡國民黨系統的報刊一律扣以“亂黨報紙”的罪名而查封。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家，較之民國元年的500家銳減300多家。報刊減少三分之一，報人大批被捕被害。因而在中國新聞史上把“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對新聞界的大掃蕩稱為“癸丑報災”。

④建立一個為其封建軍閥獨裁統治服務的新聞法律制度。

反袁斗爭：袁世凱唆使趙秉鈞派人在上海刺殺宋教仁，為了瞞天欺世，在宋教仁事件發生的前期，命令陸軍部派員對各報擬刊載的新聞稿實行預檢。上海《民立報》從宋案發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連續報道宋案經過，刊登兇手的供詞和袁黨往來的密電等，證明袁世凱就是刺宋的元兇。廣州創辦了《討袁報》，一些報紙也出版了反袁專刊。最先起來反袁的是孫中山重組的中華革命黨，并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民國》、《甲寅》雜志，反袁的同時還有老同盟會員和一些民主主義者。

北洋軍閥時期

袁世凱死后，北洋各系軍閥陸續掌控中央政府。中國迎來了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高潮。這一時期報刊種數和發行量逐年上升，這種增長得益于以下幾點原因：

①中央政權的軟弱②經濟在夾縫中國的發展③交通、郵政、電信系統的進步④思想、文化、教育的情況也有利于報刊的發展。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三

在民國初年，雖然報業的技術力量沒有質的飛躍，有關新聞業實行現代化經營管理的觀念，也沒有收到重視，但這一時期的主流報刊，在新聞業務活動上還是有進步和變化的：

第一，新聞通訊開始嶄露頭角；

第二，副刊有了大的發展，許多報紙開辟副刊，刊登文學作品和茶余飯后的消閑性文字來吸引讀者。

第三，圖片報道的改進與發展。

為了加強新聞報道，通訊社開始發展起來，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兩家通訊社： 新聞編譯社：邵飄萍創辦，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最早第家比較有影響的通訊社，1918年成立。創辦于北京，由于他在北京新聞界十分活躍，重視新聞采訪，可以獲得不少最新最真的消息，新聞編譯社的稿件很受歡迎。該社稿件主要供給北京各報，外國駐京記者也多有參考。國聞通訊社：1919年創辦于上海。胡政之參與籌辦并擔任主編。該通訊社初創時，有安福系和浙盧方面的背景，盧永祥在軍閥內戰中戰敗后，該社得到金融巨頭的經費支持，改由胡政之負全責，胡政之想要辦一個有全國影響的通訊社，該社曾先后在北京、漢口設立分社，稱為當時規模最大的民營通訊社。國聞通訊社所發的消息，以詳確報道事實為主，不 加議論。國外消息和各國報紙上的重要消息，則隨時譯述，供報界采用。《國聞周刊》作為通訊社的附屬刊物進行出版。胡政之后將通訊社總部遷到天津，稱為北方通訊社中的巨擘。

民初的名記者

黃遠生：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北京創辦并主編《少年中國》周刊，開始記者生涯。后編輯梁啟超主辦的《庸言》月刊，擔任上海多家報紙的特約記者，常在其他雜志上發表文章。他以深厚的中西學基礎、高超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卓越的采訪寫作技巧稱為民初新聞記者的巨擘，被譽為“報界之奇才”，與劉少少，徐彬彬有民國初年新聞界“三杰”之稱。他的新聞通訊有以下特點：1）題材重大，內容翔實；2）分析深刻，見解獨到；3）文筆生動，亦莊亦諧。黃遠生的通訊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歷史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又基本具備了現代通訊的基本特點，即真實性、新聞性、生動性、評論性。他的新聞通訊寫作實踐，在中國新聞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邵飄萍：曾任《申報》特約通訊員，《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主筆，1912年與杭辛齋創辦《漢民日報》任主編，被推為省報界公會干事長，抨擊袁世凱陰謀復

辟帝制和賣國罪行。1916年在北京創辦新聞編譯社，1918年在北京創辦《京報》，任社長。邵飄萍以善于采訪著稱，常能訪到獨家新聞。劉少少：“怪杰”，曾協助主辦《中國新報》。擔任過北京《帝國日報》的編輯。共和黨報《湖南新報》和《公言》雜志的編輯、記者、主筆。北京《亞細亞日報》出廠時，被聘為主筆，主寫時評。1915年，上海《亞細亞日報》欲聘其為主筆，遭到他拒絕，同時拒絕了袁世凱的收買，遭到通緝。劉少少在政治上較為保守，然其文獨辟蹊徑，莊諧雜出，時有新意。

徐彬彬：是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和劇評專欄作家，長于文學，嫻于經史，熟悉歷史掌故，通訊文筆優美而富于情趣。1916年繼黃遠生任上海《申報》、《時報》的駐京特派記者。30年代以后長期擔任《大公報》副刊、《戲劇周刊》、《北京》副刊和《小公園》的主編。林白水：1901年，任《杭州白話報》主筆。曾創辦過《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公言報》、《新社會報》、《社會日報》等。他的文章莊諧雜出，文采飛揚，文風個性鮮明，非常敢言。張季鸞： 胡政之：

第六章 “五四”時期的新聞事業

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創刊，初名《青年雜志》。創辦人陳獨秀，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危險時局中，毅然回國籌辦《青年雜志》，作為“救國救民”的輿論基地。《新青年》的創刊，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宣傳策略以思想啟蒙為要務。《新青年》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發動了一場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主要宣傳內容有以下三個方面：1）提倡自由民主，反對封建禮教，開展批孔運動。2）提倡科學，反對迷信。3）發起文學革命運動。《新青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陳獨秀主撰階段（1915年-1917年），編輯部同人輪流主編階段（1918年-1920年），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階段（1920年-1922年）。

陳獨秀：出生于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受到康梁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拋棄了傳統的仕宦舊途，轉向尋求西方新學。曾到日本求學考察，在報刊上多次發表時評，傳 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反對封建專制，激勵國民志氣，克服“奴隸根性”。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危險時局中，依然回國籌辦《青年雜志》，作為“救國救民”的輿論基地。

五四運動

《每周評論》：1918年在北京創刊，為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同人為適應新的形勢而創辦的一份政治時事評論報紙。與《新青年》一樣，以“輸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學”為己任，但《新青年》“重在闡明學理”，《每周評論》則“重在批評事實”。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宗旨，加強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政治時事報道評述，把報道和評論結合起來。在五四運動期間，《每周評論》發揮了積極的輿論先導作用。對五四運動做了連續的系統報道，及時評論，給予支持與引導。《每周評論》把這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第一次稱為“五四運動”，并第一次提出學習“五四運動”的精神。

五四運動前后，適應群眾政治斗爭蓬勃開展的需要，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的帶動下，進步學生報刊分起。

《湘江評論》：1919年創刊于長沙，湖南學生聯合會機關報，毛澤東主編。新聞、評論全部用白話文寫作，以述評為主。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毛澤東撰寫的長篇政論《民眾大聯合》在該刊連載，分析總結了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經驗，深刻闡述了“民眾大聯合”的思想和策略主張，反應了毛澤東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萌芽。李大釗評價該報刊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919年創刊，天津學生聯合會機關報，周恩來任主編。以評述為重點。周恩來為創刊號發表的題為《革新、革心》的設立呢，闡述了革命者既要改造社會、又要在這一斗爭中自覺改造自己思想的正確主張，并以此作為該報宣傳的宗旨。

新舊思潮在報刊上的大激戰：

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中國封建頑固勢力的恐慌和抵抗。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開展了一場新舊思潮在報刊上的大激戰。代表封建頑固勢力的重要人物有林紓、辜鴻銘、劉師培等。代表封建頑固勢力的報刊有《國故》月刊，劉師培等封建頑固派文人專為抵制新文化運動創辦；《公言報》是受到段祺瑞支持的報紙；還有《新申報》、《東方雜志》等。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作為回應。

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

《新青年》改組：1920年《新青年》遷上海出版，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報刊。改組后的《新青年》擴充了編者作者隊伍，內容上加強了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它仍就保持原來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面貌，與在北京的編者作者保持聯系，照舊采用他們的來搞。改組后的《新青年》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報刊之一。

《共產黨》：中共上海發起組于1920年創辦的理論機關刊物，由李達主編。《共產黨》月刊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宣傳：1）宣傳有關共產黨建設的知識，介紹第三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情況、文獻資料，特別是俄國共產黨的經驗和列寧的著作。2）論述中國革命的導論和黨的綱領策略，論證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能夠救中國，主張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建立俄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3）向工農兵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報道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該刊是早期共產主義者學習黨的基本知識的必讀材料，也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交流細想、溝 通情況、醞釀建黨的一條重要紐帶。

《勞動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為了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創辦了許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為對象的通俗報刊。《勞動界》是中共上海發起組于1920年創辦的。該報的宗旨是“改良勞動階級的境遇”。它用淺顯的語言、生動的事例向工人介紹勞動創造價值和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報道國際國內工人運動的情況，促進工人的覺醒。其他工人報刊還有《勞動音》、《勞動者》、《勞動與婦女》等刊物。

中俄通訊社：1920年7月在上海創立，簡稱中俄社。1921年改稱為華俄通訊社，它是我國第一家無產階級通訊社。中俄社的主要任務是加強中、俄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向中國人民介紹列寧的革命理論、俄國革命的成果與經驗，同時向俄國人民介紹中國革命開展的情況。

我國首批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特點：以向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宣傳馬列主義為基本任務；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宣傳鼓動和新聞報道工作；新聞宣傳工作與建黨的組織工作緊密結合，相輔相成。

新聞工作改革

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推動下，我國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新聞工作也在多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

1）開創自由討論的風氣。

報刊成為“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所有的思想論戰都是在自由討論的氣氛中展開的。當時有三種情況：一是新舊思潮的激戰，二是著名的三大論戰（問題與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非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三是學術、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具體問題的討論。

2）政論傳統的恢復與發展。

《新青年》等宣傳新文化的報刊，通過政論提倡民主、科學，批判舊思想、舊文化的。3）新文風的出現。

《新青年》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使我國報刊文風一新。4）副刊的革新

“五四”以前，我國報紙副刊多事休閑性的讀物，在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重視報刊成為報界的普遍現象。

5）報紙版面編排和新聞采寫業務的改進。

在報紙版面編排方面，頭版頭條已是最新發生的國內外重大新聞，原先作為頭版頭條的“大總統命令”已被安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在新聞采寫方面，不少報紙聘設特派記者，開辟國內外新聞來源，重視直接采訪報道。

新聞學研究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新聞學研究也迅速開展起來。1918年10月4日成立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是中國將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研究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新聞教育事業起步的標志。該會以“研究新聞學歷，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兼任會長，徐寶璜任副會長，徐寶璜和邵飄萍是專人倒是。《新聞周刊》為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刊物。這一時期的新聞學專著有徐寶璜的《新聞學》，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

中共初期

中共中央機關報刊： 《向導》：是中共中央的第一個機關報，時事政治評論性的周報。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創刊，1927年5月遷至武漢。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擔任主編。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羅章龍、趙世炎等是主要撰稿人。《向導》一創刊，就集中宣傳黨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綱領——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向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分析形勢，指出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統治是造成中國混亂局面的根源，也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向導》同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宣傳工具進行了激烈的輿論斗爭，還批駁了各種錯誤思想和主張。但是，《向導》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宣傳不力，甚至有錯誤的觀點。

《新青年》季刊：瞿秋白主編，以宣傳馬列主義理論為基本任務。《前鋒》月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主張。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刊物：

《先驅》半月刊：1921年由四川成都團組織創辦，1922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團中央機構，《先驅》從此正式成為團中央的第一個機關報。它的基本內容是，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青年運動的狀況，評述中國青年思想和青年運動的現狀，宣傳窗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報道團的活動和刊載團的文件等。

《中國青年》：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中國青年》作為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上海創刊，惲代英、蕭楚女、李求實等先后擔任主編。它的基本內容：一是幫助青年正確對待工作、學習、生活，引導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評述時事政治，幫助青年正確認識國內外形勢，提高覺悟；三是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同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想作斗爭。

工人報刊： 《勞動周刊》：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報，也是黨領導下的第一張全國性的工人報紙。

《工人周刊》

國共合作時期

《政治周報》：是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持出版。1925年12月創辦于廣州，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持籌辦工作并擔任首任主編。該刊以“向反革命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于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

國共合作后，一批共產黨員主持或參與了國民黨報刊和通訊社工作。

國共合作后，中國共產黨報刊和共青團報刊初步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團報刊網絡。

《中國工人》1924年創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指導職工運動的刊物，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從成立后改為它的機關報。《中國工人》以指導工人運動的復興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通過總結我國工人運動經驗教訓、介紹國際工人斗爭經驗，幫助工人學習罷工的戰略戰術，充分做好戰斗準備。

五卅運動中的新聞斗爭： 《熱血日報》：1925年6月，中共中央為了及時報道“三罷”的運動形式和指導群眾斗爭，創辦了《熱血日報》。主編是瞿秋白。它發表大量新聞和評論，報道上海工商界群眾的斗爭，評述運動在全國開展的形勢，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傳播國際進步勢力支持中國人民的信息。《工人之路特號》：前身是《工人之路》，省港大罷工運動中改為《工人之路特號》。

軍隊報刊： 《中國軍人》：1925年在廣州創辦，是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會刊，這個聯合會是周恩來組織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進步軍人的群眾性組織。這個刊物的宗旨是：“鼓吹革命精神，團結革命軍人，喚醒全國軍人，促進全國軍人的覺悟”為宗旨。《軍人日報》：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訓練部主辦。

北洋軍閥統治地區的新聞事業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既在軍閥統治下，又有革命力量，還有外國勢力。所以這些城市的新聞事業是在復雜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的。

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新記《大公報》：國聞通訊社社長胡政之主辦，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為辦報方針。

北伐戰爭

《漢口革命軍日報》：由北伐軍總政治部創辦，以宣傳北伐為基本任務。

《中國青年》在北伐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人們苦于連年戰亂，害怕甚至反對任何戰爭。《中國青年》就向廣大群眾進行北伐戰爭的性質和意義教育，鼓勵人民群眾積極參加到斗爭中去。

第八章 十年內戰時期的新聞事業

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事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大革命失敗。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建立了一個全國性國民黨新聞事業網絡。這個網絡以《中央日報》、“中央社”、“中央廣播電臺”為核心，集中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等大城市和各省會城市。

《中央日報》：1927年在漢口創刊，國民黨中央機關報。該報初期曾為國民革命作積極宣傳，“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立場驟變，反共擁蔣。1928年在上海出版，1929年在南京出版。

“中央社”：（中央通訊社）1924年成立于廣州，1927年遷南京。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管。蕭同茲為社長。該通訊社壟斷了國內外新聞來源。

“中央廣播電臺”1928年在南京播音，發射功率為亞洲之冠。

國民黨當局對部分民營報刊采取積極拉攏和嚴加控制的辦法，并制定了許多專門的政策法規，將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定為非法，予以取締。

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秘密出版報刊，出版中心仍在上海。《布爾塞維克》、《紅旗日報》。

共產黨人和思想文化界的進步人士聯合開展了革命文化運動，運動中心在上海，最初的倡導者是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支持的社團與刊物。《文藝新聞》：革命文化團體的報刊，堅持宣傳革命的思想文化，但有嚴重的“左”傾色彩。在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文化“圍剿”下難以生存，大多數只出一兩期就早查禁。只有《文藝新聞》出版時間最長，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

魯迅：魯迅在粉碎文化“圍剿”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從1927年抵達上海，始終在上海率領文化大軍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他主編或支持了多種刊物，他不僅自己寫文章，還擔任具體編輯、校對工作。魯迅撰寫了大量的雜文，其中不少是傳世名篇。他不僅開創了獨特的雜文風格，而且提出了對雜文的精辟的理論見解，使雜文在中國報刊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得為得以牢固確立。

革命根據地的新聞事業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被迫從城市向農村轉移，革命新聞事業也在這條革命道路上開始新的征程。

《時事簡報》：在毛澤東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的決議中指出，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的工作，并要求各軍及縱隊必須辦一壁報，名稱均為《時事簡報》。內容是國際國內政治消息、游擊地區群眾斗爭情形、紅軍工作情形，要求每周至少出一次，用大張紙寫，字跡大而清楚。《時事簡報》成為根據地和紅軍初創階段的主要新聞宣傳陣地。紅色中華通訊社（紅中社）：1931年在瑞金成立，主要為臨時中央政府文告、宣言、紅軍戰報和根據地建設消息，還利用紅軍電臺抄收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外國通訊社英文稿。《紅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也是我國在人民政權下創辦的第一份中央報紙。隨紅軍長征暫告停刊，史稱這一時期該報為《紅色中華》瑞金版。《青年實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紅星報》：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由紅軍總政治部主持出版，1931年在瑞金創刊。

在中央根據地粉碎了四次軍事“圍剿”之后，中國共產黨先后開辟了多個革命根據地，各根據地都建立了人民政權，出版了當地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報刊。

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特點：

1.適應實際工作新需要，圍繞中心工作開展新聞事業宣傳。2.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辦報。3.開展批評和表揚。

4.文字通俗，形式活潑。

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意義：

1.根據地新聞事業是在人民政權下創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聞事業的開端。2.開創了一條革命新聞事業發展的新道路，即城市—農村—城市的道路。3.繼承和發揚了列寧的黨報思想。

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新聞事業

《紅色中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紅色中華》于1935年在瓦窯堡復刊，史稱陜北版。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為了團結各種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色中 華》改名為《新中華報》，紅色中華通訊社也改名為新華通訊社，兩者同時遷至延安。《救國報》：為了開展在海外的宣傳工作，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創辦了《救國報》。該報于1935年創刊，報頭署社址為法國巴黎，實際編輯部設在莫斯科。該報以宣傳反法西斯和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宗旨。該報首次發表了中國共產產黨的《八一宣言》。國民黨政府要求法國政府停郵該報，《救國報》就于12月改名為《救國時報》。1938年遷往美國紐約，與中共主辦的《先鋒》周報合并。

“九一八”事變激起中國人民抗日救亡宣傳的高潮，新聞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具有意義的是鄒韜奮和《生活》周刊、史量才和《申報》的變化。史量才和《申報》：史量才在企業化經營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卻是保守的。史量才一心想發展事業，甚至想建立英美式報業托拉斯。國民黨當局干涉，使他的托拉斯構想失敗。“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發生后，史量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民族危亡的嚴酷事實和救亡運動的愛國激情，使他認清了蔣介石對日妥協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危害，毅然贊同團結抗日的主張。《申報》幾年六十周年的革新活動：一是加強新聞，改進本埠新聞報道，增加各地通訊；二是改革副刊《自由談》；三是改進副刊和增刊，以適應各種類型讀者的需要。

鄒韜奮：鄒韜奮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部主任，該社于1925年創辦《生活》周刊，鄒韜奮任主編。接編《生活》周刊后，他開始關心社會問題，“九一八”事變后，在胡愈之等進步人士的幫助下開始學習革命理論，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1933年-1935年，鄒韜奮游歷考察了許多國家，并撰寫了30多萬字的國外通訊，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發表，后匯集成《萍蹤寄語》。回國后，鄒韜奮又先后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在香港創辦了《生活日報》。

韜奮精神——毛澤東說：“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們的地方。”

鄒韜奮的報刊理論：

第一，報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應該成為實現民族解放、大眾解放大目標的工具。第二，報刊要成為讀者的“好朋友”，真誠地為讀者服務。第三，辦報刊要有創造精神，形成報刊的個性或特色。第四，文風要“明顯暢快”。

第五，重視經營管理和社會信用，處理好商業性新聞與廣告的關系。第六，新聞工作者應“視事業如生命”，有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實學。“《新生》事件”: 1934 年2 月，《新生》周刊創刊，杜重遠任編輯兼發行人。它重新舉起抗日的火炬，實際上是《生活》的繼續。1935年5 月，《新生》刊載《閑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說到現階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無實權。日本駐滬總領事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和無理要求。國民黨政府當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處主編杜重遠徒刑一年零兩個月。國民黨中央還電令其各級黨部及新聞出版界，加緊查禁抗日言論，取締抗日運動。這就是中日反動派合伙制造的“《新生》事件”。

范長江：著名記者，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并向北平的《北平晨報》與《世界日報》、天津的《益世報》與《大公報》投稿。1935年他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名義離津南下，從成都開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沿途撰寫的旅行通訊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后將這些通訊匯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這些通訊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違紀，國民黨統治的腐敗、黑暗與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該書首次客觀而真實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1937年，他冒險到達西安，周恩來同他長談。然 后乘車到延安，毛澤東向他詳細介紹了十年內戰的經過，解釋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范長江在經歷了此行后，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他寫的事實述評專文《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和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帕克斯·斯諾，美國新聞記者、作家。1936年到陜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廣泛的采訪，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回來后，斯諾發表了多篇陜北報道。在這些報道的基礎上，他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后來為避免檢查和發行中的瑪法，中文版書名改為《西行漫記》。這部書較早地公開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及其領導人的情況。

新聞學研究

中國新聞學研究會：1931年在上海成立，是我國第一個研究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學術團體，“致力于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新聞之理論的闡揚”。專業刊物《集納》（《文藝新聞》副刊）。《中國報學史》：作者戈公振，是以為有革命思想的新聞工作者，又是以為大學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聞學專家。《中國報學史》是他的專著中，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本書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中國報學史》從主要觀點與論斷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的愛國、民主、進步思想和敬業樂業精神，為新聞學研究樹立了治學與道德風范。因此，本書被稱為“中國新聞史研究開山之作”。

第九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聞事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1939年前后，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起一個以黨的機關報為中心的抗日民主報刊系統，重點辦好黨的機關報，使黨的新聞事業走上了成熟發展的道路。《新中華報》的改組：1939年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重建一個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為中心的黨報系統。2月7日，《新中華報》被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同時兼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三日刊，主要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內發行。該報積極宣傳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全面、系統地報道了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以及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發表過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的一些有關時局的重要文章。

《解放日報》：1941年后，抗日戰爭在經濟上進入了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在日軍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物資奇缺。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中共中央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并，改出對開大報《解放日報》，同時將《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等刊物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辦好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創刊于1914年5月，博古（秦邦憲）擔任第一任社長。《解放日報》的從創辦，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經常知道給報的工作，并為它撰寫和修改重要的社論、評論、新聞和文章。《解放日報》創刊后不久，蘇、德戰爭爆發。該報曾以大量篇 幅報道蘇、德戰爭的情況，同時發表了不少評論，對國際形勢作出了科學的分析，但同時也出現了過多刊載國際新聞、宣傳報道脫離根據地群眾和工作實際的傾向。

《解放日報》的整風改革：自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次整風運動。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為改造黨報通知》，要求各地根據整風精神來檢查報紙的黨八股現象。利用報紙來推動中心工作的開展的方法，成為黨報的重要經驗和傳統。《解放日報》走在新聞界整風改革的前列。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實行改版，同時發表了改版社論，論述了黨報的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及組織性原則，接著依照以上標準，檢查了創刊來存在的問題。版面上，由原來的公式似的安排：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國內，改為以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聞報道為主，密切聯系群眾和工作實際，積極配合黨的中心工作。第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區情況的要聞版，第二版是陜甘寧邊區版，第三版才是國際新聞版，第四版仍是副刊和各種專論。《解放日報》集中報道整風運動的發展情況，隨著整風改革運動的深入，又提出了“全黨辦報”的方針。

國統區新聞事業

《救亡日報》：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作為國統區新聞事業的中心，立刻成了我國抗日宣傳的中心。《救亡日報》于1937年創刊，是中共領導下成立的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組織——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該報編輯委員及編輯部人員中既有共產黨員及文化界、新聞界、社會科學界進步的知名人士，也有國民黨人。郭沫若擔任社長。

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后，全國抗日宣傳中心也隨著國民黨政府的黨、軍、政中心一起遷至武漢。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中國青年記者協會于1937年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建。后遷至武漢，1938年成立武漢分會，并改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青記”是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初期著名的全國性新聞記者組織，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有范長江、陳同生、孟秋江、金仲華、惲逸群等。“青記”是中共領導下的新聞界統一戰線組織，黨通過參加這個組織的中共黨員，努力團結國統區廣大的進步新聞工作者，積極爭取民主、爭取新聞自由和開展抗戰宣傳。

“重慶各報聯合版”：1938年武漢失守后，國統區新聞事業和全國抗日宣傳中心西遷至重慶。日寇飛機對重慶實行狂轟亂炸，致使許多報社房屋倒塌，水電斷絕，損失慘重。重慶《中央日報》、《時事新報》、《掃蕩報》、《新蜀報》等10家大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合作刊發“重慶各報聯合版”。共出版了99天，是我國新聞史上出現報紙聯合版之始。

重慶時期的《新華日報》：1938年在重慶出版，重慶時期的《新華日報》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是國統區人民心中的燈塔。該報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而頑強的斗爭。在物資條件方面，國民黨頑固派企圖用斷絕紙張供應來扼殺《新華日報》，對此《新華日報》運用各種形式的手段進行了抗爭。在言論、新聞報道方面重慶時期的《新華日報》利用“拒檢”、“暴檢”等手段同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進行堅決的斗爭。

桂林“文化城”：桂林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大撤退以前也是大后方進步報刊的一個重要的聚集地，被人們稱為抗戰時期的“文化城”。當上海、武漢、廣州等從城市相繼淪陷后，不少進步文化人士根據黨的指示撤退至桂林，在這座西南城市中 出版報刊，開辦書店、出版社和印刷廠，使桂林稱為大西南地區進步新聞文化宣傳的中心。抗戰時期在桂林出版發行的日報有《救亡日報》、《新華日報》（桂林分館）、《大公報》（桂林版）、《掃蕩報》等，影響較大的通訊社有國際新聞社。

昆明也是新聞業比較集中的地區，在當時是與國外聯系的重要陸、空門戶，因而也成了抗戰存儲器中國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

香港、澳門與海外的抗日報刊及其宣傳活動

從1937年7月抗戰開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澳門等地區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與地理環境，也一度成為抗日辦報與宣傳活動的主要陣地。香港：抗戰爆發后，香港原有的報紙很快投入了 抗日宣傳報道。隨著平津、滬寧等大城市的相繼淪陷，這些地區的部分愛國新聞工作者紛紛南下，或將內地報紙遷入，或創辦新報，或參與當地新聞工作。上海國際宣傳委員會遷至香港，并改名為國際新聞社，上海的《申報》、《立報》和《大公報》香港版都在香港出版發行。在香港新辦的報刊，影響較大的有《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會刊）和《星島日報》。國統區進步新聞文化界人士到香港創辦的《華商報》晚刊、《大眾生活》周刊、《光明報》等抗日報刊。

澳門：1937年澳門《朝陽日報》、《大眾報》同人聯合發起成立文化、體育、音樂、戲劇界抗日救國組織“澳門四界救災會”，澳門新聞界為加強團結抗戰力量成立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并出版報刊《救災特刊》，香港《華僑日報》創辦澳門版《華僑報》。

東南亞：以新加坡、馬來亞為中心的東南亞，是海外抗日辦報宣傳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胡愈之奉中共中央的指派，赴新加坡開辟海外抗日宣傳陣地，他應聘黨人了《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并立即推行報紙革新：一是加強報紙言論，而是實行采編合一，改進報道工作。

淪陷區的新聞事業

日偽新聞事業建立在以長春、沈陽為中心的東北地區，北平、天津為中心的華北地區，上海、南京為中心的華中地區和華南的廣州、香港等地。日偽還在淪陷區建立了大約五六十座的廣播電臺。

在東北，“滿洲國”成立后，偽滿當局頒布《出版法》控制當地的新聞事業，建立東北地區新聞事業的統制機構滿洲弘報協會。汪偽政府制定有關“計劃新聞制度”的法律法規。

上海“孤島”抗日報刊

1937年11月12日日軍占領上海華界地區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四圍均為日軍侵占而形同“孤島”，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無不利用“孤島”的特殊環境在“孤島”上創辦報刊。開展輿論宣傳。其中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愛國政治力量和愛國人士主辦的抗日報刊，始終是“孤島”報業發展的主流。《譯報》：1937年12月創辦于上海租界，由夏衍主持報務。所刊言論及報道全部譯自英、美、法等國通訊社稿和外文報紙，但都經過編者的精心選擇與改寫，客觀的報道了抗戰的基本形勢，無情地揭露了日軍的侵略暴行，并準確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實行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持久抗戰的政治主張。“洋旗報”：由于以外商名義出版的報紙，可以不受日偽的新聞檢查。因而在1938年以后出現了大辦“洋旗報”的熱潮。中國共產黨等各派政治力量以及民間愛國人士，或聘請外國人擔任發行人，或在外國注冊，打著“英商”、“美商”的招牌，以逃避日 寇的新聞檢查。其中最為著名的“洋旗報”有《每日譯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國統區新聞統制和新聞界的抗爭

國民黨：

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憑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權與法統，搶先在收復區擴展他們自己的新聞事業。①國民黨接管了原淪陷區的敵偽報館、電臺、通訊社等各類新聞機構,一個較戰前更為龐大的國民黨新聞事業網，在接收敵偽新聞機構的基礎上迅速重建。②戰后，國民黨抓住上海《申報》、《新聞報》戰時附逆的把柄，將它們改造成國民黨的準黨報。③國民黨還大力恢復和新辦一批黨營報紙。國民黨報團組織的出現，是戰后國民黨黨營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中央日報》社發展成為一個在12個城市設立分社的報團。共產黨：

在上海，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就領導創辦了《新生活報》，后改名為《時代日報》。上海地下黨組織還創辦了以學生的名義出版的報刊。應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一批新聞文化戰士赴滬，同淪陷時期留滬的同志一起，又創辦了一大批報刊，將黨在上海的辦報活動推向高潮。中共在上海出版的報刊中，影響最大的有：《聯合日報》、《聯合晚報》、《建國日報》（原《救亡日報》）、《文萃》（初為文摘性刊物，后改為時事政治性刊物）、《消息》半周刊、《群眾》周刊。

在北平，中共在或被地區公開出版的機關報《解放》報創刊，新華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解放》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自創建第一天就遭受到了國民黨特務的鉗制與破壞。

在華南地區，中共在香港創辦了第一家黨報《正報》，在港、澳、華南地區、新加坡、馬來亞等地發行。

拒檢運動：1945年八九月間發生的“拒檢運動”，是人民解放時期國統區新聞界發起的一次聲勢最為浩大的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斗爭。8月7日，重慶國訊書店在其他進步出版機構的支持下，不送國民黨當局審查而自行出版《延安歸來》一書，揭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該書記載了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和解放區取得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成就。進步人士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起草了重慶雜志界宣布“拒檢”的聯合聲明，在征得了16家雜志社的簽名后，函告國民黨當局。在拒檢聲明上簽名的雜志社增至33家，其中10家雜志社還出版了《聯合增刊》，既不向國民黨政府辦理登記手續，也不將稿件送檢。9月后，由重慶出版界發起的拒檢運動擴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擴展到新聞界。國民黨當局被迫做出讓步，但有意留下一個“尾巴”，宣布除收復區外，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為此新聞文化界又進一步進行了斗爭，要求徹底實施廢除新聞檢查制度。國民黨再次做出讓步，但沒有真正放棄其一貫奉行的新聞統制政策。“較場口事件”：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赴重慶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進行政治談判，兩黨并于10月10日簽署了《國共雙方會談紀要》。根據《國共雙方會談紀要》的規定，國共兩黨以及其他政黨、派別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期間，國民黨在會場內大談民主、自由，但在會場外卻指使特務破壞會議，制造了2月10日發生的“較場口”事件。國民黨特務不僅破壞了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還使60多位參加會議的民主 人士、新聞記者和各界群眾被毆打致傷或失蹤。事件發生后，國民黨控制的《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等報道將這一事件說成是“民眾團體互相毆打”，對此《新華日報》、《新民報》、《民主報》等9家報紙進行了抵抗。就國內外十分關注的和平與內戰問題，《新華日報》還同《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和《大公報》展開多次正面交鋒。由于《大公報》標榜“不黨、不私”，在群眾中的影響較大，因而在這一時期《新華日報》與《大公報》的論戰最引人注目。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國民黨新聞統制進一步強化，國民黨政府對堅持進步立場的報刊及出版機構大肆摧殘。為了在國統區堅持進步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報刊在國共合作破裂后轉入“地下”秘密出版發行。宣傳“第三條道路”：國統區鼓吹“第三條道路”的報刊的出現，是國共兩黨激戰之際新聞界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所謂“第三條道路”，就是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又反對共產黨的人民政權，試圖在中國實現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條代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道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黨派成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報刊是《觀察》周刊。

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與 新聞工作中兩條戰線的斗爭

抗戰勝利之初，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人民新聞事業。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民內戰后，由于人民解放軍不爭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主動放棄了一些地方，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由發展轉為收縮。抗戰勝利后的新華社：抗戰勝利后，新華社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①在組織建設方面，新華社總社的工作機構較前擴大，分為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英文廣播、口語廣播4個編輯部門。各解放區的總分社也先后建立。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實行報社合一、以通訊社為主的體制，新華通訊社社長與總編輯，分別兼任解放日報社社長與總編輯。②在業務建設方面。新華社總社提出了提高報道水平、改進新聞寫作、加緊業務學習等新的任務與要求。③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后，《解放日報》停刊，新華社工作進一步加強，同時擔負起黨中央機關報、通訊社和廣播電臺的三重任務。不僅報道新聞，還代表黨中央發表時事政治評論。

反“客里空”運動：在1946年宣傳土地革命期間，土改宣傳報道犯了不少右傾錯誤，一些新聞工作者過分渲染地主“擁護土改”，自動“獻地”，對土地運動這場階級斗爭的激烈性、嚴重性視而不見。報紙上的失實報道，不僅妨礙了土改運動的展開，還損害了人民新聞事業的形象，廣大農民對報紙產生了不信任的情緒。對此，在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領導下，《晉綏日報》首先認識錯誤并予以糾正。自1947年6月起，《晉綏日報》認真檢查了新聞報道工作中右的傾向和存在的新聞失實問題，采用在報紙上公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發動群眾揭露假報道，維護新聞真實性原則，發起了反“客里空”運動。這次運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通過新華社的宣傳報道，從晉綏解放區推廣到其他解放區。反“客里空”運動的意義在于：一是發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檢查、糾正了新聞報道失實現象，維護了新聞真實性原則；二是克服了土改宣傳中的右的傾向，改造了新聞工作者的立場和作風，提高了新聞工作者的政治素質。反“客里空”運動在反對右的錯誤傾向時也助長了“左”的錯誤傾向。《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 月，毛澤東接見了《晉綏日報》編輯部人員，在聽取報社工作匯報后作了重要談話，即著名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的講話，對包括《晉綏日報》在內的解放區新聞工作中經歷的兩條戰線的斗爭作了全面總結。毛澤東的講話，精辟地闡述了無產階級黨報理論的幾個基本問題:①關于無產階級黨報的作用與任務，毛澤東指出:“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②關于辦報的路線與方針，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報紙也要先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③關于無產階級黨報的風格，毛澤東指出:“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行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的，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④關于黨報工作者的學習與修養問題，毛澤東認為:“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

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戰爭由防御階段轉入戰略進攻后，解放區人民新聞事業由收縮階段轉入再發展階段。城市相繼解放，人民新聞事業由農村轉向城市。《關于黨報方針的指示》：1948年8 月15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提出城市黨報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項:①報紙主要為工農兵服務，但同時也要為干部、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服務；②報紙以報道農村與工廠的消息為主，同時兼顧市場、學校以及其他地方；③報紙副刊，必須宣傳馬克思主義，深入淺出地對讀者做教育工作。

《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1948年9 —10月間，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辦由華北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華北總分社的部分記者參加的學習班。10月2 日，劉少奇親自去學習班作長篇講話，即著名的《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劉少奇在講話中表達了黨中央對新聞工作的重視，為新聞工作者適應新的形勢、完成新的任務提出了明確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闡明了新聞工作的作用與任務。二是提出了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必備的四個條件:“

（一）馬列主義的修養；

（二）政策路線的知識；

（三）正確的基本態度；

（四）獨立地做相當艱苦的工作。“

第十一章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新聞事業

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創建與初步發展

公營新聞事業網：新中國一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一個以北京為中心、遍布全國各地的公營新聞事業網。這個公營新聞事業網，包括以《人民日報》為中心、以黨報為主體的公營報刊網，以新華通訊社為主體的國家通訊社網和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為中心的國營人民廣播電臺網。為了便于向海外華人、華僑介紹新中國，國家組建了以對外宣傳為主要任務的中國新聞社。

對私營新聞事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于私營新聞機構，黨和政府最初根據公私兼顧的政策，在經濟上予以扶持。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私營報紙難以適應新的形式，在讀者心目中，黨報的威信遠遠高于私營報紙，使私營報紙的發行量不斷下降。所以黨和政府又轉而采取合并改組、公私合營等措施，對私營報紙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聞總署：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政策，新聞事業有公營的也有私營的，因而新聞事業的管理方式由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改變為人民政府通過法律手段實施管理。1949年10月為了便于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和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設置了新聞總署，作為領導與管理全國各類新聞媒介與中國新聞工作的行政機構。下屬機構與單位由一廳（辦公廳）、一社（新華通訊社）、三局（廣播事業局、國際新聞局、新聞攝影局）、一校（北京新聞學校）。與之相應，各大區設新聞出版局，各省市設置新聞出版處。新聞總署成立后，制定與頒布有關新聞事業管理的法律規范性文件，并對有關法規加以貫徹、落實。一是主持了全國各類報紙的社會分工事宜，二是推出保持“企業化經營”與“郵發合一”的新辦法。1952年8月7日新聞總署被撤銷，接著各大地區新聞出版局和各省市新聞出版處也隨之撤銷，黨中央及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門逐步帶地政府部門主管新聞事業與新聞宣傳工作。

社會主義新聞工作與業務的探索和改進

新聞工作的改進：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主持召開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在這次會議上民卻指出，改進報紙工作，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聯系實際；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加強新聞工作與社會實際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新聞工作做出了一下改進：①在新聞體制方面，實行采編合一制與總編負責制。②各新聞機構建立起廣泛的通訊員網與群眾性的讀報小組。③在新聞宣傳報道方面，《人民日報》等報紙還進行通俗化改革。④各報確立了全編輯部人員都有責任關心處理讀者來信的原則。⑤普遍建立廣播收音網。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聞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聞工作聯系實際、聯系群眾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共中央決定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批評獨立與責任獨立相統一的原則，報報刊獨立進行批評的權利和獨立的責任統一起來。重視自我教育，開展問題討論。新聞工作改進的另一個要求是學習社會主義蘇聯的新聞工作經驗。評價學習蘇聯新聞工作經驗：學習社會主義蘇聯的新聞工作經驗，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新聞工作者提出的一個新聞工作改革的要求。學習蘇聯新聞工作經驗具有積極意義。首先，通過學習蘇聯經驗，我國新聞界系統的學習了列寧、斯大林的辦報實踐、辦報思想和蘇聯新聞工作的傳統，加深了對于無產階級新聞事業黨性原則的認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建設我國新聞事業新體制的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其次，全面學習與借鑒蘇聯新聞工作的業務經驗，包括新聞的編輯、采訪、寫作以及經營管理和發行等方面的經驗，使我國新聞工作者的業務水平普遍得到大的提高。但是，在學習蘇聯新聞工作經驗中，也出現了脫離中國實際、對蘇聯經驗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錯誤，主要表現在：一是片面強調不犯錯誤，二是每天一篇社論，結果出現了不少“無的放矢”的東西；三是業務路子越走越窄，新聞寫作單調，缺乏創新；四是國際新聞報道片面性嚴重，對社會主義國家只說好，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只說壞。

新聞業務的建設：首先，新聞界從最基本的純潔語言文字、注重語法修辭做起，以端正文風。接著，新聞界又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做出了重大努力。隨著報紙攝影采訪力量和新華社供稿能力的加強，報紙圖片的運用不斷得到改進。

新聞宣傳報道的成就與過失

經濟生產宣傳報道：

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7年中，經濟宣傳報道式中是新聞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一時期經濟宣傳報道的重要成績，一是緊密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二是突出報道國家重點建設的成就，展示國家經濟建設日新月異的全貌，激勵人們熱愛祖國投身建設的熱情。三是讓人民群眾充當宣傳報道的主角，突出宣傳人民群眾中的先進人物與先進事跡。但是這一時期的經濟宣傳報道，對其社會作用與服務對象等問題不夠明確，因而片面強調報道的指導性與思想性，多從領導角度看問題，指示、教訓的口吻多，而從群眾的角度提問題、滿足群眾需要和興趣的報道少；介紹生產過程多，反映職工生活少。政治外交宣傳報道：

抗美援朝的宣傳報道：抗美援朝報道，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宣傳報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 :新華社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分社在朝鮮前線成立，北京、天津、沈陽三城市廣播工作者組成了“抗美援朝廣播收音工作團”，活躍在戰地、火線。北京電影制片廠成立戰地新聞攝影隊，近跟前哨部隊進行實地拍攝。2 :《人民日報》對抗美援朝的時事宣傳報道十分重視，開辟了《抗美援朝》專刊。3 :戰地新聞通訊和報告文學被廣泛運用。重要作品:如《不朽的楊跟思英雄傳》、《偉大的戰士邱少云》、《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人民日報》戰地特約記者魏巍撰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周恩來總理贊揚這篇作品“感動了千百萬讀者，鼓舞了前方的戰士”。思想文化宣傳報道：

關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電影《武訓傳》在1950年底攝制完成后，毛澤東提倡討論《武訓傳》和“武訓精神”。化名李進的江青操縱指揮“武訓歷史調查團”，按照主觀意圖尋找材料，得出武訓是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調查結論。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關于《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這場批判把政治和學術思想完全等同起來，不恰當地一概抹殺胡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作為我國資產階級著名學者在學術領域的成就，使批判缺乏科學性和說服力。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與批判：這場批判擴散了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日趨尖銳的“左”的觀點，阻礙了學術文化研究的正常開展。

1956年社會主義新聞工作改革

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社會主義新聞工作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嚴重，對蘇聯的經驗與做法照抄照搬。1956年4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了發展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出現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1956年4月后，《人民日報》以改版為中心進行了新聞工作改革，增加了報紙新聞數量，改進言論。在《人民日報》進行新聞工作改革的同時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臺也都先后進行改革，掀起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新聞工作改革熱潮。這次新聞改革的意義和影響在于廣大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觀念得到了更新與解放，明確了要辦好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研究總結繼承中國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與經驗，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新，使新聞事業的社會主義內容與中華民族形式相結合。這次改革收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與支持。但這次改革也有偏頗之處，1957年下半年因反右派斗爭等諸多原因，改革在中途夭折。

第十二章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新聞傳播事業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在1957年至1966年，新聞從傳播事業既有快速發展的階段，也有停滯不前甚至后退的時候。①我國的 報紙與期刊隨著政治與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晚報、農民報、企業報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②新華社在這一時期明確提出了要使自己成為“消息總匯”、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的耳目喉舌的目標，10年內，新華社基本建成了自己國內和國際的廣播通訊網。但這一時期在新聞報道中存在著大量失實、片面、虛夸的現象。內部刊物《參考消息》在這一時期進行了改版和擴大發行。③北京電視臺在1958年開始試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著重提高節目質量，強調辦好重點節目。④圖片宣傳擴大，但題材和內容日益狹窄，新聞照片的藝術性、趣味性被置于政治性之后，新聞攝影中“組織加工、擺布導演”的風氣十分流行。整風鳴放中的新聞事業：1957年2月，毛澤東再次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發展科學、繁榮文化藝術的方針。整風運動就此開始，自由“鳴放”的空氣熱烈起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向中國共產黨和當時的領導人提出了許多誠懇的意見，既有善意的批評也有惡意的攻擊。對于鳴放中的言論，毛澤東認為這是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的進攻，應該予以反擊。他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在“大鳴大放”中，《文匯報》大量刊登了各種批評意見，結果在反右派斗爭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儲安平大膽向中國共產黨提意見，公然稱黨的統治為“黨天下”。新聞界自身的工作展開了“鳴放”，包括“左葉事件”和首都新聞工作者座談會。在反右派斗爭中，《文匯報》、《大公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紛紛發表編輯部文章和社論，檢討自己在“鳴放”中的行為。一大批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被迫離開了自己熱愛的崗位，一些正直的新聞工作者也不敢講真話，人人自危。

“大躍進”時的新聞宣傳：新聞媒介的宣傳對于“大躍進”運動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農業生產宣傳中的“浮夸風”與工業生產中的“瞎指揮”。在理論宣傳上，當時的報紙錯誤地宣傳了“唯意志論”，即片面地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否認客觀條件。各省市黨報也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新華社提出新華社國內部苦戰三年的工作計劃。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大躍進”運動及有關宣傳報道才停止。

新聞宣傳中“左”傾錯誤的發展：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林彪通過報刊大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先進典型的宣傳和報道：雷鋒、焦裕祿、大慶、大寨??

鄧拓：1949年起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親自主持了1956年《人民日報》的改版工作，1957年當選為全國記協主席，因在宣傳上跟不上毛澤東的步伐，1958年改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副書記，主編《前線》雜志，并為《北京晚報》開辟《燕山夜話》的專欄，撰寫知識性雜文，深受讀者喜愛。鄧拓最最重視報紙的社論工作，同時他也重視報紙的理論宣傳，提出報紙應道“經常地就黨和國家的總任務和實際生活的各項問題，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他還強調理論宣傳“要從實際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力戒教條主義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隨便創造不成熟的理論的現象必須停止”。鄧拓還對全國性報紙和地方性報紙進行了區別。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新聞思想評價：1957年“反右”和“大躍進”，對國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新聞事業也損失慘重。這一切與毛澤東過分強調報紙是階級斗爭工具是分不開的。同時他片面對待社會主義時期的新聞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將爭取新聞自由看做是“秀才造反”、修正主義。他還常用針對反動派報紙的“輿論一律”和正對人民內部的“輿論不一律”來概括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劉少奇的新聞思想評價：1961年5月，劉少奇曾對《人民日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提出有時“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充分認識到當時在報紙宣傳中存在的危險性，在承認報紙聯系黨和人民群眾的重要作用的同時，認為報紙如果給群眾以錯誤的東西，散步錯誤的思想、理論、政策，把群眾中的消極因素、落后因素、破壞因素鼓動起來，就會犯大錯誤，報紙的宣傳不一定總是能起到好的作用。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聞傳播事業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聞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成為統治新聞界的主流觀點，新聞事業成為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輿論工具，新聞事業失信于民，失信于社會，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兩報一刊”:“兩報一刊”:是指《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紅旗》雜志。《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紅旗》雜志經常把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主要通過這些社論或文章公諸于世。每當“兩報一刊”社論發表，不僅各地報刊全文轉載，廣播電臺全文廣播，而且全國上下都要“學習貫徹”。文革小報：“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隨著各種“紅衛兵”組織和“造反”組織的出現，社會上涌現出一大批“文革小報”與“紅衛兵小報”。這些小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填充了大批合法報刊停辦后留下的新聞空白區，形成了當時特有的由少數幾家大報法號施令，指明方向，眾多小報吶喊助威的輿論宣傳陣勢。但當群眾組織因對領導和運動的形勢持有不同的觀點而形成互相對立的派性組織時，小報便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互相攻擊、惡意謾罵甚至肆意歪曲事實，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小報興起的初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社會信息渠道不暢，宣傳工具缺乏的時候，小報滿足了人們了解各種情況的愿望，提供了一種渠道，傳達從正規報紙不能看到的消息，也是新出現的基層群眾擴大自己影響的最得心應手的工具和武器。但小報畢竟是時代的特殊產物，是無政府主義的體現，缺乏最基本的紀律約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混亂。

“天安門事件”的歪曲報道:1978年清明節前夕，群眾自發地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聲

討“四人幫”。4 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央電臺廣播了報道〈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這是一篇由姚文元指揮炮制的關于天安門事件的所謂“現場報道”。《人民日報》刊載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這篇文章，把矛頭指向廣大群眾和鄧小平，把鄧小平作為“罪魁禍首”，展開了全面的批判，在全國形成萬炮齊轟鄧小平的輿論局面。

廣播變成了千遍一律的政治說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節目充滿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形成了高調門、平淡、空洞的“播音八股”，聽眾和廣播電臺建立起來的親密關系日益疏遠。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外廣播進一步擴大，十年間增加了12中外語廣播，農村的有限廣播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1973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進行了彩色電視節目的試傳，當時的觀眾所能看到的電影長期以來一直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這三部被觀眾稱為“老三站”的電影。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聞事業的主要特點：

（一）宣傳個人崇拜

“四人幫”的宣傳方法中運用最多的就是通過新聞媒介不斷宣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 拜，以撈取他們的政治資本。隨著個人崇拜的升溫，許多紅衛兵對新聞宣傳是否忠于毛澤東的監督達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二）影射文章泛濫報刊

（三）根據需要樹立各種類型

（四）成立各式各樣的寫作班子

第十四章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新聞傳播事業

1978年至1992年的新聞事業

回歸新聞本位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理論文章《標準只有一個》，在當時引起較大反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一場席卷神州大地并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是撥亂反正以來影響最大、反映最強烈的一篇文章，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思想解放的宣言，為重新確立黨的解放思想事實就是的思想路線，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完成了思想理論與輿論上的準備。“渤海二號”的新聞報道：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報》發表了記者采寫的《渤海二號鉆井船翻沉的事故說明什么？》一文，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這一起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嚴重違章指揮造成的重大責任事故，在發生8個月后，事故真相和有關領導的錯誤態度才被媒體公之于眾。當時，重大事故是新聞報道的禁區，消息封鎖很嚴。通常是“一次事故，一批英雄”。而此次新聞界對“渤海二號”事件的報道，實現了批評報道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對重大事故和重大決策失誤不公開報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對先進典型的缺點錯誤不公開批評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對高級領導干部的錯誤不公開批評的做法。經濟類報刊：

人們習慣上把《市場報》、《經濟參考報》和《經濟日報》看做是經濟類報紙的元老。它們和后來出現的財經類報紙最大的區別是，報道的領域涉及與經濟有關的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不僅僅是金融等財經領域。《中華工商報》是一份不同于其他報紙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完全走市場化的報紙。

媒體自辦發行：報紙的發行費用是報紙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郵發合一的體制下，郵局的發行費率是相當固定的，這就使許多報紙通過降低成本來增加競爭實力的努力成為空談。1985年1月1日，《洛陽日報》率先宣布脫離郵局，實行自辦發行。20世紀90年代以后，幾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偏大的城市黨報紛紛加入到“自辦發行”行列，它們成立了以《天津日報》為首的全國報紙自辦發行協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與自辦發行有關的問題。

改革開放后新聞立法的發展：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要大大發揚民主加強法制》的文章，提出要制定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法律，由此開啟了中國傳媒法制建設的漫長歷程。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新聞法研究室設立了新聞法起草組。1987年新聞出版署成立，負責起草法律、法令和規章制度，經審定頒發后組織實施。因此起草新聞法工作被劃歸新聞出版署操辦。按照當時副署長的提議，在上海成立了起草新聞法的“影子內閣”。1988年，新聞出版署的起草組、上海起草組以及新聞法研究室都寫出了新聞法的文稿，這樣在全

國就有了三個新聞法文稿，在業界廣泛征求意見。后來因為國內國際事態的發展，新聞法的制定被無限擱置。新聞立法的難度在于：一是你是保護公眾的新聞自由、保護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自由還是保護當事者的新聞自由，這個角度是很難選的。二是傳媒技術發展迅速，將來會是一個什么局面，我們還沒有規律性的認識。所以只能先利用國家的其他法律、政府的管理條例，讓新聞傳播事業更加成熟、更加發展，在更恰當的時期再來討論相關的立法。

“皇甫平”評論：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同志到上海過年。在視察工廠中鄧小平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的談話。1991年春節前夕，《解放日報》的副總編周瑞金與評論部的負責任人以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共同商議，合作寫了4篇聯系上海改革開放實踐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評論文章，以“皇甫平”為署名發表。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黨內外反響強烈，但大部分新聞單位都不敢轉載、呼應。

《東方風來滿眼春》：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以88歲高齡視察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復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深圳特區報》的副總編陳錫添作為鄧小平此行唯一隨行記者，記錄了鄧小平所有的講話與細節。3月26日發表了陳錫添長達一萬多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視察深圳紀實》。發表后各大報紙進行了轉載，新華社向全世界全文播發。

1992年至2002年的新聞事業

駛上市場化的快車道

《北京青年報》：它是北京地區第一份真正市場化的報紙，在90年代所長早的獨特的版式風格、新聞取向，數年獨領風氣之先。《北京青年報》的迅速崛起是在1991年至1995年，1992年《北京青年報》又創辦了《新聞周刊》。這兩刊直接擺上報攤，直面北京的辦刊零售市場，實現大眾化、市場化、區域化。為了提高競爭力，《北京青年報》提出了“三十秒鐘效應”，也就是當讀者停留在報攤的時候，要能在30秒中之內吸引住他的目光。美編們把報紙的頭版分割成若干區域，仔細研究讀者行走間的目光流動，創辦了被稱為“新派版式”的代表，風靡一時。《北京青年報》當時要求報紙用獨家的、具有新聞價值的、甚至是負面的報道來滿足讀者的“新聞饑渴”。《北京青年報》的記者經常擅闖禁區，靠打“擦邊球”來贏得獨家新聞和轟動效應。以《北京青年報》為代表的邊緣媒體的市場化使媒體的影響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央媒體一統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黨報的發行量持續下滑、廣告收入落后于都市類報紙，社會影響力也逐漸降低。

《華西都市報》：創刊于1995年1月1日，是中國第一份都市報。它首創“市民生活報”定位，制定“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的辦報方針，自創“敲門發行學”，創立“區域組合城市”的新型城市報市場策略，以自身的成功模式，影響、推動了中國報業的市場化經營和產業化發展。1998年3月，《華西都市報》旗幟鮮明地提出“邁向主流媒體”的理論觀點，并全面訴諸辦報實踐。都是報業開始跳出市井新聞的限制，強化時政報道的力度。加大國內、國際新聞的版面投入。

報業集團的出現：1994年6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在杭州第一次舉辦“全國首次報業集團問題研討會”。新聞出版署提出，組建報業集團必須經新聞出版署批準，組建報業集團的報社必須是黨報，組建報業集團必須具備五個條件：較有影響的傳媒實力，較雄厚的經濟實力，較充足的人才實力，較過硬的技術實力、較通暢的發行實力。報業集團已成為輿論導向的主力軍，通過集團的組織形式將大批小報刊聚集到黨

報周圍，形成輿論導向強勢效應的初衷以基本達到。

《焦點訪談》：1994年4月1日每晚黃金時間開播《焦點訪談》，專家認為，除了《新聞聯播》外，再也沒有其他節目比《焦點訪談》的創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更為廣泛、更為深遠，這個全新而深刻的節目一夜之間成為中國人了解世情的“晴雨表”，掀起了輿論監督的熱潮。改變了中國電視媒體只有宣傳的固有理念，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重要職責。

2003年至2008年的新聞事業

日漸開放的新聞事業

“伊拉克戰爭”的報道：新華社領先世界各大媒體10秒，搶先報道了伊拉克戰爭爆發，并提供了視頻、音頻稿件。

“非典”的報道：2003年3月末，“非典型肺炎”在北京正呈現擴散的趨勢，但由于當時北京正在召開一年一度的“兩會”，而且是五年一次的換屆大會，所以大部分的媒體幾乎都沒有對“非典”進行報道。時任衛生部長的張文康在關于“非典”的國務員新聞發布會上仍然向與會的200多名中外記者表示：中國局部地區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這句話也成為當時媒體報道的一個基本口徑。政府有關部門隱情不報，無論是出于維護政績、穩定局勢、還是避免造成社會恐慌等方面的考慮，但從客觀上看，這種可以隱瞞直接造成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季候早春呈了無可挽回的嚴重后果，也讓百姓質疑政府的公信力。

新聞發言人制度：“非典”疫情結束之后，直接推動了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快速發展和完善。2003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率先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隨后，國務員各部門和各省市紛紛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新聞發布。

汶川地震的報道：四川汶川縣發生特大地震，僅僅17分鐘后，新華社就想全世界發出第一條英文快訊，兩分鐘后發出簡明消息。15:00，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關于汶川地震的新聞。過去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級的電視臺，定位端莊穩重，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時候往往以“準”為報道的中心，對于汶川地震的報道他們大膽采用了“速報——更正”的直播方式，第一時間播報新聞，搶占輿論高地，掌握輿論的主動權，避免輿論被動，對于存在失實和采訪不充分的地方在采取迅速更正的方式，減少負面影響。

北京奧運會的報道：2008北京奧運會的新聞宣傳規模是歷屆中最大的。國際奧委會首次將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作為獨立轉播機構，并對新媒體的轉播權進行授權拍賣，締造了奧運史上規模最大的新媒體傳播聯盟，成為新媒體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外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合作也成為傳媒發展的新方向。

“封口費”事件：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發生金礦爆炸事故，38名金礦礦工不幸罹難后，當地負責人和金礦礦主為隱瞞真相，分別對采訪事故的一些新聞單位記者送了現金和金元寶。當地政府有關負責任何只能部門置事實于不顧，按照礦主謊報出具了“2死4傷”的事故傷亡材料6月27日，陜西《華商報》和《中國青年報》接到舉報，先后敢報礦難現場，披露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