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習近平新常態”的應該、必須與本來

“習近平新常態”的應該、必須與本來

2014-11-15 09:35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

“新常態”，本來是總書記用于描述中國經濟的一個詞，可是近來越來越被“跨界”指稱中國政治，一些媒體更是將其合二為一統稱“習近平新常態”。這或許會引發一些討論，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新常態，為什么又能夠出現新常態。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應該”狀態反映的是對價值的堅守

一個社會決不只是人類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濫和叢林法則的簡單博弈，人們發展經濟、選擇政治更看重的是通過經濟政治的運行，實現他們理想的社會目標與價值追求。因而，圍繞特定目標和追求而呈現出來的經濟作為與政治努力就是該社會的“應該”狀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偉大的夢想，新常態反映的正是對這一價值的堅守。

我們以經濟新常態為例。告別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進入了調整盤點、穩中求進的狀態。很多人對中國經濟這一新常態很不適應，當作是力不從心的無奈之舉。其實不然，以今日中國經濟之實力，再來一個4萬億甚至8萬億的經濟刺激都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去做那樣一件飲鴆止渴的事情呢？經濟新常態恰恰表明中國在“經濟應該是什么和為什么”上弄清楚了。

經濟應該求“好”而不只是“快”，經濟發展應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而不僅僅是數字游戲，經濟發展的成果應該能為最廣大的民眾所共享，而不是變為少數人積累財富要挾社會的工具，經濟發展既要立足當下更要著眼未來，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這就是總書記所講的，“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也是李克強總理以改革為主打的“強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財政貨幣刺激。

依靠財政寬松貨幣“放水”固然能維持一時的經濟高增長，依靠廉價勞動力為世界打工也能換來天量的國際貿易順差，但這不是持久之計。我們這么大的國家，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經濟附庸。我們可以引進技術，但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引進，“關鍵技術還是要靠自己”；我們要善于運用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發展自己，可是一個大國尤其還是有獨立政治形態追求的大國，沒有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同樣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是可以用貿易換回可口可樂、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換回強大的國防、高端的產業、高素質的勞動者等大國之所以是大國的“標配”。而所有這些是慢工出細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堅守。

經濟上的“應該”自然帶來政治上的“應該”。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依法治國，從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到重申政黨理想信念，讓人民群眾不僅形式上當家，更要事實上做主，中國政治新常態方興未艾。“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總書記這番話就是對中國政治新常態最好的闡述。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必須”狀態體現的是對規律的遵循

大國復興，應該做的事情很多，必須做的事情同樣不少。“必須”體現的是對規律的遵循，無視規律一廂情愿、漠視規律得過且過是大國復興的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克服不良現象，必須化解深層矛盾，必須守住身份認同，政治新常態在這些方面同樣是可圈可點：

——打鐵先得自身硬，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社會的領導核心，先進優秀是底線要求，也是執政合法性的根基。但這些年來一些政黨成員信仰喪失、作風萎靡、行為腐化已有蔓延之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不僅政黨自身戰斗力喪失，社會認同也會消失，長期執政就無從談起。于是，以雷霆萬鈞的反腐敗從嚴治黨，就成為政治新常態的第一幕。

——改革不能變成少數人攫取財富的狂歡，不著眼于共同富裕的改革沒有前途；改革不能讓階層固化、群體隔閡。如何才能重整改革形象，積聚改革共識？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必須的。

——人類社會越走向現代化，身份認同的問題越凸顯。人類社會的技術也許是普適的，西方社會的汽車是四個輪子，東方社會的汽車沒有必要刻意用三個輪子。但是人類社會的文化價值卻不是也不能普適，否則就是現代流水生產線上的“標準品”。那么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標注“這一個”，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湮沒了自己、喪失了自我，守住、呵護并發揚自己的文化基因、價值源泉、精神家園就成為一種必須。只有保持了精神獨立，經濟、政治獨立才有了堅實的基礎，經濟政治才會真正獨立。總書記曲阜訪孔府、北京講孔子，世界各國談文化，正是要把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通過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為現代中國找到證明自己、說明自己的“軟實力”。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本來”狀態表達的是對歷史的接續

我們的一些同志在解讀“習近平新常態”的時候，往往把重點放在“新”上。新領導、新作為、新氣象當然值得大書特書，但是“習近平新常態”要義關鍵在“常”。我們之所以能把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到兩年時間的作為、面貌、氣象冠之以“新常態”，就是因為這些作為、面貌、氣象與中國共產黨奮斗90多年、執政60多年、改革30多年的作為、面貌、氣象是一以貫之的，其實就是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本來”狀態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接著做”。

在強力反腐敗，打老虎沒有最大只有更大方面，我們可以聽到當年毛澤東從嚴懲處劉青山張子善的回響；在堅持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方面，我們仿佛又看到了鄧小平當年為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的堅毅身影；風生水起的生態文明、自信從容的經濟新常態更是堅持科學發展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碩果。

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從前輩手中接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接力棒，更把他們的精神與意志、努力與作為“當作時刻不能忘、須臾不能丟的立身之本”。關于這一點，我們重溫總書記的兩篇講話會理解得更深入。

十八大后的這兩年，正逢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和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總書記都作了重要講話。對于毛澤東，他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對于鄧小平，他概括了“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坦蕩無私的博大胸襟。”這“三大靈魂”、“六大品格”確實是兩代偉人最突出的標志，但我們細細品味，認真觀察，這又何嘗不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自勉與期許，踐履與遵循？

通過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保有中國精神的獨立性，在十八大報告里寫入“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等，如果我們把這一切稱為新常態，那么恐怕更多的是一代接著一代做的“常”，是寓常于新的表述、作為與姿態。

那么，為什么我們會把這樣一種應該、必須、本來的狀態視為“新”呢？再光彩奪目的寶珠，不勤于打掃也會蒙上灰塵失去光芒；再先進優秀的群體，不保持自省也會犯無心之過。至于少數人更會通過“反常”來獲取不公平正義的特殊利益，而且日子久了“反常”會變為“正常”，潛規則大行其道，偽道理甚囂塵上，惡作為肆無忌憚。在這個時候，“常”倒反而有些新鮮和陌生了。這也提醒我們，今日中國社會在守“常”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至于稱之為“習近平新常態”，其實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對新常態所體現出來的自警、自尊、自信、自強等希望與信念的認同與呼喚，而習近平正以其鮮明的個人風格給了中國社會這樣一種希望與信念。

第二篇：習近平談新常態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江治強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構建設想和路徑

導讀：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構建設想和路徑，【摘要】基層社會治理是加強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場域之間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層”，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孕育著巨大的潛在動力，這種動力顯然來自于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之間持續不斷地互動、碰撞與扭合，從社會協同的角度看，基層治理機制體系建設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機制、公共事務民主協商機制、多元治理主體協，【關鍵詞】社會治理，以基層群眾

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構建設想和路徑 江治強①

【摘 要】基層社會治理是加強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場域之間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層”，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區層面，在農村主要是鄉鎮、村層面。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孕育著巨大的潛在動力。這種動力顯然來自于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之間持續不斷地互動、碰撞與扭合。從社會協同的角度看，基層治理機制體系建設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機制、公共事務民主協商機制、多元治理主體協作機制、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機制等方面加大力度。【關鍵詞】社會治理；基層社會治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以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為載體的基層民主實踐得以長足發展，并在組織和引導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諸多原因，我國基層社會治理良性機制的構建仍處于瓶頸狀態。探討當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并對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建構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無疑是當前的一項重要研究任務。

一、社會治理的生成邏輯

社會治理作為一股思潮產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但究竟何為社會治理并無一致認識。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②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學者俞可

平認為，“治理”主要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不僅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按照上述釋義，可見“治理”主要存在于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中，與“統治”相比，“治理”更多地注重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強調治理主體與被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從這一點看，“治理”的實質是對公共事務決策權的制度安排，也是對傳統政府絕對強權的一種挑戰。治理理論產生于對國家與社會兩者關系的認識。在討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有一種假設：人類需要的演變和發展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從二元分立，愈趨發展為交叉互補的關系。尤其到了20 世紀，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持續碰撞中形成了一個中間場域，即所謂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這個領域的公共事務反映人類共同需要，從而在整體上和長遠上，有利于社會的良性運行和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公共場域中，江治強（1976年－），男，山東濰坊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員。②通訊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北河沿大街１４７號，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郵編１００７２１；電話：*** ② 轉引自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 年第1 期, 第22 頁。

國家權力的“統治”和全面滲透有可能出現代理失靈或權力尋租問題，因而社會自治權的崛起呼吁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三是這個領域的公共事務單純放手交給社會，既有可能陷入“奧爾森困境”，也有可能在公共事務治理中擴展秩序的形成將造成社會公平的損失，甚至會帶來社會自治權與國家統治權之間的對抗。社會治理理論的提出就在于解決在公共場域如何協調“社會制約權力”和“國家適度干預社會”的良性互動問題。在治理視角下，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將有利于對政府的理性行為施加約束，使之適應公益性的責任要求，在政府與社會之間架起一座利益均衡與良性互動的橋梁，從而有利于公共事務效率的改進。

二、當前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基本形勢

在中國，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場域之間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層”，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區層面，在農村主要是鄉鎮、村層面。長期以來，在中央集權模式下，國家權力在基層全面滲透，形成了國家權力層層下移并依托鄉鎮（街道）政權、企事業單位和高度行政化的基層自治組織運作的社會管理格局。中國在持續推進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中，社會自主空間日益擴大，社會力量的民間化也日益明顯，社會主體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社會越來越趨向于按照社會的、經濟的原則而不是政治的原則進行組織和運作，這一“社會”崛起的趨勢正在呼吁在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中擴大社會參與。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孕育著巨大的潛在動力。這種動力顯然來自于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之間持續不斷地互動、碰撞與扭合。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正在推進的政社分開與政府職能轉變改革，使國家權力從基層事務中逐步收縮，基層政府與社會自治組織之間的權責邊界逐步清晰，同時基層自治組織行政化趨勢仍未根本改變，鄉鎮（街道）基層政府負擔仍然偏重，行政職責普遍存在向城鄉社區轉嫁。界定基層政府與基層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使行政權與自治權實現良性互動仍是基層社會治理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務。

其二，社會自治組織、民間組織蓬勃發展，進入到社會治理框架內的治理主體更為多元，各類社會組織迅速產生，由此提升了人們在公共事務決策中的參與性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但是社會組織發育相對滯后，同時具有較強的行政化色彩，富有公信力的社會志愿機制尚未形成，尚不足以承擔政府剝離的社會職能，也不具備協同政府擴大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功能，從而決定了推進基層自治組織、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培育具有與政府組織同等能力的社會組織，成為發展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核心要素。

其三，基層治理中政府承擔有限責任，國家保障基層群眾依法享有自治權，基層自治開啟了中國社會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同時，基層民主實踐中仍然存在群眾權利意識不足、基層民主流于形式等問題，基層社會中的精英分子在發展社區公共服務、村改居、城鎮化等過程中通過左右選舉、與市場化主體合謀等方式侵害群眾利益，以及壟斷、占據和揮霍基層群眾所有的公共資源，已造成基層社會矛盾叢生。基層治理機制的形成，必須考慮如何擴大群眾的自愿參與，使公共事務的管理與基層群眾利益之間建立內在根本聯系，以此調動群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其四，城鄉一體化的迅速發展和國家對人口控制的放松，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流動，隨之產生的問題是，進城務工人員、流動人口等城市邊緣群體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和屬地化的社區管理體制之外，特別是一些城市中的“城中村”處于城市管理體制的“真空”地帶，城市居民享有的權利和各類社會保障服務，這些城市“邊緣人”作為公民該享有卻無法享有，同時也被動地放棄了合法的基層民主政治權利；同時農村人口流出地造成的“空殼村”也使基層民主實踐陷入困境。這些問題尚未有現成的制度安排予以有效應對。

三、基層社會治理機制構建的總體構想 在中國特定語境下，所謂基層治理機制，是指在當前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訴求與維持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下，基于社會穩定的需要，由政府與社會合作管理基層公共事務的一種組織協調機制。

基層治理機制的良性運行主要表現為：政府在基層實施有限的行政管理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廣泛參與性的基層民主實踐使公共事務納入協商民主決策程序；基層各類社會力量在規范、協調和服務的過程中發揮基于自身功能的作用。從社會協同的角度看，基層治理機制體系應當包括四項相互關聯的內容： 第一，居民公共需求整合機制。基層治理的邏輯起點是對社區居民公共訴求的回應。只有整合個體意義上的公民的公共訴求，才能實現將社會公眾從治理的客體轉變為治理的主體。公共訴求的整合在于使個體的、分散的基層群眾訴求，通過向正式制度和組織的輸入，從而轉化為由不同治理主體解決的公共議題。訴求整合機制的構成要素包括：一是依法保障基層群眾理性合法表達訴求的權利，建立需求反饋系統，使轄區任何公民都有公共需求、合法權益的表達權，尤其是利益相關方和常住流動人口的訴求能納入公共決策程序；二是建立評估系統。基層自治組織將匯聚、篩選后的訴求信息進行需求分析，確定需求類型和程度，并組織和引導群眾參與基層公共事務的協商決策；三是基層政府機構和黨組織在整合社會利益方面發揮導向與引導作用，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真正成為反映群眾訴求、規范自身行為的有效載體。

第二，公共事務民主協商機制。公共事務關涉社區居民共同利益，對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問題和公共需求，應先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點，以形成群眾共同的意見。兼顧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形成，需要社區公民通過自由而平等的對話、討論、談判、審議等方式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定，即所謂民主協商機制。民主協商機制由民主聽證制度、協商對話制度、民主議事制度、村務公開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構成，這些不同制度通過自治組織的支持和相關制度的配套實施，形成規范有序的協商決策程序，以此成為基層治理的目標和準則。第三，多元治理主體協作機制。一種良好的治理模式需要不同治理主體之間達成協作機制。協同治理的理想化模式是，政府以追求社會穩定為直接目標，運用其他主體所不具備的資源，在社區層面實施基本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行政管理事務由相應行政管理機構承擔，并通過職能整合的綜合性行政機構在提供服務中實施管理；基層自治組織通過反饋信息、反映民意訴求等方式，協助行政管理在基層落實，但不承擔具體行政政策的執行責任，而是在憲法框架下，組織群眾以民主的方式協商解決基層公共事務；村社范圍的公共服務，對屬于政府職責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推行政府購買服務，對于非基本公共服務，政府重在搭建公共服務平臺，引導社會參與，以市場化方式滿足社區居民需求。不同治理主體基于不同的價值、目標和行動在參與、處理基層公共事務的動態互動過程中達成彼此協作。基層政府機構與自治組織之間主要是功能互補性協作，政府機構與社會組織（包括市場組織）之間主要是管理性協作，自治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主要是契約性協作。不同治理主體的協作共治機制就在不同治理主體尋求角色和功能實現的過程中，通過權力互動和資源交換的方式動態形成。第四，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機制。在對基層政府應擔負的職責和公共服務性質進行科學界定的基礎上，針對公共服務的不同性質建立相應的供給模式。政府行政事務與社區居委會的職責相分離，行政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事項由基層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負責；凡城區、街道、鄉鎮職責范圍內基層公共服務事項，不得向基層自治組織或社區組織延伸和轉嫁；自治組織和社區組織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和公共服務事項，推行政府購買服務或實行“權隨責走、費隨事轉”原則，由公共財政確保業務經費和工作經費。社區公共服務推行“一站式”服務，并注重專業化、標準化、品牌化、連鎖化經營，社區居民、駐社區單位共同參與社區服務評估，監督社區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根據上述單項機制設計思路，從公共需求的識別、整合到公共決策的達成，再到治理主體責任分擔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形成，構成了一個基層治理機制循環系統，而實現這一系統良性運行的關鍵在于系統內部結構功能整合的成效。

四、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建構路徑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職責明晰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一是科學界定基層政府的基本職能。應當對不合理的政府職能設置進行優化調整，使縣級以下基層政府切實承擔面向公眾提供經濟性公共物品和社會性公共服務的職能，尤其需要弱化縣級政府和街道目前所承擔的宏觀調控和經濟發展職能，推動基層政府職能轉變。同時將基層政府不應承擔和可以不承擔的事務推向市場和社會。二是增強鄉鎮街道行政管理權。從便于加強社會管理的角度出發，適當將縣區政府掌管的行政審批權下放到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使鄉鎮、街道從原來只注重“抓事務、抓收費、抓應付上級檢查”，向解決實際問題和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轉變。下放到鄉鎮、街道的事權應精當適度，同時既要解決一些地方機構臃腫、人員超編的問題，又要解決有些地方工作力量不足、職能不到位的問題。三是理順基層政府（派出機構）與城鄉自治組織之間的職責關系。按照精簡“條條”、理順“塊塊”的原則，減少或取消與縣（區）級政府職能部門對應的鄉鎮（街道）部門，推行大部門制，整合街道辦、社區工作站和上級職能部門在基層的行政性延伸部門，避免機構重復、多頭管理，提高行政資源整合化程度；妥善解決街道辦職能與社區職能高度重疊的問題。四是創新社會管理和服務方式。通過合理區分行政管理、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事業，實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行政與公益性的事務，要強化政府職能，經營性的，要逐步推向市場。有些公共服務可以通過委托代理、向市場購買服務等方式，讓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的供給。第二，培育獨立的社會治理主體。中國具有為數眾多的基層自治組織和各類基層社會組織，只有這些社會組織成為群眾參與的“組織者”、群眾訴求的“反映者”、公共事務的“決策者”，擔當起社區“當家人”角色，社會治理機制才能真正形成。當前應當堅持放權、規范、引導的原則，切實解決基層自治組織自治性不夠、社會組織參與性不足的問題。

一是增強基層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和自治能力。加強基層自治組織自治能力建設，首要的是通過立法及政治改革進一步改變行政權力侵蝕自治權力的問題。應限定政府的行政權，建立行政權不能干預自治權的監督、考核機制；增強村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貫徹執行的強制力，防止用行政手段干預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內的事情和隨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達指標和指令性任務。同時要增強自治行為的法律約束，規范自治權和自治邊界，真正尊重和保障居民的自治權。特別是應當授予社區公共資源由社區民主協商解決權，在達成了一致意見和保證公平的基礎上，鼓勵基層自治組織動員社區資源，逐步提高依靠自身獲得資源的能力；同時政府應當采取“費隨事轉”的方式轉移部分資源給基層自治組織，使基層自治組織在承擔政府轉移職能中獲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相應資源。要明確村級黨組織與村委會的關系，保證村委會的選舉和日常運作真正體現村民的意愿。二是培育獨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出現是社會自主化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自發秩序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組織載體。社會組織要在組織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中發揮更大作用，必須從根本上推進“去行政化”變革，使其實現真正成為獨立于政府行政部門的社會實體。應當在分類管理的前提下，全面推行社會組織取消業務主管部門，采取直接登記的管理體制；推進社會組織與行政部門脫鉤，禁止行政人員在社會組織內任職，消除社會組織的官辦色彩，理清社會組織與政府權力邊界。對于不具備登記條件的基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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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常態下應該如何作為（共）

新常態下應該如何作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呈現出了一系列發展的“新常態”，既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立足崗位，振奮精神，主動作為，履職盡責，用實際行動推動各項工作上新水平。

一是要堅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決定了政黨的生命長度和厚度。理想信念的力量，是無形而巨大的。廣大黨員干部必須自覺繼承和發揚黨的優秀傳統，堅持“革命理想高于天”，樹立崇高的理想，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志愿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而努力、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廣大黨員干部的職責所系，更是實現人生價值所在。能否牢記宗旨、心系群眾、服務人民，是衡量領導干部是否合格的試金石，也是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進行取舍的關鍵點。“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廣大黨員干部要始終牢記宗旨，自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價值取向和衡量尺度，致力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三要求真務實，推動發展。黨的一切工作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發展，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在實際工作中，廣大黨員干部要認清大勢，把握趨勢，堅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求真務實、不玩虛招，真抓實干、不務虛功，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到研究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重大問題上，放到研究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緊迫問題上，創造出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歷史的業績。

四要敢于擔當，履職盡責。領導就是責任，當官必須盡責，權與責從來都是相依相隨的。擔當大小，體現一個干部的胸懷、勇氣和格調，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林則徐有句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就是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講真理不講面子，講原則不和稀泥，敢于正視問題不回避、承擔責任不推諉、直面矛盾不上交，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急關頭豁得出來，不當“太平官”、不做“老好人”，為黨盡忠，為國盡責，為民奉獻。

五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潔。當今世界，人的價值理念多元碰撞和交鋒，金錢的崇拜令心志幾近頹喪，誠信的丟失使社會滑向畸形。一個干部最后的成敗，往往取決于是否恪守“清廉”二字。“萬分廉潔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廣大黨員干部要自省、自警、自重、自勵，保持高尚的情操，為官從政把住一個前提：不謀私，守住一條底線：不腐敗，練就“百毒不侵”之身、“金剛不敗”之軀，在物欲橫流面前始終保持恬淡寧靜的心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事業重如山，視名利淡如水，懷一身正氣、灑兩袖清風，老實做人，干凈做事，清白為官。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新常態”下要有“新作為”，不是放在嘴上說說而已的，必須靠各級黨員干部切實將責任扛起來，將工作做起來，用實際行動和務實作為迎接新的更加嚴格的“考試”，為我省“建成支點、走在前列”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第四篇：適應新常態必須樹牢問題導向

適應新常態必須樹牢問題導向

總書記指出:“要牢固樹立問題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維和工作方法,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生動體現。當前，經濟政治進入新常態，傳統慣例都會被打破，新的規則都要逐步適應。作為領導干部特別是執政一方的縣委書記，要主動適應和把握新常態，必須樹牢問題導向，堅持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先解決什么問題，著力在問題的癥結點和關鍵點上下狠功、做實功。

解決好態度問題，適應“為官不易”之常態，破除“為官不為”之病態。態度決定思想的高度和行動的力度。以什么樣的態度去認識和適應新常態，直接決定了工作的成效。特別是新常態下，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更加堅毅的決心和勇氣全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把干部作風建設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一些干部開始抱怨“為官不易”“官不聊生”，甚至出現了“為官不為”的“懶政、荒政”現象，是非面前不表態，矛盾面前不敢上，風險面前不敢闖，失誤面前不擔責。抱怨“為官不易”，實質是一種權力觀的錯位、宗旨意識的淡薄，更多的是心態使然，而“為官不為”更折射出病態心理。總書記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明確指出，“現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于寬、失之于軟，不存在嚴過頭的

問題。”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這種“為官不易”的狀態必然成為從嚴治黨下的常態。適應好這一常態，首先就要解決好態度問題。中央出臺各種禁令，反對各種不正之風，為的就是促使各級干部端正自己的心態，擺正自己的位置，回歸黨員干部的本色與本位。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認識到權力的本質是責任，權力的本色是為民，牢記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對權力有“敬畏感”，始終把握權力行使的正確方向。要落實好“三嚴三實”要求，既廉又勤，既干凈又干事，對為官不易感到壓力，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只有這樣，做人為官才能有肝膽、有擔當。

解決好方法問題，找到過河的“船”與“橋”，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特別是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由過去傳統粗放式高速增長轉變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拼政策、拼資源的老路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宏觀形勢和政策走向倒逼我們必須既要趕超，又要轉型。但同時應該看到，新常態下，機遇平等、規則公平，每個地方幾乎都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甚至作為欠發達地區還具有巨大的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潛力和優良的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后發優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既要明確“過河”的目標方向，又要解決“橋或船”的問題，深入研究并積極采取有力舉措，把經濟的“新常態”變成跨越趕超的新機遇。要堅持目標導向。按照中央經濟工作“調速不減勢”的要求，堅

持以增長質量倒推發展速度，認真研究和確定新常態下有利于提高增長質量的經濟指標，牢牢鎖定目標不放松，做到一切工作圍繞完成目標轉，一切決策圍繞完成目標出，一切措施圍繞完成目標定，不達目的不罷休。要堅持精準發力。抓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更多依靠改革的辦法，運用市場的力量，有針對性地實施“噴灌”“滴灌”：在新興產業培育上，改變過去“挖到籃子就是菜”的觀念，瞄準科技含量高、產業層次高的項目；在招商引資上，改變過去靠土地、靠稅收優惠、靠鼓勵政策換項目的辦法，通過夯實產業基礎和打造服務環境引資引智；在抓縣城建設上，更加注重信息化和城市化的高度融合；在扶持民營經濟上，進一步健全完善支持創新的政策措施，加快科技創新、企業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和品牌創新步伐。要樹立底線思維。堅守發展的底線，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有充分的預見和準備，把體制轉型、政策調整帶來的一切不利因素轉化為加快發展的動力，全力以赴保質量、保增長、保運轉。堅守穩定的底線，對影響穩定的主要風險點進行深入評估，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堅守民生的底線，優先保障民生投入，優先安排民生項目，優先解決民生問題。堅守法紀的底線，始終牢記法律紅線不可觸、法律底線不可碰，把政治安全牢牢地攥在手里。

解決好環境問題，正確處理“魚”與“水”的關系，打造風清氣正務實干事的政治生態。眾所周知，水質的好壞決定了魚的生存環境。“魚”好比黨員干部，“水”就是政治生態，如果一個

地方的“水質”出了問題，那么在里面生活的“魚”也會出問題。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可見，“水至清則無魚”不適用于黨的從政環境，政治生態必須做到“一塵不染”。要樹立正確用人導向。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導向，重用能干成事、公道公正的干部，把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標準。特別是對那些抓項目有本事、有功勞的干部，抓項目有狠勁、有韌勁的干部，抓項目有癮、著迷的干部，要打破年齡、資歷框框，不拘一格地重用起來，讓干凈干事的人有舞臺，讓“為官不為”者失去市場。要落實好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牢固樹立“搞不好發展是失職，搞不好黨風也是失職；發展搞好了是政績，風氣搞好了也是政績”的理念，像抓經濟社會發展那樣抓黨風廉政建設，特別是各級黨委要盡到組織領導、教育引導、匡正風氣、監督管理、以上率下“五個責任”，把打造良好的從政環境作為領導干部的任期目標來抓。要堅持從嚴管理干部。認真抓好正風肅紀專項整治，從細微處入手，把每一項措施都認認真真地落到實處、堵塞漏洞、確保實效。堅持標本兼治，對吃“空餉”、鄉鎮干部“走讀”、公車私用、婚喪事大操大辦等問題，要嚴格落實好制定出臺的各項制度，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要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嚴格執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財務、干

部人事、行政審批、公共資源交易、工程建設招標等制度，加強對管錢管物、執法執紀、宏觀管理部門和人員的監督和責任審計，確保權力規范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要大力弘揚實干作風。倡導講規劃、講規則、講規范、講規矩的“四講”風氣，大力弘揚實干主旋律，圍繞招商引資、項目建設、改善民生、維護穩定等各項重點工作，用“錘子釘釘子”的精神意志，一步一個腳印地把工作落到實處，在全社會營造務實實干的良好氛圍。

第五篇：我與新常態演講稿

跟上發展大時代

尊敬的各位評委、同志們：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跟上發展大時代。

今年正月初五晚八點，蚌埠高鐵南站，當拖著大包小包的我從遠方歸來，搜盡全身上下準備尋找一枚硬幣坐公交的時候，一聲“春節公交免費”讓我的內心陡然之間暖意融融，這是政府帶給市民的實惠，也是母親對游子的關愛。“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在歷史的長河里，眨眼間21世紀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發展大時代已經到來，今天，在面對全力向“中國夢”邁進的偉大祖國，面對正轟轟烈烈開展“五新大討論”活動的家鄉蚌埠，我們都在進行一場名為“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考試，我能為祖**親做點什么，我們能回報家鄉蚌埠一點什么？

如果說新常態是一種挑戰，那么它需要我們勇敢面對；如果說新常態是一種進取，那么它需要我們不斷開拓；如果說新常態是一種道理，那么它需要我們為之拼搏；如果說新常態是一種呼喚，那么它就是我們跟上這個大時代的印戳。

跟上大時代，xxx人在努力，xxxx就是指引我們奮斗的方向；跟上大時代，xxx人在思索，xxxx就是我們一切行為的基石；跟上大時代，xxx人在奮進，xxxx就是我們日常工作的要求；跟上大時代，xxx人在拼搏，xxxx就是我們給出的答案。

而我，作為一名普通的xxx人，在黨校這個環境里，也有自己的堅持；在適應新常態的大潮中，也想貢獻出自己的一點力量。尤記剛到xxx時，領導對我的諄諄教導；尤記剛開始接觸部門業務時，同事對我的點滴幫助。隨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事務性工作，我本以為自己的心已經冷了下來，往日的激情已逐漸消退。但就在適應新常態的當下，我仿佛看到了十幾年來各位老師一步一個腳印，始終在黨校三尺講臺耕耘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四年前為了籌備xxxx考試，全校上

下連軸轉，有的同事為了考試順利推進幾天不合眼的激情；我仿佛看到了近兩年來黨校人沿著xxxx步伐，努力爭創全國先進地市級黨校的勇氣；我仿佛看到了這幾個月來，為了xxxx，領導和同事們群策群力，不畏艱難的決心。這就是xxx的新常態，也是xxx發展的大時代。

我愛這xxx，微笑的模樣，溫柔中堅強，始終把手放黨的心上。我愛這xxx，起舞的模樣，如清澈陽光，照亮你的心房。我愛這xxx，安靜的模樣，無論在何方，守望著干部培訓的夢想。我愛這xxx，驕傲的模樣，用理想做翅膀，傳播信仰的力量。

揚帆可遠航，耕耘可收獲。偉大祖國正在騰飛，家鄉蚌埠重返第一方陣的號角已經吹響，同事們，同志們，讓我們在面對新常態的考試中甩開膀子，跟上xxx發展大時代，跟上蚌埠發展大時代，跟上祖國發展大時代。