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經濟發展

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經濟發展

【摘

要】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已成為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象征。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日益為各個國家所認識，所有國家都已經把知識產權保護作為自己參與全球經濟技術競爭的一個重要戰略提上了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來。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已成為能否克服短期技術困境、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本文立足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背景,就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行分析,并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經濟增長，一、知識產權保護的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了新的國際貿易體制，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新的國際貿易秩序帶來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從傳統的國內智力成果保護領域走向知識產權貿易的國際市場。進入八十年代后期，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使用，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知識產權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多，即使是有形商品的貿易中技術含量也在迅速增加，這使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種客觀的內在聯系。

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成為所有WTO成員必須遵守和執行的協議之一。這個協議的通過，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中國，由于作為商品經濟產物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時間較晚，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思想和意識。在有了知識產權制度所形成的激勵機制以后，又由于經濟落后導致研發力量不足，使科學技術的發展缺乏后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落后與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趨勢的矛盾便一直困擾著中國。

本文在閱讀了大量相關的著作，借鑒現有研究成果，來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經濟的積極和負面影響，從而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實施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二、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經濟的積極影響 隨著中國在國際創新體系中地位的改變，我們的認識應該突破傳統研究結論的局限，要看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給中國帶來的機遇和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所帶來的收益。

（一）促進國內研究與開發投資和技術創新

知識產權制度一項最基本的職能是激勵技術創新，對于中國也不例外。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起到激勵技術創新的作用，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其技術創新水平之間呈現出一種正向的關系。

發達國家之所以擁有非常高的技術創新水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和其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分不開的，因為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激勵企業從事更多的研究與開發投資。而中國由于知識產權制度不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比較松弛，從而使企業缺乏研究與開發投資。

大量的數據可以表明，發展中國家總體而言研究與開發投資是不足的，中國亦不例外。因為廠商的研究與開發和技術創新活動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一種決策，而這種決策又是在知識產權制度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起到激勵本國企業從事更多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從而最終起到提高本國技術創新水平和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

（二）促進中國的技術擴散

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促進技術擴散，這也是歷史上發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加強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促進兩種類型的技術擴散：一種是通過市場化技術轉移的方式發生的由發達國家向中國的技術擴散；另一種是發生在國家內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技術擴散。

加強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之所以可以促進發達國家向中國市場化的技術轉移發生，是因為如果發達國家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或技術許可等交易的話，則發達國家的專利技術受到該國家企業模仿的概率就較小，發達國家企業經濟利益受到的侵害就較小，發達國家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或技術許可等交易的收益就會比較高，從而會激勵更多發達國家企業通過市場化的技術轉移方式把其技術轉移到該國家來，也就是促進了發達國家向該國家的技術擴散。

提高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能促進國內內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技術擴散，這是因為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一方面會激勵企業從事更多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也會激勵技術創新者為其創新申請專利等形式的知識產權保護，而不是以商業或技術秘密的形式存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發生在國內內部的技術擴散，只不過這種擴散是從一種發明到另一種發明的擴散，是一種觀點到觀點的擴散，而不是單純的屬于同一種技術的擴散。

（三）促進技術密集部門的外國投資和技術轉移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高低不僅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向中國企業技術轉移的數量，而且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向中國技術轉移的質量。當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時，發達國家傾向于投資技術密集程度較低的部門或產業；而當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時，發達國家傾向于投資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部門或產業。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不同的產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敏感度是不相同的。一般來說，軟件、醫藥、化工、電子設備等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產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更為敏感，而在一些技術密集程度較低的產業諸如食品產業、零售企業就對知識產權保護敏感度較低。對于那種知識產權敏感度高，且其技術容易被模仿復制的高技術密集產業，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時，如果發達國家在當地的這些產業投資，就會擔心其經濟利益容易受到本地企業的侵害，因此會影響其投資的積極性。而對于技術密集程度較低的行業，由于其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敏感，即使當地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很弱，也不會對其經濟利益有多大影響，因此也就不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在這些產業投資的積極性。

因此，在一個經濟技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太低，發達國家出于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擔憂，就會降低在中國技術密集程度高的產業進行投資的水平，而較多地在技術密集程度低的產業進行投資，顯然，這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是極為不利的。

三、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我們發現，由于國內創新水平低、市場規模狹小且缺乏競爭力等原因，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尤其是如果以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標準，會給本國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嚴重影響國內經濟增長。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有：

（一）降低國家的福利水平，加劇國際收入的轉移

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下，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表現為持續加強的態勢，這種加強會對國際收入在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分配產生很大的影響。

由于在技術水平上和創新能力上發達國家具有顯著優勢，使它們成為國際知識產權的主要所有者和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出口國。而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對國外技術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使中國在國際經濟中主要處于技術進口國的地位。因此，對中國而言，發達國家企業在世界市場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加強，這必然會降低短期福利水平，這種福利損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執行力度的加大將擴大知識產權保護在本國的有效覆蓋面，使許多原本免費使用的國外技術置于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內，當技術原來的使用量很大時，這種福利損失是非常大的。其次，對已經受保護的專利技術而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提高專利的價值。

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的短期福利是不利的，由于中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因而這種收入轉移的影響是不應忽視的。

（二）加大制度建設和管理成本

由于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現狀與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標準存在差距，因此知識產權制度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制度建設、實施和管理成本。

由于各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成本規模主要與當地知識產權保護現狀、法制建設程度和司法效率相關，而與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構成嚴格的正比關系，因此中國相對于發達國家更難以承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實施成本。

（三）提高技術產品的價格水平

我們知道，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維護了創新企業的短期壟斷地位，提升了專有技術產品的市場價格，增加了企業的預期利潤；而同時伴隨的是短期消費者福利的惡化。由于中國是技術凈進口國，是專利技術的消費者，因而是價格上漲的主要受害者。

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價格問題的焦點在于制藥業與電子信息業，因為它關系到過多的生命和健康狀況，關系到國家工業信息化的持續發展。許多實證研究證明藥品的價格對專利保護有較強的敏感性，但同時專利保護的改善也可能促使更多的跨國企業研制針對中國特有疾病的藥品，并促進本地企業研發和創新。

（四）增加社會就業和企業轉型的壓力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最直接的效應是導致社會經濟中的模仿率下降，因此當政府實施更嚴格的商標和版權法時，侵權和盜版行業必然會被削弱甚至關閉。而現實中中國在大量的非授權產品的復制和銷售行為，它們雇傭了相當一部分社會勞動力，有的甚至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因此政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面臨一個社會問題就是侵權和模仿業的轉型，及相關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取決于經濟中的原有模仿行為的繁榮程度。如果在實施新的知識產權制度之前，盜版與侵權的活動比較盛行，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勢必會對這些行為造成很大的沖擊，從而引起很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收入轉移、制度建設和管理成本、產品價格上漲、社會就業和企業轉型力，中國加強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忽視的。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實施成本，避免潛在的社會沖擊，中國政府應當實施有效措施來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四、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盡管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給中國帶來諸如上述列舉的一系列好處，但中國在世界科技體系中的弱勢地位以及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決定了在世界知識產權保護的趨同化上，中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為此，建議從以下方面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一）與發展中國家結成利益同盟

經濟和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使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和對抗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國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和對抗中應該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結成利益同盟，用一致的立場和觀點同發達國家抗衡，從而維護和提高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與發達國家就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問題進行談判時，必須把焦點放在“南北”雙方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現狀以及造成這種現狀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上來。

（二）建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知識產權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知識和科技創新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對待。

對于中國來說，在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過程中，國家相關職能部門需要借鑒各國經驗，加強與全國科技、經濟、貿易、文化等各領域的政府政策的銜接，制定和實施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戰略、知識產權信息戰略、知識產權人才戰略、知識產權教育戰略、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促進戰略、知識產權反壟斷戰略等一系列有利于增強創造、管理、實施和保護能力的綜合戰略。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宏觀策略的統一協調性，提高政府和社會對資源的利用效率。

（三）加強本國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和技術創新

中國要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向發達國家爭取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要認識到科技的驅動作用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的科技創新的能力，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體系，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的技術上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中國的技術創新存在兩條路徑，分別是自主創新和經由技術引進的創新。從事自主技術創新需要有一定的技術知識儲備和較強的研發能力，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了自主創新的條件。

同時還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的技術，本國的產業對外國的先進技術進行吸收，擴大本國的技術知識存量，加強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進而以本國技術水平的提高實現國內產業的發展升級。經由引進的技術創新存在兩種路徑：一種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通過復制和效仿等手段，直接將外國的產品設計等技術知識運用于本國的產品設計、生產過程中；另一種則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情況下，通過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渠道間接學習其中的隱含知識，擴大本國的知識存量進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而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毫無疑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國家企業的競爭力是這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決定部分。因此，必須加強本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和技術創新。

（四）利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靈活條款，建立知識產權反壟斷策略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40條允許各成員國獨立制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競爭性法律制度，以限制對知識產權的濫用，為中國建立反壟斷策略提供國際法依據。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建立了反壟斷法律制度，并且制定了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法規，認為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一樣，不可以創立壟斷地位。同時還提出了對各種許可證協議進行的方法，特別還對各種限制競爭的條款提出了分析方法以及應當對它們采取的基本態度。

對于中國來說，建立完善的反壟斷法律制度的關鍵在于要以保障自由競爭為目的，而不是單純針對本國或地方企業的利益采取一些狹隘的做法。加強非歧視的和公開的市場競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這既有利于防止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壟斷本國的市場，又有利于自己民族企業的快速健康地發展壯大。

五、結 論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加強，不僅會給中國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也會給中國帶來收益。本文對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經濟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行了概括的闡述，這對提高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然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改進的地方。為此，中國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導向，采取更加積極開放的措施來應對這一挑戰。

第二篇：WTO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班級：國貿071姓名：艾志鵬學號：070206129

WTO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20世紀80年代以來掀起的知識經濟的浪潮即“專利發明、商業秘密、不斷更新的計算機程序等無形資產”在經濟發展開始起到關鍵作用。“一批尚未走完工業經濟進程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意識到在當代必須以無形資產的積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識產權’的開發）促進有形資產的積累，才有可能趕上發達國家。”技術的自主和開發需要對創新成果予以保護，否則，便不會激勵人們投入到“自主知識產權”的開發與創新中去，亦無法維系有序的社會秩序。這在知識經濟下表現為知識產品的保護問題，從法律角度而言，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

知識產權的保護在當今法治社會，首先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知識產權法律規范；而后是切實保障法律中的規范能在實踐中切實的得以落實。這是每一個國情不同、知識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至于知識產權保護采取何種具體的方式，理應由每個國家根據自身情況靈活掌握，但在經濟一體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可能性已被大大壓縮了。這一問題轉變成了在符合國際準則的前提下，謀求本國的知識產權的發展與保護。

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力下形成的，TRIPS亦是美國、瑞士等發達國家積極倡導的產物。就中國的法制傳統和文化底涵而言，缺乏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自主產生的土壤。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一個社會單位或國家的法律發展也并不是自給自足的，這不僅是因為它并不孤立的存在于世，而且更是因為它自身需要外部的營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閉關鎖國”，唯有融入國際社會，才可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要了解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否適用于中國，就需要深刻的把握中國的現有國情。

一、中國的國情：

1．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口眾多，負擔沉重，相當一部分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底子較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

存在相當差距。同時，我國東部和西部發展差距較大，沿海地區發展迅速，西部地區貧窮落后。

2．中國是一個經濟增長迅速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2005年，由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評選的各項對比數據表明，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企業的500強的差距在不斷縮小，但在規模、企業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方面，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企業500強仍有較大差距。這也給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新的疑問，制定怎樣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才能與我國的知識產權發展水平相適應，并帶動我國知識產權的發展。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挑戰：

1、法律改革時間和空間的極度壓縮

在時間方面雖然TRIPS在實施方面，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各有5年的過渡期（最不發達國家為11年），但這種緩和，只是為了發展中國落實TRIPS提供了某種可能，而未能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水平與TRIPS相契合提供條件。如此一來，發展中國家為達到國際社會的要求，必然要承受某種犧牲。空間方面主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主權意志受到限制，發達國家通過經濟上的“貿易準則”等手段，政治上的“民主化”政策的推動，使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的受到國際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如“民主政治、人權原則、引進市場制度”的影響，立法的自主空間受到壓縮，很難完全按照本國國情設計自己的發展方向。

2、知識產權保護水準過高，扼制了我國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

事實證明，誰創造出新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能力越強，知識產權保護對誰就越有利。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2002年9月公布了題為《知識產權與發展政策的整合》的長篇報告，對TRIPS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作了詳實的分析，報告中指出：“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如此強烈的反對TRIPS協議？其根源在于TRIPS協議強迫所有國家，不論窮國還是富國，都必須給予新藥至少20年的專利保護，因此延誤了發展中國家健康服務機構生產窮人們所依賴的廉價代用藥品。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入世后發展中國家的窘境。知識產權保護既會獲得收益，又需付出代價，同時應當更加重視使知識產權政策與各發展中國家國情相適應。

3、知識產權保護水準與社會現實相脫節，造成了實施疲軟

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我國實行行政和司法雙軌制的執法體制。但在實踐中，其推行卻障礙重重。分析這種狀況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公民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一旦有暴利的誘惑，很容易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

②執法隊伍素質偏低，公正廉潔等政治素養及法律業務水平上都有待提高。③在執法中，地方保護主義傾向仍然存在，不利于建立統一國際大市場的要求。

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發展知識經濟的對策

1．立法應立足本國國情，注重本土化創新

立法一方面要考慮本國民族文化傳統和民眾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核心因素，即利益的衡量問題。而利益衡量的更深層次的因素仍受制于國情。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回應型法”的概念，認為法律應更多的回應社會的需要。那么應如何適應社會需要？從何著手？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的《知識產權與發展政策的整合》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路。

① 首先，知識產權是一種公共政策的工具，目的是為了產生更大的利益。②其次，為了利于技術傳播，應將人體、動物的診斷，治療和外科手術方法，植物和動物、計算機程序和商業方法，以及已知產品的新用途排除在可能受到專利保護的主題之外；同樣為了利于技術傳播，發展中國家應當規定盡可能多的專利權例外情況。

③發展中國家應當采用嚴格的新穎性和工業應用性標準（高于發達國家目前所采用的標準），采用嚴格的公開要求，避免批準保護范圍過寬的權利要求，以促進技術的傳播和應用。

④發展中國家應繼續在其版權法中維持或采用對教育、科研、圖書館使用的廣泛免責，賦予從互聯網上獲得信息的用戶以“合理使用”權，以利于文化傳播、教育的發展，等等。

2．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戰略

中國的知識產權戰略應圍繞中國國情制定。首先，應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礎性開拓性的重要發明創造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模仿仍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手段。模仿一吸收一改進創新是發展中國家技術發展的模式”所以發展中國家應在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同時，鼓勵技術創新，加強具有本國特色的技術改進保護制度，如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保護；其次，應建立本國技術創新體系。如同溫家寶總理所言，真正核心的技術是買不到的。唯有增強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方能在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趨勢中占據優據；第三，疏通本國的創新技術的實施渠道，促進本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3．增強本國公民特別是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掛鉤，極力推動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借此構筑和維護本國的國際競爭優勢，但因此也抬高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門檻，構成了國內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壁壘，并利用知識產權壁壘打壓中國企業的發展。

總結近幾年來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活動，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如創新活動缺乏明確的知識產權政策導向，各領域中的知識產權管理力度與科學性顯著不足，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產業化率偏低等問題。所以，要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管理作為規劃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內容，技術創新活動方能切實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力。

4．加強執法力度，切實保護知識產權

“保護知識產權是鼓勵創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要求”。固然TRIPS制定的初衷主要反映了發達國家的利益，但保護知識產權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在不斷提高，中國加入WTO的目的，就是要以外在的開放的市場經濟規則促進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經過不斷的努力，當中國的知識產權創新成果一定會隨著市場體制的健全，經濟的發展在質和量上逐步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中國在克服一定的困難后，必將會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受益。所以加強執法力度，保護知識產權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1、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1頁，2、易繼明、李輝鳳：《論著作權犯罪與刑罰的價值取向》，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3、劉劍文主編：《WTO與中國法律改革》，西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30頁

4、曲三強：《被動立法的百年輪回》，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5、唐安邦主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前沿問題與WTO知識產權協議》，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20頁

6、曲三強：《被動立法的百年輪回》，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7、徐明華、包海波等著：《知識產權強國之路——國際知識產權戰略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90頁

8、《自主創新要與知識產權管理有機結合》載《中國知識產權報》8月24日第一版

第三篇：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

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

[正 文]

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中，創新（Innovation）和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話題格外引起學者們和宏觀管理的決策者們的關注。那么什么是創新？其內涵和外延是怎

樣的，創新和知識產權二者之間存在著什么樣關系？

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橋梁，通過對創新者提供知識產權保護進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注：劉春田在“創新：知識產權和中國現代化論壇”的講話，中國人民大學和飛利浦公司主辦，2005年6月。）該論述將創新和知識產權設定為二者，即創新設定為前提，知識產權制度設定為保護創新進而促進創新、鼓勵創新的制度手段。在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關系中，創新是形成知識產權作為權利存在的重要基礎，應運而生的知識產權制度又反過來成為鼓勵創新的重要保障。也有學者認為：創新的概念是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認為創新本身指引入或者產生某種新事物，并且造成變化。同時認為創新分為三種類型：技術創新、管理創新

和制度創新。（注：成思危：“經濟大講堂”，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13/content_3613140_2.htm，2005年10月13日。）在其論述中，知識產權是包含在制度創新里面的，知識產權為制度創新的一部分。在這里，創新為宏觀概念或上位概念，而知識產權在其演進的過程中被吸收。事實上，本文認為這兩種觀點是對創新概念切入的角度不同，比如對其從微觀和宏觀角度的思考。決策者們更進一步認為：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速全社會的科技進步，關鍵是要加強和不斷推進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注：江澤民在國務院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的講話，1999年。），世界未來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注：溫家寶視察海爾、海信、青島啤酒等大型企業集團時的講話，2004年6月。）。這些表述說明決策者們將創新作為一個內核，而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分屬于創新的不同環節。追求這個內核，實際是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的探尋，或是探尋促進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內生力并追

求今后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決策者們的話題已遠在法學研究之上。

在眾多的學說面前，本文僅嘗試性地對創新的發展脈絡以及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關系進行描述并論述創新的最初發展環節：小傳統知識的存在以及社會對小傳統知識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忽略。

一、創新概念動態過程的嘗試性描述

提到創新，人們習慣于將技術和創新連結在一起。事實上技術創新只是創新概念所涵蓋的層面之一。對于創新的概念討論，往往是不同的詞語和創新的連結，比如思想創新、科學創新等等。學者們也從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視角明確了多種創新的定義，比如有學者從社會學角度認為，創新是在人類社會生產勞動實踐中取得的那些對人類社會進步及人的發展具有長遠而巨大的促進與加速作用的一類杰出成果。創新在本體上是一個系統的發展與結構的優化過程。（注：陳玉和：“創新的概念、創新的發生與創新教育模式”，載《煤炭高等教育》2001年3月，第69頁。）創新在經濟學上的含義，是指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

一種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因此經濟發展的“創新理論”就是指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的經濟發展過程。（注：林晶：“創新概念進入科學哲學論域的認識論意義”，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這些概括有其意義，但是我們仍然試圖將創新和其前綴分開，從創新的本義入手。

在本質上，創新實際上指兩個含義：一是拋開舊的，創造新的。二是指創造性、新意等。（注：引自《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出版，第198頁。）在這兩個含義中，前者傾向于宏觀上的指代，暗含著精神，更具有抽象意義，后者則指向具象化的實物，往往和具體事物的評價指數結合在一起。當討論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關系時，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前一個層面的含義，即當今中國需要的多種層面、多種意義上的創新以及如何完善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來鼓勵創新。對于后者，由于可以用現有的知識產權的權利屬性加以涵蓋，比如著作權要求的獨創性、專利權要求的創造性等，因此，本文不作重點討論。著眼于第一個含義，拋開舊的，創造新的，即宏觀意義上的創新，創新實際上體現了一個動態的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首先產生精神上的藍圖和意愿，其次著手實施這種意愿，并多次完善直至得到成果，最后當整個成果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形成社會現象時，制度隨之誕生，對這種新產生的社會普遍現象予以規范調整，并從中抽象出具有普適性的規則，建立對違反制度行為的相應處罰措施。對這個動態的過程加以分析，創新的過程實際上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動態結合。結合創新概念的動態過程，我們可以對已存在的創新的定義進行梳理。

創新的概念最早由熊彼特（J.A.Schumpter）在1912年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由于他在提出這個概念時主要以企業為研究對象，并對技術和經濟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該概念又被認為是技術創新的始祖。（注：劉慶有、卜琳華、鄒衛東：“論企業技術創新的概念、原則和模式”，載《科技與管理》1999年第1期，第60頁。）這也是導致人們提到創新時最先思考技術創新的原因之一。因此，對技術創新的概念論述頗豐。1962年伊偌思（J.L.Enos）指出技術創新是幾種行為綜合的結果。以及技術創新是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在創新環境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中介而使創新課題轉換形態、實現市場價值的一種實踐活動。（注：歐陽建平、曹志平：“技術創新定義綜述及定義方法”，載《中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12月，第350頁。）英國學者弗里曼認為創新包括與新產品（或改良產品）的銷售或新工藝（或改良工藝）、新設備的第一次商業性應用有關的技術、設計、制造、管理以及商業活動。美國學者繆爾塞認為技術創新是以其構思新穎性和成功實現為特征的有意義的非連續性事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認為技術創新是將新的或改進的產品、過程或服務引入市場。我國學者傅定驥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的潛在盈利機會，以獲得商業利益為目標，重新組織生產條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強、效率更高和費用更低的生產經營系統，從而推出新的產品，新的生產（工藝）方法，開辟新的市場，獲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給來源或建立企業的新的組織，它是包括科技、組織、商業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動的綜合過程。我國政府的官方定義認為技術創新是指企業應用創新的知識和新技術、新工藝，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模式，提高產品質量，開發生產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占據市場并實現市場價值。（注：繆沾：“關于技術創新概念的研

究”，載《云南科技管理》2001年第5期，第23頁。）

從上面多種定義不難看出，學者們在研究創新的概念時往往將創新的動態過程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混合在一起進行側重點不同的詮釋，把所有層次的創新都以技術創新的概念來統稱。僅就單純的技術創新層面的定義來看，英國學者弗里曼和我國政府的官方定義較為合適。而美國學者繆爾塞的定義最符合本文對于創新的動態完成過程的思考。本文認為，創新是知識創新在實踐中技術手段的實現并最終形成社會制度的動態全過程，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創新活動發生、發展直至完成的重要環節，是創新定義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三者的動態結合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創新。在探討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關系時，必須將三者結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創新作用與知識產權上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從知識創新到最終形成知識產權制度的全過程。如果將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法學概念來理解，知識創新是使知識產權權利存在的基礎。如果將知識產權作為一個制度來理解，那么應該說知識產權制度的設立就是人類的知識創新。而科學創新、管理創新等分屬各個領域，和知識產權并不發生法

學意義上的聯系。

二、知識創新的兩個系統

在創新的三個層面中，知識創新是創新的最重要的層面，是“智慧之火”，是水之源，木之本。知識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基本認識。有學者認為首次出現的知識創新詞語組合是十多年前Entovation International公司注冊的商標“知識創新”——Knowledge Innovation.（注：馬馳等：“也談?知識創新?”，載《華東科技》1998年第9期，第23頁。）知識創新的首次結合出現在知識產權的視野里，似乎預示著知識創新對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呼喚。通常認為，將知識創新進行完整定義的是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學者Debra M.Amidon于1993年提出的見解，他認為知識創新是：通過創造、演進、交流和應用，將新的思想轉化為可銷售的產品和服務，以取得企業經營成功、國家經濟振興和社會全面繁榮。1997年，該學者在其專著《面向知識經濟的創新戰略——認識的覺醒》中將知識創新上升

為知識創新戰略。（注：見注釋（11）。）

在知識創新中，各類知識均不同程度存在著更新和完善，以及從無到有、去粗取精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正是這種知識創新特有的前進過程促進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及創新，知識創新并不以其主體的社會層次為劃分標準。但是，在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相結合完成制度創新動態全過程的時候，制度這一上層建筑的抽象系統卻人為地按照知識創新主體的社會層次的不同對知識創新的完成區別對待。因此有學者也稱來自于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群的知識所形成的文化分別為精英文化（上層文化）和通俗文化（下層文化）。

本文采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雷德斐爾德（Redfield）在《鄉民社會與文化》（1956年）中的提法，將這些來自于不同社會層次的知識劃分為大傳統知識（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知識（little tradition），分別代表著知識中制度化的正統品格、民間化的民眾品格。（注：范軍：“中國文學的菩薩世界”，載《中華讀書報》2005年4月20日。）在多層社會結構中，從知識創新到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最終完成，必須包含大傳統知識知識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與小傳統知識知識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兩個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習慣于將大傳統知識視為知識，對大傳統知識進行的知識創新視為創新。因此，對大傳統知識的制度保護以及大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的制度保護均已在我國多個領域發展完善。對小傳統知識，由于其所具有的民眾品格，在我國既有的文化中，存在著財

產權利個體歸屬指向的先天困難或者這種指向易被人們忽略。因此這部分知識，盡管其價值性得到社會的認同，但因其財產所有權主體不明確、知識價值性難以量化等諸多原因，以及長期以來在生活中被人們普遍使用的社會現狀，因此被漠視為自然的和共有的。這類知識的形成和創新最后融入社會常識和社會習俗，往往處于自然傳播和無償使用的習慣之中。對小傳統知識認識的欠缺直接導致了其制度保護兩個層面的欠缺，即對小傳統知識的制度保護和對小傳統知識知識創新的制度保護。本文筆者的思路是思考知識創新的保護應當同時思索兩種知識體系的保護，即已形成制度化的知識的創新保護和具有民間品格的非制度化的知識的創新保護。

事實上，小傳統知識恰恰是最活躍和最能體現我國民眾文化特色的知識。作為小傳統知識的組成部分之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它把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納入到文化的視野中并提出了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強調：一向不被視為知識的口頭傳統，以及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以及用于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均應列為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注：“編者按”，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4月27日。）這種概念對于推動將小傳統知識，即具有民眾品格知識的創新和知識成果納入到知識產權制度體系中，實現兩個知識傳統和知識結構的保護一體化和保護標準整合，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對具有小傳統知識創新能力的我國民眾極具激勵作用。對小傳統知識的肯定和鼓勵，也是對知識概念的創新，對知識創新的認知把小傳統的知識創新納入視閾，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制

度體系構建方面更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三、小傳統知識創新帶來的知識產權保護思考

首先，小傳統知識創新在當代社會經濟條件下的意義。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本質上說，只有智力成果體現了財產所有關系和財產流轉關系，存在發生經濟關系的可能，才有在知識

產權制度框架內對其討論的必要。

在我國以往的知識環境中，生產的方式和制度的設定決定了我國兩個系統的知識所產生的價值轉換是有限的，消極承認和消極保護私權導致不易確立由知識帶來的權利，并阻礙了由權利帶來的經濟上的巨量升值。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盡管很豐富，人們只認為其是生活的點綴或對生活的一點點改進，同時由于這些改進所附屬載體的傳播，知識創新極易被利用，因而民間不存在對于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引發的價值思考。對于大傳統知識，我國傳統的上層社會由于和生產的相對脫離因而形成了重道德輕技藝的價值觀念，如君子言義不言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等，直接與物質利益相聯系的知識創新不僅沒有得到承認，反而被認為是“奇技淫巧”而被排斥。在早期的社會主流意識之下，大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不僅更多地關注于文史哲等形而上的層面，較少產生與直接生產相關的知識。建國后，小傳統知識情況依舊，在遠離法學家視野的角落里自生自滅。對大傳統知識的認知則不斷地發生改變，所欠缺的是社會對大傳統知識知識創新主體的經濟利益思考，往往以精神鼓勵作為替代。無論哪種情況，兩類知識的知識創新在共享和無償傳播過程中并不涉及過多利益，客觀地說，在傳播能量有限的忽略私權的社會中，兩類知識在創新上的傳播無形提高了全民族的生產技

能，有利于社會生產知識和生活知識的普及與提高。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當制度沒有被構建，在沒有形成鼓勵并保護知識創新的制度創新的社會條件下，人們會忽視知識創新的財產

價值，特別是忽視小傳統知識的財產價值。

自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私權保護的制度創新為知識轉化為直接的物質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簡單的財富積累在知識創新后變成了呈幾何級數的跳躍式發展。知識創新作為生產發展的原動力正式進入了社會大眾的視野。一項小傳統知識的開發，比如傳統工藝的開發會帶動出口，創造數倍的經濟效益。而一項傳統工藝成為專利也會給工藝持有人帶來滾滾財富。同樣，一個口頭流傳的民間笑話經過加工之后成為小品制成光碟，改成動畫，形成了文化產業，同時創造了無可估量的財富。在這樣的環境下，相對于發展成熟的大傳統知識，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被提高到保護中華

民族民族知識財富的高度，相關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的法理意義得以成立。

其次，當下對于小傳統知識認識的轉變。我國于2004年由文化部正式提出保護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程，這本身就是一個知識觀念上的創新。事實上，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是小傳統知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文化遺產保護列入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僅僅是一個起步。并且，這一政策的著眼點在于“遺產”，即已經完成的知識創新。嚴格地說，這種保護僅僅是針對以往知識的創新而不是對當下和未來小傳統知識的確認和創新保護。這種從國家立場出發的政府行為，在現實的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下并沒有體現該知識的自身價值和財產意義，因而嚴格意義上說，上述啟動的工程只是文化意義的保護而不是知識產權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因此，從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到制度創新的動態完成過程這一立場來說，本文著重強調的是對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以及最終形成保護小傳統知識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創新。如前所述，一方面小傳統知識由于其知識創造的方式不易形成飛躍，另一方面，實現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完成之后在技術創新層面上容易實現。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制度加以保護，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極易在短期內為公眾知曉，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常識，不能直接為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人帶來經濟利益。我國當前的知識產權制度并未對小傳統知識創新形成共識，小傳統知識在知識創新時所涉及的知識產權門類存在爭議，甚至小傳統知識應否得到知識產權制度的支持仍在學術探討之中，這些都不利于小傳統知識的知識創新，也對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提出挑戰，更是造成我國小傳統知識財富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

總之，關于知識創新流程的認知和兩個系統的知識創新問題，是一個令人思索的話題，在論述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關系時，這個話題應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從某些方面來說，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本身就是一種創新。正因為如此，本文的思考顯然還需要進一步論證和完善，如果說，提出問題的本身具有意義，那么本文的意義也許僅限于此，探尋解決問題的途徑和理論的完善將是未來研究的目標。在此，謹以此文歡迎知識產權界的同仁不吝給予

支持、詰難和辯駁，使之豐富與完善。

第四篇：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為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總體部署，有效推動2011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強執法、突出專項、推進協調、強化宣傳、規范管理”的指導方針，特制定本行動計劃。

（一）制定、修訂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

1．專利、商標、版權法律法規和規章

（1）做好修改《專利代理條例》工作。

（2）修改《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

（3）研究制定《職務技術成果條例》和《職務發明人流動中利益共享辦法》。

（4）做好《商標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進程，啟動《商標法實施條例》修改的調研工作。

（5）積極推進《著作權法》及其配套法規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立法進度。

（7）制定《教科書法定許可付酬辦法》，推動《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修訂。

2．其他法律法規和規章

（8）繼續推進《生物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的立法協調工作。

（9）開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修訂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進《對外貿易法》中“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配套規章制定工作，協調起草《知識產權濫用反壟斷指南》。

（11）加快《中醫藥法》的立法進程，繼續做好《中醫藥法》立法的溝通協調工作，加強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

（12）完成對《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實施辦法的修訂工作。

（13）完善《涉及專利的國家標準制修訂管理規定（暫行）》。

（14）研究制定并發布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審批規則。

（15）做好《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完成后，著手配套實施細則的起草、調研工作。

（16）組織開展《國防專利條例》修訂工作，制定國防知識產權相關規章。

3．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

（17）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試行由知識產權庭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

（18）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壟斷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19）制定《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20）完成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司法保護調研，起草關于審理網絡著作權案件的司法解釋。

（21）適時起草關于專利、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判標準和商業秘密司法保護的指導性意見。

（22）發布《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積極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若干問題的意見》。

（23）繼續修改并適時下發實行《企業職工檔案管理規定》及《貫徹執行勞動合同法若干意見》等勞動法律配套規章，完善有關競業限制等商業秘密保護政策。

（24）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扶持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及傳承機制建設政策》、《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分類保護規范》、《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總體規劃編制規范》、《非物質文化遺產珍貴實物管理辦法》、《人口較少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等政策或指導性文件。

（25）出臺《版權行政執法指導意見》，進一步完善版權行政執法體制，支持文化市場行政執法機構開展版權執法工作。

（二）提高知識產權執法水平

1．開展專項行動

（26）全面貫徹落實《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方案》，組織協調專項行動開展，推動我國保護知識產權長效機制建設。

（27）大力推進政府機關和企業使用正版軟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確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檢查整改工作，配合財政和國家機關事務管理部門做好經費保障和軟件資產管理，構建使用正版軟件、抵制盜版軟件的長效工作機制；加大推進企業使用正版軟件工作力度，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企業軟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積極作用，加快推進外資、民營企業軟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業軟件資產管理試點工作。

（28）開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行為的專項行動，加強對互聯網站的主動監管，加大對網絡侵權案件打擊力度，重點打擊利用互聯網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提供盜版影視作品、軟件下載服務以及運營網絡游戲私服、外掛等侵權犯罪活動，加強網絡知識產權保護，建立網絡版權行政保護的常態化機制。

（29）繼續推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犯罪的“亮劍”專項行動，強化指導協調和督促檢查，確保全國專項行動整體推進。

（30）按照《關于做好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律師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組織引導律師做好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辯護代理工作。

（31）組織全國農業行政部門實施《打擊侵犯品種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種子專項行動方案》，曝光一批侵權假冒企業，滅活處理一批假冒偽劣授權品種種子。

（32）組織開展文化市場專項整治行動，繼續深入開展整治互聯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專項行動。

（33）結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深入開展中央企業知識產權自查自糾活動，并指導中央企業制定相應知識產權應急預案。

（34）根據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要求，在全國海關范圍內積極推進和部署，繼續保持打擊進出口侵權違法行為的高壓態勢，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強對侵權信息的分析和處理，不斷完善與知識產權權利人的配合機制，對進出口侵權商品的違法行為實施精準打擊。

（35）提高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實效，重點查處侵犯涉外商標和馳名商標的違法行為，切實扼制惡意商標搶注行為，嚴厲查處違法印制商標標識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裝裝潢的行為。

（36）推進和落實打擊生產領域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專項行動各項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點地區，并積極探索建立打擊假冒保護知識產權的長效工作機制，大力推進“12365”舉報處置指揮系統建設，繼續深入推進“打擊假冒，保護名優”工作。

（37）組織“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重點地區查繳盜版出版物集中銷毀活動，對重點案件進行掛牌督辦，限時辦結。

（38）組織開展打擊制售假劣林木種苗和保護植物新品種權專項行動，嚴厲打擊制售假劣林木種苗、依法查處無證無簽生產經營林木種苗、新品種侵權和假冒等違法行為，依法保護育種者權益。

（39）組織落實《知識產權系統執法專項行動方案》，堅決打擊反復、群體、惡意侵權及假冒專利行為，加大接受知識產權舉報投訴力度，推進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建設，強化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加強部門間區域間執法協作，推動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協調配合，切實做好執法檢查與督導工作。

（40）依法積極配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加大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力度，依法嚴厲制裁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充分發揮懲罰和震懾犯罪功能。

（41）積極參與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專項行動，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及時予以批捕和起訴，對重大、有影響的案件加強督辦。

2．加強日常執法

（42）組織編寫辦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指導手冊，幫助一線執法人員正確理解和適用相關法律，規范受案、辦案工作。

（43）加強DNA等執法鑒定技術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紋圖譜鑒定規程，支持建立有資質的品種鑒定機構，完善品種權執法鑒定體系。

（44）積極開展計算機預裝盜版軟件的市場治理，集中加強對計算機生產企業的源頭治理，加大對軟件等重點產品的市場監管力度。

（45）推動建立版權爭議調解機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機銜接的版權爭議民事調解機制。

（46）組織制定發布《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47）推進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建設，深入開展“5?26”執法推進工程和全國專利保護重點聯系基地工作。

（48）組織全國法院開展“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題活動，召開“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公開座談會”。

（49）做好地理標志保護工作，加大監督抽檢力度，嚴厲打擊地理標志侵權假冒行為。

3．加強知識產權司法工作

（50）繼續積極推動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試點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管轄制度，進一步擴大管轄一般知識產權案件的基層法院的范圍，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轄范圍。

（52）實施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基層基礎建設“三五工程”，選擇具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的五個基層法院作為首批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基層示范法院，選擇五個中院作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基地，在全國范圍內選擇五所重點高校作為首批中國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基地。

（53）開展“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專項監督活動”，依法嚴肅查辦行政執法部門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徇私舞弊等行為，及時予以監督糾正。

（54）進一步推動“兩法銜接”工作，積極推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機關建立“網上銜接，信息共享”機制。

（三）發展知識產權服務

（55）組織制定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分類規范、準入條件、執業規則等知識產權登記管理相關文件。

（56）就律師從事專利、商標代理業務的相關問題加強溝通協調，為律師從事專利代理業務創造條件，推動律師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的規范性文件出臺。

（57）研究制定《律師從事專利業務指引》、《律師從事商標業務指引》等指導性業務操作指南，幫助全國律師開展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業務。

（58）吸納更多的知識產權中介組織為實施農業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服務，支持農業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以農業知識產權為紐帶開展相關服務活動，指導種業知識產權聯盟開展種業知識產權信息共享和維權救助工作。

（59）繼續做好植物新品種保護技術支撐體系建設規劃的落實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種測試機構功能和區域布局，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種測試體系。

（60）繼續通過多種方式發布企業知識產權海外預警和指導信息，通過編寫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報告、發布行業專利技術分析報告、對企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培訓、繼續在境外知名展會上設立“中國參展企業知識產權服務站”等多種方式健全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機制，指導和協助我國企業處理對外經貿關系中的重點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推動企業知識產權海外維權中心試點。

（61）定期開展中美337調查交流，積極組織對337調查的立法修訂進行評議，表達我國內產業、企業關注，加強對重大案件企業的應訴指導，同時對在337調查中取得勝訴的企業，努力協調各部門給予政策支持和幫助。

（62）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信息化建設，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建設方案，制定全國統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標準體系，統籌規劃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建設，初步建立起提供公眾服務的數據庫群。

（63）充分發揮集體管理組織、行業協會和版權中介機構的作用，進一步規范其市場行為，支持其依法開展業務活動，為其發展創造條件。

（64）創新版權公共服務形式，增強版權公共服務能力，提高作品登記和著作權合同登記備案的質量和數量。

（65）重點建設和完善林業植物新品種、與林業有關的專利、地理標志等內容的林業知識產權基礎數據庫，進一步完善林業知識產權公共信息平臺和重點出口林產品知識產權預警機制，啟動“中國林業知識產權網”，支持組建多種形式的保護聯盟，為林業植物新品種的創造、保護與運用提供服務。

（66）穩步落實《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兩岸在專利、商標、版權、植物新品種等領域的合作。

（四）加強知識產權教育培訓和人才隊伍建設

（67）鼓勵地方和學校利用《義務教育課程設置方案》規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課時，組織開展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教育活動，指導思想品德課教材編寫組根據課程標準關于知識產權內容的教育要求，修訂教材。

（68）繼續推進在職攻讀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知識產權方向班研究生培養工作。

（69）加大知識產權司法鑒定人崗前培訓和繼續教育力度，開展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教育，進一步提高隊伍整體素質。

（70）進一步加強公務員知識產權培訓，加大指導和監督力度，繼續將知識產權培訓納入各類培訓，提高公務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71）加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保護，啟動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落實補助經費，制定管理細則、出臺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對學藝者、繼承者的助學、獎學等激勵措施。

（72）加強版權培訓工作，開展領導干部、執法人員、著作權人、版權相關企業經營者版權培訓，培養版權專業人才。

（73）按照《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任務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實“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組織工作，出臺具體措施和辦法。

（五）推進知識產權宣傳和文化建設

（74）進一步加強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的宣傳報道，及時報道各地區各部門采取切實措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的進展成效，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報道專項行動查處的一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營造保護知識產權、自覺抵制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良好社會氛圍。

（75）結合國際輿論關注點，有針對性地加強知識產權對外宣傳，充分報道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國政府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堅定決心，使國際社會客觀、公正、全面了解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的積極成效。

（76）在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開辟知識產權專項行動專版、專欄，對公安機關打擊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工作情況等進行專題宣傳，提升公眾知識產權意識，為推進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77）通過《2011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對知識產權法制宣傳教育作出部署，根據“六五”普法的要求，繼續深化“法律六進”活動，推動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機關、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

（78）指導種業知識產權聯盟成員向全國種業發出誠信守法倡議書，結合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成立50周年，編制植物新品種保護宣傳冊，舉辦第五屆全國農業知識產權論壇。

（79）繼續深入開展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和企業境外參展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活動，進一步增強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充分利用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網等平臺，做好知識產權信息發布與宣傳工作。

（80）發揮廣播影視大眾媒體優勢，組織協調廣播電視播出機構積極開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宣傳工作，大力宣傳保護知識產權和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中的經驗成果。

（81）組織編寫發布《2010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和《2010年全國及地方知識產權保護狀況擇要》。

（82）組織開展全國知識產權保護志愿者相關工作。

（83）評選并發布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發布《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報告（2010）》，開通“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

（84）加強地理標志保護的宣傳和培訓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標志保護知識，提高社會對地理標志工作的認知水平。

（六）擴大知識產權對外交流合作

（85）繼續配合開展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利用高層交往、雙邊和多邊場合與重點國家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進行溝通交流。

（86）組織《生物多樣性公約》有關“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國際制度”的國際談判，對《名古屋議定書》進行深入研究，為做好我國的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做好后備工作。

（87）積極參與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的相關會議和活動，加強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雙邊和多邊合作，做好東亞植物新品種保護論壇工作，有效開展東亞地區植物新品種保護技術交流與合作。

（88）完善與美、歐、日、俄、巴西、瑞士等國的對話與知識產權工作組機制，牽頭開展中歐、中瑞（士）地理標志雙邊合作協定的談判工作，增進雙邊經貿關系，推進建立中美知識產權合作項目，與歐方探討建立新一期中歐知識產權合作項目。

（89）推動在美國、歐盟和日本開展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海外宣傳周活動。

（90）牽頭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理事會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知識產權專家組會議，積極參與各項知識產權議題的談判，開展知識產權信息交流。

（91）協調參與自貿協定中知識產權議題的談判，做好已實施自貿協定中知識產權章節或條款的落實工作。

（92）舉辦藥品數據保護制度國際研討會，深入探討藥品試驗數據保護相關制度的實施策略。

（93）繼續派員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會議，繼續跟蹤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和地理標志法律常設委員會（SCT）會議，馬德里法律發展工作組會議等的進展情況，積極利用國際規則充分維護我國的商標權益。

（94）加強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亞廣聯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廣播組織權利公約》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貿聯委會有關版權的后續工作，召開中美網絡版權會議，進一步落實“中美版權戰略合作備忘錄”的實施計劃，推進和落實中英版權諒解備忘錄2010—2011年工作計劃，落實中日和中韓版權合作備忘錄框架下相關工作，積極參與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貿易區談判和中巴、中俄經貿分委會知識產權工作組會議等相關工作。

（96）牽頭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發展議程、傳統知識和民間文藝保護、專利合作條約改革等議題的國際談判與磋商，持續推進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平衡發展。

（97）深化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俄羅斯、日本、韓國、巴西、澳大利亞、蒙古等國的雙邊專利合作與交流，落實雙邊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98）深入落實中國與東盟知識產權合作諒解備忘錄，拓展合作領域，舉辦“中國—東盟知識產權研討會”。

（99）進一步加強、拓展與非洲知識產權組織、非洲地區知識產權組織兩個區域組織的合作，力爭開拓與非洲大國知識產權機構新的雙邊關系。

（100）繼續深化地理標志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爭取實現與地理標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護國內外地理標志權利人的合法利益。

第五篇：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為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加強2011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按照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安排，聯席會議28家成員單位共同制定了《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日前，該計劃正式印發實施。

《行動計劃》按照“完善制度、加強執法、突出專項、推進協調、強化宣傳、規范管理”的指導方針，結合實際和各相關部門職能，從制定及修訂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提高知識產權執法水平、發展知識產權服務、加強知識產權教育培訓和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知識產權宣傳和文化建設以及擴大知識產權對外交流合作等6個方面提出100項具體措施，并明確了牽頭和參與部門。整個計劃層次分明，內容充實，重點突出，針對性強，對我國2011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展具有重大指導作用。

《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全文）

為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總體部署，有效推動2011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強執法、突出專項、推進協調、強化宣傳、規范管理”的指導方針，特制定本行動計劃。

（一）制定、修訂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

1．專利、商標、版權法律法規和規章

（1）做好修改《專利代理條例》工作。

（2）修改《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

（3）研究制定《職務技術成果條例》和《職務發明人流動中利益共享辦法》。

（4）做好《商標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進程，啟動《商標法實施條例》修改的調研工作。

（5）積極推進《著作權法》及其配套法規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立法進度。

（7）制定《教科書法定許可付酬辦法》，推動《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修訂。

2．其他法律法規和規章

（8）繼續推進《生物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的立法協調工作。

（9）開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修訂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進《對外貿易法》中“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配套規章制定工作，協調起草《知識產權濫用反壟斷指南》。

（11）加快《中醫藥法》的立法進程，繼續做好《中醫藥法》立法的溝通協調工作，加強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

（12）完成對《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實施辦法的修訂工作。

（13）完善《涉及專利的國家標準制修訂管理規定（暫行）》。

（14）研究制定并發布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審批規則。

（15）做好《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完成后，著手配套實施細則的起草、調研工作。

（16）組織開展《國防專利條例》修訂工作，制定國防知識產權相關規章。3．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

（17）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試行由知識產權庭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

（18）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壟斷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19）制定《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20）完成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司法保護調研，起草關于審理網絡著作權案件的司法解釋。

（21）適時起草關于專利、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判標準和商業秘密司法保護的指導性意見。

（22）發布《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積極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若干問題的意見》。

（23）繼續修改并適時下發實行《企業職工檔案管理規定》及《貫徹執行勞動合同法若干意見》等勞動法律配套規章，完善有關競業限制等商業秘密保護政策。

（24）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扶持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及傳承機制建設政策》、《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分類保護規范》、《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總體規劃編制規范》、《非物質文化遺產珍貴實物管理辦法》、《人口較少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等政策或指導性文件。

（25）出臺《版權行政執法指導意見》，進一步完善版權行政執法體制，支持文化市場行政執法機構開展版權執法工作。

（二）提高知識產權執法水平

1．開展專項行動

（26）全面貫徹落實《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方案》，組織協調專項行動開展，推動我國保護知識產權長效機制建設。

（27）大力推進政府機關和企業使用正版軟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確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檢查整改工作，配合財政和國家機關事務管理部門做好經費保障和軟件資產管理，構建使用正版軟件、抵制盜版軟件的長效工作機制；加大推進企業使用正版軟件工作力度，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企業軟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積極作用，加快推進外資、民營企業軟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業軟件資產管理試點工作。

（28）開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行為的專項行動，加強對互聯網站的主動監管，加大對網絡侵權案件打擊力度，重點打擊利用互聯網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提供盜版影視作品、軟件下載服務以及運營網絡游戲私服、外掛等侵權犯罪活動，加強網絡知識產權保護，建立網絡版權行政保護的常態化機制。

（29）繼續推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犯罪的“亮劍”專項行動，強化指導協調和督促檢查，確保全國專項行動整體推進。

（30）按照《關于做好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律師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組織引導律師做好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辯護代理工作。

（31）組織全國農業行政部門實施《打擊侵犯品種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種子專項行動方案》，曝光一批侵權假冒企業，滅活處理一批假冒偽劣授權品種種子。

（32）組織開展文化市場專項整治行動，繼續深入開展整治互聯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專項行動。

（33）結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深入開展中央企業知識產權自查自糾活動，并指導中央企業制定相應知識產權應急預案。

（34）根據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要求，在全國海關范圍內積極推進和部署，繼續保持打擊進出口侵權違法行為的高壓態勢，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強對侵權信息的分析和處理，不斷完善與知識產權權利人的配合機制，對進出口侵權商品的違法行為實施精準打擊。

（35）提高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實效，重點查處侵犯涉外商標和馳名商標的違法行為，切實扼制惡意商標搶注行為，嚴厲查處違法印制商標標識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裝裝潢的行為。

（36）推進和落實打擊生產領域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專項行動各項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點地區，并積極探索建立打擊假冒保護知識產權的長效工作機制，大力推進“12365”舉報處置指揮系統建設，繼續深入推進“打擊假冒，保護名優”工作。

（37）組織“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重點地區查繳盜版出版物集中銷毀活動，對重點案件進行掛牌督辦，限時辦結。

（38）組織開展打擊制售假劣林木種苗和保護植物新品種權專項行動，嚴厲打擊制售假劣林木種苗、依法查處無證無簽生產經營林木種苗、新品種侵權和假冒等違法行為，依法保護育種者權益。

（39）組織落實《知識產權系統執法專項行動方案》，堅決打擊反復、群體、惡意侵權及假冒專利行為，加大接受知識產權舉報投訴力度，推進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建設，強化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加強部門間區域間執法協作，推動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協調配合，切實做好執法檢查與督導工作。

（40）依法積極配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加大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力度，依法嚴厲制裁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充分發揮懲罰和震懾犯罪功能。

（41）積極參與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專項行動，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及時予以批捕和起訴，對重大、有影響的案件加強督辦。2．加強日常執法

（42）組織編寫辦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指導手冊，幫助一線執法人員正確理解和適用相關法律，規范受案、辦案工作。

（43）加強DNA等執法鑒定技術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紋圖譜鑒定規程，支持建立有資質的品種鑒定機構，完善品種權執法鑒定體系。

（44）積極開展計算機預裝盜版軟件的市場治理，集中加強對計算機生產企業的源頭治理，加大對軟件等重點產品的市場監管力度。

（45）推動建立版權爭議調解機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機銜接的版權爭議民事調解機制。

（46）組織制定發布《2011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

（47）推進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建設，深入開展“5?26”執法推進工程和全國專利保護重點聯系基地工作。

（48）組織全國法院開展“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題活動，召開“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公開座談會”。

（49）做好地理標志保護工作，加大監督抽檢力度，嚴厲打擊地理標志侵權假冒行為。

3．加強知識產權司法工作

（50）繼續積極推動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試點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管轄制度，進一步擴大管轄一般知識產權案件的基層法院的范圍，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轄范圍。

（52）實施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基層基礎建設“三五工程”，選擇具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的五個基層法院作為首批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基層示范法院，選擇五個中院作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基地，在全國范圍內選擇五所重點高校作為首批中國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基地。

（53）開展“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專項監督活動”，依法嚴肅查辦行政執法部門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徇私舞弊等行為，及時予以監督糾正。

（54）進一步推動“兩法銜接”工作，積極推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機關建立“網上銜接，信息共享”機制。

（三）發展知識產權服務

（55）組織制定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分類規范、準入條件、執業規則等知識產權登記管理相關文件。

（56）就律師從事專利、商標代理業務的相關問題加強溝通協調，為律師從事專利代理業務創造條件，推動律師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的規范性文件出臺。

（57）研究制定《律師從事專利業務指引》、《律師從事商標業務指引》等指導性業務操作指南，幫助全國律師開展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業務。

（58）吸納更多的知識產權中介組織為實施農業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服務，支持農業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以農業知識產權為紐帶開展相關服務活動，指導種業知識產權聯盟開展種業知識產權信息共享和維權救助工作。

（59）繼續做好植物新品種保護技術支撐體系建設規劃的落實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種測試機構功能和區域布局，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種測試體系。

（60）繼續通過多種方式發布企業知識產權海外預警和指導信息，通過編寫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報告、發布行業專利技術分析報告、對企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培訓、繼續在境外知名展會上設立“中國參展企業知識產權服務站”等多種

方式健全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機制，指導和協助我國企業處理對外經貿關系中的重點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推動企業知識產權海外維權中心試點。

（61）定期開展中美337調查交流，積極組織對337調查的立法修訂進行評議，表達我國內產業、企業關注，加強對重大案件企業的應訴指導，同時對在337調查中取得勝訴的企業，努力協調各部門給予政策支持和幫助。

（62）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信息化建設，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建設方案，制定全國統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標準體系，統籌規劃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建設，初步建立起提供公眾服務的數據庫群。

（63）充分發揮集體管理組織、行業協會和版權中介機構的作用，進一步規范其市場行為，支持其依法開展業務活動，為其發展創造條件。

（64）創新版權公共服務形式，增強版權公共服務能力，提高作品登記和著作權合同登記備案的質量和數量。

（65）重點建設和完善林業植物新品種、與林業有關的專利、地理標志等內容的林業知識產權基礎數據庫，進一步完善林業知識產權公共信息平臺和重點出口林產品知識產權預警機制，啟動“中國林業知識產權網”，支持組建多種形式的保護聯盟，為林業植物新品種的創造、保護與運用提供服務。

（66）穩步落實《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兩岸在專利、商標、版權、植物新品種等領域的合作。

（四）加強知識產權教育培訓和人才隊伍建設

（67）鼓勵地方和學校利用《義務教育課程設置方案》規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課時，組織開展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教育活動，指導思想品德課教材編寫組根據課程標準關于知識產權內容的教育要求，修訂教材。

（68）繼續推進在職攻讀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知識產權方向班研究生培養工作。

（69）加大知識產權司法鑒定人崗前培訓和繼續教育力度，開展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教育，進一步提高隊伍整體素質。

（70）進一步加強公務員知識產權培訓，加大指導和監督力度，繼續將知識產權培訓納入各類培訓，提高公務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71）加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保護，啟動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落實補助經費，制定管理細則、出臺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對學藝者、繼承者的助學、獎學等激勵措施。

（72）加強版權培訓工作，開展領導干部、執法人員、著作權人、版權相關企業經營者版權培訓，培養版權專業人才。

（73）按照《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任務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實“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組織工作，出臺具體措施和辦法。

（五）推進知識產權宣傳和文化建設

（74）進一步加強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的宣傳報道，及時報道各地區各部門采取切實措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的進展成效，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報道專項行動查處的一

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營造保護知識產權、自覺抵制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良好社會氛圍。

（75）結合國際輿論關注點，有針對性地加強知識產權對外宣傳，充分報道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國政府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堅定決心，使國際社會客觀、公正、全面了解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的積極成效。

（76）在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開辟知識產權專項行動專版、專欄，對公安機關打擊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工作情況等進行專題宣傳，提升公眾知識產權意識，為推進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77）通過《2011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對知識產權法制宣傳教育作出部署，根據“六五”普法的要求，繼續深化“法律六進”活動，推動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機關、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

（78）指導種業知識產權聯盟成員向全國種業發出誠信守法倡議書，結合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成立50周年，編制植物新品種保護宣傳冊，舉辦第五屆全國農業知識產權論壇。

（79）繼續深入開展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和企業境外參展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活動，進一步增強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充分利用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網等平臺，做好知識產權信息發布與宣傳工作。

（80）發揮廣播影視大眾媒體優勢，組織協調廣播電視播出機構積極開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宣傳工作，大力宣傳保護知識產權和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中的經驗成果。

（81）組織編寫發布《2010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和《2010年全國及地方知識產權保護狀況擇要》。

（82）組織開展全國知識產權保護志愿者相關工作。

（83）評選并發布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發布《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報告（2010）》，開通“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

（84）加強地理標志保護的宣傳和培訓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標志保護知識，提高社會對地理標志工作的認知水平。

（六）擴大知識產權對外交流合作

（85）繼續配合開展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利用高層交往、雙邊和多邊場合與重點國家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進行溝通交流。

（86）組織《生物多樣性公約》有關“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國際制度”的國際談判，對《名古屋議定書》進行深入研究，為做好我國的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做好后備工作。

（87）積極參與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的相關會議和活動，加強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雙邊和多邊合作，做好東亞植物新品種保護論壇工作，有效開展東亞地區植物新品種保護技術交流與合作。

（88）完善與美、歐、日、俄、巴西、瑞士等國的對話與知識產權工作組機制，牽頭開展中歐、中瑞（士）地理標志雙邊合作協定的談判工作，增進雙邊經貿關系，推進建立中美知識產權合作項目，與歐方探討建立新一期中歐知識產權合作項目。

（89）推動在美國、歐盟和日本開展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海外宣傳周活動。

（90）牽頭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理事會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知識產權專家組會議，積極參與各項知識產權議題的談判，開展知識產權信息交流。

（91）協調參與自貿協定中知識產權議題的談判，做好已實施自貿協定中知識產權章節或條款的落實工作。

（92）舉辦藥品數據保護制度國際研討會，深入探討藥品試驗數據保護相關制度的實施策略。

（93）繼續派員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會議，繼續跟蹤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和地理標志法律常設委員會（SCT）會議，馬德里法律發展工作組會議等的進展情況，積極利用國際規則充分維護我國的商標權益。

（94）加強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亞廣聯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廣播組織權利公約》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貿聯委會有關版權的后續工作，召開中美網絡版權會議，進一步落實“中美版權戰略合作備忘錄”的實施計劃，推進和落實中英版權諒解備忘錄2010—2011年工作計劃，落實中日和中韓版權合作備忘錄框架下相關工作，積極參與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貿易區談判和中巴、中俄經貿分委會知識產權工作組會議等相關工作。

（96）牽頭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發展議程、傳統知識和民間文藝保護、專利合作條約改革等議題的國際談判與磋商，持續推進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平衡發展。

（97）深化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俄羅斯、日本、韓國、巴西、澳大利亞、蒙古等國的雙邊專利合作與交流，落實雙邊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98）深入落實中國與東盟知識產權合作諒解備忘錄，拓展合作領域，舉辦“中國—東盟知識產權研討會”。

（99）進一步加強、拓展與非洲知識產權組織、非洲地區知識產權組織兩個區域組織的合作，力爭開拓與非洲大國知識產權機構新的雙邊關系。

（100）繼續深化地理標志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爭取實現與地理標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護國內外地理標志權利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