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材料科學的演變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材料科學的演變

材料科學的進步左右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一種新材料的應用，往往事關一個產業的興衰。新材料產業已經滲透到國民經濟、社會生活和國防建設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國還只是一個材料大國，離材料強國還有較大差距。

新材料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材料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何？我國在世界材料領域占據怎樣的位置？今后當重點培育哪些新材料？我國如何由材料大國向材料強國加快轉變？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材料的發展水平始終是時代進步和社會文明的標志。人類和材料的關系不僅廣泛密切，而且非常重要。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如何更好地利用材料和創造材料的歷史。同時，材料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當代，材料、能源、信息是構成社會文明和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其中材料更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先導。以下從三個方面來分析社會經濟發展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科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

1.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材料學科的發展始終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25000年前人類開始學會使用各種用途的鋒利石片，到10000年前人類第一次有意識地創造了自然界沒有的新材料（陶器），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象征，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繼陶器時代之后，由于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戰爭等方面的原因，青銅的冶煉技術被發明并逐步達到很高的水平。后來羅馬人發明了水泥，腓尼基人發明了玻璃，這些傳統材料至今仍然為現代社會大量使用。當然，這些材料本身總是日新月異地變化著，在高新技術的推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下，其性能不斷提高，從而滿足了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

人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是近代的兩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由于鋼鐵材料的大規模發展，人們能夠制造出無數的紡織機械和蒸汽機，給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使鋼鐵工業迅速增長。鋼鐵材料的大量使用，對其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帶動了金屬材料學科（即金相學）的迅速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能源（石油）的開發和應用為突破口，大力發展汽車、飛機及其他工業。新材料的開發和應用仍然是這次工業革命的基礎，特別是高性能合金鋼和高性能鋁合金的廣泛應用。制造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的發展，使合金鋼的優異性能完美地展現出來；航空工業的發展，促進了鋁合金、鈦合金、鎳基高溫合金以及耐高溫結構陶瓷的研究與開發。

隨著石油天然氣的廣泛應用，以石油、天然氣為原料生產的合成樹脂、合成纖維、合成橡膠等高分子材料產品的石化工業迅速發展，帶動了高分子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在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科領域中，高分子學科與金屬材料學科、無機非金屬學科并列成為材料學科的重要分支。第一個合成高分子（酚醛樹脂）的工廠是1907年問世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于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高分子學科，此后高分子材料工業迅速發展，聚氯乙烯、尼龍、聚乙烯、聚丙稀、聚酯、聚甲醛等聚合物及改性品種層出不窮。高分子材料發展至今，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入21世紀以后，新時期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對高分子材料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高分子材料合成的新方法、高分子催化體系、綠色高分子合成化學、生物活性高分子材料的制備和功能化等。這些都促進了高分子學科的快速發展。

當今社會正處于信息時代。這場始于20世紀中葉的信息革命，是人類科學技術中上的一次重大飛躍，它對人類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甚至超過了19世紀的工業革命。信息時代的快速發展和信息產業的巨大增長，給材料學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發展，使單晶硅材料及其制備加工技術迅速發展；在微電子和光電子學領域，化合物半導體材料迅速崛起，并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以Si、GaAs為代表的第一、二代半導體材料迅速發展的同時，以SiC、GaN為代表的寬禁帶半導體材料也蓬勃興起，成為第三代半導體材料。在信息社會中，信息記錄和存儲是極其重要的，信息記錄材料的進步反映了人類信息記錄的發展歷程。從壁畫、竹簡到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再到信息時代能夠記錄大量信息的磁存儲介質材料和光存儲介質材料。

總之，自從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材料學科的發展始終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拿金屬材料來說，似乎金屬只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傳統材料，應該是定型和成熟的。事實上，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金屬材料在當今也是日新月異地發展著。鋼鐵材料已有近2000個品種，40000種規格。鋁合金、鎂合金的新品種也不斷擴大，眾多的金屬鍵化合物也異軍突起，還有數不勝數的各種功能金屬材料，都極具發展潛力。2.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發展對社會進步產生的巨大影響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科有著豐富的內涵，不僅包括金屬、陶瓷等傳統的結構材料，而且包含了具有眾多特殊性能和用途的功能材料。人類生活離不開各種材料。可以說，材料不僅在人類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材料，人類用來制作有用物件的物質，通常被視為人類社會進化的里程碑，因為對于材料的認識和利用能力，往往決定著社會的形態與人類生活的質量。一部人類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稱之為世界材料史。縱觀從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歷史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材料在社會進步中的巨大作用。幾乎每一種新材料的發現和利用，都會給社會生產與人類生活帶來巨大改變，把人類文明推向前進。當歷史進入20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新技術革命時代后，新材料已成為各個高技術領域發展的突破口，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新興產業的發展進程。技術發展中遇到的很多難題，有不少實際上是材料問題，沒有新材料的開發應用，便談不上新的技術產品和產業進步。比如，沒有半導體材料的工業化生產，就不可能有目前的計算機技術； 沒有高溫高強度的結構材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宇航工業；沒有低消耗的光導纖維，也就沒有現代的光纖維通信……

材料科學與工程的學科內涵和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具有密切的關系。在現代社會，新材料以及新材料中的高新技術正在為人類展開一個新世界的畫卷。人類使用各種材料創造新的生活，建構新的世界。新的材料也正在為人類文明握供新的行為理念，建立起人類擴展自身生存與發展空間的信心。它的現代發展使一種材料從單一功能向多種功能發展，而且，它使得人類超越自然界，實現了根據材料來設計產品，根據產品的需要，通過新的組成、結構和工藝設計來實現其所需功能的概念，也就是說，它的功能要求正在向著迎合人類在各個領域的需要而發展。由此，可以說，它已經成為人類從“自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動力源泉。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材料工程技術的迅猛發展，材料已經不僅在種類上得到拓展，而且在包括光、聲、電、磁、力、超導、高塑，以及超強、超硬、耐高溫等機能與性能上獲得極大的擴展與深度發掘。此類新材料的出現，推進了高技術產品的智能化與微型化，從而極大地影響著人類的現代生活、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

“新材料”包含著這樣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對傳統材料的再開發，使其在性能上獲得重大突破的材料；二是采用新工藝和新技術合成，開發出具有各種新的和特殊功能的材料。由此可以看出，新材料與新工藝、新技術有著密切的關系。－方面，新工藝與新技術的使用不斷地擴展了人類的技術手段，從而使人類更加充分地開發傳統材料中的各種新的性能或功能，更重要的是，通過新的合成工藝與技術，使人類獲得種類更多、性能更佳的材料，如納米材料、多相材料。另一方面，諸多具有特殊性能材料的涌現，推動了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這一點，在現代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新材料已經成為高新技術的基礎與先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正生活在一個材料與能源構建的世界里。新材料與新能源，以及新材料與新能源中的高新技術的發展，正在極大地豐富著人類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新材料與新能源的價值體現，顯然不僅僅是諸多新的產品的涌現，更重要的是，它們廣泛滲透于人類的生活，影響著人類的生存質量；它們奠定了工業經濟與技術的物質基礎，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標志；它們影響著世界的政治格局，成為保障國家安全，減少社會風險的重要因素；它們推進人類對于自然的新認識，拓展人類的生存能力與發展空間，打造人類對于這個世界新的概念與價值觀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材料與能源是人類文明的奠基石。

材料是支撐工業生產與工業技術的物質基礎。在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中，諸多高新技術產品都是與新材料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新材料技術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工業水平與技術能力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標志。

在現代經濟結構中，新材料技術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在材料技術領域，高溫結構材料、多功能材料、超導材料、激光材料、生物材料等高性能材料的開發與利用已經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材料技術為航空、航天工業提供了強度更高、剛性更好、質量更輕的新型材料；先進陶瓷材料極大地擴展了它的應用范圍和領域，從而使它成為未來工業重要的原材料。據專家估計，用陶瓷材料替代金屬材料制作發動機部件，將使發動機耗油量減少30％以上；電子信息材料的發展促進了信息產業的發展，使信息產業成為許多國家的支柱性產業；超導材料實現了陶瓷無機材料的無電阻狀態，而超導技術的廣泛應用使許多方面發生著飛躍式的發展；激光和光導纖維材料技術的發展，正在把人類帶入光通信的時代；生物材料為人類提供了新的醫療手段，并且創造著人類健康新概念；而納米技術則通過對原有各類材料進行納米級結構單元的重組，極大地改進了原有材料的性能與功能。由此可見，新材料技術已經成為推進一個國家產業升級，影響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因素，新材料的開發與利用也正在成為一個國家重要的支柱性產業。新材料技術雖然是一個高投入的領域，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高回報率的領域，正由于此，許多國家都將開發先進材料置于其優先發展的重點項目。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技術革命把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并列為新技術革命的重要標志。美國國防部1991年提出20項關鍵技術，有5項以材料為主。同年，美國白宮發布美國國家關鍵技術項目共6領域22項關鍵，材料為6領域之一。材料合成與加工、電子和光子材料、陶瓷復合材料、高性能金屬與合金5項為關鍵。從1995年至2001年每兩年更新一次的《美國國家關鍵技術》報告中，特種功能材料和制品技術占了很大的比例。2001年日本文部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發布的第七次技術預測研究報告中列出了影響未來的100項重要課題,一半以上的課題為新材料或依賴于新材料發展的課題,而其中絕大部分均為功能材料。日本發表的《21世紀初期產業支柱》所列的新材料領域的14項基礎研究計劃中，其中七項——非線形光電子材料、超耐環境先進復合材料、仿生材料、適合生物的材料、新功能精細陶瓷、新功能玻璃質材料、硅化學材料和微電子材料等都涉及無機非金屬新材料的研究領域。歐盟的第六框架計劃和韓國的國家計劃等在他們的最新科技發展計劃中,把功能材料技術列為關鍵技術之一加以重點支持。德國的《材料科研10年規劃》，歐共體的《尤里卡計劃》、俄羅斯的《科學技術進步綜合綱要》等也把無機非金屬新材料的研究作為重要的內容。我國863高技術發展計劃，材料是7個重點之一，重大基礎研究攀登計劃的30個重大課題中有7個與材料直接有關。

下面舉例說明材料科的發展對20世紀文明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對20世紀社會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

20世紀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就是人類實現了原子核內部巨大能量的釋放。盡管原子能時代的降臨是以核武器為開端的，但核材料也能造福人類，特別是核動力反應堆、同位素的應用、核醫學等。核反應堆一般采用熱中子堆，堆心的結構件必須采用鋯合金，因為只有鋯合金吸收中子的幾率比較小，不會扼殺堆內的鏈式反應。所以，要建設核電工業系統，必須建立鋯材料工業。

當今最具時代特征的工業是信息產業，而信息產業的基石就是半導體材料。任何高度復雜、高度精細加工的集成電路，都需要高純度、高度摻雜的半導體材料和各種先進工藝的應用。信息技術的每一次突破都與材料和工藝的創新有著密切的關系。高密度的光磁記錄材料給信息的存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激光材料也是現代信息科技的一部分。各種波長的激光晶體、半導體激光器、激光光導纖維等對信息傳輸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實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航空航天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材料的發展水平對航空航天器的性能至關重要。航空用結構材料最主要的性能是高比強度和高比剛度，同時具有良好的工藝性能。高強度鋁合金、鈦合金及碳纖維增強的樹脂基復合材料，是主要的航空材料。火箭、導彈材料與航空材料相比，則要求瞬時性能。導彈殼體材料對導彈的射程至關重要，由金屬改為石墨纖維增強的復合材料時，導彈射程增加近1000公里。

進入21世紀后，新能源材料的發展將對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為了保障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解決越來越嚴重的溫室效應和大氣污染等環境問題，新能源材料將引導傳統能源向潔凈能源、可再生能源、分散型能源等多元化能源發展。除核能外，當今太陽能材料、燃料電池材料、鋰離子電池材料等取得了很大的研究進展，不久的將來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

3.社會經濟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與材料學科發展之間的關系

材料是一門實用的直接的科學和技術，它不同于抽象的衍生的科學。也就是說，誰也不能忽視材料是為了某種需求而發展的，它往往具有明確的使用目標，所以，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總是對材料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和牽引作用。

一般來說，材料的基礎研究和帶有明確目的的開發性研究都各有它們的價值。它們的效用有長有短，在實際生產上的體現有快有慢，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不斷探索。材料的應用研究一旦成功，即一種材料誕生之后，它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開發可以產生較大的輻射作用。比如金屬鈦，作為一種航空材料，可用于飛機，但也可用于化工、建筑、潛艇、首飾等。其應用越廣，需求量越大，則生產成本越低，越能帶動相關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現在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科，是由過去形成的一些獨立學科如冶金、陶瓷、高分子、復合材料等聚合而成，它和物理、化學等一些學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幾乎難以區分，所以材料學科是多學科性的。20世紀后期，由于材料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并滲透到各行業，許多領域都與材料的制備、性質、應用等密切相關，使得材料成為機械、電子、化工、建筑、能源、生物、冶金、交通運輸、信息科技等行業的基礎，并與這些相關學科交叉發展。所以，材料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是一個必然趨勢，也是材料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特點是，一方面學科呈現出多科性，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另一方面，學科發展又呈現出高度綜合的趨勢，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層出不窮。學科交叉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如美國的著名大學一般都設有材料研究中心或材料研究實驗室，其研究人員往往橫跨包含了高分子、金屬、陶瓷、表面改性、解剖、動物實驗、細胞培養等研究方向。

國內絕大部分理工科高校一般都設有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或學院），包含的專業主要為材料類專業。未來科技的發展將是多學科的交叉和綜合。為了迎接未來的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新趨勢，有必要在大學里建立新的結構層次，即跨學科的交叉中心。比如，把材料科學、生物科學、醫學工程科學結合在一起，構成交叉學科中心，這樣必將大大推動材料學科在新領域的增長點。4.新能源新材料點燃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刺激經濟的4萬億元投資規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后，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最終定位為國家戰略性產業，在規劃出臺之后，國家還將在財政、信貸等方面進行多角度的大力扶持。目前相關規劃處于征求意見階段。

2010年10月1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規劃到2020年，不僅包含核能、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的開發利用，還包括潔凈煤、智能電網、分布式能源、車用新能源等對傳統能源升級，將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節能力度，提高傳統能源清潔化利用水平，同時推進替代產業發展，加大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利用規模。隨著規劃實施，未來10年將累計直接增加投資5萬億元，每年增加產值1.5萬億元。新能源將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

截至2009年底，我國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中比重僅為8%左右，根據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預計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到2020年比重達到15%。可見未來十年我國對新能源的需求非常巨大。

預計到2015年，我國天然氣利用規模將達到2600億立方米，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比例預計將從目前的3.9%提高到8.3%左右。水電利用規模將達到2.5億千瓦，核電利用規模將達到3900萬千瓦。水電和核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將提高1.5%，達到9%。其他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利用規模也將達到1.1億噸標準煤，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提高1.8%，達到2.6%左右。到201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將有望達到11%左右，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則會從2009年的70%左右下降到63%左右。

據初步測算，到2020年要完成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15%的目標，核電規模至少達到8000萬千瓦以上，水電裝機規模達到3.8億千瓦以上，風電裝機規模達到2.5億千瓦，太陽能裝機容量達到2000萬千瓦，生物質發電達到3000萬千瓦。

按照初步測算，新興能源產業規劃實施以后，到2020年將大大減緩對煤炭需求的過度依賴，能使當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減少約780萬噸，當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約12億噸。

業內人士稱，高達5萬億的巨額投資將大大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核能、風能、光伏、潔凈煤、智能電網、車用新能源等核心產業將迎來巨大的市場空間，各個領域一批上市公司將從中成長起來或者獲得巨大收益。另一方面，5萬億投資規劃期為2011~2020年，時間跨度長達10年之久，平均分配下來，年投資額度在5000億左右，短期內推動效果并不明顯；這5萬億投資計劃更多的是為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達到了節能減排的目的，其實質性利好是在中長期。因此未來10年新能源行業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成長空間相當廣闊。

另一個重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新材料，被稱作“新興產業的奠基石”。因為新材料幾乎滲透到了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從我們穿的衣服、用的餐具、乘坐的交通工具、棲居的住宅到工作的場所，可能都正使用著新型材料；從大飛機、高鐵路、新能源汽車等重點工程，到三網融合、物聯網、節能環保等重要產業，都需要一系列新材料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新材料，是發展新興產業當之無愧的奠基石。

近幾年，我國新材料產品的市場增長率基本維持在10%以上，某些重要的新材料品種市場增長率甚至超過20%。目前材料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整個材料行業產值約占全國GDP的28%。

“十一五”期間，國家將新材料作為高技術產業工程重大專項，重點發展特種功能材料、高性能結構材料、納米材料、復合材料、環保節能材料等產業群。在2010年6月，國家強調要大力發展新材料，重視材料的環境友好性、可再生循環性、制備使役全過程的節能減排特性，加快推進材料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先進結構材料和復合材料、功能材料等，積極發展電子信息材料、器件和系統技術等。這些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新材料產業的發展。

前不久，《新材料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專家論證會已經在京召開，文件修改完善后將發布實施。這個規劃是我國第一個關于新材料產業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具有較強的開創性，目標明確，重點突出，對于“十二五”期間新材料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規劃初稿還提出，力爭到2015年，建立起具備一定自主創新能力、規模較大、產業配套齊全的新材料產業體系，突破一批國家建設急需、引領未來發展的關鍵材料和技術，培育一批創新能力強、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鮮明、產業集聚的新材料產業基地，為新材料產業持續快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目前，我國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嚴重依賴進口，關鍵技術受制于人，面臨著一系列關鍵材料技術突破問題。業內人士表示，作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石，“十二五”期間我國新材料產業在政策的支持下，有望迎來跨越式發展，A股市場上涉及大約70家上市公司或將率先受益。

第二篇：論經濟發展與購物方式的演變

試論經濟發展與購物方式的演變

【摘要】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購物的方式趨于多樣化。【關鍵詞】 消費現狀 購物方式

經濟發展

隨著科技革命的不斷開展，世界各國的經濟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購物新模式也不斷出現。20世紀80年代前經濟的發展

1.1世界經濟發展起伏不定

當時處于美蘇冷戰時期，工業生產恢復到了二戰前的正常水平，50年代初到1973年是持續高速發展時期。1974年到1982年是經濟“滯脹”時期。1.2傳統購物方式占主導，未出現新興的購物理念

經濟開始復蘇，人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型百貨商場不斷涌現。人們利用節假日的時期，添加衣物等生活必需品,顯然最傳統的購物方式對人們的生活水平影響是最大的。這種最為傳統的購物方式的優點是：消費者所得到的并不僅僅是商品本身，還有購物過程的愉悅，一種參與其中、享受過程的愉悅：可以跟售貨員討價還價，可以看到各種琳瑯滿目的商品。缺點是：受地區限制較大、商品總類并不是最齊全的等。1.3傳統購物方式的發展前景

雖然傳統購物會受到越來越多的新興購物方式的沖擊，但是現實生活中傳統購物方式還是占據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仍是廣大消費購物者的第一大選擇，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21世紀經濟的發展

2.1世界經濟處于復蘇與發展的階段

世界一些發達國家先后走出了“滯脹”，經濟下降幅度逐漸變小，經濟全球化縱深發展。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世界經濟開始由傳統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世界經濟正在不斷復蘇中。

2.2電視購物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購物方式逐漸多樣化

隨著電視機逐漸進入尋常百姓的家中，電視的功能也越來越豐富了，一些商家也從中探到了商機。電視購物作為一種全新的銷售方式，一夜之間充斥熒屏。一些更具電視娛樂特點、更具價格優勢、更具質量保障的電視購物頻道也逐步興起，受到廣大顧客的青睞。電視購物就是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其顯示出了許多不同于傳統購物的優點：1.電視購物具有強烈的廣告效應在電視購物節目里，商品，通過光彩照人的模特示范，會給電視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一般商品電視廣告，只有短短的幾秒，而電視購物節目，是由主持人和模特的專業演繹，詳細的解說，將產品的使用效果展示到極限。2.電視購物增強說服力電視購物邀請產品制造商，由工程技術人員，從專業角度出發，詳細介紹產品特征，技術要點，產品利益，電視觀眾對此會產生信任感。3.電視購物瞄準消費者的需求在柜臺營銷過程中，消費者不便問，在服務人員不能詳細演示、說明的情況下，而在電視購物節目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消費者對產品使用不了解、不清楚，可以反復收看電視購物節目進行了解。4.電視購物具有無限誘惑力。電視購物是通過跳秒的方式，告訴你所剩的選擇時間和數量，營造一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市場氣氛，促使消費者盡快做出購買決策。5.電視購物具有快捷方便特征。消費者在家里，通過電話聯系，告訴購物頻道，你所需要的商品，一筆交易就算成功，一般在二天內，送貨上門，為消費者節省了購物的時間和精力。6.資金回籠快。貨到付款，或款到付貨的支付模式，使電視購物企業的資金周轉加快，有利提高企業經濟效益。7.電視購物是直銷。扁平化的渠道模式，節省了門市租金等大量的運營成本，這種優勢，直接體現在產品的低價格。相對于傳統銷售模式，電視購物產品，具有低成本、低價格的競爭優勢。

電視購物存在的問題：1.商品價格。傳統商業的加價率一般為10％～30％，而電視購物的加價率一般為20％～60％。有時電視直銷商品的進貨價，只占直銷價的40％，如此定價，讓消費者產生一種不信任的感覺。2.產品質量。電視直銷是一種新興行業，新穎的銷售方式，高額利潤吸引了眾多商家跟進，其中部分商家，只注重利潤而忽視了產品質量，甚至存在一次性買賣的心理，結果給整個行業帶來了惡劣影響，電視購物糾紛，一時成為消費投訴熱點。3.售后服務。部分電視直銷商家，將產品賣出后，對后面發生的質量問題，置之不理，售后“三包”服務質量差，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電視直銷，一般免費送貨上門，方便了購物，但是，如果商品在使用中出現問題，商品需要維修，或對所購商品想要退貨, 實際上這是非常困難的，消費者甚至也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商家。4.節目內容違規。5.電視購物行業自身行為不規范。電視購物公司一哄而起，素質差異大，一些公司節目制作粗糙，新產品開發能力弱，公司僅靠幾部電話，幾個送貨員，花錢購買電視頻道時段，公司就掛牌運營，公司行為及運作極不規范。6.節目特技處理。電視購物節目制作，燈光、色彩、特技的運用是其優勢，增強表達產品的效果，但是，過度的夸張、化妝、拍攝技巧的運用，以及電腦后期制作，這不是產品的實際效果，有誤導消費者作用。2.3電視購物方式的展望 電視購物時一種方便、新型的銷售方式，但它要進一步發展壯大還需要解決很多問題：取得規模效益、制定實施反暴力法規、電話服務體系的完善等等。當然，電視購物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只要它順應市場的客觀規律，必然會精力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

3.1信息革命促進世界經濟穩步發展

21世紀以來，以信息革命為基礎的全球化仍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科學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進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學技術競賽將進一步加劇。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四大推動力。3.2網絡購物方式引領生活新時尚

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日益普及，網絡購物作為一種全新的毛衣方式和商業模式，其目標四實現貿易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達到網上商流、物流、貨幣流和信息流的統一，這種購物模式既是未來貿易的發展方向。

網絡購物方式的優勢:1.網絡購物的成本優勢。由于網絡銷售成本低于實體銷售成本，網絡商品價格相對低廉，這是很多人選擇網絡購物的一大原因。2.網絡購物的便捷性。顧客無需花費幾個小時在各個商場和購物中心去搜尋所需的商品。顧客只要坐在電腦前，在搜索引擎中輸入“網絡商城”，大大小小幾百條搜索結果便展現在面前；服務周到、送貨上門，在選購了搜需要的商品后，顧客只需坐在家中等待貨物被送來。有些網站有固定的遞送方式；隨時進行，顧客無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購物，二十隨時可以進行商品的挑選和購物支付方法的多樣性，可以實現網上支付、手機支付、銀行匯款支付，后到付款等多種方式。3.網絡消費者的個人性格。一部分人更追求個性與冒險，通常網絡消費者比較時尚、前衛，他們具有更多的求新、求變意識，個性鮮明、敢于冒險，渴望自主選擇；一部分人更容易跟風，部分網絡消費者因喜歡趕潮流，心理穩定性比傳統消費者更低，易受外界環境及他人影響；一部分人更追求購物的方便，這些工作壓力較大，時間高度緊張的消費者為節省時間和勞動成本會以購物的方便性為目標而選擇網絡購物；一部分人更追求購物的樂趣，某些自由職業者或家庭主婦希望通過網絡購物消遣時間，尋找生活樂趣，保持與社會的聯系，減少心理孤獨感。

網絡購物存在的問題：1.虛假交易，網絡欺詐現象頻繁。在網絡購物的各種投訴當中，最讓人關注的是網絡欺詐。2.以次充好，以假亂真。不同于虛假交易，網絡購物中還存在另一種較為普遍的欺詐手段，就是以次充好、以假亂真。3.系統不夠完備，各個環節互推責任。幾乎所有的大型網絡購物平臺上都會規定或要求消費者在接收商品過程中先驗貨后簽收。而快遞員將商品送到后，常常會拒絕消費者先驗貨后簽收的要求，他們總是以快遞行規為由堅持必須先簽收。這個現象的產生原因就是為了免除己方的責任。

網絡購物的完善對策與前景發展，要想進一步發展網絡購物就必須：1.加速信用體系的建立。要營造寬松繁榮的電子商務環境，必須通過立法解決諸如交易手段和誠信等問題。2.加強電子商務行業的規范性。網上商務經營者要加強行業自律，規范電子商務信息傳播行為，優化網絡交易環境，規范商務交易程序，規范電子支付方法，規范貨物配送，也就是物流環節。端正經營思想，提高服務質量，共同呵護“電子商務”這一新興的行業。3.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要加強。首先，消費者一定要是用可靠的第三方交易平臺，并要及時保存相關交易證據。其次，消費者應該注意不在網吧或別人的電腦上輸入個人賬戶信息。4.政府、社會相關部門的采取措施。當然網絡購物這一全新的購物方式逐漸走入越來越多人生活當中, 盡管在它的發展中不免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暫時的。相信隨著各種相關政策的出臺,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監督, 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和改革的不斷深入, 網絡經濟的成熟也是指日可待, 我們有理由相信網絡購物能夠更加蓬勃穩步地發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購物方式出現在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購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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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兼顧社會經濟發展的公平與效率

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兼顧社會經濟發展的公平與效率

摘要：文章提出發展觀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公平觀與效率觀。在傳統的發展觀下，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與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科學發展觀下的“經濟效率”應立足于經濟，但又超越經濟，應在內涵上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經濟發展與人類自身發展、人的近期需求與長遠需求統一起來。

關鍵詞：發展觀；公平；效率

1．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制定并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地提出了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黨中央深刻總結了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站在歷史和時代的新高度，進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我國必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科學發展觀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解決我國當前諸多矛盾和問題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以人為本，要求發展的目的不是為少數人利益，也不是為發展而發展，而是為了不斷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發展的需要。以人為本，不僅要求發展是為了人，而且要求發展必須依靠人，要求通過發展不斷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要求發展必須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全面發展的含義，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包括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發展；全面發展還包括上述各個大的方面中各個組成部分的全面發展。協調發展，要求全面發展所包括的各個大的方面以及各個大方面的各個組成部分在發展中都是相互協調的；不僅是同向發展的，而且發展速度或數量比例關系是相互適應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是強調發展進程的連續性、持久性。

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時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始終橫亙在我們面前。這些現實告訴我們，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不能僅僅依靠單純的經濟增長，而且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正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之一斯蒂格利茨所言:“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而是社會的全面改造。”科學新發展觀的提出，就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新認識，即經濟增長本身不能完全代表發展，發展應涵蓋經濟結構、經濟制度、管理方式、技術進步在內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這樣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因而，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應重視各種非經濟因素和經濟因素的關聯性，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

鑒于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 1 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公平觀與效率觀。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必將形成新的經濟公平觀與效率觀。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收入分配要兼顧效率與公平。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個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理論依據如下：其一，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屬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必須利用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抓住機遇，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其二，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大力發揮市場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的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把人力物力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參與國際競爭，加快經濟發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三，過去幾十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公平有余，很少講求效率，平均主義的工資分配，“大鍋飯”的勞保福利制度，助長了人們的依賴思想，缺乏競爭意識，不能適應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不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有利于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誠然，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就是在個人勞動報酬方面要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合理拉開差距；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提倡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合理拉開差距的同時，采取措施，克服收入差距懸殊，防止兩極分化。對于必然出現的貧富差距，1992年鄧小平曾經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20多年來，對提升我國經濟實力、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一段時期以來，人們在這一原則的理解上還存在著一些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片面追求ＧＤＰ使得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力不強等。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有些領導以ＧＤＰ的增長考核政府官員的業績，甚至以犧牲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代價。

2． 傳統發展觀下的經濟效率與公平

傳統發展觀中，發展的涵義基本上就是經濟增長，衡量發展的一般指標就是經濟增長總量和經濟增長速度。在這一發展觀下，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基本上是指生產性效率，通常被簡單地定義為：“資源投入與產品產出之比”。“公平”主要強調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關注的是結果的公平。

正是在這一傳統的發展觀和經濟公平、效率觀下，我們堅持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我國的經濟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中國經濟獲得年均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9748 2 億元。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1978-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上升到2150元，增加了近16.1倍。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也從1981年的500.40元上升到1998年的5454元，增加了近10.9倍。但是，在傳統的發展觀下，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主張明顯地帶有“追求生產性效率”的傾向。于是，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與問題：一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及政府管理機制的缺陷，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腐敗行為和權錢交易對公平與正義造成巨大的威脅和侵害。

在總量經濟與居民總收入高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卻不斷擴大。據調查，1994年中國居民按家庭人均收入計量的基尼系數陡升至0.43，比1989年的0.3上漲了43%。并且，90年代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最低收入階層狀況相對或絕對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在日趨繁榮、現代的城市中，與高收入聚集相對的是“新貧困階層”的形成。在這一階層中，有較大一部分是原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曾經為國家做出過較大貢獻的，甚至還有勞模。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一直拿著微薄的工薪，把大量的勞動貢獻與經濟剩余拿來支持國家的重化工業建設。現在，由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及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使得他們原有的工作崗位減少甚至不存在了，他們也隨之下崗失業了。而此時，他們年事已高，學習新技藝變得十分困難，生活收入又因下崗失業變得很少甚至沒有。這顯然是有失公平的。在政府和組織的支持幫助下，在社會保障和最低生活費用的發放下，他們在基本生活消費方面勉強能得到保證。但是，“兼顧公平”因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尤其是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流于形式和表面;經濟增長中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由于與后富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之間因缺乏有效的帶動機制和渠道，致使帶動效果不佳，弱勢階層在不斷擴大。弱勢階層在醫療衛生、住房、教育方面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一旦遇上個疾病、災害的，他們便連生存都成了問題。

90年代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尋租泛濫、腐敗蔓延交織并存的。90年代以來大規模要素市場化與超常的投資推動，在為國民經濟創造了高增長條件的同時，也創造了廣泛、普遍、巨額的各種“租金”，從而誘發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尋租活動，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很快。一部分人通過在借貸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上打通關節獲取差價的手段謀取巨額收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不少官員、國企經營管理者貪污、受賄、非法獲益等腐敗行為大增。

無疑，可以通過尋租和腐敗獲得巨額收益的人畢竟只占人口比例的少數。但是各種尋租、腐敗所攫取的收入，卻占居民收入量相當大的比重。據有關專家估算，90年代以來的幾年(截至1995年)，金融機構流失的利差約為3000億元，還不包括因尋租導致不當、違規款的本金壞帳損失;房地產，主要是土地批租中流失國家應得的差價收益4000億元;證券市場中尋求上市、公款炒股、買賣額度等大約2000億元;基建工程、項目審批、進出口批文倒賣以及一些交易、采購中行賄等，造成國家、機構、法人收益或資產流失約5000億元。這種同尋租、腐敗相關甚密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無論以怎樣的價值標準來看，都是嚴重的不公平，而且它會對生產性創新與國民經濟長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極壞影響。

3． 科學發展觀下的社會經濟公平與效率關系

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其實質就是要用新的發展思路實現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回顧剛剛走過的路，重新審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科學發展觀下的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的涵義與傳統發展觀下的經濟公平與效率涵義有了以上區別，所以科學發展觀下的公平與效率關系也有所不同。

首先，經濟公平與效率之間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經濟的公平必然促進效率。“堅持以人為本”，這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而要做到“以人為本”，最首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人，賦予他們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實踐也證明，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公平，經濟效率才有可能實現。這是因為，效率的提高，取決于生產過程中各要素的有機組合。而各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起決定作用的要素是人的要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精神是一切效率的源泉。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依賴于經濟主體獲取經濟利益機會賦予上的公平、獲得經濟利益多少與做出的貢獻相稱上的公平。如果不能給各主體以各種平等的經濟權利和均等的機會，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會嚴重挫傷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還可能誘發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損害經濟效率。只有給廣大勞動者以各種平等的權利和均等的機會，才能調動每一個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的最佳配置，從而促進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效率有助于推動經濟公平，實現更高層次上的經濟公平。只有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才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機會，為實現經濟的公平提供物質條件。只有提高效率，共同富裕才會成為可能。另外，只有效率的不斷提高，為社會創造更為發達的物質文明，才能為推動人們遵紀守法、履行社會義務等精神文明創造條件。

其次，片面地強調經濟公平或經濟效率都會引致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緊張，都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違背的。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離開發展，就無所謂發展觀。堅持科學發展觀，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關鍵在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改革開放25年來，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我們之所以經得起國際國內各種風浪的考驗，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之所以不斷提高，歸根到底是由于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取得很大進步，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因此，我們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片面強調結果公正。如果片面地強調結果公平，就會不可避免地抹煞勞動者在工作上的實際差別，造成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出現脫節現象，往往會出現“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平均主義結局，這必將嚴重挫傷那些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精神，與“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核心相違背，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我國傳統計劃經濟時的狀況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率，特別是生產性效率，在一定條件下又可能會造成不公平，不能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經濟發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別是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需要長期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但是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率。我們追求的經濟發展，是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效率來自于競爭。激烈的競爭造就了經濟的高效率，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優勝劣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4 的客觀規律，競爭中的獲勝者自然地獲得越來越多的收入，而失敗者必然要減少收入，甚至破產。而競爭結果的不斷累積勢必會造成收入差距的擴大，出現兩極分化，使許多人一出生就喪失了獲得起碼生存條件和受教育的機會，更談不上經濟公平了。長期如此，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難以實現。

第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應是經濟公平的題中應有之意。只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追求客觀分配結果的相對公平，才能維持社會勞動力的再生產，為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從而使效率成為可能;只有實現一定程度的結果公平，才能維護社會秩序，避免社會沖突，為經濟高效運行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程度的結果公平，要持久地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在一個秩序混亂的國家是無效率可言的。

第四，經濟效率為實現較高水平的相對結果公平提供物質前提。實現結果公平的重要途徑之一是社會保障制度，而國家的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來源是稅收。要增加社會保障基金，必須增加稅收，而稅收的提高一是靠提高稅率，二是靠增加稅基(即增加國民收入)。稅率的提高總是有一個極限的。在稅率適度的前提下，增加稅收的最好辦法是增加稅基，而稅基的增加依賴于各經濟主體效率的提高。只有各經濟主體效率的不斷提高，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財富，使共同富裕成為現實。這體現了新發展觀下“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的思想。

可見，遵循科學發展觀，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之間就會日益協調與相容。它們之間的協調與互促也必將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有利于消減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促進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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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與啟示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與啟示

【內容提要】如果以社會福利的體制轉變和發展趨勢作為新的視角，來透視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和變遷過程，我們將獲得關于這段歷史的一個新文本和新圖景。這個文本和圖景中呈現出了這樣的一條主線：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從最初的個人命運和家庭義務，逐漸成為了政府責任和國家行動，而且，這一責任和行動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從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終，在作為一項制度的社會福利與個人應當享有的社會權利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匹配——盡管迄至今日，這種匹配還遠未達到和諧的水平。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國家社會福利體制發展過程的追溯和尋訪，把握牽動這一演變過程和未來走向的主線索，深入總結其對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啟示，顯然是一項兼具學術內涵和實踐意義的工作。

大約300多年來，“走向現代”成為了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條紅線，它貫通在“現代史詩”璀璨多彩的圖景之中，連綴起了“現代敘事”數不清道不盡的情節，也留下了無數發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謎團。在進入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際，以民生為重的社會福利事業越來越成為了當代中國問題中的頭等大事。從西方社會福利體制發展和演變的視角重新尋訪歷史的足印，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究我國民生保障以及社會福利的根本實質、實際需要、價值取向等，從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國情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會轉型與社會福利

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放置在“社會轉型與社會福利”這一兼具歷史性與現實性的觀察視角中，既可以理解這項制度產生的早期背景，同時也能夠看到它所面對的諸多困境的現實根源。這使我們能夠更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過程，把握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及這一過程始終貫穿的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和矛盾。

(一)從濟貧到保障：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最初是與“走向現代”和資本主義文明相聯系的，而且，這項制度的后續演變也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緊張和沖突的一種直接回應。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歷史資本主義是一個物質至上的文明”，“從物質上看，不僅沖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額報償，而且，頂部和底層之間物質報償的差異很大，并在整個世界體系發展過程中日益擴大”，“歷史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產品，同時也創造了空前的報酬兩極化”。①歷史的軌跡也顯示，經歷了“雙元革命”——18世紀的英國產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當一個“所向披靡的資產階級”的新社會得以建立之時，也營造出了一個前景未卜、充滿危機的年代。“站在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理論家后面的，是一大群準備將溫和自由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群眾。處在資本主義企業家之下和周圍的，是被迫離鄉背井、滿腹怨言的‘勞動貧民’，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②事實上，正是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劇烈的矛盾沖突，將社會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歷史的前臺。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國的《濟貧法》(160l)這項社會保障措施。16世紀下半期，在伊麗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國，大批農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園而破產和流浪，導致了城市貧民和流民的激增，釀成了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1572年，英國都鐸政府通過了強制征收濟貧稅的條例。1601年，伊麗莎白女王政府頒布《濟貧法》，試圖通過行政救濟和收容措施來緩解貧困、失業等社會問題。1723年，英國議會通過立法規定各教區可設立“濟貧院”。一般認為，《濟貧法》規定了國家以稅收轉移支付的方式實施社會救助，在西方社會福利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③

也有觀點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是在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正式建立的。面對經濟衰退、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工人運動興起，俾斯麥政府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社會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險法》(1883)、《工人賠償法》(1884)和《傷殘、死亡和養老保險法》(1889)。這三部法律被視為西方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立的標志性文獻。繼德國之后，歐美各國也先后推出了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各種法律。如法國的《工傷保險法》(1898)、《養老保險法》(1910)，意大利的工傷保險及老年和殘廢保險的法案(1898)，荷蘭的《工傷保險法》(1901)和《疾病保險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險法》(1890)、《養老保險法》(1892)和《工傷保險法》(1894)，丹麥的《疾病保險法》(1892)、《工傷保險法》(1898)及《失業保險法》(1907)，瑞典的《養老和殘疾保險法》(1913)，《職業損傷保險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這一時期，英國政府也采取了與歐洲各國相似的措施，通過了《濟貧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濟貧法》(1834)。至1929年，英國《濟貧法》中止，為現代社會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國、澳大利亞等國也頒布了社會保險和保障的相關法律。至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基本確立。④

(二)貝弗里奇報告：“福利國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遭遇了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大蕭條”，史稱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次人類史上撼動級數最強烈的經濟大地震，幾乎“把資本主義帶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⑤通貨膨脹、股市崩潰、企業倒閉、失業率、農產品價格暴跌、農戶破產都創下了“史無前例”的記錄。在危機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達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機過后，西方國家曾經普遍出現過特種蕭條時期。在大危機、大蕭條期間，大批工人被解雇，拋向街頭，成為產業后備軍。英國工人失業人數曾接近300萬，占勞動力總數的22％以上；德國失業人數竟一度達到700至800萬，約占全國勞動力的一半；法國失業者也曾達到半數。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勞工階層面對著最為艱難的時世，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成了國家和政府的心頭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國，這個失業保險最普遍的國家，投保的勞工人口也不到60％，德國的失業參保率在40％以上；歐洲其他地區失業保險的人數多則不過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業人群帶來的負面結果，對歐美工業國家的政局造成了最為嚴重的打擊——資本主義世界這次似乎是在劫難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會崩潰卻并未發生。有學者認為“主因在各國鑒于慘痛教訓，大蕭條之后紛紛設立了社會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認為，正是社會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懸一線的資本主義。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事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需要進一步激勵士氣和增強社會團結，這也推動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1941年，英國政府成立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著手制定戰后的社會保障計劃。經濟學家貝弗里奇爵士受英國政府委托，出任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主席，負責對現行的國家社會保險方案及相關服務進行調查，并就戰后重建社會保障計劃進行構思設計，提出具體方案和建議。第二年，部際協調委員會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

《貝弗里奇報告》(1942)——全稱是《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被視為這項制度的奠基性文獻。從這篇報告在當時引起的社會反響，也可看出社會福利制度對于劇烈社會沖突的柔化功能：“社會主義組織對報告的反應并不一致，社會主義組織的右派認為《貝弗里奇報告》已經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則批評報告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社會革命的實質問題上引開。”⑨

報告分析了英國貧困的成因，探討了“擺脫貧困之路”，指出，通過社會保險并根據家庭需要進行雙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擺脫貧困。首先要改進國家保險，以使失業者和生活遇到困難的人能夠生活在貧困線以上。改進的三個方面是：擴大覆蓋對象范圍、擴大覆蓋風險范圍、提高待遇標準。⑩報告力求既要充分運用又不拘泥于過去的經驗，超越以往部門利益的限制和驅動，把社會保險作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貧困的一項基本社會政策。國家提供福利的原則是基于國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體的局部利益。社會保障必須由國家和個人共同承擔責任，通過國家和個人共同的合作來實現。報告亦認為，國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過高，應給個人參加自愿保險和儲蓄留出一定的空間。(11)報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會福利問題，著力形成一個完整的福利體系，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其中許多新的福利項目是福利制度發展過程的根本性突破。對于報告設計的福利制度打破了傳統的家庭扶養職能，由國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勞動人口承擔部分扶養責任，更為有的學者視為福利國家的核心。

英國政府基本接受了貝弗里奇報告的建議，于1944年發布了社會保險白皮書，并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法律。1948年，英國首相艾德禮宣布英國第一個建成了福利國家，貝弗里奇也因此獲得了“福利國家之父”的稱號。此后，社會福利成為了英國的一項國家制度和社會政策，開啟了歐洲各國建設福利國家的制度發展里程。迄至今日，報告仍被視為“是社會保障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也是現代從事社會保障研究和教學工作者的必讀書，它對英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發展進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12)(三)另一個進程：作為權利的社會福利

也有人認為，貝弗里奇報告中的另一個劃時代貢獻，還在于勾勒了社會福利的權利形態，為社會福利成為一種權利和制度范疇開辟了一條進路。事實上，早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所作的演講《工人階級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當這樣的念頭——“必須幫助工人階級穩步地變為體面的紳士”——縈繞其中之時，他就已經涉及了社會權利這一問題。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感受到，當時工人階級在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方面的極度不平等、不體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發的階級對立和社會沖突，是使A.馬歇爾十分糾結和痛心的一個問題。他問道：“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有其無法超越的界限?”對此他認為：“問題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終都會實現平等——他們當然不會；而在于進步能否穩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個人都成為紳士為止，至少在職業上如此。我相信這是可能的，并且必將實現。”(13)也就是說，作為經濟學家的A.馬歇爾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場化條件下，經濟上的不平等是正當的(事實上這種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譴責的是社會身份和職業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達也就是，“一個紳士”與非紳士之間的實質上的不平等或差異。(14)

75年以后，另一個馬歇爾——托馬斯·馬歇爾——接過了A.馬歇爾的主題，在《公民權與社會階級》(1950)一書中，他指出了“蘊含在馬歇爾論文中的社會學假設”，即一種基本的人類平等，這種平等是與共同體完全成員身份觀念聯系在一起的。他進而說：“所有人要求享受這些條件的權利(claim)實際上就是要求分享社會遺產(social heritage)的權利；進而就是要求成為社會的完全成員(full member)的權利，即成為公民(citizen)的權利。”(15)作為社會學家的T.馬歇爾也明白，社會階級體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實上是難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認可，階級體系的不平等“也許就是可以接受的”。T.馬歇爾指出，基本的人類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與各經濟階層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這種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種平等的基礎，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種不平等的結構。”(16)馬歇爾對社會權利的限度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斷言在19世紀和20世紀人們享有的公民權利是沒有缺陷的，或者說人人平等在實踐上就像在原則上宣稱的那樣，“顯然就荒謬了”。他的告誡發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17)

上述線索使我們得以探明社會權利理論的核心問題：既然階級階層結構的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變得具有合理性從而是可被接受的——這一思路才是更為現實可行的。也有學者說得更加透徹：19世紀后期的歐洲各國政府，都全神貫注于那些通常稱作“社會性問題”的事情。其核心問題基本上是“國家怎樣才能控制由工業化釋放出來的種種社會力量，尤其是怎樣才能控制對現存政權構成威脅的那個人口眾多的無產階級的興起”上面。“把剛剛形成的工業無產階級合并到民族國家之中來”十足是一個大問題，對它的解決足以同時衍生出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作為一門學問的社會學。(18)這里應當把社會權利理論也包括在內。

必須承認，社會權利理論的思考是現實的，實際功效也是顯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馬歇爾說道，在過去100多年的時間里，‘公民身份與資本主義的階級體系一直處于尖銳對立的狀態。’但是，勝利的是前者，盡管這種勝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階級斗爭的威脅已經不再足于瓦解資本主義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發出了如此告誡：“不管怎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場景中，公民身份權利不但沒有也無法消解階級分化，盡管它們確實弱化了階級沖突所帶來的張力。公民權與資本主義階級體系之間的遭遇導致了協議休戰，導致了‘階級妥協’而不是其中一方無條件的勝利。”(20)這些經驗和教訓無疑被收進了社會的記憶。與市場化經濟和勞動商品化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社會的劇烈分化導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觸目驚心的貧困現象等等，對于弱化社會沖突、柔化階級階層關系、避免社會震蕩，始終應保持高度的警醒。

歷史的背影畢竟漸行漸遠。當年的風雷已然散去、喧嘯歸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許可以說，勢不兩立的階級對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會怨恨終于釋懷。社會福利作為一項權利，其初始內容得到了豐富，其原始形態也發生了蛻變，社會包容的底線水平也在不斷提升，社會權利的普遍意義也在日益擴展。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謹記T.馬歇爾、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實踐上，社會權利能夠帶來的實際能夠享有的保障和福利，遠遠不會達到絕對平等、絕對全面、絕對普遍的范疇。因此，對于社會權利理論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態是必要的。這里所謂“有所保留”，即指對其中的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別，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剝離和濾除，吸取其合理因素為我所用。

(四)福利國家的危機與歷史的迂回

福利國家一度曾經功勛卓著：這項制度設置在不平等的雇傭結構中添加了調和劑，使社會階級階層的緊張關系得到了極大的緩沖，從而穩定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更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會張力、穩定社會秩序的同時，保證了生產活力和市場繁榮的持續，也應歸功于福利國家。有學者如此認為，“社會權利”就應該定義為：它是保證企業競爭力和最大限度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一種“生產性投資”。(21)鑒于社會權利對于福利國家的核心意義，上述定義對于福利國家的“生產性投資”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釋。

然而，二戰后的西方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社會結構等出現了許多新變化。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后，經濟衰退、貧富分化、社會風險化等等趨勢，福利國家曾經的盛景漸漸消損。于是，“資本主義改變了嗎?”成為了西方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實際上，20世紀大約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會飽受福利危機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開支越來越難以為繼，已有的“福利共識”出現了瓦解，而這又對社會認同和共享價值觀造成了動搖，社會因此再次面對新的沖突和動蕩。總而言之，曾經解救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福利國家自己遇到了麻煩，左翼和右翼的夾擊不僅令其難堪，而且雙方的評判截然相反，這又讓福利國家的任何改革嘗試都左右為難。

如左派陣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國家增強對資本的監管，調整社會再分配體制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在他們看來，正是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社會弊端，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則可以使之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向貧困的家庭和個人提供公共物品、實施社會救助等，這些是市場無法做到的。“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著集體意志。”與之相反，右派陣營的新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收縮國家干預、保護個人自由和競爭原則，更加發揮市場配置的作用。他們把福利國家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源泉，認為恰恰是福利國家對它的受益者(弱者、貧窮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他們甚至認為福利國家如今制造出來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22)不過，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們都在擔憂“以我為中心”的社會和“自我優先”的一代，這種趨勢對共同價值和公共關懷造成的瓦解，以及對社會團結帶來的毀滅性后果。盡管如此，他們在這個問題的歸因、回答和解決方案方面仍然難以形成共同的立場。

這一復雜的社會背景喚起了一些持中間道路的改革聲音。其中最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他力主不能簡單地放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和理想，因為其中一些是“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來，應當改變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狀況，提出更明確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須超越左派與右派——前者“認國家為答案”而后者則“把國家當敵人”。為此，需要一種“新平等主義”，這種平等觀關注的是拓展人們的各種機會，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結果平等)。具體地，在經濟上，通過創造有彈性的、有活力的經濟作為再分配的前提條件；政治上，不是關注消除階級差別、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機會達到平等；在社會權利上，在大范圍內有條件地限制各種權利，使權利與責任緊密地結合起來。(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義”、“發展性福利主義”等，在中間道路的改革主張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圍繞福利國家的各種爭論和建議呈現了一個歷史性線索：伴隨經濟市場化而來的勞動商品化，由此而來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尖銳的階級對立、社會沖突、工人運動的興起，資本主義秩序在風雨飄搖中做出了一個選擇：以社會保障和福利對勞動力收入給予“非商品化”的補償，這一社會權利催生了福利國家。(25)但是，在不斷加劇的經濟低增長、人口老齡化、社會風險化等打擊下，西方經濟學家認識到“我們爭取的真正的社會進步受經濟資料限制”，需要“進行某些巧靈的社會手術”(26)，西方國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軌道。福利國家的興盛、危機、改革顯示了歷史的迂回是社會發展過程的一種常態。

二、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內在悖理

當我們將社會福利制度放置在“現代故事”中，作為社會轉型和變遷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討論時，即是從現代意義來理解和解釋這一制度性設計。這也意味著，作為一種體制和制度的社會福利，是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轉型變遷的產物。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福利從前現代的適合于權力集團的政治統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種選擇性行為，逐漸能夠應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要求，從而演變為了與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個性化趨勢相聯系的正式體制，并被視為社會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而且通過政制的設計、政策的制定、發展的規劃、財政的預算等，對其穩定的供給給予了制度化的保證。

上述演變也展現了這樣的過程：社會保障和福利發生了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擴展，從某些群體的特殊待遇逐漸發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權利。伴隨著社會成員應當享有這項權利的觀念的社會化和普遍化進程，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觀察和探究的范疇也得以形成，譬如，傳統福利與現代福利，小福利與大福利，特殊福利與普遍福利，補缺福利與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與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與包容性福利，選擇性福利與非選擇性福利，道義性社會福利與制度性社會福利……等等，形成了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學術和實踐領域。在這些范疇表達的二元辯證關系中，也處處顯露出學術與實踐面對的兩難窘境。所有這些，對于我們探索和建立適合中國自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都會提供某種深刻的啟發。

(一)效率還是公平：市場經濟始終的困擾

從歐美國家的發展看，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之所以發生和確立，正是源于現代社會的一系列巨變——經濟運行的市場化、利益結構的重構、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等等，這場現代性變遷導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隨著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階級矛盾、對立和沖突，一定時期甚至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面臨瓦解，統治階級的權力支配地位也為之動搖。為此，必須使勢不兩立的階級沖突得到調節和柔化，達成“階級妥協”而避免同歸于盡，社會問題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緩沖和化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正是在這個轉變中應社會秩序的維持以及政治統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國俾斯麥執政下的社會保障就被“視為抵御社會主義的良藥，作為贏得工人階級對威廉獨裁統治的忠誠的手段”。(27)同樣，福利國家也被視為解決西方社會棘手問題的一副良藥。

盡管如此，作為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沖突的具體表現——效率與公平、自由與平等、財富與正義之間的矛盾和糾結，以及它們表達的資本與勞動的不同訴求、斗爭、博弈，始終貫穿在作為一項制度的社會福利之中，對其政策的權衡和選擇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從而牽動了這一制度的自我調節、應時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為里根準備的《總統經濟報告》中稱：“無論在生產或者在消費方面，在重新安排資源時，要做到既可改善某個人的地位，又不損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的可能性確實存在的話，那么，這種經濟是沒有效率的。”報告繼續說，“有效的經濟制度是關心個人的需要：每個人都在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奔波，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與公平的絕對協調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種想象，并未真正實現過。

類似的困擾也反映在其他范疇之中，譬如，就自由與平等的關系而言，平等與個人自由有時可能會產生沖突。自由地競爭是至高無上的市場原則，但事實表明，當社會中的階層、群體和個人在市場制度下自由地進行貨幣交易，精英階層與弱勢群體的巨大差別就是在所難免的邏輯。所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堅信：“這個問題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終平等——他們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職業上每個人都是紳士”成為可能。(29)面對不平等的社會事實，吉登斯對“勝者通贏”(winner-take-all)的現象發出警告：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的社會將造成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脅社會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員和學者不得不鄭重思考理想追求與現實選擇之間的分野，以避免過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舉的傷害”。

這些困境中包含了兩面啟示：如果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現代社會秩序的正常維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時，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萬能的，僅靠這項制度尚不足以使社會生活獲得免于一切困擾的保證。我們須避免以其作為一勞永逸的答案，不斷在社會的動態運行中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分層結構

社會分層對于把握現代社會結構及其制度安排，進而深入體察其中內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視角。值得關注的是，作為現代社會的一項重要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對于社會資源和機會的配置，以及現代社會結構及其分層現象的顯著作用，這一傳導過程使得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分層現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業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時期，社會的極度不平等引發了兩大工業階級的對抗和沖突，針對國家權力的“解放政治”成為了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目標，整個社會陷入了暴風驟雨般的震蕩。伴隨著西方社會福利的制度化，其對劇烈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釋放出的調節和緩沖功能，使社會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內，避免了任何一方無條件的完勝，社會的強烈波動因此而逐漸衰減和撫平。最終，正如我們今天所見證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爭取更多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構成了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實際內容。社會矛盾和沖突不僅變為了“茶杯里的風暴”，而且柔化、精細化和“制度化”了，成為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種常態現象。這一演變過程也意味著，社會結構和分層體系的的不平等性趨向于合理化了。

從西方福利國家的主要類型(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來看，其社會不平等現象和分層結構各有不同的特點。一般認為，自由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側重于發揮市場配置機制、自由競爭原則，國家和政治權力對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預態度；對于市場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弱勢群體，政府主要采取補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會福利則是有限覆蓋。在保守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中，市場機制相對處于比較次要的地位，國家居于福利供給的主導地位，傳統的家庭關系在社會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會權利是獲得福利的前提，個人享有的實際權利與其工作和參保年限、過去的表現與現在的給付是相互關聯的。相應地，社會階層的較大差別、等級制度和階層特權是保守主義模式福利國家比較突出的制度現象。在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實行統一定額式的給付原則，而且給付慷慨。為避免國家和市場的二元化、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分化和不平等，這類模式的一些國家努力將一般工人納入到較高的福利制度階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達到中產階級的福利水平，這些措施擴大了新中產階級，這種福利制度又被稱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會結構和分層現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產生更大不平等的趨勢，而福利國家則存在著創造更大平等的趨勢和意圖，兩者之間的沖突是持續性的”(31)，這一判斷仍然能夠反映出社會生活的某種真實。在西方福利國家的實踐中，對有限的福利資源只能“目標鎖定”，采取選擇性的配置，不同階層、群體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別的，對社會資源和機會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層、中層、下層、底層群體的分離。一些學者認為，在現存的階級體系內部，福利政策又產生出新的分層類型，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一定意義上加大了貧富差距。“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國家中，社會權利的增長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階級體系。在大部分情況下，福利服務也沒有能夠消除貧窮——盡管瑞典和奧地利等更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在這方面走得最遠”。(32)所以，社會福利制度通過社會資源和機會的配置可以使社會利益結構得到某種調整，但并未脫離社會的不平等性及分層結構的合理化這樣一個問題。

(三)社會福利制度的曲折演進：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隨著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和變遷，經濟擺脫了與鄉土社會關系的共生狀態，市場也從傳統習俗經濟中獲得了“解放”，經濟活動本身構成了一個特別的領域，效率、利潤和剩余成為了追逐的目標，資本積累對于再生產的規模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人類生活發生了巨變，由原本的經濟“嵌入”在社會之中，轉向了社會依附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與此同時，市場化和商品化作為基本線索，貫穿于社會福利的演進過程。前工業化時期的自然經濟形態的終結，依賴土地等自然產出來維持的自給自足走上了終點，經濟市場化、勞動商品化完全改變了人們的生存和保障方式，無論是家庭的自我防護，還是行會、教會的救助措施，或是領主、君主的仁慈善舉，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種風險的屏蔽效果。特別是對于靠出賣勞動力換取生活資料的人們，其生計維持和福利開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會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發生了市場化、商品化的轉變。

歷史進程表明，當市場和交換關系成為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人們的生存越來越取決于貨幣化收入，市場化和商品化過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與其他市場現象相一致，勞動力市場也受到競爭原則和供求規律的支配，競爭中的不利者幾乎難以避免貧困的威脅。如果說，市場經濟和競爭原則提高了效率，使社會再生產的擴大成為趨勢，那么也可以說，正是市場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個人和群體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剝奪，生活陷于貧困甚至絕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經濟效率、企業競爭力和社會再生產得以繼續，就需要一種與之相悖的逆向過程，使之成為對經濟市場化和勞動商品化的補充。這就是社會福利制度應當發揮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顯然，從更為實質的方面說，社會福利也是一種“生產性投資”。

就勞動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國家是最為典型的制度設計。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使勞動者免于貧困，使其能夠不完全依賴于市場和出售勞動力而生存，這就確立了市場化、商品化的體制性保護機制。同時也應看到，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張，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過程引發了另一種后果，即高額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稅負，生產成本和社會成本(金融、生產、物流、商業以及環保、教育、醫療等)越來越高，從而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抑制了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的擴大能力。不僅如此，勞動者也失去了必須工作的理由和動機，社會的勤奮、進取和敬業精神也失去了動力。最終的結果是，福利國家陷入了財政危機，整個社會也陷入了各種問題的危機。福利國家于二戰以后達到巔峰狀態不久，就走上了危機重重的時期。如果從1948年英國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國家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福利國家從興盛到危機，前后僅僅30年左右的時間。自此，西方各福利國家一直在不斷地進行改革。這一改革過程，用學界的表述來說，是社會保障“再商品化”的趨勢。通俗地說，更像是一個不斷打破福利津貼的“大鍋飯”的過程。然而，越是改革卻困境越深。這樣，福利國家實際的軌跡畫出了一個又一個改革與危機相互交疊的怪圈。

(四)所享與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諾和國家的有限能力

當T.馬歇爾表示“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實際上涉及到了我們所說的“福利的普惠承諾與國家的有限能力”這樣一個問題。隨著西方社會生活更深地走進現代的范疇，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種趨勢也越來越顯著——原本用于展示統治階層的慷慨仁慈的接濟和布施日漸失去了必要性，對社會貧困人群實施補救的國家責任和社會道義得以確立，而且，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則逐漸成為了面向一般國民的普救主義原則，現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普惠主義價值原則也得以形成和確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國家的福利承諾與福利能力兩者間的矛盾糾結。即使在上述轉變的初期，西方福利國家的福利承諾與福利能力之間的兩難困境已經開始顯露。

為應對西方社會現代性持續轉變中的實際問題，社會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國家意志和政府責任也日益明確和自覺化，這可以說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標隱含了一種理想：“一種健全的福利體制，它在某種相當高的程度上為全體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歐洲福利制度的總體價值觀：“全社會共擔風險、共享機會；培育社會團結或凝聚力；通過積極的社會干預，保護最弱勢的社會成員；鼓勵工業領域中的協商而不是對抗；為全部人口提供一個豐富的社會、經濟公民權利框架。”(33)

然而，盡管歐洲(尤其是北歐諸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廣受贊許，有時被稱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現實中，幾乎無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實現過。因為，即便是在經濟繁榮的狀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約也是剛性的，國家的實際能力總是使福利的真正變現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與“所得”的實際距離是難以抹去的，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當程度上還是一個期待。相關研究指出，在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和北歐國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沒有完全實現。英國的“全民低保”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實現過，其相當的非繳費型給付都是針對一定的目標群體進行的。即使在北歐三國，許多非繳費型補貼也是家計調查式的。由此可見，在福利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有關目標的定位、對象的遴選、福利的給付底線等，都是必須的程序。這也折射出了社會福利體制總會伴隨著某種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與現實的“所得”總是有區別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實上，如果對福利國家的改革進行簡化地概括，那么，篩選福利目標群體，收縮福利支出，降低財政壓力，進而緩解福利國家的危機，是這一過程脫離不了的題中之義。

因此，“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也是一種提醒——“所享”的承諾基于形式化的社會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所得”作為實質性的變現，其有限性也是難以超越的。(五)不等價交換的世界體系與社會福利的全球格局

從全球格局著眼，西方福利國家并不限于歐美社會系統自身，而是全球經濟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社會福利狀態更是與世界體系的運行有著密切的聯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等價交換”體系，這種“不等價交換”在兩個維度上運作：一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階層之間的不等價交換，二是發生在被納入世界體系的國家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前一個維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國家本身不同階級階層和群體，特別是國內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關系不合理性；后一個維度則體現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不平等關系，特別是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不均衡性。這樣，以世界體系為觀察點，我們能夠通過這一體系的內外兩維，觀察到社會福利及其制度運作的全貌，進而對全球范圍的福利資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價交換”的內維。就西方福利國家不等價交換系統的內部運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賴于兩種重要制度——工業仲裁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種工業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資本利益階層與勞動工薪階層的沖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內，確定了各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和方式，同時也對其利益訴求給予承認，從而“卸除了階級沖突這顆定時炸彈的引信，并使19世紀相對激烈的階級斗爭讓位于和平的政治競爭和工業談判”。(34)另一方面，為了使國內各階層和群體的財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調節和拉平，西方福利國家在盡可能給付可分享的社會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會機會的同時，政府也對高額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更有效地縮減財政赤字等，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與此相關的是，政府必須將國內稅負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不至于引發社會內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價交換”的外維。對于世界體系的秩序維持和福利國家的正常運轉來說，“不等價交換”的外部維度也許更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以能運轉至今，其根本點在于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間存在著“不等價交換”。(35)世界經濟是一個國際生產和貿易的分工體系，不同地區和不同產品被這一勞動分工的鏈條連綴在一起，各國按照“不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商品貿易轉換，從而形成了一個“比較利益”過程——各國的貿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鏈的地理方位不是隨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圖上把它們標出來，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呈現出向心型。它們的產生點是多層次的，但目的地卻匯合于少數幾個地區。這就是說，它們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邊緣向中心或核心移動。人們很難否定這一經驗觀察。

盡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鏈都經歷一番重大調整，一個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商品鏈體系卻被維持下來。(36)

邊緣國家總是處在一種兩難境地之中：“對于那些處于邊緣地區的國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處于邊緣地區，因而對于核心地區所創造的這種文明很難作出有效的反應，它們往往陷入一種兩難境地：拒絕接受將是一個損失，接受也是一個損失。”(37)因此，“不等價交換”的外維揭示了福利資源的全球流動態勢，反映了核心地區(西方福利國家)與邊緣地區(發展中國家)結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體系中的強勢地位，從而能夠從后者獲得源源不斷的超額經濟收益。這就從實際操作層面確保了其工業仲裁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既能夠滿足各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又將國內稅負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從而保證了“不等價交換”內維運行秩序。

可見，“不等價交換”的外維運行不僅與“不等價交換”的內維穩定是一體相聯的，而且，“不等價交換”外維越是成功運行，西方國內社會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這就提示我們：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僅僅限于本國的內政范圍，而是與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的運行狀態有著復雜的關系。從20世紀西方經濟體系發生的歷次經濟危機期間的國內社會和政治變化來看，從經濟和市場領域、企業收益降低和勞動薪酬下降，到資本與勞動的雇傭結構出現新的緊張，再到國內財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煩等等——這類伴生性社會問題經過一定程度的內部發作，其后，隨著外圍經濟剩余的輸入，內維的福利資源又進入了新的豐盛期，其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壓力于是漸趨釋放和緩解。

因此，當我們對本國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進行研究時，社會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研究視角。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系統(國家、社會、文化以至群體、組織等)，社會資源總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滿足程度受到限制。這就使我們必須思考“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改善”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從歷史過程和文化的比較視野來考察作為系統現象的中國社會，不難看出，更多地傾向于社會資源的單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統本身的單向‘內汲取’，如此，對系統需要的滿足就難以形成可持續性和可擴展性，從而逐漸導致了系統更為深層的積弊和沉疴。這是中國社會一直以來所面對的重大困題。如果中國致力于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就必須使這一狀況得到根本轉變。”(38)

三、發展的適度與從容：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啟示與反思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提示我們，一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與其經濟、政治、文化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的，同時也與該國民眾對社會生活的新訴求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它應當蘊含一種意境、賦有一種偉力，對發展的方式、適度的波幅、前進的節律，能夠保持自我調節和理性駕馭。

(一)積極和主動的發展

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國家實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質的提高，中國發展的參照系也一再出現調整，人民群眾內心的參照尺度也隨之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民眾對于本國的發展標尺也在不斷刷新。中國應當成為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的生活應當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質、更加幸福。人們不再僅僅是從縱向上和自己的過去比較、和前30年比較、和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而是更側重于從橫向上進行比較，與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比較。參照系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心態和民眾精神的樂觀、昂揚、向上的指向。社會心態和民眾精神的這種變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業必須積極發展和主動發展。這種積極發展和主動發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應與國內生產總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會發展規劃和政府財政預算決算計劃中得到體現。

相關研究顯示，在2005年全國各項社會福利費用中，政府財政支付的部分與企業和個人負擔的部分，占全國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僅為5％。而且，政府負擔的社會福利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雖然已達到27％，但是與其它國家相比，仍屬于一個較低的比例。從幾個主要OECD國家(法國、英國、瑞士、德國等)的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自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社會支出比重不斷增加，到了2003年，幾個主要OECD國家的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過了15％，即使是一貫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國。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別達到19.6％與16.4％。(30)

可見，我國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現狀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有明顯的不適應性，與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有明顯的不適應性。所以，應當采取積極發展、主動發展的姿態，根據我國國情和國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適度的全覆蓋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并在此基礎上推進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會福利體系。

(二)動態和可控的適度

考察綜覽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經過一定時期的運行，這一制度最終幾乎都難逃一個宿命，這就是深陷危機并難以自拔。問題的形式也許多種多樣，但問題的結局幾乎如出一轍。例如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其實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給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國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稱羨。然而，這種制度也使過度的福利依賴成為了特有的文化現象，導致了政府給付能力的崩潰。于是，福利國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國家(如北歐諸國)不得不進行改革。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的改革措施更為嚴厲，削減給付水平，縮短給付時間，嚴格限制給付條件，等等。在實行社會保險型的福利制度國家中(德國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紀90年代也進行了所謂“溫和私有化改革”，對養老保險支付采取了削減給付的標準、提高退休的年齡、嚴格給付的資格等措施。在一些實行強制儲蓄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也被迫進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紀80年代即實行了社會保障改革，主要是養老保險基金的私營化，以減輕政府負擔、提高運營效益。其他“東亞儒家福利模式”地區和國家，如我國香港、臺灣以及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對西方發達國家“福利病”始終保持警惕，福利水平遠遠低于歐美，傾向于采取高就業、低保護的謹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東亞儒家福利模式”地區和國家也面臨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

這就警示我們，以往各國福利制度都難逃痛苦的循環：危機—改革—危機—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脹與福利收縮的交替擠壓之下來回拉鋸。這種痛苦還來自于社會的反應和壓力，任何削減福利的企圖都可能引發國民的不滿而爆發社會抗議和抵制，社會動蕩的危局使得各國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棄改革。

有鑒于此，在建立中國特色的普惠民生社會福利體系的過程中，有必要在動態中保持適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家財政能力，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點。亦如我們所認為的，也許社會福利制度總會在一定程度上拖拽著一條選擇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陰影。這促使我們不得不保持“適度的永恒性與普惠的適度性”。

(三)自我調節的節律從容

改革開放是不斷應對各種困境的過程。幾十年的艱辛逐漸滌去了稚氣，也漸漸積淀了沉穩的社會心態。2010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美國和日本，領先全球。但是，對于此時的中國，淡定是最為珍貴的姿態。

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仍然處于初級階段，農業尚未脫離“靠天吃飯”，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有51％，比發達國家低了約20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約30個百分點；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缺少知名品牌，中國產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國的4.38％、德國的5.56％。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非常低，約為3800美元，遠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內陸最不發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沿海地區的1/10左右。中國至今仍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國際通用的貧困標準，中國城鄉貧困人口約2億左右。中國正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未富先老”對經濟增長潛力、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結構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有關專家認為，對21世紀而言，面臨的挑戰在于人們沒有經歷過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社會上出現如此多的老人。(40)

顯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我們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認識得出的結論。”(41)相關研究發出提醒：對社會福利不能有過高的期望。基于國家實力和政府財政的現實，“在很長的時期內，除了義務教育，免費性的福利項目的重點還是應該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對于城市與農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還要以繳費型的社會保險項目為主導。”(42)因此，國家財政在什么條件下可以支撐一個全覆蓋的福利體系，以及能夠支持到什么樣的福利水平，就對中國智慧提出了一個拷問。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為民為政者應謹記：公平不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公平和效率應當形成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關系。作為國民權利的社會福利應當有利于煥發經濟和社會的活力，開辟新的動力來源。社會福利一旦變為滋生依賴和惰性的土壤，個人的進取心和社會的創造力將為之摧毀。發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標，然而，如果失去了社會穩定和秩序保障，則將一事無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剛性困境從反面啟示了我們，如何創制更為彈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調節和節律從容成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成為合理的權利和可持續的制度。

這一問題的另一個關鍵在于，根據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以及財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對社會福利的各項支出當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財政資金等等進行測算的基礎上，使社會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和國家財政能力之間形成一個適宜的比率。同時，將不斷增長的社會福利支出可能帶來的各種弊端和社會負面影響減縮到最低限度，使社會福利體系的制度優勢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從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會福利的覆轍。

作者：楊敏，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注釋：

①(35)(36)(37)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5、42頁，第8頁，第13、17頁，第12頁。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導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第125-126頁，第133-134頁，第137頁。

③劉燕生：《社會保障的起源、發展和道路選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頁；汪華。

④汪華：《論“福利國家”產生的實踐傳統與理論淵源》，《改革與戰略》2008第12期。

⑥(28)黃素庵：《西歐福利國家面面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2頁，第7頁。

⑨丁建定：《〈貝弗里奇報告〉評價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10期。

⑩(11)(12)《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頁，第2頁，第1頁。

(13)(15)(16)(17)(29)(31)T.H.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頁，第8頁，第8頁，第27頁，第27頁，第6頁，第376頁，第39頁。

(18)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70、73頁。

(19)(35)安東尼·吉登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頁，第24-25頁。

(20)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48頁。

(21)鄭秉文：《社會權利：現代福利國家模式的起源與詮釋》，《山東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22)(23)(30)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頁，第2、3頁，第104頁。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東尼·吉登斯：《新平等主義：英國的經濟不平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4期。

(25)(27)參見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頁。

(26)(2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處編：《危機中的福利國家》，序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2頁。

(33)安東尼·吉登斯：《歐洲社會模式的反思與展望》，《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

(38)楊敏：《“國家—社會”的中國理念與“中國經驗”的成長》，《河北學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中國發展報告2008/09：構建全民共享的發展型福利體系》，北京：中國發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頁，第29頁。

(40)《專家建言中國如何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新華網，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吳邦國：《充分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第五篇：襄陽社會經濟發展情況

一．襄陽社會經濟發展情況

襄陽市地處湖北省北部，居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秦嶺大巴山余脈，是國家級歷史文名城，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全國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和汽車工業基地，鄂、豫、渝、陜毗鄰地區的中心城市。2010年12月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后，行政區劃不變。全市版圖面積1.97萬平方公里，人口588萬，城區面積100平方公里，人口120萬，市區經濟穩居湖北省第二位，全地區經濟位居湖北省第三。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以建設“產業襄陽、都市襄陽、文化襄陽、綠色襄陽”為重點，以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為抓手，著力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綜合實力，全市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態勢。初步測算，上半年全市實現GDP(地區生產總值)901.9億元，同比增長16.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3個百分點。上半年，全市工業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呈現出“發展步伐加快、總量加速擴張、結構不斷優化、后勁明顯增強”的良好態勢，工業增速高于全省6.9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位居全省第一，工業經濟對全市經濟發展的支撐和拉動作用進一步增強。但隨著宏觀調控政策效應釋放和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工業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增加，我市保持工業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壓力加大。綜合當前我市工業經濟面臨的宏觀經濟形勢，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下半年我市工業經濟總體上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1-7月，全市汽車、食品、紡織、醫藥化工、建材冶金、電子信息等主要產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1553.45億元，占全市工業產值總量的91%，同比增長48.8%，有力支撐了全市工業發展。1-7月，全市80戶重點調度企業累計實現產值953.03億元，同比增長34.9%，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55.8%。

礦產較為豐富，種類多樣，屬湖北省主要礦產區之一。全市發現各類礦產57種，礦產地520余處，其中24種有探明儲量，探明各類礦產保有資源儲量10.3億余噸。其中金屬礦藏主要有：鐵、鋼、鋁、釩、鉛、鋅、金、銀、鈦、錳、鈷、鎵等；非金屬礦藏主要有：磷、金紅石、耐火粘土、重晶石、石灰石、白云石、膨潤土、螢石、石棉、煤等。屬于大型或特大型礦床的主要有：磷、金紅石、耐火粘土、重晶石、鋁土礦等。磷礦總儲量5億噸以上，保康磷礦是全國八大磷礦之一；鋁土礦探明儲量全省第一，平均品位達22.15%；重晶石儲量居中南五省區第二；稀有礦種金紅石總儲量560萬噸，居世界第三位。谷城的硅礦發展潛力巨大，引來眾多商家的投資。襄陽的房地產開發近幾年穩步快速發展。以2011年上半年統計的數據為例

一、土地出讓情況。市區2011年1-6月通過掛牌方式共成交98宗地塊，土地成交面積447.17萬平方米。其中房地產開發用地共成交97宗，土地總成交面積約為446.13萬平方米，可建住宅建筑面積約為501.03萬平方米。

二、投資完成情況。2011年1-6月，全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62.6億元，同比增長73.7%。

三、商品房新開工情況。2011年1-6月全市新開工房屋面積749.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9.9%。

四、商品房竣工情況。2011年1-6月全市商品房竣工面積76.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50.9%。

五、商品房供應情況。市區2011年1-6月批準預售商品房面積72.5萬平方米。

六、商品房銷售情況。全市銷售面積188.1萬平方米，其中市區，銷售面積48.03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4474元/平方米。

七、商品房市場庫存。2011年1-6月，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積為171.3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80.8%。

襄陽行政區劃情況

襄陽市轄襄城、樊城、襄州3個區，南漳、保康、谷城3個縣，棗陽、宜城、老河口3個縣級市。

實力較強的地級市是棗陽和宜城，近年來，棗陽立足新能源新材料、汽車及零部件、食品加工、旅游、商貿物流、精細化工和紡織服裝等七大優勢產業，引進眾多生產項目落戶棗

陽，有力的帶動了棗陽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棗陽平林鎮油桃協會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協會參與、基地輻射”的思路，以服務果農，促進油桃產業發展為基本原則，網絡會員1250戶，發展油桃面積3萬畝，2010年實現銷售收入1.5億元，創經濟效益2000萬元，產品銷售全國10多個省市，并遠銷香港，出口馬來西亞。協會下轄的“四井崗”油桃基地己建成全省連片面積最大的油桃生產基地，2010年7月高分通過了全國油桃標準化示范區驗收，成為國家級油桃標準化示范區。該鎮引導果農在示范區全面推行統一品種更新、統一生產標準、統一生態建園、統一技術培訓、統一品牌、統一銷售的“六統一”管理模式，基本實現了布局區域化、技術標準化、基地無害化、經營產業化的發展格局，生產的“四井崗”油桃被評為湖北省名牌產品。近年來，為提升經濟核心競爭力，宜城市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和壯大品牌經濟，以品牌戰略搶占新一輪發展制高點。通過創品牌與“工業強市”戰略相結合，大力培育紡織服裝、醫藥化工、食品加工三個百億產業，提高產業集聚度；立足優勢農業資源培育品牌農業；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培育勞務品牌。宜城大雁工業園區入駐企業達到25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4家，已形成磷化工、輕紡原材料、造紙、醫藥化工和精細化工五大支柱產業。

銀行信貸收緊，個人和小企業貸款難；另一方面是大量存款從銀行“搬家”，投身民間借貸。時下，所謂的“投資咨詢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以發放小額貸款的方式營利，月收益超過5%。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由于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凍結全省銀行資金691.2億元，信貸資金遭凍結；與此同時，全省銀行體系半年內共有613億元存款“搬家”。“這些從銀行搬出來的資金，有一部分被用于民間借貸，為那些從銀行貸不到款的個人和小企業主解決燃眉之急。”張先生笑稱，自己和同伴開公司的300萬就是從銀行取出來的。

據了解，近一兩年，類似的小額信貸公司在江城遍地開花，目前數量已不下200家。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銀行人士稱，由于股市低迷，樓市調控，傳統投資環境惡化，越來越多的富人開起小額信貸公司“錢生錢”，民間借貸正成為他們的投資新渠道。

上半年我市新增貸款73.5億元，同比少增15.45億元。央行收縮銀根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度，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緊張問題日益突出。據統計，全市中小企業資金缺口約有800億元，其中中型企業資金缺口200億元，小型企業資金缺口600億元。

6月2日，省工商局在襄陽召開了全省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工作座談會。會議由省工商局登記監管處處長楊小川主持，武漢、十堰、黃石、黃岡、孝感、隨州等7個市工商局登記注冊分局局長參加了會議。襄陽的襄城神譽、棗陽豐茂兩個小額貸款公司高管人員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匯報了經營情況、存在的問題和發展的意見建議。

會上，省局登記監管處通報了一季度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并對下一步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

一是進一步提高對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工作的認識。小額貸款公司是新生事物。目前還在試點階段，沒有現成的法律法規。省政府確定工商部門是小額貸款

公司的主管部門。全省各地工商部門要盡職盡責，管好小額貸款公司，維護好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跳躍式發展，不辜負省委、省政府寄予的重望。

二是明確職責和任務。對于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工商部門的職責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其登記事項執行情況實施監管，另一方面是對其合規經營情況進行監管。根本任務是監督小額貸款公司依法經營，防止其非法集資，非法吸儲。工商部門要運用登記注冊、日常巡查、年檢、報備制度、社會監督、聯席會議等措施，做好監管工作。要加強對法律法規、政策和金融知識的學習，提高自身素質；要經常深入企業，了解和掌握企業情況，為監管提供信息。有條件的地方要實行專人監管，要讓懂金融知識、業務水平高的干部來監管小額貸款公司。同時，要注重與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聯系，形成監管合力。

三是認真做好日常監管報告和企業報備工作。日常監管報告是工商部門對小額貸款公司實施監管的一種方法，也是省工商局從宏觀上掌握小額貸款公司經營情況的一種手段，要把報告作為一個品牌來做，為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監管報告的內容包括：企業的基本情況、工商部門實施監管的情況、小額貸款公司服務“三農”、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情況。在寫監管報告時要注意做到有數據、有事例、有問題、有建議、有分析、有觀點。企業報備工作要按照省局文件的要求，堅持做到季報、半年報、年報按時報送。屬地工商部門要對企業報送的報備資料進行核實，確保報送的數據準確無誤。同時，要抄送當地政府金融辦和聯席會議成員單位。

我市設立投資擔保公司需要到工商部門審批，注冊資金1000萬，應當提交下列文件：

1、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設立登記申請書；

2、全體股東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證明；

3、公司章程；

4、依法設立的驗資機構出具的驗資證明，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5、股東首次出資是非貨幣財產的，應當在公司設立登記時提交已辦理其財產權移交手續的證明文件；

6、股東的主體資格證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證明；

7、載明公司董事、監事、經理的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關委派、選舉或者聘用的證明；

8、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職文件和身份證明；

9、企業名稱預先核準通知書；

10、公司住所證明；

11、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規定要求提交的其它文件。

2009年6月22日，湖北棗陽小額貸款公司告別零記錄，該市豐茂小額貸款公司在興隆鎮正式掛牌營業。豐茂小額貸款公司由棗陽市榮新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建兵牽頭組建，經省政府金融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成立，可以辦理農戶最多5萬元、商戶最多10萬元的貸款業務，貸款期限為1個月至12個月，貸款無需抵押，放貸方便快捷，還款方式靈活。據介紹，棗陽豐茂小額貸款公司要辦成服務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地域性金融機構，并為下一步襄樊市村鎮金融業的發展發揮示范帶頭作用。副市長吳恒表示，市政府將全力支持豐茂小額貸款公司，為該公司在我市的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同時希望豐茂公司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農民投資創業貸款難上做出新的探索，更加有力地支持企業發展、服務地方經濟。

襄樊市樊城區日興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是樊城區首家獲湖北省人民政府批準的，以服務轄區“三農”經濟和中小企業及個體商戶為主的小額貸款公司。

襄樊市樊城區日興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以本地著名房地產開發企業湖北志強集團為主發起人，聯手11位自然人，共同出資3000萬元發起組建。襄樊市樊城區日興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正式成立，是樊城區為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加快集合民間資本，改善區域金融服務，規范和引導民間融資，推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體現。該公司業務重點是為有市場、有技術、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扶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同時，為其他有一定經濟實力，講信譽，經營正常的企業或經營者提供貸款和咨詢服務。主要經營業務包括流動資金貸款、過橋貸款、額度貸款、經營性投資貸款、業主貸款。

本公司資金實力雄厚，擁有專業的經營管理團隊，公司秉持規范運行，優質高效，手續

簡單，放貸便捷，面向企業，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堅持“誠信第一，客戶至上”的服務原則。竭誠為“三農”經濟和中小企業及個體商戶提供資金融通、金融信息咨詢服務。為企業解決資金上的困難，幫助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洋中乘風破浪，發展壯大。熱誠歡迎廣大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來電來人，咨詢洽談業務。當您的企業的經營活動因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時、當您的企業的發展急需融資時、當個人或家庭為實施各項計劃而手頭拮據時，襄樊市樊城區日興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都可以提供誠信、及時、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為您及您的企業創造一條新型的融資途徑。

襄陽市人民政府辦公室轉發襄陽銀監分局《關于襄陽市銀行業支持縣域經濟及農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的通知

發布部門: 襄陽市人民政府

發布文號: 襄陽政辦法[2011]19號

各縣（市）、區人民政府，各開發區委員會，市政府有關部門：

襄陽銀監分局《關于襄陽市銀行業支持縣域經濟及農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已經市人民政府同意，現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落實。

二0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關于襄陽市銀行業支持縣域經濟及農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

（襄陽銀監分局）

為了加快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進一步整合我市農村金融資源，推動農村金融服務創新、金融信貸產品創新，引導襄陽市銀行業金融機構更好地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服務農村經濟，制訂本指導意見。

二、落實監管激勵措施，豐富金融服務載體

（五）培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支持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引進和發展。按照國家關于組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政策，選擇條件相對較好的縣（市），積極籌備建立適合縣域及農村經濟發展特點的村鎮銀行，探索組建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滿足多元化的農村信貸需求。2011年全市力爭新增3家村鎮銀行正式掛牌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