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年休假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淺談我國年休假制度的實行現狀及其完善建議

法1102班 田旭 1104000230

【摘要】：隨著近兩年來國慶“黃金周”出現的交通擁堵、各大景區人流爆棚，社會各界對彈性休假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國從2008年1月起開始正式施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賦予廣大勞動者帶薪休假的權利。該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勞動者依法享有的休假權。然而，這一制度在很多企業并未得到實際執行。本文通過對年休假制度的實施現狀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和建議，旨在讓年休假制度能更好地惠及勞動者，讓廣大勞動人民在實現“中國夢”的旅途上實現屬于自己的幸福之夢！【關鍵詞】：帶薪年休假 休息權 監督與完善

一、引言

我國的放假制度使得國慶“黃金周”成為人們選擇出游的最佳時機。然而，近兩年來擁堵在高速公路的焦灼與各大旅游景點的“人山人海”，令“黃金粥”諸多的“哀”與“稠”成為了擺在國人面前的一個難題。無論是九寨溝的大規模游客滯留事件，還是北京故宮的超載奇觀，都不得不引起人們的反思：為什么如此多的人要選擇在國慶長假出門旅行？這不得不引起我們對另一個問題的關注——年休假制度的實行。

年休假，是國家根據勞動者工作年限和勞動繁重緊張程度每年給予的一定期間的帶薪連續休假。2008年1月，國務院審議通過了《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該條例明確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等單位的職工連續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單位應當保證職工享受年休假。職工在年休假期間享受與正常工作期間相同的工資收入。”據此可知，享受年休假是我國勞動者普遍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年休假制度的實施使得“彈性休假”成為可能，它既保障了人權又有利于緩解國慶節等法定節假日的人流擁堵現象。那么為什么每年的“黃金周”期間，各地還是那么擁擠呢？筆者認為此現象從側面說明帶薪年休假制度在我國的落實還存在諸多不足。

二、我國帶薪年休假的實施現狀 帶薪休假不僅是《勞動法》賦予職工的權利，同時也能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對社會、企業和個人都是具有好處的。然而這一制度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實施難、執行差”的尷尬局面。除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企和三資企業目前較好地實行帶薪年休假外，絕大部分民營企業并未實行職工年休假制度。部分企業為了達到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通過績效考核體制變相限制了職工自由休假的權利，職工如果選擇了休假就可能因為完不成工作任務而降低績效考核成績。此外，還有一些企業為了激勵員工不停勞動，規定如果職工放棄年休假而正常上班的，會加發額外工資，如此一來，職工為了能獲得更多工資收益和競爭優勢而放棄年休的不在少數。

三、阻礙年休假制度實施的原因分析

（一）從立法層面：

1.對違反者懲處力度太小

《條例》第五條規定“對職工應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數，單位應當按照該職工日工資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條例》第六條規定：“對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賠償金的，屬于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所在單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根據條例的規定可以看出，對違反規定的單位和個人，承擔責任的方式只有兩種：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并未將刑事責任納入其中。筆者認為，為了加強該條例的實施力度，對惡意不讓職工帶薪休假的單位和有關個人，有必要規定相應的刑事處罰措施，提高社會對休假權的重視。

2.缺乏有關配套保障措施的規定

《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職工與用人單位因年休假發生勞動爭議的，依照勞動爭議處理的規定處理。”這就是說，當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不能協商達成一致時，只能通過調節，仲裁和訴訟的方式解決，而以上方式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物質成本，況且勞動者由于處于弱勢地位，往往缺乏與單位正面交鋒的勇氣。另外，《條例》第六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門、勞動保障部門應當依據職權對單位執行本條例的情況主動進行監督檢查。工會組織依法維護職工的年休假權利。”立法只籠統地規定政府部門和工會履行監督職能，而對實際操作中到底怎么監督卻缺乏配套的具體規定，導致法律規定容易流于形式。

（二）從執法層面：政府監管力度不足

《條例》實施五年多以來，鮮有聽說企事業單位因為不落實這項制度而受到處罰的。勞動監察部門、工會等職能部門發揮的作用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民營企業。在我國，職工的休息權與農民工工資拖欠、各種勞動糾紛比起來顯得微不足道，基本上屬于民不舉，官不究。

（三）從勞資雙方來看：地位不對等

雖然《勞動法》強調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地位平等，但實際上用人單位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今天更是如此。在就業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對于勞動者來說只要不丟“飯碗”就萬事大吉，有誰會為了幾天的休息而冒著“丟掉飯碗”的危險與強大的用工單位對抗呢？對于資方來說，他們認為違反規定的機會成本小于讓勞動者休假而減少企業生產效益的機會成本，于是作為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四）從社會文化層面看：維權觀念意識淡薄

中國人歷來是勤勞的民族，在歷代傳承下來的民族文化意識里，辛勤耕耘、無悔無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人人追求的高尚人格。在這樣的一種民族文化的熏陶下，人們對于休假權的觀念意識淡薄，在人們心目中，休息顯得似乎不那么重要。因此，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也很薄弱。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打造新的勞動文化和企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完善現行法規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三、國內外年休假制度比較

（一）從休假的激勵方面：

澳大利亞公民在每年至少20天的帶薪休假中間，還獲得相當于平時工資17.5%的獎勵工資，這必須是在扣除所得稅以后的獎金，而且在休假之前就必須支付。法國的公司職員在帶薪休假期間，旅行距離超過200公里，可以享受3/4往返車票和周游車票的優惠。我國規定職工在休假期間享有正常工作的工資。筆者認為，借鑒國外經驗，現階段我國也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鼓勵休假。

（二）從休假時間方面：

德國最低年休假天數是二十四天，英國是四個星期，瑞典25天，日本10天，中國5天。相較之下，日本和我國年休假天數較少。由此看出，我國規定的年休假不多，各單位有義務保障勞動者為數不多的假日得到享受。

四、真正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的對策研究

（一）從執法層面：

1.加強各種監督力度并實施相應的獎勵與懲罰制度。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的關鍵在于加強執法監督。當下我國的國情是社會就業壓力增大，人才過剩。勞動者相對處于弱勢地位，在盡全力拓寬勞動者的訴求渠道的同時，加強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的監督職能則是重中之重。勞動者既然面臨著如此巨大的生存壓力，政府相關部門僅僅把這個難題扔給勞動者自己去協商解決顯然是不行的，在力量反差巨大時，公權力的介入往往比私權的斗爭更有效率。政府的勞動保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對企業進行監督，例如不定期進行調查，讓員工填寫匿名問卷、建立網上投訴機制等方式獲取真實情況，打消職工“不敢說”“沒法說”的顧慮。監督企業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落實職工年休假權。

2.采取適當強制措施，增加違法成本。對無法休假的補償應當一定幅度地提高，有利于引起社會對帶薪年休假的重視，使單位認識到不實行帶薪休假會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時政府應當加強對單位落實情況的監督，比如職工受領補償書應當經政府審核等等，使懲罰至于監督之下。

（二）從立法層面：

我國對于帶薪休假的立法不夠完善，建議應當對帶薪年休假的實行制定更加詳細的實施辦法。比如對政府和工會的監督職能規定更具體的實施要求，避免停留于口頭層面。對違反帶薪休假條例的單位和個人制定更嚴厲的懲罰措施和懲罰監督措施，對執行較好的單位可考慮通過具體的方式給予獎勵，激烈各界共同遵守這一制度。同時還應當規定更具體和有效的爭議解決途徑，現行立法只是在相應實施辦法中做了籠統規定，且解決問題成本過高，時間太長，途徑有限。拓寬針對勞動者爭議的訴求渠道，讓廣大勞動者“能說”“敢說”，這樣老百姓才能感覺到法律就在身邊。

（三）從社會層面：

1.加強工會的作用。工會作為一個自治組織，是工人意志的代表，是為了維護工人利益。我們不能忽視“群體效應”的巨大能量，即一個職工不敢去爭取自身利益，而一群人卻敢去爭取一群人的利益。而現今格局中，勞動者經常感覺到自己孤立無援，反映了工會并未完全履行自己的職責。同時，應加強其在勞資雙方中的作用，使其有正當身份介入處理勞資雙方的爭議，真正幫助勞動者，獲得勞動者的信任。

2.加大宣傳力度。社會各界應當加大普法宣傳力度，利用各種媒體渠道宣傳《職工帶薪休假條例》等在內的法律文件，使更多人對帶薪年休假制度有所了解，通過對正面事例和反面事例的宣傳加強用人單位對保障職工休假權的重視。

3.營造新的勞動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應當擯棄傳統文化中一味強調埋頭苦干，不辭辛勞的勞動文化，樹立高效勞動，勞逸結合，注重人權的社會文化觀念。我國與德國、瑞士等歐美發達國家在帶薪休假上最根本的區別在于意識文化的差距。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年休假是他們關注的一項重要基本人權，同時也是衡量企業發展水平和待遇的重要組成因素。而在中國，這一項權利在勞動者心中還比較淡薄。意識文化決定表現形態，只有提高全民對休假權的認識，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勞動者權益。

（四）從勞動者自身層面

勞動者應當自覺增強法律維權意識，了解法律賦予勞動者的權利，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敢于維護自己的權利，使自己處于主動地位。應當明確帶薪休假是勞動者的一項基本權利，而不是單位的福利，樹立正確的認識。同時要用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五、結語

自職工帶薪休假權進入法律條文之后，很多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嚴格落實了這一制度。然而在很多用人單位由于各種原因執行仍不到位，導致很多勞動者的帶薪休假權得不到保障，這必然導致勞動者寄希望與國慶“黃金周”出行旅游，于是出現了交通擁堵、人流爆滿等問題。雖然這在一方面拉動了內需，但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對國民休假權這一基本人權的保障。應當明確，拉動內需不應當犧牲全國人民對于的幸福指數為代價，這與“中國夢”的內涵是背道而馳的。我們應該完善我國的帶薪年休假制度，讓公民真正享受到帶薪年休假的權利。

第二篇：論我國帶薪年休假制度的問題和完善

論我國帶薪年休假制度的問題和完善

摘 要：休息權是法律賦予勞動者的一項基本權利，帶薪年休假制度是勞動者休息權得到維護和落實的一項具體制度。本文對現行年休假制度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缺陷進行分析和探究，并對完善年休假制度提出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年休假制度；勞動；者休息權

年休假制度是職工每年享有的保留職務和工資的假期，是實現勞動者休息權的有效保障。但自《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的頒布6年來，涌現出很多問題。對于許多勞動者來說，帶薪年休假仿佛是“水中倒影”，看得見卻享受不到的“一紙權利”。被形象的喻為“披著法律外衣的美麗幻影”。如何完善和落實年休假制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年休假制度目前存在的問題。

1.休息時間短，缺乏靈活性

美國年休假為1至4周；加拿大的年休假時間至少為兩周，其最低的休息時間等于我國勞動者最高的休息時間。相比較而言，我國年休假時間過短。近年來，職場中很多企業員工出現了亞健康狀況；甚至屢屢發生過勞死的案例，提醒我們休息時間的重要性。同時，我國年休假未考慮各行業的特點，統一的休息時間，規定的過于死板，缺乏靈活性，如IT行業的勞動者，法定的休息天數緩解其高強度腦力活動是不夠的。

2.勞動者和企業利益矛盾重重。

勞動者休息休假可緩解勞動帶來的腦力負荷，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從長遠看，這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然而，在年休假的實施過程中，企業出于其逐利本性，只注重短期的眼前利益，不愿意增加勞動成本，利用休假的時間進行企業生產和經營，謀取企業的短期經濟利益。造成了企業的短期利益和員工的利益也可以說是企業的長遠利益相沖突。

3.市場供求不平衡―勞動者權利意識淡薄

現今，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地位極不平等。勞動者寧愿放棄休假時間以保全自己來之不易的飯碗。勞動者缺乏法律維權意識并基于自身的短期利益（如工資、獎金等）和長遠利益（如在公司企業中的地位、業績、升值等方面）的考慮，放棄年休假。勞動者的錯誤意識給企業壓榨其休息時間提供了尋租空間。

4.年休假制度實施缺乏懲戒機制和強制執行力。

在我國，用人單位違反年休假規定，缺乏懲罰機制，職工的休息權與農民工工資各種勞動糾紛比起來，并不是頭等重要的事，基本上屬于民不舉，官不究。工會組織也未發揮應有的民主作用，工會作為代表廣大勞動者利益的群眾組織，已然成為企業、黨委和政府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工會組織的行政化特征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工會職能的發揮。缺乏執行力滋長了用人單位違法的泛濫。

二、完善年休假制度的措施和建議

1.增強時間上的靈活性。

首先，增加休假的時間。勞動者在工作中消耗了大量的腦力和體力，應當使其休息的時間得到充分的保證，增加休息時間，讓勞動者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生產，創造更多大財富。其次，增強休假的靈活性。可借鑒美國經驗，對不同企業規定不同的休假天數，例如，對于某些特殊行業如知識密集型企業，勞動者的從事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應增加其休假時間，來緩解其高強度的腦力負荷。

2.協調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利益沖突。

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于年休假的沖突，關鍵是尋求一個利益平衡點。首先，休息權是勞動者的權利，勞動者可以隨時請求用人單位給予假期，但如果企業生產經營時間集中。勞動者都選擇在這一集中的時間休假，企業生產就無法進行。此時，用人單位應有計劃的分批讓勞動者休假，而勞動者應服從用人單位的安排，保證企業能夠持續運作下去。其次，既然休息是一種權利，根據權利的性質，勞動者可以放棄，當勞動者自愿放棄休息權時，企業應支付相應補償。總之，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要相互協商，互為彼此的利益考慮，尋求最佳平衡點，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

3.提高勞動者的維權意識。

現有勞動者缺乏維權意識，因害怕失去工作等原因對用人單位的勞動“剝削”不反抗。這不僅使勞動者的權利沒有得到維護，更助長了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勞動者應提高維權意識，讓帶薪年休假成為全社會勞動者的共識，勞動者通過團結權彌補單個勞動者因勢單力薄不足以與雇主抗衡的缺陷，從而取得足以與雇主抗衡的平等地位。勞動者可以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渠道去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與用人單位抗爭。

4.健全年休假的配套措施

我國尚缺乏年休假制度的配套設施，從國外看，巴西的帶薪休假不僅發放原有工資，還支付至少1/3的工資補貼，澳大利亞，可以享受除工資之外的17.5%的獎勵金額，我國可借鑒國外經驗，健全配套措施，保障勞動者在休假期間的福利，從而更好的維護勞動者的權利。

5.增強年休假制度的懲罰力度和執行力。

首先，加大處罰力度。用人單位之所以拒絕執行年休假制度，大多是基于成本利潤的考慮，當違法的利益大于違法的成本時，企業會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原則，選擇違法。針對此情況，應加大對違法的懲罰力度，使企業高額的補償大于其違法利益。迫使企業放棄違法利益，實行帶薪年休假制度。

其次，加強監督。加強公權力對于年休假的監督，工商部門和勞動保障部門對用人單位定期進行檢查制度，以確保年休假的落實；加強工會對年休假的落實的監督。工會應設立專門的休息休假小組，定期或不定期的對用人單位的年休假落實情況進行監督，對于休假落實不到位的情況，與用人單位協商討論，必要時，可就休假與企業訂立專門的集體合同，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維護勞動者權利勞動者是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主力軍，維護勞動者休息權和完善年休假制度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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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存在的問題與完善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僅是改革進程中的過度性稅制，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國際慣例，適應全球化趨勢，構建“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個人所得稅制，推進個人所得稅制的發展，主要改革建議包括：建立科學合理符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建立科學合理的費用扣除制度；建立有效的個人收入監控機制；盡快出臺與個人所得稅配套的相關稅種，建立對個人收入分配的立體交叉調節體系等。關鍵詞：個人所得稅制改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收入監控機制前 言我國于1980年開征個人所得稅，1994年實施了個人所得稅制改革。近年來，個人所得稅收入逐年大幅增長，地位不斷上升，個人所得稅收入由“94年的73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1417億元，比94年增長18倍，年均增長21%〔1〕”；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的比例從94年的1.4%上升到2003年的7%；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由94年的957萬人次上升到2003年的18623萬人次。個人所得稅連續9年保持了高速增長，使其成為僅次于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的第四大稅種。個人所得稅在增加財政收入、調節個人收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以及中國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現行個人所得稅制逐步顯露出稅制模式不科學、稅制結構設計不合理、調節收入分配乏力等缺陷，全社會對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不公、平衡稅收負擔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一 個人所得稅法概述個人所得稅是對個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征收的一種稅，是國家運用稅收這一經濟杠桿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它有利于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所得稅發展的國際趨勢，個人所得稅的地位和作用也會日益突出。

（一）個人所得稅的產生和發展個人所得稅是世界性的一個重要稅種，絕大多數國家征收了這一稅種，現在已成為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稅種。個人所得稅從產生到現在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從1798年英國首創個人所得稅，到目前已有200多年的歷史。“英國最初征收個人所得稅是作為一種戰時臨時性的收入措施，為對法戰爭籌措經費，直到19世紀初，才通過正式立法而成為穩定的稅種〔2〕”。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爭的需要，很多國家加重了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調整了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二戰后，個人所得稅有增無減。到1948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個人所得稅稅收占本國稅收的比重進一步增大，分別達到76.9%、47.6%、39.3%、30.7%和50%，很明顯，這一水平已確定了個人所得稅在財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有更多的國家開征了個人所得稅，其制度更加成熟。近幾年，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人力和資本的國際間流動與日俱增，個人所得稅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極大的影響其他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各國政府普遍朝著趨同的稅收政策努力，協調稅制，向國際化靠攏。[!--empirenews.page--]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發展歷程相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立不僅時間較晚，且過程復雜。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政務院公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對行商、坐商、攤販征收所得稅,實際上是對自然人征收個人所得稅〔3〕”。同時對個人薪金報酬征收所得稅和對存款利息征收利息所得稅.但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低工資,加上“文革”中取消了稿酬,因而使得薪金報酬所得稅長期沒有開征的可行性,存款利息所得稅也因情況變化于1952年停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促使我國經濟迅速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之中.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在稅源方面為個人所得稅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基礎。我國在對個人所得稅中斷了20多年后,于1980年9月開征了個人所得稅,當時主要是針對來華的外籍個人,隨后又開征了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這三個稅種的開征,對于維護國家利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促進改革開放,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對個人所得稅課稅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三稅合一）,從1994年1月1日起執行,從而建立了我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法。二 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存在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現行個人所得稅運行機制逐步顯露出稅制模式不科學,稅制設計不合理,征管制度不嚴密等缺陷,主要表現為：

（一）分類課稅模式有失公平與效率目前，世界各國將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分為三大類：分類所得課征，綜合所得課征和混合所得課征。我國是典型的分類所得課征。它是將納稅人的各類所得按稅法規定單獨分類，按各類收入適用稅率分別課征，不進行個人收入的匯總。其理論依據在于納稅人不同的收入體現了不同的勞動，需貫徹區別定性的原則。但實際上這樣做卻使納稅人稅收負擔不公平，征收效率與經濟效益低下。主要表現在：

1、稅收負擔不公平。對不同來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標準和方法，不能全面地、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真實的納稅能力。即使所得總量相同的納稅人，也可能因為所得來源的差異而造成稅收負擔的不同。例如，恢復對儲蓄存款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由于未設起征點,使相當一部分具有養老性質的儲蓄存款利息被征稅,而部分高收入者往往利用“私款公存”或進入股市等方法逃避稅收。再有對彩票中獎所得的征稅存在著明顯的累退性。由于特等獎500萬與其他獎項（1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均依照個人所得稅“偶然所得”項目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其稅收負擔不僅在特等獎和其他獎項之間存在著累退性,而且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勤勞所得之間也存在著累退性〔4〕”。例如電腦體育彩票10萬元,按現行個人所得稅“偶然所得”征稅,中獎者應交納2萬元稅款;若這10萬元按照“勞務報酬”征稅,因有加成征收的規定,適用40%的稅率,應納稅2.5萬元;若這10萬元按照“工資薪金”征稅適用40%稅率應納稅款為2.9萬元,很顯然這種稅制模式不僅難以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而且也有失橫向公平的原則。[!--empirenews.page--]

2、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未能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特征。“當今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更多地考慮人類自身的需求，‘以人為本’已成為多數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5〕”。我國目前對個人收入的征稅尚未體現這一原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納稅人為取得工資薪金的個人，而未考慮個人贍養家庭的實際情況，“如張三為三口之家，他、愛人及小孩，愛人無工作或下崗，他每月收入1200元；李四為五口之家，其他情況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家里還贍養有兩位老人，按照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張三每月須繳納20元稅收，稅后收入為1180元，人均393.3元，而李四在繳納20元稅收后，人均稅后收入只有236元，相差157.3元，結果表面上的平等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6〕”。在國外，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其稅前的費用扣除必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情況，如固定的家庭費用扣除應按家庭實際贍養人口計算，此外，還要考慮贍養老人和撫養小孩的加計扣除，生大病住院治療的加計扣除，教育培訓的加計扣除以及購買第一套住宅的加計扣除等等。通過[1][2][3]下一頁 這些扣除，使納稅人能夠在比較公平的起點上繳納稅收，避免由于扣除簡單化造成的征稅的不公平。

（二）對居民納稅人和征收范圍界定不科學

1、對居民納稅人界定不科學。在國際上，居民納稅人的制定一般采取半年（183天）標準，而我國則根據其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時間長短分別實行90天規則、1年規則和5年規則，與國際上比較，我國居民身份制度存在下列問題，首先在制定標準上，我國的一年標準太寬松，使許多按半年規則可確立為居民的個人在我國卻作為非居民，輕易放棄了本來可以征收的那部分個人所得稅；第二在居民身份的變更上，也就是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更換上，我國沒有明確的規定；第三，在納稅義務的規定上不夠嚴密科學。

2、征收范圍窄，造成稅收流失。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是采取列舉項目的方法，即只對稅法列舉的項目征稅，沒列舉的項目不征稅。這種方法表面看起來清楚、明確，但實際當中由于我國個人實際收入的貨幣化、帳面化程度底，有許多該征稅的收入都沒有征到稅，反映出征稅范圍的相對狹窄、片面。這種情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以轉換支付手段逃稅。例如，有的企業直接或間接地進行實物分配，而未將這些實物折算成個人的貨幣收入，因而沒有繳稅。二是企業以擴大免稅項目范圍逃稅。有的企業擅自把地方性規定的伙食補貼、住房補貼，視為國家統一的補貼，不繳稅。三是企業以列支不合理費用逃稅。企業經常以業務需要為由，替職工承擔或報銷各種費用。四是企業以轉換列支渠道偷稅。企業設立“小金庫”，以“外快”的形式發給職工，這部分收入和列支在帳面上沒有記載，形成了偷稅。(三)稅率設計不合理超額累進稅率最能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是計征所得稅普遍采用的。但是，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與國際個人所得稅普遍實行的超額累進稅率相比存在幾個問題：[!--empirenews.page--]

1、累進檔次偏多。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的稅率為九級超額累進，而發達國家普遍減少了累進檔次。如美國個人所得稅檔次原來是14級，2000年后降為5級。與這些國家相比，首先，我國個人所得稅在計算上比較煩瑣，這不利于提高稅務的行政效率。其次級距越小，稅率檔次越多，反而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我國的超額累進稅率結構中后面幾個檔次過高。如第七檔月薪收入超過6萬元的人恐怕鳳毛麟角，所以實際上這檔稅率是形同虛設，根本沒起到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

2、邊際稅率偏高。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邊際稅率為45%，比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邊際稅率要高。首先，我國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偏高不利于調動勞動者創造更高收入的積極性。其次，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高稅率必然誘惑納稅人偷稅。

3、稅率不統一。我國個人所得稅率按所得項目有所不同。工資薪金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生產經營所得均適用五級稅率；勞務報酬所得適用20%比例稅率，同時對一次收入畸高的（大于2萬元）還采用加成征收方式。這與國際社會普遍實行的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是完全不同的。稅率設計上的不統一是由我國實行的分類所得課征模式所決定的，因此它同樣存在有失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四）費用扣除標準不合理我國個人所得稅現行費用扣除標準是1993年制定的，工資薪金所得每月減除費用為800元。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個標準相對于我國居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已不太適應。主要原因有：近幾年，我國收入分配體制和收入規模發生了很大變化，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費用扣除標準保持不變，那么將會使原來一些在起征點以下的居民也納入征稅范圍，從而相對加重了居民的稅收負擔。我國的物價水平也有較大幅度的提高。1994年—2000年，城市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上升了29.57%。按這一物價指數計算，2000年的必要費用扣除額應為800×（1+29.57%）=1036.56（元）。可見，現行的800元扣除標準是相對較低的。這同樣導致了一部分低收入者不合理地進入了納稅人的行列。我國居民的實際生活支出上漲了許多。居民的費用支出數額增加了，但扣除標準卻沒變，這顯然相對增加了居民的稅收負擔。三 個人所得稅法的改革與完善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要結合我國當前實際,科學借鑒國外個人所得稅制中的一些成功經驗和做法,在現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下,逐步建立“寬稅基、低稅率、少優惠、嚴管理”的個人所得稅制,發揮個人所得稅在組織收入、公平分配和調節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一）實行綜合和分項相結合的稅制模式目前世界上普遍實行的是綜合所得稅制或者混合所得稅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實行純粹的分類所得稅制。分類所得課稅模式在我國的實踐表明，這種課稅模式既缺乏彈性，又加大了征稅成本，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收入來源渠道增多，這種課稅模式必會使稅收征管更加困難和效率低下。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完全放棄分類所得課稅模式也是不現實的。可能會加劇稅源失控、稅收流失。因此建議在未來個人所得稅制的修改、制定中采用綜合所得課稅為主、分類所得課稅為輔的混合所得稅模式。并且，個人的納稅支付能力的高低只有經過較長時期才能全面反映出來，因此要改革按月和按次征收的方法，實行以為課征期更符合量能納稅的原則。按照這種混合所得稅模式，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的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生產經營、承包承租、稿酬、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宜實行綜合征收〔7〕”。實行混合所得稅，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同時又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empirenews.page--]

（二）調整納稅人的認定標準及認定范圍

1、堅持居民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并行應用原則。在我國擁有永久住所，確定為永久居民，就其來源于境內外的全部應稅所得承擔無限納稅義務。在我國境內逗留不超過183天者為非居民，只就其來源于我國境內所得承擔納稅責任。從納稅人范圍上看應將自然人性質的獨資、合伙、合作經營者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從根本上解決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納稅人界定不清的問題。

2、個人所得稅應選擇家庭為納稅單位。這里所說的家庭是指以婚姻關系為基本單位的核心家庭，這樣可以實行相同收入的家庭納相同的個人所得稅，以實現按綜合納稅能力來征稅，也便于對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進行調節，特別在我國，“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更能增強家庭觀念，有利家庭和社會的穩定〔8〕”。

（三）實行寬稅基、低稅率、少優惠、嚴管理的稅收政策應盡快調整我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標準，在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設計上應參考相關的經濟指標，并充分考慮各地區的收入狀況和消費水平，制定有一定彈性的免征額區域，給予不同地區一定的選擇權，同時建立免征額定期調整制度，避免再出現目前各地區自行決定免征額等不規范的法律行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統一免征額。在個所得稅的費用扣除上，不宜籠統規定統一的且是單一的稅收扣除標準，而應考慮家庭老人贍養費用、子女教育費用、夫婦一方工作單獨負擔家庭費用等情況。除基本扣除外，應按具體情況來增加附加扣除。以合理調節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照顧人均低收入家庭。在采用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時，應以夫婦為納稅單位，并對聯合申報給予優惠。在征稅對象的劃定上，應按照“寬稅基”的原則，擴大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拓寬稅基，如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等應對其進行征稅。同時，對所得征稅范圍的列舉方式上一頁[1][2][3]下一頁 應采取反列舉法，即只列舉不征稅的項目，余下的全征稅。在稅率的設計上，應遵循有利于調節消費結構，促進公平的原則，宜采取超額累進稅率，而不應采取比例稅率，降低邊際稅率，縮小級別和累進級次，對同一稅源的所得應適用相同的稅率形式與級次，保持稅負公平。對于綜合征收的各類所得，稅率檔次一般在4—5檔，最高稅率在35%左右為宜。同時為監控高收入者，可以設立高收入者的最低平均稅率機制，即收入超過某一數額的收入者，其納稅比例不得低于某個預計稅率。在個人所得稅減免優惠上，建議取消股票轉讓所得免稅優惠。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市場交易投機行為，保護大多數投資者利益，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可調節少數投資者過高的投資收益，開辟新的稅源。另外，對一定規模特定性質的各類獎金的免稅政策也應取消，如同種性質的獎金不能因頒發機構的級別高就免稅，級別低就征稅，而應同等對待。同時在減免形式中，可采取直接減免和零稅率等多種減免方式，以適應納稅人不同情況的需要。

（四）嚴格稅收征管、建立有效的個人收入監控機制 [!--empirenews.page--]個人所得稅的稅源零星分散，因此近期內應加強源泉扣繳制度，同時為了促進代扣代繳向個人申報方向轉變。可在高收入階層中選擇一部分納稅意識好、條件好、素質高的對象實行自行申報，以積累經驗，擴大社會影響。同時我們應加大投入，加快稅務機關的信息化建設，盡快建立稅務機關對個人收入的信息收集和交叉稽查系統以及銀行對個人收支的結算系統，實現收入監控和數據處理的信息化，在中央、省、市、縣建立數據處理中心，盡早實現稅務、銀行、工商、文化、廣電、出版、外經、外交與房地產管理部門之間聯網，實現信息共享，使公民的各項收入均處于稅務機關的有效監控之下，形成社會協稅、護稅網絡。

（五）建立有效的稽核和處罰制度為了強有力地開展個人所得稅稽查工作，一方面要充實相應數量的稽查人員，并提高稽查人員的業務素質；另一方面要用現代化手段裝備稅務稽查隊伍，對于偷逃稅款行為要嚴懲不貸。與之相應，還要建立稅款追查制度，在偷逃的稅款中，“如果納稅人的經濟活動及經濟利益同直系親屬直接相關，可向直系親屬追索；在納稅人有未繳的稅款和罰款，而第三者有須償還給納稅人的債務時，稅務機關可向納稅人的債務人追索〔9〕”。通過一系列手段，消除納稅人的僥幸心理，即使是偷逃小額的稅款，也要承受數倍的重罰，使偷逃稅者不敢違法。

（六）完善人所得稅制改革相關的配套措施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既涉及稅控模式的改變和稅收政策的調整，又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一是建立與個人所得稅配套的相關稅種。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應用運不同稅種對收入分配實施主體交叉調節，應調整消費稅的課稅范圍，加緊研究制定我國財產稅制度，特別是遺產稅制度，逐步建立起一個多環節、多稅種立體式的稅收調節體系。二是建立個人信用制度。首先，切實實行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和個人儲蓄存款實名制，改變現金管理辦法，逐步減少現金往來。其次實行居民身份證號碼和納稅號碼終生化制度，做到“全國統一、一人一號”。三是建立規范的工資發放制度和現金管理辦法。“一是所有的補貼、津貼和工資外發放的各種實物、有價證券，一律進工資表；二是強制建立個人工資帳戶，單位向個人的支付一律通過個人工資帳戶來進行，做到收入工資化、工資貨幣化、貨幣信用化、收支透明化〔10〕”。結 語本文對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和探討，并對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提出了建議。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功能的定位、個人所得稅地位的確立，以及個人所得稅在緩解和縮小我國當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應起到怎樣作用等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個人所得稅應成為未來稅制中的主體稅種之一。因此，為了保持財政稅收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稅收更有效發揮社會自動穩定器功能，必須將個人所得稅的完善作為稅制完善的重點，加快研究，積極推進。注釋[1]張亞清：《中國稅務報》，2002年12月30日第一版。[2]婁 仲：《個人所得稅納稅實務》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empirenews.page--][3]婁 仲：《個人所得稅納稅實務》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4]錢 晟：《我國稅收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的累退傾向及對策》，載《稅務研究》2001年第8期第3頁。[5] 錢 晟：《我國稅收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的累退傾向及對策》，載《稅務研究》2001年第8期第5頁。[6]朱明熙：《個人所得稅為什么在我國難以起到調節作用》，載《涉外稅務》2001年第10期第8頁。[7]夏杰長：《從布什總統的減稅提案看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改革》，載《涉外稅務》2001年第5期。[8]馬克和：《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幾點思考》，載《稅務研究》2003年第3期第43頁。[9]劉雋永：《社會公平呼喚個人所得稅的進一步完善》，載《稅務研究》2003年第6期第28頁。[10]王金梁：《淺議個人所得稅改革》，載《稅務研究》2003年第2期第41頁參考文獻資料 〔1〕項懷誠：《個人所得稅調節誰》，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2〕婁 仲：《個人所得稅納稅實務》，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3〕朱明熙：《個人所得稅為什么在我國難以起到調節作用》，載《涉外稅務》2001年第10期。〔4〕喬亞平、趙樂勛：《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幾點建議》，《稅務研究》2002年第9期。〔5〕李林木：《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個人所得稅居民身份判斷標準的完善》，載《涉外稅務》2002年第2期。〔6〕夏杰長：《從布什總統的減稅提案看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改革》載《涉外稅務》2001年第5期。〔7〕劉尚希、應亞珍：《個人所得稅：功能定法和稅制設計》，載《稅務研究》2003年第6期。〔8〕孟 江：《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幾點思考》，載《稅務研究》2003年11期。〔9〕王金梁：《淺議個人所得稅改革》，載《稅務研究》2003年第2期。〔10〕張富強：《世界個人所得稅三大模式》載《涉外稅務》2002年第4期。

第四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一、引言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課稅主體、課稅客體，還是在征稅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基本情況

從國際上看，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主要分為綜合稅制、分類稅制以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也稱為混合稅制）三種類型。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綜合稅制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而我國實行的則是分類稅制，具體如下：

1、納稅人：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包括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非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2、征稅模式：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制度，應稅所得分為11項，具體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等。

3、稅率：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包括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兩種形式。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適用20%的比例稅率。

4、費用扣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采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兩種方法，比較簡明易行，但對于一些情況比較特殊的家庭難以完全兼顧。

5、減免稅：為鼓勵特定納稅人或照顧部分特殊人群，個人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若干個人所得稅減免稅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軍級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和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獎金；國債利息；單位和個人按規定繳納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鎮居民按照國家規定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免稅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兩種征稅方式。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利息、股息、紅利等各項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對于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等情形的納稅義務人，則要求其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現行稅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是指征稅額與納稅人收入水平相適應以保證各納稅人之間稅負水平均衡。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與綜合稅制模式相比，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納稅意識逐漸減弱，使國家財政收入嚴重流失。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不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首先，由于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長期沒有隨收入和物價提高而調整，從而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再次，我國對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計算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每月稅前扣除額為4800元，比我國普通居民納稅人多了2800元。這種形式在世界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形式是為了吸引外資和外國人才。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違背了稅法所倡導的公平原則。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5%～45%、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和20 %的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雖有加成征收，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這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勞保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免費午餐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健身俱樂部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侵蝕稅基。另外，由于現行減免稅及優惠名目太多，費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觀上造成稅基縮小。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稅務代理制度還不完善，不能很好發揮其中介組織的作用。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用，違法現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四、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吸收了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優點，既體現了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對納稅人不同的收入來源實行綜合課征，又體現了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項目按特定辦法和稅率課征。按照這種混合所得稅模式，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

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三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20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可以刺激我國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應在2000元的基礎的再次調高費用扣除標準。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總的趨勢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級次，以簡化個人所得稅稅制。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實行“少檔次、低稅率”的累進稅率模式，應充分發揮累進稅率的調節作用，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要使稅負比較“溫和”地增長。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再次，提高稅務征管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

五、結語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篇：論我國財產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革

試論我國財產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革設想

摘要：前些年我國針對流轉稅和所得稅進行了稅制改革，盡管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對財產稅這方面的改革則相對滯后，相關課稅制度還很不完善，地方稅收缺乏主體稅種，財政收入與事權不符，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符，明顯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本文闡明了財產稅的含義、特征和地位、作用，分析了目前財產稅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我國財產稅制度改革的設想，建立我國以物業稅為主的全新的財產稅體系。

關鍵詞：財產稅；改革設想

財產稅制是對納稅人所有的財產課征的稅種總稱。財產稅可以為地方財政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可以調節社會成員的財產收入水平，體現平等負擔的原則。本文闡明財產稅的含義、特征和地位、作用，根據現行財產課稅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我國財產稅制度改革的設想，應在財產法律法規制度建立、稅收管理權限分割及財產評估制度與評估機構建設方面進行相關配套改革。

一、財產稅的含義和特征 對財產進行課稅，是對納稅人擁有或支配的、稅法規定的應稅財產就其數量或價值額征收的一類稅收的總稱。財產稅不是單一的稅種名稱，而是一個稅收體系。我國現行的具有對財產課稅性質的稅種有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車船稅和契稅。當前，我國財產稅在運行中表現出以下特征：

1．財產稅收入比重較低，不能使其功能得到應有的發揮。主要是我國對于財產課稅體系重視不夠，財產課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較低。由于沒有一定的收入作為基礎，財產稅無法確立在我國地方稅收中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稅收中，其籌集稅收收入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財產稅的收入調控功能，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財產課稅制度設計的不規范、計稅依據及稅額標準設計不科學。現行土地使用稅采用分類分級的幅度定額稅率（幅度為每年每平方米0．2～10元），隨著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市場的開放，土地之間的級差收益日漸突出，這一稅額標準顯然過低，致使土地使用稅的調節力度明顯下降。

3．征稅范圍較小，稅基較窄。房產稅對城鎮個人所有的非營業性的房產、廣大農村的經營性房產及位于農村的企業房產均免稅，征稅范圍較小，稅基較窄。免除房產稅實際上是國家放棄了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車船使用稅強調對使用的車船征收，而非對擁有的車船征收，既不符合財產稅的性質，又縮小了稅基。

4．稅制改革相對滯后，與當前經濟的發展相對脫節。1994年出臺的稅制改革，其側重點是流轉稅和所得稅的改革，而對財產稅的觸動不大。如現行房產稅法是1986年頒布的 《房產稅暫行條例》，現行車船使用稅的基本規范也是于1986年頒布的 《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有的稅種更是在50年代出臺，但至今基本上仍按當時的稅法執行，比如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等。另外，還有一些應該開征的財產稅稅種至今尚未開征，如遺產與贈與稅。

5．內外有別、兩套稅制并存。目前我國對內資房產征收的是房產稅、對土地征收的是城鎮土地使用稅；對外資房產征收的是房地產稅（土地除外），對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費（不由稅務機關征收）。兩套制度在征收范圍、稅（費）率、計稅（費）依據方面都有所不同。

二、財產稅的地位和作用 雖然開征財產稅的歷史悠遠，但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其它稅系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是因為：財產課稅是以社會財富存量課稅，能起到公平財富的作用。財產課稅具有直接稅的性質，稅負較難轉嫁，能起到調控作用。財產課稅多是經常性稅收，是政府一項經常性收入，財產課稅在許多國家屬于地方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

三、我國現行財產課稅存在的問題

在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財產稅未與主體稅種一起進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改革。而目前各個稅種出臺的經濟背景和制度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原有的財產稅制的弊端已經逐漸顯露。

1．財產稅制結構混亂，主體稅種不突出，稅種既有重疊又有缺位。一是稅種設置重復與缺位并存。如現行房產稅制，既有內資企業和個人征收的房產稅（1986）年開征，也有對涉及企業和外籍個人征收的城市房產稅。而世界各國普遍開征的遺產稅在我國卻遲遲沒有開征；二是不動產的主體稅種不突出。對不動產流轉環節課稅的稅種，其與一般的經營課稅相同。不動產占有稅類的稅種，它們是對城市不動產征收的，不僅設置稅率較低，而且都具有很大的免稅范圍（如對居民住宅不征稅），使得房地產保有環節總體稅負水平僅相當于房地產價值的1．5％～2％左右。

2．我國現行財產稅內外有別、兩套稅制并存。目前我國對內資企事業單位所使用的房產征收的是房產稅，對其使用的土地則執行1988年頒布實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由地稅機關負責征收土地使用稅；而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仍沿用1951年制定的 《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分別征收城市房地產稅和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費由財政部門負責征收）。內、外兩套稅（費）制度，在征收范圍、稅（費）率和計稅（費）依據方面均有所不同，造成稅負不公，也有違世貿組織一視同仁、國民待遇的

原則。

3．計稅依據多種多樣，但經濟效率水平較低，課征方法不合理。目前房產稅計稅依據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以房產原值為計稅依據而不是采用統一的市場價值，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房地產的增值而增加，也無法反映房產的公允價值和時間價值；按照房產原值和房產租金兩種計稅依據造成了較大稅收差距。不動產由于采用歷史成本計稅造成與市場價值脫節，產生了稅收有失公平和效率的結果。此外，耕地占用稅與城鎮土地使用稅采用從量計征使得該稅的彈性幾乎將為零。

4．稅收優惠政策過寬過濫，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我國的不動產課稅分散在不同的稅種當中，因此，稅收優惠政策顯得比較復雜。比較各種所有制的稅負，可以說是國有重于集體、集體重于私營、私營重于外資。據調查，內資企業的所得稅負擔是外資企業的兩倍左右，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稅負也比國有企業低。

5．地租、稅收、政府收費分配結構不合理。我國目前不動產租稅費概念混雜，相互錯位，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以稅代租、以費代租、以費擠稅、諸稅費交叉的局面。這導致了我國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土地使用效率偏低、耕地保護力度不夠。房地產在開發、銷售過程中課征的稅就多達8種，更有80～150種的收費，特別是一次性以土地出讓等形式收取的40～70年的土地使用費。而在房地產保有環節只有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保有環節的財產稅負偏低。不動產流通環節稅費名目繁多既影響稅收的嚴肅性和規范性，滋生了亂收費的不良之風，又使稅收宏觀調控功能遭受極大的限制。

6．目前我國貧富差距過大，財產稅沒有起到調節作用。在收入層面，個人所得稅調節貧富。在消費層面，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調節貧富。但在財產保有層面，這一對貧富差距具有基礎性效應的存量因素，卻沒有實施稅收調節。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作為主要調節手段的稅收始終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現行稅制體系中沒有真正的財產稅。

四、改革我國財產稅制度的設想 隨著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提上日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財產稅改革問題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重構財產稅體系的具體設想如下：

1．財產稅制度改革的目標。為了保障對財產課稅的財政功能、調節功能，必須建立起一套少稅種、多環節、寬稅基、整體配合、功能協調、稅制簡明的財產課稅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既包含對財產轉讓的課稅，更包含對財產持有的課稅。在財產轉讓環節，如果是有償轉讓，可按一般商品交易課征流轉稅，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及其附加的城市維護建設稅，有所得還應課征所得稅；如果是遺贈，應課征遺產（贈與）稅。在財產保有環節課征不動產稅（或物業稅）和車船稅。適當加重財產保有環節的稅收。

2．新的財產課稅體系。按照上述的總體設想，應當系統改選現行財產課稅體系。第一，在財產交易環節，取消車輛購置稅、契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合并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代之以新的企業所得稅、保留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個人所得稅和財產交易的課稅。第二，在保有環節，合并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代之以不動產現值為征稅對象的物業稅；合并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代之以新的車船稅；開征遺產（贈與）稅。

3．將地租和政府收費轉化為物業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 規定，我國實行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確定給單位及個人使用。按現行的做法，單位和個人興建房產等不動產應當與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簽訂合同，支付相當于40～70年（居住用地70年）地租的土地出讓金，并取得縣以上人民政府發給的土地使用證。此種政策的實際執行，也就迫使購房者要以支付購房款的形式，向本屆政府交40～70年的租金，導致房價居高不下，許多老百姓買不起房。要改變這種情況，有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將本屆政府一次性收取數十年的土地租金全部或大部分改為以房地產現值為計稅依據的物業稅，同時要嚴格限制本屆政府對土地的各種一次性收費。將土地租金（土地使用權出讓金）轉化為稅，在理論上不存在障礙。我國城鎮土地屬于國有，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單位和個人，既可以采取收取土地出讓金，還可以采取收取物業稅的方式。40～70年的土地出讓金是否全部轉化為以后按年收取的物業稅值得認真研究。新的物業稅將成為地方稅的主要稅種，它的收入比重相當于現行的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增值稅、土地出讓年金（現行土地出讓金大部分或全部的四十到七十分之一）之和的比重。當然物業稅設計的很多細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只有在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完善的基礎上，物業稅的實施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